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禮樂神州 ！（转帖）

蕭　瀚

　　從什麽意義上說我們是中國人？
　　——有五千年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人？
　　——曾經被視爲天朝的中國人？
　　——被稱作“禮義之邦”的中國人？

3000年中國：禮義之邦
　　我們不妨隨意翻檢一下遙遠塵封的古代，用3000年到2500年前先輩的文明映鑒我們：
　　父母給長到20歲的男孩子舉行冠禮，給15歲的女孩子舉行笄禮，取表字，告訴孩子已經長大成爲男子漢了，或者可以嫁作人婦，做媽媽了；用六道儀節尋親並完成婚禮；士人相識有專門的士相見禮，以此表達友情的高潔非功利；爲表達尊賢敬老，舉行鄉飲酒禮；設燕禮以明君臣上下尊卑之義；置聘禮以教諸侯相接敬讓；國際交往時列國使節吟誦詩經表達各自對對方國家的禮節——這在《左傳》中連篇累牘；我們的祖先在歌舞之中進行射箭比賽，即鄉射禮和大射禮，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指的就是從射禮的競技表像中挖掘禮讓虔敬之義；如此等等。
　　周禮當然遠不止於這些儀式上的細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它涵納更深宏遠大的思想。禮是人別於動物的標誌，例如食禮中的種種規矩；禮是文明與野蠻的界標，古人以禮分夷夏（即野蠻與文明），而不以血族分內外；禮是天地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所謂“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傳.文公十五年》）等；禮是秩序，禮對政治秩序、上下尊卑關係的調整均有嚴格的規範；禮是典章制度，《周官》中的官制設計在古代一直是政府機構的主要藍本；禮還是大量社會活動的準則，其根據仁義文行忠信的要求制定的儀軌森羅萬象，所謂“禮樂，德之則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禮也是人際交往的方式，例如其對稱謂、迎送、儀容、宴飲、書信交往等都有相應的規範。以大類劃分，它包括吉、凶、軍、兵、嘉五禮，以小類劃分，則有數十種，以至於《禮記.中庸》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說。
　　禮深含人類對宇宙天地的敬畏，對德性的追尋，對和諧的追求，對人本身的期望和寬容，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對審美情趣的重視和培養，以及對社會秩序的協調，禮包含了人生能夠遇到的一切問題的制度化或習俗化準則，即《左傳.隱公十一年》所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對禮，我們唯一可以形容的詞就是文明，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誠哉斯言，禮就是文明。
　　自周公後3000年，隨著社會變遷，禮樂文明也有一些相應的變化，雖然不必諱言其衰落。
　　東漢有個時期，人們之間相互競爭德行的高低，而不是財富多寡；唐代婚禮，上至朝堂，下到庶民，新郎吟不出卻扇詩，就無法移開遮住新娘臉龐的扇子，詩風之盛歎爲觀止！那個流傳久遠的故事，蘇小妹三難秦少遊也許就是因此創作的，雖然蘇小妹史無其人；宋代還有完整的冠、婚、喪、祭禮，鄉飲酒禮直到清代道光年間才取消，那個“以觀盛德”的射禮還遊方出國，在韓國演變成著名的“弓道”，至今入協會者泱泱雲集；直到20世紀前，喪禮依然保存完好，至今還在一些偏遠地方存活，至於祭天大典之類的政教禮儀直到民國都未絕迹；至於政治制度方面尤其官制的結構，一直就沒有完全離開當年《周官》的思路。總體而言，春秋以後禮崩樂壞，但無論如何，其後兩千五百年間還是留下了一些古禮，有些方面甚至有新的創造。
　　例如從漢代開始，歷代都有專門祭祀孔子的釋奠禮，甚至遠播韓國，至今韓國的釋奠禮還保持著原版的明代儀式，自唐太宗以來，除了孔子得到祭奠，還有許多傑出的儒家先賢受到配享的待遇，直至清末，因此禮這一傳統的根基在民國之前雖曾遭劫甚至嚴重衰弱，但從來不曾斷絕過。
　　上述這一切都曾經清晰地表達過我們的祖先是中國人，區別于禽獸、遠離了野蠻的中國人。
