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2014-12-04 14:23 综合 19

图为宾山养老院的食堂老人们。
　　年轻人越来越少，10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综观全球，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江苏如东，104万人口的县，近30万60岁以上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年轻人出走、生源锐减、劳动力短缺、城镇萧条等系统性问题已经暴露。一面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一面是“老有所养”的人伦理念，这让如东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观察窗口。
　　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30岁的林俊，平时喜欢到县城看看电影，多年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前不久，他偶尔到邻近的如皋市看了几场电影，散场后却发现了差异：如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轻，而如东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如皋城区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非常热闹，如东的夜生活则相对冷清很多。
　　这是新华社记者描述中的如东。这篇引起当地人热烈讨论的报道，题目是《如东，一个正在老去的县城》。
　　在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为自己寻找“将来”，而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过104万。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如东县比全国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提前了20年。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在为20年后的中国试探未来。
　　30年少生50万
　　将“提前衰老”的如东想象成遍地“银发”似乎并不切合实际。县城里有一处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这里吃海鲜和烧烤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别说见到老人。很多店铺门庭冷落，老板闲坐着发呆。街上的人力三轮车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裤脚夹着，用力蹬，一趟活跑几公里，收入不过四五元。老人们一般不爱出门，本地的年轻人也少，外地务工人员更少，街面上不见人潮川流不息的繁华，这才是现实。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无可辩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教授陈友华说，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按照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如东全县少生近50万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东成为全国第21个“中国长寿之乡”。低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如东“会师”，这让这座当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
　　陈友华就是如东人。在他看来，在导致如东老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诸多因素中，计划生育所占的比重将近40%到50%。他说，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
　　如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过去30年的缩影。陈友华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因果关系，“老年人口比例等于老年人口数量除上总人口数量。虽然现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对总分子没有影响，人口控制越严，出生人数就越少，分母因计划生育缩小了，从而整个分式的值增大了。计划生育会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年轻人越来越少
　　在陈友华的理解中，导致如东老龄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经济发展因素占20%。随着时代变化，这个比例也在变化。“现在如东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导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计划生育已经排到第三位了。”陈友华说。
　　陈友华自己就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如东。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分母减小，老年人分子却没减，人口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潘金环原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关注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做过很多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十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59355名学子，有40000多名优秀人才在县外就业生活。”
　　至于经济发展，陈友华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也会对构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总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导致人口老龄化。”
　　早在1993年，陈友华就私下提醒如东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从区域发展来看，教育与计划生育两个方面的先进典型会给如东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计生部门的领导要适度放松对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严格地执行生育政策，但没人理他。
　　回乡的年轻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更少。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如东“不得不进行布局调整，学校合并，从2000到2010年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潘金环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调整教育结构，“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发展本地职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人才，让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既能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环境改善，也能缓解地方人口老龄化步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年9月11日，在江苏省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说：“传统家庭观念、老年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必然是主要养老方式。”
　　陈友华说，现在养老的最大问题不是“9073”式养老服务的提供，问题在资源短缺或者说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陈友华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如果政策允许，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其他的发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东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许的孩子生下来。在现代社会，孩子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全由个人承担，会极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为，从而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建立一个生养的成本补偿机制。否则，生育政策调整就会变成“空调”。
