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台湾问题，一国两制需要新智慧

　　随着连宋相继登陆，相信两岸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会进一步加深。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政治方面双方仍继续僵持，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与台湾的政治交锋中，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尴尬是：我们极力推销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根本没有市场。常年的民调都显示：在台湾，赞成“一国两制”的不超过10%。台独政党的恶意污名化导致普通台湾民众不完全了解这个制度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即使泛蓝的政治精英也普遍持反对态度，就值得我们深思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最近十几年，我们底线的不断后撤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断加深对台湾民意认知的一个过程。也正是因为如今对台湾内部政治的深刻认识，才有此次邀访连宋的细腻手笔。因此，在“一国两制”这面统一旗帜面临如此尴尬境地之时，我们有必要找出问题所在。


　　在台湾，政界私下讨论得比较多的统一模式是“联邦制”甚至“邦联制”，我们姑且不论名称如何，单就其内容而言，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定量分析，其优惠内容甚至不及“一国两制”。在我们提出的条件中，台湾不仅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享有一定的外事权，而且还可以拥有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不收税，这些都已经超越了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所享有的权利。与“邦联制”相比，除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外，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一国两制”不被台湾接受，原因并不是在内容本身。其实，根本问题出在“一国两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性质：两制主体的非对等性。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展现给世人的印象是中央管理地方，这一点本无可非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不同的。港、澳在回归之前，即以地方身份被英、葡管理，因此，就心理层面而言，过渡到非对等性的“一国两制”对其不会存在任何障碍。而台湾从一开始就身负中华民国的招牌，加上日趋浓厚的本土意识，客观上受到压制的活动空间，对主体性的渴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港澳非对等性的“一国两制”模式无疑在心理上与其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台独政党也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点，以“矮化台湾”为名将“一国两制”污名化。于是任凭我们说破嘴皮，也不见任何成效。


　　基于此，我们应该对症下药、寻求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四点”中已提出“平等协商”的定位，而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并没有“一国两制”的字眼，说明中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本人斗胆提出一个新思路：新瓶装旧酒，即在保持原有内容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用一个新名词取代“一国两制”。这个新名词应该体现两个特征：其一，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坚持。其二，双方对等，这是争取台湾民意。当然，对于顽固的台独分子，我们不作妄想，但此方法争取的对象主要是台湾民众。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一个中国是能够认同的，如果照顾到他们的主体性意识，是可以期许在争取民意方面获得重大突破的。我们大可不必因“对等性”字眼而过分敏感，“对等”不是“相等”，而是侧重于“主体”地位平等，不把对方放在“客体”的角色（港澳回归，谈判主体是中英、中葡，港澳实际上处于谈判客体的地位）。


　　当然，由于“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变需要勇气！但是，第一，我相信小平同志当年提出这个概念，绝不是拘泥于名称本身，关键还是其中的内容能够解决问题。第二，“一国两制”就其内核而言应该是：统一国家内部实行不同制度。因此，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并未违背这个内涵。第三，现行的港澳模式直观地将“一国两制”定位成了中央管理地方，在印象难改的情形下，有必要进行重新包装，以示区别。第四，当一个新概念提出时，惯性思维会驱使人们作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加大对内容本身的宣传力度，让普通台湾民众真正了解我们的政策，更好地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此外，从功利角度考虑，也有很多益处：1、如果能够起到扭转民心的作用，则政治僵局有望突破，和平统一希望大增。这是最好的结果。2、即使只产生了部分影响，也大可以此为筹码，加速其内部分化，利用内耗降低台独的临界危险，为自身赢得更多的时间。毕竟，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3、假如台海难免一战，该方法还是有其功效的。台湾统一是个系统工程，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如果战后仍沿用原无民意支持度的“一国两制”，加上战争的创伤，可谓新仇旧恨，对重建及构筑长期和谐安定的台湾是极其不利的。而以新概念制度进行管理，有利于降低其心理抵触情绪，减少战后重建的障碍。毕竟，谁也不想宝岛变成另一个伊拉克。


