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四川甘孜5年99名干部因公殉职：“能坐住就是莫大的贡献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2:23:29
对很多人来说，菊美多吉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在2012年5月19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殉职。他死后，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先后为其追授荣誉，以其事迹为主题的话剧已经公演，一部电影也正在紧张拍摄，可谓哀荣备至。
鲜为人知的是，在甘孜州，菊美多吉并非孤例，从2008年至今，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达到了99人，其中87人为政府公职人员和乡村干部。
根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的数字，2008年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仅7名，次年就升至18名，2010和2011年都在20名以上。他们中有人因长期工作耽误治疗而去世，更有人死于调解纠纷中的冲突。
众多的死亡案例显示，自然条件和维稳形势是该地区基层干部面临的双重重压。高海拔工作环境侵蚀着他们的健康，高强度的群众工作则加剧着身心压力，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可能落在甘孜基层干部的身上。
“殉职率比内地高多了”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四川省最大的民族自治州。
事实上，干部死亡率并不是一个常规统计项目，这一数据是州委组织部在2013年3月临时统计的。
甘孜州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科刘小微负责向各县收集数据，甘孜州下辖的18个县报了一百多人，考虑到有的干部去世时并非在工作岗位上，最后减至99人。“尽管我们也知道，他们去世都是因为在工作中积劳成疾。”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统计，甘孜州的干部殉职率并不好与外地量化比较。“但比内地肯定是要高多了。”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仁青说。
甘孜州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全州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与山东省相当。州内各地路途遥远，道路条件十分恶劣，州内主要通道国道318线几乎年年有险情。而深入基层，道路只能抵达各个行政村，众多自然村至今不通路。甘孜州因公死亡的99人中，44人都是因车祸丧生的。
另一大杀手是高原疾病。长年在高原生活，高血压、心脏病几乎成了干部们的职业病，菊美多吉就是身患高血压，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
2013年3月，石渠县真达乡党委副书记勒白同样死于脑溢血。“我检查出来是大脑多发性缺血梗塞，随时可能脑梗死。”仁青说。这并不少见，就是州领导也多有心室肥大等疾病。统计表明，99人中因各类疾病死亡的人员达到了41人，仅次于车祸。
突发疾病仅是一个方面，高原气候对人的损害隐性而致命。长年生活在高原的干部一俟退休，一般会回内地生活。此时他们的身体不仅一身病痛，而且不适应内地的气候，三至五年内的死亡率极高。
必须24小时待命
车祸和疾病这两类危险，并非是高原地区独有。然而比之内地，它们致命概率的增长，缘自甘孜州基层干部所远超内地的工作强度。
甘孜州面积相当于山东省，但人口仅有一百多万，仅与内地一个县相当。按照国家对地方行政编制的核定原则，人口是首要因素，这导致甘孜州乡镇一级编制很少。
“我原来在的红顶乡一共才8个人。”道孚县鲜水镇镇长陆支涛说，这包括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公勤人员。相比内地，好多乡连基本职能部门都搭建不起来，但职责却一样不少，并且工作强度要高得多。
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统计，甘孜州村干部的服务面积为9.06平方公里，乡干部的服务面积为26.5平方公里。“像石渠县，县级公务员服务面积为34.36平方公里，乡镇达到了104.53平方公里，干部职工超负荷工作的情况非常突出。”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副科长降拥尼玛说。
