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抗日老兵”“抗战名将”有多少掺水造假？

胡亦南：虚实之间的抗战老兵

真正纯粹的革命者，不论中外，多少都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至于那些被迫卷入革命，参与战事的普通民众，既有在斗争过程中养成觉悟而牺牲者，也有未养成觉悟而牺牲者。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期间，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何止千万。新中国成立时，各地基层参加革命者往往十不存一。幸存下来的斗士，无论其初衷如何，大多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做出了堪称卓越的贡献，受到各族民众的热爱和尊敬。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共革命宿老的相继离世、两岸关系的极大改善、中共统战的现实需要、其宣传政策的全面失败、以及新闻采编人员专业素养的逐日下滑等因素，大规模重塑历史的行为，尤其是解构中共烈士，消费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战士，编造或夸大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官兵抗敌事迹与历史遭遇的趋势值得关注。在两岸尚未结束政治对立和敌对状态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以统战需要、公众娱乐或还原历史等不同面目出现的宣传攻势，已经而且必将持续产生此消彼长、潜移默化的社会效应。

近日，经中国新闻社、中国广播网、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媒体报道，自称曾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重庆军队警备司令部情报组组长的昆明老人陈世麟（一作陈士麟）突然暴得大名。记者称，现年93岁的陈世麟在60年前“曾凭独特的‘听风’本领”刺杀了敌占区的汪伪政权武汉市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的他一直任职于昆明蓄电池厂，为千家万户亮上电灯。”报道同时说，陈世麟自1975年起在昆明定居，至今蜗居于公厕旁边的一处小房间里。

然而，普通读者只需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就可以断定，陈世麟的所谓事迹完全不属实；几乎每一处假定事实都千疮百孔，该文作者和所有跟风炒作的新闻从业者的求证水平也近乎为零。

且不论蓄电池与千家万户的电灯是否有关，60年前的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敌占区和汪伪政权早已灰飞烟灭。武汉1938年10月陷于日军之手。从1939年到1945年，在此出任伪政权市长的仅有张仁蠡和石星川两人。张仁蠡于1951年被新中国人民政府处决，石星川则在1948年死于国民政府狱中；陈世麟与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死都毫无关系，施展所谓“听风”等神鬼妖魔本领更是纯属臆造。

那么，这名听风老人在抗战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昆明蓄电池厂成立于1949年，陈世麟是断无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就加入这家并不存在的单位的。据云南信息报7月2日的报道，陈世麟现手持一份由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沈醉于1983年5月3日亲笔写就的文件，上书“兹证明陈世麟于一九四九年在我领导的国民党第八军随军调查组工作时，在云南和平解放中按照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没有抵抗，应按投诚人员安置为感。”

而据云南信息港7月7日的报道，老家在四川的陈世麟在1940年毕业后，来到重庆的中央军委电讯班学习，曾随戴笠深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后任国军第八军参谋，在滇西“继续抗战”。“云南解放后，陈世麟回到妻子的老家临沧市凤庆县，隐姓埋名生活了几年。直到针对国民党军官的特赦令颁布后，陈世麟才重返社会，与妻子一起被分配到昆明市蓄电池厂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

于是，在各家中央媒体报道里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就这样逐渐浮出水面了：陈世麟，男，原籍四川，历任国民党军统情报组组长、保密局特务人员、第八军随军调查组成员，曾随军统局局长戴笠赴各地工作，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潜至凤庆县，并长期藏匿。1975年3月，全国人大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后，陈被安置到昆明市蓄电池厂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1983年，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沈醉曾为陈开具证明，希望有关部门予其投诚人员待遇，未果。

