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什么要极力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 ...

大家都知道，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在此期间，中国也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盟国最高级会议上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并与美英苏发表共同宣言等一系列事件确立起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并最终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形式使这一大国地位得到了法理肯定。
　　
无须赘言，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结果，但如果就此将其视为中国确立大国地位的充分条件则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因为这一结论的得出至少有赖于两大前提：其一，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公认；其二，只要各国公认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世界大国。很明显，这两个前提都值得商榷。首先，大家对中国贡献的高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判断，但中国大国地位的基本确立完成于战争期间，这时战事尚未尘埃落定，盟国即使对中国在战争中所作之贡献有所体认，也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盖棺定论。另一方面，大国地位的自然确立主要基于强大的国家实力，但二十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显然不具有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实力，这便排除了中国大国地位自然获得的可能。换言之，中国在二战期间取得的大国地位不同于那种依靠国家实力而逐渐形成的大国地位，历史资料与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确与他国的极力支持（或者说是有意抬高）有关。
   
首先提出要与中国保持积极有效的接触并提高中国地位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丘吉尔则对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化”政策大为不满。当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盟军最高指挥官，并提出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画参谋部以建立蒋介石与驻印度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丘吉尔感到恼怒。他后来抱怨说，他在华盛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这是令人奇怪地感到不相称的”。他认为，美国人不应“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著偏爱把中国军队同苏联军队相提并论”。总的说来，他在“信念”和“价值标准”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事实上，他也几乎从不掩饰对中国的轻蔑。他曾刻薄地说：“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1942年10月，他曾告诉外交大臣艾登，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一个世界大国”。1943年3月，罗斯福在华盛顿会见艾登时说，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需要把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同等看待，艾登对此不感兴趣，他向丘吉尔报告了会谈情况，丘吉尔则很直白地说：“把中国同英、美、苏等世界大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极不正确的。”当时英外交部根据《罗艾会谈》精神拟发表一项声明，其中提到：“在处理我们即将面临的重建世界的广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作是能作出最伟大贡献四大国之一。”丘吉尔不以为然，坚决反对这项声明，他再次强调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说中国将在欧洲事务中拥有超出礼节性之外的发言权，抑或说，为著欧洲的利益，中国的重要性将超过法国或波兰、或者将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哪怕是超过最小的，但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盟国，如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这种说法根本不屑一顾。”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与丘吉尔相近。他认为，“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都够不上大国的标准”。当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四大战胜国的构想时，斯大林表示忧虑：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大国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
　　
最终，罗斯福的观点占了上风。英苏两家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美国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做法。但在筹建联合国的具体过程中，美国和英苏之间未根本消除的分歧则使中国走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道路更显崎岖艰难。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长艾登反对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与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因此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苏联的态度比英国更为激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决反对中国作为签字国，他认为在仅有三国参加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赫尔为说服莫洛托夫颇费了些口舌。他说：“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作了并且正在作著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把中国排除出四国宣言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相信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摒弃，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恶劣的反应。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在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再者，我国公众可能把从宣言中排除中国解释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一起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因此，一旦获悉此讯，我国公众舆论将会失望地分裂并受到伤害……。”赫尔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说服莫洛托夫，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他最终说服了莫洛托夫。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
　　
正是根据这个宣言，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发起了1945年春的三藩市会议，而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历史学家认为，签字于《莫斯科宣言》是中国正式成为四强之一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没有赫尔极力说服，中国势必失去在《四国宣言》上签字的机会，这将直接影响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三藩市会议上的中国地位问题，而这两次会议对于联合国筹建又是至关重要的。
　　
在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代表借口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拒绝与中国代表同桌讨论问题，于是会议改以开罗会议模式举行，第一阶段于8月21日至9月28日在美、英、苏三国间进行，第二阶段于9月29日至10月7日在美、英、中三国间进行。会议过程上，英国代表联合苏联代表，借口中国的豫湘桂大溃退重提三强观点。围绕会议后发表的声明，苏联主张以美、英、苏三国的名义发表，英国主张除此之外应加上联合国名。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认为，苏方的主张很明显是以将中国排除在外为主，在苏联方案中明显包含着：“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不能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中国认识，对此，虽说英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同苏联一样决不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
　　
直到1945年三藩市会议上，苏联方面还重提三强观点，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式、否决施用范围、国际托管制度以及区域性组织等问题上有颇多针对中国代表团的非难之举。英国代表也曾反对中国首席代表担任会议主席。
　　　
综上，英苏两国一开始都极力反对“中国大国化政策”，虽然后来迫于美国的极力坚持勉强认同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三藩市会议上对中国仍多有刁难和排挤之行，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应美国的邀请被作为联合国方面的大国的。从这一点来看，无论美国出于何种考虑而实行“中国大国化”政策，它在客观上对于中国成为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积极的，这种美国因素至少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与中国贡献这一基础性因素一起，构成了中国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所不可偏废的两大原因。大家都知道，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在此期间，中国也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盟国最高级会议上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并与美英苏发表共同宣言等一系列事件确立起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并最终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形式使这一大国地位得到了法理肯定。
　　
无须赘言，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结果，但如果就此将其视为中国确立大国地位的充分条件则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因为这一结论的得出至少有赖于两大前提：其一，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公认；其二，只要各国公认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世界大国。很明显，这两个前提都值得商榷。首先，大家对中国贡献的高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判断，但中国大国地位的基本确立完成于战争期间，这时战事尚未尘埃落定，盟国即使对中国在战争中所作之贡献有所体认，也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盖棺定论。另一方面，大国地位的自然确立主要基于强大的国家实力，但二十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显然不具有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实力，这便排除了中国大国地位自然获得的可能。换言之，中国在二战期间取得的大国地位不同于那种依靠国家实力而逐渐形成的大国地位，历史资料与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确与他国的极力支持（或者说是有意抬高）有关。
   
