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乱花渐欲迷人眼－－千年兴亡话岳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28:20
引子
本文对岳飞本身的生平，史迹不与置评，关注的是历朝历代，隐在岳飞身后的制作人们。
南宋，从赵，秦时的铁案一桩，到孝宗后的平反，乃至之后，关于岳飞的叙述，始终处于一种半温不火的尴尬境遇中。即便在岳飞之孙，时任户部侍郎的岳坷所修之《金陀粹编》里，关于岳飞之死，依旧隐讳，叙述的重点只在于其生前抗金事迹。终宋一朝，既有强烈的恢复情结，又不能不避高宗之讳，岳飞始终不能走上神坛。
元朝，蒙元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论出身，蒙古本身也属于胡人系统，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政府行为的祭祀褒扬活动，不过，毕竟鉴于年代之不同，加之岳飞所抗之金国和蒙古的祖宗也有世仇，所以有元以来，整个是处于政府不鼓励，民间随你去的态势中。有意思的是，蒙古人好像对文史，舆论掌控的什么文治手段的确不感什么兴趣，或是说不在行。所以其所修的《宋，辽，金》史，虽挂丞相脱脱之名，实际主修的却是宋，金之遗臣，因此在元版的《宋史》里，偶们居然看到这样的叙述“岳飞文武兼备，一代岂多见哉，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摆明了是吃元朝饭，想宋朝事的史官所修。在汉族士大夫的眼里，凡是汉人主政的年代就号称是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一到了胡人王朝，即便是元曲，清戏之类的戏曲繁荣，也是倡优横行，末世景象。当然这并不代表汉族文人不借曲言志，文人从事编曲的大有人在，如此一来，戏码就别有看头，如《宋大将岳飞尽忠报国》一类的南戏，风靡一时，台上演的，底下看的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可怜的是，蒙籍戏迷，FANS们也傻乎乎跟着一块喊好，实在是欺人太甚。
朱明，有句话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用来形容岳飞在明朝的待遇那是再合适不过。洪武年间，岳飞受封为“武穆”，“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靖魔大帝”，从祭历代帝王之太祀殿，此后封号是一路追加，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举国震动。朝野间，都以靖康为鉴，于是一窝蜂的赶去拜神（中国人就这点，喜欢临时抱佛脚），各地建庙，刊布文集，文人题咏，纷至沓来。再往后，后金崛起，那就更要拜祖先了。岳飞的封号，创记录的达到“三界伏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的高度。可惜的是，烧香也没带来好运气，明朝两线作战，倒底还是罩不住，彩票最后还是被多尔衮中走了。
大清，国朝初建，玩的是宝刀烈马，讲的是“留发不留头”，世仇鹏举，也就只有靠边站了，除了不要命的，再没谁敢往岳庙边上凑活了。雍正年间，干脆，把岳飞迁出了武庙。直到乾隆时，才有了微妙的变化。姜还是老的辣，在密布文网屡兴大狱的同时，弘历同学六次南巡，数度驾幸岳庙，题咏不断。抄几首，鉴赏一下：“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冢树拱佳城。莫须有狱何须很，义所重人死所轻。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增如生。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要不是看了落款是陈弘历，偶还以为是天地会陈近南写的。再看一段乾隆所撰《岳武穆论》“......夫以武穆之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皆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古名将亦未有逮焉。知君命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兵于分疆之外。呜呼，以公之精诚，虽死于桧手，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与日月争光”。至此而后，钱彩所写《说岳》也一并开禁。不过关键在于，钦定宣传大纲规定，关于岳飞的叙述，一是突出忠君概念，二是淡化宋金争战。好一招诛心，就冲这一点，清朝的统驭手段就比当年蒙元强，活该打破“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一诅咒。
好景毕竟不长，国内的超稳定结构毕竟挡不住晚清的风云激荡。岳飞再次被海外流亡的革命党人，捧上神坛。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正好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譬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统统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试看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据说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好像全世界民粹组织，远说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近说哈马斯等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唯一的不同在于念的经而已。
接下去就是晚清十年笔战，对战双方却又都是汉人。一方叫维新党，一方叫革命党。双方都想从故纸堆中找出国魂，不过梁启超爱讲的是汉唐故事，而党人喜欢说得却是宋明痛史。笔战经年，梁始终处于下风。也不能怪他，论国学，他碰上的是比他老师康师傅还BT的余杭章太炎；讲西学，南海汪兆铭开口就是“nation--state”，闭口是“民族の国家”，侃的是云山雾罩；说脏话，在吴稚辉口中，连太后，皇上都是“上海四马路的野鸡齤”，“巴黎扫马粪的小孩”，何况区区一个梁卓如，用吴的原话：“梁乌龟，梁强盗侍侯着小狼主爷，洗干净PP，拉JB来干”（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文胆，最后成大器的，既不是文豪章氏，也不是文青汪氏，而是老吴，活着是党国国师，死了配飨蒋陵，看来三分文，七分痞才是王道），要说文斗不行，那武斗就更别提了，同盟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组织，梁本一介文人，刚在东京开个庆祝预备立宪大会，湖湘宋渔父立刻带人上门寻衅滋事，这就是著名的冲砸锦辉馆事齤件。参与的都是日后党国精英，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居正，云南省长李根源，立委，中委等等，全到齐了，亲手海扁梁的是未来的天津市长，山西人南桂馨，当时是警校学生。（其实任公的面子算不错得了，日后蒋委员长开会，也凑不齐这么强大的全明星阵容了）。
民国初年，鞑虏是驱除了，岳飞自然也就下岗了。当年的革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了。只有个别学者，偶有谈及。比较有影响的是吕思勉。吕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有关岳飞一节，一石激起千层浪。摘录宋金和战一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1，和议在当时是不可免得事；2，秦桧是爱国的，不是金国奸细；3，岳，韩是军阀......吕的本意可能是想借故谕今，骂骂当时的军阀，结果呢，把自己给栽进去了，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抗战初，国民政府就势把他给抓进去了，以汉奸罪起诉，虽说后来释放，活罪可受了不少。所以说借古言事也要注意，千万不能玩出圈，真要讲暗讽军阀，不如讲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嘛，何必那么另类，去找岳飞的晦气。