　　在西方，按照那位社會學人瑞埃利亞斯的說法，標誌著文明的禮儀，落實到細節的日常行爲規範直到14世紀——中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而這些早在此2300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定下具體的規矩。以飲食的儀容爲例，食禮告誡人們吃飯時不要把飯窩成一團擱在碗裏，喝湯的時候別讓湯頃流不止，咀嚼的時候不要發出聲音，不要把咬過的魚肉放回食盤，不要當衆剔牙等等（《禮記.曲禮》）。這些與我國古代食禮類似的禮儀內容也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一些禮貌教本之類的書籍中，但只要想一想偉大的莎士比亞和達芬奇每天吃的都是“手抓飯”，就可以知道西方文明的後起，16世紀的思想巨人蒙田曾經自我批評說：“有時候，一趕忙，我會把自己的手指咬住。”作爲食具的叉子直到18世紀以後才在歐洲流行開來。
　　因爲如此驚人的差距，我們的祖先之國被稱作禮義之邦！大史家錢穆先生對禮有非常精准的見解：“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一切習俗行爲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錢穆與七房橋世界》，頁7，社科文獻出版社1995）
　　換句話說，禮就是中國人區別于他國的標誌。
　　
七百年劫難與20世紀中國：我是誰？
　　蒙元以來700年，文化之劫遠甚秦火，至今未熄。
　　野蠻的元朝入主中原，唐宋時期復興過的古禮再遭破毀，明代也沒有基本改觀，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八》“書傳會選”條中曾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痛切抨擊明成祖朱棣以來的文化政策進一步促毀國學，《大全》就是指《四書五經大全》，是明成祖下令撰修的官方意識形態，明代時，無論官宦還是庶民都少有人行冠禮，足見禮樂文明之花果飄零。
　　清代學人在復興傳統文化中功勳卓著，成就斐然，但晚清以降，西人入侵，剛剛復興的文化新苗無法經受異域的狂風暴雨，難以阻擋禮樂文明的千年頹勢。
　　如果說晚清以前國人雖廢棄古學，但尚未全面顛覆，自戊戌到民國至今，國人亢奮於西方的強大而在文化上遷責殺父，激進者試圖全盤顛覆傳統，置之死地而後快，以爲非如此不足以重振國運。文化自虐者輾碎“孔家店”，掃平“舊禮教”，剿滅“封建主義”、破“四舊”、毀“五倫”…中國文化遭受千古奇劫。
　　也許這一劫難是中國傳統文化、制度、思想變遷史上的一個吊詭，也就是余英時先生所洞察到的，近代以來的全盤顛覆傳統主流文化並不是如費正清所理解的“挑戰”與“回應”這個模式的産物，而恰恰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自我反思過程中的一個意外偏離，換句話說，全盤顛覆主流傳統文化的因素部分地包含在傳統本身之中，例如上溯到明末即有過於極端排斥斯文的顔元的思想，到晚清則有康有爲全面顛覆古文經學的思路可作例證，雖然這兩位思想家事先並沒有注意到自己思想可能帶來的後果。百年文化自虐打斷了明末清初以來回歸古學的歷程，也打斷了以回歸古學爲本再創造的原初可能路徑。
　　古學復興的中斷，導致各種西方時髦主義盛極一時，但浮塵中煊赫的主義們，雖號稱要重振國運，卻因毀滅國本而無法良好地移植乃至融合外來文明，也就難以建立堅強的民族精神，如今也都灰飛煙滅。
　　雖然100年前的國人早已如我們一般，懵懂于古禮迷宮，但畢竟還存留了一些，至少那時的讀書人還能吟詩作賦，對對子、行酒令。然而，如今的國人，連完整閱讀傳統字體的史書都不能，於是中華書局出版簡體字也就是漢字破壞版的《二十四史》；李敖當年在臺灣大學穿長衫招搖過市，結果被視爲“台大八景”之一成了怪物，而長衫原本是讀書人最通常的服裝——錢鍾書筆下的三閭大學，教授們都是穿長衫授課的，如今除了西裝和各種流行服裝，我們沒有任何可以被稱爲民族服裝的完整行頭。
　　效仿中國文化的日本有和服，韓國也有屬於他們本民族的服裝，源于中國周易的八卦圖案上了他們的國旗，脫亞入歐並不妨礙他們熱愛自己本土固有的文化，唯獨這個世界上最早生産絲綢的國度——中國沒有屬於自己尤其是漢族的民族服裝。
　　我們今天的服裝已經不能表明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如果不是皮膚和頭髮，甚至無法看出是黃種人。
　　在今年9月28日曲阜市政府主持公祭孔子之前，政府從來不曾舉行過任何與傳統相關的大型政教（無論是否應該政教分離）、文化慶典活動，我們甚至從來不曾像樣地紀念過任何一個百年前的祖輩先賢，連我們的屈原都要韓國人去紀念——端午節是他們的法定節日；社會僅留存的一點可憐風俗，還常常被視爲“封建迷信”給喀嚓掉——在不少媒體評論中，甚至清明節祭祖掃墓時的燒紙都被視爲“愚昧落後”！
　　作爲華夏主體的當代漢族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會唱不會跳、缺乏基本歌舞修養的民族，而在先秦，中國以詩樂教化著稱於世，那就是歌舞，唐宋時代也不例外。
