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推荐]边缘的兴起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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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舟试望故国 提交日期：2005-4-6 9:32:00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208642&Key=184526444&idArticle=61361&strItem=worldlook&flag=1
一、
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居于边缘地区的力量，能够突然兴起并统一整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古希腊历史可能是绝好的事例：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剧斗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的霸主。但它这一地位只维持了23年，便被文明水准偏低的北方城邦底比斯取而代之；而底比斯同样又在仅仅9年后就被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希腊文明地区的马其顿击败。
以当时希腊的标准来衡量，马其顿这个人种部落复杂（现代法语中“马其顿”一词也指“大杂烩”）、半开化、近乎野蛮的军事城邦，居然会征服全希腊，恐怕是从未想过的事。然而，希腊/欧洲文明的本身，如果把眼界放宽一点来考虑，也是在埃及、两河等中东文明的外缘生成的——也因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德都是在爱琴海远离希腊本土的岛屿上出生的。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罗马帝国之灭亡于日耳曼蛮族、中古时埃及/波斯/拜占廷三大帝国竟被从沙漠深处冒出的阿拉伯人征服、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不是由一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奥地利公国完成，却是由土地贫瘠边远、被讥笑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的普鲁士完成。
二、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来说，马其顿、普鲁士和战国时代的秦国，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处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却又是和蛮族接触斗争的前线，文化相对落后，几乎唯一能自足的就是军事人才，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专制、强大，而最后也都是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统一全国。
从正统的观念来衡量，实际上进入战国时代时，上古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带（晋南、豫北一带）已经衰落。代之兴起的七国不再是像春秋时代郑国那样处于中心地带的小国，秦、燕、楚、齐、赵等国无一不是竭力向外扩展，而地当中央的所谓“四战之国”魏、韩，必然将是最弱的。这一趋势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吴越争霸就是一例，只不过在战国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后世兴起的游牧民族中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接触文明比较早的、汉化相对比较深的一支，反而会被相对野蛮的一支灭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乌桓/鲜卑是同源民族，慕容/拓拔则均属鲜卑，北齐/北周都继承自北魏，前者比后者文明得多，但却都被后者击败。唐末之后数百年中，东北边境兴起的奚、契丹、女真、蒙古几个民族，总是后继的来自更边缘地带的野蛮的一支战胜前者。灭亡辽朝的女真，并非是开化的“熟女真”，而是在王化之外的“生女真”。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奏，通常也都是在当时政权统治中心地带之外发生的，例如秦末项羽、刘邦起义的地点，均非秦和前六国的中心地带；元末朱元璋的根据地也远在江南，和蒙古人统治的中心北方相距遥远；明末威胁统治的李自成、满清，一在西北，一在东北；太平天国战争起事地点则僻在广西；国民政府北伐根据地是在广东，而之后共产党的根据地，无论江西井冈山还是延安，也都是极偏远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带。
三、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战国时除了秦国之外，那么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或许是楚、齐、赵之中的一国。这三个国家无一例外的处于边缘地带。
这和上面大量列举的事例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边缘之所以能兴起并进而进入到整个文明中心地带，其边缘的地理位置恰恰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地理位置通常在经济上并不理想，是贫瘠或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在政治意义和战略上，却有很大的好处，即：
1，不必担忧过多的敌国觊觎侵略；
2，通常因为贫瘠而民风剽悍；
3，一般是与蛮族接触的前沿，时常在斗争的前线；
4，通常只有一面受敌，地形往往易守难攻，敌人通常也不会花大力气来攻占一个对他们来说价值不大、又难以守住的地区。即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佳战略位置：“敌人难以入侵，己方易于出动”。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线条，而且一个边缘的势力之所以能兴起，并非完全由于以上原因，其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否则，我们据此只能局部地解释秦国为何可以统一全国，却不能解释为何它没有发生在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楚、燕等国。