　　如今，这个当年最活跃的计生红旗县，却也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官方文件这样说：“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陈友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老龄化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陈友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综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严重老化将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陈友华说，研究已经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
　　【同题报道】“计生红旗县”往事
　　时间：2014-12-04
　　来源：南方周末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再有两年，桑盛富就年满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东县潮墩村的村支书和民兵营长，从此加入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2014-12-04 14:23 综合 19

图为宾山养老院的食堂老人们。
　　年轻人越来越少，10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综观全球，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江苏如东，104万人口的县，近30万60岁以上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年轻人出走、生源锐减、劳动力短缺、城镇萧条等系统性问题已经暴露。一面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一面是“老有所养”的人伦理念，这让如东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观察窗口。
　　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30岁的林俊，平时喜欢到县城看看电影，多年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前不久，他偶尔到邻近的如皋市看了几场电影，散场后却发现了差异：如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轻，而如东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如皋城区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非常热闹，如东的夜生活则相对冷清很多。
　　这是新华社记者描述中的如东。这篇引起当地人热烈讨论的报道，题目是《如东，一个正在老去的县城》。
　　在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为自己寻找“将来”，而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过104万。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如东县比全国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提前了20年。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在为20年后的中国试探未来。
　　30年少生50万
　　将“提前衰老”的如东想象成遍地“银发”似乎并不切合实际。县城里有一处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这里吃海鲜和烧烤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别说见到老人。很多店铺门庭冷落，老板闲坐着发呆。街上的人力三轮车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裤脚夹着，用力蹬，一趟活跑几公里，收入不过四五元。老人们一般不爱出门，本地的年轻人也少，外地务工人员更少，街面上不见人潮川流不息的繁华，这才是现实。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无可辩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教授陈友华说，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按照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如东全县少生近50万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东成为全国第21个“中国长寿之乡”。低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如东“会师”，这让这座当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
　　陈友华就是如东人。在他看来，在导致如东老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诸多因素中，计划生育所占的比重将近40%到50%。他说，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
　　如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过去30年的缩影。陈友华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因果关系，“老年人口比例等于老年人口数量除上总人口数量。虽然现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对总分子没有影响，人口控制越严，出生人数就越少，分母因计划生育缩小了，从而整个分式的值增大了。计划生育会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年轻人越来越少
　　在陈友华的理解中，导致如东老龄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经济发展因素占20%。随着时代变化，这个比例也在变化。“现在如东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导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计划生育已经排到第三位了。”陈友华说。
　　陈友华自己就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如东。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分母减小，老年人分子却没减，人口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潘金环原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关注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做过很多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十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59355名学子，有40000多名优秀人才在县外就业生活。”
　　至于经济发展，陈友华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也会对构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总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导致人口老龄化。”
　　早在1993年，陈友华就私下提醒如东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从区域发展来看，教育与计划生育两个方面的先进典型会给如东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计生部门的领导要适度放松对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严格地执行生育政策，但没人理他。