　　九個法定節日：元旦、春節、婦女節、勞動節、青年節、兒童節、建軍節、國慶節、教師節，只有春節是傳統節日，而原本傳統節日至少有十數種之多。在民間，除了春節、元宵節、中秋節，其他傳統節日幾乎被人們完全遺忘，如果不是因爲我們的胃還需要元宵和月餅，可能後兩個節日也去了爪窪國。年輕國人過外國的情人節，卻不知道自己有個七夕節——而原本兩個節都過也未嘗不可。中秋節歷來被視爲親人團聚的最重要節日，卻不夠法定節日的格，商家只用它炒作，把廉價麵粉炒成天價月餅。除夕在某種程度上比春節還重要，可是這一天作法定節日居然不配！
　　我們的節日已不足以向世人宣稱我們是中國人——別於過聖誕節、感恩節的西方人。
　　50年來，各大文化古城屢遭權力和金錢的蹂躪，當人們爲滿足某個領袖站在天安門城樓看煙囪的願望而毫不猶豫拆毀北京的城牆之後，當1966年11月譚厚蘭帶著北師大紅衛兵進孔林砸毀6618件文物之後，當推土機將北京廣渠門內大街206號院——曹雪芹故居從地圖上抹去之後，當拆遷包工頭宣稱“給錢故宮我也拆”之後，那個曾經燦爛和輝煌的中國眼睜睜地消失了，不倫不類的西式或假古董建築卻神州爭醜，像地溝裏的老鼠灼眼生疼。若空中鳥瞰，當代中國城市幾乎都像開蓋的垃圾桶——什麽都有，唯獨沒有文化！
　　今日中國，飯店永遠是喧鬧得難以進餐的場所，餐桌上的孩子永遠瘋搶最愛吃的菜肴，公交車靠站時永遠有衝開血路、力排衆生搶坐的猛士，車上永遠站著老人、孕婦和兒童，無數商店貼著謹防扒手的告示，許多會堂裏挂著請勿隨地吐痰的警示牌（參會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門廣場清除了60萬顆口香糖，日常娛樂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級一點也無非就是唱卡拉OK，遠遊出洋的國人，老外常常只能通過是否亂闖紅燈、大聲喧嘩才能識別我們的同胞…
　　穿過歷史的煙雲，瘡痍滿目，《左傳.閔公元年》說：“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抛棄根基的今日，法定節日、服裝、建築、文化消遣…沒有一個領域可以證明中國是禮義之邦，是區別于外國的炎黃周孔苗裔！我們失去了祖先爲之奮鬥和呵護過的一切，我們只剩下一個世紀之問：中國人，你憑什麽說你還是中國人？
　　一個曾經如此儀節繁複、風雅精致、彬彬有禮、視教養爲文化生命，有高度審美能力的民族居然變得像今天這樣粗魯野蠻沒教養、生活貧乏毫無情趣！昔日的禮義之邦竟然一敗於斯！
　　毫無理性的棄舊絕不能迎新，更無力創新。傳統深厚的民族一旦抛棄國本，文化心理自卑，吸納外來文明的能力就下降，反而成爲狹隘民族主義的根源，病急亂投醫的舶來只會如狗熊掰玉米棒子，掰一個扔一個，一再而三地貽誤時機。
　　錢穆在他那篇抗戰時期寫就，被陳寅恪先生譽爲大文章的《國史大綱.引論》中悲歎當時國人之悖史如遺，“文革”是傳統劫難的頂點，今日中國，已不再是孔子教導下那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民族，不再是伏爾泰驚服於萬里之外的天朝，不再是思想巨人韋伯盛讚過的人文中國，不再是社會學家帕森斯羡慕過的那個因尊重歷史而歸宗保守主義以至文化不絕的民族，也不是日本人敬畏神往的唐人後裔了。
　　
我有一個夢想
　　在有史可溯的3000年裏，大體而言，中國的興亡與禮的盛衰幾乎完全同步，禮樂興盛，則國泰民安、民富國強，周初、兩漢、唐宋、清代中葉均其顯例；禮樂衰亡，則國否民亂、民窮國弱，戰國、秦、兩晉、元明、以及歷朝末年、“文革”便是鐵證，歷史充分表明禮就是中國的文化根基。
　　因此，要重振國運必須首先從恢復國本開始，吸納外來文明與保存並且發展本土文化並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對立，有時甚至相得益彰，互爲支援，關鍵看社會、時代的需要。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先祖3000年前的遺音，今日中國已開始蘇醒。今天，當主流思潮還像往日一樣以批判傳統爲快事的時候，許多人已經悄然埋首國故；
　　當人們只拿眼睛盯准了西方禮儀的時候，彭林等學者將曾經是禮義之邦的我們先祖默默地介紹給大衆；
　　當當紅的思想者們依然僅沈醉于古希臘、歐美的同時，也有那麽一些甘於寂寞的學人皓首窮經，挖掘本土的古聖先賢，如錢玄先生對三禮的精湛研究，沈文倬教授對宗周禮樂文明的研究，陳戌國對古典禮制的爬梳（雖然其史觀不免陳舊）還有無數默默無聞的文化先鋒在共同從事這一復興傳統的偉大事業，不遑多論；
　　與此同時，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也悄然或大張旗鼓地出現了與復興傳統文化相關的事件：
　　幾十位國學家呼籲將孔子誕辰日9月28日作爲法定的教師節；
　　紀寶成、蔡瑤銑等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七夕節、除夕等傳統節日定爲法定節日；
