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汉奸多是因为对政府不满！想要换个好的！这喷子 ...

贺卫方自序新书《逍遥法外》 接受南早采访谈宪政建设

贺卫方4日赴港演讲，题为“中国宪政之路”，期间他接受了《南华早报》记者专访。在访问中贺卫方提出，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看上去像是削弱了党的权力，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官员们也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都与法治直接相关。



10月4日，贺卫方在香港中大露天广场演讲，到场听众约1500人。

在此专访及演讲期间，贺卫方也对宪政在中国的巨大作用、中央高层对宪政的理解、中国式宪政如何落实、占领中环等做出回应。

宪政将帮助政府更好地统治国家

在被问及如何理解宪政在中国的作用时，他说，遵守宪法将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但很多高层领导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遗憾地指出，官员们对宪政的理解与学者对宪政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官员们似乎还并不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还想通过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持社会稳定。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看上去像是削弱了党的权力，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官员们也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都与法治直接相关。没有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回答宪政与当前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是否存在冲突时，他回答，政府官员们至今依赖一种过时的思维在统治这个国家，并且很难转换到新的管理思维上。政府应该把过去的历史错误真实地告诉人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经验。共产主义教条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奴役，因为它夺去了人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对活动家的打击令许多人失望

他对当下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说，自由派学者早前对习抱有很高期望，但随着他对活动家的打击，许多人开始失望。但压制人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权利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革命。我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走向革命，而希望能通过更和平的方式改革。但有时候和平的方式很难完全达到你想要那样。

他认为中国式宪政落实的方式应该是政府应该逐渐减少对社会的干预，从减少对法庭的干预开始。党跟政府的分界也应更为明晰。对劳工组织及社会机构放权，不再垄断社会资源并允许更多新闻自由。高层领导需要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往这上面靠，否则国家未来毫无希望。

在被问及如何理解富国强兵和人民权力间的矛盾时，贺卫方强调，“富国强兵并不是说让我们的政府在我们面前可以无所不为地干预我们的生活、减少我们的自由”。往往越尊重本国权利的政府，越能够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戴，同时对外的时候非常强有力。

为什么汉奸特别多

贺卫方说：“我常常想我们国家过去为什么汉奸特别多，我觉得这可能是跟本国的政府经常让人民愤怒、不满，不让国家人民对政府进行抗争的国家，人民就会想没准换一个会好一点。所以国家强大、富国强兵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对人民权利的高度尊重，对人民权利的无微不至的保障，没有把正义送到人民家门口的这种努力，我相信这样的政府，人民不会热爱。而当自己的人民都不热爱，都不尊重自己的政府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力量”。

他再强调，宪政有时候常常感觉对政府权力进行了严厉的限制，看上去似乎在弱化政府，但其实只有拥抱宪政的政府才拥有对人民的高度动员能力。

在被问及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日前被判处死刑的事情时，他说，作为内地几个少数坚决反对死刑的学者。 “这个要讲起来很长，但有一点：越是容易出错的政权，越应该废除死刑”。他相信内地民众对废除死刑也越来越宽容了。香港也已废除死刑多年，但港人走在路上也不会惴惴不安。

贺卫方也对占领中环发表了看法。他说，要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明确地支持通过违反某种法律的方式去实现诉求总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时候，人们通过违法的方式和平地提出诉求，这种和平的方式确实违反了法律，但却最终促进了法律的发展。

他说：“我站在一个大陆来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觉得大陆政府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让香港，包括法学教授，最后不得不发起这样的抗议活动？为什么说传统的抗议活动都已失效了？”

不要让新加坡式的民主重演

贺卫方期望大陆政府对这种民主的诉求报以极大的支持，“恨不得香港政府早点普选，并且设计出合理的制度，不要让新加坡式的民主重演，（新加坡）看上去多党制，实际上还是一党制。我们（如果）能让香港人民在前面走、探索，看在六七百万人的社会中进行民主试验，这过程中间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大陆也可以把香港看着做一个很好的标尺，去推动大陆的民主试验发展。”

他说：“香港的许多民众认为大陆就是抵制民主的，反民主的，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我觉得是最让人感到遗憾的。”

对于大陆人民，贺卫方说：“我们都应该想方设法地影响我们的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对策。让香港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台湾作为中国人的民主社会就做得非常好。我认为，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地方的民主转型像台湾那么成功过。多么理性、多么有序、多么高的政治参与度，那些认为中国人无法搞民主的人士完全没有道理的。况且香港还有很好的制度背景——健全的司法制度，发生了纠纷可以通过司法解决问题，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什至可以逐渐赋予香港法院constitutional review（违宪审查）的权力，对基本法的含义由香港本地法院作出解释，而不是由中央的立法机关做出解释。这将逐渐使得香港民主非常健全地发展。”


10月4日，南方周末网站刊发贺卫方新书随笔《逍遥法外》，文中法学教授贺卫方阐述了自己为何出版一本个人文学随笔专谈“逍遥法外”。4日，贺卫方还在香港中大露天广场面对1500名观众进行了题为“中国宪政之路”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认为大陆官员至今仍凭一种过时的思想在统治国家，“共产主义教条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奴役，因为它夺去了人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他称“中国式宪政落实的方式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的干预……否则国家未来毫无希望”，贺卫方用“多么理性、多么有序、多么高的政治参与度”盛赞台湾的民主社会，对于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贺卫方认为大陆政府更应该反思。以下是其新书自序和《南华早报》对其进行的专访全文。

《逍遥法外》自序



南周刊贺卫方新书自序《逍遥法外》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馀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去年九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去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么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馀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馀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或许正由于书名太扎眼，选题在那家出版社终于还是被否定了。

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馀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著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惟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干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 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出了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著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赞。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19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干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么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3_10_05_176561.shtml贺卫方自序新书《逍遥法外》 接受南早采访谈宪政建设