　　回乡的年轻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更少。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如东“不得不进行布局调整，学校合并，从2000到2010年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潘金环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调整教育结构，“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发展本地职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人才，让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既能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环境改善，也能缓解地方人口老龄化步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年9月11日，在江苏省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说：“传统家庭观念、老年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必然是主要养老方式。”
　　陈友华说，现在养老的最大问题不是“9073”式养老服务的提供，问题在资源短缺或者说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陈友华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如果政策允许，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其他的发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东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许的孩子生下来。在现代社会，孩子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全由个人承担，会极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为，从而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建立一个生养的成本补偿机制。否则，生育政策调整就会变成“空调”。
　　如今，这个当年最活跃的计生红旗县，却也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官方文件这样说：“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陈友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老龄化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陈友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综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严重老化将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陈友华说，研究已经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
　　【同题报道】“计生红旗县”往事
　　时间：2014-12-04
　　来源：南方周末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再有两年，桑盛富就年满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东县潮墩村的村支书和民兵营长，从此加入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2014-12-04 14:23 综合 19

图为宾山养老院的食堂老人们。
　　年轻人越来越少，10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综观全球，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江苏如东，104万人口的县，近30万60岁以上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年轻人出走、生源锐减、劳动力短缺、城镇萧条等系统性问题已经暴露。一面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一面是“老有所养”的人伦理念，这让如东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观察窗口。
　　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30岁的林俊，平时喜欢到县城看看电影，多年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前不久，他偶尔到邻近的如皋市看了几场电影，散场后却发现了差异：如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轻，而如东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如皋城区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非常热闹，如东的夜生活则相对冷清很多。
　　这是新华社记者描述中的如东。这篇引起当地人热烈讨论的报道，题目是《如东，一个正在老去的县城》。
　　在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为自己寻找“将来”，而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过104万。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如东县比全国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提前了20年。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在为20年后的中国试探未来。
　　30年少生50万
　　将“提前衰老”的如东想象成遍地“银发”似乎并不切合实际。县城里有一处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这里吃海鲜和烧烤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别说见到老人。很多店铺门庭冷落，老板闲坐着发呆。街上的人力三轮车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裤脚夹着，用力蹬，一趟活跑几公里，收入不过四五元。老人们一般不爱出门，本地的年轻人也少，外地务工人员更少，街面上不见人潮川流不息的繁华，这才是现实。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无可辩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教授陈友华说，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按照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如东全县少生近50万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东成为全国第21个“中国长寿之乡”。低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如东“会师”，这让这座当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
　　陈友华就是如东人。在他看来，在导致如东老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诸多因素中，计划生育所占的比重将近40%到50%。他说，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
　　如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过去30年的缩影。陈友华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因果关系，“老年人口比例等于老年人口数量除上总人口数量。虽然现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对总分子没有影响，人口控制越严，出生人数就越少，分母因计划生育缩小了，从而整个分式的值增大了。计划生育会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年轻人越来越少
　　在陈友华的理解中，导致如东老龄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经济发展因素占20%。随着时代变化，这个比例也在变化。“现在如东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导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计划生育已经排到第三位了。”陈友华说。
　　陈友华自己就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如东。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分母减小，老年人分子却没减，人口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潘金环原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关注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做过很多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十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59355名学子，有40000多名优秀人才在县外就业生活。”
