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特点

内容提要：“东突”组织在整合领导层后，加紧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其特点是：领导层权威化，人员结构年轻化、专业化，资金来源多样化，组织结构严密化。对新疆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关键词：“东突”；活动特点；吉尔吉斯斯坦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5330 (2011) 03—0059—06

　　作者简介：马媛，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与中国新疆毗邻的中亚，近年来是“东突”组织活动的重点区域。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毗邻新疆，便利的交通往来和频繁的人员交往，使该地区成为“东突”对新疆进行破坏活动的前 沿。随着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不稳定状态持续，该国成为“东突”组织向新疆派遣恐怖活动人员、培训组织成员的重要基地。

一、当前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情况

　　中亚“东突”分裂势力组织众多，但力量分散，也没有产生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经过多年演变，至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了以玉素甫·莫合里索夫和卡哈尔曼·霍加木拜尔迪耶夫为首的分裂集团。这些组织一度十分猖獗，对新疆边境地区造成极大危害。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建立后，“东突”分裂组织反华活动受到限制。在中亚的二十多个“东突”分裂组织中，大多数成立于 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组织有：“东突厥斯坦国际委员会”、“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维吾尔跨国联盟”和“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阵线”。其中，“维吾尔跨国联盟”影响一度颇大。

　　乌鲁木齐“7·5”事件后，原来隐藏在地下的“东突”组织，加紧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变化：第一，受到“7·5”事件的鼓舞，活动形式由秘密转为半秘密或者是公开。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团结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驻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处、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人权”保护协会等组织在2009年8月10日，未经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比什凯克郊区的一所建筑内，召集大约500人举行示威活动，并污蔑中国政府企图“清除”维吾尔人。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逮捕了领头的维吾尔团结协会主席地力木拉提·阿克巴洛夫，但是在羁押了1小时后将其释放。第二，受到新疆2009年7月~2010年4月对公共信息(网络、手机短信、国际长途)的管制影响，大肆传播关于“7·5”事件的图片和影像资料(非中国政府官方的消息)，以此混淆人们的视听。第三，以吉尔吉斯斯坦为基地加紧对新疆的渗透，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争夺。第四，改变以往标榜的和平斗争的策略，转向以暴力手段进行活动。

　　“东突”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其生长的土壤。因为：第一，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集会、论坛、出版物的管理不严格，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执法领域腐败严重，导致违法成本相对欧美国家要低廉很多。第二，吉尔吉斯斯坦毗邻中国新疆南疆，贸易往来频繁，人员交往繁杂，便于该组织以吉尔吉斯斯坦为基地开展分裂新疆的活动。第三，吉尔吉斯斯坦自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滑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人们对政府不满的情绪有所增加，失业现象比政府统计数据要严重，导致地区层面处于亚稳定状态。这种环境为“东突”组织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忙于应对自己本身的社会问题，无暇顾及这些“东突”组织的活动。

　　基于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局势的混乱，以及吉现政府对社会层面掌控力度的减小，这些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还会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以吉尔吉斯斯坦为基地向新疆渗透。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在2010年以后仍将处于一个亚稳定状态，存在许多变数，这直接导致“东突”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会更加频繁。

二、当前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特点

　　(一)人员和组织结构特点

　　1.领导层权威化

　　以往“东突”组织没有实施有效的恐怖破坏活动，就是因为各个组织各自为政，不团结，现在经过领导层的整合后，领导的权威性体现出来，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能够有效组织恐怖活动的实施。2006年11月热比娅当选世界维吾尔大会新主席， 2009年5月连任。热比娅成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后，就整合了大大小小的“东突”组织，[1]并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代表处，督导“东突”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针对以往并没有分裂倾向的维吾尔社团展开争夺，灌输分裂思想，强化组织权威意识。自从世维会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代表处以来，他们首先是 对在吉尔吉斯斯坦存在的维吾尔人社团进行整合，对社团领导重新任命，重用那些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士担任领导，以给予社团内维吾尔人优惠利益为诱饵，树立他们在维吾尔社团中的权威。进而整合那些以分裂新疆为目的，以武力斗争为手段的大小“东突”组织。经过整合后，使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能够服从某一特定权威。