　　當代儒家學人蔣慶編輯儒家經典讀物的兒童誦本，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一時間爭議叠起，支援與反對難分軒輊；
　　彭林、劉夢溪等學人倡議重建中國當代的禮儀文明；
　　季羨林等七十位學人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倡導中國傳統文化的普世價值；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55周年，曲阜市政府首次主持盛大典禮公祭孔子；
　　經過濟寧市政府的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國際最高級別的“孔子獎”，獎勵全球範圍在教育、文化、哲學等方面有突出貢獻的總統、部長和專家；
　　……
　　儘管上述種種還不成熟，例如祭孔最好的方式不是公祭，社會性祭祀更有意義，祭禮的服裝用清代滿裝也不合適，並且據説祭祀的儀式也是混亂不堪；有些文化宣言有政教過於混同之嫌；讀經誦本的内容對經典的看法過於狹隘，不夠考慮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有原教旨之嫌，其編纂寄託於一人也失之偏頗。這一切都還顯得雜亂、幼稚，有些文化行動甚至不倫不類，儘管如此，我們不能苛求一個剛學走路的幼兒不許摔倒，至少有了起碼的開端。
　　於傳統深厚的民族而言，喪失了自己的根基，吸納外來文明的能力會因爲文化心理上的重挫而下降，文化自信心的強弱與吸納外來文明的能力成正比，有足夠的文化自信，方有百川歸海、融新化舊的不凡品格。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食古不化，對這個問題，800多年前的儒門大家朱熹先生就曾經告誡過後人：“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朱子語類.卷八十四》）如果朱子尚在，看到西方自由平等精神開始融入中國文明，想必會考慮結合外來，且不會指望一兩個“大聖人”來解決問題了，因爲這是無數人的共同事業。
　　爲此，除了上述努力之外，我們還需要以更深的溫情與敬意重習以宗周禮樂文明爲核心的歷代文化，掌握禮的精神，研究歷代禮治的具體制度規範、社會準則，刪繁就簡，創新補故，挽救於今依然適用的國粹（於今日已無需借鑒的內容，可以入檔，不必侮慢之爲糟粕而打入另冊），參酌並融合外來文明，創造性地轉化古典智慧，發展中國新文化，重建禮樂神州。
　　例如：
　　尊重並研究古典政治智慧，結合西方憲政經驗，建立固本重人的政治制度，深入國情，借鑒西方適於中國的普世價值和具體規則，建立適應中國自己的法律體系；
　　尊重自由貿易，警惕自由經濟之弊，學習文化性抑商而非政治性抑商的古典智慧，將商業控制在合理範圍，使社會有節制地追求物質財富；
　　繼承注重家庭的傳統合理內核，借鑒西方強調社會協助的制度經驗，建立以家庭倫理爲精神紐帶，以財富再分配爲物質支持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
　　遵循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參酌古典書院以及西方多形式的辦教方式，全面打破教育行政壟斷，還教育於社會；
　　鏡鑒中西，發展各類行業倫理準則，尊重並大力發揚本國固有的民間禮俗，逐步形成以仁義禮智信、自由、平等爲精神內核，以現代禮儀爲非強制性規範的公民社會；
　　繼承祖先敬畏天地、尊重萬物的思想，借鑒西方先進的技術手段，改善現狀，創造天地人和諧無間的生存環境；
　　借鑒古學，參照既成，將古禮精神融入國際交往（例如《左傳》），爲全球達成更加合理的國際法共識，提供古老的東方智慧；
　　……
　　如此，方能繼往開來，鑄新絕亂。然而山高水長，前路崎嶇，要實現再造禮樂神州的夢想，還需今生後世的國人下千古不怠之功。
　　2004/9/30初稿
　　2004/10/7修定
　　本文的簡體刪節版同步發表於第200期《新聞周刊》
　　致謝：本文在完稿前一直得到沈浪、張煇等朋友的批評建議甚至指點，特此致謝。
　　版權聲明：未經本文作者的口頭授權或者法律思想網的書面授權，任何紙質媒體不得作任何形式的使用；網路等其他媒體在轉載時必須保證本文的完整性，同時注明“法律思想網首發”，並且保留本聲明及本文其他字符，轉載時可以轉化為簡體字版，但鑒于軟件在進行兩種字體的轉換過程中會出現錯誤，望轉換者能作相應的校對，對於因字體繁簡轉換導致的錯誤，作者不承擔責任。
  
　　蕭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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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什麽意義上說我們是中國人？
