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方案或肮脏浮动:新加坡印度模式优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52:40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3738130882560/20050620/570213.shtml

就像经济学家张曙光提出的那样,[B]人民币汇率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目前的焦点在汇率平价上,但根子却在汇率体制上[/B]。上世纪80~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先后完成了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B]在人民币汇率制度讨论升温之时,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新加坡和印度的汇率制度也引起了国内专家的广泛关注。[/B]


日前,本报就新加坡和印度案例采访了部分金融专家。

新加坡折中方案

[B]不少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将新加坡实行的汇率体制方案称为“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有经济学家表示,它既能让中国宣称已实现提高汇率体制灵活性的承诺,又不至于一下子对资本流动门洞大开。[/B]

新加坡自1981年以来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介于人民币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制度以及美元在市场作用下自由浮动的制度之间。[B]新加坡元的汇率与新加坡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揽子货币挂钩,行使央行职能的新加坡金管局并不对外宣布这“一揽子”货币的构成,金管局会根据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在必要时对其构成进行调整[/B]。

事实证明,新加坡的汇率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仅为零售巨头美国沃尔玛公司年销售收入一半的小经济体非常有效。从1981年至今,新加坡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通货膨胀仍在控制之中,且利率保持在低位,这大大刺激了国民的消费支出。[B]此外,新加坡实行这种“一揽子”挂钩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对外国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因此,实际上它难以控制本国利率。[/B]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宣称将中心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案,可以解决由于盯住美元而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普遍贬值的问题。

[B]但马骏认为,这种方案也面临一个重大困难:即浮动范围有限,如果由于国际收支平衡持续很高或很低,使得人民币对整个“一揽子”货币必须长期升值或贬值,这种体制就无法容纳这种升值或贬值,最终会导致被迫放弃该体制而作一次性升值或贬值。换句话说,这种体制虽然较盯住美元更具灵活性,但也可能无法长期存活。[/B]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碧琼教授对记者表示,新加坡方案是有一个浮动的区间,但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加宽幅度等等。从增加区间的方式来看是可以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借鉴的,但中心汇率的确定不一定要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形式。

她认为,[B]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将中心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对“一揽子”货币升值或贬值的这种模式,只是适合较小经济体,却难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这对中国这样国内经济状况十分复杂的大国来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显得十分重要。[/B]

印度“肮脏浮动”模式

印度“肮脏浮动”(Dirty float)的汇率体制模式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马骏就建议,人民币可以实行类似印度模式的“肮脏浮动”。

[B]所谓肮脏浮动,即让汇率在随时可改变的范围内灵活浮动,但具体幅度不公布,中心汇率参考但不盯住实际有效汇率,并容许中心汇率随时对所参考的“一揽子”货币升值或贬值。[/B]

在该模式下,中央银行内部计算若干种实际或名义有效汇率的模型,模型计算的结果作为参考目标,指导中心汇率的中长期走向,但在短期内不必拘泥于此参考目标的指导。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也是类似的这种模式。

在此体制下,短期内汇率可以根据国际收支变化情况明显偏离实际或名义有效汇率。在过去十年内,印度的实际有效汇率在其长期平均值上下5%左右波动;台湾地区的名义有效汇率过去四年间在上下4%左右浮动。但中央银行不必公布浮动范围和中短期偏离实际有效汇率的方向,以保持国内货币政策手段(如利率)的主动性。

马骏表示,这可以使中国的汇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保证中国在货币政策选择上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在这种体制下,调整国内利率时不需过度担心对汇率产生的影响,即利率政策不会被汇率体制“牵着鼻子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对记者表示,不管方案如何,但现在各界达成的共识就是,退出盯住汇率在步骤上要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即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尝试资本项目开放,尤其是短期的资本项目。殷剑峰表示,在由相对固定的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之前,还应该积极促进利率市场化。

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 徐以升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3738130882560/20050620/570213.shtml

就像经济学家张曙光提出的那样,[B]人民币汇率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目前的焦点在汇率平价上,但根子却在汇率体制上[/B]。上世纪80~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先后完成了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B]在人民币汇率制度讨论升温之时,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新加坡和印度的汇率制度也引起了国内专家的广泛关注。[/B]


日前,本报就新加坡和印度案例采访了部分金融专家。

新加坡折中方案

[B]不少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将新加坡实行的汇率体制方案称为“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有经济学家表示,它既能让中国宣称已实现提高汇率体制灵活性的承诺,又不至于一下子对资本流动门洞大开。[/B]

新加坡自1981年以来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介于人民币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制度以及美元在市场作用下自由浮动的制度之间。[B]新加坡元的汇率与新加坡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揽子货币挂钩,行使央行职能的新加坡金管局并不对外宣布这“一揽子”货币的构成,金管局会根据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在必要时对其构成进行调整[/B]。

