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05:37:46
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
（作者不详）
一．引言
本文采用两种可互为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特大自然灾
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这两种方法都是粮食专家提出的，据此得出叁年因灾减产的
粮食总量在1349亿公斤～1359亿公斤之间，占叁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
1390亿公斤的97％。在折算进其他因素之后，本文得出有关“叁年自然灾害”成
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谓的“人祸”因素，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
“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使用全国分省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表明，
叁年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叁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
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
粮食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粮食调拨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叁年期
间的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的手中
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
～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
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叁年遭受了特大气象旱灾涝灾害的肆
虐，灾害持续的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整个国民经济
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出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叁年之中，因这场罕见
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
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
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农业生产力水
平极端低下，国力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
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内外情势的了解，于是，有关损失人口数字和所
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也
无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话叫“同异平怪”，“异”代表某个客观事实，“怪”表示人们对于这个
事实的主观反映。如果把相关的事实都摆出来，指出那些事实与现在这个事实不
仅在性质上相同，并且在程度上还要远远超过，那么，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笔
者注意到，在几乎所有非难“大跃进”的有一定份量的论作中，作者都有意回避
或者根本否认下述基本事实。
（一）近代史上的“灾荒之国”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多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
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尤其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惨
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
或者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
》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
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
计，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
年的十一省大旱：仅甘肃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省“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
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
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
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死亡人数的
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作出的保守估计表明，全国至
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失性命。这个数字不出现在上述1800万死亡人数之中
，说明民国9年至25年间这个1800万的统计数字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仍无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
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8
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中，河南省又逢大旱和蝗灾，一年之中
“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
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超过该省17年后在百年未遇的“叁
年自然灾害”之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后者包括正常死亡）。
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只有34岁～39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叁十
八年（1912～1949年）之中，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仅自然灾害一项而死亡的
人口可达5000万人至上亿人之多。特別是1930年代和4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特大
旱災恕蹯成的人口损省酢跚我埂酢?55年和1959年～1961年间人口生育率发生突
然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国确实在1959年～1961年的连续叁年期间遭受了百年罕见的
气象灾害。
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
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
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
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
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叁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
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叁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
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
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
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
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
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当中，又出乎当时人们
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
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叁）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叁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到了19
70年代才成为现实。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大面积的非正
常死人，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之事。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
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已达5.4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按
农业劳动力平均，我国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美国是800
多亩，就连日本也是十几亩（马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新
体制》）；但是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占GNP的比重每年反达到美国的4
0倍和日本的5倍之多。人多地少、灾害严重是制约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自新中国自成立起至
50年代末，尽管农业生产年年取得丰收，但是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的条件方面仍
大致与民国时期相仿佛，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
力。对此，“叁年经济困难”就是明证。“叁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于特大
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
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于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
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
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
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
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
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
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
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之后又一次掀起
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
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
时20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做了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
后来由于“文革”结束而没有最终完成，但从下面的表1可以看出，建国50年中，
几乎所有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
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1：建国50年来农用动力机械拥有量和农田水利条件的变化（单位：倍）
－－－－－－－－－－－－－－－－－－－－－－－－－－－－－－－－－－－
－－－－－－－－－－年份 农机 农业 机耕 灌溉 机电
化肥 农村小型 小型水电站 农村 总动力 机械
面积 面积 灌溉 施用量 水电站个数 发电能力 用电量－－－－－－
－－－－－－－－－－－－－?br> －－－－
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 -－－－－－－－－－－－－－－－－－－－－－－－－－－
－－－－－－－－－－－－－－－－－－－注：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子库”数据算出。
＊ 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及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载
重车、渔用机动船等。
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总耕
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机耕面积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净增3.5％，
1980年达到7.33亿亩，占1997年底有效灌溉面积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
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
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
（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农用小型水电站1957年前只有544个，到1980年新
建79775个，其中近一半到1992年后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于
1973年育成的□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着成效：从1976
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
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到1980年，农机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了120多倍，农用
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
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100：16：47。
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
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
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
34倍。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到1980年这22年中，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农比重几乎年
年超过10%，最高年份1963～1965年达到14.75%。这些对农投入开创了现代化大农
业的局面，同时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
率达4.30％（从1958年算起为2.45％），既高于准集体化时期1953～1957年的3.
58％，也高于1981年后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97％，并且，不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
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的改革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农田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观念，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大旱大涝必大荒”
的铁律，结束了中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在特
大干旱之年，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而比上年增长
了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
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在1978年的特大干
旱中“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于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当地
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改变我国数千年
来“灾变型贫困”历史的艰难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
伟大功绩。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
（作者不详）
一．引言
本文采用两种可互为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特大自然灾
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这两种方法都是粮食专家提出的，据此得出叁年因灾减产的
粮食总量在1349亿公斤～1359亿公斤之间，占叁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
1390亿公斤的97％。在折算进其他因素之后，本文得出有关“叁年自然灾害”成
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谓的“人祸”因素，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
“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使用全国分省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表明，
叁年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叁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
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
粮食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粮食调拨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叁年期
间的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的手中
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
～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
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叁年遭受了特大气象旱灾涝灾害的肆
虐，灾害持续的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整个国民经济
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出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叁年之中，因这场罕见
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
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
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农业生产力水
平极端低下，国力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
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内外情势的了解，于是，有关损失人口数字和所
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也
无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话叫“同异平怪”，“异”代表某个客观事实，“怪”表示人们对于这个
事实的主观反映。如果把相关的事实都摆出来，指出那些事实与现在这个事实不
仅在性质上相同，并且在程度上还要远远超过，那么，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笔
者注意到，在几乎所有非难“大跃进”的有一定份量的论作中，作者都有意回避
或者根本否认下述基本事实。
（一）近代史上的“灾荒之国”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多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
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尤其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惨
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
或者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
》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
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
计，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
年的十一省大旱：仅甘肃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省“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
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
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
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死亡人数的
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作出的保守估计表明，全国至
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失性命。这个数字不出现在上述1800万死亡人数之中
，说明民国9年至25年间这个1800万的统计数字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仍无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
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8
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中，河南省又逢大旱和蝗灾，一年之中
“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
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超过该省17年后在百年未遇的“叁
年自然灾害”之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后者包括正常死亡）。
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只有34岁～39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叁十
八年（1912～1949年）之中，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仅自然灾害一项而死亡的
人口可达5000万人至上亿人之多。特別是1930年代和4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特大
旱災恕蹯成的人口损省酢跚我埂酢?55年和1959年～1961年间人口生育率发生突
然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国确实在1959年～1961年的连续叁年期间遭受了百年罕见的
气象灾害。
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
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
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
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
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叁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
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叁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
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
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
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
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
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当中，又出乎当时人们
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
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叁）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叁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到了19
70年代才成为现实。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大面积的非正
常死人，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之事。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
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已达5.4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按
农业劳动力平均，我国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美国是800
多亩，就连日本也是十几亩（马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新
体制》）；但是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占GNP的比重每年反达到美国的4
0倍和日本的5倍之多。人多地少、灾害严重是制约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自新中国自成立起至
50年代末，尽管农业生产年年取得丰收，但是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的条件方面仍
大致与民国时期相仿佛，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
力。对此，“叁年经济困难”就是明证。“叁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于特大
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
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于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
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
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
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
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
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
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
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之后又一次掀起
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
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
时20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做了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
后来由于“文革”结束而没有最终完成，但从下面的表1可以看出，建国50年中，
几乎所有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
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1：建国50年来农用动力机械拥有量和农田水利条件的变化（单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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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机 农业 机耕 灌溉 机电
化肥 农村小型 小型水电站 农村 总动力 机械
面积 面积 灌溉 施用量 水电站个数 发电能力 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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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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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子库”数据算出。
＊ 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及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载
重车、渔用机动船等。
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总耕
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机耕面积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净增3.5％，
1980年达到7.33亿亩，占1997年底有效灌溉面积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
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
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
（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农用小型水电站1957年前只有544个，到1980年新
建79775个，其中近一半到1992年后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于
1973年育成的□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着成效：从1976
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
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到1980年，农机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了120多倍，农用
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
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100：16：47。
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
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
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
34倍。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到1980年这22年中，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农比重几乎年
年超过10%，最高年份1963～1965年达到14.75%。这些对农投入开创了现代化大农
业的局面，同时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
率达4.30％（从1958年算起为2.45％），既高于准集体化时期1953～1957年的3.
58％，也高于1981年后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97％，并且，不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
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的改革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农田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观念，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大旱大涝必大荒”
的铁律，结束了中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在特
大干旱之年，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而比上年增长
了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
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在1978年的特大干
旱中“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于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当地
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改变我国数千年
来“灾变型贫困”历史的艰难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
伟大功绩。
（作者不详）
一．引言
本文采用两种可互为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特大自然灾
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这两种方法都是粮食专家提出的，据此得出叁年因灾减产的
粮食总量在1349亿公斤～1359亿公斤之间，占叁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
1390亿公斤的97％。在折算进其他因素之后，本文得出有关“叁年自然灾害”成
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谓的“人祸”因素，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
“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使用全国分省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表明，
叁年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叁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
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
粮食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粮食调拨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叁年期
间的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的手中
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
～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
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叁年遭受了特大气象旱灾涝灾害的肆
虐，灾害持续的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整个国民经济
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出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叁年之中，因这场罕见
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
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
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农业生产力水
平极端低下，国力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
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内外情势的了解，于是，有关损失人口数字和所
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也
无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话叫“同异平怪”，“异”代表某个客观事实，“怪”表示人们对于这个
事实的主观反映。如果把相关的事实都摆出来，指出那些事实与现在这个事实不
仅在性质上相同，并且在程度上还要远远超过，那么，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笔
者注意到，在几乎所有非难“大跃进”的有一定份量的论作中，作者都有意回避
或者根本否认下述基本事实。
（一）近代史上的“灾荒之国”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多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
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尤其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惨
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
或者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
》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
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
计，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
年的十一省大旱：仅甘肃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省“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
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
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
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死亡人数的
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作出的保守估计表明，全国至
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失性命。这个数字不出现在上述1800万死亡人数之中
，说明民国9年至25年间这个1800万的统计数字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仍无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
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8
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中，河南省又逢大旱和蝗灾，一年之中
“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
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超过该省17年后在百年未遇的“叁
年自然灾害”之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后者包括正常死亡）。
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只有34岁～39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叁十
八年（1912～1949年）之中，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仅自然灾害一项而死亡的
人口可达5000万人至上亿人之多。特別是1930年代和4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特大
旱災恕蹯成的人口损省酢跚我埂酢?55年和1959年～1961年间人口生育率发生突
然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国确实在1959年～1961年的连续叁年期间遭受了百年罕见的
气象灾害。
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
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
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
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
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叁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
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叁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
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
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
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
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
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当中，又出乎当时人们
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
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叁）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叁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到了19
70年代才成为现实。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大面积的非正
常死人，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之事。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
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已达5.4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按
农业劳动力平均，我国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美国是800
多亩，就连日本也是十几亩（马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新
体制》）；但是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占GNP的比重每年反达到美国的4
0倍和日本的5倍之多。人多地少、灾害严重是制约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自新中国自成立起至
50年代末，尽管农业生产年年取得丰收，但是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的条件方面仍
大致与民国时期相仿佛，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
力。对此，“叁年经济困难”就是明证。“叁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于特大
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
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于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
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
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
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
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
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
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
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之后又一次掀起
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
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
时20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做了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
后来由于“文革”结束而没有最终完成，但从下面的表1可以看出，建国50年中，
几乎所有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
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1：建国50年来农用动力机械拥有量和农田水利条件的变化（单位：倍）
－－－－－－－－－－－－－－－－－－－－－－－－－－－－－－－－－－－
－－－－－－－－－－年份 农机 农业 机耕 灌溉 机电
化肥 农村小型 小型水电站 农村 总动力 机械
面积 面积 灌溉 施用量 水电站个数 发电能力 用电量－－－－－－
－－－－－－－－－－－－－?br> －－－－
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 -－－－－－－－－－－－－－－－－－－－－－－－－－－
－－－－－－－－－－－－－－－－－－－注：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子库”数据算出。
＊ 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及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载
重车、渔用机动船等。
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总耕
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机耕面积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净增3.5％，
1980年达到7.33亿亩，占1997年底有效灌溉面积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
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
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
（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农用小型水电站1957年前只有544个，到1980年新
建79775个，其中近一半到1992年后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于
1973年育成的□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着成效：从1976
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
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到1980年，农机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了120多倍，农用
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
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100：16：47。
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
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
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
34倍。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到1980年这22年中，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农比重几乎年
年超过10%，最高年份1963～1965年达到14.75%。这些对农投入开创了现代化大农
业的局面，同时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
率达4.30％（从1958年算起为2.45％），既高于准集体化时期1953～1957年的3.
