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王室是吐火罗贵族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　　周部落原先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为姬弃，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姬昌囚禁于羑里（今河南安阳）七年。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称周武王，姬发以吕尚为师，积极作灭商的准备。公元前1046年左右，武王在盟津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伐纣，然后出师潼关，挥师东向，次年在牧野大败商朝的军队，杀死商纣王，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周朝。　　周朝是中国有详细历史纪元和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因此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崇高而且特殊，中国很多思想文化的源头都直接来自周朝，不过后人对于周人起源的研究，却非常贫乏，仅仅只能将周人与神话传说中的黄帝联系起来，虽然他们中间还有两千多年的空白。　　虽然传统观念上，周人是华夏族的正宗，但是近来一些考古和历史研究，却对周人的族源有所疑问。　　一、周人的雕像、服饰之谜　　在现今挖掘的一些周墓中，特别是早期的西周墓，经常发现一些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头像和壁画。这与商墓中典型黄种人特征的青铜人面像明显不同。　　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　　1975年挖掘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　　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塞种”人像完全一致，无论是服饰还是外貌都与现在的中国人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十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山西出土周代男女人形陶范，穿矩领袍服，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腰间系一丝绦，打个连环扣，带头还缀两个小绒球，河南也发现这种装束大同小异的人形。这些服饰的特点已经非常接近现在中亚一些民族的服装，而与华夏族传统的服饰差别甚大。　　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出土的民族服装，非常有限，特别在北方地区更是如此，最接近后来汉服的古代服饰样式，基本都是在南方的楚墓中出土的。　　周人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长什么样子，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二、驷马战车的出现　　古代战争中，马是制胜的关键，在马镫出现之前，战车是骑兵的主要形式，也是战争的主导武器。　　对于战车从何起源，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学术界现在已经有了统一的共识，认为战车最早起源于西亚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使用了马车。　　和游牧人不同，商人虽然也用马，却主要不是用来骑，而是拉车。殷墟出土的马车均装饰以青铜和宝石，车体绘以动物图示，其中一件马羁饰非常精致，全部以海蚌及高品质的玉器装饰，但是明显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于礼仪用途的。　　商朝军队中的马可能是从外来引入的，甲骨文中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　　商朝后期武丁的妻子妇好，是一个重要的女将，曾领兵攻打鬼方，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多次。1976年，发现了她的墓，保存完整，没有被盗过，随葬兵器甚多，包括象征兵权的大铜钺，可是却没有与马有关的军事用具出土，如果商朝的军队中骑兵或马拉战车是制式装备的话，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的墓中没有马刀、马车、马鞍出现，如果确实没有，只能说明当时马在商朝军队中作用不突出。　　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持本土起源观点的学者可以举出不少古代文献中关于晚商以前马拉战车的记载，甚至认为中国养马，驯马和用马的历史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但近年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甚至殷墟前期的遗址中都未发现马骨，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在前殷墟时代没有家马存在的证据。 　　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发现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有关。殷墟后期才有家马与马拉战车的突然大量出现，且战车结构完善工艺复杂。目前还找不到它本土起源的线索。　　所以商朝的马拉战车应该从中亚传来的，其途径就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其终点便是中国西北的周部落。　　和商人不同，周人习惯在军事和经济生活中使用马。　　诗经《大雅·绵》中回顾周的早期历史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也就是说早期的周人可能是游牧民族，是骑着马一路迁徙到西岐定居的。　　在灭商的时候，周军的主力就是马拉战车。《周礼》中讲兵制的一节就称为《夏官司马》。周制，一辆兵车配72名步兵，3名甲士。武王伐纣的时候有车三百乘，“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　　周朝在对猃狁（也就是后来的匈奴）的战争中，还使用了四马战车，其威力远远超过商朝的两马战车。　　周人爱马，对马的称呼也特别多，其词汇之丰富，举世罕见。