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崔保新：1933年南疆发生了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8:06:31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569811.html
上世纪30年代初，哈密爆发农民起义，南疆各地纷起响应。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为对抗政府军镇压，将驻扎在甘肃敦煌沙洲一带的甘肃回民军阀马仲英引入新疆，新疆的政治平衡随即被打破。
1933年1月，乘乱入疆的马仲英一部围困省会迪化（乌鲁木齐），一部经吐鲁番、库尔勒攻打库车，库车脚夫揽头铁木耳乘乱响应。他们当时所用的口号为“灭汉兴回”，“建立伊斯兰教国”。库车被占，接着又打阿克苏，并于2月5日入城。
2月15日，和田人穆罕默德·伊敏策动暴乱，先将新疆省政府自印度购买的一批快抢子弹截获，在墨玉发动暴动。伊敏随即攻下和田，称和田王，举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接着又攻打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城。
4月中旬，乌什、巴楚、伽师等县皆被铁木耳与马仲英部攻破。巴楚县长邓缵先等官民遇难。
同月，和田的伊敏与铁木耳会师伽师，决定联合攻打喀什。
5月2日，以回城（疏附）加纳伯克和乌斯满为内应，暴徒攻下喀什回汉两城，马仲英部占领汉城（疏勒），铁木耳等势力占据回城。
这时，喀什地区形成四派势力，一是库车的铁木耳，二是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三是地头蛇乌斯满，四是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这几派势力明争暗斗，都想伺机吞并对方，独占南疆称王。
以上是所述，出自《新疆简史》第三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95-197页），或不无抽象，不妨再引几则更详细之记载。
先来看《驼队》。该书作者尼尔斯·安博特，是瑞典德隆大学教师、天文学家，1927年受聘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年南疆动乱时，他正在和田一带从事科考工作，凭借胆略和运气逃过死劫，经印度回国。以下是安博特的记录：
这地方每逢战乱，人们总是把值钱的财务埋藏起来。许多富有的镇民正如此这般趁黑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忙乎着。这种习惯自远古以来即在新疆盛行，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时常在他们出土文物中发现如此美丽的装饰品的原因之一。藏宝的主人自己当然清楚，不久就会脑袋搬家。
2月25日的日记
据维吾尔人说，500名士兵还有两天就要兵临城下。舒大人（且末县一个小镇的镇长）到底是选择一战，还是放弃赢得自由的愿望？他只有35名士兵可供差遣，可他们像什么样子？他连一个可信任的人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一开头就会投向敌人。这是合乎清理的。‘交出你们的全部武器弹药。’众人交了。下午，一箱箱的弹药移交给新主人。成百的汉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镇长的宝座划在阿古柏那个‘幸运者’名下。
古拉姆·穆罕默德描述了革命席卷克里雅（于田）的经过。
先是命令汉人交出所有的金银钱财和印玺等等，他们都照办了。
第二天，所有‘不洁’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得到从此将进入和平的保障。
随后，是公费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新伊斯兰教宣告诞生。
革命的第四天，35名汉人与2名印度人被杀害。
4月20日是巴扎日，人挺多。我上街买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扎四处转悠的士兵，讨厌的情景令我作呕。走在头里的大兵持一支长矛，矛尖上绑着一个人的手。犯人是个贼，跟在大兵的后面，光着脊背，右臂高悬，留着血，缠着绷带。士兵们走在身后，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怜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我偷了两只碗，最大恶极。’
在游行期间，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弹射进被捣毁的汉人住宅。庭院里不断有战争发生。丈夫打妻子，母亲打儿子，兄长打妹妹，监工不时走上前来让所有的伙伴尝尝他毫不客气的鞭打的滋味。”杨镰主编《驼队》[瑞典]尼尔斯·安博特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4，第172-173页
安博特经过和田目睹了一下景况：
最近，那场战争狂潮给和田造成的创伤历历在目。贯穿城市的一个宽阔地带里，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废墟。在战斗中，他们从城墙上向房顶喷煤油，并点起了火。
据杨镰老师说，《驼队》一书中更加血腥的描述在出版前已被删去。
关于1933年波及新疆的那场大动乱的描述，还散见于其他许多书籍。
“库车的失陷，拜城、库尔勒等地被暴民占领，阿克苏即陷于惊恐的洪水之中。阿克苏为通迪化古丝道上重镇。阿克苏全城汉族文武官员闻杨团长在前方失败，尽逃巴楚。阿城失守，迪化及喀什噶尔无论交通、电讯均告断绝。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5月，第2799-2805页。
“连日所得南疆消息，殊为恶劣，喀什马绍武行政长逃入英领馆，各县县长生死不明，有汉官十四名逃往苏境被拒，恐亦无法生存，将来收复南疆，实费周章”。吴霭宸著《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动乱给巴楚带来了什么？
在巴楚县大事记中，我们找到一段1933年的简史：
“春，南疆各地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暴动。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间谍的策划下成立伪政权，派出部队向喀什推进，其中一股用大头棒武装起来的部队窜扰巴楚。6月，马仲英先遣军在今巴楚县城南将和田的大头棒部队歼灭。”
库车人铁木尔与马仲英部马世明联兵进攻喀什，在巴楚东北境图木休克一带，与金树仁部杨庆明团交火，杨战败。喀什派副官李登龙为第二路指挥率骑兵、炮兵来图木休克阻击马军。李登龙战败自杀，师长刘鼎新在恰尔巴格一带遭暴动者伏击身亡。”
“此次战乱双方均以巴楚为主要争夺要地，加之民国23年（1934）的盛大巴楚大战，使县境倍受战火摧残、洗劫。战乱之中，大片民房被焚烧拆毁，县城内的两座大建筑——县政府和监狱亦遭焚毁，县政府历年来档案化为灰烬。未倒塌的房屋成了军队喂马养牛之所，县城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战火使大片土地荒芜，大批牲畜被宰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大批汉、回、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同胞死亡。”（引自《巴楚县志》。）
尽管1933年之前的政府档案被焚，但我们还是在《巴楚县志》中找到了更早的资料：
“关于汉族人口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巴楚县有汉族388人，到民国33年（1944年）才有正式统计，当年汉族仅有100人。1908年，县城有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昭忠祠等。”（《巴楚县志·人口》，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笔者在新疆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历史档案：
“当时，温宿、疏附、巴楚、莎车、泽普、叶城、伽师等县被缠民乱兵杀戮汉族，戕害官长，劫抢银物，从未有遇而脱险者，据塚毁庙并勒令改装入教，残暴已极，统计汉人被害者约在千余人，哀我汉族无辜遭难。生者既被劫抢，死者犹受劈棺展刑，每念及此不觉潸然泪下。”(新疆档案馆存民国档案巴楚卷)
巴楚电报局主任陈金山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新疆档案馆巴楚卷宗。）
巴楚暴乱之谜由此解开，尽管寥寥数语，却道尽人间惨状，乱匪暴行。“新疆乃乱世绝地”的箴言再次得到印证。
连年不断的兵燹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就像胶片曝光、磁带消磁、大脑失忆、泥石流掩埋城市、龙卷风留下一片狼藉，历史出现了大倒退，人口出现大置换，文明遭受大洗劫。
1933年新疆作乱者的悲喜剧
先说库车的铁木耳。1933年8月，铁木耳与马占仓联合，欲杀乌斯满。马占仓则另有企图，设伏兵击杀铁木耳于途中，占领回城。
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占据喀什回汉两城后，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联合地头蛇乌斯满，打败马占仓一部，夺回疏附。
在英国的支持下，1933年11月12日，伊敏与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和加尼亚孜担任总统，沙比尔自认国务总理。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再度攻占疏附城，“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领导人作鸟兽散。沙比提逃往塔什库尔干边境。1934年5月，逃往阿克苏的和加尼亚孜抓住了沙比提，交予省政府，押往迪化，死于狱中。
祸害新疆的马仲英部在新疆省军与苏联红军联合夹击下，节节败退，最终马仲英携巨金逃往苏联，并死于苏联，死因不明。其所属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1934年7月在和田消灭了以伊敏之兄满素尔为帕夏（王）的所谓“伊斯兰教国”，打死满素尔，伊敏叛逃印度。
地头蛇乌斯满幸存下来，被盛世才政府招安。1940年之后屡次叛乱。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50年3月发起叛乱，流窜于新、甘、青三省交界处。1951年1月，在青海西北海子边被活捉。同年4月，在迪化公审后处决。
将马仲英引入新疆的哈密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因抓捕沙比尔有功，被盛世才政府招安，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37年，盛世才以“阴谋暴动案”将其逮捕，次年死于狱中。
历史事实证明，无论以何理由和动机制造动乱者，总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场。
关于新疆动乱的若干思考
探究1933年南疆动乱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因素，外部政治力量为极端宗教势力提供物质支持，国内吏治腐败，百姓税赋沉重，执法失去公正、公平，加上南疆世居民族之间固有的矛盾，塔里木盆地犹如烧红的铁锅,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那时的民国中央政府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平息动乱。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力量就足以打破新疆脆弱的平衡。今天不同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致联手反对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国内政治稳定且国力强大,中央与地方协同一致，不存在社会失控和失衡的问题,暴力分子想掀起大浪的几率较低。
回顾新疆百年历史，从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领导的戕官运动,到1933年新疆大乱，南疆各县汉族官民逃过此劫的寥寥可数。新疆发生的每一次动乱,无不以基层政权和组织被瓦解,民族结构失衡为惨痛代价。而基层政权与组织恰恰是制约限制极端宗教势力发展的唯一力量。
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政治属性不同,但动乱制造者采用的手法却是一致的:以极端手段残害官民,制造心理恐慌,以达其政教合一的政治目的。动乱给各民族造成的心理恐惧恐怕终生难于治愈,这又为乱后重建基层政权与组织增加了困难,官员不愿到任,移民不敢前往。前政权所作的一切民族融合、限制宗教极端化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切不得不重新建构。新疆近代史周期性动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要治理新疆这样民族、宗教有异于内地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且有权威，在长期执政中,采取以一贯之并循序渐进的民族融合政策,方能改变新疆治与乱的周期率,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历史使命。
1933年的南疆动乱,造成了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的大破坏,此后新疆如沸腾的铁水，动荡不已。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重建并真正发挥功能，直到1949年之后才完成。新中国建国之后,新疆能长期保持稳定,与基层政权与组织健全有着极大的关系。
4.23巴楚暴力事件再次警示政府，建设和健全新疆基层政权与组织，使之发挥信息、善政、调解、安民等多重功能，乃当务之急。
作者：崔保新（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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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哈密爆发农民起义，南疆各地纷起响应。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为对抗政府军镇压，将驻扎在甘肃敦煌沙洲一带的甘肃回民军阀马仲英引入新疆，新疆的政治平衡随即被打破。
