超级军网日本转换外交机轴——回归亚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48:42
日本转换外交机轴
——回归亚洲,《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Repositio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Moving Towards China
赵葆珉
[摘要]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冲突与对抗为特征，但战后以来中日国家力量的成长开始形成良性互动。日本外交日趋独立正在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中日经济融合与政治和解可能使东亚摆脱百余年冲突与对抗的困扰，实现区域自决。
[Abstract]East Asian politics since Modern Time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nal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ut after World II, Sino-Japan strategic interaction was well-matched. Japan’s independence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American Asian-pacific military system. Sino-Japan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may rid East Asia of its century-long confrontation and pave the way for regional determination.
[关键词] 中日和解；美日裂痕；日本崛起；日本抉择
[Key words]Sino-Japan Reconciliation; Japan-US Rifts; Japan’Rise; Japan’s Choice
二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和平国家。但两大阵营的持续对抗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复兴。今天的日本在内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外开始疏远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吉田主义。日本正在重获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在美日同盟出现裂痕的时候，中日经济日益融合，政治上逐渐和解，小泉时代困扰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亚洲经济主导权竞争、民族积怨等都已远去。中日两国并立为传统东亚秩序的两大支柱，它们代表并体现东亚的主体性与本土力量。在东亚区域内，中日从未同时崛起过。在同一时代中日同时强大，将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日趋获得战略独立性的日本将如何抉择，成为重塑巨变中的亚太权力格局最深在的力量源泉之一。日本的国家抉择构成日本挑战。
中日关系的复归
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的冲突与对抗为主轴。中日冲突与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特征，伴随着日本百余年历史的全过程。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国家的致命内伤，日本的立国基础因此始终处于危难之中。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舞台上曾二次崛起，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军事立国，企图武力整合东亚，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结果陷入东西方力量的联合夹击。日本帝国的迅速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的日本挟经济的强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寻求大国自主外交，最后以泡沫经济破裂、美日同盟重新定义而结束。日本寻求国家自立的努力发生在鸿沟分明的两极体制下，日本不能借助敌对阵营的强大力量以平衡美国的压力。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日本始终不能确保国家拥有可靠的未来。
中日结成战略盟友、联合自强的思想在近代的日本也曾昙花一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东亚的自然秩序。中国在内部腐败和外来军事打击之下开始衰落，位于亚洲权力边缘地带的日本也深陷危机。中国衰落和列强压境引起日本强烈震撼。从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中日合纵，共同抵御列强的主张。“日清提携论”认为，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沉沦，中日应联合起来，相互扶助，共同驱走西方殖民者。[1]日本开国之后，一篇题为《国防私论》的文章，认为东洋各国现在正当“欧洲侵略主义”之冲，要抵抗这种侵略，必须依靠中日两国的“合纵同盟”，必须“互忘恩仇”。1877年，曾根俊虎组织“振亚社”。振亚社在“今欲振兴亚洲，唯合纵一策耳”的观点上达成一致。[2]68-69
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地缘上唇齿相依。地缘与文明血缘的力量决定了中国在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核心地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大陆政策，也具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认为，中国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关系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吉田茂曾说，中国当为日本国民活动之天地，实业界恢复繁荣的基础。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殖民地中国是日本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2]187他说：“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时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这也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2]187日本不具备大国的权力基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以中国的资源和人力确立抗衡西欧列强的权力基础。日本追求超出国力的飘忽目标，失败是必然的。
东亚两个主要大国间的持久战争与冲突，也就决定了东亚政治的走势。日本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以邻为壑，自相鱼肉成为必然之势。日本固然不能遂行并吞中国的目标，而中国的复兴进程也一再被打断。中日不能形成合力，也就葬送了东亚中兴的任何机会。列强环伺下的中日对抗，注定了没有胜利者。当两股力量陷入殊死搏杀的时候，它们受制于第三力量。东亚的权力旁落，力量均势的主宰地位，拱手让给外来势力。日本是近代东亚最富有生机的力量，不能连东亚被压迫民族为一体，确立坚实的复兴基础，这是日本失败的最深在的原由。日本一面抗击西方强权，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维持国家的独立，追赶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对中国无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种战略上的绝望决定了日本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近百年的衰落，民族生存被逼到绝望的边缘，而日本遭受灭国之灾，至今不能摆脱外来军事占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种对抗和冲突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权力消长的枢纽。中国通过战争实现了国家民族的复兴，日本则回归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衰落和崛起永远都是东亚历史中最壮观的事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衰亡使传统的东亚世界深陷危机。中国的复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之后另一个文明实力中心突破列强的权力格局，它永远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中国的复兴同样改变了东亚的权力格局。日本在东亚的权力重组中再次被边缘化，东亚开始回归固有的权力秩序。二战后美国取代西欧列强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但美国的主宰地位是不完全的。中国在亚洲心脏地带复兴所带来的压倒性的道义感召力使美国的军事胜利相形见绌。经过二战，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东亚民族复兴，重新撑握自己的命运，它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以及对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意义，远大于美军穿越大洋所进行的那些惨烈而壮观的激战。美国在政治上是大输家，它对东亚的控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从昔日欧洲列强的权力巅峰后退了。
二战后中日关系受制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但中日力量的成长在冷战体制下形成良性互动。新中国诞生和朝鲜战争后中国以大国的姿态进入全球格局，使冷战军事对峙的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因此结束了被占领的地位，以从属的形式编入了美国的亚太军事体制。1947年戴维斯写到，应促成“出现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可靠盟友的日本”[3] 1948年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宣称，新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日本“起到可以防御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4]道奇1949年在国会作证时说，事态的倾向“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5]中国崛起成为日本命运再生的起点。朝鲜战争同时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日本经济界公认，没有朝鲜战争“日本绝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6]越战是朝鲜战争的延续，中美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对撞再次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向纵身发展。如岸首相所说，“东南亚现在成为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可以“确保复兴了的日本经济的市场”。[7]
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日本日益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东亚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以越战为分水岭，美日关系的实力基础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经济迅速成长而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在争霸中丧失战略主动权，被迫借助日本等盟国的力量抑制苏联的扩张。日本经济外交则填补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收缩而出现的安全真空，日本的战略地位由此得以提升。1973年尼克松说，“日本的兴起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事实”，“日本也不再是一个在更广泛的外交领域依赖美国的区域性太平洋国家”，日本已成为稳定国际体系的“重要决定因素”。[8]同盟内部美日力量的消长助长了日本的独立倾向，美国与日本的关系需要重新塑造，以反映日本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经济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是，日本可能在东亚地区成为第三力量，从而打破中美对峙的两元结构。尽管依然被束缚在美国的同盟框架中，客观上日本成为牵制美国的潜在力量。
战后以来的东亚历史掩盖了一种压倒性的地缘政治潮流：代表东亚主体性与本土权力的中日两国力量持续上升，构成真正东亚历史的主线条。六十年代中国开始摆脱与苏联的同盟，确立大国独立外交，而日本也展现出独立的外交姿态。72年中日两大民族和解，其意义超出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框架，是东亚新生的起点。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中国解除了数千年传统的北方边患，美日同盟则失去维系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日渐兴起，而日本也再次得以提升在美日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在东亚本土力量与区域外力量的权力对比中，权力转移的趋势已确定不移地向以中日为代表的本土力量倾斜。与中国一道，日本正在成长为21世纪东亚的新力量。作为两个主要大国，中日在它们之间，拥有力量决定东亚的未来。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东亚重新进入自己的时代。中日面临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重构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机遇。
趋向独立的日本外交
战后美国主宰东亚安全格局，美国的主宰地位依然建立在冲突的中日相互制衡上。美国的东亚政策需要一个对抗和分裂的中日。战后美国权势历史性地进入东亚，乃是借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消耗了日本帝国的元气。中日之间的生死战争为美国插足东亚提供了战略机运。冷战初鸿沟分明的两极对峙使中日被迫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这种情形加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对中日实施分而制之的权力制衡提供了天然便利。72年中日修好是由美国主导的，中日并没有完全的战略独立性。冷战后美日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疑虑重新加强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东亚的主要遏制对象随着中日力量的消长而变化，但分化中日，保持美国在这一生机勃勃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