　　例如：乌鲁木齐“7·5”事件后，在中亚活动的各类“东突”组织在第一时间内汇集到吉尔吉斯斯坦，对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进行声援。这表明“东突”组织现在有一个比较统一和被大多 数组织成员认可的领导层，其结果是领导层的权威化，使组织体系更为完善，更具内聚力，使组织从一个各自为政的松散系统演变成权威体系。

　　2.人员构成年轻化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其人员的结构呈现低龄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骨干人员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基层人员年龄在25岁左右，女性占了相当一部分。[2]据有关情报部门的资料显示，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年龄结构呈现以下几个特点[3]：第一，人员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基层组织成员年龄较年轻，一般在18~25岁之间。第二，组织的骨干力量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主要是一些已婚的人员，对宗教的信仰较父辈虔诚，女性的数量占多数。第三，组织的上层，包括领导人，秘书处、外联处、组织处等要害部门的人员，年龄也比较年轻，大多数在30~40岁之间。

　　组织成员年龄年轻化的结果是，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蛊惑和被人利用，更容易抛弃自己的私欲置生死不顾献身“疆独”事业，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技术从事活动，例如，多媒体的传播制作、手机网络的使用。年轻的组织成员更容易逃避打击。

　　3.人员知识水平专业化

　　第一，组织成员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和在新疆活动的“东突”组织有很大差别。有些高层组织 成员甚至达到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水平。第二，组织成员的知识结构比较专业化，例如，有电脑专家，可以侵入到有关强力部门进行信息的窃取，以黑客身份攻击强力部门的数据库；有宗教专家，他们专门讲述极端宗教知识，蛊惑那些年轻人参加到组织中来，并用极端宗教思想和圣战理论对组织成员进行洗脑。

　　4.组织结构配置严密化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其组织类型有以下几种：第一，直线型，又称单线型。其特点是组织系统职权从组织上层“流向”组织基层。上下级关系是直线关系，即命令与服从的 关系。这种结构简单直接、命令统一、责权明确、联系便捷，易于适应环境变化。第二，职能型组织结构，又称多线型组织结构。其特点是采用按职能分工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办法，来代替直线型的全能管理者，各职能部门在分管业务范围内直接指挥下属。管理工作分工较细；由于吸收专家参与管理，可减轻上层管理者的负担。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正在向这种类型的组织模式转变，把组织建立成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组织。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人权联盟、自由东突厥斯坦等组织，这些组织为了便于活动下设秘书部、执行部、宣传部、社群部、财务部等机构。第三，分部制 组织结构，又称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其特点是在高层管理者之下，按地区设置若干分部，实行“集中政策，分散经营”的集中领导下的分权管理。例如，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处，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高层管理者集中精力搞好全局及战略决策；有利于发挥分支机构管理的主动权。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的目标是建立此种类型的组织体系，因为，中亚地区的政治环境和压力与欧美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建立这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便于组织接受上级的策略指导以及资金支持，而组织具体的活动安排则根据组织自身的条件开展。

　　(二)资金来源多元化

　　1.欧美、中东、土耳其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资助

　　美国民主国家基金会(NED)自称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旨在通过非政府渠道推广民主。乌鲁木齐“7·5”事件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其网站上“2008年亚洲资助项目”中，专门设置了对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组织的情况说明。NED对“疆独”组织的资助主要有：“国际维吾尔人权和民主基金会”、“维吾尔美国协会”、“世界维吾尔大会”和“国际维吾尔笔会”。而对这些组织的资助资金在逐年增加。由于热比娅是“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美国维吾尔协会”和“世维会”三个组织的负责人，所以该基金会将资助新疆项目的58·8万美元的96·55%给了“东突”组织。资助总额近几年呈高速增长态势。从2005年的12万美元， 2006年的39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2万美元、2008年的58万美元。尤其是2008年援助“疆独”组织的58万美元，甚至超过了同年该基金会援助“西藏人权组织”的35万美元。[4]世维会直接给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处提供资金资助。

　　2.“东突”组织自己控制的贸易网络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正在成为“东突”组织的洗钱中心。由于哈萨克斯坦的金融产业发达，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繁多，金融监管宽松，国际金融业务和渠道繁杂，国际游资可以轻松进入和撤离， 因而成为“东突”组织重要的洗钱中心。一些来源于欧洲、美国等非政府组织捐助的资金，在哈萨克斯坦经过数次倒账处理后，就以一种合法的贸易结算形式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资助恐怖组织的活动，这也成为新疆政府打击境外恐怖组织的难点。中国新疆有大量货物通过吉尔吉斯斯坦转口到哈萨克斯坦，两国间的金融结算业务繁杂，“东突”组织就利用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来给组织募集资金。[5]