日寇内侵，岳飞再次出山。“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地理学家，嘉定同乡童世亨立刻将此刊出，配合《满江红》一词，传遍全国。（这就是著名的“还我河山”四字”由来，据说满江红也是明人所作，不过当时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国民政府自然也顺水推舟，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明令将岳飞列入先哲类神祀飨祭（另外几个也一并列出，分别是伏曦，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岳飞，关羽，公输班，排职称的话，为什么连木匠也入选，女娲姐姐反而没有，待考）。抗战时，国府更是不仅派出由高官领衔的参访团去各地岳庙拜祭，而且国齤民党四大，明确提出，要千万个岳武穆。还曾编演四幕剧，款待美英法苏驻华大使，并赠以“还我河山”拓本。当然各党派借着岳飞指桑骂槐的伎俩，也纷纷出笼。重庆方面的重点在于爆炒岳飞剿灭钟相，杨么一战，攘外必先安内，正好先学岳武穆PK江西土寇先。延安方面，看看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一节：“秦桧是金国奸细，宋高宗是投降派，岳，韩二军连年抗战中锻炼出的两支新的有力部队，金人知道赵构易灭，中国人民不易灭，赵构愿降，中国人民不愿降......”，这那里是在讲古，分明是在说四，八军嘛，顺带攻击中央。两边都把自己打扮成岳飞的转世灵童，捞取政治资本，实践证明，在野党在作秀方面的确比执政党占便宜。
抗战胜利后，至红朝立国前，波澜不惊，史学界主流派是以李汉魂所著《岳武穆年谱》为正统。李汉魂其人字伯豪，号南华，广东吴川人，党国元老。政，学两界都颇富名望，治史自然事半功倍。少数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周谷城。周谷城，湖南益阳人，搞农运出身，是属于红专型的学者。他的观点，岳飞至多是一员名将，作民族英雄不太合适之类。当然，当时搭理他的人也不多。史学界是主流派的天下。
红朝定鼎，主流派大多跑路到港台美洲去了，大陆学界剩下的大致可份四类。第一拨，政治型学者，简称红专派，走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民族团结，把岳飞踢出英雄行列；领军人物为已公开卧底身份周谷城等，第二拨，学院型学者，也就是日后所称的“白专”，主要是遗留在大陆的自由学者，比如邓广铭，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公认的宋史泰斗，观点与去港台之学人前辈，没太多差异。第三拨，无学历型学者，简称赤心派，持阶级论，观点纠缠于岳飞剿灭江西土寇方面。第四拨，和泥型学者，学院派的重要分支，但善于和泥，为了应对红专，照顾满族感情，于是创造性提出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说，为了应对赤心，考证出岳飞是个佃农出身等等，到处救火。不容易的，就拿（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论）来说，就如同（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不同论）一样，不能深究，一究就说不清了。
整个五十直到六十年代初，考虑当时国际环境，反美反苏，因此关于岳飞争辩一直没有玩出圈，各流派的呼声此起彼落，基本还停留在学术圈的范畴，不过学院派里的大部分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戴了右齤派的帽子。红专派逐渐把持了话语权。
讽刺的转机，出现在革兴初年，赤心派如黑马突起，矛头直指红专旗手周谷城。两报一刊率先发难，《红旗》发布（周谷城是怎样为汉奸秦桧，张邦昌翻案》，《解放日报》之（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文汇报》之（批判18篇）等等，幕后总瓢把子就是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位要问，为什么老姚要替岳飞出头，主要是为了把17年教育黑线连根拔起。红专虽然也倒了，岳庙终究还是没有保住，谁让岳飞当年做过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又有人问，当年岳飞要是贫农造了皇帝的反呢？那也不行，那就是蜕变，一样不符合无产阶级要求。
八十年代初，不管是红专，还是白专，大家都刚从牛棚里和牛魔王一起看赤帝回来，暂时无心再战。此时，一股评书热在大陆兴起，说得是《岳飞传》，风靡一时，当然听得是宋朝事，想的可是十年情。饶有趣味的是说书的刘兰芳，却是满人后裔。在说这部书时，到底还是有些偏私，把宋金民族矛盾的大部分情节都做了修改，不过这是小问题，于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的表达手法来说是无关痛痒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南狩之后的国民政府，岳飞在大陆日渐势衰的时候，在台湾倒是焕发了青春。配合反齤攻大陆的需要，岳飞一直是政府宣传的宠儿，各类文献，考证洋洋洒洒层出不穷。抗鼎之作是蒋复璁的《岳飞传》。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硖石人。蒋光煦曾孙，蒋百里的侄儿。故宫博物院院长，宿儒。看看他所写《岳飞传》目录：“忠义感人，报国有路，一帆风顺，削平群盗，打击刘豫，直捣中原，唾手幽云，功亏一篑，慷慨赴死，万古垂民”就知道海外港台的主流观点了。每逢重要节日，蒋经国总亲率青年，军人于岳王亭高唱满江红，鼓舞士气。连李登辉，在当时都主持过在岳飞民族英雄铜像的开光礼。只有既是台独又是胡人，号称台独教母的金美琳之流持异义，不过在二蒋时代，台独也不过是个屁而已，翻不起什么浪来，要到李逆登辉篡权，金等野百合才有了春天。
回首大陆，整个八九十年，波澜不惊，直到03年，网络横行，关于岳飞争辩，又有一次高峰，以网络开头，其中是口水无数，闹到最后，在岳飞老家汤阴等地，甚至出现了民间的群众游行，最后以教育部和泥声明结束。事隔不远，无需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口水战，虽说聊无新意，但恍惚间，让人隐约看见晚清十年笔战的影子，也许是百年一轮回（第一次留学生发起岳飞崇拜，恰在1903年，至2003年网络口水大战，恰好百年，说两次相像，不仅是因为论点，论题相近，随之而起都是满眼的民族主义符号，汉服与唐装等等，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不过，下一次的高潮会出现在何时，那就要待续了，不过最好是不要了，凡是岳武穆重新上岗之日，一般都是外敌入寇之时。^_^
引子
本文对岳飞本身的生平，史迹不与置评，关注的是历朝历代，隐在岳飞身后的制作人们。
南宋，从赵，秦时的铁案一桩，到孝宗后的平反，乃至之后，关于岳飞的叙述，始终处于一种半温不火的尴尬境遇中。即便在岳飞之孙，时任户部侍郎的岳坷所修之《金陀粹编》里，关于岳飞之死，依旧隐讳，叙述的重点只在于其生前抗金事迹。终宋一朝，既有强烈的恢复情结，又不能不避高宗之讳，岳飞始终不能走上神坛。
元朝，蒙元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论出身，蒙古本身也属于胡人系统，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政府行为的祭祀褒扬活动，不过，毕竟鉴于年代之不同，加之岳飞所抗之金国和蒙古的祖宗也有世仇，所以有元以来，整个是处于政府不鼓励，民间随你去的态势中。有意思的是，蒙古人好像对文史，舆论掌控的什么文治手段的确不感什么兴趣，或是说不在行。所以其所修的《宋，辽，金》史，虽挂丞相脱脱之名，实际主修的却是宋，金之遗臣，因此在元版的《宋史》里，偶们居然看到这样的叙述“岳飞文武兼备，一代岂多见哉，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摆明了是吃元朝饭，想宋朝事的史官所修。在汉族士大夫的眼里，凡是汉人主政的年代就号称是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一到了胡人王朝，即便是元曲，清戏之类的戏曲繁荣，也是倡优横行，末世景象。当然这并不代表汉族文人不借曲言志，文人从事编曲的大有人在，如此一来，戏码就别有看头，如《宋大将岳飞尽忠报国》一类的南戏，风靡一时，台上演的，底下看的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可怜的是，蒙籍戏迷，FANS们也傻乎乎跟着一块喊好，实在是欺人太甚。