试问这样一份“抗战老兵”的履历，还能博取多少同情呢？

对陈世鳞所谓光荣事迹的炒作远非孤例。2007年逝世的原国军第30军27师师长仵德厚，至今享有“抗日名将”的美誉，因为他曾以营长身份率众血战台儿庄。而部分媒体和个人极力宣扬其抗战事迹，实际上是为了与其1949-1959年间沦为中共囚徒的遭遇形成对比，以此突出中共对“抗战名将”的不公。媒体报道里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是：1948年11月3日，太原战役期间，仵德厚向阎锡山出卖了与其共同出自西北军的老首长、30军军长黄樵松，使其起义计划搁浅。台儿庄战役时任27师师长，战功赫赫的黄樵松被押送南京，后遭枪决。4日，蒋介石电告阎锡山：“仵德厚代27师师长可也。”仵籍此由上校旅长晋升为少将师长。太原城破前，阎锡山指示下属“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城破后，仵却被解放军俘虏判刑，而且在狱中表现积极。他于1959年被释放。当时仍有大批国民党军官在狱中接受改造，而回乡后的仵德厚不久就出任了县政协委员，最终寿至97岁。因仵德厚出卖而牺牲的抗日名将黄樵松之女黄蔚君则在太原15中默默地从事了50年教育工作，媒体曝光度与仵不可同日而语。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11年1月起，一名自称参加过国军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举世闻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以最后一位健在的“八百壮士”身份出现的老者经羊城晚报、看历史杂志等媒体和相关个人的联手炒作，现身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镇红庙村。此人自称曾用名杨根奎，现名杨耀辉。据称，杨耀辉1921年出生，1936年在什邡参军，被编入中央军第88师，次年8月随军赴上海参战，10月太行仓库保卫战时，任第88师524团谢晋元部1营2连上士班长，至26日时，已晋升为1排中尉排长。1941年12月，谢晋元部官兵被日军俘虏，押赴南京、安徽等地。1945年，杨耀辉脱逃并投奔第十战区。当年8月10日，他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946年，他回到金堂县老家，不久再赴成都参军，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此后，杨在奉节遇到原88师师长、时任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得到提拔，后出任第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12月，赴四川新繁就职的杨耀辉遭到124军军长吴峻人的冷遇，吴“借故未予认可”其身份。于是杨再次返乡，一直隐姓埋名至2011年，此前未联系过“八百壮士”中的其余幸存者。

以上说法可谓漏洞百出。据谢晋元之子谢继民的记述，中央军第88师1935年秋“从四川省涪陵调万县稍作休整”，即“从万县乘船沿长江东下，开赴上海附近地区”，并未在什邡招募兵员。而参与淞沪会战的两支川军部队，第20军和第43军26师，当年均驻防贵州，没有可能临时入川抓丁。抛开这些不说，据谢继民的记载，1937年10月27日谢晋元率部布防时，524团1营2连1排排长陶杏春代理1连连长，拟提拔为1排排长的1班班长蒋敬当日下午被俘牺牲，未提及1排“中尉排长”杨耀辉或杨根奎。至于杨1945年8月10日就“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稍有常识的民众都会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当年8月15日才发生的事情。而内战末期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也断无资格任命隶属第14兵团的124军223师副师长。至于一个毫无背景资历的川中青年，是如何15岁参军，16岁就当排长，此后再未经历过战事，在25岁重新入伍后却得到飞快提拔，并在28岁以前就火速升至国军少将副师长，还能躲过多年镇反和政治运动的，媒体更是讳莫如深。

在一众网友的考证之下，历史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真正的杨根奎另有其人。杨根奎，1910年生，浙江人，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亲历者，已故去多年，其子至今仍在浙江务农。杨耀辉，1921年生，四川金堂人，1946年在成都军官总队学习，曾任国军排、连长，其余履历不明。2010年12月16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在重庆病逝。次年1月，杨耀辉自称杨根奎，在各方统筹下，炮制了自己从“八百壮士”到国军少将副师长的传奇故事。

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自诩抗战英雄的事例也并不少见。2005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当天，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抗战老兵马兆麟：中条山战役我军死伤惨烈》，称1941年中条山战役期间，国军第17军军长高桂滋临阵去后方休养，而马兆麟“从营长到团长，再一跃而成（17军）代理军长”。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高桂滋之女高世洁与其兄高斌的强烈愤慨。高世洁提供史料称，其父在中条山战役期间并未临阵脱逃，而是在与日军作战，而所谓马兆麟代理17军军长之事，二人均全然不知。