　　3.中国新疆境内个人的捐助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资金某些是由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个人捐赠的，这些资金的数量有多有少，但是确实存在那些对“东突”组织持同情态度的维吾尔人捐助资金的情况。这种捐助方式的危害表现在：第一，捐助形式隐秘，仅仅是在维吾尔人社交圈子内完成，出于民族内部的认同性，很少被外界人士发现，不利于强力部门的打击。第二，对“东突”组织的捐助，无形中是对维吾尔人需要独立的思想的认同，进一步模糊了人们的思想状况。第三，这种以私人形式的捐助，助长了“东突”组织的活动信心，开辟了“东突”组织资金链条的一个新途径，鼓舞了“东突”组织成员的活动力度。

　　(三)活动形式隐秘化

　　1.利用互联网、手机存储设备渗透[6]

　　目前，“东突”恐怖组织大肆利用互联网和电话、短信等通讯工具制造、散播谣言，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恨和对立，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危害网络和信息安全。与传统的自杀、暗杀、投毒等恐怖手段相比，利用高科技信息平台，比如网络平台、手机平台等实施恐怖活动，有利于减少花费；利用网络手段还可以全天候、宽范围的组织指挥，在时间上、空间上更有利于实施恐怖袭击，而且产生的轰动效益、影响面也更大。而且这种方式所编织的恐怖系统也是网络式的系统，可以有效加强对成员的思想和精神控制，对其恐怖思想的宣传也极其方便。[7]

　　“东突”组织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进行活动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利用QQ聊天的形式进行“东突”思想的沟通和传授，传递资料和情报，主要是新疆境内外相互沟通。第二，以手机储存卡的形式进行传播，将主要宣扬极端宗教思想的视频储存在手机内，由中亚带入到新疆境内，进行极端宗教思想以及反政府思想的传播。第三，以约定密码的形式，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信息，发布恐怖活动的实施命令。[8]这主要是针对乌鲁木齐“7·5”事件后，政府对网络和手机加强了监管措施，成立了专门负责监控网络的警察，而采取的反侦察手段。

　　“东突”组织实施这种活动策略的危害是：第一，极大地逃避了监管部门的控制，使“东突”组织的境内外联系更加紧密。第二，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传播，传播成本是最经济的，逃避监管的途径是最简单的。第三，视频的传播更具有煽动力和说服力，宣传某些极端思想的书籍是需要进行翻译印刷的，成本较高，体积较大，不利于携带，效果比视频的宣传要差许多。

　　2.向重点人群渗透

　　第一，到中亚国家留学的维吾尔青年人，这部分人处于对世界观模糊认知阶段，不易抵御“疆独”思想的侵蚀，有些人受“疆独”思想的侵蚀，放弃在中亚国家的正常学业，转道土耳其、叙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伊斯兰教经文学校进行学习，成为“东突”组织的新生力量。[9]第二，随着新疆与中亚国家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在中亚国家常年从事贸易的人员增加，这部分人也成为“东突”组织渗透的对象。第三，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府要害部门的人员进行腐蚀和渗透。由于中国政府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强力部门建立了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机制，在此机制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在其国家进行活动的“东突”组织进行了打击，但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给“东突”组织提供了较低的违法成本，只要是贿赂官员以及一般办事人员，就可以逃避打击。一些在 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把拉拢腐蚀中亚国家的警察、海关人员、稽毒查私人员作为一种活动纲领写入到活动手册中。[10]