朱明，有句话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用来形容岳飞在明朝的待遇那是再合适不过。洪武年间，岳飞受封为“武穆”，“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靖魔大帝”，从祭历代帝王之太祀殿，此后封号是一路追加，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举国震动。朝野间，都以靖康为鉴，于是一窝蜂的赶去拜神（中国人就这点，喜欢临时抱佛脚），各地建庙，刊布文集，文人题咏，纷至沓来。再往后，后金崛起，那就更要拜祖先了。岳飞的封号，创记录的达到“三界伏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的高度。可惜的是，烧香也没带来好运气，明朝两线作战，倒底还是罩不住，彩票最后还是被多尔衮中走了。
大清，国朝初建，玩的是宝刀烈马，讲的是“留发不留头”，世仇鹏举，也就只有靠边站了，除了不要命的，再没谁敢往岳庙边上凑活了。雍正年间，干脆，把岳飞迁出了武庙。直到乾隆时，才有了微妙的变化。姜还是老的辣，在密布文网屡兴大狱的同时，弘历同学六次南巡，数度驾幸岳庙，题咏不断。抄几首，鉴赏一下：“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冢树拱佳城。莫须有狱何须很，义所重人死所轻。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增如生。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要不是看了落款是陈弘历，偶还以为是天地会陈近南写的。再看一段乾隆所撰《岳武穆论》“......夫以武穆之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皆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古名将亦未有逮焉。知君命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兵于分疆之外。呜呼，以公之精诚，虽死于桧手，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与日月争光”。至此而后，钱彩所写《说岳》也一并开禁。不过关键在于，钦定宣传大纲规定，关于岳飞的叙述，一是突出忠君概念，二是淡化宋金争战。好一招诛心，就冲这一点，清朝的统驭手段就比当年蒙元强，活该打破“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一诅咒。
好景毕竟不长，国内的超稳定结构毕竟挡不住晚清的风云激荡。岳飞再次被海外流亡的革命党人，捧上神坛。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正好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譬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统统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试看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据说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好像全世界民粹组织，远说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近说哈马斯等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唯一的不同在于念的经而已。
接下去就是晚清十年笔战，对战双方却又都是汉人。一方叫维新党，一方叫革命党。双方都想从故纸堆中找出国魂，不过梁启超爱讲的是汉唐故事，而党人喜欢说得却是宋明痛史。笔战经年，梁始终处于下风。也不能怪他，论国学，他碰上的是比他老师康师傅还BT的余杭章太炎；讲西学，南海汪兆铭开口就是“nation--state”，闭口是“民族の国家”，侃的是云山雾罩；说脏话，在吴稚辉口中，连太后，皇上都是“上海四马路的野鸡齤”，“巴黎扫马粪的小孩”，何况区区一个梁卓如，用吴的原话：“梁乌龟，梁强盗侍侯着小狼主爷，洗干净PP，拉JB来干”（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文胆，最后成大器的，既不是文豪章氏，也不是文青汪氏，而是老吴，活着是党国国师，死了配飨蒋陵，看来三分文，七分痞才是王道），要说文斗不行，那武斗就更别提了，同盟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组织，梁本一介文人，刚在东京开个庆祝预备立宪大会，湖湘宋渔父立刻带人上门寻衅滋事，这就是著名的冲砸锦辉馆事齤件。参与的都是日后党国精英，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居正，云南省长李根源，立委，中委等等，全到齐了，亲手海扁梁的是未来的天津市长，山西人南桂馨，当时是警校学生。（其实任公的面子算不错得了，日后蒋委员长开会，也凑不齐这么强大的全明星阵容了）。
民国初年，鞑虏是驱除了，岳飞自然也就下岗了。当年的革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了。只有个别学者，偶有谈及。比较有影响的是吕思勉。吕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有关岳飞一节，一石激起千层浪。摘录宋金和战一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1，和议在当时是不可免得事；2，秦桧是爱国的，不是金国奸细；3，岳，韩是军阀......吕的本意可能是想借故谕今，骂骂当时的军阀，结果呢，把自己给栽进去了，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抗战初，国民政府就势把他给抓进去了，以汉奸罪起诉，虽说后来释放，活罪可受了不少。所以说借古言事也要注意，千万不能玩出圈，真要讲暗讽军阀，不如讲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嘛，何必那么另类，去找岳飞的晦气。
日寇内侵，岳飞再次出山。“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地理学家，嘉定同乡童世亨立刻将此刊出，配合《满江红》一词，传遍全国。（这就是著名的“还我河山”四字”由来，据说满江红也是明人所作，不过当时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国民政府自然也顺水推舟，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明令将岳飞列入先哲类神祀飨祭（另外几个也一并列出，分别是伏曦，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岳飞，关羽，公输班，排职称的话，为什么连木匠也入选，女娲姐姐反而没有，待考）。抗战时，国府更是不仅派出由高官领衔的参访团去各地岳庙拜祭，而且国齤民党四大，明确提出，要千万个岳武穆。还曾编演四幕剧，款待美英法苏驻华大使，并赠以“还我河山”拓本。当然各党派借着岳飞指桑骂槐的伎俩，也纷纷出笼。重庆方面的重点在于爆炒岳飞剿灭钟相，杨么一战，攘外必先安内，正好先学岳武穆PK江西土寇先。延安方面，看看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一节：“秦桧是金国奸细，宋高宗是投降派，岳，韩二军连年抗战中锻炼出的两支新的有力部队，金人知道赵构易灭，中国人民不易灭，赵构愿降，中国人民不愿降......”，这那里是在讲古，分明是在说四，八军嘛，顺带攻击中央。两边都把自己打扮成岳飞的转世灵童，捞取政治资本，实践证明，在野党在作秀方面的确比执政党占便宜。
抗战胜利后，至红朝立国前，波澜不惊，史学界主流派是以李汉魂所著《岳武穆年谱》为正统。李汉魂其人字伯豪，号南华，广东吴川人，党国元老。政，学两界都颇富名望，治史自然事半功倍。少数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周谷城。周谷城，湖南益阳人，搞农运出身，是属于红专型的学者。他的观点，岳飞至多是一员名将，作民族英雄不太合适之类。当然，当时搭理他的人也不多。史学界是主流派的天下。
红朝定鼎，主流派大多跑路到港台美洲去了，大陆学界剩下的大致可份四类。第一拨，政治型学者，简称红专派，走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民族团结，把岳飞踢出英雄行列；领军人物为已公开卧底身份周谷城等，第二拨，学院型学者，也就是日后所称的“白专”，主要是遗留在大陆的自由学者，比如邓广铭，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公认的宋史泰斗，观点与去港台之学人前辈，没太多差异。第三拨，无学历型学者，简称赤心派，持阶级论，观点纠缠于岳飞剿灭江西土寇方面。第四拨，和泥型学者，学院派的重要分支，但善于和泥，为了应对红专，照顾满族感情，于是创造性提出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说，为了应对赤心，考证出岳飞是个佃农出身等等，到处救火。不容易的，就拿（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论）来说，就如同（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不同论）一样，不能深究，一究就说不清了。