美国在新世纪将继续采取对东亚的主宰战略。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使日本继续以战败国的地位存在于美日同盟中。1995年的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主张，以军事力量和同盟体制为基础继续确保“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9]布热津斯基曾宣称，如果美国撤出东亚，那么国际格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混乱。美国驻军东亚的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干扰美国在亚洲追求其利益的敌对霸权国家。”。[10]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冷战结束并未解决东亚存在的主要地缘政治分歧”，因此，“美国可能需要继续扮演东亚地区离岸平衡者的角色”。[11]美国战略家一相情愿的认为东亚国家不会超越历史积怨，而日本也不需要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我们在东亚的存在，既给了日本一个确保它生存的框架，也给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类似的框架。东亚很多国家不想看到一个庞大、活跃的日本军事机器。但如果日本的军事力量存在于美国提供的框架内，它们就会觉得舒服些。”[12]
日本是美国帝国体系的支柱国家之一，为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战略支撑。因为美国威权衰落，被美国磁力吸引到一起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被迫重新战略定位。日本战略独立性增强正在成为美国东亚体系中最不可预知的变数。日本借助中国崛起所带动的区域力量重组，大步突破战后体制，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迈进。日本日益增强的战略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美日同盟向着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演变；多极化进展使美国的力量日益被牵制，美国被迫借助日本的力量以稳定其东亚战略；日本经济力量向政治和军事优势转化，对美安全依赖失去合法性。如美国学者马斯坦杜诺担心，“美国将其优势转化为长期霸权秩序的能力，将在东亚受到严峻考验。”[13]与美国的目标迥异，日本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日本出口工业品和资本，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日本不具备采取进攻性国家战略的权力基础和内在经济驱动力。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战略基石的价值大大降低。
中日和解与经济融合有可能促成中日向政治上结成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中日两国同处于东亚的地理与文明范畴中，经济和地理的法则正在对中日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国际贸易强化了地理上临近国家的经济融合，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以中日的经济融合为核心，东亚正在变成统一、自主的强大区域经济体。经济融合正在将中日推向相互接近、长期合作的道路上。中国正在实现经济的跃进，日本在政治上寻求发言权，中日两国以经济融合消弭政治对峙。“平行发展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14]利益的融合可以促使曾经发生过残暴战争、长期相互敌视的国家建立广泛、深入的共同体。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促使中日从金融领域加强合作，向世界展示亚洲的力量。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中日两国开展互利双赢合作是时代的要求，日本将与中国一起实现共同繁荣。[15]
地缘政治分歧减弱正在降低东亚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倚赖。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其地缘政治结果就是在东亚区域，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被冲淡。以中日为核心日益融合的东亚经济，不由自主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东亚正在构筑新的对话机制和新的合作框架。胡锦涛总书记与日本福田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确认，长期和平友好是双方唯一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战略互惠作为中日关系的前进方向写入政治文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撰文指出，美国的单极统治及其经济基础--全球化正在终结，国家之间各自的利害关系将是今后国际局势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而日本必须把实现防卫及安保自立作为今后的重要国策。[16]美国《商业周刊》载文“日中逐渐靠近”，文章指出日本的对外政策可能将逐渐独立于华盛顿之外，而中日联合最终会对美国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起到制衡作用。[17]
日本正在经历脱美的潮流。美国在日本存在的首要动机是美国的利益，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结构性对抗的最深在的原因。日本走向自立的势头含蓄一些，但它展现了真正的自主行动能力。日本媒体指出，安倍内阁诞生后“力图摆脱二战失败带来的束缚，一方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则努力建立更具互惠性的美日关系。”[18]美日同盟的基础正在从“利益结合”转向“利益交换”，两国的地位开始趋向“平等”。[19]日本作为岛国，一直对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往往隐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与求新图变的冲动。随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破局，美国政府似乎已从决心控制日本的立场退却。2007年2月，以阿米蒂奇为首的美国外交安保小组发表报告表示，美国欢迎日本修改宪法，增强安保力量。4月，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布什明确同意美日同盟向着安培首相倡导的“摆脱日本战后体制”的方向发展。[19]
美日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推动日本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正在显示作用。如美日双方近年围绕驻日美军整编交涉激烈，美日关系因朝核问题的立场不同而产生裂痕。[20]日本《每日新闻》2007年8月文章，认为自民党参院选举惨败后，美日同盟出现变质迹象。日本民主党主张“世界事务在联合国决定”，与“追随美国”保持距离。[21]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同年9月文章题，亚洲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出现与美国保持距离势头。作者塞缪尔斯指出，日本国内出现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他说，“日美同盟瓦解不是令人乐见的选择，但认为日本应该抱有这一选项的看法逐渐在扩大”，随着日本逐渐远离经济立国的吉田主义，日本的主权独立问题“也许会出人意料地被早早地提上议事日程。”[22]
现存东亚安全体制是冷战的产物，日本对美外交一边倒是冷战思维，当作外交方针似乎过时了。战略滞后使日本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上正在被边缘化，日本在向美一边倒与融入亚洲之间不断摇摆。世界局势的变化，恰好是构筑新战略的绝好时机。日本立教大学高原明生教授2004年提出，在现有的美日双边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框架，如此，“日本将既不完全倚赖美国与中国对抗，也不靠加强同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的联系与美国对抗。”[2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1月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强调必须修改和平宪法，加强美日同盟，同时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24]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也指出，未来日本外交应并重美日同盟与日中协商，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25]让日本成为中美之间独立力量的计划似乎非常切合实际，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使日本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未来日本外交将如何兼容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同时继续维持美日同盟作为外交机轴路线呢？
日本以被征服的民族存在于美国的战略体系中，日本只有两种选择：继续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日本战略地位的增强为日本打开了广阔的政治回旋空间，日本工业实力足以自立，中美之间新的威慑平衡给了日本更为自主的外交灵活性，日本似乎只需要政治意志来提升防卫力量以达到真正的自立。事态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日本“新福田主义”外交开始突破战后以来根深蒂固的对美外交一边倒。福田以同等重视亚洲与美日同盟的“共鸣外交”来显示日本的独立存在，包含了与亚洲加强关系的强烈愿望。它认为，随着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体制消失，除了美日同盟，日本与中国等亚太国家构建共同体的机会已经来临。[26] 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主张，日本因没有自己坚定的主张而总是被随意左右，美日同盟“应当是对等的伙伴关系。”[27] 这些主张强调了日本的主权独立，将使日本逐渐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香港《大公报》文章指出，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日本“外交之根”将回归亚洲，特别是中国。[28]在目前旷日持久的两党政治争夺中，日本民主党拥有在新大选中胜出的最佳良机，民主党领导的新内阁将可能推行脱离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日本外交和安保方针的重大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证明，中日两国单打独斗都无法保证两国拥有可靠的未来。战后中日地缘政治互动的现实表明，中国不但不是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一直是促使日本走向复兴的力量。没有中国的战略制衡，美国不会容许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放松对其控制。中国在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越来越成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一支平衡美国的力量。冷战后美国势力空前扩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是东亚的主宰力量，东亚各国联合自强成为头等政治需要。战后以来中日权力消长形成良性互动，隐示着中日之间存在某种战略协作的可能。实现历史性和解，永远消除百余年来支配东亚政治、引起战争冲突的中日对立，将东亚的复兴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绝对需要中日从政治上联合起来，非走这条路不可。中日两国的政治联合与战略互信必然会遇到重大困难，历史宿怨会反复作梗，但这势在必行。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天然成为陆海力量交汇的锋线。日本是中美之间潜在的有效制衡力量。日本这种战略地位根源于地缘形势，是在新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于日本来说，避免陷入两大力量的联合夹击是生存的前提，日本帝国的覆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教训。其次，在两大力量之间维持均势，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日本最佳战略选择。日本目前以和平国家的身份存在于美国的东亚体系中，日本没有完全国家的独立立场。它缺乏决定自己命运和外交立场的国家防卫力量。因此，中日之间的纷争并不真正反映日本的立场和想法，一个无国家意志的日本只是被动地迎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它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美国单极优势的削弱及多极世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冲击建立在军事依附上的美日同盟关系，日本被迫摸索新出路，增强独立性，加快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
阻止日本拥有独立防卫力量是美日同盟的前提，日本建立自立国家的努力将加剧美日关系中的裂痕。和平宪法了限制了日本拥有正常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就阉割了日本的国家自立，决定了日本只能追随美国而不能自拔。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只会继续处于目前的依附地位，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欧洲不能建立独立于北约的防务，欧洲永远都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日本不能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日本永远不能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一个拥有独立防卫的日本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可能将改变亚太地区中国与美日同盟对峙的态势，形成中美日三足鼎立。力量较弱的中日必然会像欧洲诸国联合自强来恢复力量均势。日本因此成为我们亚太战略棋盘上的潜在盟国。有必要重新审视中日双方作为新兴力量可能的战略趋同，重新确定我们对待日本寻求正常国家的立场。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日本转换外交机轴
——回归亚洲,《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Repositio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Moving Towards China
赵葆珉
[摘要]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冲突与对抗为特征，但战后以来中日国家力量的成长开始形成良性互动。日本外交日趋独立正在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中日经济融合与政治和解可能使东亚摆脱百余年冲突与对抗的困扰，实现区域自决。
[Abstract]East Asian politics since Modern Time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nal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ut after World II, Sino-Japan strategic interaction was well-matched. Japan’s independence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American Asian-pacific military system. Sino-Japan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may rid East Asia of its century-long confrontation and pave the way for regional determination.