　　3.以合法手段掩护

　　当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突”组织以合法手段掩护的形式主要有：第一，以社团组织为名义进行掩护，在中亚国家法律范围内进行合法的活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主要包括XX维吾尔互助协会、XX维吾尔文化促进会、XX维吾尔人团结发展会。[11]这些组织活动的形式仅仅限于维吾尔聚居区，表面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社团组织，活动内容也仅仅是互助性质。但是这 种组织活动的目的是在基层传播“疆独”思想。第二，一些维吾尔人开办的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和新疆境内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中亚国家进行合法的注册，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生意，但是某些贸易公司在合法的贸易掩护下还从事给“东突”组织洗钱的工作。某些资金经过这些贸易公司的倒账转账后，就以合法的渠道流入新疆境内。第三，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中亚国家注册，从事的主要是留学咨询，但是正是某些这类的中介公司帮助新疆境内的“东突”组织成员潜逃到中亚，或者是帮助中亚的“东突”分子潜回新疆，指导并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三、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与在欧美的“东突”组织的区别

　　1.活动方式不同

　　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主要是以合法的协会、基金会、代表大会形式出现，按照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进行注册和年审，并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主要采取和平的手段进行活动。例如，游说议会成员，在议会外组成压力集团，给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出面以人权等敏感问题为突破口和中国政府谈判。活动的方式是和平的，活动的内容是基于对组织生存的考虑，而迎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需要，在各方矛盾中找寻自己利益的切入点，而博得组织生存利益最大化。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突”组织其活动处于秘密与半秘密状态(因为中亚国家和中国政府之间有共同打击恐怖组织的协议，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某些“东突”组织不敢公开从事活动)，他们不能像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能够公开活动，他们主要活动的方式是联络站的作用，帮助新疆境内的组织成员潜逃，完成“欧美”组织的某些主要指示工作，联系协调中亚国家之间的组织关系，有时候还要与南亚的恐怖组织进行某种活动的配合。从大体上看，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是游走在法律体系之间的，也就是说其活动是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

　　2.资金来源不同

　　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的资金一般是依靠募集，其方式有：第一，他们通过游说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国会议员来募集资金。第二，他们通过在维吾尔人社区中进行募捐来筹集资金，主要依靠清真寺宣礼时，为了某种事件来募集资金。第三，通过演讲和出版书籍来进行资金的募集，这些资金的募集手段和渠道是合乎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第四，依靠欧美财团的资助，这些财团的资助有些是秘密的，有些也是公开的，资助的金额较大，其中有些款项是政府通过企业的渠道资助[12](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募集资金方式是：第一，主要是靠自己控制的贸易网络，此网络得益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贸易资金的筹集便于掩护而开展活动，因而中亚国家和新疆的贸易大多是小额边境贸易，贸易大多以现金结算为主，这样的贸易形式便于利用合法的贸易流和资金流，掩盖某些大宗商品的选购和对某些敏感商品的走私。第二，利用贸易手段接受南亚的恐怖组织的资助，这种资助主要是将某些非法所得进行洗刷，例如，毒品的走私，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其金融体系发达，海关官员腐败，成为中亚与南亚组织间非法贸易的集散地，这种非法贸易收入大部分成为“东突”组织的活动经费。[13]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在资金募集方面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因为在中亚的违法成本较为低廉，只要是对执法部门进行贿赂，就可以将某些违法的处罚降到最低。而欧美的法律比较健全，违法成本很高，因而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都是在体系内募集资金。

　　3.组织结构不同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采用的组织模式是直线型(60%的组织采用此类型的组织形式)，又称单线型，因为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活动处于隐秘和半隐秘状态， 这种形式便于组织开展有效活动和逃避中亚政府的打击，如果被吉尔吉斯斯坦的强力部门抓获，上级能够及时转移，损失的仅仅是下级成员。

　　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采用的是直线—参谋型组织结构，又称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其特点是设置2套系统，一套是直线指挥系统，另一套是参谋系统。直线主管人员有相应的职能机构和人员作为参谋和助手，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可满足现代组织活动所需的统一指挥和实行严格责任制的要求。这种类型的组织体系适合“东突”组织在欧美的活动特点，其参谋系统处于隐蔽领域，而指挥系统处于公开领域，指挥系统的活动符合欧美国家的法律法规，从表层上看是合法 的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权组织，但辅助指挥决策系统的参谋则是一个游离在监管之外的系统，其实质是在资金、政策、决策、活动层面上辅佐指挥领导层。这种体系不利于在现有法律系统下对其进行打击(其活动表面是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责任编辑：苏　成

　　（本文系2009年度新疆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ZZ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东突”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特点-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j/gj_gjwtyj/ ... 131101_823255.shtml