58％，也高于1981年后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97％，并且，不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
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的改革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农田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观念，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大旱大涝必大荒”
的铁律，结束了中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在特
大干旱之年，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而比上年增长
了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
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在1978年的特大干
旱中“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于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当地
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改变我国数千年
来“灾变型贫困”历史的艰难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
伟大功绩。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
（作者不详）
一．引言
本文采用两种可互为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特大自然灾
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这两种方法都是粮食专家提出的，据此得出叁年因灾减产的
粮食总量在1349亿公斤～1359亿公斤之间，占叁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
1390亿公斤的97％。在折算进其他因素之后，本文得出有关“叁年自然灾害”成
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谓的“人祸”因素，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
“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使用全国分省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表明，
叁年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叁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
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
粮食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粮食调拨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叁年期
间的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的手中
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
～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
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叁年遭受了特大气象旱灾涝灾害的肆
虐，灾害持续的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整个国民经济
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出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叁年之中，因这场罕见
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
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
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农业生产力水
平极端低下，国力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
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内外情势的了解，于是，有关损失人口数字和所
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也
无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话叫“同异平怪”，“异”代表某个客观事实，“怪”表示人们对于这个
事实的主观反映。如果把相关的事实都摆出来，指出那些事实与现在这个事实不
仅在性质上相同，并且在程度上还要远远超过，那么，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笔
者注意到，在几乎所有非难“大跃进”的有一定份量的论作中，作者都有意回避
或者根本否认下述基本事实。
（一）近代史上的“灾荒之国”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多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
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尤其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惨
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
或者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
》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
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
计，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
年的十一省大旱：仅甘肃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省“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
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
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
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死亡人数的
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作出的保守估计表明，全国至
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失性命。这个数字不出现在上述1800万死亡人数之中
，说明民国9年至25年间这个1800万的统计数字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仍无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
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8
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中，河南省又逢大旱和蝗灾，一年之中
“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
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超过该省17年后在百年未遇的“叁
年自然灾害”之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后者包括正常死亡）。
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只有34岁～39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叁十
八年（1912～1949年）之中，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仅自然灾害一项而死亡的
人口可达5000万人至上亿人之多。特別是1930年代和4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特大
旱災恕蹯成的人口损省酢跚我埂酢?55年和1959年～1961年间人口生育率发生突
然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国确实在1959年～1961年的连续叁年期间遭受了百年罕见的
气象灾害。
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
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
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
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
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叁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
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叁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
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
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
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
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
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当中，又出乎当时人们
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
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叁）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叁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到了19
70年代才成为现实。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大面积的非正
常死人，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之事。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
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已达5.4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按
农业劳动力平均，我国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美国是800
多亩，就连日本也是十几亩（马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新
体制》）；但是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占GNP的比重每年反达到美国的4
0倍和日本的5倍之多。人多地少、灾害严重是制约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自新中国自成立起至
50年代末，尽管农业生产年年取得丰收，但是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的条件方面仍
大致与民国时期相仿佛，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
力。对此，“叁年经济困难”就是明证。“叁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于特大
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
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于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
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
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
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
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
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
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
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之后又一次掀起
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
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
时20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做了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
后来由于“文革”结束而没有最终完成，但从下面的表1可以看出，建国50年中，
几乎所有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
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1：建国50年来农用动力机械拥有量和农田水利条件的变化（单位：倍）
－－－－－－－－－－－－－－－－－－－－－－－－－－－－－－－－－－－
－－－－－－－－－－年份 农机 农业 机耕 灌溉 机电
化肥 农村小型 小型水电站 农村 总动力 机械
面积 面积 灌溉 施用量 水电站个数 发电能力 用电量－－－－－－
－－－－－－－－－－－－－?br> －－－－
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 -－－－－－－－－－－－－－－－－－－－－－－－－－－
－－－－－－－－－－－－－－－－－－－注：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子库”数据算出。
＊ 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及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载
重车、渔用机动船等。
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总耕
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机耕面积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净增3.5％，
1980年达到7.33亿亩，占1997年底有效灌溉面积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
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
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
（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农用小型水电站1957年前只有544个，到1980年新
建79775个，其中近一半到1992年后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于
1973年育成的□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着成效：从1976
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
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到1980年，农机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了120多倍，农用
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
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100：16：47。
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
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
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
34倍。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到1980年这22年中，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农比重几乎年
年超过10%，最高年份1963～1965年达到14.75%。这些对农投入开创了现代化大农
业的局面，同时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
率达4.30％（从1958年算起为2.45％），既高于准集体化时期1953～1957年的3.
58％，也高于1981年后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97％，并且，不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
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的改革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农田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观念，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大旱大涝必大荒”
的铁律，结束了中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在特
大干旱之年，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而比上年增长
了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
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在1978年的特大干
旱中“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于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当地
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改变我国数千年
来“灾变型贫困”历史的艰难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
伟大功绩。
叁．广搜异端 －－ 某些人的用心
一些人在“叁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广搜异端，大炒特炒，是有他们的特殊目的
的。他们的逻辑是，以前发生了的，以后就不允许再发生，再发生就是“风调雨
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了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允许发生，
发生了就是“人祸”。这些人的逻辑说好听一点，是不公平。我们知道，人类就
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而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科学家所予测的理想寿命（
200岁左右）。这只不过是一个常识：任何人都不应超越历史的规定去提要求；没
有一个人会去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现有条件下活到八、九十岁就“提前”死去，
会属于什么“非正常死亡”。同理，年代和社会制度也只是相对条件而不是绝对
条件，绝对条件就是生存环境加上农业生产力水平，或者看一个国家口袋里有多
少钱。中国是一个自然环境极差的国家，并且1970年之前的农业生产力极端低下
，据此我们很难想像，40年代的大旱会死人而50年代就不会；或者顺着“1950年
代不该发生论”者的逻辑反问：为什么1920年代曾发生过的，到了1940年代还会
继续发生？为什么1870年代清代封建主义制度下发生过的，隔了50年后，在民国
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又会继续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事件）呢？这岂不太说
不过去了吗？
对于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西方一些“专家学者”一反他们原
本固有的对中印象，他们不再提起中国人的“贫困、苦难、疾病、饥馑、无知”
，不再提起中国本来就是“灾荒之国”，自然他们更不会提起西方曾经对新中国
实行经济封锁的罪恶历史，不会提起中国共产党人为结束我国作为“灾荒之国”
的历史所做出的卓越功绩。这些人在评价“叁年”问题时，总是竭力回避前述的
基本事实，刻意夸大人口损失的程度。例如，美国学者 J．Banister 在1987年推
出的《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一书中，“推算”我国叁年自然灾害期间
非正常死亡达3000万人，同时把196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估计”成24.3岁。
作为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的科长，Banister 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曾
经说过：旧中国“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象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岁”，
但是“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
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比24.3岁和
26岁这两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Banister 背后所包藏的用心。这个Banister，为
了推出“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的天方夜谭，曾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
和死亡率数据进行过一番精心“修正”，据此提出了对1953～1982年中国人口的
所谓动态重估。这个“重估”是拙劣的。事实上，只需在其框架之内、按普通的
“收支平衡”原理逐年递推一下，便立即发现 Banister 的“支”（死亡人口）
和“收”（对应的总人口和新生人口）之间存在严重的缺口，在几乎所有年份上
都高达数百万之多；其中，1958～1960年的死亡人口分別“超支”400万、500万
和1000万，而1961和1962年又“透支”400万和800万人。在作过精心“修正”之
后仍搞出了这样的一笔糊涂帐，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格外吃惊。
也许，这些西方学者以为如此一来，处在全球社会主义劣势中的中国，气就会变
短，政权就会由此而失去合法性。西方学者们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几十年来他
们打着反共的旗号，就是这样一路做过来的。令人不解的是，也有少数中国人，
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本应比常人更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却为了呼