1933年1月，乘乱入疆的马仲英一部围困省会迪化（乌鲁木齐），一部经吐鲁番、库尔勒攻打库车，库车脚夫揽头铁木耳乘乱响应。他们当时所用的口号为“灭汉兴回”，“建立伊斯兰教国”。库车被占，接着又打阿克苏，并于2月5日入城。
2月15日，和田人穆罕默德·伊敏策动暴乱，先将新疆省政府自印度购买的一批快抢子弹截获，在墨玉发动暴动。伊敏随即攻下和田，称和田王，举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接着又攻打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城。
4月中旬，乌什、巴楚、伽师等县皆被铁木耳与马仲英部攻破。巴楚县长邓缵先等官民遇难。
同月，和田的伊敏与铁木耳会师伽师，决定联合攻打喀什。
5月2日，以回城（疏附）加纳伯克和乌斯满为内应，暴徒攻下喀什回汉两城，马仲英部占领汉城（疏勒），铁木耳等势力占据回城。
这时，喀什地区形成四派势力，一是库车的铁木耳，二是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三是地头蛇乌斯满，四是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这几派势力明争暗斗，都想伺机吞并对方，独占南疆称王。
以上是所述，出自《新疆简史》第三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95-197页），或不无抽象，不妨再引几则更详细之记载。
先来看《驼队》。该书作者尼尔斯·安博特，是瑞典德隆大学教师、天文学家，1927年受聘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年南疆动乱时，他正在和田一带从事科考工作，凭借胆略和运气逃过死劫，经印度回国。以下是安博特的记录：
这地方每逢战乱，人们总是把值钱的财务埋藏起来。许多富有的镇民正如此这般趁黑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忙乎着。这种习惯自远古以来即在新疆盛行，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时常在他们出土文物中发现如此美丽的装饰品的原因之一。藏宝的主人自己当然清楚，不久就会脑袋搬家。
2月25日的日记
据维吾尔人说，500名士兵还有两天就要兵临城下。舒大人（且末县一个小镇的镇长）到底是选择一战，还是放弃赢得自由的愿望？他只有35名士兵可供差遣，可他们像什么样子？他连一个可信任的人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一开头就会投向敌人。这是合乎清理的。‘交出你们的全部武器弹药。’众人交了。下午，一箱箱的弹药移交给新主人。成百的汉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镇长的宝座划在阿古柏那个‘幸运者’名下。
古拉姆·穆罕默德描述了革命席卷克里雅（于田）的经过。
先是命令汉人交出所有的金银钱财和印玺等等，他们都照办了。
第二天，所有‘不洁’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得到从此将进入和平的保障。
随后，是公费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新伊斯兰教宣告诞生。
革命的第四天，35名汉人与2名印度人被杀害。
4月20日是巴扎日，人挺多。我上街买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扎四处转悠的士兵，讨厌的情景令我作呕。走在头里的大兵持一支长矛，矛尖上绑着一个人的手。犯人是个贼，跟在大兵的后面，光着脊背，右臂高悬，留着血，缠着绷带。士兵们走在身后，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怜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我偷了两只碗，最大恶极。’
在游行期间，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弹射进被捣毁的汉人住宅。庭院里不断有战争发生。丈夫打妻子，母亲打儿子，兄长打妹妹，监工不时走上前来让所有的伙伴尝尝他毫不客气的鞭打的滋味。”杨镰主编《驼队》[瑞典]尼尔斯·安博特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4，第172-173页
安博特经过和田目睹了一下景况：
最近，那场战争狂潮给和田造成的创伤历历在目。贯穿城市的一个宽阔地带里，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废墟。在战斗中，他们从城墙上向房顶喷煤油，并点起了火。
据杨镰老师说，《驼队》一书中更加血腥的描述在出版前已被删去。
关于1933年波及新疆的那场大动乱的描述，还散见于其他许多书籍。
“库车的失陷，拜城、库尔勒等地被暴民占领，阿克苏即陷于惊恐的洪水之中。阿克苏为通迪化古丝道上重镇。阿克苏全城汉族文武官员闻杨团长在前方失败，尽逃巴楚。阿城失守，迪化及喀什噶尔无论交通、电讯均告断绝。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5月，第2799-2805页。
“连日所得南疆消息，殊为恶劣，喀什马绍武行政长逃入英领馆，各县县长生死不明，有汉官十四名逃往苏境被拒，恐亦无法生存，将来收复南疆，实费周章”。吴霭宸著《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动乱给巴楚带来了什么？
在巴楚县大事记中，我们找到一段1933年的简史：
“春，南疆各地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暴动。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间谍的策划下成立伪政权，派出部队向喀什推进，其中一股用大头棒武装起来的部队窜扰巴楚。6月，马仲英先遣军在今巴楚县城南将和田的大头棒部队歼灭。”
库车人铁木尔与马仲英部马世明联兵进攻喀什，在巴楚东北境图木休克一带，与金树仁部杨庆明团交火，杨战败。喀什派副官李登龙为第二路指挥率骑兵、炮兵来图木休克阻击马军。李登龙战败自杀，师长刘鼎新在恰尔巴格一带遭暴动者伏击身亡。”
“此次战乱双方均以巴楚为主要争夺要地，加之民国23年（1934）的盛大巴楚大战，使县境倍受战火摧残、洗劫。战乱之中，大片民房被焚烧拆毁，县城内的两座大建筑——县政府和监狱亦遭焚毁，县政府历年来档案化为灰烬。未倒塌的房屋成了军队喂马养牛之所，县城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战火使大片土地荒芜，大批牲畜被宰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大批汉、回、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同胞死亡。”（引自《巴楚县志》。）
尽管1933年之前的政府档案被焚，但我们还是在《巴楚县志》中找到了更早的资料：
“关于汉族人口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巴楚县有汉族388人，到民国33年（1944年）才有正式统计，当年汉族仅有100人。1908年，县城有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昭忠祠等。”（《巴楚县志·人口》，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笔者在新疆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历史档案：
“当时，温宿、疏附、巴楚、莎车、泽普、叶城、伽师等县被缠民乱兵杀戮汉族，戕害官长，劫抢银物，从未有遇而脱险者，据塚毁庙并勒令改装入教，残暴已极，统计汉人被害者约在千余人，哀我汉族无辜遭难。生者既被劫抢，死者犹受劈棺展刑，每念及此不觉潸然泪下。”(新疆档案馆存民国档案巴楚卷)
巴楚电报局主任陈金山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新疆档案馆巴楚卷宗。）
巴楚暴乱之谜由此解开，尽管寥寥数语，却道尽人间惨状，乱匪暴行。“新疆乃乱世绝地”的箴言再次得到印证。
连年不断的兵燹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就像胶片曝光、磁带消磁、大脑失忆、泥石流掩埋城市、龙卷风留下一片狼藉，历史出现了大倒退，人口出现大置换，文明遭受大洗劫。
1933年新疆作乱者的悲喜剧
先说库车的铁木耳。1933年8月，铁木耳与马占仓联合，欲杀乌斯满。马占仓则另有企图，设伏兵击杀铁木耳于途中，占领回城。
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占据喀什回汉两城后，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联合地头蛇乌斯满，打败马占仓一部，夺回疏附。
在英国的支持下，1933年11月12日，伊敏与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和加尼亚孜担任总统，沙比尔自认国务总理。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再度攻占疏附城，“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领导人作鸟兽散。沙比提逃往塔什库尔干边境。1934年5月，逃往阿克苏的和加尼亚孜抓住了沙比提，交予省政府，押往迪化，死于狱中。
祸害新疆的马仲英部在新疆省军与苏联红军联合夹击下，节节败退，最终马仲英携巨金逃往苏联，并死于苏联，死因不明。其所属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1934年7月在和田消灭了以伊敏之兄满素尔为帕夏（王）的所谓“伊斯兰教国”，打死满素尔，伊敏叛逃印度。
地头蛇乌斯满幸存下来，被盛世才政府招安。1940年之后屡次叛乱。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50年3月发起叛乱，流窜于新、甘、青三省交界处。1951年1月，在青海西北海子边被活捉。同年4月，在迪化公审后处决。
将马仲英引入新疆的哈密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因抓捕沙比尔有功，被盛世才政府招安，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37年，盛世才以“阴谋暴动案”将其逮捕，次年死于狱中。
历史事实证明，无论以何理由和动机制造动乱者，总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场。
关于新疆动乱的若干思考
探究1933年南疆动乱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因素，外部政治力量为极端宗教势力提供物质支持，国内吏治腐败，百姓税赋沉重，执法失去公正、公平，加上南疆世居民族之间固有的矛盾，塔里木盆地犹如烧红的铁锅,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那时的民国中央政府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平息动乱。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力量就足以打破新疆脆弱的平衡。今天不同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致联手反对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国内政治稳定且国力强大,中央与地方协同一致，不存在社会失控和失衡的问题,暴力分子想掀起大浪的几率较低。
回顾新疆百年历史，从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领导的戕官运动,到1933年新疆大乱，南疆各县汉族官民逃过此劫的寥寥可数。新疆发生的每一次动乱,无不以基层政权和组织被瓦解,民族结构失衡为惨痛代价。而基层政权与组织恰恰是制约限制极端宗教势力发展的唯一力量。
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政治属性不同,但动乱制造者采用的手法却是一致的:以极端手段残害官民,制造心理恐慌,以达其政教合一的政治目的。动乱给各民族造成的心理恐惧恐怕终生难于治愈,这又为乱后重建基层政权与组织增加了困难,官员不愿到任,移民不敢前往。前政权所作的一切民族融合、限制宗教极端化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切不得不重新建构。新疆近代史周期性动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要治理新疆这样民族、宗教有异于内地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且有权威，在长期执政中,采取以一贯之并循序渐进的民族融合政策,方能改变新疆治与乱的周期率,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历史使命。
1933年的南疆动乱,造成了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的大破坏,此后新疆如沸腾的铁水，动荡不已。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重建并真正发挥功能，直到1949年之后才完成。新中国建国之后,新疆能长期保持稳定,与基层政权与组织健全有着极大的关系。
4.23巴楚暴力事件再次警示政府，建设和健全新疆基层政权与组织，使之发挥信息、善政、调解、安民等多重功能，乃当务之急。
作者：崔保新（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专员）
上世纪30年代初，哈密爆发农民起义，南疆各地纷起响应。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为对抗政府军镇压，将驻扎在甘肃敦煌沙洲一带的甘肃回民军阀马仲英引入新疆，新疆的政治平衡随即被打破。
1933年1月，乘乱入疆的马仲英一部围困省会迪化（乌鲁木齐），一部经吐鲁番、库尔勒攻打库车，库车脚夫揽头铁木耳乘乱响应。他们当时所用的口号为“灭汉兴回”，“建立伊斯兰教国”。库车被占，接着又打阿克苏，并于2月5日入城。
2月15日，和田人穆罕默德·伊敏策动暴乱，先将新疆省政府自印度购买的一批快抢子弹截获，在墨玉发动暴动。伊敏随即攻下和田，称和田王，举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接着又攻打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城。
