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7:20:49
自从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专以中国的历史为其工作范围。即使《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国中心的立场，记载其“叛”、“服”与“盛衰”。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厭]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颇有族群文化的变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经陷于戎狄，然后才回复农业
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尝试将这一个时期的族群移动，结合在西周兴衰的讨论之中。
举一个例说，中国拜白银流入之赐，在明清有过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正因为白银来得合时，中国在宋代开始的外贸优势，得以持续，而西欧固然吸纳了东方的商
品，却没有中国的持续繁荣，于是西欧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势下，逼上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道路。相对的，中国人日子好过，没有改弦更张的需求，于是文化趋于内卷，也趋于保守。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一过程，正如水与牛乳，各在一瓶，两瓶之间，若有管道沟通，水乳迟早会溶合为渗了水的牛乳(或渗了乳的水)。这一个新的群体，因为比前扩大了，又难免与另一个群体，引发同样的过程；接触一冲突或交往一调适与整合一同质溶合一扩大为另一个复合的新群体。如此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进行，遂使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
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
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
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又由中亚南下，西人地中海，南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形成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人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界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然会有关系。
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为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分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地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无论是农业抑是
畜养，都属这一阶段。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地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
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等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的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达相当程度，雅斯培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公元前一二零零一前一五零年)。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以及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与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活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文学创作、哲学、科学以及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自从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专以中国的历史为其工作范围。即使《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国中心的立场，记载其“叛”、“服”与“盛衰”。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厭]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颇有族群文化的变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经陷于戎狄，然后才回复农业
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尝试将这一个时期的族群移动，结合在西周兴衰的讨论之中。
举一个例说，中国拜白银流入之赐，在明清有过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正因为白银来得合时，中国在宋代开始的外贸优势，得以持续，而西欧固然吸纳了东方的商
品，却没有中国的持续繁荣，于是西欧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势下，逼上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道路。相对的，中国人日子好过，没有改弦更张的需求，于是文化趋于内卷，也趋于保守。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一过程，正如水与牛乳，各在一瓶，两瓶之间，若有管道沟通，水乳迟早会溶合为渗了水的牛乳(或渗了乳的水)。这一个新的群体，因为比前扩大了，又难免与另一个群体，引发同样的过程；接触一冲突或交往一调适与整合一同质溶合一扩大为另一个复合的新群体。如此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进行，遂使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
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
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
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又由中亚南下，西人地中海，南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形成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人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界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然会有关系。
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为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分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地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无论是农业抑是
畜养，都属这一阶段。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地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
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等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的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达相当程度，雅斯培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公元前一二零零一前一五零年)。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以及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与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活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文学创作、哲学、科学以及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厭]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颇有族群文化的变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经陷于戎狄，然后才回复农业
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尝试将这一个时期的族群移动，结合在西周兴衰的讨论之中。
举一个例说，中国拜白银流入之赐，在明清有过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正因为白银来得合时，中国在宋代开始的外贸优势，得以持续，而西欧固然吸纳了东方的商
品，却没有中国的持续繁荣，于是西欧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势下，逼上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道路。相对的，中国人日子好过，没有改弦更张的需求，于是文化趋于内卷，也趋于保守。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一过程，正如水与牛乳，各在一瓶，两瓶之间，若有管道沟通，水乳迟早会溶合为渗了水的牛乳(或渗了乳的水)。这一个新的群体，因为比前扩大了，又难免与另一个群体，引发同样的过程；接触一冲突或交往一调适与整合一同质溶合一扩大为另一个复合的新群体。如此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进行，遂使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
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
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
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又由中亚南下，西人地中海，南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形成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人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界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然会有关系。
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为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分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地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无论是农业抑是
畜养，都属这一阶段。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地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
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等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的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达相当程度，雅斯培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公元前一二零零一前一五零年)。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以及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与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活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文学创作、哲学、科学以及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自从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专以中国的历史为其工作范围。即使《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国中心的立场，记载其“叛”、“服”与“盛衰”。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厭]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颇有族群文化的变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经陷于戎狄，然后才回复农业
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尝试将这一个时期的族群移动，结合在西周兴衰的讨论之中。
举一个例说，中国拜白银流入之赐，在明清有过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正因为白银来得合时，中国在宋代开始的外贸优势，得以持续，而西欧固然吸纳了东方的商
品，却没有中国的持续繁荣，于是西欧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势下，逼上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道路。相对的，中国人日子好过，没有改弦更张的需求，于是文化趋于内卷，也趋于保守。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一过程，正如水与牛乳，各在一瓶，两瓶之间，若有管道沟通，水乳迟早会溶合为渗了水的牛乳(或渗了乳的水)。这一个新的群体，因为比前扩大了，又难免与另一个群体，引发同样的过程；接触一冲突或交往一调适与整合一同质溶合一扩大为另一个复合的新群体。如此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进行，遂使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
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
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
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又由中亚南下，西人地中海，南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形成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人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界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然会有关系。
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为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分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地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无论是农业抑是
畜养，都属这一阶段。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地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
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等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的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达相当程度，雅斯培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公元前一二零零一前一五零年)。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以及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与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活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文学创作、哲学、科学以及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