整个五十直到六十年代初，考虑当时国际环境，反美反苏，因此关于岳飞争辩一直没有玩出圈，各流派的呼声此起彼落，基本还停留在学术圈的范畴，不过学院派里的大部分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戴了右齤派的帽子。红专派逐渐把持了话语权。
讽刺的转机，出现在革兴初年，赤心派如黑马突起，矛头直指红专旗手周谷城。两报一刊率先发难，《红旗》发布（周谷城是怎样为汉奸秦桧，张邦昌翻案》，《解放日报》之（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文汇报》之（批判18篇）等等，幕后总瓢把子就是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位要问，为什么老姚要替岳飞出头，主要是为了把17年教育黑线连根拔起。红专虽然也倒了，岳庙终究还是没有保住，谁让岳飞当年做过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又有人问，当年岳飞要是贫农造了皇帝的反呢？那也不行，那就是蜕变，一样不符合无产阶级要求。
八十年代初，不管是红专，还是白专，大家都刚从牛棚里和牛魔王一起看赤帝回来，暂时无心再战。此时，一股评书热在大陆兴起，说得是《岳飞传》，风靡一时，当然听得是宋朝事，想的可是十年情。饶有趣味的是说书的刘兰芳，却是满人后裔。在说这部书时，到底还是有些偏私，把宋金民族矛盾的大部分情节都做了修改，不过这是小问题，于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的表达手法来说是无关痛痒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南狩之后的国民政府，岳飞在大陆日渐势衰的时候，在台湾倒是焕发了青春。配合反齤攻大陆的需要，岳飞一直是政府宣传的宠儿，各类文献，考证洋洋洒洒层出不穷。抗鼎之作是蒋复璁的《岳飞传》。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硖石人。蒋光煦曾孙，蒋百里的侄儿。故宫博物院院长，宿儒。看看他所写《岳飞传》目录：“忠义感人，报国有路，一帆风顺，削平群盗，打击刘豫，直捣中原，唾手幽云，功亏一篑，慷慨赴死，万古垂民”就知道海外港台的主流观点了。每逢重要节日，蒋经国总亲率青年，军人于岳王亭高唱满江红，鼓舞士气。连李登辉，在当时都主持过在岳飞民族英雄铜像的开光礼。只有既是台独又是胡人，号称台独教母的金美琳之流持异义，不过在二蒋时代，台独也不过是个屁而已，翻不起什么浪来，要到李逆登辉篡权，金等野百合才有了春天。
回首大陆，整个八九十年，波澜不惊，直到03年，网络横行，关于岳飞争辩，又有一次高峰，以网络开头，其中是口水无数，闹到最后，在岳飞老家汤阴等地，甚至出现了民间的群众游行，最后以教育部和泥声明结束。事隔不远，无需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口水战，虽说聊无新意，但恍惚间，让人隐约看见晚清十年笔战的影子，也许是百年一轮回（第一次留学生发起岳飞崇拜，恰在1903年，至2003年网络口水大战，恰好百年，说两次相像，不仅是因为论点，论题相近，随之而起都是满眼的民族主义符号，汉服与唐装等等，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不过，下一次的高潮会出现在何时，那就要待续了，不过最好是不要了，凡是岳武穆重新上岗之日，一般都是外敌入寇之时。^_^
本文对岳飞本身的生平，史迹不与置评，关注的是历朝历代，隐在岳飞身后的制作人们。
南宋，从赵，秦时的铁案一桩，到孝宗后的平反，乃至之后，关于岳飞的叙述，始终处于一种半温不火的尴尬境遇中。即便在岳飞之孙，时任户部侍郎的岳坷所修之《金陀粹编》里，关于岳飞之死，依旧隐讳，叙述的重点只在于其生前抗金事迹。终宋一朝，既有强烈的恢复情结，又不能不避高宗之讳，岳飞始终不能走上神坛。
元朝，蒙元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论出身，蒙古本身也属于胡人系统，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政府行为的祭祀褒扬活动，不过，毕竟鉴于年代之不同，加之岳飞所抗之金国和蒙古的祖宗也有世仇，所以有元以来，整个是处于政府不鼓励，民间随你去的态势中。有意思的是，蒙古人好像对文史，舆论掌控的什么文治手段的确不感什么兴趣，或是说不在行。所以其所修的《宋，辽，金》史，虽挂丞相脱脱之名，实际主修的却是宋，金之遗臣，因此在元版的《宋史》里，偶们居然看到这样的叙述“岳飞文武兼备，一代岂多见哉，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摆明了是吃元朝饭，想宋朝事的史官所修。在汉族士大夫的眼里，凡是汉人主政的年代就号称是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一到了胡人王朝，即便是元曲，清戏之类的戏曲繁荣，也是倡优横行，末世景象。当然这并不代表汉族文人不借曲言志，文人从事编曲的大有人在，如此一来，戏码就别有看头，如《宋大将岳飞尽忠报国》一类的南戏，风靡一时，台上演的，底下看的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可怜的是，蒙籍戏迷，FANS们也傻乎乎跟着一块喊好，实在是欺人太甚。
朱明，有句话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用来形容岳飞在明朝的待遇那是再合适不过。洪武年间，岳飞受封为“武穆”，“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靖魔大帝”，从祭历代帝王之太祀殿，此后封号是一路追加，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举国震动。朝野间，都以靖康为鉴，于是一窝蜂的赶去拜神（中国人就这点，喜欢临时抱佛脚），各地建庙，刊布文集，文人题咏，纷至沓来。再往后，后金崛起，那就更要拜祖先了。岳飞的封号，创记录的达到“三界伏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的高度。可惜的是，烧香也没带来好运气，明朝两线作战，倒底还是罩不住，彩票最后还是被多尔衮中走了。
大清，国朝初建，玩的是宝刀烈马，讲的是“留发不留头”，世仇鹏举，也就只有靠边站了，除了不要命的，再没谁敢往岳庙边上凑活了。雍正年间，干脆，把岳飞迁出了武庙。直到乾隆时，才有了微妙的变化。姜还是老的辣，在密布文网屡兴大狱的同时，弘历同学六次南巡，数度驾幸岳庙，题咏不断。抄几首，鉴赏一下：“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冢树拱佳城。莫须有狱何须很，义所重人死所轻。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增如生。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要不是看了落款是陈弘历，偶还以为是天地会陈近南写的。再看一段乾隆所撰《岳武穆论》“......夫以武穆之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皆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古名将亦未有逮焉。知君命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兵于分疆之外。呜呼，以公之精诚，虽死于桧手，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与日月争光”。至此而后，钱彩所写《说岳》也一并开禁。不过关键在于，钦定宣传大纲规定，关于岳飞的叙述，一是突出忠君概念，二是淡化宋金争战。好一招诛心，就冲这一点，清朝的统驭手段就比当年蒙元强，活该打破“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一诅咒。