　　——有五千年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人？
　　——曾經被視爲天朝的中國人？
　　——被稱作“禮義之邦”的中國人？

3000年中國：禮義之邦
　　我們不妨隨意翻檢一下遙遠塵封的古代，用3000年到2500年前先輩的文明映鑒我們：
　　父母給長到20歲的男孩子舉行冠禮，給15歲的女孩子舉行笄禮，取表字，告訴孩子已經長大成爲男子漢了，或者可以嫁作人婦，做媽媽了；用六道儀節尋親並完成婚禮；士人相識有專門的士相見禮，以此表達友情的高潔非功利；爲表達尊賢敬老，舉行鄉飲酒禮；設燕禮以明君臣上下尊卑之義；置聘禮以教諸侯相接敬讓；國際交往時列國使節吟誦詩經表達各自對對方國家的禮節——這在《左傳》中連篇累牘；我們的祖先在歌舞之中進行射箭比賽，即鄉射禮和大射禮，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指的就是從射禮的競技表像中挖掘禮讓虔敬之義；如此等等。
　　周禮當然遠不止於這些儀式上的細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它涵納更深宏遠大的思想。禮是人別於動物的標誌，例如食禮中的種種規矩；禮是文明與野蠻的界標，古人以禮分夷夏（即野蠻與文明），而不以血族分內外；禮是天地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所謂“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傳.文公十五年》）等；禮是秩序，禮對政治秩序、上下尊卑關係的調整均有嚴格的規範；禮是典章制度，《周官》中的官制設計在古代一直是政府機構的主要藍本；禮還是大量社會活動的準則，其根據仁義文行忠信的要求制定的儀軌森羅萬象，所謂“禮樂，德之則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禮也是人際交往的方式，例如其對稱謂、迎送、儀容、宴飲、書信交往等都有相應的規範。以大類劃分，它包括吉、凶、軍、兵、嘉五禮，以小類劃分，則有數十種，以至於《禮記.中庸》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說。
　　禮深含人類對宇宙天地的敬畏，對德性的追尋，對和諧的追求，對人本身的期望和寬容，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對審美情趣的重視和培養，以及對社會秩序的協調，禮包含了人生能夠遇到的一切問題的制度化或習俗化準則，即《左傳.隱公十一年》所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對禮，我們唯一可以形容的詞就是文明，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誠哉斯言，禮就是文明。
　　自周公後3000年，隨著社會變遷，禮樂文明也有一些相應的變化，雖然不必諱言其衰落。
　　東漢有個時期，人們之間相互競爭德行的高低，而不是財富多寡；唐代婚禮，上至朝堂，下到庶民，新郎吟不出卻扇詩，就無法移開遮住新娘臉龐的扇子，詩風之盛歎爲觀止！那個流傳久遠的故事，蘇小妹三難秦少遊也許就是因此創作的，雖然蘇小妹史無其人；宋代還有完整的冠、婚、喪、祭禮，鄉飲酒禮直到清代道光年間才取消，那個“以觀盛德”的射禮還遊方出國，在韓國演變成著名的“弓道”，至今入協會者泱泱雲集；直到20世紀前，喪禮依然保存完好，至今還在一些偏遠地方存活，至於祭天大典之類的政教禮儀直到民國都未絕迹；至於政治制度方面尤其官制的結構，一直就沒有完全離開當年《周官》的思路。總體而言，春秋以後禮崩樂壞，但無論如何，其後兩千五百年間還是留下了一些古禮，有些方面甚至有新的創造。
　　例如從漢代開始，歷代都有專門祭祀孔子的釋奠禮，甚至遠播韓國，至今韓國的釋奠禮還保持著原版的明代儀式，自唐太宗以來，除了孔子得到祭奠，還有許多傑出的儒家先賢受到配享的待遇，直至清末，因此禮這一傳統的根基在民國之前雖曾遭劫甚至嚴重衰弱，但從來不曾斷絕過。
　　上述這一切都曾經清晰地表達過我們的祖先是中國人，區別于禽獸、遠離了野蠻的中國人。
　　在西方，按照那位社會學人瑞埃利亞斯的說法，標誌著文明的禮儀，落實到細節的日常行爲規範直到14世紀——中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而這些早在此2300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定下具體的規矩。以飲食的儀容爲例，食禮告誡人們吃飯時不要把飯窩成一團擱在碗裏，喝湯的時候別讓湯頃流不止，咀嚼的時候不要發出聲音，不要把咬過的魚肉放回食盤，不要當衆剔牙等等（《禮記.曲禮》）。這些與我國古代食禮類似的禮儀內容也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一些禮貌教本之類的書籍中，但只要想一想偉大的莎士比亞和達芬奇每天吃的都是“手抓飯”，就可以知道西方文明的後起，16世紀的思想巨人蒙田曾經自我批評說：“有時候，一趕忙，我會把自己的手指咬住。”作爲食具的叉子直到18世紀以後才在歐洲流行開來。
