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著名政治学者谈中国反日与军售禁令

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会主任艾伯哈特.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是德国政治学界中的著名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曾出版过“中国现代军事与政治”及“现代中国研究”等专著。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桑德施耐德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反日浪潮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政府也利用了民间反日情绪。他赞同施罗德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主张。

德国电台在4月14日的采访中开门见山地问：“中国对日本的愤怒是否有道理？”桑德施耐德回答说，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中美化战争罪行的做法让人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冲突在中国被部分地工具化了；为可能演变成社会动乱的社会压力提供一个宣泄渠道，从而避免因社会冲突而垮台，这(即利用反日民族情绪，编者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日本是不是应该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有更好的表现？桑德施耐德回答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日本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日本政界和教育界应该带着开放和批评的态度来对待本国的历史。我们自己在德国知道做到这一点会有多困难，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我们一点点不断取得进步。在日本，这样的讨论总是被回避和沉默所替代。”
桑德施耐德认为，很难解释日本人这种对待战争罪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与这一现象有关，即那些掌权的人成功地做到了避免去讨论这个题目。也许这还与那个所谓的‘求同文化’有关，这种文化倾向于对那些刺激的和困难的话题保持沉默而不是去说出来。
桑德施耐德说：“中日两国之间有一系列冲突，如果要从欧洲人的角度去评价，就必须要看得十分仔细。例如，人们显然看到，日本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一种威胁，因此日本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以重新部署自己的安全政策。但这反过来又让中国人觉得这是问题，并因此马上牵扯到台湾问题。中日之间当然也有合作，日本是在中国的最大投资国，但是日本又担心中国在日本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对它形成竞争。”
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担心有道理吗？桑德施耐德的回答是：“日本大可不必感到受中国的直接威胁。怎么看待中国都可以，就是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现在或者是从前试图用军事力量欺负邻居的强权，当然台湾是一个例外。但是，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也知道，对威胁的感知在政治中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看到，日本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在很多事情上感到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超过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了吗？桑德施耐德说，中国的安全需要根本没有那么强烈。中国已经成功地与所有周边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达成了边界共识，如与俄罗斯和印度。因此中国不需要扩充军备来解决边境问题。中国的军事装备升级当然也有把自己从一个地区大国逐渐提升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味道。增强军事力量在特定的方面上有着实质的意义，那就是台湾，因为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在谈到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时，桑德施耐德说：“施罗德总理认为军售禁令是政治象征，这个观点在原则上是对的，因为放弃这个政策，不会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格局。但这不是一个能简单用是和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他认为，在解除军售禁令上，德国不应该简单地单方面作出决定，而是要事先与美国进行充分的沟通，否则解禁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就可能不足以抵偿跨大西洋关系被破坏所带来的损害。
桑德施耐德认为，军售禁令在安全政策上看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只是与1989年相关的一个象征性政治行动，而且取消禁令也不意味着德国会向中国出售武器，反过来看中国也未必会有兴趣买德国的武器，因为世界军火市场上有足够的更便宜的武器，中国想购买武器不成问题。
桑德施耐德说：“中国人想摆脱这一与1989年6月相联系的政治象征，这一象征给他们打上了烙印，这让他们一直很恼火。不过，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也不是特别着急。施罗德知道，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帮中国的忙，今后会在其它经济问题上进行得更顺利和更简单，这才是施罗德的着眼点。”
桑德施耐德最后说，“只要能保证解禁带来的其它外交关系上的附带损失不是大到得不偿失”，就“理所应当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以送给中国一个(善意的)政治象征符号。”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会主任艾伯哈特.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是德国政治学界中的著名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曾出版过“中国现代军事与政治”及“现代中国研究”等专著。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桑德施耐德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反日浪潮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政府也利用了民间反日情绪。他赞同施罗德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主张。

德国电台在4月14日的采访中开门见山地问：“中国对日本的愤怒是否有道理？”桑德施耐德回答说，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中美化战争罪行的做法让人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冲突在中国被部分地工具化了；为可能演变成社会动乱的社会压力提供一个宣泄渠道，从而避免因社会冲突而垮台，这(即利用反日民族情绪，编者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日本是不是应该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有更好的表现？桑德施耐德回答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日本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日本政界和教育界应该带着开放和批评的态度来对待本国的历史。我们自己在德国知道做到这一点会有多困难，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我们一点点不断取得进步。在日本，这样的讨论总是被回避和沉默所替代。”
桑德施耐德认为，很难解释日本人这种对待战争罪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与这一现象有关，即那些掌权的人成功地做到了避免去讨论这个题目。也许这还与那个所谓的‘求同文化’有关，这种文化倾向于对那些刺激的和困难的话题保持沉默而不是去说出来。
桑德施耐德说：“中日两国之间有一系列冲突，如果要从欧洲人的角度去评价，就必须要看得十分仔细。例如，人们显然看到，日本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一种威胁，因此日本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以重新部署自己的安全政策。但这反过来又让中国人觉得这是问题，并因此马上牵扯到台湾问题。中日之间当然也有合作，日本是在中国的最大投资国，但是日本又担心中国在日本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对它形成竞争。”
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担心有道理吗？桑德施耐德的回答是：“日本大可不必感到受中国的直接威胁。怎么看待中国都可以，就是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现在或者是从前试图用军事力量欺负邻居的强权，当然台湾是一个例外。但是，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也知道，对威胁的感知在政治中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看到，日本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在很多事情上感到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超过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了吗？桑德施耐德说，中国的安全需要根本没有那么强烈。中国已经成功地与所有周边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达成了边界共识，如与俄罗斯和印度。因此中国不需要扩充军备来解决边境问题。中国的军事装备升级当然也有把自己从一个地区大国逐渐提升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味道。增强军事力量在特定的方面上有着实质的意义，那就是台湾，因为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在谈到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时，桑德施耐德说：“施罗德总理认为军售禁令是政治象征，这个观点在原则上是对的，因为放弃这个政策，不会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格局。但这不是一个能简单用是和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他认为，在解除军售禁令上，德国不应该简单地单方面作出决定，而是要事先与美国进行充分的沟通，否则解禁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就可能不足以抵偿跨大西洋关系被破坏所带来的损害。
桑德施耐德认为，军售禁令在安全政策上看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只是与1989年相关的一个象征性政治行动，而且取消禁令也不意味着德国会向中国出售武器，反过来看中国也未必会有兴趣买德国的武器，因为世界军火市场上有足够的更便宜的武器，中国想购买武器不成问题。
桑德施耐德说：“中国人想摆脱这一与1989年6月相联系的政治象征，这一象征给他们打上了烙印，这让他们一直很恼火。不过，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也不是特别着急。施罗德知道，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帮中国的忙，今后会在其它经济问题上进行得更顺利和更简单，这才是施罗德的着眼点。”
桑德施耐德最后说，“只要能保证解禁带来的其它外交关系上的附带损失不是大到得不偿失”，就“理所应当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以送给中国一个(善意的)政治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