[关键词] 中日和解；美日裂痕；日本崛起；日本抉择
[Key words]Sino-Japan Reconciliation; Japan-US Rifts; Japan’Rise; Japan’s Choice
二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和平国家。但两大阵营的持续对抗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复兴。今天的日本在内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外开始疏远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吉田主义。日本正在重获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在美日同盟出现裂痕的时候，中日经济日益融合，政治上逐渐和解，小泉时代困扰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亚洲经济主导权竞争、民族积怨等都已远去。中日两国并立为传统东亚秩序的两大支柱，它们代表并体现东亚的主体性与本土力量。在东亚区域内，中日从未同时崛起过。在同一时代中日同时强大，将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日趋获得战略独立性的日本将如何抉择，成为重塑巨变中的亚太权力格局最深在的力量源泉之一。日本的国家抉择构成日本挑战。
中日关系的复归
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的冲突与对抗为主轴。中日冲突与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特征，伴随着日本百余年历史的全过程。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国家的致命内伤，日本的立国基础因此始终处于危难之中。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舞台上曾二次崛起，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军事立国，企图武力整合东亚，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结果陷入东西方力量的联合夹击。日本帝国的迅速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的日本挟经济的强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寻求大国自主外交，最后以泡沫经济破裂、美日同盟重新定义而结束。日本寻求国家自立的努力发生在鸿沟分明的两极体制下，日本不能借助敌对阵营的强大力量以平衡美国的压力。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日本始终不能确保国家拥有可靠的未来。
中日结成战略盟友、联合自强的思想在近代的日本也曾昙花一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东亚的自然秩序。中国在内部腐败和外来军事打击之下开始衰落，位于亚洲权力边缘地带的日本也深陷危机。中国衰落和列强压境引起日本强烈震撼。从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中日合纵，共同抵御列强的主张。“日清提携论”认为，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沉沦，中日应联合起来，相互扶助，共同驱走西方殖民者。[1]日本开国之后，一篇题为《国防私论》的文章，认为东洋各国现在正当“欧洲侵略主义”之冲，要抵抗这种侵略，必须依靠中日两国的“合纵同盟”，必须“互忘恩仇”。1877年，曾根俊虎组织“振亚社”。振亚社在“今欲振兴亚洲，唯合纵一策耳”的观点上达成一致。[2]68-69
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地缘上唇齿相依。地缘与文明血缘的力量决定了中国在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核心地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大陆政策，也具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认为，中国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关系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吉田茂曾说，中国当为日本国民活动之天地，实业界恢复繁荣的基础。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殖民地中国是日本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2]187他说：“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时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这也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2]187日本不具备大国的权力基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以中国的资源和人力确立抗衡西欧列强的权力基础。日本追求超出国力的飘忽目标，失败是必然的。
东亚两个主要大国间的持久战争与冲突，也就决定了东亚政治的走势。日本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以邻为壑，自相鱼肉成为必然之势。日本固然不能遂行并吞中国的目标，而中国的复兴进程也一再被打断。中日不能形成合力，也就葬送了东亚中兴的任何机会。列强环伺下的中日对抗，注定了没有胜利者。当两股力量陷入殊死搏杀的时候，它们受制于第三力量。东亚的权力旁落，力量均势的主宰地位，拱手让给外来势力。日本是近代东亚最富有生机的力量，不能连东亚被压迫民族为一体，确立坚实的复兴基础，这是日本失败的最深在的原由。日本一面抗击西方强权，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维持国家的独立，追赶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对中国无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种战略上的绝望决定了日本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近百年的衰落，民族生存被逼到绝望的边缘，而日本遭受灭国之灾，至今不能摆脱外来军事占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种对抗和冲突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权力消长的枢纽。中国通过战争实现了国家民族的复兴，日本则回归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衰落和崛起永远都是东亚历史中最壮观的事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衰亡使传统的东亚世界深陷危机。中国的复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之后另一个文明实力中心突破列强的权力格局，它永远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中国的复兴同样改变了东亚的权力格局。日本在东亚的权力重组中再次被边缘化，东亚开始回归固有的权力秩序。二战后美国取代西欧列强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但美国的主宰地位是不完全的。中国在亚洲心脏地带复兴所带来的压倒性的道义感召力使美国的军事胜利相形见绌。经过二战，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东亚民族复兴，重新撑握自己的命运，它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以及对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意义，远大于美军穿越大洋所进行的那些惨烈而壮观的激战。美国在政治上是大输家，它对东亚的控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从昔日欧洲列强的权力巅峰后退了。
二战后中日关系受制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但中日力量的成长在冷战体制下形成良性互动。新中国诞生和朝鲜战争后中国以大国的姿态进入全球格局，使冷战军事对峙的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因此结束了被占领的地位，以从属的形式编入了美国的亚太军事体制。1947年戴维斯写到，应促成“出现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可靠盟友的日本”[3] 1948年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宣称，新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日本“起到可以防御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4]道奇1949年在国会作证时说，事态的倾向“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5]中国崛起成为日本命运再生的起点。朝鲜战争同时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日本经济界公认，没有朝鲜战争“日本绝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6]越战是朝鲜战争的延续，中美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对撞再次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向纵身发展。如岸首相所说，“东南亚现在成为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可以“确保复兴了的日本经济的市场”。[7]
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日本日益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东亚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以越战为分水岭，美日关系的实力基础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经济迅速成长而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在争霸中丧失战略主动权，被迫借助日本等盟国的力量抑制苏联的扩张。日本经济外交则填补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收缩而出现的安全真空，日本的战略地位由此得以提升。1973年尼克松说，“日本的兴起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事实”，“日本也不再是一个在更广泛的外交领域依赖美国的区域性太平洋国家”，日本已成为稳定国际体系的“重要决定因素”。[8]同盟内部美日力量的消长助长了日本的独立倾向，美国与日本的关系需要重新塑造，以反映日本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经济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是，日本可能在东亚地区成为第三力量，从而打破中美对峙的两元结构。尽管依然被束缚在美国的同盟框架中，客观上日本成为牵制美国的潜在力量。
战后以来的东亚历史掩盖了一种压倒性的地缘政治潮流：代表东亚主体性与本土权力的中日两国力量持续上升，构成真正东亚历史的主线条。六十年代中国开始摆脱与苏联的同盟，确立大国独立外交，而日本也展现出独立的外交姿态。72年中日两大民族和解，其意义超出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框架，是东亚新生的起点。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中国解除了数千年传统的北方边患，美日同盟则失去维系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日渐兴起，而日本也再次得以提升在美日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在东亚本土力量与区域外力量的权力对比中，权力转移的趋势已确定不移地向以中日为代表的本土力量倾斜。与中国一道，日本正在成长为21世纪东亚的新力量。作为两个主要大国，中日在它们之间，拥有力量决定东亚的未来。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东亚重新进入自己的时代。中日面临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重构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机遇。
趋向独立的日本外交
战后美国主宰东亚安全格局，美国的主宰地位依然建立在冲突的中日相互制衡上。美国的东亚政策需要一个对抗和分裂的中日。战后美国权势历史性地进入东亚，乃是借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消耗了日本帝国的元气。中日之间的生死战争为美国插足东亚提供了战略机运。冷战初鸿沟分明的两极对峙使中日被迫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这种情形加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对中日实施分而制之的权力制衡提供了天然便利。72年中日修好是由美国主导的，中日并没有完全的战略独立性。冷战后美日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疑虑重新加强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东亚的主要遏制对象随着中日力量的消长而变化，但分化中日，保持美国在这一生机勃勃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
美国在新世纪将继续采取对东亚的主宰战略。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使日本继续以战败国的地位存在于美日同盟中。1995年的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主张，以军事力量和同盟体制为基础继续确保“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9]布热津斯基曾宣称，如果美国撤出东亚，那么国际格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混乱。美国驻军东亚的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干扰美国在亚洲追求其利益的敌对霸权国家。”。[10]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冷战结束并未解决东亚存在的主要地缘政治分歧”，因此，“美国可能需要继续扮演东亚地区离岸平衡者的角色”。[11]美国战略家一相情愿的认为东亚国家不会超越历史积怨，而日本也不需要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我们在东亚的存在，既给了日本一个确保它生存的框架，也给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类似的框架。东亚很多国家不想看到一个庞大、活跃的日本军事机器。但如果日本的军事力量存在于美国提供的框架内，它们就会觉得舒服些。”[12]