不止一位甘孜州干部反映，2008年后，民族地区的维稳成了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群众工作的要求提得非常之高，但难度也随之加大。
“群众工作日益复杂。”道孚县孔色乡党委书记胡文炳说，2008年到2009年最为困难，干部在基层常被不理性的群众辱骂、吐口水。
对农民来说安家立命的农业生产居然也成为问题。甘孜州政府工作报告称，近两年多有农民“弃耕罢种”。尽管这违背了生活常识，多数群众虽不情愿却也多有犹豫，就需要基层干部一家一家说服，最后亲自下地才能让青稞种下。
“稳定”二字成为基层干部的紧箍咒。在乡镇一级，大到防火防汛，小到家庭和邻里纠纷，干部都必须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胡文炳说，基层干部要化解一切可能危害稳定的苗头，在他们头上是沉重的压力。
陆支涛说，今年初，县上批下一处治理山体滑坡的工程，本身是件大好事，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将土石转运的工程交给当地人，结果被要价500万。“整个治理总价才600万”。
这类不合理的要求，基层干部不可能答应，但也无法轻易拒绝，因为只要二三十人一聚集，那就牵涉稳定。“有些人算准了：人多就算赢。”陆支涛说，乡上只要不解决，群众立刻就闹到县上，问责电话立刻打来，很多时候在照章办事和妥协之间，基层干部只能选择后者。
“我的工作已经难有激情了。”陆支涛说，稳定成了唯一的工作逻辑，想要做点事困难无比。在磨灭的激情后面，是无休止的加班，24小时待命，还有在特殊时期在高原的深山大川里奔波。
和很多干部一样，陆支涛已经三年未得休假，膝盖上因骨质增生形成的肿块已有网球大小。“走路太多走出来的。”曾有内地干部作为援州干部来道孚工作，他们形容内地干部是：女同志当男同志用，男同志当牲口用。本地干部接口说：“在我们这里，女同志当牲口用，男同志当奥特曼用。”
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
2012年6月，甘孜州提出了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这不失为稳定发展的根本之策，但也对干群工作的强度再次加码。如“结对认亲”，要求各级干部与全州的农牧民结对认“亲戚”，乡镇科级干部要结对12户，要了解“亲戚”的各种情况，解决其各种困难。
然而过去5年以来的现实境况是，基层干部人才流失严重。
对于基层干部的状态，甘孜州非常重视。2012年7月，甘孜州出台了关怀干部的措施，包括全员体检制度、心理健康讲座制度、强制性休假制度等。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高原上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做常规检查，很多人的病都是到内地检查出来的，查出来也晚了。”道孚县组织部副部长蒋晓华说，干部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心理辅导需要专业人士，县上也没有条件开展。
强制性休假制度在实际中也无法执行，州委机关或有机会实施，各县在维稳压力下干部们还是天天值班。按照制度要求，未强制休假的天数应给予300%的工资补偿。“县财政做不到。”仁青说。
基层干部生活清苦。“我们的工资比内地可能高一些，但实际上是不够用的。”道孚县宣传部副部长曾浩说，由于地处高原，路途运输加上中间环节增多，高原生活成本远高于内地。正在道孚拍摄菊美多吉电影的剧组就发现，原本计划的每人每天30元的伙食经费根本不够用，实际达到了80元。
多重压力造成甘孜州的人才流失严重。如白玉县，2010年以来调出干部116人、辞职19人。“现在白玉还有200人在申请调动。”仁青说，这差不多是该县公务员编制的十分之一。一些地方不得不出台规定：干部必须在基层干满五年才能调离。
由于地方稳定亟需基层干部，甘孜州甚至为此改变了考核官员的标准。“内地考核发展指标在甘孜很多地方不适用。”仁青说，就甘孜的现状来说，很多县维持稳定的重要性更高。
道孚县正是需要确保稳定的县，干部们群众工作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曾浩说：“就像曾经来视察的领导说的：干部能在这里坐住，就已经是莫大的贡献了。”
鲜为人知的是，在甘孜州，菊美多吉并非孤例，从2008年至今，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达到了99人，其中87人为政府公职人员和乡村干部。
根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的数字，2008年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仅7名，次年就升至18名，2010和2011年都在20名以上。他们中有人因长期工作耽误治疗而去世，更有人死于调解纠纷中的冲突。
