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警惕美国的\"汇率武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9:17:06
南方周末 2005-05-08 16:28:35
□何帆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
汇率武器 美国惯用伎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国会有一些举动，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挂起钩来，扬言如果中国在6个月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我们预期，随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出现。汇率将成为美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武器。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10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本来，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给各国央行松绑，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疲于奔命，但遗憾的是，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19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德国在1972年实行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3年转为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4年再度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相对于德国马克，美元升值23.2％。美国紧缩货币的政策对国外经济有以邻为壑的影响，因为它对本国通货膨胀的抑制，部分地是通过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外国的方法达到的。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年－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这一时期美国预算赤字开始急剧膨胀，这推动了利率进一步上升。美元价格上升，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到了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加不足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德国在对待美国压力的背景下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主要得益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其反对通货膨胀的传统。这一传统又和德国的历史有关，正是由于二战之前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才导致了纳粹政权的上台。战后日本在政治上非常依赖美国，因此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到房地产和股市上去了，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根源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要说明，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贬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美国“汇率武器”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南方周末 2005-05-08 16:28:35
□何帆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
汇率武器 美国惯用伎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国会有一些举动，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挂起钩来，扬言如果中国在6个月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我们预期，随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出现。汇率将成为美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武器。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10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本来，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给各国央行松绑，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疲于奔命，但遗憾的是，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19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德国在1972年实行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3年转为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4年再度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相对于德国马克，美元升值23.2％。美国紧缩货币的政策对国外经济有以邻为壑的影响，因为它对本国通货膨胀的抑制，部分地是通过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外国的方法达到的。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年－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这一时期美国预算赤字开始急剧膨胀，这推动了利率进一步上升。美元价格上升，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到了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加不足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德国在对待美国压力的背景下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主要得益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其反对通货膨胀的传统。这一传统又和德国的历史有关，正是由于二战之前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才导致了纳粹政权的上台。战后日本在政治上非常依赖美国，因此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到房地产和股市上去了，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根源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要说明，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贬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美国“汇率武器”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何帆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
汇率武器 美国惯用伎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国会有一些举动，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挂起钩来，扬言如果中国在6个月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我们预期，随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出现。汇率将成为美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武器。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10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本来，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给各国央行松绑，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疲于奔命，但遗憾的是，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19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德国在1972年实行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3年转为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4年再度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相对于德国马克，美元升值23.2％。美国紧缩货币的政策对国外经济有以邻为壑的影响，因为它对本国通货膨胀的抑制，部分地是通过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外国的方法达到的。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年－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这一时期美国预算赤字开始急剧膨胀，这推动了利率进一步上升。美元价格上升，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到了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加不足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德国在对待美国压力的背景下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主要得益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其反对通货膨胀的传统。这一传统又和德国的历史有关，正是由于二战之前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才导致了纳粹政权的上台。战后日本在政治上非常依赖美国，因此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到房地产和股市上去了，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根源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要说明，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贬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美国“汇率武器”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南方周末 2005-05-08 16:28:35
□何帆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
汇率武器 美国惯用伎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国会有一些举动，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挂起钩来，扬言如果中国在6个月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我们预期，随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出现。汇率将成为美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武器。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10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本来，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给各国央行松绑，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疲于奔命，但遗憾的是，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19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德国在1972年实行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3年转为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4年再度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相对于德国马克，美元升值23.2％。美国紧缩货币的政策对国外经济有以邻为壑的影响，因为它对本国通货膨胀的抑制，部分地是通过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外国的方法达到的。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年－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这一时期美国预算赤字开始急剧膨胀，这推动了利率进一步上升。美元价格上升，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到了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加不足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德国在对待美国压力的背景下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主要得益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其反对通货膨胀的传统。这一传统又和德国的历史有关，正是由于二战之前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才导致了纳粹政权的上台。战后日本在政治上非常依赖美国，因此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到房地产和股市上去了，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根源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要说明，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贬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美国“汇率武器”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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