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埃及忙着打听中国经验

5月，夏天的热风吹过埃及土地，期待已久的总统大选也拉开了帷幕——虽然大选过程中还出现了些波折：本应5月27日截止的大选，却临时延长了一天，结束时间改为28日晚上9时。然而，自2010年以来席卷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早已春意阑珊。
　　前些日子，观察者网编辑约稿说，能不能谈谈民主在埃及革命后的发展？走在开罗的大街上，我不禁想，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谈论民主？！电视、报纸、社交网站，还有人们的街头巷议，充斥的关键词是黑白分明的“打击”、“消灭”、“战争”、“死刑”、“全部杀掉”……还有谁相信民主呢？
　　穆尔西的支持者如今还时常和我谈起民主。但自从政变和清场后，他们从内心深处怀疑民主。绝望分子由此认定体制内的道路走不通，只有暴力抗争才是正途。有些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恐怖袭击之路。
　　军队和过渡政府每天念叨民主。但从他们对西奈平民的围攻轰炸、对抗议学生的大规模审判监禁、以及内政部手中的那份在埃外国人的通缉名单中，我们不难推断他们所谓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不再提及民主。他们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稳定和安全，胆敢反对政府的人就是恐怖分子和我们的敌人。“国家陷入战争了，你还会去跟人谈民主吗？”
　　占埃及总人口26%（注）的穷苦百姓考虑不起民主。一年来物价涨幅15%，政府补贴品供应不足，天然气罐价格一度翻至6倍以上，排上几天队也不一定能买到一罐。穷人必须整日奔波、精打细算方能维持生计。
　　埃及的中产阶级也无暇顾及民主。三年前革命到来时，他们曾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为穷人谋福利。但如今经济萧条，复苏乏力，与旅游业相关的许多企业濒临倒闭，就连中产阶级自己也日渐生活拮据。
　　然而当我回想起三年、两年、甚至一年前的情景，那时的场面却与今天迥然不同。三年前，穆兄会自认为找到了一条连接伊斯兰教法与西方价值的纽带，这条道路就是民主革命，就是通过组党和竞选取得政治权力。两年前，埃及军方因为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把持政权一年有余，而被支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抗议者搞得动荡不安。一年前，自由和世俗主义者进一步界定了民主的内涵，提出当他们收集到足够多的反对者签名时，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
　　去年春天我到开罗美国大学主持讨论，一位涉猎中国问题的女同学劈头就问：“中国怎么还不革命？你们怎么还能忍受下去？”今年4月，同样是美国大学，中埃关系研讨会开了一整天。埃及的政界、学界精英仿佛乱了阵脚，对当前所处的政治经济困局不知所措，忙着打听中国经验，甚至几度要求北京出面调停，化解埃及的外交危机。
　　有关民主的讨论就这样在埃及消失了。过去三年带给埃及人太多的恐惧、疑虑和苦难，人们不再相信民主，开始讨厌民主，也懒得去想民主。我身旁的朋友们甚至不无自豪地说：“埃及不需要民主，我们现在缺的是独裁者！”
　　民主就注定要失信于埃及人吗？事实也并非如此。埃及革命爆发前，政府的专制和暴力已让民众忍无可忍，而后者却没有渠道去制衡、监督权力。在那时，民主确实是埃及所需的。穆巴拉克统治末期，埃及政府依附于美国，民众觉得颜面扫地；包括教师在内的公职人员对百姓尽情吃拿卡要，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警察依靠暴力寻衅滋事，对路人肆意欺凌；上流社会挥金如土，国有报业的董事长每月基本工资就达9万埃镑（约8万元人民币）；而年轻人却在大学毕业后随即加入失业大军，迅速滑向贫困的深渊。在这样的形势下，自2000年以来，穆巴拉克传位于子、权力世袭的迹象又日益明显。人民因此被逼上革命之路，呼唤民主、自由和尊严。
　　然而革命爆发、政府倒台后，突然降临的民主制度却没能把埃及带上国家建设的正轨。政治运动充满新鲜和刺激，而改革和发展却需要默默无闻的长期付出。当国际媒体、西方政要将“1·25”革命奉为民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捧上道德制高点时，广场上的革命者也似乎被冲昏了头脑。他们有的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变成了畅销书作者和演说家，有的受邀到世界各地与政要对话，有的作为言论领袖被媒体竞相采访，还有的通过组建政党平步青云进入政坛。
　　当革命者自恃功高，飘飘然将一切美好的愿景倒入革命的摇篮里时，却开始与国家建设的实际渐行渐远。穆巴拉克下台后的两个月里，人们自发走上街头，参加义务劳动，但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却没能持续下去。几个月后，当看到公路两旁类似“为国家而工作”的标语时，有人开始说：“他们这是要把埃及变成纳粹的集中营么！”
