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问题 腐败很难根除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联合组建的巡视组正在全国各地开展巡视工作，这是中国反腐败的转折点，这说明党正在以治标的方式，为治本争取时间。

执政党反腐败行动始终没有停止。然而，迄今为止，努力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究其原因就在于，执政党一方面雷厉风行反腐败，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存在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制度性的腐败正在侵蚀着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所谓制度性的腐败，就是被现行的制度和利益固化了的集体腐败。这类腐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腐败是集团性的；第二，腐败是公开化的，第三，腐败是长期性的。另一方面，制度性腐败或可解读为因钻制度漏洞而导致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问题触及的是“制度与人性”的深层问题。正是因为尚且存在行政审批方面的重重关卡，一些公共部门行政管理才拥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而又由于在封闭的环境下，对公共行政的监督频现真空状态，个别官员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肆无忌惮，缺乏公私边界意识。

制度性腐败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因而反腐败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当前中国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性腐败，同时也有裙带关系性腐败；不仅有行政主导改革所形成的动态性腐败，同时也有封闭性机制所产生的静态化腐败。

通俗地说，由于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犬牙交错，反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执政党反腐败的行为往往会引发地震。最近，中国石油系统爆发的一系列腐败案件充分说明这一点。执政者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外围突破逐步找到反腐败的切入点，同时又要克服政治裙带关系，消除政治上的障碍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一抓到底；既要深刻反思行政主导改革所产生的大量腐败问题，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改革不彻底给反腐败增加的难度。譬如，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就是在法律授权不明的背景下行政主导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造就了大批亿万富豪，可是，普通国有企业的职工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众不是不愿意政府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公众不愿意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结果使少数人获益而多数人受损。当政府要求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为国有企业改革作出贡献的时候，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却因为“管理层收购”而一夜暴富。这种高举改革的幌子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也让国有企业的职工对改革者彻底丧失了信心。

执政党向全国各地派出巡视组，实际上是想要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自上而下建立垂直的反腐败系统，彻底消除各个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纠葛，以查办大案要案的方式彰显执政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和勇气。

这是中国反腐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执政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决心以反腐败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彻底动摇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执政党内部重建政治伦理，以严格的法律强化执政党的凝聚力，以查办重大案件取信于民。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将会以反腐败的机构改革为发端，强化自己的腐败信息搜集系统和预防腐败体系，通过建立与司法机关有效对接的腐败案件查处机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今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将会与行政系统的预防腐败和监察部门、司法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渎职部门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统一的反腐败机关将会挂牌成立。中国共产党将会有自己的“廉政公署”。公检法联合办公的历史将会一去不复返，审计、监察、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头办案的现象将不再出现。中国共产党将会以反腐败铁拳，捍卫法律的尊严；将会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中国官场上的腐败分子。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反腐败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以乐观的心态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不过，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反腐败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反腐败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腐败是一个利益分配现象，而反腐败就是要反对那些法律之外的利益分配行为。因此，反腐败的焦点必须对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他们不能滥用权力进行利益的分配。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 院长 教授http://news.163.com/13/1114/10/9DKT33D70001124J.html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联合组建的巡视组正在全国各地开展巡视工作，这是中国反腐败的转折点，这说明党正在以治标的方式，为治本争取时间。

执政党反腐败行动始终没有停止。然而，迄今为止，努力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究其原因就在于，执政党一方面雷厉风行反腐败，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存在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制度性的腐败正在侵蚀着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所谓制度性的腐败，就是被现行的制度和利益固化了的集体腐败。这类腐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腐败是集团性的；第二，腐败是公开化的，第三，腐败是长期性的。另一方面，制度性腐败或可解读为因钻制度漏洞而导致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问题触及的是“制度与人性”的深层问题。正是因为尚且存在行政审批方面的重重关卡，一些公共部门行政管理才拥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而又由于在封闭的环境下，对公共行政的监督频现真空状态，个别官员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肆无忌惮，缺乏公私边界意识。

制度性腐败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因而反腐败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当前中国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性腐败，同时也有裙带关系性腐败；不仅有行政主导改革所形成的动态性腐败，同时也有封闭性机制所产生的静态化腐败。

通俗地说，由于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犬牙交错，反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执政党反腐败的行为往往会引发地震。最近，中国石油系统爆发的一系列腐败案件充分说明这一点。执政者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外围突破逐步找到反腐败的切入点，同时又要克服政治裙带关系，消除政治上的障碍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一抓到底；既要深刻反思行政主导改革所产生的大量腐败问题，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改革不彻底给反腐败增加的难度。譬如，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就是在法律授权不明的背景下行政主导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造就了大批亿万富豪，可是，普通国有企业的职工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众不是不愿意政府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公众不愿意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结果使少数人获益而多数人受损。当政府要求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为国有企业改革作出贡献的时候，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却因为“管理层收购”而一夜暴富。这种高举改革的幌子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也让国有企业的职工对改革者彻底丧失了信心。

执政党向全国各地派出巡视组，实际上是想要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自上而下建立垂直的反腐败系统，彻底消除各个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纠葛，以查办大案要案的方式彰显执政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和勇气。

这是中国反腐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执政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决心以反腐败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彻底动摇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执政党内部重建政治伦理，以严格的法律强化执政党的凝聚力，以查办重大案件取信于民。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将会以反腐败的机构改革为发端，强化自己的腐败信息搜集系统和预防腐败体系，通过建立与司法机关有效对接的腐败案件查处机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今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将会与行政系统的预防腐败和监察部门、司法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渎职部门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统一的反腐败机关将会挂牌成立。中国共产党将会有自己的“廉政公署”。公检法联合办公的历史将会一去不复返，审计、监察、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头办案的现象将不再出现。中国共产党将会以反腐败铁拳，捍卫法律的尊严；将会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中国官场上的腐败分子。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反腐败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以乐观的心态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不过，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反腐败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反腐败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腐败是一个利益分配现象，而反腐败就是要反对那些法律之外的利益分配行为。因此，反腐败的焦点必须对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他们不能滥用权力进行利益的分配。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 院长 教授http://news.163.com/13/1114/10/9DKT33D7000112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