　　至于经济发展，陈友华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也会对构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总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导致人口老龄化。”
　　早在1993年，陈友华就私下提醒如东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从区域发展来看，教育与计划生育两个方面的先进典型会给如东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计生部门的领导要适度放松对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严格地执行生育政策，但没人理他。
　　回乡的年轻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更少。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如东“不得不进行布局调整，学校合并，从2000到2010年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潘金环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调整教育结构，“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发展本地职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人才，让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既能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环境改善，也能缓解地方人口老龄化步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年9月11日，在江苏省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说：“传统家庭观念、老年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必然是主要养老方式。”
　　陈友华说，现在养老的最大问题不是“9073”式养老服务的提供，问题在资源短缺或者说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陈友华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如果政策允许，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其他的发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东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许的孩子生下来。在现代社会，孩子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全由个人承担，会极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为，从而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建立一个生养的成本补偿机制。否则，生育政策调整就会变成“空调”。
　　如今，这个当年最活跃的计生红旗县，却也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官方文件这样说：“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陈友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老龄化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陈友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综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严重老化将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陈友华说，研究已经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
　　【同题报道】“计生红旗县”往事
　　时间：2014-12-04
　　来源：南方周末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再有两年，桑盛富就年满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东县潮墩村的村支书和民兵营长，从此加入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笑着面对每一次的挫折”。
　　季方珍曾在一份自述材料中说，全村育龄妇女无论是谁做节育手术还是采取补救措施，都由她用自行车送去接回。一些妇女住在医院检查治疗，她就成了“编外护士”，端茶送饭、喂药洗刷，甚至端尿接便。
　　而在桑盛富记忆里，更费神的，在于完成引产任务。为了让这些手续不全的外来孕妇顺利引产，计生干部几人一班，陪护在病房里，“我是男的，但是我做工作，也要陪他们睡到一个房间。”桑盛富回忆时候用手比划着，那么大一间病房，孕妇和家属睡一侧，计生干部搭小床睡角落另一侧，“最多的时候住一个星期，那个时候肯定辛苦，不分时间不分早晚”。
　　桑盛富说，陪护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手术就好做”。
　　引产成功，超生危机解除，在那个“一票否决”的大环境下，集体的荣誉保住了，当事人还可以额外获得补助，“经济上不让你吃亏”，桑盛富说这样能更好化解对立情绪。
　　“功夫就在平时”
　　1996年4月23日，全国计划生育自愿选择节育措施试点工作研讨会在如东召开。桑盛富记得，意外怀孕率也成了一项考核指标，如此一来，“功夫就在平时”。
　　校医施德俊日常需要在全校师生中宣传、建档、走访、调查、服务。在计划经济年代，单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全部依靠，单位也成为推进计生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更被视为金饭碗，全校四十多位教师，一般不敢因超生而丢了工作。
　　施德俊手上有本账，哪些人领了独生子女证，哪些人需要及时去上环，哪些人则因为身体条件而不能结扎，需要定期发放避孕药具，当事人需要定期填清单签字，而那些从各个学校来此短期进修的老师，则由各自学校的计生人员管理。
　　“事业单位的计生工作抓得都很好，很紧。”施德俊说，比如教育系统，县教育局有一个计生领导小组，每月开一次例会，各学校都有计生专员参加，施德俊是其中之一。会上，各人需要上报所在学校每月新增育龄妇女，“年满18岁到50岁的妇女，进了多少，超龄多少，一月刷新一次统计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县教育局的人事科长，施德俊说：“你想想看，人事科长，谁敢不听话？”
　　桑盛富这样的专职计生干部，更需要定期在县镇辖区内派发避孕药具，此外还要定期做身体检查，“我们带着小B超机，一年两次，春天和秋天，去检查那些上环的妇女。”凭着这些小B超机，桑盛富们能够发现谁偷偷把上好的环拿掉了，也能够发现谁的环位不正、下移，没有效果。上环率成为各村考核的指标，桑盛富说，“100个孕龄妇女，正常的夫妻两个在家的，上环率要达到70%或者75%。”
　　“再生一个吧”
　　桑盛富的儿子今年36岁，育有一子也已11岁，作为爷爷的桑盛富有时不禁会感叹，家里有两个小孩可能会更好一点，“一是孤单，到时候像我们年龄大了，他们负担重了，不是经济负担重，就是劳累负担也重，年龄大了生病照顾困难。”
　　有时，他会给儿子做工作：“再生一个吧。”
　　但儿子不肯。夫妻俩都是工薪阶层，月薪一两千，生活压力太大。
　　不是桑盛富儿子一家有这样的想法。如东如今的育龄夫妇八九成是独生子女，都符合生二胎政策。桑盛富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我们全镇的二孩审批，今年申请二孩全镇300对，我们全镇总人口农村和城镇大概20万人口。”以前在如东，女方是农村户口的，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今年4月份开始，增加了女方是城镇户口的也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你不限制了，他们还不想生了。”
　　桑盛富由此想给有关方面建议：“生二胎的，生了小孩可以奖励5000，或者把费用报70%或60%。幼儿园要纳入义务教育，在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之前，第二胎上幼儿园的费用报销。这些解决了，也能缓解一些人的压力，二孩申请的人才会多起来。”
　　相比较而言，施德俊倒不感到遗憾，尽管如今他看到，他的表弟已经尝到了两个孩子的甜头——他的大女儿留在如东，开了个护肤品店；超生的“三千”，已是北京某部队高级军官，每个月都寄钱回来。
　　桑盛富说，如东的计划生育起步比较早，财政负担也比较重，一方面独生子女奖励的财政开支大，另一方面退休老人的一次性奖励负担大。
　　“当年实行计划生育不太好的那些地方，负担压力就没有这么多。”桑盛富说，国家应该给如东财政支持，“国家不是没有钱。做了贡献的人不能再吃亏”。
http://news.sina.cn/sh/2014-12-04/detail-iawzunex4963936.d.html