附带说一句，近代以来美国的兴起，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带有这一性质——它是旧世界的边缘：新大陆上发展起来的。其地理位置如果以欧洲传统的眼光来看，无疑是遥远的海外边陲，也正是因此，英国人至今仍会鄙夷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贫穷的英国人的后代。然而其边缘位置也正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以至于它在911袭击之前，几乎不必认真地考虑国防问题——即使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也不过和1898年的缅因号事件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海外军事设施遭到袭击，如此而已，他不必如德国和中国那样，担心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
四、
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边缘地带的居民，比处于文明中心的人更易于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六国不得志者都可以去秦国碰碰机会的原因。法家学说最早起于中原，在魏、韩、楚等国也都施行过，但却只有在秦国才得到最彻底的推崇和执行。
Gustave Le Bon《革命心理学》中说：“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他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通常正是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组织简单，因而也容易被改造，并接纳新制度。
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他知道，假如自己的学说在本地难以得到推广，那么去海外，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实际上出于“本地无先知”的著名悖论，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秦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曾表现出一种边缘地带者对文化的高度尊重。同样的，正如1946年国共战争中钱邦楷说的，“中共要的都是中央不要的弃才。”
这一点看起来奇怪，但实际上却是合乎情理的：在一个文明下诞生的新观念，往往被牢固的正统势力视为异端，这个异端通常在一个广义上的边缘地带才能比较易于被接受，因为这里很少或根本不存在阻力。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其本土发源地实际上都是作为异端兴起的，但在中国，不但得到接收和兴盛，有时甚至其教义在本土绝灭之后，仍然能在中国流传。
同样，作为西方文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最初预言的那样，将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建立起统治地位，相反，却是在落后的、甚至非西方文化的俄国、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国家甚至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但他们的姿态却远为虔诚、激进。
这在思想史或科技史上也是一再发生重演的，毋宁说是一种“接受阻力”的问题，正如现在不少惊讶，为何在西方尚处于争论阶段的磁悬浮、转基因水稻等等带不确定性的东西，中国却不顾其隐忧，首先采用甚至大规模推广。这，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对一个“文明中心”而言，防止边缘挑战的最好办法或许是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秩序，接纳而不是镇压，才是最好的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学说/势力，一旦达到天下独尊的地位，也就往往意味着它丧失了最珍贵的自我更新的活力。作者：维舟试望故国 提交日期：2005-4-6 9:32:00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208642&Key=184526444&idArticle=61361&strItem=worldlook&flag=1
一、
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居于边缘地区的力量，能够突然兴起并统一整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古希腊历史可能是绝好的事例：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剧斗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的霸主。但它这一地位只维持了23年，便被文明水准偏低的北方城邦底比斯取而代之；而底比斯同样又在仅仅9年后就被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希腊文明地区的马其顿击败。
以当时希腊的标准来衡量，马其顿这个人种部落复杂（现代法语中“马其顿”一词也指“大杂烩”）、半开化、近乎野蛮的军事城邦，居然会征服全希腊，恐怕是从未想过的事。然而，希腊/欧洲文明的本身，如果把眼界放宽一点来考虑，也是在埃及、两河等中东文明的外缘生成的——也因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德都是在爱琴海远离希腊本土的岛屿上出生的。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罗马帝国之灭亡于日耳曼蛮族、中古时埃及/波斯/拜占廷三大帝国竟被从沙漠深处冒出的阿拉伯人征服、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不是由一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奥地利公国完成，却是由土地贫瘠边远、被讥笑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的普鲁士完成。
二、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来说，马其顿、普鲁士和战国时代的秦国，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处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却又是和蛮族接触斗争的前线，文化相对落后，几乎唯一能自足的就是军事人才，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专制、强大，而最后也都是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统一全国。