好景毕竟不长，国内的超稳定结构毕竟挡不住晚清的风云激荡。岳飞再次被海外流亡的革命党人，捧上神坛。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正好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譬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统统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试看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据说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好像全世界民粹组织，远说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近说哈马斯等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唯一的不同在于念的经而已。
接下去就是晚清十年笔战，对战双方却又都是汉人。一方叫维新党，一方叫革命党。双方都想从故纸堆中找出国魂，不过梁启超爱讲的是汉唐故事，而党人喜欢说得却是宋明痛史。笔战经年，梁始终处于下风。也不能怪他，论国学，他碰上的是比他老师康师傅还BT的余杭章太炎；讲西学，南海汪兆铭开口就是“nation--state”，闭口是“民族の国家”，侃的是云山雾罩；说脏话，在吴稚辉口中，连太后，皇上都是“上海四马路的野鸡齤”，“巴黎扫马粪的小孩”，何况区区一个梁卓如，用吴的原话：“梁乌龟，梁强盗侍侯着小狼主爷，洗干净PP，拉JB来干”（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文胆，最后成大器的，既不是文豪章氏，也不是文青汪氏，而是老吴，活着是党国国师，死了配飨蒋陵，看来三分文，七分痞才是王道），要说文斗不行，那武斗就更别提了，同盟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组织，梁本一介文人，刚在东京开个庆祝预备立宪大会，湖湘宋渔父立刻带人上门寻衅滋事，这就是著名的冲砸锦辉馆事齤件。参与的都是日后党国精英，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居正，云南省长李根源，立委，中委等等，全到齐了，亲手海扁梁的是未来的天津市长，山西人南桂馨，当时是警校学生。（其实任公的面子算不错得了，日后蒋委员长开会，也凑不齐这么强大的全明星阵容了）。
民国初年，鞑虏是驱除了，岳飞自然也就下岗了。当年的革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了。只有个别学者，偶有谈及。比较有影响的是吕思勉。吕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有关岳飞一节，一石激起千层浪。摘录宋金和战一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1，和议在当时是不可免得事；2，秦桧是爱国的，不是金国奸细；3，岳，韩是军阀......吕的本意可能是想借故谕今，骂骂当时的军阀，结果呢，把自己给栽进去了，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抗战初，国民政府就势把他给抓进去了，以汉奸罪起诉，虽说后来释放，活罪可受了不少。所以说借古言事也要注意，千万不能玩出圈，真要讲暗讽军阀，不如讲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嘛，何必那么另类，去找岳飞的晦气。
日寇内侵，岳飞再次出山。“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地理学家，嘉定同乡童世亨立刻将此刊出，配合《满江红》一词，传遍全国。（这就是著名的“还我河山”四字”由来，据说满江红也是明人所作，不过当时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国民政府自然也顺水推舟，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明令将岳飞列入先哲类神祀飨祭（另外几个也一并列出，分别是伏曦，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岳飞，关羽，公输班，排职称的话，为什么连木匠也入选，女娲姐姐反而没有，待考）。抗战时，国府更是不仅派出由高官领衔的参访团去各地岳庙拜祭，而且国齤民党四大，明确提出，要千万个岳武穆。还曾编演四幕剧，款待美英法苏驻华大使，并赠以“还我河山”拓本。当然各党派借着岳飞指桑骂槐的伎俩，也纷纷出笼。重庆方面的重点在于爆炒岳飞剿灭钟相，杨么一战，攘外必先安内，正好先学岳武穆PK江西土寇先。延安方面，看看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一节：“秦桧是金国奸细，宋高宗是投降派，岳，韩二军连年抗战中锻炼出的两支新的有力部队，金人知道赵构易灭，中国人民不易灭，赵构愿降，中国人民不愿降......”，这那里是在讲古，分明是在说四，八军嘛，顺带攻击中央。两边都把自己打扮成岳飞的转世灵童，捞取政治资本，实践证明，在野党在作秀方面的确比执政党占便宜。
抗战胜利后，至红朝立国前，波澜不惊，史学界主流派是以李汉魂所著《岳武穆年谱》为正统。李汉魂其人字伯豪，号南华，广东吴川人，党国元老。政，学两界都颇富名望，治史自然事半功倍。少数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周谷城。周谷城，湖南益阳人，搞农运出身，是属于红专型的学者。他的观点，岳飞至多是一员名将，作民族英雄不太合适之类。当然，当时搭理他的人也不多。史学界是主流派的天下。
红朝定鼎，主流派大多跑路到港台美洲去了，大陆学界剩下的大致可份四类。第一拨，政治型学者，简称红专派，走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民族团结，把岳飞踢出英雄行列；领军人物为已公开卧底身份周谷城等，第二拨，学院型学者，也就是日后所称的“白专”，主要是遗留在大陆的自由学者，比如邓广铭，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公认的宋史泰斗，观点与去港台之学人前辈，没太多差异。第三拨，无学历型学者，简称赤心派，持阶级论，观点纠缠于岳飞剿灭江西土寇方面。第四拨，和泥型学者，学院派的重要分支，但善于和泥，为了应对红专，照顾满族感情，于是创造性提出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说，为了应对赤心，考证出岳飞是个佃农出身等等，到处救火。不容易的，就拿（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论）来说，就如同（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不同论）一样，不能深究，一究就说不清了。
整个五十直到六十年代初，考虑当时国际环境，反美反苏，因此关于岳飞争辩一直没有玩出圈，各流派的呼声此起彼落，基本还停留在学术圈的范畴，不过学院派里的大部分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戴了右齤派的帽子。红专派逐渐把持了话语权。
讽刺的转机，出现在革兴初年，赤心派如黑马突起，矛头直指红专旗手周谷城。两报一刊率先发难，《红旗》发布（周谷城是怎样为汉奸秦桧，张邦昌翻案》，《解放日报》之（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文汇报》之（批判18篇）等等，幕后总瓢把子就是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位要问，为什么老姚要替岳飞出头，主要是为了把17年教育黑线连根拔起。红专虽然也倒了，岳庙终究还是没有保住，谁让岳飞当年做过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又有人问，当年岳飞要是贫农造了皇帝的反呢？那也不行，那就是蜕变，一样不符合无产阶级要求。
八十年代初，不管是红专，还是白专，大家都刚从牛棚里和牛魔王一起看赤帝回来，暂时无心再战。此时，一股评书热在大陆兴起，说得是《岳飞传》，风靡一时，当然听得是宋朝事，想的可是十年情。饶有趣味的是说书的刘兰芳，却是满人后裔。在说这部书时，到底还是有些偏私，把宋金民族矛盾的大部分情节都做了修改，不过这是小问题，于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的表达手法来说是无关痛痒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南狩之后的国民政府，岳飞在大陆日渐势衰的时候，在台湾倒是焕发了青春。配合反齤攻大陆的需要，岳飞一直是政府宣传的宠儿，各类文献，考证洋洋洒洒层出不穷。抗鼎之作是蒋复璁的《岳飞传》。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硖石人。蒋光煦曾孙，蒋百里的侄儿。故宫博物院院长，宿儒。看看他所写《岳飞传》目录：“忠义感人，报国有路，一帆风顺，削平群盗，打击刘豫，直捣中原，唾手幽云，功亏一篑，慷慨赴死，万古垂民”就知道海外港台的主流观点了。每逢重要节日，蒋经国总亲率青年，军人于岳王亭高唱满江红，鼓舞士气。连李登辉，在当时都主持过在岳飞民族英雄铜像的开光礼。只有既是台独又是胡人，号称台独教母的金美琳之流持异义，不过在二蒋时代，台独也不过是个屁而已，翻不起什么浪来，要到李逆登辉篡权，金等野百合才有了春天。
