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学者戴思：妈妈，如果有来世，请将我生在印度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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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为什么将来属于印度

南方网

戴思  国际学者

在伦敦为“未来属于印度，而不是中国”的公开讨论进行准备工作中，我想起了与我母亲的一次谈话。她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0%，与印度的增长率8%之间，有何区别？我回答说，这个区别的确非常大。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为10%，我们可以提前20年——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让整个一代人进入中产阶级。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我们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3000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等20年，以印度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她知道，民主的成本相当于穷人为推迟进入中产阶级的支付的价格。她没有详尽阐述“印度的方式”，但它一定包括新年放六天假之类的细节。人们很容易被中国惊人的进步迷住，为印度混乱的民主而感到沮丧，但我想，她其实表达了大多数印度人的想法：他们不会拿民主来交换比原来要快2%的增长速度。

我妈妈所指的“印度的方式”，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对自己诚实。由于印度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性制度把印度人划分为不同等级，因此民主对我们来讲应该容易得多。中国历史上经常把不同民族同化成共同的、同类的儒家社会。中国像是一个大熔炉，它使各族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而印度则像是一个色拉盘，不同种性仍然保留其身份。因此，中国一直受到中央集权政府分层控制——这一传统也带进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今天中国像一个经营公司。每位市长和市委书记的目标都与投资、产出和增长有关，这也与国家目标一致。那些超额完成目标的人迅速升迁。把国家作为一家企业来管理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是，有可能忽略了基层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印度只能通过包容其色拉盘中有话语权的各种利益集团，来管理自己。这导致每天有上百万的谈判，我们把这种体制称为“民主”。它放慢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要花五年时间来建设一条公路，而中国只用一年。在印度，那些对拆迁不满的人会去起诉，使得政治家不得不担心侵犯人权，而我在谷歌搜索“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13秒钟内产生47800000条记录！民主是安全阀门——它允许不满者在吞下苦果前把它们发泄出去。

中国和印度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之路——自由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更适合于民主制，它是企业家成长的沃土。国有企业则缺乏创新能力和灵活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羡慕印度有24家私人公司具有全球竞争力。民主尊重产权。在两国城市化进程中，印度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中国的农民则受当地党政负责人摆布。因为印度是法治国家，企业家严格按合同办事。在中国，如果有人毁坏了你的财产，你可能找不到申诉的地方。因此，在中国，党政负责人在积累财富。法治虽然会减慢发展速度，但它也保护我们（和环境，如同非政府组织发现的）。

在印度，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并非从来就有的。当雷金纳德·戴尔将军在1919年在贾良瓦那花园杀害了379人，印度人意识到，他们只有摆脱了英国人的统治，才能获得尊严。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比印度更富裕，但贫穷的中国人同样向往着自由。

由于印度政府效率低下，数以万计的企业家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公立学校失败时，人们在贫民窟开办私立学校，结果是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在中国你做不到这一点。自由社会迫使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使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因此，印度方式可能更持久，因为那里的人民书写了印度的成功；而在中国，则是政府主导了成功。这让一些中国领导人好奇，他们想知道，如果印度能在政府放手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快经济体，那么当印度政府助力时，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印度的路子也许慢一些，但它是有效的，而且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可能保持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重生时，我宁愿降生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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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为什么将来属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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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  国际学者

在伦敦为“未来属于印度，而不是中国”的公开讨论进行准备工作中，我想起了与我母亲的一次谈话。她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0%，与印度的增长率8%之间，有何区别？我回答说，这个区别的确非常大。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为10%，我们可以提前20年——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让整个一代人进入中产阶级。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我们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3000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等20年，以印度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她知道，民主的成本相当于穷人为推迟进入中产阶级的支付的价格。她没有详尽阐述“印度的方式”，但它一定包括新年放六天假之类的细节。人们很容易被中国惊人的进步迷住，为印度混乱的民主而感到沮丧，但我想，她其实表达了大多数印度人的想法：他们不会拿民主来交换比原来要快2%的增长速度。

我妈妈所指的“印度的方式”，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对自己诚实。由于印度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性制度把印度人划分为不同等级，因此民主对我们来讲应该容易得多。中国历史上经常把不同民族同化成共同的、同类的儒家社会。中国像是一个大熔炉，它使各族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而印度则像是一个色拉盘，不同种性仍然保留其身份。因此，中国一直受到中央集权政府分层控制——这一传统也带进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今天中国像一个经营公司。每位市长和市委书记的目标都与投资、产出和增长有关，这也与国家目标一致。那些超额完成目标的人迅速升迁。把国家作为一家企业来管理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是，有可能忽略了基层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印度只能通过包容其色拉盘中有话语权的各种利益集团，来管理自己。这导致每天有上百万的谈判，我们把这种体制称为“民主”。它放慢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要花五年时间来建设一条公路，而中国只用一年。在印度，那些对拆迁不满的人会去起诉，使得政治家不得不担心侵犯人权，而我在谷歌搜索“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13秒钟内产生47800000条记录！民主是安全阀门——它允许不满者在吞下苦果前把它们发泄出去。

中国和印度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之路——自由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更适合于民主制，它是企业家成长的沃土。国有企业则缺乏创新能力和灵活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羡慕印度有24家私人公司具有全球竞争力。民主尊重产权。在两国城市化进程中，印度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中国的农民则受当地党政负责人摆布。因为印度是法治国家，企业家严格按合同办事。在中国，如果有人毁坏了你的财产，你可能找不到申诉的地方。因此，在中国，党政负责人在积累财富。法治虽然会减慢发展速度，但它也保护我们（和环境，如同非政府组织发现的）。

在印度，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并非从来就有的。当雷金纳德·戴尔将军在1919年在贾良瓦那花园杀害了379人，印度人意识到，他们只有摆脱了英国人的统治，才能获得尊严。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比印度更富裕，但贫穷的中国人同样向往着自由。

由于印度政府效率低下，数以万计的企业家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公立学校失败时，人们在贫民窟开办私立学校，结果是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在中国你做不到这一点。自由社会迫使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使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因此，印度方式可能更持久，因为那里的人民书写了印度的成功；而在中国，则是政府主导了成功。这让一些中国领导人好奇，他们想知道，如果印度能在政府放手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快经济体，那么当印度政府助力时，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印度的路子也许慢一些，但它是有效的，而且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可能保持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重生时，我宁愿降生在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