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2014-12-04 14:23 综合 19

图为宾山养老院的食堂老人们。
　　年轻人越来越少，10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综观全球，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江苏如东，104万人口的县，近30万60岁以上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年轻人出走、生源锐减、劳动力短缺、城镇萧条等系统性问题已经暴露。一面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一面是“老有所养”的人伦理念，这让如东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观察窗口。
　　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30岁的林俊，平时喜欢到县城看看电影，多年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前不久，他偶尔到邻近的如皋市看了几场电影，散场后却发现了差异：如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轻，而如东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如皋城区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非常热闹，如东的夜生活则相对冷清很多。
　　这是新华社记者描述中的如东。这篇引起当地人热烈讨论的报道，题目是《如东，一个正在老去的县城》。
　　在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为自己寻找“将来”，而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过104万。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如东县比全国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提前了20年。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在为20年后的中国试探未来。
　　30年少生50万
　　将“提前衰老”的如东想象成遍地“银发”似乎并不切合实际。县城里有一处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这里吃海鲜和烧烤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别说见到老人。很多店铺门庭冷落，老板闲坐着发呆。街上的人力三轮车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裤脚夹着，用力蹬，一趟活跑几公里，收入不过四五元。老人们一般不爱出门，本地的年轻人也少，外地务工人员更少，街面上不见人潮川流不息的繁华，这才是现实。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无可辩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教授陈友华说，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按照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如东全县少生近50万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东成为全国第21个“中国长寿之乡”。低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如东“会师”，这让这座当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
　　陈友华就是如东人。在他看来，在导致如东老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诸多因素中，计划生育所占的比重将近40%到50%。他说，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
　　如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过去30年的缩影。陈友华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因果关系，“老年人口比例等于老年人口数量除上总人口数量。虽然现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对总分子没有影响，人口控制越严，出生人数就越少，分母因计划生育缩小了，从而整个分式的值增大了。计划生育会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年轻人越来越少
　　在陈友华的理解中，导致如东老龄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经济发展因素占20%。随着时代变化，这个比例也在变化。“现在如东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导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计划生育已经排到第三位了。”陈友华说。
　　陈友华自己就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如东。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分母减小，老年人分子却没减，人口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潘金环原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关注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做过很多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十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59355名学子，有40000多名优秀人才在县外就业生活。”
　　至于经济发展，陈友华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也会对构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总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导致人口老龄化。”
　　早在1993年，陈友华就私下提醒如东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从区域发展来看，教育与计划生育两个方面的先进典型会给如东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计生部门的领导要适度放松对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严格地执行生育政策，但没人理他。
　　回乡的年轻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更少。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如东“不得不进行布局调整，学校合并，从2000到2010年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潘金环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调整教育结构，“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发展本地职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人才，让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既能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环境改善，也能缓解地方人口老龄化步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年9月11日，在江苏省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说：“传统家庭观念、老年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必然是主要养老方式。”
　　陈友华说，现在养老的最大问题不是“9073”式养老服务的提供，问题在资源短缺或者说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陈友华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如果政策允许，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其他的发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东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许的孩子生下来。在现代社会，孩子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全由个人承担，会极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为，从而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建立一个生养的成本补偿机制。否则，生育政策调整就会变成“空调”。
