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上的租妻制

■李景端
　　　早聽說日本歷史上曾出現過租妻制，但遍查資料，相關的記載極少，直到不久前讀了譯林版《菊子夫人》一書，才對所謂租妻制有所了解。這本書的作者是法國著名作家皮埃爾．洛蒂，此人年輕時曾是法國海軍軍官，隨艦到過世界許多地方，包括日本的好幾個港口。後來他以這些經歷為素材，出版了好多本反映異國奇特風土習俗的小說。《菊子夫人》就是描寫發生在日本長崎的一起租妻故事。

　　臨時妻子異於外室

　　　一名法國軍官，在軍艦停泊長崎的期間，按當地習俗，相中了少女菊子當作「臨時妻子」。書中風趣地再現了這一對「臨時夫妻」兩個多月中的生活及他們內心的感受。從這個故事中，人們不難了解到19世紀下半葉日本租妻制的一些輪廓。大致是：

　　　第一，租妻制下的「臨時妻子」，有別於隨意接客的妓女。男方要經歷說媒、相親、約定、下聘、成婚、同居等全過程；女方在「嫁人」這個期間，必須真誠事夫，履行做妻子的全部職責，不得對「臨時丈夫」不忠。書中曾描寫，法國軍官因菊子與他艦上另一位軍官關係密切而萌發醋意。這表明雖然是「臨時夫妻」，但雙方似乎存在一種特殊的情愛關係，彼此還是挺在意的。

　　　第二，「臨時妻子」也有別於如今的「包二奶」。因為通過「租妻」組成的臨時家庭，在日本當地是公開合法的。書中寫到法國軍官與菊子曾向日本當局辦理過婚姻註冊，兩人同居期間，女方親戚及鄰居也都承認他們的夫妻關係（不過，書中沒交代「臨時丈夫」是否將此事告訴了他在法國的妻子）。

　　　第三，男方似乎隨時可以提出中止這種同居，到時除了向「臨時妻子」支付約定的金錢外，無需辦什麼「離婚」手續，臨時婚姻關係自動終結。

　　　第四，當時日本有一幫專事「租妻」中介的媒人，承擔聯絡相親、討價還價和促使成交等事務。那位法國軍官在到達長崎之前，就已經同當地「媒人」聯絡好，上了岸很快就「成了家」，這表明當時長崎這種「租妻」方式，不僅有一套組織，而且顯得還挺興旺。

　　經濟實力及國際地位的縮影

　　　　發生在一百多年前日本長崎的租妻故事，實際上也是當時日本經濟實力及國際地位的縮影。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國力比起英法相差很多，來到日本的法國人，根本瞧不起日本人，處處顯示出趾高氣揚的優越感。書中的法國軍官是這樣評價日本的：「小氣、過細、虛偽，整個日本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可用這三個詞概括無餘。」而那時的日本人，無論是媒人、菊子的親屬和鄰居，乃至車伕、店員和警察，一見到法國人，可謂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盡顯種種奴顏婢膝的眾生相。因「租妻」已當上日本「臨時女婿」的法國軍官，心目中仍視日本人為：「無頭腦的小人兒」、「沒有骨頭的傀儡」、「玩偶似的樣子」。最能表現當年法國人與日本人這種心理貴賤反差的，莫過於長崎警察署查問法國軍官與菊子婚姻狀況的這一段描寫：日本警察要法國軍官出示與菊子的婚姻登記材料時，法國軍官「存心要大鬧一場」，對著慌張的警察大吼：「你們這些比街上腳夫還可惡的東西，如果要你們不到城郊來騷擾我，應該給你們多少賄賂呢？」當警察看到他們倆辦過登記手續後，法國軍官更大罵警察：「這不是嗎？混蛋，看看！」於是，「一名高級官員連聲道歉，那些小警察們都一齊四肢伏地，幾乎要鑽到土裡去。」

　　不同於妓女和藝伎

　　　　十九世紀日本出現這種租妻制，當然也有它自身的原因。那年代日本婦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會上謀生相當困難，投身風月圈往往成為最簡便的途徑。但有些少女，並不甘心淪為朝秦暮楚的青樓女，於是，就出現了賣藝不賣身的藝伎，還出現了主要陪伴外國人的「短期妻子」。婚姻本來是以愛情為基礎的，但靠「租妻」維繫的這種「情愛」，既不像嫖客只圖一夜歡娛，又缺乏真正夫妻那種互相吸引的戀情。實際上是以金錢為媒介的一種畸形婚姻關係和被扭曲的情愛心理。對此，書中有很生動的描寫。菊子對法國軍官，一方面表現出柔情蜜意，如「丈夫」煩悶時，為他彈琵琶，跪著給他裝煙斗，怕蟬聲吵他好夢，半夜起來給他關壁板，真夠體貼入微了；而另一方面又對「丈夫」的離去毫不留戀。「租妻」終結菊子拿到法國軍官的錢時，「她像一個老錢商似的從容、靈巧，反覆將它們（錢幣）彈、轉，在地板上丟，手裡還拿著一個小木槌，用力地敲打它們，嘴裡還不住地唱著那支我所不知道的鳥兒的歌。」