事实证明,新加坡的汇率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仅为零售巨头美国沃尔玛公司年销售收入一半的小经济体非常有效。从1981年至今,新加坡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通货膨胀仍在控制之中,且利率保持在低位,这大大刺激了国民的消费支出。[B]此外,新加坡实行这种“一揽子”挂钩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对外国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因此,实际上它难以控制本国利率。[/B]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宣称将中心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案,可以解决由于盯住美元而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普遍贬值的问题。

[B]但马骏认为,这种方案也面临一个重大困难:即浮动范围有限,如果由于国际收支平衡持续很高或很低,使得人民币对整个“一揽子”货币必须长期升值或贬值,这种体制就无法容纳这种升值或贬值,最终会导致被迫放弃该体制而作一次性升值或贬值。换句话说,这种体制虽然较盯住美元更具灵活性,但也可能无法长期存活。[/B]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碧琼教授对记者表示,新加坡方案是有一个浮动的区间,但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加宽幅度等等。从增加区间的方式来看是可以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借鉴的,但中心汇率的确定不一定要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形式。

她认为,[B]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将中心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对“一揽子”货币升值或贬值的这种模式,只是适合较小经济体,却难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这对中国这样国内经济状况十分复杂的大国来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显得十分重要。[/B]

印度“肮脏浮动”模式

印度“肮脏浮动”(Dirty float)的汇率体制模式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马骏就建议,人民币可以实行类似印度模式的“肮脏浮动”。

[B]所谓肮脏浮动,即让汇率在随时可改变的范围内灵活浮动,但具体幅度不公布,中心汇率参考但不盯住实际有效汇率,并容许中心汇率随时对所参考的“一揽子”货币升值或贬值。[/B]

在该模式下,中央银行内部计算若干种实际或名义有效汇率的模型,模型计算的结果作为参考目标,指导中心汇率的中长期走向,但在短期内不必拘泥于此参考目标的指导。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也是类似的这种模式。

在此体制下,短期内汇率可以根据国际收支变化情况明显偏离实际或名义有效汇率。在过去十年内,印度的实际有效汇率在其长期平均值上下5%左右波动;台湾地区的名义有效汇率过去四年间在上下4%左右浮动。但中央银行不必公布浮动范围和中短期偏离实际有效汇率的方向,以保持国内货币政策手段(如利率)的主动性。

马骏表示,这可以使中国的汇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保证中国在货币政策选择上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在这种体制下,调整国内利率时不需过度担心对汇率产生的影响,即利率政策不会被汇率体制“牵着鼻子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对记者表示,不管方案如何,但现在各界达成的共识就是,退出盯住汇率在步骤上要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即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尝试资本项目开放,尤其是短期的资本项目。殷剑峰表示,在由相对固定的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之前,还应该积极促进利率市场化。

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 徐以升
[B]中国汇率之战的人鬼众生相 升值压力的背后  [/B]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3738130882560/20050620/570205.shtml

时至今日,中国商务部长与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达成协议进入第十天;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谈判也为世人注目,[B]BBC网站最先传出消息:美国东部时间6月16日晚间,中美双方以视频方式展开对纺织品争议的磋商。[/B]


“纺织品贸易争端”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成为中美、中欧之间经济较量的两个关键词。并且,这两个问题互相交织、撕扯在一起。6月11日,中国与欧盟双方经过长达10小时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欧盟放弃对中国两种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从而暂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升级的贸易战。

回顾整个事件戏剧性的一幕又一幕,耐人寻味。与之同样有戏剧性、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

6月7日,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办的“2005国际货币会议中央行长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日本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就人民币升值问题交换了彼此看法。此时的气氛已不似前段时间那样剑拔弩张。

在这一片沸沸扬扬、吵吵嚷嚷中,哪些声音在说话?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纺织品贸易争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政客:
找到“最好的替罪羊”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中美贸易迅速发展,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2.8%扩大到2003年的21.1%,随之而来的是敏感的贸易顺差、逆差问题。

近两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根据中国的数据大约是200多亿美元,而按美国的算法则有1500亿至1800亿美元。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相关产品生产商利益受损,相关行业就业机会减少,而[B]议员为了表明自己关心选民利益,必须采取行动来纠正贸易偏差,以保障选民利益。这种行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利用WTO规则,针对某些类别的商品实施特保措施,例如近期对我国的三类纺织品征收额外关税;另一种就是想方设法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B]特保措施只能针对部分商品实施,对总体平衡只起到一部分作用,而人民币升值的话,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价格都将上升,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减少,而美国商品出口增加,看上去是纠正贸易偏差最好的措施。因此国会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解决这一问题。