　　因爲如此驚人的差距，我們的祖先之國被稱作禮義之邦！大史家錢穆先生對禮有非常精准的見解：“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一切習俗行爲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錢穆與七房橋世界》，頁7，社科文獻出版社1995）
　　換句話說，禮就是中國人區別于他國的標誌。
　　
七百年劫難與20世紀中國：我是誰？
　　蒙元以來700年，文化之劫遠甚秦火，至今未熄。
　　野蠻的元朝入主中原，唐宋時期復興過的古禮再遭破毀，明代也沒有基本改觀，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八》“書傳會選”條中曾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痛切抨擊明成祖朱棣以來的文化政策進一步促毀國學，《大全》就是指《四書五經大全》，是明成祖下令撰修的官方意識形態，明代時，無論官宦還是庶民都少有人行冠禮，足見禮樂文明之花果飄零。
　　清代學人在復興傳統文化中功勳卓著，成就斐然，但晚清以降，西人入侵，剛剛復興的文化新苗無法經受異域的狂風暴雨，難以阻擋禮樂文明的千年頹勢。
　　如果說晚清以前國人雖廢棄古學，但尚未全面顛覆，自戊戌到民國至今，國人亢奮於西方的強大而在文化上遷責殺父，激進者試圖全盤顛覆傳統，置之死地而後快，以爲非如此不足以重振國運。文化自虐者輾碎“孔家店”，掃平“舊禮教”，剿滅“封建主義”、破“四舊”、毀“五倫”…中國文化遭受千古奇劫。
　　也許這一劫難是中國傳統文化、制度、思想變遷史上的一個吊詭，也就是余英時先生所洞察到的，近代以來的全盤顛覆傳統主流文化並不是如費正清所理解的“挑戰”與“回應”這個模式的産物，而恰恰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自我反思過程中的一個意外偏離，換句話說，全盤顛覆主流傳統文化的因素部分地包含在傳統本身之中，例如上溯到明末即有過於極端排斥斯文的顔元的思想，到晚清則有康有爲全面顛覆古文經學的思路可作例證，雖然這兩位思想家事先並沒有注意到自己思想可能帶來的後果。百年文化自虐打斷了明末清初以來回歸古學的歷程，也打斷了以回歸古學爲本再創造的原初可能路徑。
　　古學復興的中斷，導致各種西方時髦主義盛極一時，但浮塵中煊赫的主義們，雖號稱要重振國運，卻因毀滅國本而無法良好地移植乃至融合外來文明，也就難以建立堅強的民族精神，如今也都灰飛煙滅。
　　雖然100年前的國人早已如我們一般，懵懂于古禮迷宮，但畢竟還存留了一些，至少那時的讀書人還能吟詩作賦，對對子、行酒令。然而，如今的國人，連完整閱讀傳統字體的史書都不能，於是中華書局出版簡體字也就是漢字破壞版的《二十四史》；李敖當年在臺灣大學穿長衫招搖過市，結果被視爲“台大八景”之一成了怪物，而長衫原本是讀書人最通常的服裝——錢鍾書筆下的三閭大學，教授們都是穿長衫授課的，如今除了西裝和各種流行服裝，我們沒有任何可以被稱爲民族服裝的完整行頭。
　　效仿中國文化的日本有和服，韓國也有屬於他們本民族的服裝，源于中國周易的八卦圖案上了他們的國旗，脫亞入歐並不妨礙他們熱愛自己本土固有的文化，唯獨這個世界上最早生産絲綢的國度——中國沒有屬於自己尤其是漢族的民族服裝。
　　我們今天的服裝已經不能表明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如果不是皮膚和頭髮，甚至無法看出是黃種人。
　　在今年9月28日曲阜市政府主持公祭孔子之前，政府從來不曾舉行過任何與傳統相關的大型政教（無論是否應該政教分離）、文化慶典活動，我們甚至從來不曾像樣地紀念過任何一個百年前的祖輩先賢，連我們的屈原都要韓國人去紀念——端午節是他們的法定節日；社會僅留存的一點可憐風俗，還常常被視爲“封建迷信”給喀嚓掉——在不少媒體評論中，甚至清明節祭祖掃墓時的燒紙都被視爲“愚昧落後”！
　　作爲華夏主體的當代漢族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會唱不會跳、缺乏基本歌舞修養的民族，而在先秦，中國以詩樂教化著稱於世，那就是歌舞，唐宋時代也不例外。