从正统的观念来衡量，实际上进入战国时代时，上古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带（晋南、豫北一带）已经衰落。代之兴起的七国不再是像春秋时代郑国那样处于中心地带的小国，秦、燕、楚、齐、赵等国无一不是竭力向外扩展，而地当中央的所谓“四战之国”魏、韩，必然将是最弱的。这一趋势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吴越争霸就是一例，只不过在战国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后世兴起的游牧民族中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接触文明比较早的、汉化相对比较深的一支，反而会被相对野蛮的一支灭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乌桓/鲜卑是同源民族，慕容/拓拔则均属鲜卑，北齐/北周都继承自北魏，前者比后者文明得多，但却都被后者击败。唐末之后数百年中，东北边境兴起的奚、契丹、女真、蒙古几个民族，总是后继的来自更边缘地带的野蛮的一支战胜前者。灭亡辽朝的女真，并非是开化的“熟女真”，而是在王化之外的“生女真”。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奏，通常也都是在当时政权统治中心地带之外发生的，例如秦末项羽、刘邦起义的地点，均非秦和前六国的中心地带；元末朱元璋的根据地也远在江南，和蒙古人统治的中心北方相距遥远；明末威胁统治的李自成、满清，一在西北，一在东北；太平天国战争起事地点则僻在广西；国民政府北伐根据地是在广东，而之后共产党的根据地，无论江西井冈山还是延安，也都是极偏远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带。
三、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战国时除了秦国之外，那么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或许是楚、齐、赵之中的一国。这三个国家无一例外的处于边缘地带。
这和上面大量列举的事例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边缘之所以能兴起并进而进入到整个文明中心地带，其边缘的地理位置恰恰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地理位置通常在经济上并不理想，是贫瘠或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在政治意义和战略上，却有很大的好处，即：
1，不必担忧过多的敌国觊觎侵略；
2，通常因为贫瘠而民风剽悍；
3，一般是与蛮族接触的前沿，时常在斗争的前线；
4，通常只有一面受敌，地形往往易守难攻，敌人通常也不会花大力气来攻占一个对他们来说价值不大、又难以守住的地区。即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佳战略位置：“敌人难以入侵，己方易于出动”。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线条，而且一个边缘的势力之所以能兴起，并非完全由于以上原因，其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否则，我们据此只能局部地解释秦国为何可以统一全国，却不能解释为何它没有发生在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楚、燕等国。
附带说一句，近代以来美国的兴起，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带有这一性质——它是旧世界的边缘：新大陆上发展起来的。其地理位置如果以欧洲传统的眼光来看，无疑是遥远的海外边陲，也正是因此，英国人至今仍会鄙夷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贫穷的英国人的后代。然而其边缘位置也正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以至于它在911袭击之前，几乎不必认真地考虑国防问题——即使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也不过和1898年的缅因号事件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海外军事设施遭到袭击，如此而已，他不必如德国和中国那样，担心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
四、
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边缘地带的居民，比处于文明中心的人更易于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六国不得志者都可以去秦国碰碰机会的原因。法家学说最早起于中原，在魏、韩、楚等国也都施行过，但却只有在秦国才得到最彻底的推崇和执行。
Gustave Le Bon《革命心理学》中说：“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他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通常正是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组织简单，因而也容易被改造，并接纳新制度。
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他知道，假如自己的学说在本地难以得到推广，那么去海外，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实际上出于“本地无先知”的著名悖论，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秦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曾表现出一种边缘地带者对文化的高度尊重。同样的，正如1946年国共战争中钱邦楷说的，“中共要的都是中央不要的弃才。”
这一点看起来奇怪，但实际上却是合乎情理的：在一个文明下诞生的新观念，往往被牢固的正统势力视为异端，这个异端通常在一个广义上的边缘地带才能比较易于被接受，因为这里很少或根本不存在阻力。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其本土发源地实际上都是作为异端兴起的，但在中国，不但得到接收和兴盛，有时甚至其教义在本土绝灭之后，仍然能在中国流传。
同样，作为西方文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最初预言的那样，将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建立起统治地位，相反，却是在落后的、甚至非西方文化的俄国、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国家甚至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但他们的姿态却远为虔诚、激进。