应西方的阴险目的，不惜使出编造数据和篡改历史事实等为学界所不耻的手法，
替西方推波助澜；更有甚者颠倒黑白，把罕见的自然灾害说成是什么“风调雨顺
的叁年”。
对于综合国力甚微、又遭受外国经济封锁的国家来说，人口的损失说到底是由于
粮食的损失，而损失的粮食之中，当然既含有“天灾”的因素也含有“人祸”的
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是一个正直的人起码应具的素质。然而，过去一些
非难“大跃进”的论作大都夸大“人祸”因素，在手法上把个别和局部的、哪个
社会里都存在的阴暗面加以搜罗并堆砌到文章中去；在罗列统计数字方面这些人
更是深得“大跃进”中某些地区“刮浮夸风”，搞“高指标”和“高估产”的精
髓。但是一到对于数字作出合乎逻辑的计量分析的时候，这些人又总是显得无能
为力。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搅起一潭历史的浑
水，从中为自己渔某种利益罢了。
四．近年来的异常气象下研究天灾与粮食减产关系的意义
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发生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尤其1999年以来又是连续
叁年大旱，其中2000年在程度上已略超过1960年。这些异常气象对我国农业构成
了新的威胁，致使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
关心和注意。研究历史上的天灾与粮食减产的关系再次成为农业的紧迫课题，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叁年自然灾害”，以粮食减产为切入点，分析其中的“天灾”和
“人祸”因素、并对两者间的关系作出计量考察的首推陈东林先生（《‘叁年自
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原载《
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陈先生的思考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他得出的有关
“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的结论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从而否定了所谓“叁
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流行说法。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陈先生对于叁年期间因
灾减产的粮食估计偏低，为888.8亿公斤。偏低的原因是由于只有1959年一年的有
关数据，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现在也缺乏通用和成熟的估算方法。因为叁年期间各
年的灾情是有差异的，靠1959年的两个数据算出来的结果自然显得比较粗糙。
本文不讨论我国在“叁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减产与人口损失的关系。根据德斐
（delphi）先生的计量考察，我国在1957年～1981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不论是
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还是外国学者如 J. Banister 所做的推算，都是不正确的
。这是因为数据的本身缺乏起码的协调性和相合性。本文的目的是尝试在陈文基
础上，采用两种可以互相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灾减产
的粮食数量。第一种方法是基于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94年
提出的用于解释和预测全国粮食产量的一个回归模型，据此得出的结果是：在化
肥施用量、受灾面积、农机总动力和粮食收购平价诸因子共同作用下的叁年因灾
减产粮食总量为1349亿公斤，是陈文的1.52倍，并占叁年实际因灾减产（以1958
年为基准）1390亿公斤的97％。第二种方法源自任兵雪和高培琦在一篇论文中提
到的灾害发生率与单位面积减产量之间的关系，据此得出的叁年因灾减产为1359
亿公斤，与第一种方法的结果十分接近。根据这两个结果并折算其他因素，本文
得出有关“叁年自然灾害”成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对“人祸”因素作独自的考察，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
所谓“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进一步使用全国25省、区（除西藏、
台湾和京、津、沪外）的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就
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对于“
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叁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指出中央
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以及地方政府的粮食保护主义
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拨粮食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叁年期间农副
产品通过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两个渠道流通时的价格与数量变动情况，指出实际
上部分农民的手中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市场上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
）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
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一些人在“叁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广搜异端，大炒特炒，是有他们的特殊目的
的。他们的逻辑是，以前发生了的，以后就不允许再发生，再发生就是“风调雨
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了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允许发生，
发生了就是“人祸”。这些人的逻辑说好听一点，是不公平。我们知道，人类就
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而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科学家所予测的理想寿命（
200岁左右）。这只不过是一个常识：任何人都不应超越历史的规定去提要求；没
有一个人会去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现有条件下活到八、九十岁就“提前”死去，
会属于什么“非正常死亡”。同理，年代和社会制度也只是相对条件而不是绝对
条件，绝对条件就是生存环境加上农业生产力水平，或者看一个国家口袋里有多
少钱。中国是一个自然环境极差的国家，并且1970年之前的农业生产力极端低下
，据此我们很难想像，40年代的大旱会死人而50年代就不会；或者顺着“1950年
代不该发生论”者的逻辑反问：为什么1920年代曾发生过的，到了1940年代还会
继续发生？为什么1870年代清代封建主义制度下发生过的，隔了50年后，在民国
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又会继续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事件）呢？这岂不太说
不过去了吗？
对于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西方一些“专家学者”一反他们原
本固有的对中印象，他们不再提起中国人的“贫困、苦难、疾病、饥馑、无知”
，不再提起中国本来就是“灾荒之国”，自然他们更不会提起西方曾经对新中国
实行经济封锁的罪恶历史，不会提起中国共产党人为结束我国作为“灾荒之国”
的历史所做出的卓越功绩。这些人在评价“叁年”问题时，总是竭力回避前述的
基本事实，刻意夸大人口损失的程度。例如，美国学者 J．Banister 在1987年推
出的《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一书中，“推算”我国叁年自然灾害期间
非正常死亡达3000万人，同时把196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估计”成24.3岁。
作为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的科长，Banister 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曾
经说过：旧中国“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象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岁”，
但是“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
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比24.3岁和
26岁这两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Banister 背后所包藏的用心。这个Banister，为
了推出“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的天方夜谭，曾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
和死亡率数据进行过一番精心“修正”，据此提出了对1953～1982年中国人口的
所谓动态重估。这个“重估”是拙劣的。事实上，只需在其框架之内、按普通的
“收支平衡”原理逐年递推一下，便立即发现 Banister 的“支”（死亡人口）
和“收”（对应的总人口和新生人口）之间存在严重的缺口，在几乎所有年份上
都高达数百万之多；其中，1958～1960年的死亡人口分別“超支”400万、500万
和1000万，而1961和1962年又“透支”400万和800万人。在作过精心“修正”之
后仍搞出了这样的一笔糊涂帐，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格外吃惊。
也许，这些西方学者以为如此一来，处在全球社会主义劣势中的中国，气就会变
短，政权就会由此而失去合法性。西方学者们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几十年来他
们打着反共的旗号，就是这样一路做过来的。令人不解的是，也有少数中国人，
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本应比常人更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却为了呼
应西方的阴险目的，不惜使出编造数据和篡改历史事实等为学界所不耻的手法，
替西方推波助澜；更有甚者颠倒黑白，把罕见的自然灾害说成是什么“风调雨顺
的叁年”。
对于综合国力甚微、又遭受外国经济封锁的国家来说，人口的损失说到底是由于
粮食的损失，而损失的粮食之中，当然既含有“天灾”的因素也含有“人祸”的
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是一个正直的人起码应具的素质。然而，过去一些
非难“大跃进”的论作大都夸大“人祸”因素，在手法上把个别和局部的、哪个
社会里都存在的阴暗面加以搜罗并堆砌到文章中去；在罗列统计数字方面这些人
更是深得“大跃进”中某些地区“刮浮夸风”，搞“高指标”和“高估产”的精
髓。但是一到对于数字作出合乎逻辑的计量分析的时候，这些人又总是显得无能
为力。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搅起一潭历史的浑
水，从中为自己渔某种利益罢了。
四．近年来的异常气象下研究天灾与粮食减产关系的意义
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发生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尤其1999年以来又是连续
叁年大旱，其中2000年在程度上已略超过1960年。这些异常气象对我国农业构成
了新的威胁，致使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
关心和注意。研究历史上的天灾与粮食减产的关系再次成为农业的紧迫课题，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叁年自然灾害”，以粮食减产为切入点，分析其中的“天灾”和
“人祸”因素、并对两者间的关系作出计量考察的首推陈东林先生（《‘叁年自
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原载《
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陈先生的思考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他得出的有关
“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的结论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从而否定了所谓“叁
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流行说法。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陈先生对于叁年期间因
灾减产的粮食估计偏低，为888.8亿公斤。偏低的原因是由于只有1959年一年的有
关数据，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现在也缺乏通用和成熟的估算方法。因为叁年期间各
年的灾情是有差异的，靠1959年的两个数据算出来的结果自然显得比较粗糙。
本文不讨论我国在“叁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减产与人口损失的关系。根据德斐
（delphi）先生的计量考察，我国在1957年～1981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不论是
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还是外国学者如 J. Banister 所做的推算，都是不正确的
。这是因为数据的本身缺乏起码的协调性和相合性。本文的目的是尝试在陈文基
础上，采用两种可以互相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灾减产
的粮食数量。第一种方法是基于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94年
提出的用于解释和预测全国粮食产量的一个回归模型，据此得出的结果是：在化
肥施用量、受灾面积、农机总动力和粮食收购平价诸因子共同作用下的叁年因灾
减产粮食总量为1349亿公斤，是陈文的1.52倍，并占叁年实际因灾减产（以1958
年为基准）1390亿公斤的97％。第二种方法源自任兵雪和高培琦在一篇论文中提
到的灾害发生率与单位面积减产量之间的关系，据此得出的叁年因灾减产为1359
亿公斤，与第一种方法的结果十分接近。根据这两个结果并折算其他因素，本文
得出有关“叁年自然灾害”成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对“人祸”因素作独自的考察，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
所谓“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进一步使用全国25省、区（除西藏、
台湾和京、津、沪外）的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就
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对于“
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叁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指出中央
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以及地方政府的粮食保护主义
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拨粮食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叁年期间农副
产品通过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两个渠道流通时的价格与数量变动情况，指出实际
上部分农民的手中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市场上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
）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
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五．九分天灾 －－ 回归法
1959、1960、1961年“叁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粮食产量分别是1700、1435、1475
亿公斤。与1957年的1951亿公斤相比，叁年共减产粮食1242亿公斤；与1958年的
2000亿公斤相比，共减产1390亿公斤。表2列出了1957～1962年间各年的粮食总产
量、粮食购销量以及农村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从表中看出，这叁年中全国的人
均粮食占有量比1958年分别下降了63.1，74.4和57.4公斤。
表2：1957年～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和销购情况 （单位：亿公斤，人均：公斤
）－－－－－－－－－－－－－－－－－－－－－－－－－－－－－－－－－－
－－－－－－－－－－－－－－－项目 全国总人口（万人） 粮食
国家收购 收购后农村 返销农村 净收购 农村人均年份 合计
市镇 乡村 总产量 合计 收购率％ 人均 人均留粮 合计 人均 率
％ 拥有－－－－－－－－－－－－－－－－－－－－－－－－－－－－－－
－－－－－－－－－－－－－－－－－－－
1957 64653 9949 54704 1951 480.4 24.6 87.8 268.7 14
1.7 25.9 17.4 294.6
1958 65994 10721 55273 2000 587.6 29.4 106.3 255.5 17
0.4 30.8 20.9 286.4
1959 67207 12371 54836 1700 674.1 39.7 122.9 187.1 19
8.4 36.2 28.0 223.3
1960 66207 13073 53134 1435 510.6 35.6 96.1 174.0 20
1.7 38.0 21.5 211.9
1961 65859 12707 53152 1475 404.7 27.4 76.1 201.4 14
6.7 27.6 17.5 229.0
1962 67295 11659 55636 1600 381.5 23.8 68.6 219.0 12
4.3 22.3 16.1 241.4－－－－－－－－－－－－－－－－－－－－－－
－－－－－－－－－－－－－－－－－－－－－－－－－－－＊ 根据《中国统□
p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编制。
＊ 各年人口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数据，未包括港澳台人口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减产的这1242亿公斤或1390亿公斤当中，究竟有几分是属于“天
灾”（自然灾害），又有几分是属于“人祸”（政策失误）？
（一）常系数法
陈东林先生根据1959年因旱灾和因各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损失的两个统计数
据计算出了一个比例系数，用这个比例系数来估算整个叁年中因灾损失的粮食总
数。这个比例系数是68.8%，它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
报告》（1995年）中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灾情报告》（第67、6页）中提到
，“由于一些地区连续叁年受旱，叁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
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
公斤”。260亿公斤与378亿公斤作比，结果是68.8%。
由这个比例系数，陈先生算出“叁年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为611.5亿公斤÷
68.8%＝888.8亿公斤”，进而指出“这叁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
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
＝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
。”
在得出全部的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之后，陈先生把它和以1957年为基准的粮食减
产总量作比，由此发现，在损失的粮食中“天灾”（自然灾害）和“人祸”（政
策失误）的比例为7.2：2.8。他说：“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
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数字不确实），这叁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
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
）。其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叁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为8
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减产（C），……自然
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 C ： B＝71.6% ： 28
.4% ：100%。”
在考察了若干附加因素之后，陈先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天灾与人祸的分野，大
致在7.2：2.8到5.4：4.6之间。这里隐含的结论就是：对于我国叁年期间所发生
的经济困难，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陈先生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因素（如苏联逼
债等），因难以定量化，暂时被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陈文史据翔实，论理严
密，气势宏大而又相当精到，非常具有说服力。陈先生的计量方法开了这方面的
先河，对于克服历来从抽象到抽象、似是实非的流弊，很有意义。
常系数法固然是一种可以凭信的方法，也大体符合陈文所提到的专家看法，即旱
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一般为50～60%的比例（王劲峰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
方法研究》，1997年）。但是，由于各年灾情不尽相同，特别是后两年（1960，
1961）的受灾面积大大超过1959年，且伴有大面积的水灾发生（按发生率计算的
单位面积水灾粮食损失比旱灾大2/3）。常系数法无法反映这些细微的差别，也无
法联系当时的生产条件及其逐年变化，因此结果显得比较粗糙。
（二）回归模型法
作为常系数法的补充，笔者尝试采用一种基于因子回归模型的方法，加以变型后
来估计因灾粮食减产。“中华粮网”上登载了这种方法（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
统计局农调总队编《中国粮食供需平衡问题研究》，1994，http://www.cngrain
.com）。他们运用1978～1993年的数据，选取五个影响粮食产量的因子作为自变
量来建立全国粮食年总产量（Y）的回归预测模型。这五个因子是：化肥施用量（
X1）、受灾面积（X2）、粮食播种面积（X3）、农机总动力（X4）和国家粮食收
购混合平均价（X5），所建立的模型如下，
（1） Y ＝ 0.58464*X1－0.19864*X2＋0.01701*X3＋0.07639*X4－1922.264*X
5，
Y的单位是亿公斤。这个“模型的复相关系数达0.9793，Ｆ检验通过，回归系数检
验效果很好。从统计检验看，模型拟合度很高。”1994年使用这个模型预测了20
0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959.6亿公斤，与实际发生的4622亿公斤的误差为6.