内容提要：“东突”组织在整合领导层后，加紧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其特点是：领导层权威化，人员结构年轻化、专业化，资金来源多样化，组织结构严密化。对新疆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关键词：“东突”；活动特点；吉尔吉斯斯坦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5330 (2011) 03—0059—06

　　作者简介：马媛，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与中国新疆毗邻的中亚，近年来是“东突”组织活动的重点区域。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毗邻新疆，便利的交通往来和频繁的人员交往，使该地区成为“东突”对新疆进行破坏活动的前 沿。随着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不稳定状态持续，该国成为“东突”组织向新疆派遣恐怖活动人员、培训组织成员的重要基地。

一、当前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情况

　　中亚“东突”分裂势力组织众多，但力量分散，也没有产生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经过多年演变，至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了以玉素甫·莫合里索夫和卡哈尔曼·霍加木拜尔迪耶夫为首的分裂集团。这些组织一度十分猖獗，对新疆边境地区造成极大危害。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建立后，“东突”分裂组织反华活动受到限制。在中亚的二十多个“东突”分裂组织中，大多数成立于 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组织有：“东突厥斯坦国际委员会”、“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维吾尔跨国联盟”和“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阵线”。其中，“维吾尔跨国联盟”影响一度颇大。

　　乌鲁木齐“7·5”事件后，原来隐藏在地下的“东突”组织，加紧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变化：第一，受到“7·5”事件的鼓舞，活动形式由秘密转为半秘密或者是公开。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团结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驻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处、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人权”保护协会等组织在2009年8月10日，未经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比什凯克郊区的一所建筑内，召集大约500人举行示威活动，并污蔑中国政府企图“清除”维吾尔人。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逮捕了领头的维吾尔团结协会主席地力木拉提·阿克巴洛夫，但是在羁押了1小时后将其释放。第二，受到新疆2009年7月~2010年4月对公共信息(网络、手机短信、国际长途)的管制影响，大肆传播关于“7·5”事件的图片和影像资料(非中国政府官方的消息)，以此混淆人们的视听。第三，以吉尔吉斯斯坦为基地加紧对新疆的渗透，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争夺。第四，改变以往标榜的和平斗争的策略，转向以暴力手段进行活动。

　　“东突”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其生长的土壤。因为：第一，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集会、论坛、出版物的管理不严格，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执法领域腐败严重，导致违法成本相对欧美国家要低廉很多。第二，吉尔吉斯斯坦毗邻中国新疆南疆，贸易往来频繁，人员交往繁杂，便于该组织以吉尔吉斯斯坦为基地开展分裂新疆的活动。第三，吉尔吉斯斯坦自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滑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人们对政府不满的情绪有所增加，失业现象比政府统计数据要严重，导致地区层面处于亚稳定状态。这种环境为“东突”组织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忙于应对自己本身的社会问题，无暇顾及这些“东突”组织的活动。

　　基于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局势的混乱，以及吉现政府对社会层面掌控力度的减小，这些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还会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以吉尔吉斯斯坦为基地向新疆渗透。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在2010年以后仍将处于一个亚稳定状态，存在许多变数，这直接导致“东突”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会更加频繁。

二、当前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特点

　　(一)人员和组织结构特点

　　1.领导层权威化

　　以往“东突”组织没有实施有效的恐怖破坏活动，就是因为各个组织各自为政，不团结，现在经过领导层的整合后，领导的权威性体现出来，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能够有效组织恐怖活动的实施。2006年11月热比娅当选世界维吾尔大会新主席， 2009年5月连任。热比娅成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后，就整合了大大小小的“东突”组织，[1]并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代表处，督导“东突”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针对以往并没有分裂倾向的维吾尔社团展开争夺，灌输分裂思想，强化组织权威意识。自从世维会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代表处以来，他们首先是 对在吉尔吉斯斯坦存在的维吾尔人社团进行整合，对社团领导重新任命，重用那些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士担任领导，以给予社团内维吾尔人优惠利益为诱饵，树立他们在维吾尔社团中的权威。进而整合那些以分裂新疆为目的，以武力斗争为手段的大小“东突”组织。经过整合后，使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能够服从某一特定权威。