4月中旬，乌什、巴楚、伽师等县皆被铁木耳与马仲英部攻破。巴楚县长邓缵先等官民遇难。
同月，和田的伊敏与铁木耳会师伽师，决定联合攻打喀什。
5月2日，以回城（疏附）加纳伯克和乌斯满为内应，暴徒攻下喀什回汉两城，马仲英部占领汉城（疏勒），铁木耳等势力占据回城。
这时，喀什地区形成四派势力，一是库车的铁木耳，二是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三是地头蛇乌斯满，四是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这几派势力明争暗斗，都想伺机吞并对方，独占南疆称王。
以上是所述，出自《新疆简史》第三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95-197页），或不无抽象，不妨再引几则更详细之记载。
先来看《驼队》。该书作者尼尔斯·安博特，是瑞典德隆大学教师、天文学家，1927年受聘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年南疆动乱时，他正在和田一带从事科考工作，凭借胆略和运气逃过死劫，经印度回国。以下是安博特的记录：
这地方每逢战乱，人们总是把值钱的财务埋藏起来。许多富有的镇民正如此这般趁黑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忙乎着。这种习惯自远古以来即在新疆盛行，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时常在他们出土文物中发现如此美丽的装饰品的原因之一。藏宝的主人自己当然清楚，不久就会脑袋搬家。
2月25日的日记
据维吾尔人说，500名士兵还有两天就要兵临城下。舒大人（且末县一个小镇的镇长）到底是选择一战，还是放弃赢得自由的愿望？他只有35名士兵可供差遣，可他们像什么样子？他连一个可信任的人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一开头就会投向敌人。这是合乎清理的。‘交出你们的全部武器弹药。’众人交了。下午，一箱箱的弹药移交给新主人。成百的汉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镇长的宝座划在阿古柏那个‘幸运者’名下。
古拉姆·穆罕默德描述了革命席卷克里雅（于田）的经过。
先是命令汉人交出所有的金银钱财和印玺等等，他们都照办了。
第二天，所有‘不洁’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得到从此将进入和平的保障。
随后，是公费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新伊斯兰教宣告诞生。
革命的第四天，35名汉人与2名印度人被杀害。
4月20日是巴扎日，人挺多。我上街买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扎四处转悠的士兵，讨厌的情景令我作呕。走在头里的大兵持一支长矛，矛尖上绑着一个人的手。犯人是个贼，跟在大兵的后面，光着脊背，右臂高悬，留着血，缠着绷带。士兵们走在身后，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怜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我偷了两只碗，最大恶极。’
在游行期间，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弹射进被捣毁的汉人住宅。庭院里不断有战争发生。丈夫打妻子，母亲打儿子，兄长打妹妹，监工不时走上前来让所有的伙伴尝尝他毫不客气的鞭打的滋味。”杨镰主编《驼队》[瑞典]尼尔斯·安博特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4，第172-173页
安博特经过和田目睹了一下景况：
最近，那场战争狂潮给和田造成的创伤历历在目。贯穿城市的一个宽阔地带里，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废墟。在战斗中，他们从城墙上向房顶喷煤油，并点起了火。
据杨镰老师说，《驼队》一书中更加血腥的描述在出版前已被删去。
关于1933年波及新疆的那场大动乱的描述，还散见于其他许多书籍。
“库车的失陷，拜城、库尔勒等地被暴民占领，阿克苏即陷于惊恐的洪水之中。阿克苏为通迪化古丝道上重镇。阿克苏全城汉族文武官员闻杨团长在前方失败，尽逃巴楚。阿城失守，迪化及喀什噶尔无论交通、电讯均告断绝。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5月，第2799-2805页。
“连日所得南疆消息，殊为恶劣，喀什马绍武行政长逃入英领馆，各县县长生死不明，有汉官十四名逃往苏境被拒，恐亦无法生存，将来收复南疆，实费周章”。吴霭宸著《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动乱给巴楚带来了什么？
在巴楚县大事记中，我们找到一段1933年的简史：
“春，南疆各地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暴动。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间谍的策划下成立伪政权，派出部队向喀什推进，其中一股用大头棒武装起来的部队窜扰巴楚。6月，马仲英先遣军在今巴楚县城南将和田的大头棒部队歼灭。”
库车人铁木尔与马仲英部马世明联兵进攻喀什，在巴楚东北境图木休克一带，与金树仁部杨庆明团交火，杨战败。喀什派副官李登龙为第二路指挥率骑兵、炮兵来图木休克阻击马军。李登龙战败自杀，师长刘鼎新在恰尔巴格一带遭暴动者伏击身亡。”
“此次战乱双方均以巴楚为主要争夺要地，加之民国23年（1934）的盛大巴楚大战，使县境倍受战火摧残、洗劫。战乱之中，大片民房被焚烧拆毁，县城内的两座大建筑——县政府和监狱亦遭焚毁，县政府历年来档案化为灰烬。未倒塌的房屋成了军队喂马养牛之所，县城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战火使大片土地荒芜，大批牲畜被宰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大批汉、回、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同胞死亡。”（引自《巴楚县志》。）
尽管1933年之前的政府档案被焚，但我们还是在《巴楚县志》中找到了更早的资料：
“关于汉族人口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巴楚县有汉族388人，到民国33年（1944年）才有正式统计，当年汉族仅有100人。1908年，县城有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昭忠祠等。”（《巴楚县志·人口》，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笔者在新疆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历史档案：
“当时，温宿、疏附、巴楚、莎车、泽普、叶城、伽师等县被缠民乱兵杀戮汉族，戕害官长，劫抢银物，从未有遇而脱险者，据塚毁庙并勒令改装入教，残暴已极，统计汉人被害者约在千余人，哀我汉族无辜遭难。生者既被劫抢，死者犹受劈棺展刑，每念及此不觉潸然泪下。”(新疆档案馆存民国档案巴楚卷)
巴楚电报局主任陈金山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新疆档案馆巴楚卷宗。）
巴楚暴乱之谜由此解开，尽管寥寥数语，却道尽人间惨状，乱匪暴行。“新疆乃乱世绝地”的箴言再次得到印证。
连年不断的兵燹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就像胶片曝光、磁带消磁、大脑失忆、泥石流掩埋城市、龙卷风留下一片狼藉，历史出现了大倒退，人口出现大置换，文明遭受大洗劫。
1933年新疆作乱者的悲喜剧
先说库车的铁木耳。1933年8月，铁木耳与马占仓联合，欲杀乌斯满。马占仓则另有企图，设伏兵击杀铁木耳于途中，占领回城。
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占据喀什回汉两城后，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联合地头蛇乌斯满，打败马占仓一部，夺回疏附。
在英国的支持下，1933年11月12日，伊敏与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和加尼亚孜担任总统，沙比尔自认国务总理。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再度攻占疏附城，“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领导人作鸟兽散。沙比提逃往塔什库尔干边境。1934年5月，逃往阿克苏的和加尼亚孜抓住了沙比提，交予省政府，押往迪化，死于狱中。
祸害新疆的马仲英部在新疆省军与苏联红军联合夹击下，节节败退，最终马仲英携巨金逃往苏联，并死于苏联，死因不明。其所属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1934年7月在和田消灭了以伊敏之兄满素尔为帕夏（王）的所谓“伊斯兰教国”，打死满素尔，伊敏叛逃印度。
地头蛇乌斯满幸存下来，被盛世才政府招安。1940年之后屡次叛乱。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50年3月发起叛乱，流窜于新、甘、青三省交界处。1951年1月，在青海西北海子边被活捉。同年4月，在迪化公审后处决。
将马仲英引入新疆的哈密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因抓捕沙比尔有功，被盛世才政府招安，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37年，盛世才以“阴谋暴动案”将其逮捕，次年死于狱中。
历史事实证明，无论以何理由和动机制造动乱者，总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场。
关于新疆动乱的若干思考
探究1933年南疆动乱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因素，外部政治力量为极端宗教势力提供物质支持，国内吏治腐败，百姓税赋沉重，执法失去公正、公平，加上南疆世居民族之间固有的矛盾，塔里木盆地犹如烧红的铁锅,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那时的民国中央政府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平息动乱。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力量就足以打破新疆脆弱的平衡。今天不同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致联手反对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国内政治稳定且国力强大,中央与地方协同一致，不存在社会失控和失衡的问题,暴力分子想掀起大浪的几率较低。
回顾新疆百年历史，从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领导的戕官运动,到1933年新疆大乱，南疆各县汉族官民逃过此劫的寥寥可数。新疆发生的每一次动乱,无不以基层政权和组织被瓦解,民族结构失衡为惨痛代价。而基层政权与组织恰恰是制约限制极端宗教势力发展的唯一力量。
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政治属性不同,但动乱制造者采用的手法却是一致的:以极端手段残害官民,制造心理恐慌,以达其政教合一的政治目的。动乱给各民族造成的心理恐惧恐怕终生难于治愈,这又为乱后重建基层政权与组织增加了困难,官员不愿到任,移民不敢前往。前政权所作的一切民族融合、限制宗教极端化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切不得不重新建构。新疆近代史周期性动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要治理新疆这样民族、宗教有异于内地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且有权威，在长期执政中,采取以一贯之并循序渐进的民族融合政策,方能改变新疆治与乱的周期率,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历史使命。
1933年的南疆动乱,造成了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的大破坏,此后新疆如沸腾的铁水，动荡不已。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重建并真正发挥功能，直到1949年之后才完成。新中国建国之后,新疆能长期保持稳定,与基层政权与组织健全有着极大的关系。
4.23巴楚暴力事件再次警示政府，建设和健全新疆基层政权与组织，使之发挥信息、善政、调解、安民等多重功能，乃当务之急。
作者：崔保新（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专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569811.html
上世纪30年代初，哈密爆发农民起义，南疆各地纷起响应。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为对抗政府军镇压，将驻扎在甘肃敦煌沙洲一带的甘肃回民军阀马仲英引入新疆，新疆的政治平衡随即被打破。
1933年1月，乘乱入疆的马仲英一部围困省会迪化（乌鲁木齐），一部经吐鲁番、库尔勒攻打库车，库车脚夫揽头铁木耳乘乱响应。他们当时所用的口号为“灭汉兴回”，“建立伊斯兰教国”。库车被占，接着又打阿克苏，并于2月5日入城。
2月15日，和田人穆罕默德·伊敏策动暴乱，先将新疆省政府自印度购买的一批快抢子弹截获，在墨玉发动暴动。伊敏随即攻下和田，称和田王，举沙比提大毛拉为领袖。接着又攻打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城。
4月中旬，乌什、巴楚、伽师等县皆被铁木耳与马仲英部攻破。巴楚县长邓缵先等官民遇难。
同月，和田的伊敏与铁木耳会师伽师，决定联合攻打喀什。
5月2日，以回城（疏附）加纳伯克和乌斯满为内应，暴徒攻下喀什回汉两城，马仲英部占领汉城（疏勒），铁木耳等势力占据回城。
这时，喀什地区形成四派势力，一是库车的铁木耳，二是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三是地头蛇乌斯满，四是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这几派势力明争暗斗，都想伺机吞并对方，独占南疆称王。
以上是所述，出自《新疆简史》第三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95-197页），或不无抽象，不妨再引几则更详细之记载。