　　如今，这个当年最活跃的计生红旗县，却也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官方文件这样说：“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陈友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老龄化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陈友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综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严重老化将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陈友华说，研究已经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
　　【同题报道】“计生红旗县”往事
　　时间：2014-12-04
　　来源：南方周末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再有两年，桑盛富就年满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东县潮墩村的村支书和民兵营长，从此加入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2014-12-04 14:23 综合 19

图为宾山养老院的食堂老人们。
　　年轻人越来越少，10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综观全球，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江苏如东，104万人口的县，近30万60岁以上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年轻人出走、生源锐减、劳动力短缺、城镇萧条等系统性问题已经暴露。一面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一面是“老有所养”的人伦理念，这让如东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观察窗口。
　　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30岁的林俊，平时喜欢到县城看看电影，多年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前不久，他偶尔到邻近的如皋市看了几场电影，散场后却发现了差异：如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轻，而如东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如皋城区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非常热闹，如东的夜生活则相对冷清很多。
　　这是新华社记者描述中的如东。这篇引起当地人热烈讨论的报道，题目是《如东，一个正在老去的县城》。
　　在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为自己寻找“将来”，而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过104万。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如东县比全国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提前了20年。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在为20年后的中国试探未来。
　　30年少生50万
　　将“提前衰老”的如东想象成遍地“银发”似乎并不切合实际。县城里有一处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这里吃海鲜和烧烤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别说见到老人。很多店铺门庭冷落，老板闲坐着发呆。街上的人力三轮车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裤脚夹着，用力蹬，一趟活跑几公里，收入不过四五元。老人们一般不爱出门，本地的年轻人也少，外地务工人员更少，街面上不见人潮川流不息的繁华，这才是现实。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无可辩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教授陈友华说，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按照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如东全县少生近50万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东成为全国第21个“中国长寿之乡”。低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如东“会师”，这让这座当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
　　陈友华就是如东人。在他看来，在导致如东老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诸多因素中，计划生育所占的比重将近40%到50%。他说，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
　　如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过去30年的缩影。陈友华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因果关系，“老年人口比例等于老年人口数量除上总人口数量。虽然现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对总分子没有影响，人口控制越严，出生人数就越少，分母因计划生育缩小了，从而整个分式的值增大了。计划生育会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年轻人越来越少
　　在陈友华的理解中，导致如东老龄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经济发展因素占20%。随着时代变化，这个比例也在变化。“现在如东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导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计划生育已经排到第三位了。”陈友华说。
　　陈友华自己就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如东。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分母减小，老年人分子却没减，人口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潘金环原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关注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做过很多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十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59355名学子，有40000多名优秀人才在县外就业生活。”
　　至于经济发展，陈友华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也会对构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总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导致人口老龄化。”
　　早在1993年，陈友华就私下提醒如东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从区域发展来看，教育与计划生育两个方面的先进典型会给如东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计生部门的领导要适度放松对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严格地执行生育政策，但没人理他。
　　回乡的年轻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更少。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如东“不得不进行布局调整，学校合并，从2000到2010年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潘金环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调整教育结构，“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发展本地职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人才，让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既能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环境改善，也能缓解地方人口老龄化步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年9月11日，在江苏省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说：“传统家庭观念、老年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必然是主要养老方式。”