7％，误差主要来源于当初在决定自变量数值时，对受灾面积有所低估和对播种面
积有所高估。当Y被用做被已知各因素值解释的对象而非予测对象的时候，误差便
显着降低。表3中列出了模型（1）对某些典型年份中全国粮食产量的解释结果，
实际产量也一并列出供比较。
表3：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估计值：根据回归模型及已知的各因子实值算出
－－－－－－－－－－－－－－－－－－－－－－－－－－－－－－－－－－－
－－－－－－－－－－－－－－－－解释 化肥施用量 受灾面积 粮食播种
农机总动力 粮食收购平价 算出产量 实际产量 模型误差年份 X1
（万吨） X2（万公顷） X3（万亩） X4（万千瓦） X5（元/公斤） Y（亿公斤）
Y'（亿公斤）（亿公斤）－－－－－－－－－－－－－－－－－－－－－－－
－－－－－－－－－－－－－－－－－－－－－－－－－－－－
1957 37 2915 200450 121 0.13
2037 1951 -87
1958 55 3096 191420 257 0.13
1900 2000 100
1959 54 4463 174034 393 0.14
1463 1700 237
1960 66 6546 190000 529 0.14
1359 1435 76
1961 45 6175 185000 665 0.24
1195 1475 280
1962 66 3718 182431 757 0.26
1537 1600 63
1965 194 2080 179441 1099 0.19
1927 1945 18－－－－－－－－－－－－－－－－－－－－－－
－－－－－－－－－－－－－－－－－－－－－－－－－－－－－
1975 537 3538 181593 7473 0.22
2839 2845 6
1978 884 5079 180881 11750 0.25
3011 3048 36
1980 1269 4453 175852 14746 0.34
3312 3206 -107
1982 1513 3313 170194 17213 0.39
3681 3545 -136
1985 1776 4437 163268 20913 0.49
3582 3791 209
1989 2357 4699 168307 27149 0.85
3742 4076 333
1990 2590 3847 170199 28708 0.79
4311 4462 152－－－－－－－－－－－－－－－－－－－－－－
－－－－－－－－－－－－－－－－－－－－－－－－－－－－－注：
＊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原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
子库” （http://www.sdb.ac.cn/energy/new2000/energy3.html）数据算出。
＊ 1960年、1961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为估计值。
＊ 1958～1961年间的农机总动力各值根据1957年和1962年两端点的值插值得出。
＊ 粮食收购平价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换算。
需要说明：
1．表中划分出上下两个序列段，上段从1957年至1965年，下段从1975年至1990年
。由于上段的生产率水平（粮食单产）低于下段，对上段直接应用模型（1）估算
出的各年粮食产量均偏高。笔者的研究表明，通过乘以一个常数0.78可抵消由单
产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这样对于上段1957～1965，采用模型
（2） Y ＝ 0.78（0.58464*X1－0.19864*X2＋0.01701*X3＋0.07639*X4－1922
.264*X5），
Y的单位仍是亿公斤。表3中，上段的结果即是根据（2）式计算得出的。需要指出
，表中1975年被划到了下段，这是因为经过70年代初期的品种改良，到75年时粮
食单产已经大为提高的缘故。
2．标准误差：上段为4.72％，下段为4.13％。90％置信水平下Y的置信区间是，
上段（Y-108.6， Y+108.6），下段（Y-152.7， Y+152.7）。两段在总体上精度
相同，下段略高，模型是适用的。
（叁）用回归模型来估算因灾粮食减产
现在考虑如何应用上面的回归模型来估计因天灾造成的粮食减产。所谓当年的粮
食减产，就是上年（或某一年）的粮食产量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之差，这可以通过
由回归方程（1）或（2）对目标年份作差分来求得。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因灾减产
的估计，因此首先必须区分，在影响粮食产量的五个因子中，哪些因子与天灾有
关，而哪些则无关。
1．化肥施用量X1、农机总动力X4： 这是抗拒自然灾害的要素。在50年代时水准
尚低，对于粮食产量的贡献不到（+5％）。
2．受灾面积X2： 承受自然灾害，是降低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约占（-70％）
。
3．粮食价格X5： 受年成的好坏而上下波动。丰年卖粮难，粮价下跌；歉年买粮
难，粮价上涨，如1961年粮价比1960年上涨了70％。因此，X5一般与粮食产量Y成
反比例关系；当然它有时也反映人为政策干预，例如1979年比1978年提价30％便
属于这种情况。但在我们所考察的叁年期间（1959年＝100，1960年＝101.9，19
61年＝171.2），粮价的波动则主要是由于天灾所引起，与受灾面积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相关性。粮食价格占粮食产量的份额从（-14％）到（-30％）。
4．播种面积X3： 是粮食产量的主要贡献部分，占（+180％）左右。这个量与自
然灾害无关，因其中受灾的部分已计入受灾面积中去了。
由于模型是线形的，满足迭加原理，对不起作用的因子可直接消去不计。这样，
除去播种面积X3，在其他4个与天灾有关的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就可以得到适用于
表3上段（1957～1965年）各年份的因灾粮食减产公式为，
（3） △Y ＝ 0.78（0.58464*△X1－0.19864*△X2＋0.07639*△X4－1922.264
*△X5），
其中△X＝某年－本年，代表因子X的值在两年中的变化量，△Y代表某年与本年的
粮食产量之差，即减产量（或增产量）。为使结果简洁起见，这里主要以1958年
为基准：一方面这是因为年份相接，求差分时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另一方面则
因58年的粮食产量高于57年，由此得出的叁年减产粮食数量更多（1390亿公斤）
，比较而言可增强公信力。现以1958年为基准，将上述“△X＝某年－本年”中的
某年固定为1958年，再将表3中各有关因子的值代入方程（3），例如，对于1959
年，就是
△Y（59， 58） ＝ 0.78｛0.58464*（55-54）－0.19864*（3096-4463
）＋ 0.07639*（257-393）－1922.264*（0.133-0.13
5）｝，
得到 △Y（59， 58） ＝ 206.7亿公斤，于是得出如表4所示的叁年期间各年因自
然災害恕貂少的粮食病蹩 ?br>
表4：1959～1961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产量：基于差分模型（3） （单位：
亿公斤）－－－－－－－－－－－－－－－－－－－－－－－－－－－－－－－
－－－－－－－－－－－－－－－－－－－－－－－项目 算出 实际 因
自然灾害 化肥施用 受灾面积 农机总动 粮食收购 旱灾面积 因旱灾比
因自然灾害年份 产量 产量 比58年减产 量占％ 占％
力占％ 平价占％ （万公顷） 58年减产 比57年减产－－－－－－－－－
－－－－－－－－－－－－－－－－－－－－－－－－－－－－－－－－－－－
－－－－－－－－－－
1958 1900 2000 ?br> 2236－－－－－－－－－－－－－－－－－－－－－－－－－－－－－－
－－－－－－－－－－－－－－－－－－－－－－－－
1959 1463 1700 206.7 0.18 102.49 -3.92 1.26
3381 172 223.8
1960 1359 1435 522.1 -1.01 102.38 -3.10 1.74
3813 232 539.2
1961 1195 1475 619.8 0.72 76.98 -3.92 26.23
3785 383 636.9 －－－－－－－－－－－－－－－－－
－－－－－－－－－－－－－－－－－－－－－－－－－－－－－－－－－－－
－－合计减产 1683 1390 1349 平均 -0.04 93.95 -3.65
9.74 叁年合计 787 1400－－－－－－－－－－－－－－－－
－－－－－－－－－－－－－－－－－－－－－－－－－－－－－－－－－－－
－－－注：
＊ 合计减产中，“计算产量”和“实际产量”两栏是指相对于1958年的减产合计
， “自然灾害比58年减产”一栏中则是指叁年的合计。
根据表4，我们得出下面的初步结论：
1．与1958年相比，叁年期间因各种天灾共减产粮食1349亿公斤，计及（+/-）10
8.6亿公斤的置信区间，得到，
90％置信水平下的减产粮食范围为1240～1457亿公斤。
2．上述因灾减产占（以58年为基准）实际总减产1390亿公斤的比例范围是8.9：
10 ～ 10.5：10，标称比例是9.7：10（＝1349/1390）。考虑到模型误差，如果
按下限来计，那么初步的结论就是：
叁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我国粮食减产1390亿公斤的各种因素之中，
“天灾”因素约占九成（1250亿公斤），其余的一成（140亿公斤）可
视做由“人祸”因素所引起。
3．表中与天灾相关联的各因子（X）当中，化肥施用量和农机总动力这两项合起
来只占（-3.5％）（负号表示遏制粮食减产）。这个比例到了80年代湮?150
％），成为保障农业增产的主要因素（与1980年相比，81到90年间大部分年份受
灾较轻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差别从另一个视点证明了，
1959年代末期，我国农业的抗灾水平确实十分低下，与1980年以后
完全不能比拟。
4．受灾面积在各因子中占到（+94％）（正号表示带来粮食减产），是引起减产
的最主要的因素。粮食收购价格与之相关上扬，这一点在1961年表现得特别突出
。叁年平均，粮价因素占（+10％）。
5．“因旱减产”一栏同样是根据模型（3），把表3中的“受灾面积”换成表4中
的“旱灾受灾面积” 计算得到的，仅作为参考。叁年总计因旱减产787亿公斤，
高于公布的实际减产611.5亿公斤。计及（+/-）108.6亿公斤的置信区间，则因旱
减产占全部因灾减产的50～65％，符合历来对此的估计范围。
6．观察表4，算出产量与实际产量相比，误差大的共有叁处：1958年，1959年和
1961年；都是算出产量低，而实际产量高，表明部分粮食减产得到了有效的抵御
和挽回。
解释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1958年的算出产量偏低，是由于年景差于上年，而这
一年中成立了人民公社；1959年低，是由于该年的受灾程度又比1958年激增；而
1961年的低，不仅是因为本年的受灾程度大，更是由于连续叁年累积起来的灾害
打击力度，通过受灾面积总量以及粮价的高腾反映到了粮食产量上所致。考虑到
模型（3）主要反映的是近20年来分散经营制度之下、一个相对平庸时代的规律；
