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胡Y帮说两句，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要先内斗~~

常盘台警卫 发表于 2014-3-2 11:59
因为这点关注的不是太多……
所以也没考虑这个……
当时是不是有着放开搞经济的这个思想呢……
90年代我参加过一个后备干部培训班，中央党校的人来讲的，对这段讲的很细。
整体来看，这个政策是总设计师构想的和百万大裁军配套放开搞活是主体思路。
王震，阴法唐的做法也并没有维持安定，实际上大小事变不断，地方不上报而已。
但是成本是巨大的，除了正常军事开支，当时边区补贴是个大头，80年代初期是20亿，到83年，西藏一地就要15亿，两地加起来包含驻军，教育，交通配套等等将近50亿，现在看不是个大数字但是当时全国军费才200亿。
所以最早动这个心思的还是胡是赵，赵很能干，84年预期收税能够到1400亿以上，但是他不愿意钱这个无谓的花费，所以报告给286 ，286 早就谋划这事 ，马上同意，胡万去执行，接下来85年百万大裁军，比如班禅出来工作，左派都不同意的，但是效果显然班禅比党的工作队要有效率，刚开始搞那几年藏区和新疆农牧民增收很明显，并非都是国家包的。

维族和藏青会控诉我们种族灭绝的一大理由也是两少一款，让他们的民族堕落成罪犯，小偷，乞丐等等。
但是固守这个政策显然是不对的，在当时环境下这个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如果有问题，邓胡赵万都有份。
撤出汉族干部，根本问题是经济承受不了

敌人在外面，够不着。敌人在心里，不敢直面。

有些事不能一厢情愿。
恐怖主义，国内外原因、民族之间都有，这是无可回避的~客观存在的。
你交通意识好上街也不能保证不被撞，当然你差更会被撞。

没有两少一宽的保护，闹事的成本最少要大一百倍。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国外势力自然就安分了

耀邦不在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呐，ZG从成立到坐天下国共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
这时间后面的人要调整政策也可以好几轮了，还要算到死人头上，真的好意思啊

到了这种时候，毛左分子就成批的跳出来攻击民族政策剑指改革开放

和那些昨天一有事情就跳出来的JY公知攻击“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简直一模一样！

都是些畜生不如的东西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要说胡Y帮都下台要有二三十年了，
现在还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真TM好意思

乱邦已死，徒子徒孙还在台上。

北斗七星高 发表于 2014-3-2 11:12
耀邦不在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呐，ZG从成立到坐天下国共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
这时间后面的人要调整政策也可 ...
朱元璋都死了200年了，文贵武贱的现状都改了多少次了，咋武将还是给品级远低于自己的文人磕头呢？？

假如49年TG还没能胜利，是否要祥林嫂般唠叨当年陈独秀右倾、王明左倾，败坏了革命事业，不然革命早成功了

两少一款根本不是胡耀邦能主持制定的政策，宣讲政策的时候都是胡和万，出台到胡下台不过两年时间86，85时候胡就被排挤管不了具体事，把这个按在胡的脑袋上不过要为更伟光正的人背锅而已

杰子 发表于 2014-3-2 11:14
要说胡Y帮都下台要有二三十年了，
现在还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真TM好意思
毛的罪行和错误中央有决议，乱邦的汉族退出论中央没批判过。

这个人算是有意思了：
公布两免一宽……新疆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开始上演，那个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玩炸药的；
哪怕是最后去世了，还弄了某开阔地事件……
他玩的有点过了……

恐怖分子还分国外国内？  LZ好牛逼！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4-3-2 11:18
毛的罪行和错误中央有决议，乱邦的汉族退出论中央没批判过。
什么时候退出？

毛左说什么就信什么?