众多的死亡案例显示，自然条件和维稳形势是该地区基层干部面临的双重重压。高海拔工作环境侵蚀着他们的健康，高强度的群众工作则加剧着身心压力，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可能落在甘孜基层干部的身上。
“殉职率比内地高多了”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四川省最大的民族自治州。
事实上，干部死亡率并不是一个常规统计项目，这一数据是州委组织部在2013年3月临时统计的。
甘孜州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科刘小微负责向各县收集数据，甘孜州下辖的18个县报了一百多人，考虑到有的干部去世时并非在工作岗位上，最后减至99人。“尽管我们也知道，他们去世都是因为在工作中积劳成疾。”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统计，甘孜州的干部殉职率并不好与外地量化比较。“但比内地肯定是要高多了。”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仁青说。
甘孜州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全州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与山东省相当。州内各地路途遥远，道路条件十分恶劣，州内主要通道国道318线几乎年年有险情。而深入基层，道路只能抵达各个行政村，众多自然村至今不通路。甘孜州因公死亡的99人中，44人都是因车祸丧生的。
另一大杀手是高原疾病。长年在高原生活，高血压、心脏病几乎成了干部们的职业病，菊美多吉就是身患高血压，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
2013年3月，石渠县真达乡党委副书记勒白同样死于脑溢血。“我检查出来是大脑多发性缺血梗塞，随时可能脑梗死。”仁青说。这并不少见，就是州领导也多有心室肥大等疾病。统计表明，99人中因各类疾病死亡的人员达到了41人，仅次于车祸。
突发疾病仅是一个方面，高原气候对人的损害隐性而致命。长年生活在高原的干部一俟退休，一般会回内地生活。此时他们的身体不仅一身病痛，而且不适应内地的气候，三至五年内的死亡率极高。
必须24小时待命
车祸和疾病这两类危险，并非是高原地区独有。然而比之内地，它们致命概率的增长，缘自甘孜州基层干部所远超内地的工作强度。
甘孜州面积相当于山东省，但人口仅有一百多万，仅与内地一个县相当。按照国家对地方行政编制的核定原则，人口是首要因素，这导致甘孜州乡镇一级编制很少。
“我原来在的红顶乡一共才8个人。”道孚县鲜水镇镇长陆支涛说，这包括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公勤人员。相比内地，好多乡连基本职能部门都搭建不起来，但职责却一样不少，并且工作强度要高得多。
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统计，甘孜州村干部的服务面积为9.06平方公里，乡干部的服务面积为26.5平方公里。“像石渠县，县级公务员服务面积为34.36平方公里，乡镇达到了104.53平方公里，干部职工超负荷工作的情况非常突出。”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副科长降拥尼玛说。
不止一位甘孜州干部反映，2008年后，民族地区的维稳成了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群众工作的要求提得非常之高，但难度也随之加大。
“群众工作日益复杂。”道孚县孔色乡党委书记胡文炳说，2008年到2009年最为困难，干部在基层常被不理性的群众辱骂、吐口水。
对农民来说安家立命的农业生产居然也成为问题。甘孜州政府工作报告称，近两年多有农民“弃耕罢种”。尽管这违背了生活常识，多数群众虽不情愿却也多有犹豫，就需要基层干部一家一家说服，最后亲自下地才能让青稞种下。
“稳定”二字成为基层干部的紧箍咒。在乡镇一级，大到防火防汛，小到家庭和邻里纠纷，干部都必须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胡文炳说，基层干部要化解一切可能危害稳定的苗头，在他们头上是沉重的压力。
陆支涛说，今年初，县上批下一处治理山体滑坡的工程，本身是件大好事，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将土石转运的工程交给当地人，结果被要价500万。“整个治理总价才600万”。
这类不合理的要求，基层干部不可能答应，但也无法轻易拒绝，因为只要二三十人一聚集，那就牵涉稳定。“有些人算准了：人多就算赢。”陆支涛说，乡上只要不解决，群众立刻就闹到县上，问责电话立刻打来，很多时候在照章办事和妥协之间，基层干部只能选择后者。
