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有中国特色的笑话

两个有中国特色的笑话


  ——带刀客

   
　　有一个段子是讲一个像我一样老大不小的年轻人找对象。如果把找对象看作一场考试，大概也还贴切，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两次考试都没有通过。一次是和女孩子过马路，红灯亮了，但马路上没有车，这个年轻人就老老实实地等绿灯，谁知道女孩子心里在想：“真是个榆木疙瘩，明明没有车，还傻等。”结果正如你所猜到的，事儿就这样黄了。另一次也是和女孩子过马路，红灯亮了，但马路上没有车。这个年轻人吸取上次教训，昂首挺胸地过马路，谁知道女孩子心里又想开了：“这人怎么这样，明明是红灯还要闯，素质好象有点问题哦。”结果你也猜到了，事儿就这样黄了。我琢磨着这个年轻人后来看到红绿灯肯定要崩溃。

　　聪明的读者会想到，我讲这个笑话一定是别有用心。这一点，我首先要承认。

　　有人把社会规则比喻为马路上的红绿灯，我以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比喻。我们对红绿灯的态度实际也可以看做我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我看不出这在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不遵守交通规则几乎是国人的一大痼疾，很多人甚至把这当成一种能耐一种面子。比如我们单位的司机，在经过某个十字路口时就不管红绿灯，因为在这个路口站岗的交警是他的哥们。每回我坐他的车子经过这个路口他都要提一下。我甚至怀疑如果他走到这个路口亮的是绿灯他是不是有点遗憾。根据我的观察，他在别的路口都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这说明他并不是不能遵守交通规则。

　　为什么有条件破坏规矩时一定要选择破坏呢？往浅里说这是公德问题素质问题，往深里说正如贝卡里亚分析的那样，“只要可能，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约束别人的公约，不要约束自己。”（《论犯罪与刑罚》）这就归根到人性的缺陷问题了，没有中外之别黑白之分，谁要是再说别人的素质差，自己就应该先脸红了。

　　正因为人性有缺陷才产生了法律（规则），人若是天使那就无须法律了。孔子说教化可以使人成为君子，也就是类似于天使的那么一类人，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忙碌了一生，结果大家看到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地方法律（规则）遵守得比较好，有的地方遵守得比较差，差到法律沦为一张废纸的地步。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分解一下才能说得清。首先要问一句，那个法律本身制定得好不好？比如说前一阵子北京有政协委员提议案，限制外来人员进京，结果人家都骂她，有些话还比较难听。你可以想象，那个议案要是通过了，你又不是皇城根下的人，你有没有遵守的积极性。对这个问题，有人说得干脆，“恶法非法”，像导致孙志刚惨死的法律就应该逐出法律之外。第二个需要问一句的是，这个法律出台在程序上是否有问题。比如说修宪，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很多国家都是要全民公决的，程序严格烦琐得要命，但如果你的立法机构不仅不进行投票，还不允许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想修就修，三五年来一次，跟修皮鞋一样轻松。这个宪法修订得再好，你遵守的积极性又会如何。事实上，这样出台的法律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立法者不夹带私货打死我也不相信。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交通规则这样已经达成全民公识的法律为什么也得不到普遍遵守？

　　这里我再说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笑话。有个人出了几天差，回到家就倒头大睡，醒来后发现皮鞋有些脏，他又是个爱干净的人，于是他扯了被单就擦，等他擦完了他才彻底清醒过来，发现他不是在宾馆里而是在家里。他那个后悔你就可想而知了。

　　你可以说这个人活该，也确实是活该。但我说这个笑话不是到此为止，我试图用它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主人在自己家里是不会搞破坏的，除非他跟老婆吵嘴他又有摔东西的恶习，像笑话里出现的情况毕竟极少极少。假如个人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也能找到主人的感觉，我敢打赌，他的破坏欲望就会抑制到最小。

　　理论上的演绎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交了税，雇人来处理我们的公共事务，这种人叫公仆。如果他的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批评他，就像批评你家里的小保姆一样，如果他实在糟糕我们还可以解雇他。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好象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被叫做公仆。我们交了税，但没法打听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甚至他们说多少你就要交多少，手头紧了叫你多交点，你也不能说半个“不”字。时间长了，你不难发觉他们更像主人而不像仆人。理论上你是主人但事实上你根本不是，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你的心态难以平衡，你的破坏欲也由此产生。对公共物品、公共规则破坏得越多，你就觉得自己占有得越多。哪一个安全闯过红灯的司机不沾沾自喜呢，哪一个砸烂路灯的人不发出一声狂笑呢？

　　更糟糕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找不到主人的感觉，只要不是皇帝就有人比他的官更大。于是“大官破坏大法律，小官破坏小法律”（林语堂语），瞒和骗横行官场，所以吴思说“皇帝也是冤大头”。你知道崇祯皇帝上吊前最恨谁吗？不是满清贵族八旗骑兵，是他手下的那班口是心非的大臣。制度给了他权力，制度也给了他报应。

　　当然也有人境界高，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始终觉得国家是自己的，国家的事就是他的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君子、圣徒，我除了表示佩服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但我也敢打赌，这样的人不会是“大多数”。缺乏基础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不仅产生不了法治，更别指望公德。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不仅疲惫不堪，还相互生厌。两个有中国特色的笑话