回首大陆，整个八九十年，波澜不惊，直到03年，网络横行，关于岳飞争辩，又有一次高峰，以网络开头，其中是口水无数，闹到最后，在岳飞老家汤阴等地，甚至出现了民间的群众游行，最后以教育部和泥声明结束。事隔不远，无需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口水战，虽说聊无新意，但恍惚间，让人隐约看见晚清十年笔战的影子，也许是百年一轮回（第一次留学生发起岳飞崇拜，恰在1903年，至2003年网络口水大战，恰好百年，说两次相像，不仅是因为论点，论题相近，随之而起都是满眼的民族主义符号，汉服与唐装等等，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不过，下一次的高潮会出现在何时，那就要待续了，不过最好是不要了，凡是岳武穆重新上岗之日，一般都是外敌入寇之时。^_^
引子
本文对岳飞本身的生平，史迹不与置评，关注的是历朝历代，隐在岳飞身后的制作人们。
南宋，从赵，秦时的铁案一桩，到孝宗后的平反，乃至之后，关于岳飞的叙述，始终处于一种半温不火的尴尬境遇中。即便在岳飞之孙，时任户部侍郎的岳坷所修之《金陀粹编》里，关于岳飞之死，依旧隐讳，叙述的重点只在于其生前抗金事迹。终宋一朝，既有强烈的恢复情结，又不能不避高宗之讳，岳飞始终不能走上神坛。
元朝，蒙元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论出身，蒙古本身也属于胡人系统，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政府行为的祭祀褒扬活动，不过，毕竟鉴于年代之不同，加之岳飞所抗之金国和蒙古的祖宗也有世仇，所以有元以来，整个是处于政府不鼓励，民间随你去的态势中。有意思的是，蒙古人好像对文史，舆论掌控的什么文治手段的确不感什么兴趣，或是说不在行。所以其所修的《宋，辽，金》史，虽挂丞相脱脱之名，实际主修的却是宋，金之遗臣，因此在元版的《宋史》里，偶们居然看到这样的叙述“岳飞文武兼备，一代岂多见哉，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摆明了是吃元朝饭，想宋朝事的史官所修。在汉族士大夫的眼里，凡是汉人主政的年代就号称是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一到了胡人王朝，即便是元曲，清戏之类的戏曲繁荣，也是倡优横行，末世景象。当然这并不代表汉族文人不借曲言志，文人从事编曲的大有人在，如此一来，戏码就别有看头，如《宋大将岳飞尽忠报国》一类的南戏，风靡一时，台上演的，底下看的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可怜的是，蒙籍戏迷，FANS们也傻乎乎跟着一块喊好，实在是欺人太甚。
朱明，有句话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用来形容岳飞在明朝的待遇那是再合适不过。洪武年间，岳飞受封为“武穆”，“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靖魔大帝”，从祭历代帝王之太祀殿，此后封号是一路追加，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举国震动。朝野间，都以靖康为鉴，于是一窝蜂的赶去拜神（中国人就这点，喜欢临时抱佛脚），各地建庙，刊布文集，文人题咏，纷至沓来。再往后，后金崛起，那就更要拜祖先了。岳飞的封号，创记录的达到“三界伏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的高度。可惜的是，烧香也没带来好运气，明朝两线作战，倒底还是罩不住，彩票最后还是被多尔衮中走了。
大清，国朝初建，玩的是宝刀烈马，讲的是“留发不留头”，世仇鹏举，也就只有靠边站了，除了不要命的，再没谁敢往岳庙边上凑活了。雍正年间，干脆，把岳飞迁出了武庙。直到乾隆时，才有了微妙的变化。姜还是老的辣，在密布文网屡兴大狱的同时，弘历同学六次南巡，数度驾幸岳庙，题咏不断。抄几首，鉴赏一下：“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冢树拱佳城。莫须有狱何须很，义所重人死所轻。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增如生。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要不是看了落款是陈弘历，偶还以为是天地会陈近南写的。再看一段乾隆所撰《岳武穆论》“......夫以武穆之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皆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古名将亦未有逮焉。知君命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兵于分疆之外。呜呼，以公之精诚，虽死于桧手，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与日月争光”。至此而后，钱彩所写《说岳》也一并开禁。不过关键在于，钦定宣传大纲规定，关于岳飞的叙述，一是突出忠君概念，二是淡化宋金争战。好一招诛心，就冲这一点，清朝的统驭手段就比当年蒙元强，活该打破“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一诅咒。
好景毕竟不长，国内的超稳定结构毕竟挡不住晚清的风云激荡。岳飞再次被海外流亡的革命党人，捧上神坛。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正好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譬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统统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试看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据说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好像全世界民粹组织，远说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近说哈马斯等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唯一的不同在于念的经而已。
接下去就是晚清十年笔战，对战双方却又都是汉人。一方叫维新党，一方叫革命党。双方都想从故纸堆中找出国魂，不过梁启超爱讲的是汉唐故事，而党人喜欢说得却是宋明痛史。笔战经年，梁始终处于下风。也不能怪他，论国学，他碰上的是比他老师康师傅还BT的余杭章太炎；讲西学，南海汪兆铭开口就是“nation--state”，闭口是“民族の国家”，侃的是云山雾罩；说脏话，在吴稚辉口中，连太后，皇上都是“上海四马路的野鸡齤”，“巴黎扫马粪的小孩”，何况区区一个梁卓如，用吴的原话：“梁乌龟，梁强盗侍侯着小狼主爷，洗干净PP，拉JB来干”（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文胆，最后成大器的，既不是文豪章氏，也不是文青汪氏，而是老吴，活着是党国国师，死了配飨蒋陵，看来三分文，七分痞才是王道），要说文斗不行，那武斗就更别提了，同盟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组织，梁本一介文人，刚在东京开个庆祝预备立宪大会，湖湘宋渔父立刻带人上门寻衅滋事，这就是著名的冲砸锦辉馆事齤件。参与的都是日后党国精英，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居正，云南省长李根源，立委，中委等等，全到齐了，亲手海扁梁的是未来的天津市长，山西人南桂馨，当时是警校学生。（其实任公的面子算不错得了，日后蒋委员长开会，也凑不齐这么强大的全明星阵容了）。