“我的工作已经难有激情了。”陆支涛说，稳定成了唯一的工作逻辑，想要做点事困难无比。在磨灭的激情后面，是无休止的加班，24小时待命，还有在特殊时期在高原的深山大川里奔波。
和很多干部一样，陆支涛已经三年未得休假，膝盖上因骨质增生形成的肿块已有网球大小。“走路太多走出来的。”曾有内地干部作为援州干部来道孚工作，他们形容内地干部是：女同志当男同志用，男同志当牲口用。本地干部接口说：“在我们这里，女同志当牲口用，男同志当奥特曼用。”
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
2012年6月，甘孜州提出了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这不失为稳定发展的根本之策，但也对干群工作的强度再次加码。如“结对认亲”，要求各级干部与全州的农牧民结对认“亲戚”，乡镇科级干部要结对12户，要了解“亲戚”的各种情况，解决其各种困难。
然而过去5年以来的现实境况是，基层干部人才流失严重。
对于基层干部的状态，甘孜州非常重视。2012年7月，甘孜州出台了关怀干部的措施，包括全员体检制度、心理健康讲座制度、强制性休假制度等。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高原上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做常规检查，很多人的病都是到内地检查出来的，查出来也晚了。”道孚县组织部副部长蒋晓华说，干部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心理辅导需要专业人士，县上也没有条件开展。
强制性休假制度在实际中也无法执行，州委机关或有机会实施，各县在维稳压力下干部们还是天天值班。按照制度要求，未强制休假的天数应给予300%的工资补偿。“县财政做不到。”仁青说。
基层干部生活清苦。“我们的工资比内地可能高一些，但实际上是不够用的。”道孚县宣传部副部长曾浩说，由于地处高原，路途运输加上中间环节增多，高原生活成本远高于内地。正在道孚拍摄菊美多吉电影的剧组就发现，原本计划的每人每天30元的伙食经费根本不够用，实际达到了80元。
多重压力造成甘孜州的人才流失严重。如白玉县，2010年以来调出干部116人、辞职19人。“现在白玉还有200人在申请调动。”仁青说，这差不多是该县公务员编制的十分之一。一些地方不得不出台规定：干部必须在基层干满五年才能调离。
由于地方稳定亟需基层干部，甘孜州甚至为此改变了考核官员的标准。“内地考核发展指标在甘孜很多地方不适用。”仁青说，就甘孜的现状来说，很多县维持稳定的重要性更高。
道孚县正是需要确保稳定的县，干部们群众工作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曾浩说：“就像曾经来视察的领导说的：干部能在这里坐住，就已经是莫大的贡献了。”
鲜为人知的是，在甘孜州，菊美多吉并非孤例，从2008年至今，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达到了99人，其中87人为政府公职人员和乡村干部。
根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的数字，2008年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仅7名，次年就升至18名，2010和2011年都在20名以上。他们中有人因长期工作耽误治疗而去世，更有人死于调解纠纷中的冲突。
众多的死亡案例显示，自然条件和维稳形势是该地区基层干部面临的双重重压。高海拔工作环境侵蚀着他们的健康，高强度的群众工作则加剧着身心压力，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可能落在甘孜基层干部的身上。
“殉职率比内地高多了”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四川省最大的民族自治州。
事实上，干部死亡率并不是一个常规统计项目，这一数据是州委组织部在2013年3月临时统计的。
甘孜州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科刘小微负责向各县收集数据，甘孜州下辖的18个县报了一百多人，考虑到有的干部去世时并非在工作岗位上，最后减至99人。“尽管我们也知道，他们去世都是因为在工作中积劳成疾。”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统计，甘孜州的干部殉职率并不好与外地量化比较。“但比内地肯定是要高多了。”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仁青说。