它无法反映人的因素，特别是无法反映大跃进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中
人们焕发出的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正是这样的热
情和力量变化成为物质，从而挽回了部分本来难以避免的粮食损失。
有关“人祸”因素部分，陈东林先生认为，叁年中多征购的粮食应该加到叁年的
减产总数上去，换句话说，由于高出1957年的水平进行收购，减少了本应留在农
村的粮食。这是从农村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说是对的。多收购的部分，按1957
年17.4％和1958年20.9％的净收购率来进行计算，分别是240.5亿公斤和79.2亿公
斤。笔者认为，多收购的部分应以1958年为基准来加以计量，这主要因为1959年
经过58年的大跃进，与57年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一是工业总产值在58年比
57年增长54.8％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又增长了36.1％，使得工业用粮需求大为增
加；二是吃供应粮的市镇人口多了起来，占全国人口比重59年比58年增加1.8个百
分点，比57年增加3个百分点；叁是由于农业遭灾，省间差额调拨量必然大增。考
虑到这些客观因素，应该说1959年的粮食净收购率不能算高。
此外，陈先生认为如果遵循“灾年少征”的原则，叁年期间的净征购率还应该再
降低，分别降到15.3%、12.88%、13.2%。这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笔者有不同看
法，因为即使只保证全国人民吃饭（假定不进出口粮食并使工业等有关行业停下
来），净征购率也还是有其最低下限，这就是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叁
年分别是18.4％，19.7％和19.3％。因此，按“灾年少征”原则算出的那部分“
人祸”（叁年共计402.7亿公斤）在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有关“高征购”的问题
，笔者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综上，我们利用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食产量回归估计模型，结
合叁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条件及其逐年变化情况，得出了叁年期间由于特
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在总粮食减产中占九成的结果。根据这个结果，笔
者得出的初步结论就是：在叁年经济困难成因之中，“天灾”因素占九成，其余
一成为“人祸”因素。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考察另一种不同类型、也是由农业专
家所提供的方法，来与本节的结果作对照，以提高本节结论的置信程度。
1959、1960、1961年“叁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粮食产量分别是1700、1435、1475
亿公斤。与1957年的1951亿公斤相比，叁年共减产粮食1242亿公斤；与1958年的
2000亿公斤相比，共减产1390亿公斤。表2列出了1957～1962年间各年的粮食总产
量、粮食购销量以及农村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从表中看出，这叁年中全国的人
均粮食占有量比1958年分别下降了63.1，74.4和57.4公斤。
表2：1957年～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和销购情况 （单位：亿公斤，人均：公斤
）－－－－－－－－－－－－－－－－－－－－－－－－－－－－－－－－－－
－－－－－－－－－－－－－－－项目 全国总人口（万人） 粮食
国家收购 收购后农村 返销农村 净收购 农村人均年份 合计
市镇 乡村 总产量 合计 收购率％ 人均 人均留粮 合计 人均 率
％ 拥有－－－－－－－－－－－－－－－－－－－－－－－－－－－－－－
－－－－－－－－－－－－－－－－－－－
1957 64653 9949 54704 1951 480.4 24.6 87.8 268.7 14
1.7 25.9 17.4 294.6
1958 65994 10721 55273 2000 587.6 29.4 106.3 255.5 17
0.4 30.8 20.9 286.4
1959 67207 12371 54836 1700 674.1 39.7 122.9 187.1 19
8.4 36.2 28.0 223.3
1960 66207 13073 53134 1435 510.6 35.6 96.1 174.0 20
1.7 38.0 21.5 211.9
1961 65859 12707 53152 1475 404.7 27.4 76.1 201.4 14
6.7 27.6 17.5 229.0
1962 67295 11659 55636 1600 381.5 23.8 68.6 219.0 12
4.3 22.3 16.1 241.4－－－－－－－－－－－－－－－－－－－－－－
－－－－－－－－－－－－－－－－－－－－－－－－－－－＊ 根据《中国统□
p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编制。
＊ 各年人口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数据，未包括港澳台人口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减产的这1242亿公斤或1390亿公斤当中，究竟有几分是属于“天
灾”（自然灾害），又有几分是属于“人祸”（政策失误）？
（一）常系数法
陈东林先生根据1959年因旱灾和因各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损失的两个统计数
据计算出了一个比例系数，用这个比例系数来估算整个叁年中因灾损失的粮食总
数。这个比例系数是68.8%，它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
报告》（1995年）中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灾情报告》（第67、6页）中提到
，“由于一些地区连续叁年受旱，叁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
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
公斤”。260亿公斤与378亿公斤作比，结果是68.8%。
由这个比例系数，陈先生算出“叁年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为611.5亿公斤÷
68.8%＝888.8亿公斤”，进而指出“这叁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
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
＝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
。”
在得出全部的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之后，陈先生把它和以1957年为基准的粮食减
产总量作比，由此发现，在损失的粮食中“天灾”（自然灾害）和“人祸”（政
策失误）的比例为7.2：2.8。他说：“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
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数字不确实），这叁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
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
）。其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叁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为8
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减产（C），……自然
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 C ： B＝71.6% ： 28
.4% ：100%。”
在考察了若干附加因素之后，陈先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天灾与人祸的分野，大
致在7.2：2.8到5.4：4.6之间。这里隐含的结论就是：对于我国叁年期间所发生
的经济困难，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陈先生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因素（如苏联逼
债等），因难以定量化，暂时被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陈文史据翔实，论理严
密，气势宏大而又相当精到，非常具有说服力。陈先生的计量方法开了这方面的
先河，对于克服历来从抽象到抽象、似是实非的流弊，很有意义。
常系数法固然是一种可以凭信的方法，也大体符合陈文所提到的专家看法，即旱
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一般为50～60%的比例（王劲峰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
方法研究》，1997年）。但是，由于各年灾情不尽相同，特别是后两年（1960，
1961）的受灾面积大大超过1959年，且伴有大面积的水灾发生（按发生率计算的
单位面积水灾粮食损失比旱灾大2/3）。常系数法无法反映这些细微的差别，也无
法联系当时的生产条件及其逐年变化，因此结果显得比较粗糙。
（二）回归模型法
作为常系数法的补充，笔者尝试采用一种基于因子回归模型的方法，加以变型后
来估计因灾粮食减产。“中华粮网”上登载了这种方法（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
统计局农调总队编《中国粮食供需平衡问题研究》，1994，http://www.cngrain
.com）。他们运用1978～1993年的数据，选取五个影响粮食产量的因子作为自变
量来建立全国粮食年总产量（Y）的回归预测模型。这五个因子是：化肥施用量（
X1）、受灾面积（X2）、粮食播种面积（X3）、农机总动力（X4）和国家粮食收
购混合平均价（X5），所建立的模型如下，
（1） Y ＝ 0.58464*X1－0.19864*X2＋0.01701*X3＋0.07639*X4－1922.264*X
5，
Y的单位是亿公斤。这个“模型的复相关系数达0.9793，Ｆ检验通过，回归系数检
验效果很好。从统计检验看，模型拟合度很高。”1994年使用这个模型预测了20
0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959.6亿公斤，与实际发生的4622亿公斤的误差为6.