日本是美国帝国体系的支柱国家之一，为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战略支撑。因为美国威权衰落，被美国磁力吸引到一起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被迫重新战略定位。日本战略独立性增强正在成为美国东亚体系中最不可预知的变数。日本借助中国崛起所带动的区域力量重组，大步突破战后体制，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迈进。日本日益增强的战略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美日同盟向着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演变；多极化进展使美国的力量日益被牵制，美国被迫借助日本的力量以稳定其东亚战略；日本经济力量向政治和军事优势转化，对美安全依赖失去合法性。如美国学者马斯坦杜诺担心，“美国将其优势转化为长期霸权秩序的能力，将在东亚受到严峻考验。”[13]与美国的目标迥异，日本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日本出口工业品和资本，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日本不具备采取进攻性国家战略的权力基础和内在经济驱动力。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战略基石的价值大大降低。
中日和解与经济融合有可能促成中日向政治上结成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中日两国同处于东亚的地理与文明范畴中，经济和地理的法则正在对中日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国际贸易强化了地理上临近国家的经济融合，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以中日的经济融合为核心，东亚正在变成统一、自主的强大区域经济体。经济融合正在将中日推向相互接近、长期合作的道路上。中国正在实现经济的跃进，日本在政治上寻求发言权，中日两国以经济融合消弭政治对峙。“平行发展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14]利益的融合可以促使曾经发生过残暴战争、长期相互敌视的国家建立广泛、深入的共同体。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促使中日从金融领域加强合作，向世界展示亚洲的力量。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中日两国开展互利双赢合作是时代的要求，日本将与中国一起实现共同繁荣。[15]
地缘政治分歧减弱正在降低东亚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倚赖。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其地缘政治结果就是在东亚区域，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被冲淡。以中日为核心日益融合的东亚经济，不由自主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东亚正在构筑新的对话机制和新的合作框架。胡锦涛总书记与日本福田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确认，长期和平友好是双方唯一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战略互惠作为中日关系的前进方向写入政治文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撰文指出，美国的单极统治及其经济基础--全球化正在终结，国家之间各自的利害关系将是今后国际局势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而日本必须把实现防卫及安保自立作为今后的重要国策。[16]美国《商业周刊》载文“日中逐渐靠近”，文章指出日本的对外政策可能将逐渐独立于华盛顿之外，而中日联合最终会对美国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起到制衡作用。[17]
日本正在经历脱美的潮流。美国在日本存在的首要动机是美国的利益，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结构性对抗的最深在的原因。日本走向自立的势头含蓄一些，但它展现了真正的自主行动能力。日本媒体指出，安倍内阁诞生后“力图摆脱二战失败带来的束缚，一方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则努力建立更具互惠性的美日关系。”[18]美日同盟的基础正在从“利益结合”转向“利益交换”，两国的地位开始趋向“平等”。[19]日本作为岛国，一直对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往往隐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与求新图变的冲动。随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破局，美国政府似乎已从决心控制日本的立场退却。2007年2月，以阿米蒂奇为首的美国外交安保小组发表报告表示，美国欢迎日本修改宪法，增强安保力量。4月，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布什明确同意美日同盟向着安培首相倡导的“摆脱日本战后体制”的方向发展。[19]
美日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推动日本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正在显示作用。如美日双方近年围绕驻日美军整编交涉激烈，美日关系因朝核问题的立场不同而产生裂痕。[20]日本《每日新闻》2007年8月文章，认为自民党参院选举惨败后，美日同盟出现变质迹象。日本民主党主张“世界事务在联合国决定”，与“追随美国”保持距离。[21]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同年9月文章题，亚洲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出现与美国保持距离势头。作者塞缪尔斯指出，日本国内出现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他说，“日美同盟瓦解不是令人乐见的选择，但认为日本应该抱有这一选项的看法逐渐在扩大”，随着日本逐渐远离经济立国的吉田主义，日本的主权独立问题“也许会出人意料地被早早地提上议事日程。”[22]
现存东亚安全体制是冷战的产物，日本对美外交一边倒是冷战思维，当作外交方针似乎过时了。战略滞后使日本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上正在被边缘化，日本在向美一边倒与融入亚洲之间不断摇摆。世界局势的变化，恰好是构筑新战略的绝好时机。日本立教大学高原明生教授2004年提出，在现有的美日双边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框架，如此，“日本将既不完全倚赖美国与中国对抗，也不靠加强同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的联系与美国对抗。”[2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1月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强调必须修改和平宪法，加强美日同盟，同时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24]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也指出，未来日本外交应并重美日同盟与日中协商，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25]让日本成为中美之间独立力量的计划似乎非常切合实际，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使日本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未来日本外交将如何兼容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同时继续维持美日同盟作为外交机轴路线呢？
日本以被征服的民族存在于美国的战略体系中，日本只有两种选择：继续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日本战略地位的增强为日本打开了广阔的政治回旋空间，日本工业实力足以自立，中美之间新的威慑平衡给了日本更为自主的外交灵活性，日本似乎只需要政治意志来提升防卫力量以达到真正的自立。事态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日本“新福田主义”外交开始突破战后以来根深蒂固的对美外交一边倒。福田以同等重视亚洲与美日同盟的“共鸣外交”来显示日本的独立存在，包含了与亚洲加强关系的强烈愿望。它认为，随着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体制消失，除了美日同盟，日本与中国等亚太国家构建共同体的机会已经来临。[26] 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主张，日本因没有自己坚定的主张而总是被随意左右，美日同盟“应当是对等的伙伴关系。”[27] 这些主张强调了日本的主权独立，将使日本逐渐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香港《大公报》文章指出，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日本“外交之根”将回归亚洲，特别是中国。[28]在目前旷日持久的两党政治争夺中，日本民主党拥有在新大选中胜出的最佳良机，民主党领导的新内阁将可能推行脱离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日本外交和安保方针的重大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证明，中日两国单打独斗都无法保证两国拥有可靠的未来。战后中日地缘政治互动的现实表明，中国不但不是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一直是促使日本走向复兴的力量。没有中国的战略制衡，美国不会容许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放松对其控制。中国在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越来越成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一支平衡美国的力量。冷战后美国势力空前扩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是东亚的主宰力量，东亚各国联合自强成为头等政治需要。战后以来中日权力消长形成良性互动，隐示着中日之间存在某种战略协作的可能。实现历史性和解，永远消除百余年来支配东亚政治、引起战争冲突的中日对立，将东亚的复兴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绝对需要中日从政治上联合起来，非走这条路不可。中日两国的政治联合与战略互信必然会遇到重大困难，历史宿怨会反复作梗，但这势在必行。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天然成为陆海力量交汇的锋线。日本是中美之间潜在的有效制衡力量。日本这种战略地位根源于地缘形势，是在新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于日本来说，避免陷入两大力量的联合夹击是生存的前提，日本帝国的覆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教训。其次，在两大力量之间维持均势，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日本最佳战略选择。日本目前以和平国家的身份存在于美国的东亚体系中，日本没有完全国家的独立立场。它缺乏决定自己命运和外交立场的国家防卫力量。因此，中日之间的纷争并不真正反映日本的立场和想法，一个无国家意志的日本只是被动地迎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它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美国单极优势的削弱及多极世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冲击建立在军事依附上的美日同盟关系，日本被迫摸索新出路，增强独立性，加快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
阻止日本拥有独立防卫力量是美日同盟的前提，日本建立自立国家的努力将加剧美日关系中的裂痕。和平宪法了限制了日本拥有正常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就阉割了日本的国家自立，决定了日本只能追随美国而不能自拔。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只会继续处于目前的依附地位，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欧洲不能建立独立于北约的防务，欧洲永远都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日本不能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日本永远不能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一个拥有独立防卫的日本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可能将改变亚太地区中国与美日同盟对峙的态势，形成中美日三足鼎立。力量较弱的中日必然会像欧洲诸国联合自强来恢复力量均势。日本因此成为我们亚太战略棋盘上的潜在盟国。有必要重新审视中日双方作为新兴力量可能的战略趋同，重新确定我们对待日本寻求正常国家的立场。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回归亚洲,《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Repositio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Moving Towards China
赵葆珉
[摘要]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冲突与对抗为特征，但战后以来中日国家力量的成长开始形成良性互动。日本外交日趋独立正在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中日经济融合与政治和解可能使东亚摆脱百余年冲突与对抗的困扰，实现区域自决。
[Abstract]East Asian politics since Modern Time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nal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ut after World II, Sino-Japan strategic interaction was well-matched. Japan’s independence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American Asian-pacific military system. Sino-Japan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may rid East Asia of its century-long confrontation and pave the way for regional determination.