甘孜州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全州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与山东省相当。州内各地路途遥远，道路条件十分恶劣，州内主要通道国道318线几乎年年有险情。而深入基层，道路只能抵达各个行政村，众多自然村至今不通路。甘孜州因公死亡的99人中，44人都是因车祸丧生的。
另一大杀手是高原疾病。长年在高原生活，高血压、心脏病几乎成了干部们的职业病，菊美多吉就是身患高血压，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
2013年3月，石渠县真达乡党委副书记勒白同样死于脑溢血。“我检查出来是大脑多发性缺血梗塞，随时可能脑梗死。”仁青说。这并不少见，就是州领导也多有心室肥大等疾病。统计表明，99人中因各类疾病死亡的人员达到了41人，仅次于车祸。
突发疾病仅是一个方面，高原气候对人的损害隐性而致命。长年生活在高原的干部一俟退休，一般会回内地生活。此时他们的身体不仅一身病痛，而且不适应内地的气候，三至五年内的死亡率极高。
必须24小时待命
车祸和疾病这两类危险，并非是高原地区独有。然而比之内地，它们致命概率的增长，缘自甘孜州基层干部所远超内地的工作强度。
甘孜州面积相当于山东省，但人口仅有一百多万，仅与内地一个县相当。按照国家对地方行政编制的核定原则，人口是首要因素，这导致甘孜州乡镇一级编制很少。
“我原来在的红顶乡一共才8个人。”道孚县鲜水镇镇长陆支涛说，这包括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公勤人员。相比内地，好多乡连基本职能部门都搭建不起来，但职责却一样不少，并且工作强度要高得多。
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统计，甘孜州村干部的服务面积为9.06平方公里，乡干部的服务面积为26.5平方公里。“像石渠县，县级公务员服务面积为34.36平方公里，乡镇达到了104.53平方公里，干部职工超负荷工作的情况非常突出。”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副科长降拥尼玛说。
不止一位甘孜州干部反映，2008年后，民族地区的维稳成了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群众工作的要求提得非常之高，但难度也随之加大。
“群众工作日益复杂。”道孚县孔色乡党委书记胡文炳说，2008年到2009年最为困难，干部在基层常被不理性的群众辱骂、吐口水。
对农民来说安家立命的农业生产居然也成为问题。甘孜州政府工作报告称，近两年多有农民“弃耕罢种”。尽管这违背了生活常识，多数群众虽不情愿却也多有犹豫，就需要基层干部一家一家说服，最后亲自下地才能让青稞种下。
“稳定”二字成为基层干部的紧箍咒。在乡镇一级，大到防火防汛，小到家庭和邻里纠纷，干部都必须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胡文炳说，基层干部要化解一切可能危害稳定的苗头，在他们头上是沉重的压力。
陆支涛说，今年初，县上批下一处治理山体滑坡的工程，本身是件大好事，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将土石转运的工程交给当地人，结果被要价500万。“整个治理总价才600万”。
这类不合理的要求，基层干部不可能答应，但也无法轻易拒绝，因为只要二三十人一聚集，那就牵涉稳定。“有些人算准了：人多就算赢。”陆支涛说，乡上只要不解决，群众立刻就闹到县上，问责电话立刻打来，很多时候在照章办事和妥协之间，基层干部只能选择后者。
“我的工作已经难有激情了。”陆支涛说，稳定成了唯一的工作逻辑，想要做点事困难无比。在磨灭的激情后面，是无休止的加班，24小时待命，还有在特殊时期在高原的深山大川里奔波。
和很多干部一样，陆支涛已经三年未得休假，膝盖上因骨质增生形成的肿块已有网球大小。“走路太多走出来的。”曾有内地干部作为援州干部来道孚工作，他们形容内地干部是：女同志当男同志用，男同志当牲口用。本地干部接口说：“在我们这里，女同志当牲口用，男同志当奥特曼用。”
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
2012年6月，甘孜州提出了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这不失为稳定发展的根本之策，但也对干群工作的强度再次加码。如“结对认亲”，要求各级干部与全州的农牧民结对认“亲戚”，乡镇科级干部要结对12户，要了解“亲戚”的各种情况，解决其各种困难。
然而过去5年以来的现实境况是，基层干部人才流失严重。