　　陈友华说，现在养老的最大问题不是“9073”式养老服务的提供，问题在资源短缺或者说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陈友华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如果政策允许，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其他的发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东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许的孩子生下来。在现代社会，孩子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全由个人承担，会极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为，从而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建立一个生养的成本补偿机制。否则，生育政策调整就会变成“空调”。
　　如今，这个当年最活跃的计生红旗县，却也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官方文件这样说：“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陈友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老龄化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陈友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综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严重老化将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陈友华说，研究已经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
　　【同题报道】“计生红旗县”往事
　　时间：2014-12-04
　　来源：南方周末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再有两年，桑盛富就年满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东县潮墩村的村支书和民兵营长，从此加入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老龄化
2014-12-04 14:23 综合 19

图为宾山养老院的食堂老人们。
　　年轻人越来越少，10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综观全球，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比全国提前二十年进入老龄化—江苏如东，104万人口的县，近30万60岁以上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年轻人出走、生源锐减、劳动力短缺、城镇萧条等系统性问题已经暴露。一面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一面是“老有所养”的人伦理念，这让如东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观察窗口。
　　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30岁的林俊，平时喜欢到县城看看电影，多年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前不久，他偶尔到邻近的如皋市看了几场电影，散场后却发现了差异：如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轻，而如东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如皋城区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非常热闹，如东的夜生活则相对冷清很多。
　　这是新华社记者描述中的如东。这篇引起当地人热烈讨论的报道，题目是《如东，一个正在老去的县城》。
　　在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为自己寻找“将来”，而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过104万。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如东县比全国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提前了20年。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在为20年后的中国试探未来。
　　30年少生50万
　　将“提前衰老”的如东想象成遍地“银发”似乎并不切合实际。县城里有一处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这里吃海鲜和烧烤的年轻人并不多，更别说见到老人。很多店铺门庭冷落，老板闲坐着发呆。街上的人力三轮车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裤脚夹着，用力蹬，一趟活跑几公里，收入不过四五元。老人们一般不爱出门，本地的年轻人也少，外地务工人员更少，街面上不见人潮川流不息的繁华，这才是现实。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无可辩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教授陈友华说，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按照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如东全县少生近50万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东成为全国第21个“中国长寿之乡”。低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如东“会师”，这让这座当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
　　陈友华就是如东人。在他看来，在导致如东老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诸多因素中，计划生育所占的比重将近40%到50%。他说，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
　　如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过去30年的缩影。陈友华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是因果关系，“老年人口比例等于老年人口数量除上总人口数量。虽然现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对总分子没有影响，人口控制越严，出生人数就越少，分母因计划生育缩小了，从而整个分式的值增大了。计划生育会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年轻人越来越少
　　在陈友华的理解中，导致如东老龄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计划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经济发展因素占20%。随着时代变化，这个比例也在变化。“现在如东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导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计划生育已经排到第三位了。”陈友华说。
　　陈友华自己就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如东。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分母减小，老年人分子却没减，人口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潘金环原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后一直关注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做过很多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十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59355名学子，有40000多名优秀人才在县外就业生活。”