[关键词] 中日和解；美日裂痕；日本崛起；日本抉择
[Key words]Sino-Japan Reconciliation; Japan-US Rifts; Japan’Rise; Japan’s Choice
二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和平国家。但两大阵营的持续对抗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复兴。今天的日本在内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外开始疏远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吉田主义。日本正在重获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在美日同盟出现裂痕的时候，中日经济日益融合，政治上逐渐和解，小泉时代困扰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亚洲经济主导权竞争、民族积怨等都已远去。中日两国并立为传统东亚秩序的两大支柱，它们代表并体现东亚的主体性与本土力量。在东亚区域内，中日从未同时崛起过。在同一时代中日同时强大，将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日趋获得战略独立性的日本将如何抉择，成为重塑巨变中的亚太权力格局最深在的力量源泉之一。日本的国家抉择构成日本挑战。
中日关系的复归
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的冲突与对抗为主轴。中日冲突与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特征，伴随着日本百余年历史的全过程。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国家的致命内伤，日本的立国基础因此始终处于危难之中。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舞台上曾二次崛起，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军事立国，企图武力整合东亚，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结果陷入东西方力量的联合夹击。日本帝国的迅速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的日本挟经济的强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寻求大国自主外交，最后以泡沫经济破裂、美日同盟重新定义而结束。日本寻求国家自立的努力发生在鸿沟分明的两极体制下，日本不能借助敌对阵营的强大力量以平衡美国的压力。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日本始终不能确保国家拥有可靠的未来。
中日结成战略盟友、联合自强的思想在近代的日本也曾昙花一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东亚的自然秩序。中国在内部腐败和外来军事打击之下开始衰落，位于亚洲权力边缘地带的日本也深陷危机。中国衰落和列强压境引起日本强烈震撼。从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中日合纵，共同抵御列强的主张。“日清提携论”认为，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沉沦，中日应联合起来，相互扶助，共同驱走西方殖民者。[1]日本开国之后，一篇题为《国防私论》的文章，认为东洋各国现在正当“欧洲侵略主义”之冲，要抵抗这种侵略，必须依靠中日两国的“合纵同盟”，必须“互忘恩仇”。1877年，曾根俊虎组织“振亚社”。振亚社在“今欲振兴亚洲，唯合纵一策耳”的观点上达成一致。[2]68-69
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地缘上唇齿相依。地缘与文明血缘的力量决定了中国在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核心地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大陆政策，也具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认为，中国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关系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吉田茂曾说，中国当为日本国民活动之天地，实业界恢复繁荣的基础。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殖民地中国是日本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2]187他说：“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时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这也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2]187日本不具备大国的权力基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以中国的资源和人力确立抗衡西欧列强的权力基础。日本追求超出国力的飘忽目标，失败是必然的。
东亚两个主要大国间的持久战争与冲突，也就决定了东亚政治的走势。日本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以邻为壑，自相鱼肉成为必然之势。日本固然不能遂行并吞中国的目标，而中国的复兴进程也一再被打断。中日不能形成合力，也就葬送了东亚中兴的任何机会。列强环伺下的中日对抗，注定了没有胜利者。当两股力量陷入殊死搏杀的时候，它们受制于第三力量。东亚的权力旁落，力量均势的主宰地位，拱手让给外来势力。日本是近代东亚最富有生机的力量，不能连东亚被压迫民族为一体，确立坚实的复兴基础，这是日本失败的最深在的原由。日本一面抗击西方强权，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维持国家的独立，追赶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对中国无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种战略上的绝望决定了日本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近百年的衰落，民族生存被逼到绝望的边缘，而日本遭受灭国之灾，至今不能摆脱外来军事占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种对抗和冲突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权力消长的枢纽。中国通过战争实现了国家民族的复兴，日本则回归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衰落和崛起永远都是东亚历史中最壮观的事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衰亡使传统的东亚世界深陷危机。中国的复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之后另一个文明实力中心突破列强的权力格局，它永远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中国的复兴同样改变了东亚的权力格局。日本在东亚的权力重组中再次被边缘化，东亚开始回归固有的权力秩序。二战后美国取代西欧列强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但美国的主宰地位是不完全的。中国在亚洲心脏地带复兴所带来的压倒性的道义感召力使美国的军事胜利相形见绌。经过二战，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东亚民族复兴，重新撑握自己的命运，它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以及对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意义，远大于美军穿越大洋所进行的那些惨烈而壮观的激战。美国在政治上是大输家，它对东亚的控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从昔日欧洲列强的权力巅峰后退了。
二战后中日关系受制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但中日力量的成长在冷战体制下形成良性互动。新中国诞生和朝鲜战争后中国以大国的姿态进入全球格局，使冷战军事对峙的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因此结束了被占领的地位，以从属的形式编入了美国的亚太军事体制。1947年戴维斯写到，应促成“出现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可靠盟友的日本”[3] 1948年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宣称，新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日本“起到可以防御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4]道奇1949年在国会作证时说，事态的倾向“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5]中国崛起成为日本命运再生的起点。朝鲜战争同时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日本经济界公认，没有朝鲜战争“日本绝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6]越战是朝鲜战争的延续，中美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对撞再次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向纵身发展。如岸首相所说，“东南亚现在成为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可以“确保复兴了的日本经济的市场”。[7]
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日本日益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东亚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以越战为分水岭，美日关系的实力基础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经济迅速成长而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在争霸中丧失战略主动权，被迫借助日本等盟国的力量抑制苏联的扩张。日本经济外交则填补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收缩而出现的安全真空，日本的战略地位由此得以提升。1973年尼克松说，“日本的兴起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事实”，“日本也不再是一个在更广泛的外交领域依赖美国的区域性太平洋国家”，日本已成为稳定国际体系的“重要决定因素”。[8]同盟内部美日力量的消长助长了日本的独立倾向，美国与日本的关系需要重新塑造，以反映日本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经济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是，日本可能在东亚地区成为第三力量，从而打破中美对峙的两元结构。尽管依然被束缚在美国的同盟框架中，客观上日本成为牵制美国的潜在力量。
战后以来的东亚历史掩盖了一种压倒性的地缘政治潮流：代表东亚主体性与本土权力的中日两国力量持续上升，构成真正东亚历史的主线条。六十年代中国开始摆脱与苏联的同盟，确立大国独立外交，而日本也展现出独立的外交姿态。72年中日两大民族和解，其意义超出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框架，是东亚新生的起点。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中国解除了数千年传统的北方边患，美日同盟则失去维系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日渐兴起，而日本也再次得以提升在美日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在东亚本土力量与区域外力量的权力对比中，权力转移的趋势已确定不移地向以中日为代表的本土力量倾斜。与中国一道，日本正在成长为21世纪东亚的新力量。作为两个主要大国，中日在它们之间，拥有力量决定东亚的未来。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东亚重新进入自己的时代。中日面临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重构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机遇。
趋向独立的日本外交
战后美国主宰东亚安全格局，美国的主宰地位依然建立在冲突的中日相互制衡上。美国的东亚政策需要一个对抗和分裂的中日。战后美国权势历史性地进入东亚，乃是借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消耗了日本帝国的元气。中日之间的生死战争为美国插足东亚提供了战略机运。冷战初鸿沟分明的两极对峙使中日被迫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这种情形加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对中日实施分而制之的权力制衡提供了天然便利。72年中日修好是由美国主导的，中日并没有完全的战略独立性。冷战后美日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疑虑重新加强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东亚的主要遏制对象随着中日力量的消长而变化，但分化中日，保持美国在这一生机勃勃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
美国在新世纪将继续采取对东亚的主宰战略。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使日本继续以战败国的地位存在于美日同盟中。1995年的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主张，以军事力量和同盟体制为基础继续确保“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9]布热津斯基曾宣称，如果美国撤出东亚，那么国际格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混乱。美国驻军东亚的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干扰美国在亚洲追求其利益的敌对霸权国家。”。[10]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冷战结束并未解决东亚存在的主要地缘政治分歧”，因此，“美国可能需要继续扮演东亚地区离岸平衡者的角色”。[11]美国战略家一相情愿的认为东亚国家不会超越历史积怨，而日本也不需要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我们在东亚的存在，既给了日本一个确保它生存的框架，也给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类似的框架。东亚很多国家不想看到一个庞大、活跃的日本军事机器。但如果日本的军事力量存在于美国提供的框架内，它们就会觉得舒服些。”[12]