　　例如：乌鲁木齐“7·5”事件后，在中亚活动的各类“东突”组织在第一时间内汇集到吉尔吉斯斯坦，对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进行声援。这表明“东突”组织现在有一个比较统一和被大多 数组织成员认可的领导层，其结果是领导层的权威化，使组织体系更为完善，更具内聚力，使组织从一个各自为政的松散系统演变成权威体系。

　　2.人员构成年轻化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其人员的结构呈现低龄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骨干人员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基层人员年龄在25岁左右，女性占了相当一部分。[2]据有关情报部门的资料显示，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年龄结构呈现以下几个特点[3]：第一，人员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基层组织成员年龄较年轻，一般在18~25岁之间。第二，组织的骨干力量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主要是一些已婚的人员，对宗教的信仰较父辈虔诚，女性的数量占多数。第三，组织的上层，包括领导人，秘书处、外联处、组织处等要害部门的人员，年龄也比较年轻，大多数在30~40岁之间。

　　组织成员年龄年轻化的结果是，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蛊惑和被人利用，更容易抛弃自己的私欲置生死不顾献身“疆独”事业，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技术从事活动，例如，多媒体的传播制作、手机网络的使用。年轻的组织成员更容易逃避打击。

　　3.人员知识水平专业化

　　第一，组织成员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和在新疆活动的“东突”组织有很大差别。有些高层组织 成员甚至达到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水平。第二，组织成员的知识结构比较专业化，例如，有电脑专家，可以侵入到有关强力部门进行信息的窃取，以黑客身份攻击强力部门的数据库；有宗教专家，他们专门讲述极端宗教知识，蛊惑那些年轻人参加到组织中来，并用极端宗教思想和圣战理论对组织成员进行洗脑。

　　4.组织结构配置严密化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其组织类型有以下几种：第一，直线型，又称单线型。其特点是组织系统职权从组织上层“流向”组织基层。上下级关系是直线关系，即命令与服从的 关系。这种结构简单直接、命令统一、责权明确、联系便捷，易于适应环境变化。第二，职能型组织结构，又称多线型组织结构。其特点是采用按职能分工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办法，来代替直线型的全能管理者，各职能部门在分管业务范围内直接指挥下属。管理工作分工较细；由于吸收专家参与管理，可减轻上层管理者的负担。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正在向这种类型的组织模式转变，把组织建立成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组织。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人权联盟、自由东突厥斯坦等组织，这些组织为了便于活动下设秘书部、执行部、宣传部、社群部、财务部等机构。第三，分部制 组织结构，又称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其特点是在高层管理者之下，按地区设置若干分部，实行“集中政策，分散经营”的集中领导下的分权管理。例如，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处，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高层管理者集中精力搞好全局及战略决策；有利于发挥分支机构管理的主动权。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的目标是建立此种类型的组织体系，因为，中亚地区的政治环境和压力与欧美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建立这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便于组织接受上级的策略指导以及资金支持，而组织具体的活动安排则根据组织自身的条件开展。

　　(二)资金来源多元化

　　1.欧美、中东、土耳其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资助

　　美国民主国家基金会(NED)自称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旨在通过非政府渠道推广民主。乌鲁木齐“7·5”事件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其网站上“2008年亚洲资助项目”中，专门设置了对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组织的情况说明。NED对“疆独”组织的资助主要有：“国际维吾尔人权和民主基金会”、“维吾尔美国协会”、“世界维吾尔大会”和“国际维吾尔笔会”。而对这些组织的资助资金在逐年增加。由于热比娅是“维吾尔国际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美国维吾尔协会”和“世维会”三个组织的负责人，所以该基金会将资助新疆项目的58·8万美元的96·55%给了“东突”组织。资助总额近几年呈高速增长态势。从2005年的12万美元， 2006年的39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2万美元、2008年的58万美元。尤其是2008年援助“疆独”组织的58万美元，甚至超过了同年该基金会援助“西藏人权组织”的35万美元。[4]世维会直接给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处提供资金资助。

　　2.“东突”组织自己控制的贸易网络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正在成为“东突”组织的洗钱中心。由于哈萨克斯坦的金融产业发达，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繁多，金融监管宽松，国际金融业务和渠道繁杂，国际游资可以轻松进入和撤离， 因而成为“东突”组织重要的洗钱中心。一些来源于欧洲、美国等非政府组织捐助的资金，在哈萨克斯坦经过数次倒账处理后，就以一种合法的贸易结算形式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资助恐怖组织的活动，这也成为新疆政府打击境外恐怖组织的难点。中国新疆有大量货物通过吉尔吉斯斯坦转口到哈萨克斯坦，两国间的金融结算业务繁杂，“东突”组织就利用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来给组织募集资金。[5]