民国初年，鞑虏是驱除了，岳飞自然也就下岗了。当年的革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了。只有个别学者，偶有谈及。比较有影响的是吕思勉。吕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有关岳飞一节，一石激起千层浪。摘录宋金和战一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1，和议在当时是不可免得事；2，秦桧是爱国的，不是金国奸细；3，岳，韩是军阀......吕的本意可能是想借故谕今，骂骂当时的军阀，结果呢，把自己给栽进去了，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抗战初，国民政府就势把他给抓进去了，以汉奸罪起诉，虽说后来释放，活罪可受了不少。所以说借古言事也要注意，千万不能玩出圈，真要讲暗讽军阀，不如讲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嘛，何必那么另类，去找岳飞的晦气。
日寇内侵，岳飞再次出山。“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地理学家，嘉定同乡童世亨立刻将此刊出，配合《满江红》一词，传遍全国。（这就是著名的“还我河山”四字”由来，据说满江红也是明人所作，不过当时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国民政府自然也顺水推舟，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明令将岳飞列入先哲类神祀飨祭（另外几个也一并列出，分别是伏曦，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岳飞，关羽，公输班，排职称的话，为什么连木匠也入选，女娲姐姐反而没有，待考）。抗战时，国府更是不仅派出由高官领衔的参访团去各地岳庙拜祭，而且国齤民党四大，明确提出，要千万个岳武穆。还曾编演四幕剧，款待美英法苏驻华大使，并赠以“还我河山”拓本。当然各党派借着岳飞指桑骂槐的伎俩，也纷纷出笼。重庆方面的重点在于爆炒岳飞剿灭钟相，杨么一战，攘外必先安内，正好先学岳武穆PK江西土寇先。延安方面，看看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一节：“秦桧是金国奸细，宋高宗是投降派，岳，韩二军连年抗战中锻炼出的两支新的有力部队，金人知道赵构易灭，中国人民不易灭，赵构愿降，中国人民不愿降......”，这那里是在讲古，分明是在说四，八军嘛，顺带攻击中央。两边都把自己打扮成岳飞的转世灵童，捞取政治资本，实践证明，在野党在作秀方面的确比执政党占便宜。
抗战胜利后，至红朝立国前，波澜不惊，史学界主流派是以李汉魂所著《岳武穆年谱》为正统。李汉魂其人字伯豪，号南华，广东吴川人，党国元老。政，学两界都颇富名望，治史自然事半功倍。少数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周谷城。周谷城，湖南益阳人，搞农运出身，是属于红专型的学者。他的观点，岳飞至多是一员名将，作民族英雄不太合适之类。当然，当时搭理他的人也不多。史学界是主流派的天下。
红朝定鼎，主流派大多跑路到港台美洲去了，大陆学界剩下的大致可份四类。第一拨，政治型学者，简称红专派，走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民族团结，把岳飞踢出英雄行列；领军人物为已公开卧底身份周谷城等，第二拨，学院型学者，也就是日后所称的“白专”，主要是遗留在大陆的自由学者，比如邓广铭，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公认的宋史泰斗，观点与去港台之学人前辈，没太多差异。第三拨，无学历型学者，简称赤心派，持阶级论，观点纠缠于岳飞剿灭江西土寇方面。第四拨，和泥型学者，学院派的重要分支，但善于和泥，为了应对红专，照顾满族感情，于是创造性提出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说，为了应对赤心，考证出岳飞是个佃农出身等等，到处救火。不容易的，就拿（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论）来说，就如同（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不同论）一样，不能深究，一究就说不清了。
整个五十直到六十年代初，考虑当时国际环境，反美反苏，因此关于岳飞争辩一直没有玩出圈，各流派的呼声此起彼落，基本还停留在学术圈的范畴，不过学院派里的大部分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戴了右齤派的帽子。红专派逐渐把持了话语权。
讽刺的转机，出现在革兴初年，赤心派如黑马突起，矛头直指红专旗手周谷城。两报一刊率先发难，《红旗》发布（周谷城是怎样为汉奸秦桧，张邦昌翻案》，《解放日报》之（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文汇报》之（批判18篇）等等，幕后总瓢把子就是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位要问，为什么老姚要替岳飞出头，主要是为了把17年教育黑线连根拔起。红专虽然也倒了，岳庙终究还是没有保住，谁让岳飞当年做过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又有人问，当年岳飞要是贫农造了皇帝的反呢？那也不行，那就是蜕变，一样不符合无产阶级要求。
八十年代初，不管是红专，还是白专，大家都刚从牛棚里和牛魔王一起看赤帝回来，暂时无心再战。此时，一股评书热在大陆兴起，说得是《岳飞传》，风靡一时，当然听得是宋朝事，想的可是十年情。饶有趣味的是说书的刘兰芳，却是满人后裔。在说这部书时，到底还是有些偏私，把宋金民族矛盾的大部分情节都做了修改，不过这是小问题，于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的表达手法来说是无关痛痒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南狩之后的国民政府，岳飞在大陆日渐势衰的时候，在台湾倒是焕发了青春。配合反齤攻大陆的需要，岳飞一直是政府宣传的宠儿，各类文献，考证洋洋洒洒层出不穷。抗鼎之作是蒋复璁的《岳飞传》。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硖石人。蒋光煦曾孙，蒋百里的侄儿。故宫博物院院长，宿儒。看看他所写《岳飞传》目录：“忠义感人，报国有路，一帆风顺，削平群盗，打击刘豫，直捣中原，唾手幽云，功亏一篑，慷慨赴死，万古垂民”就知道海外港台的主流观点了。每逢重要节日，蒋经国总亲率青年，军人于岳王亭高唱满江红，鼓舞士气。连李登辉，在当时都主持过在岳飞民族英雄铜像的开光礼。只有既是台独又是胡人，号称台独教母的金美琳之流持异义，不过在二蒋时代，台独也不过是个屁而已，翻不起什么浪来，要到李逆登辉篡权，金等野百合才有了春天。
回首大陆，整个八九十年，波澜不惊，直到03年，网络横行，关于岳飞争辩，又有一次高峰，以网络开头，其中是口水无数，闹到最后，在岳飞老家汤阴等地，甚至出现了民间的群众游行，最后以教育部和泥声明结束。事隔不远，无需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口水战，虽说聊无新意，但恍惚间，让人隐约看见晚清十年笔战的影子，也许是百年一轮回（第一次留学生发起岳飞崇拜，恰在1903年，至2003年网络口水大战，恰好百年，说两次相像，不仅是因为论点，论题相近，随之而起都是满眼的民族主义符号，汉服与唐装等等，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不过，下一次的高潮会出现在何时，那就要待续了，不过最好是不要了，凡是岳武穆重新上岗之日，一般都是外敌入寇之时。^_^
光头那时候不是经常让手下的学做岳武穆吗。
读史常思忠孝诚，
重瞻冢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很，
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
石门古月增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
想对余杭气未平。
乾隆的诗质量不高，这首却十分说得过去，算是读过的乾诗里较好的了。
读史常思忠孝诚，
重瞻冢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很，
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
石门古月增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
想对余杭气未平。
乾隆的诗质量不高，这首却十分说得过去，算是读过的乾诗里较好的了。
最近看呂思勉(1884-1957) - 民国四大史学家之一, 所著<中国史>有关南宋初的一段令我惊讶:
....