贺卫方4日赴港演讲，题为“中国宪政之路”，期间他接受了《南华早报》记者专访。在访问中贺卫方提出，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看上去像是削弱了党的权力，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官员们也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都与法治直接相关。



10月4日，贺卫方在香港中大露天广场演讲，到场听众约1500人。

在此专访及演讲期间，贺卫方也对宪政在中国的巨大作用、中央高层对宪政的理解、中国式宪政如何落实、占领中环等做出回应。

宪政将帮助政府更好地统治国家

在被问及如何理解宪政在中国的作用时，他说，遵守宪法将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但很多高层领导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遗憾地指出，官员们对宪政的理解与学者对宪政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官员们似乎还并不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宪政。还想通过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持社会稳定。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看上去像是削弱了党的权力，但实际上将帮助其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官员们也未能理解，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和对腐败的遏制都与法治直接相关。没有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回答宪政与当前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是否存在冲突时，他回答，政府官员们至今依赖一种过时的思维在统治这个国家，并且很难转换到新的管理思维上。政府应该把过去的历史错误真实地告诉人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经验。共产主义教条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奴役，因为它夺去了人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对活动家的打击令许多人失望

他对当下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说，自由派学者早前对习抱有很高期望，但随着他对活动家的打击，许多人开始失望。但压制人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权利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革命。我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走向革命，而希望能通过更和平的方式改革。但有时候和平的方式很难完全达到你想要那样。

他认为中国式宪政落实的方式应该是政府应该逐渐减少对社会的干预，从减少对法庭的干预开始。党跟政府的分界也应更为明晰。对劳工组织及社会机构放权，不再垄断社会资源并允许更多新闻自由。高层领导需要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往这上面靠，否则国家未来毫无希望。

在被问及如何理解富国强兵和人民权力间的矛盾时，贺卫方强调，“富国强兵并不是说让我们的政府在我们面前可以无所不为地干预我们的生活、减少我们的自由”。往往越尊重本国权利的政府，越能够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戴，同时对外的时候非常强有力。

为什么汉奸特别多

贺卫方说：“我常常想我们国家过去为什么汉奸特别多，我觉得这可能是跟本国的政府经常让人民愤怒、不满，不让国家人民对政府进行抗争的国家，人民就会想没准换一个会好一点。所以国家强大、富国强兵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对人民权利的高度尊重，对人民权利的无微不至的保障，没有把正义送到人民家门口的这种努力，我相信这样的政府，人民不会热爱。而当自己的人民都不热爱，都不尊重自己的政府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力量”。

他再强调，宪政有时候常常感觉对政府权力进行了严厉的限制，看上去似乎在弱化政府，但其实只有拥抱宪政的政府才拥有对人民的高度动员能力。

在被问及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日前被判处死刑的事情时，他说，作为内地几个少数坚决反对死刑的学者。 “这个要讲起来很长，但有一点：越是容易出错的政权，越应该废除死刑”。他相信内地民众对废除死刑也越来越宽容了。香港也已废除死刑多年，但港人走在路上也不会惴惴不安。

贺卫方也对占领中环发表了看法。他说，要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明确地支持通过违反某种法律的方式去实现诉求总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时候，人们通过违法的方式和平地提出诉求，这种和平的方式确实违反了法律，但却最终促进了法律的发展。

他说：“我站在一个大陆来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觉得大陆政府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让香港，包括法学教授，最后不得不发起这样的抗议活动？为什么说传统的抗议活动都已失效了？”

不要让新加坡式的民主重演

贺卫方期望大陆政府对这种民主的诉求报以极大的支持，“恨不得香港政府早点普选，并且设计出合理的制度，不要让新加坡式的民主重演，（新加坡）看上去多党制，实际上还是一党制。我们（如果）能让香港人民在前面走、探索，看在六七百万人的社会中进行民主试验，这过程中间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大陆也可以把香港看着做一个很好的标尺，去推动大陆的民主试验发展。”

他说：“香港的许多民众认为大陆就是抵制民主的，反民主的，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我觉得是最让人感到遗憾的。”

对于大陆人民，贺卫方说：“我们都应该想方设法地影响我们的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对策。让香港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台湾作为中国人的民主社会就做得非常好。我认为，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地方的民主转型像台湾那么成功过。多么理性、多么有序、多么高的政治参与度，那些认为中国人无法搞民主的人士完全没有道理的。况且香港还有很好的制度背景——健全的司法制度，发生了纠纷可以通过司法解决问题，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什至可以逐渐赋予香港法院constitutional review（违宪审查）的权力，对基本法的含义由香港本地法院作出解释，而不是由中央的立法机关做出解释。这将逐渐使得香港民主非常健全地发展。”


10月4日，南方周末网站刊发贺卫方新书随笔《逍遥法外》，文中法学教授贺卫方阐述了自己为何出版一本个人文学随笔专谈“逍遥法外”。4日，贺卫方还在香港中大露天广场面对1500名观众进行了题为“中国宪政之路”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认为大陆官员至今仍凭一种过时的思想在统治国家，“共产主义教条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奴役，因为它夺去了人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他称“中国式宪政落实的方式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的干预……否则国家未来毫无希望”，贺卫方用“多么理性、多么有序、多么高的政治参与度”盛赞台湾的民主社会，对于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贺卫方认为大陆政府更应该反思。以下是其新书自序和《南华早报》对其进行的专访全文。

《逍遥法外》自序



南周刊贺卫方新书自序《逍遥法外》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馀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去年九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去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么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馀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馀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或许正由于书名太扎眼，选题在那家出版社终于还是被否定了。

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馀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著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惟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干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 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出了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著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赞。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19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干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么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3_10_05_1765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