老的干部返回，新的干部派进去

原来蹲点，现在轮换，什么时候退出过？

FriedrichIV 发表于 2014-3-2 11:19
什么时候退出？

毛左说什么就信什么?
自己去网上看，一大把。

FriedrichIV 发表于 2014-3-2 11:13
到了这种时候，毛左分子就成批的跳出来攻击民族政策剑指改革开放

和那些昨天一有事情就跳出来的JY公知攻 ...
攻击的对啊……
政策出来了，后期的跟进跟不上……被骂是活该的……
另外当年的很多政策的确太急了……
地方上领导瞎指挥导致的损失，您也是知道的……
这点的确是有错误……
要奖罚分明，这点您也是同意的吧？可惜我们后继没有做出这个努力！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4-3-2 11:18
毛的罪行和错误中央有决议，乱邦的汉族退出论中央没批判过。


胡耀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10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4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fengkoufei 发表于 2014-3-2 11:18
毛的罪行和错误中央有决议，乱邦的汉族退出论中央没批判过。
胡 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胡 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10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4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w书案密码 发表于 2014-3-2 11:18
恐怖分子还分国外国内？  LZ好牛逼！
再说一次，藏毒疆毒受国外势力支持，目的是分裂中国，搞乱中国。

他们的目标不会因为中国本身的政策而变动，所以根源不是中国国内政策。

做错事，需要别人给他擦屁股，还不让别人骂几句（小孩都知道的道理），更何况他还国家领导人，需要整个国民给他擦屁股。

常盘台警卫 发表于 2014-3-2 11:21
攻击的对啊……
政策出来了，后期的跟进跟不上……被骂是活该的……
另外当年的很多政策的确太急了…… ...
两少一宽已经废止

汉族退出子虚乌有

维文改革是基于当年对泛突厥主义的防范

毛时代新疆不乱更是谣言

胡耀邦什么时候变花瓶的，什么时候退的，不知道有的人有没有搞清楚

再说一次，藏毒疆毒受国外势力支持，目的是分裂中国，搞乱中国。

他们的目标不会因为中国本身的政策而 ...
幼稚！   以前的国共，台湾怎么理解？

2少1宽，只是对普通人的普通案件，不包括暴力恐怖案件。2少1宽的确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有所偏差，但是把恐怖暴力活动加剧归结为这个规定的结果，未免有些牵强。更多的还是应该检讨反恐情报工作的疏失与不足，加强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和震慑力度，研究深入铲除新疆恐怖活动的土壤，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文明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使广大少数民族充分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常盘台警卫 发表于 2014-3-2 11:18
这个人算是有意思了：
公布两免一宽……新疆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开始上演，那个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玩炸药的；
...
想靠学习洋大人的“先进经验”和老官僚掰腕子么………………

ajian1234 发表于 2014-3-2 11:14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说的好............

wpf000 发表于 2014-3-2 11:30
2少1宽，只是对普通人的普通案件，不包括暴力恐怖案件。2少1宽的确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有所偏差，但是 ...
两少一宽本意可能是好的，但是从实际执行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因为上面认为自己已经解释清楚了，下面的以为上面还要进一步解释……
同时，自这个公开后，一直被打压的三抬死灰复燃，在东部扩展势力；而在西部，外来的瓦哈比派（跟三抬是亲属关系）被奉为“正统”……

节选】第三部：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他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传统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年10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770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1990年达村固定资产的255848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39.34%，银行贷款却占53.87%，其它资金占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1992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15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20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0%。199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1年增长48%，年均增长8.2%。199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40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尽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长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四、提干、招工、加薪


    大量内调汉族和其他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他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


    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么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表（24）。


    年份 年末职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见，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下面是西藏国有单位各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对照表（26）：


    行业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总计 178433 　149144 154262


    农林牧渔业 29417 　9026 　　7322


    采掘业 　　6143　 　3723 4435


    制造业 　　12481 　7624 5425


    电水煤气业 7389 　4544 5173


    建筑业 　　16603 　8379 5639


    地质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34913 20534 17630


    商业与餐饮业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险业 1480 　3172 5996


    房地产业 　0 　304 100


    社会服务业 566 　4085 4933


    医卫体育社会福利业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625 　2300 2388


    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业 　　　　0 0 　 　967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41.6%增长到1990年的47.6%再增长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他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年关、停、并、转了33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从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年高达11071万元（一亿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908万元，交纳所得税7401万元，两项合计8309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11979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228元，两者相加为12207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3898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3224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41%，因为1989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7304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国高了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元）和广东（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元）的两倍（36）。1997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西藏市民为5913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萨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灶，来自青海格尔木）（40）。1992年西藏与全国及青海市民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比较如下（41）。