　　与此同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口号和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为了捍卫民主制度和革命果实，埃及政府和人民把精力消耗殆尽，国家改革的机遇付诸东流。穆巴拉克倒台后，军方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和政治路线图。照理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政府从此可以改善治安，专心建设了。但民众却不愿等上一年半的过渡期。他们担心军队恋权，变成新的独裁者，要求军政府提早交权。浩浩荡荡的二次革命在全国各地席卷而来。2012年，登记在案的示威游行就达3800次。
　　穆尔西就任后，发现国家积重难返，人民期待高不可及，但他手中的权力却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的阻力。于是他考虑扩权，正中反对派下怀。执政仅满一年就被人民和军队推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派政治势力打着民主、救国的旗号，实际关心的却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先是伊斯兰势力利用人民对穆巴拉克的愤怒把前政府官员一网打尽；接着，穆兄会又联合自由和世俗主义者动员人民上街抗议，以削弱军队的统治基础；穆尔西执政时，自由主义者、世俗派、穆巴拉克余党和军方联起手来，利用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把伊斯兰势力赶下舞台……
　　现在，国防部长塞西参选总统，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当选几乎没有悬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埃及就能顺利发展。在去年反穆尔西的“6·30”革命中，曾有抗议者说：“塞西当了总统，我们就会努力工作。”但今年3月，塞西号召埃及人过苦日子，告诉青年们：“你们不能对国家提要求，而必须考虑自己能为埃及做什么。”瞬间，他又像此前的领导人一样遭到社会各界揶揄，其当政后或许能继续依靠军队维持国家大致稳定，可是发展的道路仍旧迷茫。
　　伊斯兰政党和部分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者已站在军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知道塞西无法缓解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只等待民怨沸腾的那一天再次降临。
　　大多数埃及人对民主和变革的要求是真诚的，但他们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政治人物操控，被塞进这样或那样的战斗中。他们活着是大人物扩展权力的炮灰，死了便成为政客用来博得世人同情的一组数字。
　　过去三年里，旅游、交通、投资、粮食、能源、物价、外汇、就业、贫困、补贴，乃至尼罗河水源纷争、西奈反恐和埃以关系，埃及的种种问题和漏洞引发全社会关注。各派政治力量在民众面前侃侃而谈，对国家面临的危机表现得忧心忡忡，对救民于水火信誓旦旦、踌躇满志。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他们扳倒现政府的工具，是实现新一轮权力重组的绝佳筹码。
　　而对人民而言，除了不断上街抗议进行宣泄，他们似乎已找不到别的办法。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伴随着各种政治口号，令埃及人在绝望中失去理智。于是我们看到示威者一边打砸破坏，一边抱怨治安恶化；一边习以为常地加着1.8埃镑/升的92号汽油，一边要求政府为了民族尊严停止向外国借款；一边惊诧于埃及粮食不能自给，一边用补贴价买来的大饼喂牲口，因为大饼比饲料还便宜……
　　写到这里，许多人会说：这是民主变革所必须经过的阵痛，经历这段挫折后，埃及会朝着更成熟的民主制度迈进。然而评论他人易，换位思考难。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埃及国民是普通人，他们活在当下，不能像史学家一样笑看百年风云，也不能像某些吃喝不愁的知识分子一般超然淡定。他们会追问，为什么我的大好青春要成为民主阵痛的牺牲品？为什么我作出了牺牲，但却迟迟享受不到民主的福利？除了上街，我们能靠谁？还能怎么办？！用普通百姓的视角来看待这场轰轰烈烈的阿拉伯革命，或许能拨开上层斗争和阴谋论的迷雾，为我们思考民主、民生问题带来更鲜活的体验。
　　如果建立民主制度真的是埃及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不知道2011年那场革命的到来究竟是加快了埃及变革的节奏，还是放缓了民主到来的脚步。
　　注：埃及官方统计部门公布，2012-13年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26.3%。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因为该机构认为绝大多数有固定工作的埃及人都不需被计入贫困人口之列。而实际上，拥有固定工作但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年收入3920埃镑，约3500元人民币）的人比比皆是。5月，夏天的热风吹过埃及土地，期待已久的总统大选也拉开了帷幕——虽然大选过程中还出现了些波折：本应5月27日截止的大选，却临时延长了一天，结束时间改为28日晚上9时。然而，自2010年以来席卷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早已春意阑珊。