这在思想史或科技史上也是一再发生重演的，毋宁说是一种“接受阻力”的问题，正如现在不少惊讶，为何在西方尚处于争论阶段的磁悬浮、转基因水稻等等带不确定性的东西，中国却不顾其隐忧，首先采用甚至大规模推广。这，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对一个“文明中心”而言，防止边缘挑战的最好办法或许是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秩序，接纳而不是镇压，才是最好的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学说/势力，一旦达到天下独尊的地位，也就往往意味着它丧失了最珍贵的自我更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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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居于边缘地区的力量，能够突然兴起并统一整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古希腊历史可能是绝好的事例：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剧斗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的霸主。但它这一地位只维持了23年，便被文明水准偏低的北方城邦底比斯取而代之；而底比斯同样又在仅仅9年后就被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希腊文明地区的马其顿击败。
以当时希腊的标准来衡量，马其顿这个人种部落复杂（现代法语中“马其顿”一词也指“大杂烩”）、半开化、近乎野蛮的军事城邦，居然会征服全希腊，恐怕是从未想过的事。然而，希腊/欧洲文明的本身，如果把眼界放宽一点来考虑，也是在埃及、两河等中东文明的外缘生成的——也因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德都是在爱琴海远离希腊本土的岛屿上出生的。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罗马帝国之灭亡于日耳曼蛮族、中古时埃及/波斯/拜占廷三大帝国竟被从沙漠深处冒出的阿拉伯人征服、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不是由一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奥地利公国完成，却是由土地贫瘠边远、被讥笑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的普鲁士完成。
二、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来说，马其顿、普鲁士和战国时代的秦国，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处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却又是和蛮族接触斗争的前线，文化相对落后，几乎唯一能自足的就是军事人才，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专制、强大，而最后也都是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统一全国。
从正统的观念来衡量，实际上进入战国时代时，上古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带（晋南、豫北一带）已经衰落。代之兴起的七国不再是像春秋时代郑国那样处于中心地带的小国，秦、燕、楚、齐、赵等国无一不是竭力向外扩展，而地当中央的所谓“四战之国”魏、韩，必然将是最弱的。这一趋势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吴越争霸就是一例，只不过在战国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后世兴起的游牧民族中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接触文明比较早的、汉化相对比较深的一支，反而会被相对野蛮的一支灭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乌桓/鲜卑是同源民族，慕容/拓拔则均属鲜卑，北齐/北周都继承自北魏，前者比后者文明得多，但却都被后者击败。唐末之后数百年中，东北边境兴起的奚、契丹、女真、蒙古几个民族，总是后继的来自更边缘地带的野蛮的一支战胜前者。灭亡辽朝的女真，并非是开化的“熟女真”，而是在王化之外的“生女真”。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奏，通常也都是在当时政权统治中心地带之外发生的，例如秦末项羽、刘邦起义的地点，均非秦和前六国的中心地带；元末朱元璋的根据地也远在江南，和蒙古人统治的中心北方相距遥远；明末威胁统治的李自成、满清，一在西北，一在东北；太平天国战争起事地点则僻在广西；国民政府北伐根据地是在广东，而之后共产党的根据地，无论江西井冈山还是延安，也都是极偏远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带。
三、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战国时除了秦国之外，那么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或许是楚、齐、赵之中的一国。这三个国家无一例外的处于边缘地带。
这和上面大量列举的事例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边缘之所以能兴起并进而进入到整个文明中心地带，其边缘的地理位置恰恰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地理位置通常在经济上并不理想，是贫瘠或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在政治意义和战略上，却有很大的好处，即：
1，不必担忧过多的敌国觊觎侵略；
2，通常因为贫瘠而民风剽悍；
3，一般是与蛮族接触的前沿，时常在斗争的前线；
4，通常只有一面受敌，地形往往易守难攻，敌人通常也不会花大力气来攻占一个对他们来说价值不大、又难以守住的地区。即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佳战略位置：“敌人难以入侵，己方易于出动”。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线条，而且一个边缘的势力之所以能兴起，并非完全由于以上原因，其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否则，我们据此只能局部地解释秦国为何可以统一全国，却不能解释为何它没有发生在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楚、燕等国。
附带说一句，近代以来美国的兴起，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带有这一性质——它是旧世界的边缘：新大陆上发展起来的。其地理位置如果以欧洲传统的眼光来看，无疑是遥远的海外边陲，也正是因此，英国人至今仍会鄙夷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贫穷的英国人的后代。然而其边缘位置也正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以至于它在911袭击之前，几乎不必认真地考虑国防问题——即使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也不过和1898年的缅因号事件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海外军事设施遭到袭击，如此而已，他不必如德国和中国那样，担心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