7％，误差主要来源于当初在决定自变量数值时，对受灾面积有所低估和对播种面
积有所高估。当Y被用做被已知各因素值解释的对象而非予测对象的时候，误差便
显着降低。表3中列出了模型（1）对某些典型年份中全国粮食产量的解释结果，
实际产量也一并列出供比较。
表3：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估计值：根据回归模型及已知的各因子实值算出
－－－－－－－－－－－－－－－－－－－－－－－－－－－－－－－－－－－
－－－－－－－－－－－－－－－－解释 化肥施用量 受灾面积 粮食播种
农机总动力 粮食收购平价 算出产量 实际产量 模型误差年份 X1
（万吨） X2（万公顷） X3（万亩） X4（万千瓦） X5（元/公斤） Y（亿公斤）
Y'（亿公斤）（亿公斤）－－－－－－－－－－－－－－－－－－－－－－－
－－－－－－－－－－－－－－－－－－－－－－－－－－－－
1957 37 2915 200450 121 0.13
2037 1951 -87
1958 55 3096 191420 257 0.13
1900 2000 100
1959 54 4463 174034 393 0.14
1463 1700 237
1960 66 6546 190000 529 0.14
1359 1435 76
1961 45 6175 185000 665 0.24
1195 1475 280
1962 66 3718 182431 757 0.26
1537 1600 63
1965 194 2080 179441 1099 0.19
1927 1945 18－－－－－－－－－－－－－－－－－－－－－－
－－－－－－－－－－－－－－－－－－－－－－－－－－－－－
1975 537 3538 181593 7473 0.22
2839 2845 6
1978 884 5079 180881 11750 0.25
3011 3048 36
1980 1269 4453 175852 14746 0.34
3312 3206 -107
1982 1513 3313 170194 17213 0.39
3681 3545 -136
1985 1776 4437 163268 20913 0.49
3582 3791 209
1989 2357 4699 168307 27149 0.85
3742 4076 333
1990 2590 3847 170199 28708 0.79
4311 4462 152－－－－－－－－－－－－－－－－－－－－－－
－－－－－－－－－－－－－－－－－－－－－－－－－－－－－注：
＊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原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
子库” （http://www.sdb.ac.cn/energy/new2000/energy3.html）数据算出。
＊ 1960年、1961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为估计值。
＊ 1958～1961年间的农机总动力各值根据1957年和1962年两端点的值插值得出。
＊ 粮食收购平价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换算。
需要说明：
1．表中划分出上下两个序列段，上段从1957年至1965年，下段从1975年至1990年
。由于上段的生产率水平（粮食单产）低于下段，对上段直接应用模型（1）估算
出的各年粮食产量均偏高。笔者的研究表明，通过乘以一个常数0.78可抵消由单
产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这样对于上段1957～1965，采用模型
（2） Y ＝ 0.78（0.58464*X1－0.19864*X2＋0.01701*X3＋0.07639*X4－1922
.264*X5），
Y的单位仍是亿公斤。表3中，上段的结果即是根据（2）式计算得出的。需要指出
，表中1975年被划到了下段，这是因为经过70年代初期的品种改良，到75年时粮
食单产已经大为提高的缘故。
2．标准误差：上段为4.72％，下段为4.13％。90％置信水平下Y的置信区间是，
上段（Y-108.6， Y+108.6），下段（Y-152.7， Y+152.7）。两段在总体上精度
相同，下段略高，模型是适用的。
（叁）用回归模型来估算因灾粮食减产
现在考虑如何应用上面的回归模型来估计因天灾造成的粮食减产。所谓当年的粮
食减产，就是上年（或某一年）的粮食产量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之差，这可以通过
由回归方程（1）或（2）对目标年份作差分来求得。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因灾减产
的估计，因此首先必须区分，在影响粮食产量的五个因子中，哪些因子与天灾有
关，而哪些则无关。
1．化肥施用量X1、农机总动力X4： 这是抗拒自然灾害的要素。在50年代时水准
尚低，对于粮食产量的贡献不到（+5％）。
2．受灾面积X2： 承受自然灾害，是降低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约占（-70％）
。
3．粮食价格X5： 受年成的好坏而上下波动。丰年卖粮难，粮价下跌；歉年买粮
难，粮价上涨，如1961年粮价比1960年上涨了70％。因此，X5一般与粮食产量Y成
反比例关系；当然它有时也反映人为政策干预，例如1979年比1978年提价30％便
属于这种情况。但在我们所考察的叁年期间（1959年＝100，1960年＝101.9，19
61年＝171.2），粮价的波动则主要是由于天灾所引起，与受灾面积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相关性。粮食价格占粮食产量的份额从（-14％）到（-30％）。
4．播种面积X3： 是粮食产量的主要贡献部分，占（+180％）左右。这个量与自
然灾害无关，因其中受灾的部分已计入受灾面积中去了。
由于模型是线形的，满足迭加原理，对不起作用的因子可直接消去不计。这样，
除去播种面积X3，在其他4个与天灾有关的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就可以得到适用于
表3上段（1957～1965年）各年份的因灾粮食减产公式为，
（3） △Y ＝ 0.78（0.58464*△X1－0.19864*△X2＋0.07639*△X4－1922.264
*△X5），
其中△X＝某年－本年，代表因子X的值在两年中的变化量，△Y代表某年与本年的
粮食产量之差，即减产量（或增产量）。为使结果简洁起见，这里主要以1958年
为基准：一方面这是因为年份相接，求差分时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另一方面则
因58年的粮食产量高于57年，由此得出的叁年减产粮食数量更多（1390亿公斤）
，比较而言可增强公信力。现以1958年为基准，将上述“△X＝某年－本年”中的
某年固定为1958年，再将表3中各有关因子的值代入方程（3），例如，对于1959
年，就是
△Y（59， 58） ＝ 0.78｛0.58464*（55-54）－0.19864*（3096-4463
）＋ 0.07639*（257-393）－1922.264*（0.133-0.13
5）｝，
得到 △Y（59， 58） ＝ 206.7亿公斤，于是得出如表4所示的叁年期间各年因自
然災害恕貂少的粮食病蹩 ?br>
表4：1959～1961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产量：基于差分模型（3） （单位：
亿公斤）－－－－－－－－－－－－－－－－－－－－－－－－－－－－－－－
－－－－－－－－－－－－－－－－－－－－－－－项目 算出 实际 因
自然灾害 化肥施用 受灾面积 农机总动 粮食收购 旱灾面积 因旱灾比
因自然灾害年份 产量 产量 比58年减产 量占％ 占％
力占％ 平价占％ （万公顷） 58年减产 比57年减产－－－－－－－－－
－－－－－－－－－－－－－－－－－－－－－－－－－－－－－－－－－－－
－－－－－－－－－－
1958 1900 2000 ?br> 2236－－－－－－－－－－－－－－－－－－－－－－－－－－－－－－
－－－－－－－－－－－－－－－－－－－－－－－－
1959 1463 1700 206.7 0.18 102.49 -3.92 1.26
3381 172 223.8
1960 1359 1435 522.1 -1.01 102.38 -3.10 1.74
3813 232 539.2
1961 1195 1475 619.8 0.72 76.98 -3.92 26.23
3785 383 636.9 －－－－－－－－－－－－－－－－－
－－－－－－－－－－－－－－－－－－－－－－－－－－－－－－－－－－－
－－合计减产 1683 1390 1349 平均 -0.04 93.95 -3.65
9.74 叁年合计 787 1400－－－－－－－－－－－－－－－－
－－－－－－－－－－－－－－－－－－－－－－－－－－－－－－－－－－－
－－－注：
＊ 合计减产中，“计算产量”和“实际产量”两栏是指相对于1958年的减产合计
， “自然灾害比58年减产”一栏中则是指叁年的合计。
根据表4，我们得出下面的初步结论：
1．与1958年相比，叁年期间因各种天灾共减产粮食1349亿公斤，计及（+/-）10
8.6亿公斤的置信区间，得到，
90％置信水平下的减产粮食范围为1240～1457亿公斤。
2．上述因灾减产占（以58年为基准）实际总减产1390亿公斤的比例范围是8.9：
10 ～ 10.5：10，标称比例是9.7：10（＝1349/1390）。考虑到模型误差，如果
按下限来计，那么初步的结论就是：
叁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我国粮食减产1390亿公斤的各种因素之中，
“天灾”因素约占九成（1250亿公斤），其余的一成（140亿公斤）可
视做由“人祸”因素所引起。
3．表中与天灾相关联的各因子（X）当中，化肥施用量和农机总动力这两项合起
来只占（-3.5％）（负号表示遏制粮食减产）。这个比例到了80年代湮?150
％），成为保障农业增产的主要因素（与1980年相比，81到90年间大部分年份受
灾较轻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差别从另一个视点证明了，
1959年代末期，我国农业的抗灾水平确实十分低下，与1980年以后
完全不能比拟。
4．受灾面积在各因子中占到（+94％）（正号表示带来粮食减产），是引起减产
的最主要的因素。粮食收购价格与之相关上扬，这一点在1961年表现得特别突出
。叁年平均，粮价因素占（+10％）。
5．“因旱减产”一栏同样是根据模型（3），把表3中的“受灾面积”换成表4中
的“旱灾受灾面积” 计算得到的，仅作为参考。叁年总计因旱减产787亿公斤，
高于公布的实际减产611.5亿公斤。计及（+/-）108.6亿公斤的置信区间，则因旱
减产占全部因灾减产的50～65％，符合历来对此的估计范围。
6．观察表4，算出产量与实际产量相比，误差大的共有叁处：1958年，1959年和
1961年；都是算出产量低，而实际产量高，表明部分粮食减产得到了有效的抵御
和挽回。
解释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1958年的算出产量偏低，是由于年景差于上年，而这
一年中成立了人民公社；1959年低，是由于该年的受灾程度又比1958年激增；而
1961年的低，不仅是因为本年的受灾程度大，更是由于连续叁年累积起来的灾害
打击力度，通过受灾面积总量以及粮价的高腾反映到了粮食产量上所致。考虑到
模型（3）主要反映的是近20年来分散经营制度之下、一个相对平庸时代的规律；
它无法反映人的因素，特别是无法反映大跃进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中
人们焕发出的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正是这样的热
情和力量变化成为物质，从而挽回了部分本来难以避免的粮食损失。
有关“人祸”因素部分，陈东林先生认为，叁年中多征购的粮食应该加到叁年的
减产总数上去，换句话说，由于高出1957年的水平进行收购，减少了本应留在农
村的粮食。这是从农村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说是对的。多收购的部分，按1957
年17.4％和1958年20.9％的净收购率来进行计算，分别是240.5亿公斤和79.2亿公
斤。笔者认为，多收购的部分应以1958年为基准来加以计量，这主要因为1959年
经过58年的大跃进，与57年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一是工业总产值在58年比
