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20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http://news.qq.com/a/20120103/000529_2.htm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20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http://news.qq.com/a/20120103/000529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