日本是美国帝国体系的支柱国家之一，为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战略支撑。因为美国威权衰落，被美国磁力吸引到一起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被迫重新战略定位。日本战略独立性增强正在成为美国东亚体系中最不可预知的变数。日本借助中国崛起所带动的区域力量重组，大步突破战后体制，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迈进。日本日益增强的战略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美日同盟向着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演变；多极化进展使美国的力量日益被牵制，美国被迫借助日本的力量以稳定其东亚战略；日本经济力量向政治和军事优势转化，对美安全依赖失去合法性。如美国学者马斯坦杜诺担心，“美国将其优势转化为长期霸权秩序的能力，将在东亚受到严峻考验。”[13]与美国的目标迥异，日本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日本出口工业品和资本，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日本不具备采取进攻性国家战略的权力基础和内在经济驱动力。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战略基石的价值大大降低。
中日和解与经济融合有可能促成中日向政治上结成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中日两国同处于东亚的地理与文明范畴中，经济和地理的法则正在对中日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国际贸易强化了地理上临近国家的经济融合，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以中日的经济融合为核心，东亚正在变成统一、自主的强大区域经济体。经济融合正在将中日推向相互接近、长期合作的道路上。中国正在实现经济的跃进，日本在政治上寻求发言权，中日两国以经济融合消弭政治对峙。“平行发展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14]利益的融合可以促使曾经发生过残暴战争、长期相互敌视的国家建立广泛、深入的共同体。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促使中日从金融领域加强合作，向世界展示亚洲的力量。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中日两国开展互利双赢合作是时代的要求，日本将与中国一起实现共同繁荣。[15]
地缘政治分歧减弱正在降低东亚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倚赖。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其地缘政治结果就是在东亚区域，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被冲淡。以中日为核心日益融合的东亚经济，不由自主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东亚正在构筑新的对话机制和新的合作框架。胡锦涛总书记与日本福田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确认，长期和平友好是双方唯一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战略互惠作为中日关系的前进方向写入政治文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撰文指出，美国的单极统治及其经济基础--全球化正在终结，国家之间各自的利害关系将是今后国际局势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而日本必须把实现防卫及安保自立作为今后的重要国策。[16]美国《商业周刊》载文“日中逐渐靠近”，文章指出日本的对外政策可能将逐渐独立于华盛顿之外，而中日联合最终会对美国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起到制衡作用。[17]
日本正在经历脱美的潮流。美国在日本存在的首要动机是美国的利益，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结构性对抗的最深在的原因。日本走向自立的势头含蓄一些，但它展现了真正的自主行动能力。日本媒体指出，安倍内阁诞生后“力图摆脱二战失败带来的束缚，一方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则努力建立更具互惠性的美日关系。”[18]美日同盟的基础正在从“利益结合”转向“利益交换”，两国的地位开始趋向“平等”。[19]日本作为岛国，一直对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往往隐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与求新图变的冲动。随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破局，美国政府似乎已从决心控制日本的立场退却。2007年2月，以阿米蒂奇为首的美国外交安保小组发表报告表示，美国欢迎日本修改宪法，增强安保力量。4月，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布什明确同意美日同盟向着安培首相倡导的“摆脱日本战后体制”的方向发展。[19]
美日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推动日本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正在显示作用。如美日双方近年围绕驻日美军整编交涉激烈，美日关系因朝核问题的立场不同而产生裂痕。[20]日本《每日新闻》2007年8月文章，认为自民党参院选举惨败后，美日同盟出现变质迹象。日本民主党主张“世界事务在联合国决定”，与“追随美国”保持距离。[21]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同年9月文章题，亚洲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出现与美国保持距离势头。作者塞缪尔斯指出，日本国内出现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他说，“日美同盟瓦解不是令人乐见的选择，但认为日本应该抱有这一选项的看法逐渐在扩大”，随着日本逐渐远离经济立国的吉田主义，日本的主权独立问题“也许会出人意料地被早早地提上议事日程。”[22]
现存东亚安全体制是冷战的产物，日本对美外交一边倒是冷战思维，当作外交方针似乎过时了。战略滞后使日本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上正在被边缘化，日本在向美一边倒与融入亚洲之间不断摇摆。世界局势的变化，恰好是构筑新战略的绝好时机。日本立教大学高原明生教授2004年提出，在现有的美日双边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框架，如此，“日本将既不完全倚赖美国与中国对抗，也不靠加强同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的联系与美国对抗。”[2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1月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强调必须修改和平宪法，加强美日同盟，同时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24]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也指出，未来日本外交应并重美日同盟与日中协商，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25]让日本成为中美之间独立力量的计划似乎非常切合实际，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使日本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未来日本外交将如何兼容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同时继续维持美日同盟作为外交机轴路线呢？
日本以被征服的民族存在于美国的战略体系中，日本只有两种选择：继续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日本战略地位的增强为日本打开了广阔的政治回旋空间，日本工业实力足以自立，中美之间新的威慑平衡给了日本更为自主的外交灵活性，日本似乎只需要政治意志来提升防卫力量以达到真正的自立。事态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日本“新福田主义”外交开始突破战后以来根深蒂固的对美外交一边倒。福田以同等重视亚洲与美日同盟的“共鸣外交”来显示日本的独立存在，包含了与亚洲加强关系的强烈愿望。它认为，随着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体制消失，除了美日同盟，日本与中国等亚太国家构建共同体的机会已经来临。[26] 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主张，日本因没有自己坚定的主张而总是被随意左右，美日同盟“应当是对等的伙伴关系。”[27] 这些主张强调了日本的主权独立，将使日本逐渐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香港《大公报》文章指出，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日本“外交之根”将回归亚洲，特别是中国。[28]在目前旷日持久的两党政治争夺中，日本民主党拥有在新大选中胜出的最佳良机，民主党领导的新内阁将可能推行脱离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日本外交和安保方针的重大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证明，中日两国单打独斗都无法保证两国拥有可靠的未来。战后中日地缘政治互动的现实表明，中国不但不是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一直是促使日本走向复兴的力量。没有中国的战略制衡，美国不会容许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放松对其控制。中国在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越来越成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一支平衡美国的力量。冷战后美国势力空前扩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是东亚的主宰力量，东亚各国联合自强成为头等政治需要。战后以来中日权力消长形成良性互动，隐示着中日之间存在某种战略协作的可能。实现历史性和解，永远消除百余年来支配东亚政治、引起战争冲突的中日对立，将东亚的复兴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绝对需要中日从政治上联合起来，非走这条路不可。中日两国的政治联合与战略互信必然会遇到重大困难，历史宿怨会反复作梗，但这势在必行。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天然成为陆海力量交汇的锋线。日本是中美之间潜在的有效制衡力量。日本这种战略地位根源于地缘形势，是在新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于日本来说，避免陷入两大力量的联合夹击是生存的前提，日本帝国的覆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教训。其次，在两大力量之间维持均势，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日本最佳战略选择。日本目前以和平国家的身份存在于美国的东亚体系中，日本没有完全国家的独立立场。它缺乏决定自己命运和外交立场的国家防卫力量。因此，中日之间的纷争并不真正反映日本的立场和想法，一个无国家意志的日本只是被动地迎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它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美国单极优势的削弱及多极世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冲击建立在军事依附上的美日同盟关系，日本被迫摸索新出路，增强独立性，加快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
阻止日本拥有独立防卫力量是美日同盟的前提，日本建立自立国家的努力将加剧美日关系中的裂痕。和平宪法了限制了日本拥有正常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就阉割了日本的国家自立，决定了日本只能追随美国而不能自拔。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只会继续处于目前的依附地位，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欧洲不能建立独立于北约的防务，欧洲永远都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日本不能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日本永远不能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一个拥有独立防卫的日本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可能将改变亚太地区中国与美日同盟对峙的态势，形成中美日三足鼎立。力量较弱的中日必然会像欧洲诸国联合自强来恢复力量均势。日本因此成为我们亚太战略棋盘上的潜在盟国。有必要重新审视中日双方作为新兴力量可能的战略趋同，重新确定我们对待日本寻求正常国家的立场。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日本转换外交机轴
——回归亚洲,《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Repositio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Moving Towards China
赵葆珉
[摘要]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冲突与对抗为特征，但战后以来中日国家力量的成长开始形成良性互动。日本外交日趋独立正在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中日经济融合与政治和解可能使东亚摆脱百余年冲突与对抗的困扰，实现区域自决。
[Abstract]East Asian politics since Modern Time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nal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ut after World II, Sino-Japan strategic interaction was well-matched. Japan’s independence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American Asian-pacific military system. Sino-Japan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may rid East Asia of its century-long confrontation and pave the way for regional determination.