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动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韩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幸而获胜；然亦终以此致败。大仪之战，只是小胜；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归，和世忠无涉；参看《金史》便知。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希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敌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日与官军会”； “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韩、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战绩如此。至于刘光世，则《宋史》本传说他的话，就已经够了。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
然而既不能言和，这种兵就不能去；留着他又是如此；真是载胥及溺了。幸而当时有一个机会。
原来金朝的王位继承法（从太祖以前，只好说是生女直部族节度使的继承）是不确定的（把王位继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应继承的人以外，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几经进化以后的情形。像女真这种浅演的国家，当然没有这种观念）。景祖就舍长子劾孙而传位于世祖；世祖、肃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说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肃宗之间，又越掉一个劾孙）；康宗以后，又回到世祖的儿子（世祖共有十一个儿子，三个是做金主的）；太宗又传太祖的儿子；大约是只凭实际的情势，毫无成法可言的。那么，就人人要“觊觎非分”了。至于实权，这种侵略主义的国家，自然在军人手里。金初用兵，常分为左右两军。其初都元帅是辽王杲；左副元帅是宗望，右副元帅是宗翰。辽王死后，宗翰以右副元帅兼都元帅（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后，代以宗辅。这时候都死了，军人中老资格，只有宗弼和挞懒，而挞懒辈行又尊，和内里的宗隽（右相）宗磐（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翰上），都有异志。干国政的宗斡斜也制不住他。这种人，自然是不关心国事的。于是宋朝利用这个机会，差王伦到金朝去，“求河南地”（前七七五二月）。就是这一年，金朝把刘豫废了。十二月，王伦从金朝回来，说金朝人答应还二帝的梓宫，及太后，和河南诸州（把时间核起来，金朝人是先有还宋朝河南之意，然后废掉刘豫的。王伦的外交，也很为有功，不过《宋史》上也把他算作坏人了）。明年三月里，高宗就用秦桧做宰相，专意言和。十月里，王伦闻着金使萧哲、张通古来，许先归河南诸州，徐议馀事。
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一卒，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佞？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把河南还宋，宗翰本是不赞成的，但是拿这主持的人，无可如何。到后来宗弼入朝，形势就一变了。于是宗磐、宗隽，以谋反诛。挞懒以属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台尚书右丞相。谁想挞懒走到燕京，又有反谋。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以宗弼领其事；而且兼领元帅府。宗弼遣人追杀挞懒，大阅于祁州（如今直隶的祁县），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伦捉起来（前七七三年七月），发兵重取河南、陕西，而和议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县多降，前锋到顺昌（如今安徽的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郾城县）把他打败。宗弼走还汴京。娄室入陕西，吴璘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复许多州县。韩世忠也进兵复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张俊复宿（如今安徽的宿县）、亳（如今安徽的亳县）。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再整顿前来，就不可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肯负责任的了。所以秦桧不能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牌，把他召回。前七一一年，和议成，其条件是：
宋朝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封宋主为皇帝。
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剩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广东西十五路；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的阶、成、秦、凤四州。金朝对宋朝，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
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都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我且再引《金史》郦琼的一段话，以见当时倘使续战，到底能不能胜？（见本传。案郦琼是刘光世部下。南渡诸将中，刘光世最骄蹇不用命。前七七五年，张俊做都督的时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隶都督府，郦琼就叛降齐。）
和议既成，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当时韩、岳、张、刘和杨沂中的兵，谓之御前五军。杨沂中（中军）常居中宿卫。韩（后军）、岳（左军）、张（前军）、刘（右军）都驻扎于外。刘光世的兵降齐后，以吴玠的兵升补，四川离下流远，和议成后，仍用帅臣节制。对于韩、岳、张皆授以枢府，罢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飞到得最晚，不多时，就被秦桧杀掉。这件事，本书篇幅无多，且莫去考证他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据《宋史.张宪传》，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从三宣抚司罢后，他的兵，都改称某州驻札御前诸军，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
" ……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令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人主。……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莽、操，在古代，却只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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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动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韩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幸而获胜；然亦终以此致败。大仪之战，只是小胜；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归，和世忠无涉；参看《金史》便知。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希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敌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日与官军会”； “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韩、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战绩如此。至于刘光世，则《宋史》本传说他的话，就已经够了。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
然而既不能言和，这种兵就不能去；留着他又是如此；真是载胥及溺了。幸而当时有一个机会。
原来金朝的王位继承法（从太祖以前，只好说是生女直部族节度使的继承）是不确定的（把王位继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应继承的人以外，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几经进化以后的情形。像女真这种浅演的国家，当然没有这种观念）。景祖就舍长子劾孙而传位于世祖；世祖、肃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说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肃宗之间，又越掉一个劾孙）；康宗以后，又回到世祖的儿子（世祖共有十一个儿子，三个是做金主的）；太宗又传太祖的儿子；大约是只凭实际的情势，毫无成法可言的。那么，就人人要“觊觎非分”了。至于实权，这种侵略主义的国家，自然在军人手里。金初用兵，常分为左右两军。其初都元帅是辽王杲；左副元帅是宗望，右副元帅是宗翰。辽王死后，宗翰以右副元帅兼都元帅（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后，代以宗辅。这时候都死了，军人中老资格，只有宗弼和挞懒，而挞懒辈行又尊，和内里的宗隽（右相）宗磐（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翰上），都有异志。干国政的宗斡斜也制不住他。这种人，自然是不关心国事的。于是宋朝利用这个机会，差王伦到金朝去，“求河南地”（前七七五二月）。就是这一年，金朝把刘豫废了。十二月，王伦从金朝回来，说金朝人答应还二帝的梓宫，及太后，和河南诸州（把时间核起来，金朝人是先有还宋朝河南之意，然后废掉刘豫的。王伦的外交，也很为有功，不过《宋史》上也把他算作坏人了）。明年三月里，高宗就用秦桧做宰相，专意言和。十月里，王伦闻着金使萧哲、张通古来，许先归河南诸州，徐议馀事。
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一卒，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佞？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把河南还宋，宗翰本是不赞成的，但是拿这主持的人，无可如何。到后来宗弼入朝，形势就一变了。于是宗磐、宗隽，以谋反诛。挞懒以属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台尚书右丞相。谁想挞懒走到燕京，又有反谋。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以宗弼领其事；而且兼领元帅府。宗弼遣人追杀挞懒，大阅于祁州（如今直隶的祁县），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伦捉起来（前七七三年七月），发兵重取河南、陕西，而和议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县多降，前锋到顺昌（如今安徽的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郾城县）把他打败。宗弼走还汴京。娄室入陕西，吴璘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复许多州县。韩世忠也进兵复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张俊复宿（如今安徽的宿县）、亳（如今安徽的亳县）。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再整顿前来，就不可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肯负责任的了。所以秦桧不能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牌，把他召回。前七一一年，和议成，其条件是：
宋朝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封宋主为皇帝。
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剩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广东西十五路；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的阶、成、秦、凤四州。金朝对宋朝，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
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都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我且再引《金史》郦琼的一段话，以见当时倘使续战，到底能不能胜？（见本传。案郦琼是刘光世部下。南渡诸将中，刘光世最骄蹇不用命。前七七五年，张俊做都督的时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隶都督府，郦琼就叛降齐。）
和议既成，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当时韩、岳、张、刘和杨沂中的兵，谓之御前五军。杨沂中（中军）常居中宿卫。韩（后军）、岳（左军）、张（前军）、刘（右军）都驻扎于外。刘光世的兵降齐后，以吴玠的兵升补，四川离下流远，和议成后，仍用帅臣节制。对于韩、岳、张皆授以枢府，罢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飞到得最晚，不多时，就被秦桧杀掉。这件事，本书篇幅无多，且莫去考证他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据《宋史.张宪传》，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从三宣抚司罢后，他的兵，都改称某州驻札御前诸军，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
" ……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令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人主。……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莽、操，在古代，却只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枯骨 发表于 2014-6-12 13:48
读史常思忠孝诚，
重瞻冢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很，
乾隆诗没超过秀才水平
用的韵都是最基础的
不过乾隆书法还可以
达到了举人水平
读史常思忠孝诚，
重瞻冢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很，
乾隆诗没超过秀才水平
用的韵都是最基础的
不过乾隆书法还可以
达到了举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