比如：骒，母马 ；驹，小马 ；骟，去势丧失生育能力的马 ；骠，黄色的马 ；骝，黑鬃黑尾的红色马 ；骃，浅黑带白色的马 ；骅，枣红色的马 ；骊，黑色的马 ；騧，黑嘴的黄色马 ；骐，青黑色的马 ；骓，黑色白蹄的马 ；骢，青白相间，类似兰色的马 ；龙，纯白色的马 ；驽，跑不快的马，劣马。　　这些关于马的词汇大多起源于周，如果不是周人有游牧民族的传统，断然不会对马如此青睐。　　相传周穆王有八匹心爱的马，号称“天子八骏”，分别是“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奇怪的是，这些马名几乎都无法用汉语进行解释，现代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音译的名字，其中“盗骊”便是古图尔克语 torug的音译，意思为栗色马。　　因为周人拥有马拉战车的军事优势，所以才能战胜人口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商人，而周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优势，极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三、周人的文字、语言之谜　　从刚才周穆王的爱马称呼上，我们就发现了，周人的语言中可能含有图尔克词汇，不独有此，周武王所用的兵器“轻吕”，据学者考证，即匈奴的“径路”和现代图尔克语的 kingrak，据信代表着可考的“最古老图尔克词汇”。　　周人的语言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来看，中国的象形文字应该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而同期西北地区的一些仰韶文化类型中，如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却极少有象形符号出现，反而是有一些字母化趋势的符号出现。　　但是商人的甲骨文和金文，却是和周人的文字，属于同一个体系。我们大胆假设，周人应该是在与商人接触的过程中，借用了他人的文字。周人竭力学习商文明，特别是他们征服了商人以后，更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一些文化。　　这个论点有什么依据呢？　　依据在于商人和周人的语言无法相通。　　现今已经发掘的大量殷商甲骨文中，我们虽然能识别大部分的字，却无法解读其中大部分的意思，这就好比，我们中国人看日本字一样，一些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整句话就无法理解了。因此产生很多歧义，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各持己见，互不服气。究其原因，在于商人的语法习惯和我们现在所知的不一致，也和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言文不一致，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其规律。　　《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本书，为什么特别难懂，比文言文还难懂？因为有学者考证，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应该是周人从商人那里翻译过来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商语成分，因而格外难懂。　　事实上周人的语言和商人的语言一样，都和我们现在的汉语差别很大，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是非常特别的，其语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比英语还简单。而与汉语语言关系最近的藏语，其语法却非常复杂，类似阿尔泰语的一些语法。　　英语和汉语也有类似情况，在日耳曼语族里，英语的语法是最简单的，而与之亲缘关系最近的德语，却异常复杂。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讲拉丁语的诺曼人征服了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沟通的需要，结果两种非常复杂的语言最后统一成了最简单的现代英语。　　我想汉语也是这样的结果，复杂的周人语言遇到了复杂的商人语言，结果便变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汉语。　　那么周人的原始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也许和图尔克语还真有一点关系，别忘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匈奴在中亚大草原就已经拥有了巨大影响力。但是我并不认为周人的语言是纯粹的图尔克语，它很可能是一种混合语言，这点后面再论述。　　四、周人的墓葬风俗、陶器、青铜器之谜　　周人发源于西北，我国的仰韶文化正是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现代学者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有浓重的中亚古图尔克文化特征，古图尔克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有可能在中亚一带，事实也证明沿着丝绸之路，有一个新石器文化带，从西亚一直延伸到我国西北，其文化特征有诸多共同性。　　仰韶文化的“案板”遗址中，出土的陶形人像表现出一些非本地起源的体质和文化特征——长而大的鼻子、络腮胡和高帽，仰韶文化其他遗址中也发现过类似陶人。黄河中、上游地区几处遗址都发现有陶人或有人形浮雕装饰的陶器，其中3件与案板陶人最相似。案板以南10公里的（陕西）扶凤降西村遗址发现一仰韶陶盆，上有一浮雕人面，长弯勾鼻、薄嘴唇、窄脸，时代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陕西安康刘家河遗址发现一陶人头面具，高10厘米。风格写实：鼻子长而大，深眼窝，窄脸，这两件人面都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齐家文化”（公元前3100-前1900）的皇娘娘台遗址（甘肃省武威）出现的一女或两女屈肢俯向仰身直肢葬习俗，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欧亚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suttee或sati风俗。　　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出土的陶器、兵器、青铜器等类型，明显与新疆、中亚一代的新石器文化完全一致。而中亚游牧文化中一些特征，比如杀人殉葬，火葬等，也在这些我国西北新石器文化中有所表现。　　