[关键词] 中日和解；美日裂痕；日本崛起；日本抉择
[Key words]Sino-Japan Reconciliation; Japan-US Rifts; Japan’Rise; Japan’s Choice
二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和平国家。但两大阵营的持续对抗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复兴。今天的日本在内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外开始疏远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吉田主义。日本正在重获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在美日同盟出现裂痕的时候，中日经济日益融合，政治上逐渐和解，小泉时代困扰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亚洲经济主导权竞争、民族积怨等都已远去。中日两国并立为传统东亚秩序的两大支柱，它们代表并体现东亚的主体性与本土力量。在东亚区域内，中日从未同时崛起过。在同一时代中日同时强大，将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日趋获得战略独立性的日本将如何抉择，成为重塑巨变中的亚太权力格局最深在的力量源泉之一。日本的国家抉择构成日本挑战。
中日关系的复归
近代以来的东亚政治以中日的冲突与对抗为主轴。中日冲突与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特征，伴随着日本百余年历史的全过程。战略上的孤立是日本国家的致命内伤，日本的立国基础因此始终处于危难之中。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舞台上曾二次崛起，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军事立国，企图武力整合东亚，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结果陷入东西方力量的联合夹击。日本帝国的迅速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的日本挟经济的强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寻求大国自主外交，最后以泡沫经济破裂、美日同盟重新定义而结束。日本寻求国家自立的努力发生在鸿沟分明的两极体制下，日本不能借助敌对阵营的强大力量以平衡美国的压力。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日本始终不能确保国家拥有可靠的未来。
中日结成战略盟友、联合自强的思想在近代的日本也曾昙花一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东亚的自然秩序。中国在内部腐败和外来军事打击之下开始衰落，位于亚洲权力边缘地带的日本也深陷危机。中国衰落和列强压境引起日本强烈震撼。从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中日合纵，共同抵御列强的主张。“日清提携论”认为，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沉沦，中日应联合起来，相互扶助，共同驱走西方殖民者。[1]日本开国之后，一篇题为《国防私论》的文章，认为东洋各国现在正当“欧洲侵略主义”之冲，要抵抗这种侵略，必须依靠中日两国的“合纵同盟”，必须“互忘恩仇”。1877年，曾根俊虎组织“振亚社”。振亚社在“今欲振兴亚洲，唯合纵一策耳”的观点上达成一致。[2]68-69
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地缘上唇齿相依。地缘与文明血缘的力量决定了中国在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核心地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大陆政策，也具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认为，中国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关系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吉田茂曾说，中国当为日本国民活动之天地，实业界恢复繁荣的基础。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殖民地中国是日本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2]187他说：“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时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这也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2]187日本不具备大国的权力基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以中国的资源和人力确立抗衡西欧列强的权力基础。日本追求超出国力的飘忽目标，失败是必然的。
东亚两个主要大国间的持久战争与冲突，也就决定了东亚政治的走势。日本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以邻为壑，自相鱼肉成为必然之势。日本固然不能遂行并吞中国的目标，而中国的复兴进程也一再被打断。中日不能形成合力，也就葬送了东亚中兴的任何机会。列强环伺下的中日对抗，注定了没有胜利者。当两股力量陷入殊死搏杀的时候，它们受制于第三力量。东亚的权力旁落，力量均势的主宰地位，拱手让给外来势力。日本是近代东亚最富有生机的力量，不能连东亚被压迫民族为一体，确立坚实的复兴基础，这是日本失败的最深在的原由。日本一面抗击西方强权，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维持国家的独立，追赶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对中国无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种战略上的绝望决定了日本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近百年的衰落，民族生存被逼到绝望的边缘，而日本遭受灭国之灾，至今不能摆脱外来军事占领，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种对抗和冲突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权力消长的枢纽。中国通过战争实现了国家民族的复兴，日本则回归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衰落和崛起永远都是东亚历史中最壮观的事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衰亡使传统的东亚世界深陷危机。中国的复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之后另一个文明实力中心突破列强的权力格局，它永远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中国的复兴同样改变了东亚的权力格局。日本在东亚的权力重组中再次被边缘化，东亚开始回归固有的权力秩序。二战后美国取代西欧列强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但美国的主宰地位是不完全的。中国在亚洲心脏地带复兴所带来的压倒性的道义感召力使美国的军事胜利相形见绌。经过二战，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东亚民族复兴，重新撑握自己的命运，它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以及对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意义，远大于美军穿越大洋所进行的那些惨烈而壮观的激战。美国在政治上是大输家，它对东亚的控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从昔日欧洲列强的权力巅峰后退了。
二战后中日关系受制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但中日力量的成长在冷战体制下形成良性互动。新中国诞生和朝鲜战争后中国以大国的姿态进入全球格局，使冷战军事对峙的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因此结束了被占领的地位，以从属的形式编入了美国的亚太军事体制。1947年戴维斯写到，应促成“出现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可靠盟友的日本”[3] 1948年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宣称，新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日本“起到可以防御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4]道奇1949年在国会作证时说，事态的倾向“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5]中国崛起成为日本命运再生的起点。朝鲜战争同时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日本经济界公认，没有朝鲜战争“日本绝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6]越战是朝鲜战争的延续，中美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对撞再次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向纵身发展。如岸首相所说，“东南亚现在成为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可以“确保复兴了的日本经济的市场”。[7]
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日本日益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东亚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以越战为分水岭，美日关系的实力基础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经济迅速成长而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在争霸中丧失战略主动权，被迫借助日本等盟国的力量抑制苏联的扩张。日本经济外交则填补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收缩而出现的安全真空，日本的战略地位由此得以提升。1973年尼克松说，“日本的兴起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事实”，“日本也不再是一个在更广泛的外交领域依赖美国的区域性太平洋国家”，日本已成为稳定国际体系的“重要决定因素”。[8]同盟内部美日力量的消长助长了日本的独立倾向，美国与日本的关系需要重新塑造，以反映日本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经济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是，日本可能在东亚地区成为第三力量，从而打破中美对峙的两元结构。尽管依然被束缚在美国的同盟框架中，客观上日本成为牵制美国的潜在力量。
战后以来的东亚历史掩盖了一种压倒性的地缘政治潮流：代表东亚主体性与本土权力的中日两国力量持续上升，构成真正东亚历史的主线条。六十年代中国开始摆脱与苏联的同盟，确立大国独立外交，而日本也展现出独立的外交姿态。72年中日两大民族和解，其意义超出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框架，是东亚新生的起点。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中国解除了数千年传统的北方边患，美日同盟则失去维系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日渐兴起，而日本也再次得以提升在美日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在东亚本土力量与区域外力量的权力对比中，权力转移的趋势已确定不移地向以中日为代表的本土力量倾斜。与中国一道，日本正在成长为21世纪东亚的新力量。作为两个主要大国，中日在它们之间，拥有力量决定东亚的未来。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东亚重新进入自己的时代。中日面临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重构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机遇。
趋向独立的日本外交
战后美国主宰东亚安全格局，美国的主宰地位依然建立在冲突的中日相互制衡上。美国的东亚政策需要一个对抗和分裂的中日。战后美国权势历史性地进入东亚，乃是借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消耗了日本帝国的元气。中日之间的生死战争为美国插足东亚提供了战略机运。冷战初鸿沟分明的两极对峙使中日被迫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这种情形加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对中日实施分而制之的权力制衡提供了天然便利。72年中日修好是由美国主导的，中日并没有完全的战略独立性。冷战后美日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的疑虑重新加强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东亚的主要遏制对象随着中日力量的消长而变化，但分化中日，保持美国在这一生机勃勃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
美国在新世纪将继续采取对东亚的主宰战略。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使日本继续以战败国的地位存在于美日同盟中。1995年的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主张，以军事力量和同盟体制为基础继续确保“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9]布热津斯基曾宣称，如果美国撤出东亚，那么国际格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混乱。美国驻军东亚的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干扰美国在亚洲追求其利益的敌对霸权国家。”。[10]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冷战结束并未解决东亚存在的主要地缘政治分歧”，因此，“美国可能需要继续扮演东亚地区离岸平衡者的角色”。[11]美国战略家一相情愿的认为东亚国家不会超越历史积怨，而日本也不需要正常国家的自主军事手段。“我们在东亚的存在，既给了日本一个确保它生存的框架，也给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类似的框架。东亚很多国家不想看到一个庞大、活跃的日本军事机器。但如果日本的军事力量存在于美国提供的框架内，它们就会觉得舒服些。”[12]