先来看《驼队》。该书作者尼尔斯·安博特，是瑞典德隆大学教师、天文学家，1927年受聘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年南疆动乱时，他正在和田一带从事科考工作，凭借胆略和运气逃过死劫，经印度回国。以下是安博特的记录：
这地方每逢战乱，人们总是把值钱的财务埋藏起来。许多富有的镇民正如此这般趁黑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忙乎着。这种习惯自远古以来即在新疆盛行，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时常在他们出土文物中发现如此美丽的装饰品的原因之一。藏宝的主人自己当然清楚，不久就会脑袋搬家。
2月25日的日记
据维吾尔人说，500名士兵还有两天就要兵临城下。舒大人（且末县一个小镇的镇长）到底是选择一战，还是放弃赢得自由的愿望？他只有35名士兵可供差遣，可他们像什么样子？他连一个可信任的人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一开头就会投向敌人。这是合乎清理的。‘交出你们的全部武器弹药。’众人交了。下午，一箱箱的弹药移交给新主人。成百的汉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镇长的宝座划在阿古柏那个‘幸运者’名下。
古拉姆·穆罕默德描述了革命席卷克里雅（于田）的经过。
先是命令汉人交出所有的金银钱财和印玺等等，他们都照办了。
第二天，所有‘不洁’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得到从此将进入和平的保障。
随后，是公费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新伊斯兰教宣告诞生。
革命的第四天，35名汉人与2名印度人被杀害。
4月20日是巴扎日，人挺多。我上街买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扎四处转悠的士兵，讨厌的情景令我作呕。走在头里的大兵持一支长矛，矛尖上绑着一个人的手。犯人是个贼，跟在大兵的后面，光着脊背，右臂高悬，留着血，缠着绷带。士兵们走在身后，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怜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我偷了两只碗，最大恶极。’
在游行期间，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弹射进被捣毁的汉人住宅。庭院里不断有战争发生。丈夫打妻子，母亲打儿子，兄长打妹妹，监工不时走上前来让所有的伙伴尝尝他毫不客气的鞭打的滋味。”杨镰主编《驼队》[瑞典]尼尔斯·安博特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4，第172-173页
安博特经过和田目睹了一下景况：
最近，那场战争狂潮给和田造成的创伤历历在目。贯穿城市的一个宽阔地带里，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废墟。在战斗中，他们从城墙上向房顶喷煤油，并点起了火。
据杨镰老师说，《驼队》一书中更加血腥的描述在出版前已被删去。
关于1933年波及新疆的那场大动乱的描述，还散见于其他许多书籍。
“库车的失陷，拜城、库尔勒等地被暴民占领，阿克苏即陷于惊恐的洪水之中。阿克苏为通迪化古丝道上重镇。阿克苏全城汉族文武官员闻杨团长在前方失败，尽逃巴楚。阿城失守，迪化及喀什噶尔无论交通、电讯均告断绝。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5月，第2799-2805页。
“连日所得南疆消息，殊为恶劣，喀什马绍武行政长逃入英领馆，各县县长生死不明，有汉官十四名逃往苏境被拒，恐亦无法生存，将来收复南疆，实费周章”。吴霭宸著《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动乱给巴楚带来了什么？
在巴楚县大事记中，我们找到一段1933年的简史：
“春，南疆各地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暴动。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间谍的策划下成立伪政权，派出部队向喀什推进，其中一股用大头棒武装起来的部队窜扰巴楚。6月，马仲英先遣军在今巴楚县城南将和田的大头棒部队歼灭。”
库车人铁木尔与马仲英部马世明联兵进攻喀什，在巴楚东北境图木休克一带，与金树仁部杨庆明团交火，杨战败。喀什派副官李登龙为第二路指挥率骑兵、炮兵来图木休克阻击马军。李登龙战败自杀，师长刘鼎新在恰尔巴格一带遭暴动者伏击身亡。”
“此次战乱双方均以巴楚为主要争夺要地，加之民国23年（1934）的盛大巴楚大战，使县境倍受战火摧残、洗劫。战乱之中，大片民房被焚烧拆毁，县城内的两座大建筑——县政府和监狱亦遭焚毁，县政府历年来档案化为灰烬。未倒塌的房屋成了军队喂马养牛之所，县城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战火使大片土地荒芜，大批牲畜被宰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大批汉、回、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同胞死亡。”（引自《巴楚县志》。）
尽管1933年之前的政府档案被焚，但我们还是在《巴楚县志》中找到了更早的资料：
“关于汉族人口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巴楚县有汉族388人，到民国33年（1944年）才有正式统计，当年汉族仅有100人。1908年，县城有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昭忠祠等。”（《巴楚县志·人口》，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笔者在新疆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历史档案：
“当时，温宿、疏附、巴楚、莎车、泽普、叶城、伽师等县被缠民乱兵杀戮汉族，戕害官长，劫抢银物，从未有遇而脱险者，据塚毁庙并勒令改装入教，残暴已极，统计汉人被害者约在千余人，哀我汉族无辜遭难。生者既被劫抢，死者犹受劈棺展刑，每念及此不觉潸然泪下。”(新疆档案馆存民国档案巴楚卷)
巴楚电报局主任陈金山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新疆档案馆巴楚卷宗。）
巴楚暴乱之谜由此解开，尽管寥寥数语，却道尽人间惨状，乱匪暴行。“新疆乃乱世绝地”的箴言再次得到印证。
连年不断的兵燹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就像胶片曝光、磁带消磁、大脑失忆、泥石流掩埋城市、龙卷风留下一片狼藉，历史出现了大倒退，人口出现大置换，文明遭受大洗劫。
1933年新疆作乱者的悲喜剧
先说库车的铁木耳。1933年8月，铁木耳与马占仓联合，欲杀乌斯满。马占仓则另有企图，设伏兵击杀铁木耳于途中，占领回城。
马仲英的下属马占仓占据喀什回汉两城后，和田的沙比提大毛拉联合地头蛇乌斯满，打败马占仓一部，夺回疏附。
在英国的支持下，1933年11月12日，伊敏与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和加尼亚孜担任总统，沙比尔自认国务总理。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再度攻占疏附城，“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领导人作鸟兽散。沙比提逃往塔什库尔干边境。1934年5月，逃往阿克苏的和加尼亚孜抓住了沙比提，交予省政府，押往迪化，死于狱中。
祸害新疆的马仲英部在新疆省军与苏联红军联合夹击下，节节败退，最终马仲英携巨金逃往苏联，并死于苏联，死因不明。其所属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1934年7月在和田消灭了以伊敏之兄满素尔为帕夏（王）的所谓“伊斯兰教国”，打死满素尔，伊敏叛逃印度。
地头蛇乌斯满幸存下来，被盛世才政府招安。1940年之后屡次叛乱。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50年3月发起叛乱，流窜于新、甘、青三省交界处。1951年1月，在青海西北海子边被活捉。同年4月，在迪化公审后处决。
将马仲英引入新疆的哈密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因抓捕沙比尔有功，被盛世才政府招安，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37年，盛世才以“阴谋暴动案”将其逮捕，次年死于狱中。
历史事实证明，无论以何理由和动机制造动乱者，总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场。
关于新疆动乱的若干思考
探究1933年南疆动乱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因素，外部政治力量为极端宗教势力提供物质支持，国内吏治腐败，百姓税赋沉重，执法失去公正、公平，加上南疆世居民族之间固有的矛盾，塔里木盆地犹如烧红的铁锅,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那时的民国中央政府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平息动乱。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力量就足以打破新疆脆弱的平衡。今天不同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致联手反对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国内政治稳定且国力强大,中央与地方协同一致，不存在社会失控和失衡的问题,暴力分子想掀起大浪的几率较低。
回顾新疆百年历史，从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领导的戕官运动,到1933年新疆大乱，南疆各县汉族官民逃过此劫的寥寥可数。新疆发生的每一次动乱,无不以基层政权和组织被瓦解,民族结构失衡为惨痛代价。而基层政权与组织恰恰是制约限制极端宗教势力发展的唯一力量。
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政治属性不同,但动乱制造者采用的手法却是一致的:以极端手段残害官民,制造心理恐慌,以达其政教合一的政治目的。动乱给各民族造成的心理恐惧恐怕终生难于治愈,这又为乱后重建基层政权与组织增加了困难,官员不愿到任,移民不敢前往。前政权所作的一切民族融合、限制宗教极端化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切不得不重新建构。新疆近代史周期性动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要治理新疆这样民族、宗教有异于内地的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且有权威，在长期执政中,采取以一贯之并循序渐进的民族融合政策,方能改变新疆治与乱的周期率,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历史使命。
1933年的南疆动乱,造成了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的大破坏,此后新疆如沸腾的铁水，动荡不已。南疆基层政权与组织重建并真正发挥功能，直到1949年之后才完成。新中国建国之后,新疆能长期保持稳定,与基层政权与组织健全有着极大的关系。
4.23巴楚暴力事件再次警示政府，建设和健全新疆基层政权与组织，使之发挥信息、善政、调解、安民等多重功能，乃当务之急。
作者：崔保新（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专员）
从喀什退下一股乌兹别克人，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水连珠枪，操乌兹别克语和俄语。他们要把皮山县所有剩余的汉人都赶到和田。在他们的押解下，我们上路了。快到藏归的戈壁滩上，他们把这群难民中的老人和男人都枪杀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发生在身边的悲惨情景。年轻的女子都被这些乌兹别克人霸占了，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幸免于难。我被赶到和出后，只得寄人篱下，为人作仆。
“和田帕夏”的士兵大都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维吾尔族农民，装备又差，当然他们不是马仲英骑兵的对手，经过交手扎瓦的防线很快崩溃了，守军全部被卅六师前锋歼灭。马如龙骑兵旅乘胜向和田长驱直入，和田城内的部队四处逃散，马仲英的先头部队于6月2 3日占领了和田。
扎瓦失利，和田城关内外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向乡下逃亡。我也随逃难的人群到罕那日克乡一个农民家避难。过了几天，听到和田城内已告平静，逃到乡下的老百姓陆续返回城内，和田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商店照常开门营业。我回来后，看到马如龙的骑兵团大部驻在东关大巴依的庄园内(即现在的师范学校和地区药院地址)。
后来听说，穆罕默德伊明在马如龙进入和田前，率领三百多名士兵逃往克拉古塔格(黑山)，企图收集残部，伺机反攻。由于马部骑兵跟踪追击，穆罕默德伊明的残兵尚未集中，他已无力进行抵抗。他看大势已去，遂于1 9 3 4年7月2 6日带领二十八名随从逃往印度。至此，“和田伊斯兰教王国”也宣告覆灭。
马如龙进和田一星期后，马虎山带领卅六师大部队从皮山来到和田。一天清晨，人们都自发地涌向街头，想看看马虎山的大部队究竞是什么样。和田最繁华热闹的东关街道两旁挤满了人，我也挤在那里观看。
时近中午，由二十里巴扎(即春花公社)方向开来的骑兵从汉城西门入城，然后出东门，通过东关和回城，直向玉龙哈什河方向开去。我从人缝中看到，首先开过来的骑兵是一队枣骝马队，后面是青马队，黑马队。队伍成三路纵队，最前面由一人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旗帜边上一条白布上写着“新编陆军第三十六师x旅第x团”的字样。旗手后跟着两个号兵，手拿着铜制军号，不时举起军号的的达达地吹一阵。队伍在军号声和马蹄声中前进，显得威武壮观。士兵大部分身穿灰色军衣，间或穿有草黄色和杂色服装。身后都背着带皮套的鬼头刀一把，腰间系皮带，皮带挂两颗手榴弹。子弹带交叉挂在双肩，一枝长枪斜背在身后。每队的最后都有骡子驮着两挺或四挺苏式“马克辛”重机枪。