57年增长54.8％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又增长了36.1％，使得工业用粮需求大为增
加；二是吃供应粮的市镇人口多了起来，占全国人口比重59年比58年增加1.8个百
分点，比57年增加3个百分点；叁是由于农业遭灾，省间差额调拨量必然大增。考
虑到这些客观因素，应该说1959年的粮食净收购率不能算高。
此外，陈先生认为如果遵循“灾年少征”的原则，叁年期间的净征购率还应该再
降低，分别降到15.3%、12.88%、13.2%。这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笔者有不同看
法，因为即使只保证全国人民吃饭（假定不进出口粮食并使工业等有关行业停下
来），净征购率也还是有其最低下限，这就是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叁
年分别是18.4％，19.7％和19.3％。因此，按“灾年少征”原则算出的那部分“
人祸”（叁年共计402.7亿公斤）在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有关“高征购”的问题
，笔者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综上，我们利用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食产量回归估计模型，结
合叁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条件及其逐年变化情况，得出了叁年期间由于特
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在总粮食减产中占九成的结果。根据这个结果，笔
者得出的初步结论就是：在叁年经济困难成因之中，“天灾”因素占九成，其余
一成为“人祸”因素。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考察另一种不同类型、也是由农业专
家所提供的方法，来与本节的结果作对照，以提高本节结论的置信程度。
六．九分天灾 －－ 灾害发生率法
在上节中，我们应用回归估计模型估计了叁年期间因自然灾害而减产的粮食数量
，并由此初步得出了“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考虑到任何统计模型都含
有误差（即使指示了置信区间），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在本节中笔者将
引进和应用另一种估算方法。这种方法是由任兵雪和高培琦在《我国的粮食问题
及出路分析》（中华粮网：http://www.cngrain.com）一文中介绍的，文中说：
“据推算，旱灾发生率每增加1％，粮食每公顷产量将减少9公斤，水灾每增加1％
，粮食每公顷将减少15公斤。”笔者据此推导了用于实际计算的方法，称之为“
灾害发生率法”。
在我国，对农业生产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是干旱，其次是水灾。如上所述，单位
面积上按发生率计算的水灾后果比干旱来得大，但是干旱发生频度高，面积广。
据统计，建国50年中年平均干旱受灾面积为2085.1万公顷，而洪涝受灾面积只有
842.5万公顷，旱灾面积占旱涝苊婊?1.2％（《我国干旱的主要特点》www.s
huiwang.com/chinawater/chinawater06.htm）。此外由于粮食单产与旱灾面积存
在着显着的相关性，而与水灾面积无相关关系（同上文），因此，在1970年代以
前我国遇到连片连年的大旱或特大旱时常发生大面积死人事件，主要是由旱灾所
带来的大幅粮食减产所造成的。除干旱和水灾之外，其他对农业生产有害的自然
灾害包括雹、风、冻、雪、霜，鼠害等，但从发生的面积和发生的频度上看，这
些灾害的危害程度相对较轻。
表5按水灾、旱灾和其他类型灾害分列出了我国在1957～1961年间农田受灾面积的
数据。
表5： 1957～1961年间农田受灾面积 （单位：万公顷）
－－－－－－－－－－－－－－－－－－－－－－－－－－
年份 受灾面积 水灾面积 旱灾面积 其他灾害面积
－－－－－－－－－－－－－－－－－－－－－－－－－－
1957 2915 808 1721 386
1958 3096 428 2236 432
－－－－－－－－－－－－－－－－－－－－－－－－－－
1959 4463 481 3381 601
1960 6546 1016 3813 1718
1961 6175 891 3785 1499
－－－－－－－－－－－－－－－－－－－－－－－－－－
叁年合计 17184 2388 10978 3818
百分比 100.0 13.9 63.9 22.2
－－－－－－－－－－－－－－－－－－－－－－－－－－
＊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
5年）＊http://go1.163.com/zhonggen/tjzl14.htm
由表中看出，
－－ 1959～1961年的旱灾面积是水灾面积的4.6倍和1949～1958年年均旱灾面积
（848万公顷）的4.32倍；旱灾面积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
并最终导致人口事件的最主要的原因。
－－ 旱灾之外，1960年和1961年水灾也多有发生。水灾面积高于建国50年来的
年平均数，加大了粮食减产的幅度。
－－ 其他灾害主要包括风雹，霜冻，虫灾和鼠灾，占22.2％，发生面积亦大。
现在考虑按灾害发生率来计算粮食减产。灾害发生率是一个发生频度的概念，简
单地说，比如一个县有N块耕地（公社单位或其他），其中某年中有P块耕地遭了
灾，那么，该县该年的灾害发生率就是（P/N）。
发生率增减百分之几的意思是说，如果该县上年的灾害发生率是（P/N）而本年是
（Q/N），那么本年相对于上年的灾害发生率产生了增减，增减比率由（Q/N-P/N
）/（P/N）＝（Q-P）/P计算。这个关系表明，发生频度可以换算到发生面积去计
算，“发生率每增加1％”即等于“灾害面积每增加1％”。这样，我们可以使用
灾害面积的数据来代替发生率数据，来进行粮食减产的估算。
根据前述旱灾发生率和水灾发生率每增加1％，粮食每公顷产量将分别减少9公斤
和15公斤的关系，我们分别得出因旱和因涝粮食减产的估算公式如下，
（4） △Y（因旱）＝ 9×本年旱灾面积×〔上年与本年的旱灾面积变化率（%
）×100〕，
（5） △Y（因涝）＝ 15×本年水灾面积×〔上年与本年的水灾面积变化率（%
）×100〕，
其中，△Y表示本年对于上年的因灾减产粮食数量，单位万公斤，面积单位是万公
顷，变化率＝（本年面积－上年面积）/上年面积。关于计算，下面举两个例子，
使用式（4）和表5中的旱灾面积数据，
59年对于58年，有
△Y（因旱，59，58）＝ 9×3381×[（3381－2236）/2236]×100＝155
8193万公斤＝156亿公斤。
60年对于58年则有
△Y（因旱，60，58）＝ 9×3813×[（3813－2236）/2236]×100＝242
0300万公斤＝242亿公斤，
其余类推。
对于其他类型受灾，因专家未给出数字，故较难确定当其发生率每增加1％时单位
面积损失的粮食数量。现考虑取旱灾的1/3和水灾的1/3，得到一个3～5公斤/公顷
的范围，并取中间值4公斤/公顷作为参数，得到
（6） △Y（其他）＝ 4×本年其他灾害面积×〔上年与本年的其他灾害面积变
化率×100％〕，
由于参数4公斤/公顷的不确定性，式（6）有关的粮食减产只做为参考。
根据公式（4）～（6）并使用表5中的面积数据进行计算，所得结果列于表6。
表6：使用灾害变化率法计算的1959年～1961年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数量（单
位：亿公斤）－－－－－－－－－－－－－－－－－－－－－－－－－－－－－
－－－－－－－－－－－－－年份 因涝比 因旱比 因其他
天灾 因天灾 实际 比58年 58年减产 58年减产
比58年减产 减产总量 产量 实际减产－－－－－－－－－－－
－－－－－－－－－－－－－－－－－－－－－－－－－－－－－－－
1958 2000
－－－－－－－－－－－－－－－－－－－－－－－－－－－－－－－－－－－
－－－－－－－
1959 9 156 9 1700
300
1960 209 242 204 1435
565
1961 145 236 148 1475
525－－－－－－－－－－－－－－－－－－－－－－－－－－－－－－－
－－－－－－－－－－－叁年合计 363 634 362
1359 1390占天灾减产总量％ 26.72 46.63
26.65 100.00
－－－－－－－－－－－－－－－－－－－－－－－－－－－－－－－－－－－
－－－－－－－
根据表6，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
1．与1958年相比，叁年期间因各种天灾共减产粮食1359亿公斤，占（以58年为基
准时）叁年实际减产1390公斤的97.7％。与由回归法获得的1349亿公斤十分接近
。
2．粮食减产数量的成因之中，“旱：涝：其他”的比例为4.66：2.67：2.67，表
明旱灾是危害的主要因素，占近一半，而水灾部分和其他灾害部分旗鼓相当，各
占26％强。
3．考虑到式（6）中参数4公斤/公顷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抛弃此部分，即不计因
其他类型的灾害所造成的减产（共362亿公斤），而以旱、涝两部（约1000亿公斤
）作为因天灾减产的总数，则叁年因天灾减产占实际减产1390公斤的比例为73.3
％。考虑到旱涝灾害以外的灾害是客观存在，且其发生面积大大超过了往年，参
数4公斤/公顷也只是一个保守取值，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取90％作为73.3％
和97.7％间的折衷，是合适的。
4．灾害发生率法与回归法的相同点，在于包含的自变数较多、且联系于自变数的
逐年变化，计算也比较精细复杂。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以自然灾害的分类作为驱动
元素、而后者则是以农业生产水平（包括受灾面积总量）作为驱动元素，在计算
方法上相互独立，所以是两类平行方法。然而，使用这两类相互独立的平行方法
，並作用于完全不同的样本数据集合，却得出惊人一致的计算结果。因此，这不
仅表明了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有效性、可靠性和说服力，同时也□明，笔者有关叁
年经济困难成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观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在上节中，我们应用回归估计模型估计了叁年期间因自然灾害而减产的粮食数量
，并由此初步得出了“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考虑到任何统计模型都含
有误差（即使指示了置信区间），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在本节中笔者将
引进和应用另一种估算方法。这种方法是由任兵雪和高培琦在《我国的粮食问题
及出路分析》（中华粮网：http://www.cngrain.com）一文中介绍的，文中说：
“据推算，旱灾发生率每增加1％，粮食每公顷产量将减少9公斤，水灾每增加1％
，粮食每公顷将减少15公斤。”笔者据此推导了用于实际计算的方法，称之为“
灾害发生率法”。
在我国，对农业生产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是干旱，其次是水灾。如上所述，单位
面积上按发生率计算的水灾后果比干旱来得大，但是干旱发生频度高，面积广。
据统计，建国50年中年平均干旱受灾面积为2085.1万公顷，而洪涝受灾面积只有
842.5万公顷，旱灾面积占旱涝苊婊?1.2％（《我国干旱的主要特点》www.s
huiwang.com/chinawater/chinawater06.htm）。此外由于粮食单产与旱灾面积存
在着显着的相关性，而与水灾面积无相关关系（同上文），因此，在1970年代以
前我国遇到连片连年的大旱或特大旱时常发生大面积死人事件，主要是由旱灾所
带来的大幅粮食减产所造成的。除干旱和水灾之外，其他对农业生产有害的自然
灾害包括雹、风、冻、雪、霜，鼠害等，但从发生的面积和发生的频度上看，这
些灾害的危害程度相对较轻。
表5按水灾、旱灾和其他类型灾害分列出了我国在1957～1961年间农田受灾面积的
数据。
表5： 1957～1961年间农田受灾面积 （单位：万公顷）
－－－－－－－－－－－－－－－－－－－－－－－－－－
年份 受灾面积 水灾面积 旱灾面积 其他灾害面积
－－－－－－－－－－－－－－－－－－－－－－－－－－
1957 2915 808 1721 386
1958 3096 428 2236 432