　　3.中国新疆境内个人的捐助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资金某些是由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个人捐赠的，这些资金的数量有多有少，但是确实存在那些对“东突”组织持同情态度的维吾尔人捐助资金的情况。这种捐助方式的危害表现在：第一，捐助形式隐秘，仅仅是在维吾尔人社交圈子内完成，出于民族内部的认同性，很少被外界人士发现，不利于强力部门的打击。第二，对“东突”组织的捐助，无形中是对维吾尔人需要独立的思想的认同，进一步模糊了人们的思想状况。第三，这种以私人形式的捐助，助长了“东突”组织的活动信心，开辟了“东突”组织资金链条的一个新途径，鼓舞了“东突”组织成员的活动力度。

　　(三)活动形式隐秘化

　　1.利用互联网、手机存储设备渗透[6]

　　目前，“东突”恐怖组织大肆利用互联网和电话、短信等通讯工具制造、散播谣言，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恨和对立，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危害网络和信息安全。与传统的自杀、暗杀、投毒等恐怖手段相比，利用高科技信息平台，比如网络平台、手机平台等实施恐怖活动，有利于减少花费；利用网络手段还可以全天候、宽范围的组织指挥，在时间上、空间上更有利于实施恐怖袭击，而且产生的轰动效益、影响面也更大。而且这种方式所编织的恐怖系统也是网络式的系统，可以有效加强对成员的思想和精神控制，对其恐怖思想的宣传也极其方便。[7]

　　“东突”组织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进行活动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利用QQ聊天的形式进行“东突”思想的沟通和传授，传递资料和情报，主要是新疆境内外相互沟通。第二，以手机储存卡的形式进行传播，将主要宣扬极端宗教思想的视频储存在手机内，由中亚带入到新疆境内，进行极端宗教思想以及反政府思想的传播。第三，以约定密码的形式，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信息，发布恐怖活动的实施命令。[8]这主要是针对乌鲁木齐“7·5”事件后，政府对网络和手机加强了监管措施，成立了专门负责监控网络的警察，而采取的反侦察手段。

　　“东突”组织实施这种活动策略的危害是：第一，极大地逃避了监管部门的控制，使“东突”组织的境内外联系更加紧密。第二，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传播，传播成本是最经济的，逃避监管的途径是最简单的。第三，视频的传播更具有煽动力和说服力，宣传某些极端思想的书籍是需要进行翻译印刷的，成本较高，体积较大，不利于携带，效果比视频的宣传要差许多。

　　2.向重点人群渗透

　　第一，到中亚国家留学的维吾尔青年人，这部分人处于对世界观模糊认知阶段，不易抵御“疆独”思想的侵蚀，有些人受“疆独”思想的侵蚀，放弃在中亚国家的正常学业，转道土耳其、叙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伊斯兰教经文学校进行学习，成为“东突”组织的新生力量。[9]第二，随着新疆与中亚国家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在中亚国家常年从事贸易的人员增加，这部分人也成为“东突”组织渗透的对象。第三，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府要害部门的人员进行腐蚀和渗透。由于中国政府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强力部门建立了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机制，在此机制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在其国家进行活动的“东突”组织进行了打击，但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给“东突”组织提供了较低的违法成本，只要是贿赂官员以及一般办事人员，就可以逃避打击。一些在 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把拉拢腐蚀中亚国家的警察、海关人员、稽毒查私人员作为一种活动纲领写入到活动手册中。[10]