在一些认为是古羌人的墓葬中，大量的遗骨研究显示他们是狭面高额深目、身型高大的白色人种，提取的DNA样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少量具有蒙古利亚特征的尸骨经核实其身份是作为奴隶而出现的，并且经常被当作殉葬者，他们很可能是在入侵过程中被掳掠去的。从出土文物来看，用陶轮制作的尖底水纹陶器，正是中亚吐火罗人特有的原始工艺之一，带有明显的克尔木齐文化痕迹。　　周人作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继承者，其墓葬文化中也有这些特征。　　我们在谈到第二点的时候，曾论述马拉战车可能就是通过周人传给商人的，其源头在西亚。同样，作为草原游牧文化三要素的另外两个：青铜兵器、动物纹青铜器也可能是通过周人传给商人的。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西方有独立成长历史的兵器。也就是说，中国的武器发展史，在此之前的武器只有戈有其发展史，而矢矛刀斧均为只在西方有发展史的兵器。　　比如殷墟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都在西方有其独立的进化史，但是殷墟出土的矢镞，却是结合其三者特点为一体的。　　又如殷墟出土的矛有筩，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相同，类型上就是西方最普通的一种兵器，而且应该是西方青铜时代最晚期成熟后的器物。　　还有殷墟的空头斤（斧），亦是西方青铜器晚期的型式。西方的青铜器出现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以上，远比殷墟时代（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早。而西伯利亚出土的铜器，都有和殷墟相似相同的样式。　　研究人员在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一号大墓椁顶，发现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经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　　很难想象，这些具有欧洲和西亚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图案，是如何进入到商人的墓葬的。　　更为奇特的是，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内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测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济在《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里，介绍了杨希枚先生对殷墟人头骨的测量结果：　　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举例30具。　　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34具。　　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国人相似。很少，仅举例2具。　　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举例50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　　第五组头骨为无法定类型，举例38具。　　李济接下来分析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二、三组的人骨都是商朝的敌人，不能代表商族，应是被俘的战俘。　　至于那类高加索人种的头骨是从哪来的，李济先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认为可能就是周人俘虏留下的，说明商周之间很早就开始了一些往来，有时甚至会兵戎以见。商人墓葬中的一些中亚谜团，便可以通过周人这条线索得以合理的解释。　　五、周人的传说、习俗、文化以及饮食的胡俗之谜　　传说在3000多年前，阿尔泰山的南坡曾经生活着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身材高大，骁勇善战，每个人的额头都只有一只眼。 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漫游中亚，并据他的旅行见闻写下了长诗《独目人》。 中国的上古奇书《山海经·海内北经》，也曾提到“一目国”和“一目民”。　　随着文献检索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讲图尔克语的民族，乃至整个阿尔泰语系民族中，都有英雄勇斗独目巨人的神话母题。可以说阿尔泰山地区是世界上“独目人”神话母题蕴藏量最大、流传最久的地区，其中古代图尔克诸部均有巴萨特斩除神灵“独目巨人”的传说。除了古代图尔克语文献外，至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哈卡斯人，以及肖尔人和图瓦人等都有“独目人”传说。　　在中亚草原上，至今仍零星散落着一些独目人的石像，令人不解的是，其形制竟与我国四川三星堆中的独目青铜人像颇为相似。这似乎在暗示这两个地区之间有某种联系。　　周人也有独目人的传说，著名学者杨宪益在《译余偶拾》考证说：“姬字古文无偏旁，正作独目形，故当即古代塞种所谓的独目民族。”　　另外，现代中国人经常在节日祝福或庆贺时说要发扬“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包含有这样的意蕴：昂扬健康的奔马精神。这里的“龙”其实指的是马，我们熟知的“马”原来有另外一个称呼：“龙”。　　古书上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马”。所以“龙马”最初可能指高大威猛的马。这里很清楚，龙即大马。　　《诗经·大雅》中《皇矣》有“是是”的记载，这里指的是周人的“马”活动。有学者指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西域，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马”活动是胡俗。这里又一次指出了龙即为马，时间在周。　　还有，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奇特的文化相似性，只能是通过中亚草原文化传播的结果。　　我们知道，秦灭周时崇水德，是因为周人崇火，尚红，好火葬，这些习俗恰好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而祆教最早源于伊朗，而后又传播到整个欧亚草原上。　　