　　九個法定節日：元旦、春節、婦女節、勞動節、青年節、兒童節、建軍節、國慶節、教師節，只有春節是傳統節日，而原本傳統節日至少有十數種之多。在民間，除了春節、元宵節、中秋節，其他傳統節日幾乎被人們完全遺忘，如果不是因爲我們的胃還需要元宵和月餅，可能後兩個節日也去了爪窪國。年輕國人過外國的情人節，卻不知道自己有個七夕節——而原本兩個節都過也未嘗不可。中秋節歷來被視爲親人團聚的最重要節日，卻不夠法定節日的格，商家只用它炒作，把廉價麵粉炒成天價月餅。除夕在某種程度上比春節還重要，可是這一天作法定節日居然不配！
　　我們的節日已不足以向世人宣稱我們是中國人——別於過聖誕節、感恩節的西方人。
　　50年來，各大文化古城屢遭權力和金錢的蹂躪，當人們爲滿足某個領袖站在天安門城樓看煙囪的願望而毫不猶豫拆毀北京的城牆之後，當1966年11月譚厚蘭帶著北師大紅衛兵進孔林砸毀6618件文物之後，當推土機將北京廣渠門內大街206號院——曹雪芹故居從地圖上抹去之後，當拆遷包工頭宣稱“給錢故宮我也拆”之後，那個曾經燦爛和輝煌的中國眼睜睜地消失了，不倫不類的西式或假古董建築卻神州爭醜，像地溝裏的老鼠灼眼生疼。若空中鳥瞰，當代中國城市幾乎都像開蓋的垃圾桶——什麽都有，唯獨沒有文化！
　　今日中國，飯店永遠是喧鬧得難以進餐的場所，餐桌上的孩子永遠瘋搶最愛吃的菜肴，公交車靠站時永遠有衝開血路、力排衆生搶坐的猛士，車上永遠站著老人、孕婦和兒童，無數商店貼著謹防扒手的告示，許多會堂裏挂著請勿隨地吐痰的警示牌（參會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門廣場清除了60萬顆口香糖，日常娛樂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級一點也無非就是唱卡拉OK，遠遊出洋的國人，老外常常只能通過是否亂闖紅燈、大聲喧嘩才能識別我們的同胞…
　　穿過歷史的煙雲，瘡痍滿目，《左傳.閔公元年》說：“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抛棄根基的今日，法定節日、服裝、建築、文化消遣…沒有一個領域可以證明中國是禮義之邦，是區別于外國的炎黃周孔苗裔！我們失去了祖先爲之奮鬥和呵護過的一切，我們只剩下一個世紀之問：中國人，你憑什麽說你還是中國人？
　　一個曾經如此儀節繁複、風雅精致、彬彬有禮、視教養爲文化生命，有高度審美能力的民族居然變得像今天這樣粗魯野蠻沒教養、生活貧乏毫無情趣！昔日的禮義之邦竟然一敗於斯！
　　毫無理性的棄舊絕不能迎新，更無力創新。傳統深厚的民族一旦抛棄國本，文化心理自卑，吸納外來文明的能力就下降，反而成爲狹隘民族主義的根源，病急亂投醫的舶來只會如狗熊掰玉米棒子，掰一個扔一個，一再而三地貽誤時機。
　　錢穆在他那篇抗戰時期寫就，被陳寅恪先生譽爲大文章的《國史大綱.引論》中悲歎當時國人之悖史如遺，“文革”是傳統劫難的頂點，今日中國，已不再是孔子教導下那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民族，不再是伏爾泰驚服於萬里之外的天朝，不再是思想巨人韋伯盛讚過的人文中國，不再是社會學家帕森斯羡慕過的那個因尊重歷史而歸宗保守主義以至文化不絕的民族，也不是日本人敬畏神往的唐人後裔了。
　　
我有一個夢想
　　在有史可溯的3000年裏，大體而言，中國的興亡與禮的盛衰幾乎完全同步，禮樂興盛，則國泰民安、民富國強，周初、兩漢、唐宋、清代中葉均其顯例；禮樂衰亡，則國否民亂、民窮國弱，戰國、秦、兩晉、元明、以及歷朝末年、“文革”便是鐵證，歷史充分表明禮就是中國的文化根基。
　　因此，要重振國運必須首先從恢復國本開始，吸納外來文明與保存並且發展本土文化並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對立，有時甚至相得益彰，互爲支援，關鍵看社會、時代的需要。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先祖3000年前的遺音，今日中國已開始蘇醒。今天，當主流思潮還像往日一樣以批判傳統爲快事的時候，許多人已經悄然埋首國故；
　　當人們只拿眼睛盯准了西方禮儀的時候，彭林等學者將曾經是禮義之邦的我們先祖默默地介紹給大衆；
　　當當紅的思想者們依然僅沈醉于古希臘、歐美的同時，也有那麽一些甘於寂寞的學人皓首窮經，挖掘本土的古聖先賢，如錢玄先生對三禮的精湛研究，沈文倬教授對宗周禮樂文明的研究，陳戌國對古典禮制的爬梳（雖然其史觀不免陳舊）還有無數默默無聞的文化先鋒在共同從事這一復興傳統的偉大事業，不遑多論；
　　與此同時，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也悄然或大張旗鼓地出現了與復興傳統文化相關的事件：
　　幾十位國學家呼籲將孔子誕辰日9月28日作爲法定的教師節；
　　紀寶成、蔡瑤銑等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七夕節、除夕等傳統節日定爲法定節日；
　　當代儒家學人蔣慶編輯儒家經典讀物的兒童誦本，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一時間爭議叠起，支援與反對難分軒輊；