马虎山部队进驻和田后，我被部队收容，先后给“没耳子”团长，骆驼运输队马队长和特务营营长何来春当勤务兵。
马虎山枪毙张省山
我是在马虎山视察特务营时第一次见到他的，当时我给他端茶送水。马虎山身材魁梧，身高约有一米八左右，年龄看上去在三十岁上下，浓眉凤眼，高鼻粱，光头，不留胡须，穿一身整洁的草绿色细洋布军装，身佩武装带，右腰间挂着一支小手枪，一副典型的军人气派。他走起路来，很有精神，但若你细观察，会发现左腿步态有点跛。以后我在师部经常见他和军官们一起打兰球，动作敏捷，球技尚可。
张省山原任三十六师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汉族，河南人，是个知识分子。1935年初调任洛浦县县长。我在特务营给何来春营长当勤务兵。何来春是甘肃酒泉人，回族，会书法，也是个知识分子。他与张省山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张省山见我会说维族话，他去洛浦赴任前，同何来春商量要把我借调给他。何起初不肯，后来因碍于情面，就答应了。于是我就跟张省山到了洛浦县。
当时洛浦县政府人员不多，有—个账房(即财务)，一人管门房(相当于收发、总务)，一名师爷(相当于文书)，另外还有一名翻译(当时叫通事)，张省山和他们均住在衙门内院。外院设有班房，有十来个衙役，都是当地的维族人，负责管理衙役的叫班头。县衙的翻译也是洛浦的维族人，名叫司马义，小时侯在和田上过几年汉文学校，粗通汉文，汉语尚称流利。县衙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全靠他沟通。 张省山没有家眷，独身一人。他在任职期间，每天除通过乡约向农民摊派和催运军需粮草外，大部分办公时间都在审讯各类案子。案子中属民事纠纷者居多，如土地纠纷、债务纠纷、用水纠纷等。他在审案中，常索贿、受贿，进行贪污。另外，他还向各乡约摊派款项，换取黄金。他的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翻译搞的，由于他没有给翻译分点油水，翻译大为不满。于是司马义串通乡约们向马虎山告发了张省山贪污罪行。
记得在1 0月或1 1月的一天中午，张省山刚吃过午饭在卧室里休息饮茶，我和其他两个勤务兵在房门口的树荫下闲坐。突然听到外院马嘶人叫，我们出去一看，原来是马虎山来了！他一身戎装，后面跟着参谋长拜自立、传令长和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传令兵，杀气腾腾地进了后院。
我忙回头，跑进屋向张省山报告说：“县长！快，师长来了！”他惊恐地站起身来。整了整衣服，戴上帽子，快步走出房门去迎接。他刚下房门台阶，马虎山已经迎面走来了。只见他脸色阴沉，面带怒容直接进了张省山的卧室。参谋长拜自立，传令长、张省山随后跟了进去，其他的人都站在房门外。我们三个勤务兵站在张省山卧室对面的宿舍里，只听见卧室内马虎山操着浓厚的河州口音在训斥张省山，但听不清说什么。
不一会，张省山被两个传令兵拉出来，架着向前院走去。张省山一面挣扎，一面回头大声呼喊：“师长，饶命啊，饶命！参谋长，请救命，请救命啊！····”只听三声枪响，张省山在前院被击毙。
我们三人一听到枪声，吓得魂飞天外，赶紧分头躲藏。 当时我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就藏进后院的厕所里。马虎山要找我们问话，派传令兵在院内四处寻找。传令兵把我找到后，带去见马虎山。
我们走进卧室，见室内非常紊乱，已经翻腾过了，桌子上放着几根金条和银元宝。马虎山怒气未消，正在向司马义问话，只听司马义说：“他叫我向乡约们要钱，要金子，乡约们拿不出，就向老百姓摊派····”马虎山见我们进来了，就问我们：“张县长的金子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不知道?要说实话！”我们回答说：“县长的东西都在这个房子里，再没有别的房子。不信，请搜查好了。”马虎山又问：“他在这里娶洋岗子(指维族女人)没有?”我们如实回答说：“没有。”问完话后，叫我们退出来。我们回到了宿舍，听候发落。
下午，马虎山与拜自立回和田去了，留下两个传令兵处理善后事宜。我们去前院看了张省山的尸体，尸体平放在一块门板上，满脸血污，眼镜也不见了。当天由衙役用苇席卷上，拉到郊外草草地埋掉了。
根据马虎山的吩咐，第二天我们三个勤务兵被带回和田。到师部后，一个分配到参谋处，一个分配到军需处。我要求回特务营，但何营长在一个月前，随马彦良到苏联学习去了。我就留在师部当勤务兵。三十六师师部在现在的和田军分区院内。
三十六师的建制和部队训练、给养供应
由于我长期在师部走动，所以对三十六师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该师正式番号：“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十六师”，在喀什整编后，全师辖九个骑兵旅。第一旅旅长马彦良，第二旅旅长马如龙，第三旅旅长鲜福海，第四旅旅长马福元，第五旅旅长马生贵(浑号鸭子旅长)，第六旅旅长(忘其姓名)，第七旅旅长马有才，第八旅旅长是个维族(忘其姓名)，第九旅旅长马世杰。每旅辖三个团。团下不设营，每团设三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15人不等。
师部有四个直属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三十六师在和田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有五十多辆四套马的铁轮大车，还有二百余峰骆驼的骆驼运输队，驼队驻在策勒县古拉哈玛的一个牧场上。我曾在那里给一个姓马的队长当过勤务兵。
师司令部下设八个处：参谋处、副官处、政训处、军法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兽医处。政训处长是苏继善，汉族，陕西人，原为中共党员，当时已脱党；军需处长是汪海峰，回族、甘肃人；副官处长姓冯，回族、吐鲁番人，新疆俄文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参谋处长是汉族，宁夏人。其余的姓名就记不清了。
师参谋长拜自立，回族，河州人。个头不高，光头，浅兰色眼睛，留有一撮日本小胡子，据说是日本留学生。
师司令部设传令队，约五十名传令兵，是马虎山的警卫部队。传令长是马虎山的贴身保镖，每天寸步不离，出入紧跟相随。各旅旅长有事要见马虎山，也必须通过传令长，得到批准才行。传令队的武器装备、服装和生活待遇都优于作战连队。
三十六师的军衔，实行三等九级制，三等是将官，校官、尉官。九级是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军服上没有肩章和领章。只在左胸佩带符号(胸章)，用红黄兰三色作边框以区别军衔的大小。将官是红边，校官是黄边，尉官是兰边。符号上用三角星代表级别。士兵没有等级，也不佩戴符号。
马虎山是中将军衔，总指挥。各旅旅长都是少将军衔，八大处处长和各团团长都是上校军衔，直属营营长一般是中校军衔，个别是上校。
三十六师还设有执法队。执法队约有三十余人，直属师部领导。执法队每天上街巡逻两次，检查外出官兵是否有证明(“号牌子”)，帽子、皮带、风纪扣、裹腿是否整齐，有无违法乱纪，骚拢老百姓的事情。这个队的权力很大，不论当兵的或者是当官的，如有违犯军纪者，执法队有权就地处罚，轻者训斥一顿，重则按倒在地责以军棍，或带回队部实行禁闭。
三十六师部队的训练，以操练为主，不重视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此外，还进行单扛、双扛、跳平台、跳木马等训练。 步枪射击打靶和马术训练都在玉龙哈什河畔，即现在的昆仑湖附近的大教场进行。
此外，还有不定期的野外军事演习，多在墨玉和皮山之间的皮牙满、藏归的戈壁上进行。每次马虎山都带领传令队亲临现场进行指挥。
三十六师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每个人都把战马视为第二生命，对马匹非常爱护。各连队的马棚搭盖得很整齐，也很清洁，对马匹的喂养也非常讲究。每匹马的定量包谷四斤，苜蓿八斤，另外还加喂一次麸皮草(就是用麸皮和麦草加水搅拌而成)，按时定量喂养。每天还要把马的全身洗刷一次，以保持清洁。
三十六师部队不从事生产，部队所需的粮秣、柴草，全部由地方筹供。每个县都设有兵站一处，专门负责当地部队的供应工作。县和乡负责向农民摊派粮草和烧柴，不给分文。
马虎山进驻和田后，因连年征战，部队的服装亟待补充更换，所以在和田建立了被服厂和军鞋厂。
马虎山的“尕娃班”
我到师部后，被分到“尕娃班”。“尕娃”，就是勤务兵的意思，这是马部对勤务兵的一种称呼。“尕娃班”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这些“尕娃”大多是在战乱中被裹胁和在当地收容的回、汉族孤儿，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尕娃班”由传令长直接领导，设班长一人。“尕娃班”分内勤和外勤两部分，搞内勤的只有四人，是专门伺候马虎山的，为他打扫寝室、客厅、办公室，端饭、倒茶、扇扇、铺床、叠被。我被安排搞外勤，专门做打扫庭院，浇花、喂狗等杂务工作。规定外勤“尕娃”不经允许不能进入马虎山的客厅、办公室和寝室。
“尕娃班”的勤务兵都不叫名字，而叫外号。对回族“尕娃”叫经名，其他的不是以家乡地名为名，就是以生理缺陷名。有一个勤务兵在练双扛时手腕脱臼，就把他叫“折手”(折读：佘)。我也在一次打兰球时，右手姆指碰伤发肿，从此，“小折手”就成了我的名字了。
“尕娃班”的勤务兵，每天除要干完本身的勤杂工作之外，还要完成练单扛、双扛、拿大顶倒立、跳平台、跳木马等体育项目。马虎山的传令队中，约三分之一是汉族青年。“尕娃班”的勤务兵，除伺候马虎山搞内勤的几个人是回族外，其他大多数是汉族人，回族和汉族尚能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在师部，马虎山、拜自立、传令长三人专门有一个厨师做饭，由我们分别送到各人的房间。马虎山喜欢吃红烧羊筋，他吃剩下的我们就分着吃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红烧羊筋。
马虎山的寝室我也进去过，里面有一张床、一张书桌，铺着地毯，非常整洁。他有个公馆，原是巴依庄园，在现在地区食品公司处。马虎山有时住公馆，有时住师部，但家眷从未露过面。
马生贵赴苏归来
1934年初冬，马虎山派军需处长张梦九、参谋苏继善取道印度到土耳其，通过苏联驻土耳其领事馆办理护照前往莫斯科与在那里学习的马仲英晤面，向马仲英汇报了三十六师在和田的情况，还有新疆的局势。随后又派“鸭子旅长”马生贵由喀什边卡出国去莫斯科见了马仲英。
半年后，马生贵等人从苏联回国，他们经喀什返回和田。这次同来的有苏联援助马虎山的防疫队八人，他们携带了一批医疗器械及药品等，还有一个电影放映小组。
有一天苏联人要在行政长公署(即现在的专署)放映电影，招待师部和八大处的全体官兵。
那天晚上，“尕娃班”都集合起来一齐去看电影，这次放映的是苏联内战时期的故事片《恰帕也夫》(即夏伯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印象非常深。
马生贵从苏联回来带了一部留声机和马仲英对三十六师官兵讲话的录音唱片。马虎山安排了八大处的处长，主任 (相当于副处长)、驻军的团长、旅长都陆续到师部会客厅听马仲英对卅六官兵的讲话。马虎山和拜自立坐在主席台上、桌子的一头放着留声机，传令长坐在留声机旁边放唱片。当时天气炎热，我们来回给军官们端茶送水。当留声机传出马仲英讲话的声音时，厅内鸦雀无声，大家精神贯注地倾听马仲英的讲话。他讲话的要点如下：
“亲爱的、共患难的、共痛苦的、同生死的三十六师全体武装同志们：我首先慰问大家辛苦！我离开你们己将近两年了，非常想念你们。由于我的学习任务繁重，不能同大家面谈，所以通过录音向大家讲讲话。我的讲话有以下几点，清大家注意：
一、我从喀什离别后去苏联，无时无刻不为三十六师的前途奋斗，为人民的福利努力。苏联是社去主义国家，它是援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它援助过土耳其，援助过阿富汗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也要争取它的援助。我们现在已走上光明正大的革命道路，并为将来伟大的革命前途前进着，希望大家把现在的防区管理好，以达到我们许多年来领导民众牺牲奋斗的目的。
二、我们三十六师全体武装同志领导民众在光明的社会，人类幸福的轨道上前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帮助桑梓地方上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摆脱旧势力的束缚、旧势力的压迫。同志们!这不是空想，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必须要实现的事实。大家是了解我的，我们三十六师的官兵，决不走背叛民众的道路，要为现在的社会奋斗，要把旧社会、旧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要把官僚军阀不困难地消灭净尽。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是明白我的主张的证人，我过去是否走了反革命的路线?自然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不必我再来说…。
三、同志们！你们大家应该注意，中国现在的局势，外患日益迫切，内政愈益腐败，卖国贼无耻地出卖祖国，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占我国领土。最近，平、津、察、绥、内蒙陷落于日本手中，现在它还不心满意足，又望华北，西北地区已到了危急关头。我们要准备抗战大计，消极就要当亡国奴。我早给代师长有命令，你们一定要遵照执行。本师长不久就要归来，领导大家向光明的大道前进。
在场的军官听完马仲英的讲话，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潜然泪下，用手帕擦着眼泪。这个讲话唱片还拿到各县在部队中播放，官兵们听后，无不为之感动。
马生贵还带回马仲英对三十六师的指示，就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执行亲近苏联和联合盛世才的方针，共赴国难，还下了调马虎山去苏联学习的命令。马虎山不具备革命思想，不想去苏联学习。在洛浦召开的卅六师旅长以上军官会议上，研究执行马仲英的指示，选派去苏联学习人选时，他策动有人出面以和田局面复杂，马虎山不宜离开为由，拒绝执行马仲英的指示。会议决定马虎山仍代理师长，不去苏联学习，另派十九名军官去苏联学习。
在此期间，马虎山迫于马仲英的命令，又有喀什苏联领事馆从中斡旋，继续执行与盛世才共同维持新疆和平统一局面的协议。在苏方的建议下，双方同意由省方派一名特派员驻和田，以加强双方联系，增进友谊。1936年省方派郑义均(苏共党员)为驻和田特派员，带领办事人员数人，住在现在的专署院内。他带来1 0 0瓦天线电台一部，周文超为报务员兼台长。郑义钧个头不高，长相富态，戴礼帽、穿西服，很有派头。周文超后来和我一起在新疆电信局天线电报房工作过。马虎山命令特务营抽调一个班住在前院负责特派员的警卫工作。