　　至于究竟该取怎样的名称，还需要大家的智慧，但如果真能走出这一步，相信名称不是问题。值此两岸新互动之际，表此想法，因为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寻找到新的契机。随着连宋相继登陆，相信两岸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会进一步加深。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政治方面双方仍继续僵持，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与台湾的政治交锋中，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尴尬是：我们极力推销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根本没有市场。常年的民调都显示：在台湾，赞成“一国两制”的不超过10%。台独政党的恶意污名化导致普通台湾民众不完全了解这个制度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即使泛蓝的政治精英也普遍持反对态度，就值得我们深思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最近十几年，我们底线的不断后撤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断加深对台湾民意认知的一个过程。也正是因为如今对台湾内部政治的深刻认识，才有此次邀访连宋的细腻手笔。因此，在“一国两制”这面统一旗帜面临如此尴尬境地之时，我们有必要找出问题所在。


　　在台湾，政界私下讨论得比较多的统一模式是“联邦制”甚至“邦联制”，我们姑且不论名称如何，单就其内容而言，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定量分析，其优惠内容甚至不及“一国两制”。在我们提出的条件中，台湾不仅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享有一定的外事权，而且还可以拥有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不收税，这些都已经超越了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所享有的权利。与“邦联制”相比，除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外，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一国两制”不被台湾接受，原因并不是在内容本身。其实，根本问题出在“一国两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性质：两制主体的非对等性。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展现给世人的印象是中央管理地方，这一点本无可非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不同的。港、澳在回归之前，即以地方身份被英、葡管理，因此，就心理层面而言，过渡到非对等性的“一国两制”对其不会存在任何障碍。而台湾从一开始就身负中华民国的招牌，加上日趋浓厚的本土意识，客观上受到压制的活动空间，对主体性的渴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港澳非对等性的“一国两制”模式无疑在心理上与其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台独政党也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点，以“矮化台湾”为名将“一国两制”污名化。于是任凭我们说破嘴皮，也不见任何成效。


　　基于此，我们应该对症下药、寻求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四点”中已提出“平等协商”的定位，而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并没有“一国两制”的字眼，说明中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本人斗胆提出一个新思路：新瓶装旧酒，即在保持原有内容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用一个新名词取代“一国两制”。这个新名词应该体现两个特征：其一，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坚持。其二，双方对等，这是争取台湾民意。当然，对于顽固的台独分子，我们不作妄想，但此方法争取的对象主要是台湾民众。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一个中国是能够认同的，如果照顾到他们的主体性意识，是可以期许在争取民意方面获得重大突破的。我们大可不必因“对等性”字眼而过分敏感，“对等”不是“相等”，而是侧重于“主体”地位平等，不把对方放在“客体”的角色（港澳回归，谈判主体是中英、中葡，港澳实际上处于谈判客体的地位）。


　　当然，由于“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变需要勇气！但是，第一，我相信小平同志当年提出这个概念，绝不是拘泥于名称本身，关键还是其中的内容能够解决问题。第二，“一国两制”就其内核而言应该是：统一国家内部实行不同制度。因此，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并未违背这个内涵。第三，现行的港澳模式直观地将“一国两制”定位成了中央管理地方，在印象难改的情形下，有必要进行重新包装，以示区别。第四，当一个新概念提出时，惯性思维会驱使人们作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加大对内容本身的宣传力度，让普通台湾民众真正了解我们的政策，更好地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此外，从功利角度考虑，也有很多益处：1、如果能够起到扭转民心的作用，则政治僵局有望突破，和平统一希望大增。这是最好的结果。2、即使只产生了部分影响，也大可以此为筹码，加速其内部分化，利用内耗降低台独的临界危险，为自身赢得更多的时间。毕竟，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3、假如台海难免一战，该方法还是有其功效的。台湾统一是个系统工程，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如果战后仍沿用原无民意支持度的“一国两制”，加上战争的创伤，可谓新仇旧恨，对重建及构筑长期和谐安定的台湾是极其不利的。而以新概念制度进行管理，有利于降低其心理抵触情绪，减少战后重建的障碍。毕竟，谁也不想宝岛变成另一个伊拉克。


　　至于究竟该取怎样的名称，还需要大家的智慧，但如果真能走出这一步，相信名称不是问题。值此两岸新互动之际，表此想法，因为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寻找到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