四、
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边缘地带的居民，比处于文明中心的人更易于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六国不得志者都可以去秦国碰碰机会的原因。法家学说最早起于中原，在魏、韩、楚等国也都施行过，但却只有在秦国才得到最彻底的推崇和执行。
Gustave Le Bon《革命心理学》中说：“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他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通常正是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组织简单，因而也容易被改造，并接纳新制度。
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他知道，假如自己的学说在本地难以得到推广，那么去海外，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实际上出于“本地无先知”的著名悖论，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秦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曾表现出一种边缘地带者对文化的高度尊重。同样的，正如1946年国共战争中钱邦楷说的，“中共要的都是中央不要的弃才。”
这一点看起来奇怪，但实际上却是合乎情理的：在一个文明下诞生的新观念，往往被牢固的正统势力视为异端，这个异端通常在一个广义上的边缘地带才能比较易于被接受，因为这里很少或根本不存在阻力。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其本土发源地实际上都是作为异端兴起的，但在中国，不但得到接收和兴盛，有时甚至其教义在本土绝灭之后，仍然能在中国流传。
同样，作为西方文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最初预言的那样，将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建立起统治地位，相反，却是在落后的、甚至非西方文化的俄国、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国家甚至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但他们的姿态却远为虔诚、激进。
这在思想史或科技史上也是一再发生重演的，毋宁说是一种“接受阻力”的问题，正如现在不少惊讶，为何在西方尚处于争论阶段的磁悬浮、转基因水稻等等带不确定性的东西，中国却不顾其隐忧，首先采用甚至大规模推广。这，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对一个“文明中心”而言，防止边缘挑战的最好办法或许是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秩序，接纳而不是镇压，才是最好的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学说/势力，一旦达到天下独尊的地位，也就往往意味着它丧失了最珍贵的自我更新的活力。作者：维舟试望故国 提交日期：2005-4-6 9:32:00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208642&Key=184526444&idArticle=61361&strItem=worldlook&flag=1
一、
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居于边缘地区的力量，能够突然兴起并统一整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古希腊历史可能是绝好的事例：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剧斗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的霸主。但它这一地位只维持了23年，便被文明水准偏低的北方城邦底比斯取而代之；而底比斯同样又在仅仅9年后就被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希腊文明地区的马其顿击败。
以当时希腊的标准来衡量，马其顿这个人种部落复杂（现代法语中“马其顿”一词也指“大杂烩”）、半开化、近乎野蛮的军事城邦，居然会征服全希腊，恐怕是从未想过的事。然而，希腊/欧洲文明的本身，如果把眼界放宽一点来考虑，也是在埃及、两河等中东文明的外缘生成的——也因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德都是在爱琴海远离希腊本土的岛屿上出生的。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罗马帝国之灭亡于日耳曼蛮族、中古时埃及/波斯/拜占廷三大帝国竟被从沙漠深处冒出的阿拉伯人征服、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不是由一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奥地利公国完成，却是由土地贫瘠边远、被讥笑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的普鲁士完成。
二、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来说，马其顿、普鲁士和战国时代的秦国，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处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却又是和蛮族接触斗争的前线，文化相对落后，几乎唯一能自足的就是军事人才，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专制、强大，而最后也都是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统一全国。
从正统的观念来衡量，实际上进入战国时代时，上古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带（晋南、豫北一带）已经衰落。代之兴起的七国不再是像春秋时代郑国那样处于中心地带的小国，秦、燕、楚、齐、赵等国无一不是竭力向外扩展，而地当中央的所谓“四战之国”魏、韩，必然将是最弱的。这一趋势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吴越争霸就是一例，只不过在战国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后世兴起的游牧民族中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接触文明比较早的、汉化相对比较深的一支，反而会被相对野蛮的一支灭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乌桓/鲜卑是同源民族，慕容/拓拔则均属鲜卑，北齐/北周都继承自北魏，前者比后者文明得多，但却都被后者击败。唐末之后数百年中，东北边境兴起的奚、契丹、女真、蒙古几个民族，总是后继的来自更边缘地带的野蛮的一支战胜前者。灭亡辽朝的女真，并非是开化的“熟女真”，而是在王化之外的“生女真”。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奏，通常也都是在当时政权统治中心地带之外发生的，例如秦末项羽、刘邦起义的地点，均非秦和前六国的中心地带；元末朱元璋的根据地也远在江南，和蒙古人统治的中心北方相距遥远；明末威胁统治的李自成、满清，一在西北，一在东北；太平天国战争起事地点则僻在广西；国民政府北伐根据地是在广东，而之后共产党的根据地，无论江西井冈山还是延安，也都是极偏远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带。