日本是美国帝国体系的支柱国家之一，为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战略支撑。因为美国威权衰落，被美国磁力吸引到一起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被迫重新战略定位。日本战略独立性增强正在成为美国东亚体系中最不可预知的变数。日本借助中国崛起所带动的区域力量重组，大步突破战后体制，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迈进。日本日益增强的战略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美日同盟向着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演变；多极化进展使美国的力量日益被牵制，美国被迫借助日本的力量以稳定其东亚战略；日本经济力量向政治和军事优势转化，对美安全依赖失去合法性。如美国学者马斯坦杜诺担心，“美国将其优势转化为长期霸权秩序的能力，将在东亚受到严峻考验。”[13]与美国的目标迥异，日本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日本出口工业品和资本，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日本不具备采取进攻性国家战略的权力基础和内在经济驱动力。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战略基石的价值大大降低。
中日和解与经济融合有可能促成中日向政治上结成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中日两国同处于东亚的地理与文明范畴中，经济和地理的法则正在对中日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国际贸易强化了地理上临近国家的经济融合，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以中日的经济融合为核心，东亚正在变成统一、自主的强大区域经济体。经济融合正在将中日推向相互接近、长期合作的道路上。中国正在实现经济的跃进，日本在政治上寻求发言权，中日两国以经济融合消弭政治对峙。“平行发展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14]利益的融合可以促使曾经发生过残暴战争、长期相互敌视的国家建立广泛、深入的共同体。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促使中日从金融领域加强合作，向世界展示亚洲的力量。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中日两国开展互利双赢合作是时代的要求，日本将与中国一起实现共同繁荣。[15]
地缘政治分歧减弱正在降低东亚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倚赖。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其地缘政治结果就是在东亚区域，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被冲淡。以中日为核心日益融合的东亚经济，不由自主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东亚正在构筑新的对话机制和新的合作框架。胡锦涛总书记与日本福田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确认，长期和平友好是双方唯一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战略互惠作为中日关系的前进方向写入政治文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撰文指出，美国的单极统治及其经济基础--全球化正在终结，国家之间各自的利害关系将是今后国际局势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而日本必须把实现防卫及安保自立作为今后的重要国策。[16]美国《商业周刊》载文“日中逐渐靠近”，文章指出日本的对外政策可能将逐渐独立于华盛顿之外，而中日联合最终会对美国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起到制衡作用。[17]
日本正在经历脱美的潮流。美国在日本存在的首要动机是美国的利益，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结构性对抗的最深在的原因。日本走向自立的势头含蓄一些，但它展现了真正的自主行动能力。日本媒体指出，安倍内阁诞生后“力图摆脱二战失败带来的束缚，一方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则努力建立更具互惠性的美日关系。”[18]美日同盟的基础正在从“利益结合”转向“利益交换”，两国的地位开始趋向“平等”。[19]日本作为岛国，一直对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往往隐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与求新图变的冲动。随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破局，美国政府似乎已从决心控制日本的立场退却。2007年2月，以阿米蒂奇为首的美国外交安保小组发表报告表示，美国欢迎日本修改宪法，增强安保力量。4月，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布什明确同意美日同盟向着安培首相倡导的“摆脱日本战后体制”的方向发展。[19]
美日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推动日本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正在显示作用。如美日双方近年围绕驻日美军整编交涉激烈，美日关系因朝核问题的立场不同而产生裂痕。[20]日本《每日新闻》2007年8月文章，认为自民党参院选举惨败后，美日同盟出现变质迹象。日本民主党主张“世界事务在联合国决定”，与“追随美国”保持距离。[21]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同年9月文章题，亚洲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出现与美国保持距离势头。作者塞缪尔斯指出，日本国内出现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他说，“日美同盟瓦解不是令人乐见的选择，但认为日本应该抱有这一选项的看法逐渐在扩大”，随着日本逐渐远离经济立国的吉田主义，日本的主权独立问题“也许会出人意料地被早早地提上议事日程。”[22]
现存东亚安全体制是冷战的产物，日本对美外交一边倒是冷战思维，当作外交方针似乎过时了。战略滞后使日本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上正在被边缘化，日本在向美一边倒与融入亚洲之间不断摇摆。世界局势的变化，恰好是构筑新战略的绝好时机。日本立教大学高原明生教授2004年提出，在现有的美日双边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框架，如此，“日本将既不完全倚赖美国与中国对抗，也不靠加强同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的联系与美国对抗。”[2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1月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强调必须修改和平宪法，加强美日同盟，同时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24]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也指出，未来日本外交应并重美日同盟与日中协商，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25]让日本成为中美之间独立力量的计划似乎非常切合实际，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使日本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未来日本外交将如何兼容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同时继续维持美日同盟作为外交机轴路线呢？
日本以被征服的民族存在于美国的战略体系中，日本只有两种选择：继续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日本战略地位的增强为日本打开了广阔的政治回旋空间，日本工业实力足以自立，中美之间新的威慑平衡给了日本更为自主的外交灵活性，日本似乎只需要政治意志来提升防卫力量以达到真正的自立。事态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日本“新福田主义”外交开始突破战后以来根深蒂固的对美外交一边倒。福田以同等重视亚洲与美日同盟的“共鸣外交”来显示日本的独立存在，包含了与亚洲加强关系的强烈愿望。它认为，随着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体制消失，除了美日同盟，日本与中国等亚太国家构建共同体的机会已经来临。[26] 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主张，日本因没有自己坚定的主张而总是被随意左右，美日同盟“应当是对等的伙伴关系。”[27] 这些主张强调了日本的主权独立，将使日本逐渐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香港《大公报》文章指出，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日本“外交之根”将回归亚洲，特别是中国。[28]在目前旷日持久的两党政治争夺中，日本民主党拥有在新大选中胜出的最佳良机，民主党领导的新内阁将可能推行脱离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日本外交和安保方针的重大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证明，中日两国单打独斗都无法保证两国拥有可靠的未来。战后中日地缘政治互动的现实表明，中国不但不是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一直是促使日本走向复兴的力量。没有中国的战略制衡，美国不会容许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放松对其控制。中国在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越来越成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一支平衡美国的力量。冷战后美国势力空前扩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是东亚的主宰力量，东亚各国联合自强成为头等政治需要。战后以来中日权力消长形成良性互动，隐示着中日之间存在某种战略协作的可能。实现历史性和解，永远消除百余年来支配东亚政治、引起战争冲突的中日对立，将东亚的复兴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绝对需要中日从政治上联合起来，非走这条路不可。中日两国的政治联合与战略互信必然会遇到重大困难，历史宿怨会反复作梗，但这势在必行。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天然成为陆海力量交汇的锋线。日本是中美之间潜在的有效制衡力量。日本这种战略地位根源于地缘形势，是在新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于日本来说，避免陷入两大力量的联合夹击是生存的前提，日本帝国的覆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教训。其次，在两大力量之间维持均势，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日本最佳战略选择。日本目前以和平国家的身份存在于美国的东亚体系中，日本没有完全国家的独立立场。它缺乏决定自己命运和外交立场的国家防卫力量。因此，中日之间的纷争并不真正反映日本的立场和想法，一个无国家意志的日本只是被动地迎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它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美国单极优势的削弱及多极世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冲击建立在军事依附上的美日同盟关系，日本被迫摸索新出路，增强独立性，加快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
阻止日本拥有独立防卫力量是美日同盟的前提，日本建立自立国家的努力将加剧美日关系中的裂痕。和平宪法了限制了日本拥有正常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就阉割了日本的国家自立，决定了日本只能追随美国而不能自拔。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只会继续处于目前的依附地位，一个软弱、孤立的日本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欧洲不能建立独立于北约的防务，欧洲永远都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日本不能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日本永远不能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一个拥有独立防卫的日本成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变数，可能将改变亚太地区中国与美日同盟对峙的态势，形成中美日三足鼎立。力量较弱的中日必然会像欧洲诸国联合自强来恢复力量均势。日本因此成为我们亚太战略棋盘上的潜在盟国。有必要重新审视中日双方作为新兴力量可能的战略趋同，重新确定我们对待日本寻求正常国家的立场。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