从饮食上看，中国北方人多食面食，而南方人多食稻米，但是历史上，北方人开始食用面食的时间要比稻米晚得多，商人的主食就是稻米。北方人开始改变习惯，大量食用面食，是从周秦开始的。　　从新石器文化的考古也可以发现，基本上从西至东，石磨的发现越趋罕见，而最早开始种植和食用小麦的就是周人。　　面食的主要原料是小麦，发源地在西亚，是从中亚传入我国的，其途径也是经西北向东。历史记载，周人的祖先名叫后稷，被后世奉为“农神”，据说就是他教会人们种植小麦的，从这也可以说明，周人的确与中亚存在某种密切的文化联系。　　六、周人政治制度和宗教的独特性　　周朝的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分封。　　分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周王是共主性质的。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　　这种政治制度其实与西方非常相似，罗马帝国的奴隶分封制和法兰克王国的封建领主分封制，都有与此有关联。其特点是君权分散，贵族势力强大，国家容易四分五裂。但是又相对比较民主，能促进社会进步。　　有学者认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原型，便是起源于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领户分封制。　　周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全部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君权极为强大，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松散的分封制度和联邦制度。所以一个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的国家，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都能保持不间断的大一统政权，可算一个奇迹。　　除了政治制度外，在宗教上周人也有其独特性。　　周人不同于商人的政教合一，相比商人崇敬鬼神，周人更尊崇祖先和“天”。周人的宗教无系统的经典、教义与教团，甚至都不成体系，天神、地只崇拜源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源于图腾崇拜与英雄崇拜，二者均与血缘关系相联系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产生，“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少有排它性，为其它宗教的传入与新宗教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与适应性。　　周人宗教具有强烈世俗性的特点，更关心的是现实世界问题，对于死后的彼岸世界并无明显的追求。所以很多外国学者认为周人没有宗教，只是原始崇拜而已，不但不能比拟西方发达的宗教思想，甚至连前朝的商人也不如。　　但是周人这种幼稚的宗教，却与中亚草原上一些游牧民族的宗教情况类似，比如图尔克、蒙古，这些民族都没有自己完整的宗教思想，只有一个简陋的“长生天”崇拜，所以也最容易被其他宗教俘虏，图尔克最后皈依了伊斯兰教，而蒙古则皈依了藏传佛教。　　只不过图尔克、蒙古还有一个能通鬼神的萨满崇拜，周人却连萨满都不相信，甚至对商人热衷的鬼神信仰，都贬之为“巫”。　　结果后世的中国人成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有人说中国人其实是信道教的，但我要说，道教那也不是周人的东西，而是发源于楚人的，倒是和商人有些联系。　　周人这种世俗化的宗教思想，应该还是来源于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因为我们知道萨满崇拜并不是图尔克、蒙古这些民族原有的，而是起源于东边的通古斯部落的，后来才传播到整个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　　正因为周人对于鬼神和来世的态度比较消极，所以周人的坟墓大多没有封土，挖个坑埋了，再填平就是，地表上不留下任何标记，不象秦人和楚人的坟墓那么隆重，有明显的封土堆。这种区别就好比，秦始皇的墓地你到骊山远远一看就知道了，但成吉思汗的墓地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七、周人的血统猜测　　做了这么多分析，我们肯定了周人与中亚的一些民族，特别是和图尔克人有某种文化联系，但是还没有确定其到底有哪些血统。我认为周人其实应该是一支混血民族，其主体是南下的图尔克化吐火罗人与西北地区的羌人的融合体。　　吐火罗人是最初在我国新疆地区生活的游牧民族，是原始印欧人的最东的一支，现已灭绝，欧洲学者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进行研究，发现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但是却和邻近的印度伊朗语族的雅利安人语言十分不同。吐火罗语与更遥远的日耳曼语族的各种语言竟比较接近，而与拉丁语、斯拉夫语、希腊语、印度伊朗语相距较远。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有些标新立异的语言学家考证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同源关系，我想可能与此有关。　　周人在诗经上充满自豪地说，“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其中的“昆仑”一词，最初便是来自吐火罗语 klyom。　　南下的周部落便是吐火罗人中的一支，由于受到匈奴（当时叫鬼方，与后来的猃狁，实为一族，均为匈奴同种）的压迫，于是顺着丝绸之路，迁徙到甘肃和陕北一代，后又迁徙到陕西周原定居。　　当他们南下到陕西周原以后，发现四面都陷入到众多的羌人包围当中，不过凭借自己先进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他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同时也通过不断地武力征服，大量融合了羌人的血统，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陶像中，男性具有高加索特征，而女性却是典型蒙古特征，便是证明。汉藏两族词汇的大量同源性，估计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周人在与东边商人先民的接触过程中，逐步将青铜兵器的制作和马拉战车的技术传给了他们。　　随着周人不断地深入黄河流域，他们渐渐感受到商民族的强大，也开始接受商人的语言文字及文化，不过后来却用武力征服了商人，建立强大的周王朝。