三、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战国时除了秦国之外，那么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或许是楚、齐、赵之中的一国。这三个国家无一例外的处于边缘地带。
这和上面大量列举的事例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边缘之所以能兴起并进而进入到整个文明中心地带，其边缘的地理位置恰恰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地理位置通常在经济上并不理想，是贫瘠或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在政治意义和战略上，却有很大的好处，即：
1，不必担忧过多的敌国觊觎侵略；
2，通常因为贫瘠而民风剽悍；
3，一般是与蛮族接触的前沿，时常在斗争的前线；
4，通常只有一面受敌，地形往往易守难攻，敌人通常也不会花大力气来攻占一个对他们来说价值不大、又难以守住的地区。即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佳战略位置：“敌人难以入侵，己方易于出动”。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线条，而且一个边缘的势力之所以能兴起，并非完全由于以上原因，其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否则，我们据此只能局部地解释秦国为何可以统一全国，却不能解释为何它没有发生在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楚、燕等国。
附带说一句，近代以来美国的兴起，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带有这一性质——它是旧世界的边缘：新大陆上发展起来的。其地理位置如果以欧洲传统的眼光来看，无疑是遥远的海外边陲，也正是因此，英国人至今仍会鄙夷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贫穷的英国人的后代。然而其边缘位置也正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以至于它在911袭击之前，几乎不必认真地考虑国防问题——即使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也不过和1898年的缅因号事件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海外军事设施遭到袭击，如此而已，他不必如德国和中国那样，担心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
四、
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边缘地带的居民，比处于文明中心的人更易于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六国不得志者都可以去秦国碰碰机会的原因。法家学说最早起于中原，在魏、韩、楚等国也都施行过，但却只有在秦国才得到最彻底的推崇和执行。
Gustave Le Bon《革命心理学》中说：“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他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通常正是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组织简单，因而也容易被改造，并接纳新制度。
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他知道，假如自己的学说在本地难以得到推广，那么去海外，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实际上出于“本地无先知”的著名悖论，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秦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曾表现出一种边缘地带者对文化的高度尊重。同样的，正如1946年国共战争中钱邦楷说的，“中共要的都是中央不要的弃才。”
这一点看起来奇怪，但实际上却是合乎情理的：在一个文明下诞生的新观念，往往被牢固的正统势力视为异端，这个异端通常在一个广义上的边缘地带才能比较易于被接受，因为这里很少或根本不存在阻力。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其本土发源地实际上都是作为异端兴起的，但在中国，不但得到接收和兴盛，有时甚至其教义在本土绝灭之后，仍然能在中国流传。
同样，作为西方文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最初预言的那样，将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建立起统治地位，相反，却是在落后的、甚至非西方文化的俄国、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国家甚至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但他们的姿态却远为虔诚、激进。
这在思想史或科技史上也是一再发生重演的，毋宁说是一种“接受阻力”的问题，正如现在不少惊讶，为何在西方尚处于争论阶段的磁悬浮、转基因水稻等等带不确定性的东西，中国却不顾其隐忧，首先采用甚至大规模推广。这，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对一个“文明中心”而言，防止边缘挑战的最好办法或许是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秩序，接纳而不是镇压，才是最好的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学说/势力，一旦达到天下独尊的地位，也就往往意味着它丧失了最珍贵的自我更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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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地区不仅武力强大，曾经有一说，说中华文明早期，周边的文明比中原地带要先进得多，例子：红山文化、河母渡文化比当时的中原文化要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