　　彭林、劉夢溪等學人倡議重建中國當代的禮儀文明；
　　季羨林等七十位學人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倡導中國傳統文化的普世價值；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55周年，曲阜市政府首次主持盛大典禮公祭孔子；
　　經過濟寧市政府的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國際最高級別的“孔子獎”，獎勵全球範圍在教育、文化、哲學等方面有突出貢獻的總統、部長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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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上述種種還不成熟，例如祭孔最好的方式不是公祭，社會性祭祀更有意義，祭禮的服裝用清代滿裝也不合適，並且據説祭祀的儀式也是混亂不堪；有些文化宣言有政教過於混同之嫌；讀經誦本的内容對經典的看法過於狹隘，不夠考慮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有原教旨之嫌，其編纂寄託於一人也失之偏頗。這一切都還顯得雜亂、幼稚，有些文化行動甚至不倫不類，儘管如此，我們不能苛求一個剛學走路的幼兒不許摔倒，至少有了起碼的開端。
　　於傳統深厚的民族而言，喪失了自己的根基，吸納外來文明的能力會因爲文化心理上的重挫而下降，文化自信心的強弱與吸納外來文明的能力成正比，有足夠的文化自信，方有百川歸海、融新化舊的不凡品格。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食古不化，對這個問題，800多年前的儒門大家朱熹先生就曾經告誡過後人：“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朱子語類.卷八十四》）如果朱子尚在，看到西方自由平等精神開始融入中國文明，想必會考慮結合外來，且不會指望一兩個“大聖人”來解決問題了，因爲這是無數人的共同事業。
　　爲此，除了上述努力之外，我們還需要以更深的溫情與敬意重習以宗周禮樂文明爲核心的歷代文化，掌握禮的精神，研究歷代禮治的具體制度規範、社會準則，刪繁就簡，創新補故，挽救於今依然適用的國粹（於今日已無需借鑒的內容，可以入檔，不必侮慢之爲糟粕而打入另冊），參酌並融合外來文明，創造性地轉化古典智慧，發展中國新文化，重建禮樂神州。
　　例如：
　　尊重並研究古典政治智慧，結合西方憲政經驗，建立固本重人的政治制度，深入國情，借鑒西方適於中國的普世價值和具體規則，建立適應中國自己的法律體系；
　　尊重自由貿易，警惕自由經濟之弊，學習文化性抑商而非政治性抑商的古典智慧，將商業控制在合理範圍，使社會有節制地追求物質財富；
　　繼承注重家庭的傳統合理內核，借鑒西方強調社會協助的制度經驗，建立以家庭倫理爲精神紐帶，以財富再分配爲物質支持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
　　遵循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參酌古典書院以及西方多形式的辦教方式，全面打破教育行政壟斷，還教育於社會；
　　鏡鑒中西，發展各類行業倫理準則，尊重並大力發揚本國固有的民間禮俗，逐步形成以仁義禮智信、自由、平等爲精神內核，以現代禮儀爲非強制性規範的公民社會；
　　繼承祖先敬畏天地、尊重萬物的思想，借鑒西方先進的技術手段，改善現狀，創造天地人和諧無間的生存環境；
　　借鑒古學，參照既成，將古禮精神融入國際交往（例如《左傳》），爲全球達成更加合理的國際法共識，提供古老的東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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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方能繼往開來，鑄新絕亂。然而山高水長，前路崎嶇，要實現再造禮樂神州的夢想，還需今生後世的國人下千古不怠之功。
　　2004/9/30初稿
　　2004/10/7修定
　　本文的簡體刪節版同步發表於第200期《新聞周刊》
　　致謝：本文在完稿前一直得到沈浪、張煇等朋友的批評建議甚至指點，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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