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　　周部落原先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为姬弃，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姬昌囚禁于羑里（今河南安阳）七年。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称周武王，姬发以吕尚为师，积极作灭商的准备。公元前1046年左右，武王在盟津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伐纣，然后出师潼关，挥师东向，次年在牧野大败商朝的军队，杀死商纣王，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周朝。　　周朝是中国有详细历史纪元和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因此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崇高而且特殊，中国很多思想文化的源头都直接来自周朝，不过后人对于周人起源的研究，却非常贫乏，仅仅只能将周人与神话传说中的黄帝联系起来，虽然他们中间还有两千多年的空白。　　虽然传统观念上，周人是华夏族的正宗，但是近来一些考古和历史研究，却对周人的族源有所疑问。　　一、周人的雕像、服饰之谜　　在现今挖掘的一些周墓中，特别是早期的西周墓，经常发现一些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头像和壁画。这与商墓中典型黄种人特征的青铜人面像明显不同。　　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　　1975年挖掘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　　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塞种”人像完全一致，无论是服饰还是外貌都与现在的中国人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十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山西出土周代男女人形陶范，穿矩领袍服，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腰间系一丝绦，打个连环扣，带头还缀两个小绒球，河南也发现这种装束大同小异的人形。这些服饰的特点已经非常接近现在中亚一些民族的服装，而与华夏族传统的服饰差别甚大。　　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出土的民族服装，非常有限，特别在北方地区更是如此，最接近后来汉服的古代服饰样式，基本都是在南方的楚墓中出土的。　　周人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长什么样子，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二、驷马战车的出现　　古代战争中，马是制胜的关键，在马镫出现之前，战车是骑兵的主要形式，也是战争的主导武器。　　对于战车从何起源，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学术界现在已经有了统一的共识，认为战车最早起源于西亚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使用了马车。　　和游牧人不同，商人虽然也用马，却主要不是用来骑，而是拉车。殷墟出土的马车均装饰以青铜和宝石，车体绘以动物图示，其中一件马羁饰非常精致，全部以海蚌及高品质的玉器装饰，但是明显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于礼仪用途的。　　商朝军队中的马可能是从外来引入的，甲骨文中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　　商朝后期武丁的妻子妇好，是一个重要的女将，曾领兵攻打鬼方，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多次。1976年，发现了她的墓，保存完整，没有被盗过，随葬兵器甚多，包括象征兵权的大铜钺，可是却没有与马有关的军事用具出土，如果商朝的军队中骑兵或马拉战车是制式装备的话，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的墓中没有马刀、马车、马鞍出现，如果确实没有，只能说明当时马在商朝军队中作用不突出。　　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持本土起源观点的学者可以举出不少古代文献中关于晚商以前马拉战车的记载，甚至认为中国养马，驯马和用马的历史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但近年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甚至殷墟前期的遗址中都未发现马骨，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在前殷墟时代没有家马存在的证据。 　　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发现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有关。殷墟后期才有家马与马拉战车的突然大量出现，且战车结构完善工艺复杂。目前还找不到它本土起源的线索。　　所以商朝的马拉战车应该从中亚传来的，其途径就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其终点便是中国西北的周部落。　　和商人不同，周人习惯在军事和经济生活中使用马。　　诗经《大雅·绵》中回顾周的早期历史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也就是说早期的周人可能是游牧民族，是骑着马一路迁徙到西岐定居的。　　在灭商的时候，周军的主力就是马拉战车。《周礼》中讲兵制的一节就称为《夏官司马》。周制，一辆兵车配72名步兵，3名甲士。武王伐纣的时候有车三百乘，“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　　周朝在对猃狁（也就是后来的匈奴）的战争中，还使用了四马战车，其威力远远超过商朝的两马战车。　　周人爱马，对马的称呼也特别多，其词汇之丰富，举世罕见。比如：骒，母马 ；驹，小马 ；骟，去势丧失生育能力的马 ；骠，黄色的马 ；骝，黑鬃黑尾的红色马 ；骃，浅黑带白色的马 ；骅，枣红色的马 ；骊，黑色的马 ；騧，黑嘴的黄色马 ；骐，青黑色的马 ；骓，黑色白蹄的马 ；骢，青白相间，类似兰色的马 ；龙，纯白色的马 ；驽，跑不快的马，劣马。　　