郑义钧到和田一周后，在专署后院宴请马虎山、拜自立和各处处长、旅、团长进行联欢。师部前后院子里的墙壁上贴着用红绿纸写的大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马师长的帮助”，“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新疆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苏联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等。联欢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
马虎山联合麻木提倒盛
和加尼牙孜被马仲英打败后，又恢复了同盛世才的合作关系，盛委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他于1 9 3 4年8月到迪化上任。他的部队留在南疆，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六师，驻防喀什一带，师长是麻木提。后来，盛世才对该部实行控制和瓦解，引起麻木提的怨恨，他举兵反对盛世才。盛世才请苏联边防军与马仲英商议协助平乱。
1937年初，苏联边防军司令约请马仲英和留苏学习的马彦良等人座谈，他们共同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1)、喀什麻木提的部队叛变，三十六师应协助盛世才平定叛乱； (2)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三十六师应如何准备抗日?最后决定：派马彦良、喇守礼、马世杰、杨福兴等四人回国，协助马虎山帮助盛世才平息麻木提叛乱，维护新疆和平统一；平定麻木提叛乱后，即着手整顿三十六师，由苏联负责补充武器、弹药。除在和田留守一个团或一个营，其余部队将全部开往抗日前线参加对日战争，苏联保证和田后方的安全。
马彦良等回国前，马仲英指示马世杰、杨福兴回国后去迪化一次，与盛世才晤面，说明三十六师进疆的目的是要推翻金树仁的黑暗统治，解救新疆各族民众；现在金树仁已打倒，我们的目的已达到，希望双方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共赴困难。马仲英还亲自到莫斯科车站为他们送行，把带给马虎山的指示信交给马彦良，一再叮咛说：“你们回去一定要按照我们决定的原则办事，不敢稍有疏忽。”马彦良等人携回马仲英出国时被缴存的武器弹药，由苏方派梅斯洛夫护送到喀什边卡依尔克塘。
马彦良等人到喀什后，通过苏联领事馆同喀什城防司令兼行政长刘斌会晤，说明马仲英要三十六师协助省军消灭麻木提的势力，然后整训部队开赴前线抗日的愿望。刘当即表示欢迎，并为他们回国召开了欢迎去。会后，派专车送马彦良等去叶城。马一到叶城，即向驻叶城的马仲英的军事顾问葛霁云谈了这次回来的任务。此时，马虎山从和田派人到叶城接马彦良等人。
马虎山把马彦良等人接到和田后，把他们安置在城外一个大巴依的花园里居住，实行内外隔离，不让别人接近他们。马彦良等向马虎山如实地交待了苏方和马仲英商定的方针，面交了马仲英的指示信。马虎山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另有打算。原来，他得知马彦良到达喀什的消息后，心生猜意，迫不及待地在洛浦召开旅长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他在会上煽动说：“马彦良这次回来，目的是要接任三十六师师长。还调我去苏联学习，大家看咋办?”大家在他的策划下，不同意马虎山去苏联学习，继续代理师长职务，同时还决定三十六师要和麻木提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盛世才。马虎山为了个人私利，不执行马仲英的指示，背叛了马仲英。
1937年4月，麻木提拒绝盛世才要他去迪化命令，他放弃喀什，逃到印度。麻木提外逃后，他的部队由阿不都尼牙孜率领，移驻莎车。5月，马虎山与阿不都尼牙孜在叶城举行了会谈，决定：团结一致，共同反对盛世才。会后，双方调兵遣将，计划集结两师的优势兵力，向迪化进军。马虎山先派马生贵旅包围了疏勒县城，派第一骑兵旅牵制喀什，又派鲜福海旅和马福元旅联合阿不都尼牙孜的部队住巴楚向阿克苏方向推进。
当三十六师从和田开往喀什的时侯，马虎山坐镇莎车进行指挥。“尕娃班”除作内勤的四个勤务兵留下伺侯马虎山外，其余都分配各旅旅部、直属营营部和八大处。我被分配师部政训处，处长是苏继善。师部副官处留守和田，其他所有人员随师部开赴莎车。那时汽车很少，缴获来的几辆卡车仅能供马虎山及传令队乘坐，我们都是骑马开赴莎车的。
师部驻莎车回城郊外一个大巴依的庄园里。马虎山、拜自立以及传令队就住在这几间房子里，八大处的人员住在临时搭起来的帐棚里。
在莎车停留期间从前线传来攻克了巴楚、阿瓦提的消息，士气为之大振。马虎山决定将师部迁往喀什，我们随师部向喀什进发。
途经英吉沙，快到牙甫泉时，忽听见前面枪声大作，汽车继续向前开去，到塔孜洪停车。此地距离疏勒县城约十余里，是一个小镇，就在飞机场边缘。镇上有个维族礼拜寺，我们奉命下车在礼拜寺里休息。马生贵的部队当天早晨包围了飞机场，然后开始向飞机场进攻了。马虎山也带着传令队去机场指挥作战。
中午，从飞机场飞起两架双翼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向喀什方向飞去。这时，步枪声和机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不一会，枪声渐疏。马虎山带着传令兵回来了。他满身尘土，得意洋洋，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进到礼拜寺向大家说：“同志们，尕娃们，我们打胜了!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等一会你们都看看去。”机场上停了省方三架战斗机，两架逃跑，一架因故障被弃，守卫机场的省军突围退到疏勒城里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塔孜洪宿营，第二天早晨，乘汽车向喀什进发。当时，疏勒县城已被马生贵部包围，四门紧闭，盛军在城头上不断地向城外开枪射击，沿城墙外的道路都不能通行。我们的汽车只得从马家花园(原马福兴的庄园)绕道而行。汽车在途中几次陷入泥坑，直到下午才到达喀什。
到达喀什后，我们住进了尤木拉可斜(维语园城的意思，即现在喀什公安处住地)小城堡内，这里就成了三十六师的大本营。 在莎车时，马虎山不知从那儿弄来一辆淡黄色木制车身的六座小卧车，由一个印度司机驾驶。到喀什后，他每天都乘坐这辆小车外出活动。师部人员每日无所事事，整日吃饭聊天逛大街。
据前方传来的消息说，向阿克苏推进的联合部队又攻陷 了阿合奇、柯坪、乌什等县。阿不都尼牙孜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绕道去沙雅、库车一带进行游击性骚扰，堵截了从迪化开来的两汽车援兵，缴获了八十多枝步枪和许多弹药。还在轮台打穿了从迪化开来的几辆兵车的轮子，迫使兵车无法开动，又缴获了三百多枝步枪，截断了迪化援兵的通道。被围困在阿克苏城内的盛军孤军无援，危在旦夕，阿克苏城指日可下。
三十六师的覆灭
1937年9月，正当阿克苏前线节节胜利的时候，一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专署方向响起了枪声，后来枪声越来越密。师部的人员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苏继善叫我到后院，看看师长在不在。我心里有些害怕，只好硬着头皮顺着墙根到后院一看，后院空无一人。我就进到马虎山的办公室看了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回来告诉苏继善说：“后院和师长的房子里什么人都没有。”他又问我：“师长的小汽车在不在?”我说：“没看到。”他听了后，愁眉不展，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又问我哈的尔那去了?我告诉他哈的尔一早出去就不见了。哈的尔也是苏继善的勤务兵，他是和田的维族人，年龄约十五、六岁，专门负责饲养我们骑的三匹马。后来才知道，他这天逃回和田去了。
傍晚，枪声渐疏。一位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青年军官来见苏继善，我给他倒茶点烟，看样子此人与苏继善相识。
他直接了当地对苏说：“我是奉鸭子旅长(指马生贵)的命令来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鸭子旅长今天早上宣布起义了，省方己任命他为三十六师代理师长。三十六师归他指挥，马虎山不听师长的话，妄动干戈，是革命的叛徒。"
苏继善听后，大惊失色，忙问：“那马虎山师长呢?他现在在哪儿?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人面带微笑地说：“他吗，他自作自受，他和拜自立跑了。过几天，我们会派人来接你们的，你们要做好准备。”说完，他就到别处去了。苏告诉我这人是马生贵的副官，是随马生贵去苏联学习过的军官。
过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疏勒县城的包围解除了，喀什至疏勒县的交通也恢复了，人们照常生活，喀什完全由省方控制。师部官兵则由盛世才派人接收，在接收前，我找到了来喀什清理财政的省财政厅厅长胡寿康，他是我的姨表兄。胡收留了我，我就脱离了卅六师。当年冬天，我随他返回迪化。汽车开到达坂城时，胡寿康被盛世才派人逮捕，后在狱中被害。
后来听说。留住小城堡里的三十六师师部官兵，少数人在接收前逃跑，被盛世才接收的人有的在被投入当地监狱，有的被装上汽车，在运往迪化的途中惨遭杀害。
在马虎山和阿不都尼牙孜联合部队进攻阿克苏节节胜利的时侯，为什么马生贵突然宣布起义，投降盛世才?马虎山弃军逃走呢?后来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
当马虎山、阿不都尼牙孜胜利进军时，盛世才向苏联政府求援，苏联方面遂派以“阿尔泰斯基”为代号的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支援盛军，出动十余架飞机向马军轮番轰炸。同时，苏联红军柯尔克孜兵团从把日尕提边卡入境，经阿图什到巴楚，将马虎山、阿不都尼牙孜的部队拦腰截断，联军腹背受敌，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难以招架，溃不成军。
正在喀什围攻疏勒的马生贵，经苏联领事馆做工作，又见苏联出兵干预，就宣布率部起义，投降了盛世才。盛马上任命马生贵为三十六师代理师长，马生贵当即反戈一击，向马虎山发起进攻。
马虎山仓皇撤到莎车，转而逃到叶城。同时派军需处长汪海峰火速赶往和田，把历年搜刮来的数千两黄金及其它贵重物品，用汽车连夜运到叶城，准备逃跑。行前，马虎山杀死了他的参谋长拜自立，把拜的两千多两黄金夺为已有，然后带少数随从人员，通过山区逃往印度克什米尔地方。
进攻阿克苏，马虎山的部队，听到马生贵在喀什投降，不敢进入喀什，由马福元、鲜福海率领向和田溃退。苏军柯尔克孜兵团由买吾拉诺夫兵团长率领，在十二辆坦克和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尾随追击。在叶城，由马立克指挥的一团俄罗斯士兵将三十六师缴械投降，流落街头的一千多名士兵集中起来，于夜间带到叶城至皮山之间的鸽子堂大戈壁上集体枪杀了。
马福元、鲜福海等退到和田后，试图收集旧部，负隅顽抗，但苏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死伤惨重。马虎山的剩余部队又向于田、且末方向溃退，苏军飞机继续追击、轰炸，大部分人马丧命。只有鲜福海、马福元、喇守礼等少数人经且末、若羌逃到甘肃敦煌，然后到青海投靠了马步芳。
马生贵投降盛世才后不久，盛世才派人把卅六师的连、团、旅级的军官用汽车或飞机接走。后来听说，这些人都被杀害于阿图什的戈壁滩上。
至此，曾经在新疆同盛世才、和加尼牙孜追逐天山南北，叱咤风云，称雄一时的三十六师，在马虎山错误引导下彻底瓦解，全军覆没了。
马虎山一行逃至印度克什米尔地方后，被印度军队押送到克什米尔英国领事馆。马虎山等所带黄金财物均被扣留，每人只给了少数路费遣散回国。回国后，马虎山投奔到马步芳部下。据闻，解放后马虎山在青海勾结马步芳的亲族马良，阴谋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在战场上。
我在解放后到和田工作时，看到原来三十六师师部的房屋建筑已面目全非，原来的房屋都是古式大屋顶，有前殿和后殿。城内街道两旁的商店、铺面也荡然无存。据说，这些建筑都是三十六师溃逃时，被苏军的飞机炸毁的。
幸存下来的三十六师士兵，当时都藏匿民间以保全性命。战争平息后，有的逃回了家乡；无家可归的只得流落在和田。解放后，这些三十六师的回族士兵都集中定居在和田春花公社，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民。在“文革”时，我曾见过马福元部队的一个士兵，回族人，七十多岁，穿着打扮，生活习惯和维族人完全一样。他给我讲了当年攻打阿克苏、苏军尾随追击、苏联飞机轰炸和田的情景。
上述情况，绝大部分都是我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难免记忆不清，出现差错，还望知情者补正。
“和田帕夏”的士兵大都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维吾尔族农民，装备又差，当然他们不是马仲英骑兵的对手，经过交手扎瓦的防线很快崩溃了，守军全部被卅六师前锋歼灭。马如龙骑兵旅乘胜向和田长驱直入，和田城内的部队四处逃散，马仲英的先头部队于6月2 3日占领了和田。
扎瓦失利，和田城关内外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向乡下逃亡。我也随逃难的人群到罕那日克乡一个农民家避难。过了几天，听到和田城内已告平静，逃到乡下的老百姓陆续返回城内，和田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商店照常开门营业。我回来后，看到马如龙的骑兵团大部驻在东关大巴依的庄园内(即现在的师范学校和地区药院地址)。
后来听说，穆罕默德伊明在马如龙进入和田前，率领三百多名士兵逃往克拉古塔格(黑山)，企图收集残部，伺机反攻。由于马部骑兵跟踪追击，穆罕默德伊明的残兵尚未集中，他已无力进行抵抗。他看大势已去，遂于1 9 3 4年7月2 6日带领二十八名随从逃往印度。至此，“和田伊斯兰教王国”也宣告覆灭。
马如龙进和田一星期后，马虎山带领卅六师大部队从皮山来到和田。一天清晨，人们都自发地涌向街头，想看看马虎山的大部队究竞是什么样。和田最繁华热闹的东关街道两旁挤满了人，我也挤在那里观看。
时近中午，由二十里巴扎(即春花公社)方向开来的骑兵从汉城西门入城，然后出东门，通过东关和回城，直向玉龙哈什河方向开去。我从人缝中看到，首先开过来的骑兵是一队枣骝马队，后面是青马队，黑马队。队伍成三路纵队，最前面由一人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旗帜边上一条白布上写着“新编陆军第三十六师x旅第x团”的字样。旗手后跟着两个号兵，手拿着铜制军号，不时举起军号的的达达地吹一阵。队伍在军号声和马蹄声中前进，显得威武壮观。士兵大部分身穿灰色军衣，间或穿有草黄色和杂色服装。身后都背着带皮套的鬼头刀一把，腰间系皮带，皮带挂两颗手榴弹。子弹带交叉挂在双肩，一枝长枪斜背在身后。每队的最后都有骡子驮着两挺或四挺苏式“马克辛”重机枪。
