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从来没有对中国书面道歉过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北京。他在宴会致辞时用日语“迷惑”一词表示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日语“迷惑”中文可以译为“添了麻烦”，周恩来对此提出了批评。田中事后解释“迷惑”在日语中也可以用于“百感交集地道歉”。毛泽东在会见田中后，意味深长地送给他一部《楚辞集注》（《楚辞》有“中瞀乱兮迷惑”的用法）。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搁置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若干争议，最终与田中就中日恢复正常邦交达成妥协。1972年9月底，周恩来与田中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使用的说法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田中的“迷惑”一词最终没有出现在声明中，日本也未在“反省”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国表示“道歉”。
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获得两国立法机构批准），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表述。
199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日本称“终战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日本)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村山作为日本政府首脑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明白地使用了“由衷的歉意”表示道歉，受到了中国的欢迎。但“村山谈话”并不是一个让中国百分之百满意的道歉。第一，使用了亚洲国家这一统称，没有明确提到中国；第二，首相在正式讲话中道歉，但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1998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10月8日与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签署“日韩共同宣言”。宣言中，小渊坦承“日本在过去殖民统治时期，造成韩国人民重大损害和苦难，为此表示悔意并由衷道歉。”这正是中国期望得到的书面的不含糊的道歉。
同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中日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中日联合宣言” 。宣言这样表述，“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即‘村山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客观地说，日本这一表述比1972年“联合声明”有了发展：一是承认了中日间战争的性质为日本侵略中国；二是书面确认遵守向亚洲国家口头道歉的“村山谈话”；三是叙述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措辞有所加强。
不过，有日本给韩国的道歉在先，中国对“联合宣言”难言满意。江泽民是次在日本各地访问期间，对历史问题颇多微词，气氛一度紧张。对中日双方而言，这次的访问的效果都令人失望——双方领导人未在“联合宣言”上签字也未举行相应的庆祝仪式。此后，中日关系日益表现出“政冷经热”的特征。
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他10月14日回答东京广播公司(TBS)访问时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中国对日本在道歉问题上的感受——“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一年后，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2001年10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在参观京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际，他说：“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
小泉这一讲话，沿用了“村山谈话”中“由衷的歉意”的说法，并且明确地把中国作为道歉的对象。但小泉的道歉并未取得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一是讲话未能形成两国间的书面文件，二是小泉任内6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伤害。小泉之后的历届日本内阁，在对中国道歉问题上，迄今没有超越前任的突破性表述。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北京。他在宴会致辞时用日语“迷惑”一词表示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日语“迷惑”中文可以译为“添了麻烦”，周恩来对此提出了批评。田中事后解释“迷惑”在日语中也可以用于“百感交集地道歉”。毛泽东在会见田中后，意味深长地送给他一部《楚辞集注》（《楚辞》有“中瞀乱兮迷惑”的用法）。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搁置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若干争议，最终与田中就中日恢复正常邦交达成妥协。1972年9月底，周恩来与田中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使用的说法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田中的“迷惑”一词最终没有出现在声明中，日本也未在“反省”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国表示“道歉”。
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获得两国立法机构批准），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表述。
199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日本称“终战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日本)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村山作为日本政府首脑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明白地使用了“由衷的歉意”表示道歉，受到了中国的欢迎。但“村山谈话”并不是一个让中国百分之百满意的道歉。第一，使用了亚洲国家这一统称，没有明确提到中国；第二，首相在正式讲话中道歉，但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1998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10月8日与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签署“日韩共同宣言”。宣言中，小渊坦承“日本在过去殖民统治时期，造成韩国人民重大损害和苦难，为此表示悔意并由衷道歉。”这正是中国期望得到的书面的不含糊的道歉。
同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中日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中日联合宣言” 。宣言这样表述，“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即‘村山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客观地说，日本这一表述比1972年“联合声明”有了发展：一是承认了中日间战争的性质为日本侵略中国；二是书面确认遵守向亚洲国家口头道歉的“村山谈话”；三是叙述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措辞有所加强。
不过，有日本给韩国的道歉在先，中国对“联合宣言”难言满意。江泽民是次在日本各地访问期间，对历史问题颇多微词，气氛一度紧张。对中日双方而言，这次的访问的效果都令人失望——双方领导人未在“联合宣言”上签字也未举行相应的庆祝仪式。此后，中日关系日益表现出“政冷经热”的特征。
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他10月14日回答东京广播公司(TBS)访问时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中国对日本在道歉问题上的感受——“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一年后，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2001年10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在参观京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际，他说：“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
小泉这一讲话，沿用了“村山谈话”中“由衷的歉意”的说法，并且明确地把中国作为道歉的对象。但小泉的道歉并未取得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一是讲话未能形成两国间的书面文件，二是小泉任内6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伤害。小泉之后的历届日本内阁，在对中国道歉问题上，迄今没有超越前任的突破性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