这些关于马的词汇大多起源于周，如果不是周人有游牧民族的传统，断然不会对马如此青睐。　　相传周穆王有八匹心爱的马，号称“天子八骏”，分别是“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奇怪的是，这些马名几乎都无法用汉语进行解释，现代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音译的名字，其中“盗骊”便是古图尔克语 torug的音译，意思为栗色马。　　因为周人拥有马拉战车的军事优势，所以才能战胜人口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商人，而周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优势，极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三、周人的文字、语言之谜　　从刚才周穆王的爱马称呼上，我们就发现了，周人的语言中可能含有图尔克词汇，不独有此，周武王所用的兵器“轻吕”，据学者考证，即匈奴的“径路”和现代图尔克语的 kingrak，据信代表着可考的“最古老图尔克词汇”。　　周人的语言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来看，中国的象形文字应该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而同期西北地区的一些仰韶文化类型中，如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却极少有象形符号出现，反而是有一些字母化趋势的符号出现。　　但是商人的甲骨文和金文，却是和周人的文字，属于同一个体系。我们大胆假设，周人应该是在与商人接触的过程中，借用了他人的文字。周人竭力学习商文明，特别是他们征服了商人以后，更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一些文化。　　这个论点有什么依据呢？　　依据在于商人和周人的语言无法相通。　　现今已经发掘的大量殷商甲骨文中，我们虽然能识别大部分的字，却无法解读其中大部分的意思，这就好比，我们中国人看日本字一样，一些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整句话就无法理解了。因此产生很多歧义，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各持己见，互不服气。究其原因，在于商人的语法习惯和我们现在所知的不一致，也和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言文不一致，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其规律。　　《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本书，为什么特别难懂，比文言文还难懂？因为有学者考证，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应该是周人从商人那里翻译过来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商语成分，因而格外难懂。　　事实上周人的语言和商人的语言一样，都和我们现在的汉语差别很大，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是非常特别的，其语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比英语还简单。而与汉语语言关系最近的藏语，其语法却非常复杂，类似阿尔泰语的一些语法。　　英语和汉语也有类似情况，在日耳曼语族里，英语的语法是最简单的，而与之亲缘关系最近的德语，却异常复杂。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讲拉丁语的诺曼人征服了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沟通的需要，结果两种非常复杂的语言最后统一成了最简单的现代英语。　　我想汉语也是这样的结果，复杂的周人语言遇到了复杂的商人语言，结果便变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汉语。　　那么周人的原始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也许和图尔克语还真有一点关系，别忘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匈奴在中亚大草原就已经拥有了巨大影响力。但是我并不认为周人的语言是纯粹的图尔克语，它很可能是一种混合语言，这点后面再论述。　　四、周人的墓葬风俗、陶器、青铜器之谜　　周人发源于西北，我国的仰韶文化正是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现代学者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有浓重的中亚古图尔克文化特征，古图尔克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有可能在中亚一带，事实也证明沿着丝绸之路，有一个新石器文化带，从西亚一直延伸到我国西北，其文化特征有诸多共同性。　　仰韶文化的“案板”遗址中，出土的陶形人像表现出一些非本地起源的体质和文化特征——长而大的鼻子、络腮胡和高帽，仰韶文化其他遗址中也发现过类似陶人。黄河中、上游地区几处遗址都发现有陶人或有人形浮雕装饰的陶器，其中3件与案板陶人最相似。案板以南10公里的（陕西）扶凤降西村遗址发现一仰韶陶盆，上有一浮雕人面，长弯勾鼻、薄嘴唇、窄脸，时代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陕西安康刘家河遗址发现一陶人头面具，高10厘米。风格写实：鼻子长而大，深眼窝，窄脸，这两件人面都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齐家文化”（公元前3100-前1900）的皇娘娘台遗址（甘肃省武威）出现的一女或两女屈肢俯向仰身直肢葬习俗，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欧亚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suttee或sati风俗。　　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出土的陶器、兵器、青铜器等类型，明显与新疆、中亚一代的新石器文化完全一致。而中亚游牧文化中一些特征，比如杀人殉葬，火葬等，也在这些我国西北新石器文化中有所表现。　　