　　3.以合法手段掩护

　　当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突”组织以合法手段掩护的形式主要有：第一，以社团组织为名义进行掩护，在中亚国家法律范围内进行合法的活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主要包括XX维吾尔互助协会、XX维吾尔文化促进会、XX维吾尔人团结发展会。[11]这些组织活动的形式仅仅限于维吾尔聚居区，表面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社团组织，活动内容也仅仅是互助性质。但是这 种组织活动的目的是在基层传播“疆独”思想。第二，一些维吾尔人开办的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和新疆境内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中亚国家进行合法的注册，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生意，但是某些贸易公司在合法的贸易掩护下还从事给“东突”组织洗钱的工作。某些资金经过这些贸易公司的倒账转账后，就以合法的渠道流入新疆境内。第三，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中亚国家注册，从事的主要是留学咨询，但是正是某些这类的中介公司帮助新疆境内的“东突”组织成员潜逃到中亚，或者是帮助中亚的“东突”分子潜回新疆，指导并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三、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与在欧美的“东突”组织的区别

　　1.活动方式不同

　　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主要是以合法的协会、基金会、代表大会形式出现，按照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进行注册和年审，并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主要采取和平的手段进行活动。例如，游说议会成员，在议会外组成压力集团，给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出面以人权等敏感问题为突破口和中国政府谈判。活动的方式是和平的，活动的内容是基于对组织生存的考虑，而迎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需要，在各方矛盾中找寻自己利益的切入点，而博得组织生存利益最大化。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突”组织其活动处于秘密与半秘密状态(因为中亚国家和中国政府之间有共同打击恐怖组织的协议，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某些“东突”组织不敢公开从事活动)，他们不能像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能够公开活动，他们主要活动的方式是联络站的作用，帮助新疆境内的组织成员潜逃，完成“欧美”组织的某些主要指示工作，联系协调中亚国家之间的组织关系，有时候还要与南亚的恐怖组织进行某种活动的配合。从大体上看，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是游走在法律体系之间的，也就是说其活动是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

　　2.资金来源不同

　　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的资金一般是依靠募集，其方式有：第一，他们通过游说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国会议员来募集资金。第二，他们通过在维吾尔人社区中进行募捐来筹集资金，主要依靠清真寺宣礼时，为了某种事件来募集资金。第三，通过演讲和出版书籍来进行资金的募集，这些资金的募集手段和渠道是合乎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第四，依靠欧美财团的资助，这些财团的资助有些是秘密的，有些也是公开的，资助的金额较大，其中有些款项是政府通过企业的渠道资助[12](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募集资金方式是：第一，主要是靠自己控制的贸易网络，此网络得益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贸易资金的筹集便于掩护而开展活动，因而中亚国家和新疆的贸易大多是小额边境贸易，贸易大多以现金结算为主，这样的贸易形式便于利用合法的贸易流和资金流，掩盖某些大宗商品的选购和对某些敏感商品的走私。第二，利用贸易手段接受南亚的恐怖组织的资助，这种资助主要是将某些非法所得进行洗刷，例如，毒品的走私，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其金融体系发达，海关官员腐败，成为中亚与南亚组织间非法贸易的集散地，这种非法贸易收入大部分成为“东突”组织的活动经费。[13]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在资金募集方面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因为在中亚的违法成本较为低廉，只要是对执法部门进行贿赂，就可以将某些违法的处罚降到最低。而欧美的法律比较健全，违法成本很高，因而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都是在体系内募集资金。

　　3.组织结构不同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采用的组织模式是直线型(60%的组织采用此类型的组织形式)，又称单线型，因为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东突”组织的活动处于隐秘和半隐秘状态， 这种形式便于组织开展有效活动和逃避中亚政府的打击，如果被吉尔吉斯斯坦的强力部门抓获，上级能够及时转移，损失的仅仅是下级成员。

　　在欧美活动的“东突”组织采用的是直线—参谋型组织结构，又称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其特点是设置2套系统，一套是直线指挥系统，另一套是参谋系统。直线主管人员有相应的职能机构和人员作为参谋和助手，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可满足现代组织活动所需的统一指挥和实行严格责任制的要求。这种类型的组织体系适合“东突”组织在欧美的活动特点，其参谋系统处于隐蔽领域，而指挥系统处于公开领域，指挥系统的活动符合欧美国家的法律法规，从表层上看是合法 的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权组织，但辅助指挥决策系统的参谋则是一个游离在监管之外的系统，其实质是在资金、政策、决策、活动层面上辅佐指挥领导层。这种体系不利于在现有法律系统下对其进行打击(其活动表面是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责任编辑：苏　成

　　（本文系2009年度新疆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ZZ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东突”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特点-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j/gj_gjwtyj/ ... 131101_8232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