首先提出要与中国保持积极有效的接触并提高中国地位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丘吉尔则对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化”政策大为不满。当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盟军最高指挥官，并提出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画参谋部以建立蒋介石与驻印度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丘吉尔感到恼怒。他后来抱怨说，他在华盛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这是令人奇怪地感到不相称的”。他认为，美国人不应“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著偏爱把中国军队同苏联军队相提并论”。总的说来，他在“信念”和“价值标准”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事实上，他也几乎从不掩饰对中国的轻蔑。他曾刻薄地说：“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1942年10月，他曾告诉外交大臣艾登，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一个世界大国”。1943年3月，罗斯福在华盛顿会见艾登时说，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需要把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同等看待，艾登对此不感兴趣，他向丘吉尔报告了会谈情况，丘吉尔则很直白地说：“把中国同英、美、苏等世界大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极不正确的。”当时英外交部根据《罗艾会谈》精神拟发表一项声明，其中提到：“在处理我们即将面临的重建世界的广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作是能作出最伟大贡献四大国之一。”丘吉尔不以为然，坚决反对这项声明，他再次强调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说中国将在欧洲事务中拥有超出礼节性之外的发言权，抑或说，为著欧洲的利益，中国的重要性将超过法国或波兰、或者将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哪怕是超过最小的，但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盟国，如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这种说法根本不屑一顾。”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与丘吉尔相近。他认为，“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都够不上大国的标准”。当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四大战胜国的构想时，斯大林表示忧虑：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大国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
　　
最终，罗斯福的观点占了上风。英苏两家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美国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做法。但在筹建联合国的具体过程中，美国和英苏之间未根本消除的分歧则使中国走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道路更显崎岖艰难。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长艾登反对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与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因此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苏联的态度比英国更为激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决反对中国作为签字国，他认为在仅有三国参加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赫尔为说服莫洛托夫颇费了些口舌。他说：“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作了并且正在作著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把中国排除出四国宣言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相信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摒弃，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恶劣的反应。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在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再者，我国公众可能把从宣言中排除中国解释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一起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因此，一旦获悉此讯，我国公众舆论将会失望地分裂并受到伤害……。”赫尔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说服莫洛托夫，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他最终说服了莫洛托夫。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
　　
正是根据这个宣言，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发起了1945年春的三藩市会议，而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历史学家认为，签字于《莫斯科宣言》是中国正式成为四强之一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没有赫尔极力说服，中国势必失去在《四国宣言》上签字的机会，这将直接影响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三藩市会议上的中国地位问题，而这两次会议对于联合国筹建又是至关重要的。
　　
在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代表借口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拒绝与中国代表同桌讨论问题，于是会议改以开罗会议模式举行，第一阶段于8月21日至9月28日在美、英、苏三国间进行，第二阶段于9月29日至10月7日在美、英、中三国间进行。会议过程上，英国代表联合苏联代表，借口中国的豫湘桂大溃退重提三强观点。围绕会议后发表的声明，苏联主张以美、英、苏三国的名义发表，英国主张除此之外应加上联合国名。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认为，苏方的主张很明显是以将中国排除在外为主，在苏联方案中明显包含着：“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不能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中国认识，对此，虽说英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同苏联一样决不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
　　
直到1945年三藩市会议上，苏联方面还重提三强观点，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式、否决施用范围、国际托管制度以及区域性组织等问题上有颇多针对中国代表团的非难之举。英国代表也曾反对中国首席代表担任会议主席。
　　　
综上，英苏两国一开始都极力反对“中国大国化政策”，虽然后来迫于美国的极力坚持勉强认同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三藩市会议上对中国仍多有刁难和排挤之行，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应美国的邀请被作为联合国方面的大国的。从这一点来看，无论美国出于何种考虑而实行“中国大国化”政策，它在客观上对于中国成为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积极的，这种美国因素至少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与中国贡献这一基础性因素一起，构成了中国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所不可偏废的两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