－－－－－－－－－－－－－－－－－－－－－－－－－－
1959 4463 481 3381 601
1960 6546 1016 3813 1718
1961 6175 891 3785 1499
－－－－－－－－－－－－－－－－－－－－－－－－－－
叁年合计 17184 2388 10978 3818
百分比 100.0 13.9 63.9 22.2
－－－－－－－－－－－－－－－－－－－－－－－－－－
＊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
5年）＊http://go1.163.com/zhonggen/tjzl14.htm
由表中看出，
－－ 1959～1961年的旱灾面积是水灾面积的4.6倍和1949～1958年年均旱灾面积
（848万公顷）的4.32倍；旱灾面积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
并最终导致人口事件的最主要的原因。
－－ 旱灾之外，1960年和1961年水灾也多有发生。水灾面积高于建国50年来的
年平均数，加大了粮食减产的幅度。
－－ 其他灾害主要包括风雹，霜冻，虫灾和鼠灾，占22.2％，发生面积亦大。
现在考虑按灾害发生率来计算粮食减产。灾害发生率是一个发生频度的概念，简
单地说，比如一个县有N块耕地（公社单位或其他），其中某年中有P块耕地遭了
灾，那么，该县该年的灾害发生率就是（P/N）。
发生率增减百分之几的意思是说，如果该县上年的灾害发生率是（P/N）而本年是
（Q/N），那么本年相对于上年的灾害发生率产生了增减，增减比率由（Q/N-P/N
）/（P/N）＝（Q-P）/P计算。这个关系表明，发生频度可以换算到发生面积去计
算，“发生率每增加1％”即等于“灾害面积每增加1％”。这样，我们可以使用
灾害面积的数据来代替发生率数据，来进行粮食减产的估算。
根据前述旱灾发生率和水灾发生率每增加1％，粮食每公顷产量将分别减少9公斤
和15公斤的关系，我们分别得出因旱和因涝粮食减产的估算公式如下，
（4） △Y（因旱）＝ 9×本年旱灾面积×〔上年与本年的旱灾面积变化率（%
）×100〕，
（5） △Y（因涝）＝ 15×本年水灾面积×〔上年与本年的水灾面积变化率（%
）×100〕，
其中，△Y表示本年对于上年的因灾减产粮食数量，单位万公斤，面积单位是万公
顷，变化率＝（本年面积－上年面积）/上年面积。关于计算，下面举两个例子，
使用式（4）和表5中的旱灾面积数据，
59年对于58年，有
△Y（因旱，59，58）＝ 9×3381×[（3381－2236）/2236]×100＝155
8193万公斤＝156亿公斤。
60年对于58年则有
△Y（因旱，60，58）＝ 9×3813×[（3813－2236）/2236]×100＝242
0300万公斤＝242亿公斤，
其余类推。
对于其他类型受灾，因专家未给出数字，故较难确定当其发生率每增加1％时单位
面积损失的粮食数量。现考虑取旱灾的1/3和水灾的1/3，得到一个3～5公斤/公顷
的范围，并取中间值4公斤/公顷作为参数，得到
（6） △Y（其他）＝ 4×本年其他灾害面积×〔上年与本年的其他灾害面积变
化率×100％〕，
由于参数4公斤/公顷的不确定性，式（6）有关的粮食减产只做为参考。
根据公式（4）～（6）并使用表5中的面积数据进行计算，所得结果列于表6。
表6：使用灾害变化率法计算的1959年～1961年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数量（单
位：亿公斤）－－－－－－－－－－－－－－－－－－－－－－－－－－－－－
－－－－－－－－－－－－－年份 因涝比 因旱比 因其他
天灾 因天灾 实际 比58年 58年减产 58年减产
比58年减产 减产总量 产量 实际减产－－－－－－－－－－－
－－－－－－－－－－－－－－－－－－－－－－－－－－－－－－－
1958 2000
－－－－－－－－－－－－－－－－－－－－－－－－－－－－－－－－－－－
－－－－－－－
1959 9 156 9 1700
300
1960 209 242 204 1435
565
1961 145 236 148 1475
525－－－－－－－－－－－－－－－－－－－－－－－－－－－－－－－
－－－－－－－－－－－叁年合计 363 634 362
1359 1390占天灾减产总量％ 26.72 46.63
26.65 100.00
－－－－－－－－－－－－－－－－－－－－－－－－－－－－－－－－－－－
－－－－－－－
根据表6，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
1．与1958年相比，叁年期间因各种天灾共减产粮食1359亿公斤，占（以58年为基
准时）叁年实际减产1390公斤的97.7％。与由回归法获得的1349亿公斤十分接近
。
2．粮食减产数量的成因之中，“旱：涝：其他”的比例为4.66：2.67：2.67，表
明旱灾是危害的主要因素，占近一半，而水灾部分和其他灾害部分旗鼓相当，各
占26％强。
3．考虑到式（6）中参数4公斤/公顷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抛弃此部分，即不计因
其他类型的灾害所造成的减产（共362亿公斤），而以旱、涝两部（约1000亿公斤
）作为因天灾减产的总数，则叁年因天灾减产占实际减产1390公斤的比例为73.3
％。考虑到旱涝灾害以外的灾害是客观存在，且其发生面积大大超过了往年，参
数4公斤/公顷也只是一个保守取值，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取90％作为73.3％
和97.7％间的折衷，是合适的。
4．灾害发生率法与回归法的相同点，在于包含的自变数较多、且联系于自变数的
逐年变化，计算也比较精细复杂。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以自然灾害的分类作为驱动
元素、而后者则是以农业生产水平（包括受灾面积总量）作为驱动元素，在计算
方法上相互独立，所以是两类平行方法。然而，使用这两类相互独立的平行方法
，並作用于完全不同的样本数据集合，却得出惊人一致的计算结果。因此，这不
仅表明了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有效性、可靠性和说服力，同时也□明，笔者有关叁
年经济困难成因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观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驳斥人祸论者是十分正确的。但比例我倒认为没这么大。天灾人祸比大概在7：3左右吧。
人祸论者是十分无耻的。干嘛非把责任都推给领导阶层？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被或多或少触动了个人利益。这在历史上也不少见。
秦始皇焚书坑儒，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要说秦始皇在他娘肚子里呆了12个月是吕不韦的种。说秦始皇残暴，就说他征发了70万隐人造阿房宫，隐人理解不错的话就是太监，70万，夸张了吧？再说，秦始皇在位才几年，如果这些“学者”所说的阿房宫面积不错的话，那秦朝无疑是我国建筑效率最高的朝代了。
张居正搞一条鞭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找茬因为张要变法没回乡守孝3年骂他是“禽兽”。
雍正搞摊丁入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说用正是篡位，可谎话变得又不像，靠一个隆可多就能篡位的话，那国人就不要搞政治了。改说书算了。
人祸论者是十分无耻的。干嘛非把责任都推给领导阶层？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被或多或少触动了个人利益。这在历史上也不少见。
秦始皇焚书坑儒，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要说秦始皇在他娘肚子里呆了12个月是吕不韦的种。说秦始皇残暴，就说他征发了70万隐人造阿房宫，隐人理解不错的话就是太监，70万，夸张了吧？再说，秦始皇在位才几年，如果这些“学者”所说的阿房宫面积不错的话，那秦朝无疑是我国建筑效率最高的朝代了。
张居正搞一条鞭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找茬因为张要变法没回乡守孝3年骂他是“禽兽”。
雍正搞摊丁入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说用正是篡位，可谎话变得又不像，靠一个隆可多就能篡位的话，那国人就不要搞政治了。改说书算了。
是人祸胜过天灾，新中国都有人吃人的事（不要拍我，具体不叙述），那时大旱，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不能抽烟，哪怕一个烟头在地上就会起火；去挖木薯必须结队，要不越挖越深，体力不支倒下去没人知道就起不来了。看过“亮剑”里说的河南全村要出去讨饭，但省委派民兵堵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逃荒讨饭的行为，全村都饿死了。你说的农业发展是事实，但饿死人更多的是人祸啊。放了 亩产万斤的卫星，唉，手里都没粮还上缴粮食能年饿出事吗。干部们不知道饿死人的事吗，那是封建除去的余毒未能除去，脱离群众视人命为草荐的官老爷弄的。可以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外国固然要诋毁中国，但我们不能掩盖真实的悲剧。那时候谁还有余粮，粮票就是命根子啦。除了潜艇部队的伙食和XX部门，有多少人能吃饱？以农业本来在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快速来抵消人祸的影响是不行的。人的原因是主要的！！现在我乱话钱的时候祖辈父辈还是拿三年自然灾害来教育我，老一辈读书时醒来要捏捏小腿看有没有浮肿，主席吃东西也要省。
在99年看南方周末回顾50年发展的里程的报纸里说61年三人口少了1000万我觉得是可信的，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我想老人家（爷爷奶奶们）不会骗我吧~~~~~
计量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作者脱离了政策的执行者，第一个卫星还是我初中班主任的家乡广西环江县放的（如果我没记错），他们把成捆的稻谷插到地里，密密麻麻没有空隙---所谓密植，在根部用鼓风机使劲送风，一两岁的小孩子可以在禾苗上面爬爬走走什么事也没有。这就是亩产万斤的方法，就一层一层报，把所有的粮食交上去都不够（其实那地方山区很多）。
就算没有天灾也是会出事的。老毛到湖南视察，书记就把附近村子的牛羊都赶来了，所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真的，是执政党是失误~~~~打倒那么多老同志，用了那么多小人，把人民晾在一边。以当时的人心，与几年的发展，虽说会有损失，但也可以减轻的，再加上苏联这无赖死了很多人啊~~~~
量化虽然是准确研究的步骤，但行为主题已经有失误了，研究就没多大的意义了。
外国固然要诋毁中国，但我们不能掩盖真实的悲剧。那时候谁还有余粮，粮票就是命根子啦。除了潜艇部队的伙食和XX部门，有多少人能吃饱？以农业本来在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快速来抵消人祸的影响是不行的。人的原因是主要的！！现在我乱话钱的时候祖辈父辈还是拿三年自然灾害来教育我，老一辈读书时醒来要捏捏小腿看有没有浮肿，主席吃东西也要省。
在99年看南方周末回顾50年发展的里程的报纸里说61年三人口少了1000万我觉得是可信的，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我想老人家（爷爷奶奶们）不会骗我吧~~~~~
计量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作者脱离了政策的执行者，第一个卫星还是我初中班主任的家乡广西环江县放的（如果我没记错），他们把成捆的稻谷插到地里，密密麻麻没有空隙---所谓密植，在根部用鼓风机使劲送风，一两岁的小孩子可以在禾苗上面爬爬走走什么事也没有。这就是亩产万斤的方法，就一层一层报，把所有的粮食交上去都不够（其实那地方山区很多）。
就算没有天灾也是会出事的。老毛到湖南视察，书记就把附近村子的牛羊都赶来了，所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真的，是执政党是失误~~~~打倒那么多老同志，用了那么多小人，把人民晾在一边。以当时的人心，与几年的发展，虽说会有损失，但也可以减轻的，再加上苏联这无赖死了很多人啊~~~~
量化虽然是准确研究的步骤，但行为主题已经有失误了，研究就没多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