　　前些日子，观察者网编辑约稿说，能不能谈谈民主在埃及革命后的发展？走在开罗的大街上，我不禁想，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谈论民主？！电视、报纸、社交网站，还有人们的街头巷议，充斥的关键词是黑白分明的“打击”、“消灭”、“战争”、“死刑”、“全部杀掉”……还有谁相信民主呢？
　　穆尔西的支持者如今还时常和我谈起民主。但自从政变和清场后，他们从内心深处怀疑民主。绝望分子由此认定体制内的道路走不通，只有暴力抗争才是正途。有些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恐怖袭击之路。
　　军队和过渡政府每天念叨民主。但从他们对西奈平民的围攻轰炸、对抗议学生的大规模审判监禁、以及内政部手中的那份在埃外国人的通缉名单中，我们不难推断他们所谓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不再提及民主。他们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稳定和安全，胆敢反对政府的人就是恐怖分子和我们的敌人。“国家陷入战争了，你还会去跟人谈民主吗？”
　　占埃及总人口26%（注）的穷苦百姓考虑不起民主。一年来物价涨幅15%，政府补贴品供应不足，天然气罐价格一度翻至6倍以上，排上几天队也不一定能买到一罐。穷人必须整日奔波、精打细算方能维持生计。
　　埃及的中产阶级也无暇顾及民主。三年前革命到来时，他们曾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为穷人谋福利。但如今经济萧条，复苏乏力，与旅游业相关的许多企业濒临倒闭，就连中产阶级自己也日渐生活拮据。
　　然而当我回想起三年、两年、甚至一年前的情景，那时的场面却与今天迥然不同。三年前，穆兄会自认为找到了一条连接伊斯兰教法与西方价值的纽带，这条道路就是民主革命，就是通过组党和竞选取得政治权力。两年前，埃及军方因为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把持政权一年有余，而被支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抗议者搞得动荡不安。一年前，自由和世俗主义者进一步界定了民主的内涵，提出当他们收集到足够多的反对者签名时，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
　　去年春天我到开罗美国大学主持讨论，一位涉猎中国问题的女同学劈头就问：“中国怎么还不革命？你们怎么还能忍受下去？”今年4月，同样是美国大学，中埃关系研讨会开了一整天。埃及的政界、学界精英仿佛乱了阵脚，对当前所处的政治经济困局不知所措，忙着打听中国经验，甚至几度要求北京出面调停，化解埃及的外交危机。
　　有关民主的讨论就这样在埃及消失了。过去三年带给埃及人太多的恐惧、疑虑和苦难，人们不再相信民主，开始讨厌民主，也懒得去想民主。我身旁的朋友们甚至不无自豪地说：“埃及不需要民主，我们现在缺的是独裁者！”
　　民主就注定要失信于埃及人吗？事实也并非如此。埃及革命爆发前，政府的专制和暴力已让民众忍无可忍，而后者却没有渠道去制衡、监督权力。在那时，民主确实是埃及所需的。穆巴拉克统治末期，埃及政府依附于美国，民众觉得颜面扫地；包括教师在内的公职人员对百姓尽情吃拿卡要，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警察依靠暴力寻衅滋事，对路人肆意欺凌；上流社会挥金如土，国有报业的董事长每月基本工资就达9万埃镑（约8万元人民币）；而年轻人却在大学毕业后随即加入失业大军，迅速滑向贫困的深渊。在这样的形势下，自2000年以来，穆巴拉克传位于子、权力世袭的迹象又日益明显。人民因此被逼上革命之路，呼唤民主、自由和尊严。
　　然而革命爆发、政府倒台后，突然降临的民主制度却没能把埃及带上国家建设的正轨。政治运动充满新鲜和刺激，而改革和发展却需要默默无闻的长期付出。当国际媒体、西方政要将“1·25”革命奉为民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捧上道德制高点时，广场上的革命者也似乎被冲昏了头脑。他们有的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变成了畅销书作者和演说家，有的受邀到世界各地与政要对话，有的作为言论领袖被媒体竞相采访，还有的通过组建政党平步青云进入政坛。
　　当革命者自恃功高，飘飘然将一切美好的愿景倒入革命的摇篮里时，却开始与国家建设的实际渐行渐远。穆巴拉克下台后的两个月里，人们自发走上街头，参加义务劳动，但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却没能持续下去。几个月后，当看到公路两旁类似“为国家而工作”的标语时，有人开始说：“他们这是要把埃及变成纳粹的集中营么！”