在一些认为是古羌人的墓葬中，大量的遗骨研究显示他们是狭面高额深目、身型高大的白色人种，提取的DNA样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少量具有蒙古利亚特征的尸骨经核实其身份是作为奴隶而出现的，并且经常被当作殉葬者，他们很可能是在入侵过程中被掳掠去的。从出土文物来看，用陶轮制作的尖底水纹陶器，正是中亚吐火罗人特有的原始工艺之一，带有明显的克尔木齐文化痕迹。　　周人作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继承者，其墓葬文化中也有这些特征。　　我们在谈到第二点的时候，曾论述马拉战车可能就是通过周人传给商人的，其源头在西亚。同样，作为草原游牧文化三要素的另外两个：青铜兵器、动物纹青铜器也可能是通过周人传给商人的。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西方有独立成长历史的兵器。也就是说，中国的武器发展史，在此之前的武器只有戈有其发展史，而矢矛刀斧均为只在西方有发展史的兵器。　　比如殷墟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都在西方有其独立的进化史，但是殷墟出土的矢镞，却是结合其三者特点为一体的。　　又如殷墟出土的矛有筩，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相同，类型上就是西方最普通的一种兵器，而且应该是西方青铜时代最晚期成熟后的器物。　　还有殷墟的空头斤（斧），亦是西方青铜器晚期的型式。西方的青铜器出现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以上，远比殷墟时代（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早。而西伯利亚出土的铜器，都有和殷墟相似相同的样式。　　研究人员在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一号大墓椁顶，发现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经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　　很难想象，这些具有欧洲和西亚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图案，是如何进入到商人的墓葬的。　　更为奇特的是，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内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测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济在《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里，介绍了杨希枚先生对殷墟人头骨的测量结果：　　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举例30具。　　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34具。　　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国人相似。很少，仅举例2具。　　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举例50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　　第五组头骨为无法定类型，举例38具。　　李济接下来分析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二、三组的人骨都是商朝的敌人，不能代表商族，应是被俘的战俘。　　至于那类高加索人种的头骨是从哪来的，李济先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认为可能就是周人俘虏留下的，说明商周之间很早就开始了一些往来，有时甚至会兵戎以见。商人墓葬中的一些中亚谜团，便可以通过周人这条线索得以合理的解释。　　五、周人的传说、习俗、文化以及饮食的胡俗之谜　　传说在3000多年前，阿尔泰山的南坡曾经生活着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身材高大，骁勇善战，每个人的额头都只有一只眼。 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漫游中亚，并据他的旅行见闻写下了长诗《独目人》。 中国的上古奇书《山海经·海内北经》，也曾提到“一目国”和“一目民”。　　随着文献检索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讲图尔克语的民族，乃至整个阿尔泰语系民族中，都有英雄勇斗独目巨人的神话母题。可以说阿尔泰山地区是世界上“独目人”神话母题蕴藏量最大、流传最久的地区，其中古代图尔克诸部均有巴萨特斩除神灵“独目巨人”的传说。除了古代图尔克语文献外，至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哈卡斯人，以及肖尔人和图瓦人等都有“独目人”传说。　　在中亚草原上，至今仍零星散落着一些独目人的石像，令人不解的是，其形制竟与我国四川三星堆中的独目青铜人像颇为相似。这似乎在暗示这两个地区之间有某种联系。　　周人也有独目人的传说，著名学者杨宪益在《译余偶拾》考证说：“姬字古文无偏旁，正作独目形，故当即古代塞种所谓的独目民族。”　　另外，现代中国人经常在节日祝福或庆贺时说要发扬“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包含有这样的意蕴：昂扬健康的奔马精神。这里的“龙”其实指的是马，我们熟知的“马”原来有另外一个称呼：“龙”。　　古书上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马”。所以“龙马”最初可能指高大威猛的马。这里很清楚，龙即大马。　　《诗经·大雅》中《皇矣》有“是是”的记载，这里指的是周人的“马”活动。有学者指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西域，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马”活动是胡俗。这里又一次指出了龙即为马，时间在周。　　还有，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奇特的文化相似性，只能是通过中亚草原文化传播的结果。　　我们知道，秦灭周时崇水德，是因为周人崇火，尚红，好火葬，这些习俗恰好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而祆教最早源于伊朗，而后又传播到整个欧亚草原上。　　从饮食上看，中国北方人多食面食，而南方人多食稻米，但是历史上，北方人开始食用面食的时间要比稻米晚得多，商人的主食就是稻米。