　　至于经济发展，陈友华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也会对构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总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导致人口老龄化。”
　　早在1993年，陈友华就私下提醒如东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从区域发展来看，教育与计划生育两个方面的先进典型会给如东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计生部门的领导要适度放松对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严格地执行生育政策，但没人理他。
　　回乡的年轻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更少。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于建华说，如东“不得不进行布局调整，学校合并，从2000到2010年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潘金环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调整教育结构，“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发展本地职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人才，让年轻人留在本地就业，既能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环境改善，也能缓解地方人口老龄化步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年9月11日，在江苏省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说：“传统家庭观念、老年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必然是主要养老方式。”
　　陈友华说，现在养老的最大问题不是“9073”式养老服务的提供，问题在资源短缺或者说养老的钱从哪儿来。
　　陈友华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孩子代表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如果政策允许，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其他的发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东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许的孩子生下来。在现代社会，孩子不仅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全由个人承担，会极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为，从而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建立一个生养的成本补偿机制。否则，生育政策调整就会变成“空调”。
　　如今，这个当年最活跃的计生红旗县，却也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官方文件这样说：“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陈友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老龄化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陈友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综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严重老化将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陈友华说，研究已经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
　　【同题报道】“计生红旗县”往事
　　时间：2014-12-04
　　来源：南方周末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再有两年，桑盛富就年满六十了。28年前，他是如东县潮墩村的村支书和民兵营长，从此加入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列。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笑着面对每一次的挫折”。
　　季方珍曾在一份自述材料中说，全村育龄妇女无论是谁做节育手术还是采取补救措施，都由她用自行车送去接回。一些妇女住在医院检查治疗，她就成了“编外护士”，端茶送饭、喂药洗刷，甚至端尿接便。
　　而在桑盛富记忆里，更费神的，在于完成引产任务。为了让这些手续不全的外来孕妇顺利引产，计生干部几人一班，陪护在病房里，“我是男的，但是我做工作，也要陪他们睡到一个房间。”桑盛富回忆时候用手比划着，那么大一间病房，孕妇和家属睡一侧，计生干部搭小床睡角落另一侧，“最多的时候住一个星期，那个时候肯定辛苦，不分时间不分早晚”。
　　桑盛富说，陪护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手术就好做”。
　　引产成功，超生危机解除，在那个“一票否决”的大环境下，集体的荣誉保住了，当事人还可以额外获得补助，“经济上不让你吃亏”，桑盛富说这样能更好化解对立情绪。
　　“功夫就在平时”
　　1996年4月23日，全国计划生育自愿选择节育措施试点工作研讨会在如东召开。桑盛富记得，意外怀孕率也成了一项考核指标，如此一来，“功夫就在平时”。
　　校医施德俊日常需要在全校师生中宣传、建档、走访、调查、服务。在计划经济年代，单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全部依靠，单位也成为推进计生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更被视为金饭碗，全校四十多位教师，一般不敢因超生而丢了工作。
　　施德俊手上有本账，哪些人领了独生子女证，哪些人需要及时去上环，哪些人则因为身体条件而不能结扎，需要定期发放避孕药具，当事人需要定期填清单签字，而那些从各个学校来此短期进修的老师，则由各自学校的计生人员管理。
　　“事业单位的计生工作抓得都很好，很紧。”施德俊说，比如教育系统，县教育局有一个计生领导小组，每月开一次例会，各学校都有计生专员参加，施德俊是其中之一。会上，各人需要上报所在学校每月新增育龄妇女，“年满18岁到50岁的妇女，进了多少，超龄多少，一月刷新一次统计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县教育局的人事科长，施德俊说：“你想想看，人事科长，谁敢不听话？”
　　桑盛富这样的专职计生干部，更需要定期在县镇辖区内派发避孕药具，此外还要定期做身体检查，“我们带着小B超机，一年两次，春天和秋天，去检查那些上环的妇女。”凭着这些小B超机，桑盛富们能够发现谁偷偷把上好的环拿掉了，也能够发现谁的环位不正、下移，没有效果。上环率成为各村考核的指标，桑盛富说，“100个孕龄妇女，正常的夫妻两个在家的，上环率要达到70%或者75%。”
　　“再生一个吧”
　　桑盛富的儿子今年36岁，育有一子也已11岁，作为爷爷的桑盛富有时不禁会感叹，家里有两个小孩可能会更好一点，“一是孤单，到时候像我们年龄大了，他们负担重了，不是经济负担重，就是劳累负担也重，年龄大了生病照顾困难。”
　　有时，他会给儿子做工作：“再生一个吧。”
　　但儿子不肯。夫妻俩都是工薪阶层，月薪一两千，生活压力太大。
　　不是桑盛富儿子一家有这样的想法。如东如今的育龄夫妇八九成是独生子女，都符合生二胎政策。桑盛富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我们全镇的二孩审批，今年申请二孩全镇300对，我们全镇总人口农村和城镇大概20万人口。”以前在如东，女方是农村户口的，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今年4月份开始，增加了女方是城镇户口的也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你不限制了，他们还不想生了。”
　　桑盛富由此想给有关方面建议：“生二胎的，生了小孩可以奖励5000，或者把费用报70%或60%。幼儿园要纳入义务教育，在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之前，第二胎上幼儿园的费用报销。这些解决了，也能缓解一些人的压力，二孩申请的人才会多起来。”
　　相比较而言，施德俊倒不感到遗憾，尽管如今他看到，他的表弟已经尝到了两个孩子的甜头——他的大女儿留在如东，开了个护肤品店；超生的“三千”，已是北京某部队高级军官，每个月都寄钱回来。
　　桑盛富说，如东的计划生育起步比较早，财政负担也比较重，一方面独生子女奖励的财政开支大，另一方面退休老人的一次性奖励负担大。
　　“当年实行计划生育不太好的那些地方，负担压力就没有这么多。”桑盛富说，国家应该给如东财政支持，“国家不是没有钱。做了贡献的人不能再吃亏”。
http://news.sina.cn/sh/2014-12-04/detail-iawzunex4963936.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