对于基层干部的状态，甘孜州非常重视。2012年7月，甘孜州出台了关怀干部的措施，包括全员体检制度、心理健康讲座制度、强制性休假制度等。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高原上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做常规检查，很多人的病都是到内地检查出来的，查出来也晚了。”道孚县组织部副部长蒋晓华说，干部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心理辅导需要专业人士，县上也没有条件开展。
强制性休假制度在实际中也无法执行，州委机关或有机会实施，各县在维稳压力下干部们还是天天值班。按照制度要求，未强制休假的天数应给予300%的工资补偿。“县财政做不到。”仁青说。
基层干部生活清苦。“我们的工资比内地可能高一些，但实际上是不够用的。”道孚县宣传部副部长曾浩说，由于地处高原，路途运输加上中间环节增多，高原生活成本远高于内地。正在道孚拍摄菊美多吉电影的剧组就发现，原本计划的每人每天30元的伙食经费根本不够用，实际达到了80元。
多重压力造成甘孜州的人才流失严重。如白玉县，2010年以来调出干部116人、辞职19人。“现在白玉还有200人在申请调动。”仁青说，这差不多是该县公务员编制的十分之一。一些地方不得不出台规定：干部必须在基层干满五年才能调离。
由于地方稳定亟需基层干部，甘孜州甚至为此改变了考核官员的标准。“内地考核发展指标在甘孜很多地方不适用。”仁青说，就甘孜的现状来说，很多县维持稳定的重要性更高。
道孚县正是需要确保稳定的县，干部们群众工作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曾浩说：“就像曾经来视察的领导说的：干部能在这里坐住，就已经是莫大的贡献了。”
鲜为人知的是，在甘孜州，菊美多吉并非孤例，从2008年至今，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达到了99人，其中87人为政府公职人员和乡村干部。
根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的数字，2008年甘孜州因公死亡人员仅7名，次年就升至18名，2010和2011年都在20名以上。他们中有人因长期工作耽误治疗而去世，更有人死于调解纠纷中的冲突。
众多的死亡案例显示，自然条件和维稳形势是该地区基层干部面临的双重重压。高海拔工作环境侵蚀着他们的健康，高强度的群众工作则加剧着身心压力，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可能落在甘孜基层干部的身上。
“殉职率比内地高多了”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四川省最大的民族自治州。
事实上，干部死亡率并不是一个常规统计项目，这一数据是州委组织部在2013年3月临时统计的。
甘孜州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科刘小微负责向各县收集数据，甘孜州下辖的18个县报了一百多人，考虑到有的干部去世时并非在工作岗位上，最后减至99人。“尽管我们也知道，他们去世都是因为在工作中积劳成疾。”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统计，甘孜州的干部殉职率并不好与外地量化比较。“但比内地肯定是要高多了。”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仁青说。
甘孜州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全州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与山东省相当。州内各地路途遥远，道路条件十分恶劣，州内主要通道国道318线几乎年年有险情。而深入基层，道路只能抵达各个行政村，众多自然村至今不通路。甘孜州因公死亡的99人中，44人都是因车祸丧生的。
另一大杀手是高原疾病。长年在高原生活，高血压、心脏病几乎成了干部们的职业病，菊美多吉就是身患高血压，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
2013年3月，石渠县真达乡党委副书记勒白同样死于脑溢血。“我检查出来是大脑多发性缺血梗塞，随时可能脑梗死。”仁青说。这并不少见，就是州领导也多有心室肥大等疾病。统计表明，99人中因各类疾病死亡的人员达到了41人，仅次于车祸。
突发疾病仅是一个方面，高原气候对人的损害隐性而致命。长年生活在高原的干部一俟退休，一般会回内地生活。此时他们的身体不仅一身病痛，而且不适应内地的气候，三至五年内的死亡率极高。
必须24小时待命
车祸和疾病这两类危险，并非是高原地区独有。然而比之内地，它们致命概率的增长，缘自甘孜州基层干部所远超内地的工作强度。
甘孜州面积相当于山东省，但人口仅有一百多万，仅与内地一个县相当。按照国家对地方行政编制的核定原则，人口是首要因素，这导致甘孜州乡镇一级编制很少。
“我原来在的红顶乡一共才8个人。”道孚县鲜水镇镇长陆支涛说，这包括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公勤人员。相比内地，好多乡连基本职能部门都搭建不起来，但职责却一样不少，并且工作强度要高得多。