  ——带刀客

   
　　有一个段子是讲一个像我一样老大不小的年轻人找对象。如果把找对象看作一场考试，大概也还贴切，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两次考试都没有通过。一次是和女孩子过马路，红灯亮了，但马路上没有车，这个年轻人就老老实实地等绿灯，谁知道女孩子心里在想：“真是个榆木疙瘩，明明没有车，还傻等。”结果正如你所猜到的，事儿就这样黄了。另一次也是和女孩子过马路，红灯亮了，但马路上没有车。这个年轻人吸取上次教训，昂首挺胸地过马路，谁知道女孩子心里又想开了：“这人怎么这样，明明是红灯还要闯，素质好象有点问题哦。”结果你也猜到了，事儿就这样黄了。我琢磨着这个年轻人后来看到红绿灯肯定要崩溃。

　　聪明的读者会想到，我讲这个笑话一定是别有用心。这一点，我首先要承认。

　　有人把社会规则比喻为马路上的红绿灯，我以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比喻。我们对红绿灯的态度实际也可以看做我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我看不出这在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不遵守交通规则几乎是国人的一大痼疾，很多人甚至把这当成一种能耐一种面子。比如我们单位的司机，在经过某个十字路口时就不管红绿灯，因为在这个路口站岗的交警是他的哥们。每回我坐他的车子经过这个路口他都要提一下。我甚至怀疑如果他走到这个路口亮的是绿灯他是不是有点遗憾。根据我的观察，他在别的路口都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这说明他并不是不能遵守交通规则。

　　为什么有条件破坏规矩时一定要选择破坏呢？往浅里说这是公德问题素质问题，往深里说正如贝卡里亚分析的那样，“只要可能，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约束别人的公约，不要约束自己。”（《论犯罪与刑罚》）这就归根到人性的缺陷问题了，没有中外之别黑白之分，谁要是再说别人的素质差，自己就应该先脸红了。

　　正因为人性有缺陷才产生了法律（规则），人若是天使那就无须法律了。孔子说教化可以使人成为君子，也就是类似于天使的那么一类人，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忙碌了一生，结果大家看到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地方法律（规则）遵守得比较好，有的地方遵守得比较差，差到法律沦为一张废纸的地步。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分解一下才能说得清。首先要问一句，那个法律本身制定得好不好？比如说前一阵子北京有政协委员提议案，限制外来人员进京，结果人家都骂她，有些话还比较难听。你可以想象，那个议案要是通过了，你又不是皇城根下的人，你有没有遵守的积极性。对这个问题，有人说得干脆，“恶法非法”，像导致孙志刚惨死的法律就应该逐出法律之外。第二个需要问一句的是，这个法律出台在程序上是否有问题。比如说修宪，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很多国家都是要全民公决的，程序严格烦琐得要命，但如果你的立法机构不仅不进行投票，还不允许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想修就修，三五年来一次，跟修皮鞋一样轻松。这个宪法修订得再好，你遵守的积极性又会如何。事实上，这样出台的法律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立法者不夹带私货打死我也不相信。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交通规则这样已经达成全民公识的法律为什么也得不到普遍遵守？

　　这里我再说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笑话。有个人出了几天差，回到家就倒头大睡，醒来后发现皮鞋有些脏，他又是个爱干净的人，于是他扯了被单就擦，等他擦完了他才彻底清醒过来，发现他不是在宾馆里而是在家里。他那个后悔你就可想而知了。

　　你可以说这个人活该，也确实是活该。但我说这个笑话不是到此为止，我试图用它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主人在自己家里是不会搞破坏的，除非他跟老婆吵嘴他又有摔东西的恶习，像笑话里出现的情况毕竟极少极少。假如个人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也能找到主人的感觉，我敢打赌，他的破坏欲望就会抑制到最小。

　　理论上的演绎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交了税，雇人来处理我们的公共事务，这种人叫公仆。如果他的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批评他，就像批评你家里的小保姆一样，如果他实在糟糕我们还可以解雇他。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好象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被叫做公仆。我们交了税，但没法打听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甚至他们说多少你就要交多少，手头紧了叫你多交点，你也不能说半个“不”字。时间长了，你不难发觉他们更像主人而不像仆人。理论上你是主人但事实上你根本不是，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你的心态难以平衡，你的破坏欲也由此产生。对公共物品、公共规则破坏得越多，你就觉得自己占有得越多。哪一个安全闯过红灯的司机不沾沾自喜呢，哪一个砸烂路灯的人不发出一声狂笑呢？

　　更糟糕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找不到主人的感觉，只要不是皇帝就有人比他的官更大。于是“大官破坏大法律，小官破坏小法律”（林语堂语），瞒和骗横行官场，所以吴思说“皇帝也是冤大头”。你知道崇祯皇帝上吊前最恨谁吗？不是满清贵族八旗骑兵，是他手下的那班口是心非的大臣。制度给了他权力，制度也给了他报应。

　　当然也有人境界高，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始终觉得国家是自己的，国家的事就是他的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君子、圣徒，我除了表示佩服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但我也敢打赌，这样的人不会是“大多数”。缺乏基础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不仅产生不了法治，更别指望公德。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不仅疲惫不堪，还相互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