马虎山部队进驻和田后，我被部队收容，先后给“没耳子”团长，骆驼运输队马队长和特务营营长何来春当勤务兵。
马虎山枪毙张省山
我是在马虎山视察特务营时第一次见到他的，当时我给他端茶送水。马虎山身材魁梧，身高约有一米八左右，年龄看上去在三十岁上下，浓眉凤眼，高鼻粱，光头，不留胡须，穿一身整洁的草绿色细洋布军装，身佩武装带，右腰间挂着一支小手枪，一副典型的军人气派。他走起路来，很有精神，但若你细观察，会发现左腿步态有点跛。以后我在师部经常见他和军官们一起打兰球，动作敏捷，球技尚可。
张省山原任三十六师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汉族，河南人，是个知识分子。1935年初调任洛浦县县长。我在特务营给何来春营长当勤务兵。何来春是甘肃酒泉人，回族，会书法，也是个知识分子。他与张省山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张省山见我会说维族话，他去洛浦赴任前，同何来春商量要把我借调给他。何起初不肯，后来因碍于情面，就答应了。于是我就跟张省山到了洛浦县。
当时洛浦县政府人员不多，有—个账房(即财务)，一人管门房(相当于收发、总务)，一名师爷(相当于文书)，另外还有一名翻译(当时叫通事)，张省山和他们均住在衙门内院。外院设有班房，有十来个衙役，都是当地的维族人，负责管理衙役的叫班头。县衙的翻译也是洛浦的维族人，名叫司马义，小时侯在和田上过几年汉文学校，粗通汉文，汉语尚称流利。县衙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全靠他沟通。 张省山没有家眷，独身一人。他在任职期间，每天除通过乡约向农民摊派和催运军需粮草外，大部分办公时间都在审讯各类案子。案子中属民事纠纷者居多，如土地纠纷、债务纠纷、用水纠纷等。他在审案中，常索贿、受贿，进行贪污。另外，他还向各乡约摊派款项，换取黄金。他的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翻译搞的，由于他没有给翻译分点油水，翻译大为不满。于是司马义串通乡约们向马虎山告发了张省山贪污罪行。
记得在1 0月或1 1月的一天中午，张省山刚吃过午饭在卧室里休息饮茶，我和其他两个勤务兵在房门口的树荫下闲坐。突然听到外院马嘶人叫，我们出去一看，原来是马虎山来了！他一身戎装，后面跟着参谋长拜自立、传令长和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传令兵，杀气腾腾地进了后院。
我忙回头，跑进屋向张省山报告说：“县长！快，师长来了！”他惊恐地站起身来。整了整衣服，戴上帽子，快步走出房门去迎接。他刚下房门台阶，马虎山已经迎面走来了。只见他脸色阴沉，面带怒容直接进了张省山的卧室。参谋长拜自立，传令长、张省山随后跟了进去，其他的人都站在房门外。我们三个勤务兵站在张省山卧室对面的宿舍里，只听见卧室内马虎山操着浓厚的河州口音在训斥张省山，但听不清说什么。
不一会，张省山被两个传令兵拉出来，架着向前院走去。张省山一面挣扎，一面回头大声呼喊：“师长，饶命啊，饶命！参谋长，请救命，请救命啊！····”只听三声枪响，张省山在前院被击毙。
我们三人一听到枪声，吓得魂飞天外，赶紧分头躲藏。 当时我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就藏进后院的厕所里。马虎山要找我们问话，派传令兵在院内四处寻找。传令兵把我找到后，带去见马虎山。
我们走进卧室，见室内非常紊乱，已经翻腾过了，桌子上放着几根金条和银元宝。马虎山怒气未消，正在向司马义问话，只听司马义说：“他叫我向乡约们要钱，要金子，乡约们拿不出，就向老百姓摊派····”马虎山见我们进来了，就问我们：“张县长的金子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不知道?要说实话！”我们回答说：“县长的东西都在这个房子里，再没有别的房子。不信，请搜查好了。”马虎山又问：“他在这里娶洋岗子(指维族女人)没有?”我们如实回答说：“没有。”问完话后，叫我们退出来。我们回到了宿舍，听候发落。
下午，马虎山与拜自立回和田去了，留下两个传令兵处理善后事宜。我们去前院看了张省山的尸体，尸体平放在一块门板上，满脸血污，眼镜也不见了。当天由衙役用苇席卷上，拉到郊外草草地埋掉了。
根据马虎山的吩咐，第二天我们三个勤务兵被带回和田。到师部后，一个分配到参谋处，一个分配到军需处。我要求回特务营，但何营长在一个月前，随马彦良到苏联学习去了。我就留在师部当勤务兵。三十六师师部在现在的和田军分区院内。
三十六师的建制和部队训练、给养供应
由于我长期在师部走动，所以对三十六师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该师正式番号：“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十六师”，在喀什整编后，全师辖九个骑兵旅。第一旅旅长马彦良，第二旅旅长马如龙，第三旅旅长鲜福海，第四旅旅长马福元，第五旅旅长马生贵(浑号鸭子旅长)，第六旅旅长(忘其姓名)，第七旅旅长马有才，第八旅旅长是个维族(忘其姓名)，第九旅旅长马世杰。每旅辖三个团。团下不设营，每团设三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15人不等。
师部有四个直属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三十六师在和田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有五十多辆四套马的铁轮大车，还有二百余峰骆驼的骆驼运输队，驼队驻在策勒县古拉哈玛的一个牧场上。我曾在那里给一个姓马的队长当过勤务兵。
师司令部下设八个处：参谋处、副官处、政训处、军法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兽医处。政训处长是苏继善，汉族，陕西人，原为中共党员，当时已脱党；军需处长是汪海峰，回族、甘肃人；副官处长姓冯，回族、吐鲁番人，新疆俄文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参谋处长是汉族，宁夏人。其余的姓名就记不清了。
师参谋长拜自立，回族，河州人。个头不高，光头，浅兰色眼睛，留有一撮日本小胡子，据说是日本留学生。
师司令部设传令队，约五十名传令兵，是马虎山的警卫部队。传令长是马虎山的贴身保镖，每天寸步不离，出入紧跟相随。各旅旅长有事要见马虎山，也必须通过传令长，得到批准才行。传令队的武器装备、服装和生活待遇都优于作战连队。
三十六师的军衔，实行三等九级制，三等是将官，校官、尉官。九级是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军服上没有肩章和领章。只在左胸佩带符号(胸章)，用红黄兰三色作边框以区别军衔的大小。将官是红边，校官是黄边，尉官是兰边。符号上用三角星代表级别。士兵没有等级，也不佩戴符号。
马虎山是中将军衔，总指挥。各旅旅长都是少将军衔，八大处处长和各团团长都是上校军衔，直属营营长一般是中校军衔，个别是上校。
三十六师还设有执法队。执法队约有三十余人，直属师部领导。执法队每天上街巡逻两次，检查外出官兵是否有证明(“号牌子”)，帽子、皮带、风纪扣、裹腿是否整齐，有无违法乱纪，骚拢老百姓的事情。这个队的权力很大，不论当兵的或者是当官的，如有违犯军纪者，执法队有权就地处罚，轻者训斥一顿，重则按倒在地责以军棍，或带回队部实行禁闭。
三十六师部队的训练，以操练为主，不重视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此外，还进行单扛、双扛、跳平台、跳木马等训练。 步枪射击打靶和马术训练都在玉龙哈什河畔，即现在的昆仑湖附近的大教场进行。
此外，还有不定期的野外军事演习，多在墨玉和皮山之间的皮牙满、藏归的戈壁上进行。每次马虎山都带领传令队亲临现场进行指挥。
三十六师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每个人都把战马视为第二生命，对马匹非常爱护。各连队的马棚搭盖得很整齐，也很清洁，对马匹的喂养也非常讲究。每匹马的定量包谷四斤，苜蓿八斤，另外还加喂一次麸皮草(就是用麸皮和麦草加水搅拌而成)，按时定量喂养。每天还要把马的全身洗刷一次，以保持清洁。
三十六师部队不从事生产，部队所需的粮秣、柴草，全部由地方筹供。每个县都设有兵站一处，专门负责当地部队的供应工作。县和乡负责向农民摊派粮草和烧柴，不给分文。
马虎山进驻和田后，因连年征战，部队的服装亟待补充更换，所以在和田建立了被服厂和军鞋厂。
马虎山的“尕娃班”
我到师部后，被分到“尕娃班”。“尕娃”，就是勤务兵的意思，这是马部对勤务兵的一种称呼。“尕娃班”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这些“尕娃”大多是在战乱中被裹胁和在当地收容的回、汉族孤儿，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尕娃班”由传令长直接领导，设班长一人。“尕娃班”分内勤和外勤两部分，搞内勤的只有四人，是专门伺候马虎山的，为他打扫寝室、客厅、办公室，端饭、倒茶、扇扇、铺床、叠被。我被安排搞外勤，专门做打扫庭院，浇花、喂狗等杂务工作。规定外勤“尕娃”不经允许不能进入马虎山的客厅、办公室和寝室。
“尕娃班”的勤务兵都不叫名字，而叫外号。对回族“尕娃”叫经名，其他的不是以家乡地名为名，就是以生理缺陷名。有一个勤务兵在练双扛时手腕脱臼，就把他叫“折手”(折读：佘)。我也在一次打兰球时，右手姆指碰伤发肿，从此，“小折手”就成了我的名字了。
“尕娃班”的勤务兵，每天除要干完本身的勤杂工作之外，还要完成练单扛、双扛、拿大顶倒立、跳平台、跳木马等体育项目。马虎山的传令队中，约三分之一是汉族青年。“尕娃班”的勤务兵，除伺候马虎山搞内勤的几个人是回族外，其他大多数是汉族人，回族和汉族尚能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在师部，马虎山、拜自立、传令长三人专门有一个厨师做饭，由我们分别送到各人的房间。马虎山喜欢吃红烧羊筋，他吃剩下的我们就分着吃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红烧羊筋。
马虎山的寝室我也进去过，里面有一张床、一张书桌，铺着地毯，非常整洁。他有个公馆，原是巴依庄园，在现在地区食品公司处。马虎山有时住公馆，有时住师部，但家眷从未露过面。
马生贵赴苏归来
1934年初冬，马虎山派军需处长张梦九、参谋苏继善取道印度到土耳其，通过苏联驻土耳其领事馆办理护照前往莫斯科与在那里学习的马仲英晤面，向马仲英汇报了三十六师在和田的情况，还有新疆的局势。随后又派“鸭子旅长”马生贵由喀什边卡出国去莫斯科见了马仲英。
半年后，马生贵等人从苏联回国，他们经喀什返回和田。这次同来的有苏联援助马虎山的防疫队八人，他们携带了一批医疗器械及药品等，还有一个电影放映小组。
有一天苏联人要在行政长公署(即现在的专署)放映电影，招待师部和八大处的全体官兵。
那天晚上，“尕娃班”都集合起来一齐去看电影，这次放映的是苏联内战时期的故事片《恰帕也夫》(即夏伯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印象非常深。
马生贵从苏联回来带了一部留声机和马仲英对三十六师官兵讲话的录音唱片。马虎山安排了八大处的处长，主任 (相当于副处长)、驻军的团长、旅长都陆续到师部会客厅听马仲英对卅六官兵的讲话。马虎山和拜自立坐在主席台上、桌子的一头放着留声机，传令长坐在留声机旁边放唱片。当时天气炎热，我们来回给军官们端茶送水。当留声机传出马仲英讲话的声音时，厅内鸦雀无声，大家精神贯注地倾听马仲英的讲话。他讲话的要点如下：
“亲爱的、共患难的、共痛苦的、同生死的三十六师全体武装同志们：我首先慰问大家辛苦！我离开你们己将近两年了，非常想念你们。由于我的学习任务繁重，不能同大家面谈，所以通过录音向大家讲讲话。我的讲话有以下几点，清大家注意：
一、我从喀什离别后去苏联，无时无刻不为三十六师的前途奋斗，为人民的福利努力。苏联是社去主义国家，它是援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它援助过土耳其，援助过阿富汗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也要争取它的援助。我们现在已走上光明正大的革命道路，并为将来伟大的革命前途前进着，希望大家把现在的防区管理好，以达到我们许多年来领导民众牺牲奋斗的目的。
二、我们三十六师全体武装同志领导民众在光明的社会，人类幸福的轨道上前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帮助桑梓地方上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摆脱旧势力的束缚、旧势力的压迫。同志们!这不是空想，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必须要实现的事实。大家是了解我的，我们三十六师的官兵，决不走背叛民众的道路，要为现在的社会奋斗，要把旧社会、旧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要把官僚军阀不困难地消灭净尽。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是明白我的主张的证人，我过去是否走了反革命的路线?自然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不必我再来说…。
三、同志们！你们大家应该注意，中国现在的局势，外患日益迫切，内政愈益腐败，卖国贼无耻地出卖祖国，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占我国领土。最近，平、津、察、绥、内蒙陷落于日本手中，现在它还不心满意足，又望华北，西北地区已到了危急关头。我们要准备抗战大计，消极就要当亡国奴。我早给代师长有命令，你们一定要遵照执行。本师长不久就要归来，领导大家向光明的大道前进。
在场的军官听完马仲英的讲话，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潜然泪下，用手帕擦着眼泪。这个讲话唱片还拿到各县在部队中播放，官兵们听后，无不为之感动。
马生贵还带回马仲英对三十六师的指示，就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执行亲近苏联和联合盛世才的方针，共赴国难，还下了调马虎山去苏联学习的命令。马虎山不具备革命思想，不想去苏联学习。在洛浦召开的卅六师旅长以上军官会议上，研究执行马仲英的指示，选派去苏联学习人选时，他策动有人出面以和田局面复杂，马虎山不宜离开为由，拒绝执行马仲英的指示。会议决定马虎山仍代理师长，不去苏联学习，另派十九名军官去苏联学习。
在此期间，马虎山迫于马仲英的命令，又有喀什苏联领事馆从中斡旋，继续执行与盛世才共同维持新疆和平统一局面的协议。在苏方的建议下，双方同意由省方派一名特派员驻和田，以加强双方联系，增进友谊。1936年省方派郑义均(苏共党员)为驻和田特派员，带领办事人员数人，住在现在的专署院内。他带来1 0 0瓦天线电台一部，周文超为报务员兼台长。郑义钧个头不高，长相富态，戴礼帽、穿西服，很有派头。周文超后来和我一起在新疆电信局天线电报房工作过。马虎山命令特务营抽调一个班住在前院负责特派员的警卫工作。