　　　　人們似不應對菊子的「愛財」過於苛責。因為正是這種租妻制，才逼著菊子，除身子外還要以愚弄自己的感情來周旋。妓女只是用身體當商品，而菊子則把身體加感情都當作了商品。日本歷史上的租妻制早已消失，它顯然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的增強有關。■李景端
　　　早聽說日本歷史上曾出現過租妻制，但遍查資料，相關的記載極少，直到不久前讀了譯林版《菊子夫人》一書，才對所謂租妻制有所了解。這本書的作者是法國著名作家皮埃爾．洛蒂，此人年輕時曾是法國海軍軍官，隨艦到過世界許多地方，包括日本的好幾個港口。後來他以這些經歷為素材，出版了好多本反映異國奇特風土習俗的小說。《菊子夫人》就是描寫發生在日本長崎的一起租妻故事。

　　臨時妻子異於外室

　　　一名法國軍官，在軍艦停泊長崎的期間，按當地習俗，相中了少女菊子當作「臨時妻子」。書中風趣地再現了這一對「臨時夫妻」兩個多月中的生活及他們內心的感受。從這個故事中，人們不難了解到19世紀下半葉日本租妻制的一些輪廓。大致是：

　　　第一，租妻制下的「臨時妻子」，有別於隨意接客的妓女。男方要經歷說媒、相親、約定、下聘、成婚、同居等全過程；女方在「嫁人」這個期間，必須真誠事夫，履行做妻子的全部職責，不得對「臨時丈夫」不忠。書中曾描寫，法國軍官因菊子與他艦上另一位軍官關係密切而萌發醋意。這表明雖然是「臨時夫妻」，但雙方似乎存在一種特殊的情愛關係，彼此還是挺在意的。

　　　第二，「臨時妻子」也有別於如今的「包二奶」。因為通過「租妻」組成的臨時家庭，在日本當地是公開合法的。書中寫到法國軍官與菊子曾向日本當局辦理過婚姻註冊，兩人同居期間，女方親戚及鄰居也都承認他們的夫妻關係（不過，書中沒交代「臨時丈夫」是否將此事告訴了他在法國的妻子）。

　　　第三，男方似乎隨時可以提出中止這種同居，到時除了向「臨時妻子」支付約定的金錢外，無需辦什麼「離婚」手續，臨時婚姻關係自動終結。

　　　第四，當時日本有一幫專事「租妻」中介的媒人，承擔聯絡相親、討價還價和促使成交等事務。那位法國軍官在到達長崎之前，就已經同當地「媒人」聯絡好，上了岸很快就「成了家」，這表明當時長崎這種「租妻」方式，不僅有一套組織，而且顯得還挺興旺。

　　經濟實力及國際地位的縮影

　　　　發生在一百多年前日本長崎的租妻故事，實際上也是當時日本經濟實力及國際地位的縮影。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國力比起英法相差很多，來到日本的法國人，根本瞧不起日本人，處處顯示出趾高氣揚的優越感。書中的法國軍官是這樣評價日本的：「小氣、過細、虛偽，整個日本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可用這三個詞概括無餘。」而那時的日本人，無論是媒人、菊子的親屬和鄰居，乃至車伕、店員和警察，一見到法國人，可謂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盡顯種種奴顏婢膝的眾生相。因「租妻」已當上日本「臨時女婿」的法國軍官，心目中仍視日本人為：「無頭腦的小人兒」、「沒有骨頭的傀儡」、「玩偶似的樣子」。最能表現當年法國人與日本人這種心理貴賤反差的，莫過於長崎警察署查問法國軍官與菊子婚姻狀況的這一段描寫：日本警察要法國軍官出示與菊子的婚姻登記材料時，法國軍官「存心要大鬧一場」，對著慌張的警察大吼：「你們這些比街上腳夫還可惡的東西，如果要你們不到城郊來騷擾我，應該給你們多少賄賂呢？」當警察看到他們倆辦過登記手續後，法國軍官更大罵警察：「這不是嗎？混蛋，看看！」於是，「一名高級官員連聲道歉，那些小警察們都一齊四肢伏地，幾乎要鑽到土裡去。」

　　不同於妓女和藝伎

　　　　十九世紀日本出現這種租妻制，當然也有它自身的原因。那年代日本婦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會上謀生相當困難，投身風月圈往往成為最簡便的途徑。但有些少女，並不甘心淪為朝秦暮楚的青樓女，於是，就出現了賣藝不賣身的藝伎，還出現了主要陪伴外國人的「短期妻子」。婚姻本來是以愛情為基礎的，但靠「租妻」維繫的這種「情愛」，既不像嫖客只圖一夜歡娛，又缺乏真正夫妻那種互相吸引的戀情。實際上是以金錢為媒介的一種畸形婚姻關係和被扭曲的情愛心理。對此，書中有很生動的描寫。菊子對法國軍官，一方面表現出柔情蜜意，如「丈夫」煩悶時，為他彈琵琶，跪著給他裝煙斗，怕蟬聲吵他好夢，半夜起來給他關壁板，真夠體貼入微了；而另一方面又對「丈夫」的離去毫不留戀。「租妻」終結菊子拿到法國軍官的錢時，「她像一個老錢商似的從容、靈巧，反覆將它們（錢幣）彈、轉，在地板上丟，手裡還拿著一個小木槌，用力地敲打它們，嘴裡還不住地唱著那支我所不知道的鳥兒的歌。」

　　　　人們似不應對菊子的「愛財」過於苛責。因為正是這種租妻制，才逼著菊子，除身子外還要以愚弄自己的感情來周旋。妓女只是用身體當商品，而菊子則把身體加感情都當作了商品。日本歷史上的租妻制早已消失，它顯然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的增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