    全国 西藏 　青海


    自行车 　　190.0 219.0 　169.0


    摩托车 　　2.8 　　5.0 　3.8


    黑白电视机 37.7 3.0 　20.6


    彩色电视机 74.9 99.0 　85.3


    照相机 24.3 35.0 　25.5


    录放像机 10.0 14.0 　4.1


    游戏机 11.3 21.0 　8.8


    组合音响 4.0 　　7.0 　3.1


    钢琴 0.5 　　3.0 　0.3


    由此可见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这里没有计算电冰箱与空调机，因为西藏夏季非常凉爽短暂，我在拉萨时从未有过穿短袖衬衫的机会。冰箱与空调在西藏没有多少用处。


    注释：


    （18）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


    （20）（2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50页、299页。


    （22）《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38-439页。


    （23）《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00页。


    （24）（25）（26）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49页、34-35页、52-53页。


    （27）张可云，《青藏高原产业布局》，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85页


    （28）《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19页、424页。


    （29）（30）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00页、101页。


    （31）《天葬》，404页。


    （32）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499页。


    （3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101-151页。


    （34）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89页。


    （3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120页。


    （3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113页。


    （37）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3页。


    （38）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39）《安居方能乐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0月17日。


    （40）刘伟，《西藏人民走向小康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8月28日。


    （41）《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200页。

FriedrichIV 发表于 2014-3-2 11:28
两少一宽已经废止

汉族退出子虚乌有
胡耀邦可是当时出名的文化人……
毛时代新疆的乱我也看过，当年的大规模边（%）民外逃事件不就是么……
但是之前的话一直是台面下的，这事之后浮上了台面……
两少一宽说是废纸了，但是惯性思维还在……这个是个麻烦事……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有的时候，照顾的太过了是很麻烦的……这个是我高中的时候看南方系的杂志知道的——日本的那群“贱民”借着照顾政策反而控制了国家的很大一块……

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用心是啥大家都清楚。

胡耀邦可是当时出名的文化人……
毛时代新疆的乱我也看过，当年的大规模边（%）民外逃事件不就是么……
...
两少一款 放在当时的背景看和大裁军自治区事物管理都有很大关系 ，邓力群天天攻击这个当时给新疆西藏20亿今天看很少钱 放在84年想想，搞清楚这个东西出台的背景把那些年邓胡赵讲话找出来看看就明白了

常盘台警卫 发表于 2014-3-2 11:46
胡耀邦可是当时出名的文化人……
毛时代新疆的乱我也看过，当年的大规模边（%）民外逃事件不就是么……
...
那还不如翻出当年为什么肯定三区割命

为什么把文化、习俗都不同的西域各路回回捏合成一个维维豆奶给了人家民族意识

hillsboro1 发表于 2014-3-2 11:53
两少一款 放在当时的背景看和大裁军自治区事物管理都有很大关系 ，邓力群天天攻击这个当时给新疆西藏20亿 ...
因为这点关注的不是太多……
所以也没考虑这个……
当时是不是有着放开搞经济的这个思想呢……
说实话，新疆这个地方很多大城市的基干硬件都是不错的……
但是底下的问题很多……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哪个省都有……比如山东……
但是山东的问题却不像新疆那么棘手……
之前看过有那边民族宗教办公室的人写的文章，特别是这个新世纪之后，大量的新教派涌入……老百姓要求建QZS，或是有外国势力要求建QZS……问题貌似很复杂的说……

胡耀邦揭发毛xx走狗康生，大快人心。

为毛xx干得坏事平反，民心大顺。

为政行民主，开风气之先。

毛xx在全国煽动武斗，死伤千万，该当何罪？

毛xx在全国煽动武斗，死伤千万，该当何罪？

僵尸国度 发表于 2014-3-2 12:01
胡耀邦揭发毛xx走狗康生，大快人心。

为毛xx干得坏事平反，民心大顺。
发言与ID很配

打字太累了，要想搞清楚那时候政策背景，还是找点当时的资料来读

两少一宽废了？纸面上是废了，但是惯性的力量会让它往前滚多远？君不见地摊上卖砍刀的都是非汉，带水果刀被拘的是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