据甘孜州委组织部统计，甘孜州村干部的服务面积为9.06平方公里，乡干部的服务面积为26.5平方公里。“像石渠县，县级公务员服务面积为34.36平方公里，乡镇达到了104.53平方公里，干部职工超负荷工作的情况非常突出。”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副科长降拥尼玛说。
不止一位甘孜州干部反映，2008年后，民族地区的维稳成了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群众工作的要求提得非常之高，但难度也随之加大。
“群众工作日益复杂。”道孚县孔色乡党委书记胡文炳说，2008年到2009年最为困难，干部在基层常被不理性的群众辱骂、吐口水。
对农民来说安家立命的农业生产居然也成为问题。甘孜州政府工作报告称，近两年多有农民“弃耕罢种”。尽管这违背了生活常识，多数群众虽不情愿却也多有犹豫，就需要基层干部一家一家说服，最后亲自下地才能让青稞种下。
“稳定”二字成为基层干部的紧箍咒。在乡镇一级，大到防火防汛，小到家庭和邻里纠纷，干部都必须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胡文炳说，基层干部要化解一切可能危害稳定的苗头，在他们头上是沉重的压力。
陆支涛说，今年初，县上批下一处治理山体滑坡的工程，本身是件大好事，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将土石转运的工程交给当地人，结果被要价500万。“整个治理总价才600万”。
这类不合理的要求，基层干部不可能答应，但也无法轻易拒绝，因为只要二三十人一聚集，那就牵涉稳定。“有些人算准了：人多就算赢。”陆支涛说，乡上只要不解决，群众立刻就闹到县上，问责电话立刻打来，很多时候在照章办事和妥协之间，基层干部只能选择后者。
“我的工作已经难有激情了。”陆支涛说，稳定成了唯一的工作逻辑，想要做点事困难无比。在磨灭的激情后面，是无休止的加班，24小时待命，还有在特殊时期在高原的深山大川里奔波。
和很多干部一样，陆支涛已经三年未得休假，膝盖上因骨质增生形成的肿块已有网球大小。“走路太多走出来的。”曾有内地干部作为援州干部来道孚工作，他们形容内地干部是：女同志当男同志用，男同志当牲口用。本地干部接口说：“在我们这里，女同志当牲口用，男同志当奥特曼用。”
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
2012年6月，甘孜州提出了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这不失为稳定发展的根本之策，但也对干群工作的强度再次加码。如“结对认亲”，要求各级干部与全州的农牧民结对认“亲戚”，乡镇科级干部要结对12户，要了解“亲戚”的各种情况，解决其各种困难。
然而过去5年以来的现实境况是，基层干部人才流失严重。
对于基层干部的状态，甘孜州非常重视。2012年7月，甘孜州出台了关怀干部的措施，包括全员体检制度、心理健康讲座制度、强制性休假制度等。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高原上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做常规检查，很多人的病都是到内地检查出来的，查出来也晚了。”道孚县组织部副部长蒋晓华说，干部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心理辅导需要专业人士，县上也没有条件开展。
强制性休假制度在实际中也无法执行，州委机关或有机会实施，各县在维稳压力下干部们还是天天值班。按照制度要求，未强制休假的天数应给予300%的工资补偿。“县财政做不到。”仁青说。
基层干部生活清苦。“我们的工资比内地可能高一些，但实际上是不够用的。”道孚县宣传部副部长曾浩说，由于地处高原，路途运输加上中间环节增多，高原生活成本远高于内地。正在道孚拍摄菊美多吉电影的剧组就发现，原本计划的每人每天30元的伙食经费根本不够用，实际达到了80元。
多重压力造成甘孜州的人才流失严重。如白玉县，2010年以来调出干部116人、辞职19人。“现在白玉还有200人在申请调动。”仁青说，这差不多是该县公务员编制的十分之一。一些地方不得不出台规定：干部必须在基层干满五年才能调离。
由于地方稳定亟需基层干部，甘孜州甚至为此改变了考核官员的标准。“内地考核发展指标在甘孜很多地方不适用。”仁青说，就甘孜的现状来说，很多县维持稳定的重要性更高。
道孚县正是需要确保稳定的县，干部们群众工作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曾浩说：“就像曾经来视察的领导说的：干部能在这里坐住，就已经是莫大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