郑义钧到和田一周后，在专署后院宴请马虎山、拜自立和各处处长、旅、团长进行联欢。师部前后院子里的墙壁上贴着用红绿纸写的大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马师长的帮助”，“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新疆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苏联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等。联欢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
马虎山联合麻木提倒盛
和加尼牙孜被马仲英打败后，又恢复了同盛世才的合作关系，盛委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他于1 9 3 4年8月到迪化上任。他的部队留在南疆，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六师，驻防喀什一带，师长是麻木提。后来，盛世才对该部实行控制和瓦解，引起麻木提的怨恨，他举兵反对盛世才。盛世才请苏联边防军与马仲英商议协助平乱。
1937年初，苏联边防军司令约请马仲英和留苏学习的马彦良等人座谈，他们共同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1)、喀什麻木提的部队叛变，三十六师应协助盛世才平定叛乱； (2)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三十六师应如何准备抗日?最后决定：派马彦良、喇守礼、马世杰、杨福兴等四人回国，协助马虎山帮助盛世才平息麻木提叛乱，维护新疆和平统一；平定麻木提叛乱后，即着手整顿三十六师，由苏联负责补充武器、弹药。除在和田留守一个团或一个营，其余部队将全部开往抗日前线参加对日战争，苏联保证和田后方的安全。
马彦良等回国前，马仲英指示马世杰、杨福兴回国后去迪化一次，与盛世才晤面，说明三十六师进疆的目的是要推翻金树仁的黑暗统治，解救新疆各族民众；现在金树仁已打倒，我们的目的已达到，希望双方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共赴困难。马仲英还亲自到莫斯科车站为他们送行，把带给马虎山的指示信交给马彦良，一再叮咛说：“你们回去一定要按照我们决定的原则办事，不敢稍有疏忽。”马彦良等人携回马仲英出国时被缴存的武器弹药，由苏方派梅斯洛夫护送到喀什边卡依尔克塘。
马彦良等人到喀什后，通过苏联领事馆同喀什城防司令兼行政长刘斌会晤，说明马仲英要三十六师协助省军消灭麻木提的势力，然后整训部队开赴前线抗日的愿望。刘当即表示欢迎，并为他们回国召开了欢迎去。会后，派专车送马彦良等去叶城。马一到叶城，即向驻叶城的马仲英的军事顾问葛霁云谈了这次回来的任务。此时，马虎山从和田派人到叶城接马彦良等人。
马虎山把马彦良等人接到和田后，把他们安置在城外一个大巴依的花园里居住，实行内外隔离，不让别人接近他们。马彦良等向马虎山如实地交待了苏方和马仲英商定的方针，面交了马仲英的指示信。马虎山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另有打算。原来，他得知马彦良到达喀什的消息后，心生猜意，迫不及待地在洛浦召开旅长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他在会上煽动说：“马彦良这次回来，目的是要接任三十六师师长。还调我去苏联学习，大家看咋办?”大家在他的策划下，不同意马虎山去苏联学习，继续代理师长职务，同时还决定三十六师要和麻木提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盛世才。马虎山为了个人私利，不执行马仲英的指示，背叛了马仲英。
1937年4月，麻木提拒绝盛世才要他去迪化命令，他放弃喀什，逃到印度。麻木提外逃后，他的部队由阿不都尼牙孜率领，移驻莎车。5月，马虎山与阿不都尼牙孜在叶城举行了会谈，决定：团结一致，共同反对盛世才。会后，双方调兵遣将，计划集结两师的优势兵力，向迪化进军。马虎山先派马生贵旅包围了疏勒县城，派第一骑兵旅牵制喀什，又派鲜福海旅和马福元旅联合阿不都尼牙孜的部队住巴楚向阿克苏方向推进。
当三十六师从和田开往喀什的时侯，马虎山坐镇莎车进行指挥。“尕娃班”除作内勤的四个勤务兵留下伺侯马虎山外，其余都分配各旅旅部、直属营营部和八大处。我被分配师部政训处，处长是苏继善。师部副官处留守和田，其他所有人员随师部开赴莎车。那时汽车很少，缴获来的几辆卡车仅能供马虎山及传令队乘坐，我们都是骑马开赴莎车的。
师部驻莎车回城郊外一个大巴依的庄园里。马虎山、拜自立以及传令队就住在这几间房子里，八大处的人员住在临时搭起来的帐棚里。
在莎车停留期间从前线传来攻克了巴楚、阿瓦提的消息，士气为之大振。马虎山决定将师部迁往喀什，我们随师部向喀什进发。
途经英吉沙，快到牙甫泉时，忽听见前面枪声大作，汽车继续向前开去，到塔孜洪停车。此地距离疏勒县城约十余里，是一个小镇，就在飞机场边缘。镇上有个维族礼拜寺，我们奉命下车在礼拜寺里休息。马生贵的部队当天早晨包围了飞机场，然后开始向飞机场进攻了。马虎山也带着传令队去机场指挥作战。
中午，从飞机场飞起两架双翼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向喀什方向飞去。这时，步枪声和机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不一会，枪声渐疏。马虎山带着传令兵回来了。他满身尘土，得意洋洋，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进到礼拜寺向大家说：“同志们，尕娃们，我们打胜了!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等一会你们都看看去。”机场上停了省方三架战斗机，两架逃跑，一架因故障被弃，守卫机场的省军突围退到疏勒城里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塔孜洪宿营，第二天早晨，乘汽车向喀什进发。当时，疏勒县城已被马生贵部包围，四门紧闭，盛军在城头上不断地向城外开枪射击，沿城墙外的道路都不能通行。我们的汽车只得从马家花园(原马福兴的庄园)绕道而行。汽车在途中几次陷入泥坑，直到下午才到达喀什。
到达喀什后，我们住进了尤木拉可斜(维语园城的意思，即现在喀什公安处住地)小城堡内，这里就成了三十六师的大本营。 在莎车时，马虎山不知从那儿弄来一辆淡黄色木制车身的六座小卧车，由一个印度司机驾驶。到喀什后，他每天都乘坐这辆小车外出活动。师部人员每日无所事事，整日吃饭聊天逛大街。
据前方传来的消息说，向阿克苏推进的联合部队又攻陷 了阿合奇、柯坪、乌什等县。阿不都尼牙孜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绕道去沙雅、库车一带进行游击性骚扰，堵截了从迪化开来的两汽车援兵，缴获了八十多枝步枪和许多弹药。还在轮台打穿了从迪化开来的几辆兵车的轮子，迫使兵车无法开动，又缴获了三百多枝步枪，截断了迪化援兵的通道。被围困在阿克苏城内的盛军孤军无援，危在旦夕，阿克苏城指日可下。
三十六师的覆灭
1937年9月，正当阿克苏前线节节胜利的时候，一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专署方向响起了枪声，后来枪声越来越密。师部的人员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苏继善叫我到后院，看看师长在不在。我心里有些害怕，只好硬着头皮顺着墙根到后院一看，后院空无一人。我就进到马虎山的办公室看了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回来告诉苏继善说：“后院和师长的房子里什么人都没有。”他又问我：“师长的小汽车在不在?”我说：“没看到。”他听了后，愁眉不展，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又问我哈的尔那去了?我告诉他哈的尔一早出去就不见了。哈的尔也是苏继善的勤务兵，他是和田的维族人，年龄约十五、六岁，专门负责饲养我们骑的三匹马。后来才知道，他这天逃回和田去了。
傍晚，枪声渐疏。一位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青年军官来见苏继善，我给他倒茶点烟，看样子此人与苏继善相识。
他直接了当地对苏说：“我是奉鸭子旅长(指马生贵)的命令来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鸭子旅长今天早上宣布起义了，省方己任命他为三十六师代理师长。三十六师归他指挥，马虎山不听师长的话，妄动干戈，是革命的叛徒。"
苏继善听后，大惊失色，忙问：“那马虎山师长呢?他现在在哪儿?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人面带微笑地说：“他吗，他自作自受，他和拜自立跑了。过几天，我们会派人来接你们的，你们要做好准备。”说完，他就到别处去了。苏告诉我这人是马生贵的副官，是随马生贵去苏联学习过的军官。
过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疏勒县城的包围解除了，喀什至疏勒县的交通也恢复了，人们照常生活，喀什完全由省方控制。师部官兵则由盛世才派人接收，在接收前，我找到了来喀什清理财政的省财政厅厅长胡寿康，他是我的姨表兄。胡收留了我，我就脱离了卅六师。当年冬天，我随他返回迪化。汽车开到达坂城时，胡寿康被盛世才派人逮捕，后在狱中被害。
后来听说。留住小城堡里的三十六师师部官兵，少数人在接收前逃跑，被盛世才接收的人有的在被投入当地监狱，有的被装上汽车，在运往迪化的途中惨遭杀害。
在马虎山和阿不都尼牙孜联合部队进攻阿克苏节节胜利的时侯，为什么马生贵突然宣布起义，投降盛世才?马虎山弃军逃走呢?后来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
当马虎山、阿不都尼牙孜胜利进军时，盛世才向苏联政府求援，苏联方面遂派以“阿尔泰斯基”为代号的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支援盛军，出动十余架飞机向马军轮番轰炸。同时，苏联红军柯尔克孜兵团从把日尕提边卡入境，经阿图什到巴楚，将马虎山、阿不都尼牙孜的部队拦腰截断，联军腹背受敌，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难以招架，溃不成军。
正在喀什围攻疏勒的马生贵，经苏联领事馆做工作，又见苏联出兵干预，就宣布率部起义，投降了盛世才。盛马上任命马生贵为三十六师代理师长，马生贵当即反戈一击，向马虎山发起进攻。
马虎山仓皇撤到莎车，转而逃到叶城。同时派军需处长汪海峰火速赶往和田，把历年搜刮来的数千两黄金及其它贵重物品，用汽车连夜运到叶城，准备逃跑。行前，马虎山杀死了他的参谋长拜自立，把拜的两千多两黄金夺为已有，然后带少数随从人员，通过山区逃往印度克什米尔地方。
进攻阿克苏，马虎山的部队，听到马生贵在喀什投降，不敢进入喀什，由马福元、鲜福海率领向和田溃退。苏军柯尔克孜兵团由买吾拉诺夫兵团长率领，在十二辆坦克和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尾随追击。在叶城，由马立克指挥的一团俄罗斯士兵将三十六师缴械投降，流落街头的一千多名士兵集中起来，于夜间带到叶城至皮山之间的鸽子堂大戈壁上集体枪杀了。
马福元、鲜福海等退到和田后，试图收集旧部，负隅顽抗，但苏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死伤惨重。马虎山的剩余部队又向于田、且末方向溃退，苏军飞机继续追击、轰炸，大部分人马丧命。只有鲜福海、马福元、喇守礼等少数人经且末、若羌逃到甘肃敦煌，然后到青海投靠了马步芳。
马生贵投降盛世才后不久，盛世才派人把卅六师的连、团、旅级的军官用汽车或飞机接走。后来听说，这些人都被杀害于阿图什的戈壁滩上。
至此，曾经在新疆同盛世才、和加尼牙孜追逐天山南北，叱咤风云，称雄一时的三十六师，在马虎山错误引导下彻底瓦解，全军覆没了。
马虎山一行逃至印度克什米尔地方后，被印度军队押送到克什米尔英国领事馆。马虎山等所带黄金财物均被扣留，每人只给了少数路费遣散回国。回国后，马虎山投奔到马步芳部下。据闻，解放后马虎山在青海勾结马步芳的亲族马良，阴谋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在战场上。
我在解放后到和田工作时，看到原来三十六师师部的房屋建筑已面目全非，原来的房屋都是古式大屋顶，有前殿和后殿。城内街道两旁的商店、铺面也荡然无存。据说，这些建筑都是三十六师溃逃时，被苏军的飞机炸毁的。
幸存下来的三十六师士兵，当时都藏匿民间以保全性命。战争平息后，有的逃回了家乡；无家可归的只得流落在和田。解放后，这些三十六师的回族士兵都集中定居在和田春花公社，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民。在“文革”时，我曾见过马福元部队的一个士兵，回族人，七十多岁，穿着打扮，生活习惯和维族人完全一样。他给我讲了当年攻打阿克苏、苏军尾随追击、苏联飞机轰炸和田的情景。
上述情况，绝大部分都是我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难免记忆不清，出现差错，还望知情者补正。
现在可以肯定马仲英后来被苏联人搞死就是因为马虎山的叛乱
八十年代还有某小说月刊给尕司令洗地，写的让我这个少年感觉西域老八路啊
都是些人面兽心的东西，对付那些货色，枪杆子刀把子决不能松手。
云南回民抢劫军火原来是有前科的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987993
事后得闻此部叛军，当饱载大宝逃逸后，一部分起道旱路，经由大道之鸡街、SD(蒙自县属)方向出发，多被SD回族，预伏截劫，被击毙者，其军械大宝，即入于截劫者之手；漏网者，再经由建水属之漾田、缅甸三冲，纳鲁、湾塘等地，又什九被截劫而搜获所有。另一部分，则经由大庄、阿迷欲搭火车者，亦十九被大庄回族袭劫，坐收渔利。故此部叛军，实际逃出得到漏网者，为数寥寥矣!然而影响所及，后来蒙自之SD，开远之大庄及建水之缅甸三冲——漾田——以及纳鲁、湾塘等地，所以成为土匪渊蔽、甚而危害迤南地区者，未始非蒙自兵变之役，此项军械大宝，流散于各该地，而使之造成“基础条件”也，良用浩叹!
另外，SD回民在1929年抢劫滇越火车，把法国人运往昆明销售的一批毛(布)料洗劫一空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987993
事后得闻此部叛军，当饱载大宝逃逸后，一部分起道旱路，经由大道之鸡街、SD(蒙自县属)方向出发，多被SD回族，预伏截劫，被击毙者，其军械大宝，即入于截劫者之手；漏网者，再经由建水属之漾田、缅甸三冲，纳鲁、湾塘等地，又什九被截劫而搜获所有。另一部分，则经由大庄、阿迷欲搭火车者，亦十九被大庄回族袭劫，坐收渔利。故此部叛军，实际逃出得到漏网者，为数寥寥矣!然而影响所及，后来蒙自之SD，开远之大庄及建水之缅甸三冲——漾田——以及纳鲁、湾塘等地，所以成为土匪渊蔽、甚而危害迤南地区者，未始非蒙自兵变之役，此项军械大宝，流散于各该地，而使之造成“基础条件”也，良用浩叹!
另外，SD回民在1929年抢劫滇越火车，把法国人运往昆明销售的一批毛(布)料洗劫一空
国有难,回必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