　　与此同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口号和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为了捍卫民主制度和革命果实，埃及政府和人民把精力消耗殆尽，国家改革的机遇付诸东流。穆巴拉克倒台后，军方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和政治路线图。照理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政府从此可以改善治安，专心建设了。但民众却不愿等上一年半的过渡期。他们担心军队恋权，变成新的独裁者，要求军政府提早交权。浩浩荡荡的二次革命在全国各地席卷而来。2012年，登记在案的示威游行就达3800次。
　　穆尔西就任后，发现国家积重难返，人民期待高不可及，但他手中的权力却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的阻力。于是他考虑扩权，正中反对派下怀。执政仅满一年就被人民和军队推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派政治势力打着民主、救国的旗号，实际关心的却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先是伊斯兰势力利用人民对穆巴拉克的愤怒把前政府官员一网打尽；接着，穆兄会又联合自由和世俗主义者动员人民上街抗议，以削弱军队的统治基础；穆尔西执政时，自由主义者、世俗派、穆巴拉克余党和军方联起手来，利用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把伊斯兰势力赶下舞台……
　　现在，国防部长塞西参选总统，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当选几乎没有悬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埃及就能顺利发展。在去年反穆尔西的“6·30”革命中，曾有抗议者说：“塞西当了总统，我们就会努力工作。”但今年3月，塞西号召埃及人过苦日子，告诉青年们：“你们不能对国家提要求，而必须考虑自己能为埃及做什么。”瞬间，他又像此前的领导人一样遭到社会各界揶揄，其当政后或许能继续依靠军队维持国家大致稳定，可是发展的道路仍旧迷茫。
　　伊斯兰政党和部分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者已站在军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知道塞西无法缓解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只等待民怨沸腾的那一天再次降临。
　　大多数埃及人对民主和变革的要求是真诚的，但他们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政治人物操控，被塞进这样或那样的战斗中。他们活着是大人物扩展权力的炮灰，死了便成为政客用来博得世人同情的一组数字。
　　过去三年里，旅游、交通、投资、粮食、能源、物价、外汇、就业、贫困、补贴，乃至尼罗河水源纷争、西奈反恐和埃以关系，埃及的种种问题和漏洞引发全社会关注。各派政治力量在民众面前侃侃而谈，对国家面临的危机表现得忧心忡忡，对救民于水火信誓旦旦、踌躇满志。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他们扳倒现政府的工具，是实现新一轮权力重组的绝佳筹码。
　　而对人民而言，除了不断上街抗议进行宣泄，他们似乎已找不到别的办法。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伴随着各种政治口号，令埃及人在绝望中失去理智。于是我们看到示威者一边打砸破坏，一边抱怨治安恶化；一边习以为常地加着1.8埃镑/升的92号汽油，一边要求政府为了民族尊严停止向外国借款；一边惊诧于埃及粮食不能自给，一边用补贴价买来的大饼喂牲口，因为大饼比饲料还便宜……
　　写到这里，许多人会说：这是民主变革所必须经过的阵痛，经历这段挫折后，埃及会朝着更成熟的民主制度迈进。然而评论他人易，换位思考难。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埃及国民是普通人，他们活在当下，不能像史学家一样笑看百年风云，也不能像某些吃喝不愁的知识分子一般超然淡定。他们会追问，为什么我的大好青春要成为民主阵痛的牺牲品？为什么我作出了牺牲，但却迟迟享受不到民主的福利？除了上街，我们能靠谁？还能怎么办？！用普通百姓的视角来看待这场轰轰烈烈的阿拉伯革命，或许能拨开上层斗争和阴谋论的迷雾，为我们思考民主、民生问题带来更鲜活的体验。
　　如果建立民主制度真的是埃及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不知道2011年那场革命的到来究竟是加快了埃及变革的节奏，还是放缓了民主到来的脚步。
　　注：埃及官方统计部门公布，2012-13年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26.3%。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因为该机构认为绝大多数有固定工作的埃及人都不需被计入贫困人口之列。而实际上，拥有固定工作但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年收入3920埃镑，约3500元人民币）的人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