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议员舒默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要求人民币在6个月内升值,否则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27.5%的惩罚性关税。5月18日,布什政府拒绝了美国国会和商界提出的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要求,但布什再次敦促中国尽快允许人民币升值。同时,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除非中国在6个月内对人民币进行重估,否则将被视为操纵汇率的贸易伙伴。5月23日,美国财政部又进一步曲线威胁中国政府,称如想防止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立法措施出台,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至少10%。同一天,特里谢在向欧盟经济及货币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讲话中单独提及中国,以直率的语气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兑欧元和美元升值,并称“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对于美国国会来说,它只是提出要求,并不管所提的要求是否可行。只要选民觉得国会是在为他们服务、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会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不会站到国会的对立面上,因为政府提出的政策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政府需要国会的支持,因此政府也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表明自己是重视国会所提出的要求的。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5月18日美国财政部要挟人民币在6个月内升值,继而又为加速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专门指派中国特使,5月23日又声称如果想防止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立法措施出台,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至少10%。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陈志敏教授指出,政客们其实只是在为美国自身的问题寻找“替罪羊”,将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他们大声咋呼本身就已达到目的,“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也是别人的责任,我们已经尽力了”,这就是美国政客们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币升值是一只最好的“替罪羊”。

但是美国的这一预期是否能够实现,也要看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所有出口产品的价格都上升,竞争力下降,而所有进口产品都更便宜,将对我国制造业、汽车业、农业等诸多行业造成重大影响。以农业为例,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农产品更贵,进口农产品更便宜,国外的人更少买我们的农产品,国内的人更多地买国外的农产品,这将直接使农民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农民增收问题进一步凸显。类似的问题不仅止于此,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考虑人民币升值,必须首先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如何补偿会因人民币升值而利益受损的某些社会群体、机构或地区。[B]只有在人民币升值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能够承受、能够有办法消化,并且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能够控制的情况下,人民币才可能升值。[/B]

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强硬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而中国也非常明确地表示,将按照自己的日程进行汇率改革。在两国博弈中,到底什么力量发挥作用呢?

[B]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利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当经济手段不够用时,就会动用政治手段、外交手段,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B]

如果这种力量对比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一方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优势迫使另一方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中国遭遇升值压力到目前为止都顶住没有动,这说明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一定的对称性。[B]目前,美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筹码可以迫使中国让步,有也在其他地方用掉了,例如西藏问题、对台军售问题等等,而中国却有另外的筹码可以制约美国。[/B]中国目前持有2000多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换句话说,中国把从美国赚来钱的一部分又借给了美国,让美元回到美国,用于美国经济建设,[B]如果中国把手中的债券全部抛售出去,就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B]

[B]在这一点上,美国纽约大学的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也曾提醒美国政府“攻击主要的债权国之一(中国)是在玩火”。[/B]

陈志敏教授认为,在中美两国整体力量对比中,美国占有一定优势,它可以迫使中国加快步伐,更加紧迫地考虑汇改问题,但是中国的汇率改革与中国整体改革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时改、怎么改中国能够自己作主,这些是美国无力决定的。

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对我人民币升值频频施压至少有一点可以让我们感到欣慰,这就是:我们确实强大了,强大到令它如此恼怒地咄咄逼人,尽管这种证明我们价值的方式令人感到不快。

[B]中国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问题只是一个点,透过这一个小小的点,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两个大国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外交实力等各方面的较量。[/B]

炒家:
“惟恐天下不乱”

让人民币升值问题变得备受关注而又异常微妙的,除了美国的叫嚣,还有“热钱”。所谓“热钱”指的是短期投机资金,而其持有者通常称之为“炒家”。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炒家豪赌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涌入我国。去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2060亿美元,截止到2005年3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创记录地达到了6591.44亿美元。这其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来自所谓的信贷交易,即中国企业的离岸美元借贷,这些美元贷款在中国大陆被转换为人民币。而据一份为国际清算银行准备的文件介绍,[B]2003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本流入,已在我国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占据将近一半[/B]。

对于炒家们来说,平静的市场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依靠市场的波动来为自己或其客户赚取差价。经济学承认这种短期投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只要炒家能赚得利润,这种活动就有利于社会,金融投机买卖与其他各种买卖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过多的投机和炒作却让所有的政府感到头疼。中国在5月10日宣布对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境外借款实行新的限额,以限制日益增加的资本流入对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5月27日又宣布自6月1日起实施《关于现阶段完善出口预收货款和转口贸易收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抑制短期投机行为,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B]所谓“水至清则无鱼”,炒家们就是要把市场这趟水搅混,混水才好摸鱼。市场没有波动就要找机会、想办法制造波动,这就是炒家“惟恐天下不乱”的逻辑。[/B]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博士认为,[B]那些投资银行热衷于今天预测说人民币会在几月几号升值,明天又站出来说人民币可能会升值百分之多少[/B],其实都没有多少根据,他们说的也并没有实现,这[B]实际上只是他们的一种服务方式,也就是说,制造波动是他们为客户提供的一种服务,客户们并不在意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B]

从这一点上来说,炒家倒是和美国的政客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国际金融报 记者 徐海慧
不接受、不妥协
中国是个特殊的转型经济体,不能生搬硬套外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