北方人开始改变习惯，大量食用面食，是从周秦开始的。　　从新石器文化的考古也可以发现，基本上从西至东，石磨的发现越趋罕见，而最早开始种植和食用小麦的就是周人。　　面食的主要原料是小麦，发源地在西亚，是从中亚传入我国的，其途径也是经西北向东。历史记载，周人的祖先名叫后稷，被后世奉为“农神”，据说就是他教会人们种植小麦的，从这也可以说明，周人的确与中亚存在某种密切的文化联系。　　六、周人政治制度和宗教的独特性　　周朝的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分封。　　分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周王是共主性质的。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　　这种政治制度其实与西方非常相似，罗马帝国的奴隶分封制和法兰克王国的封建领主分封制，都有与此有关联。其特点是君权分散，贵族势力强大，国家容易四分五裂。但是又相对比较民主，能促进社会进步。　　有学者认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原型，便是起源于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领户分封制。　　周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全部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君权极为强大，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松散的分封制度和联邦制度。所以一个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的国家，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都能保持不间断的大一统政权，可算一个奇迹。　　除了政治制度外，在宗教上周人也有其独特性。　　周人不同于商人的政教合一，相比商人崇敬鬼神，周人更尊崇祖先和“天”。周人的宗教无系统的经典、教义与教团，甚至都不成体系，天神、地只崇拜源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源于图腾崇拜与英雄崇拜，二者均与血缘关系相联系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产生，“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少有排它性，为其它宗教的传入与新宗教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与适应性。　　周人宗教具有强烈世俗性的特点，更关心的是现实世界问题，对于死后的彼岸世界并无明显的追求。所以很多外国学者认为周人没有宗教，只是原始崇拜而已，不但不能比拟西方发达的宗教思想，甚至连前朝的商人也不如。　　但是周人这种幼稚的宗教，却与中亚草原上一些游牧民族的宗教情况类似，比如图尔克、蒙古，这些民族都没有自己完整的宗教思想，只有一个简陋的“长生天”崇拜，所以也最容易被其他宗教俘虏，图尔克最后皈依了伊斯兰教，而蒙古则皈依了藏传佛教。　　只不过图尔克、蒙古还有一个能通鬼神的萨满崇拜，周人却连萨满都不相信，甚至对商人热衷的鬼神信仰，都贬之为“巫”。　　结果后世的中国人成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有人说中国人其实是信道教的，但我要说，道教那也不是周人的东西，而是发源于楚人的，倒是和商人有些联系。　　周人这种世俗化的宗教思想，应该还是来源于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因为我们知道萨满崇拜并不是图尔克、蒙古这些民族原有的，而是起源于东边的通古斯部落的，后来才传播到整个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　　正因为周人对于鬼神和来世的态度比较消极，所以周人的坟墓大多没有封土，挖个坑埋了，再填平就是，地表上不留下任何标记，不象秦人和楚人的坟墓那么隆重，有明显的封土堆。这种区别就好比，秦始皇的墓地你到骊山远远一看就知道了，但成吉思汗的墓地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七、周人的血统猜测　　做了这么多分析，我们肯定了周人与中亚的一些民族，特别是和图尔克人有某种文化联系，但是还没有确定其到底有哪些血统。我认为周人其实应该是一支混血民族，其主体是南下的图尔克化吐火罗人与西北地区的羌人的融合体。　　吐火罗人是最初在我国新疆地区生活的游牧民族，是原始印欧人的最东的一支，现已灭绝，欧洲学者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进行研究，发现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但是却和邻近的印度伊朗语族的雅利安人语言十分不同。吐火罗语与更遥远的日耳曼语族的各种语言竟比较接近，而与拉丁语、斯拉夫语、希腊语、印度伊朗语相距较远。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有些标新立异的语言学家考证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同源关系，我想可能与此有关。　　周人在诗经上充满自豪地说，“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其中的“昆仑”一词，最初便是来自吐火罗语 klyom。　　南下的周部落便是吐火罗人中的一支，由于受到匈奴（当时叫鬼方，与后来的猃狁，实为一族，均为匈奴同种）的压迫，于是顺着丝绸之路，迁徙到甘肃和陕北一代，后又迁徙到陕西周原定居。　　当他们南下到陕西周原以后，发现四面都陷入到众多的羌人包围当中，不过凭借自己先进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他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同时也通过不断地武力征服，大量融合了羌人的血统，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陶像中，男性具有高加索特征，而女性却是典型蒙古特征，便是证明。汉藏两族词汇的大量同源性，估计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周人在与东边商人先民的接触过程中，逐步将青铜兵器的制作和马拉战车的技术传给了他们。　　随着周人不断地深入黄河流域，他们渐渐感受到商民族的强大，也开始接受商人的语言文字及文化，不过后来却用武力征服了商人，建立强大的周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