原报道称，马兆麟1915年生于甘肃，1933年至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然而公开资料显示，黄埔第六期学员入学于1926年8月的广州，毕业于1929年5月的南京。1926年马兆麟才11岁，全无可能具备黄埔学员的条件。为求准确，高世洁查阅了黄埔军校6-16期学员名单、洛阳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1-5期学员名单、甘肃省黄埔同学会名单以及诸多抗战史料，均未发现马兆麟的名字。她发现，文中对马兆麟“1941年任1058团团长”的说法也与事实相左，因为1058团1940年就已取消建制了。2009年4月，高世洁与该文作者联系时，该文作者表示：“我们哪有时间进行核实，我写了交出去，他们就登出来了……没有查呀……我完全是按照他（指马兆麟）说的。”2009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文《“抗战老兵”报道“马兆麟”一文再调查》，间接承认了2005年相关报道的严重失实，但同时却从原稿中删去了两段重要声明：

一、“无论如何，本报在该文发表之前未对马兆麟所言予以仔细考证，都是错误的。”

二、“高世洁兄妹对此非常反感。因为据高世洁提供的史料，高桂滋并未临阵去后方休养，而是在与日军作战。本报就报道失实，谨向高世洁兄妹及广大读者致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毫无疑问的是，使老兵境遇得到改善是政府的应尽之责。但从马兆麟到杨耀辉，从仵德厚到陈世麟，每一名被挂上“抗日老兵”、“抗战名将”、“抗战英雄”牌位的垂垂老者，不论他们当年的理想是救亡图存还是功名利禄，不论他们当年的主业是清乡剿共还是抗日救国，不论他们当年是否一败千里，不论他们如今是否记忆偏移，都被某些特定群体如获至宝，沦为其手中的悲情卡和摇钱树。老人们或有或无的遭遇，在呼之欲出的政治诉求下，得到了统一的形象塑造和广泛的媒体传播，使国军英勇无敌、力抗日寇、杀敌逾万、血流成河等传说的历史孤证深深刻在受众的脑海里。而在此过程中，固有的历史图景被彻底解构、完全重组之后得到不断强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翻案当然也不是绘画绣花。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11/27392319_1.shtml胡亦南：虚实之间的抗战老兵

真正纯粹的革命者，不论中外，多少都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至于那些被迫卷入革命，参与战事的普通民众，既有在斗争过程中养成觉悟而牺牲者，也有未养成觉悟而牺牲者。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期间，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何止千万。新中国成立时，各地基层参加革命者往往十不存一。幸存下来的斗士，无论其初衷如何，大多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做出了堪称卓越的贡献，受到各族民众的热爱和尊敬。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共革命宿老的相继离世、两岸关系的极大改善、中共统战的现实需要、其宣传政策的全面失败、以及新闻采编人员专业素养的逐日下滑等因素，大规模重塑历史的行为，尤其是解构中共烈士，消费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战士，编造或夸大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官兵抗敌事迹与历史遭遇的趋势值得关注。在两岸尚未结束政治对立和敌对状态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以统战需要、公众娱乐或还原历史等不同面目出现的宣传攻势，已经而且必将持续产生此消彼长、潜移默化的社会效应。

近日，经中国新闻社、中国广播网、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媒体报道，自称曾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重庆军队警备司令部情报组组长的昆明老人陈世麟（一作陈士麟）突然暴得大名。记者称，现年93岁的陈世麟在60年前“曾凭独特的‘听风’本领”刺杀了敌占区的汪伪政权武汉市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的他一直任职于昆明蓄电池厂，为千家万户亮上电灯。”报道同时说，陈世麟自1975年起在昆明定居，至今蜗居于公厕旁边的一处小房间里。

然而，普通读者只需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就可以断定，陈世麟的所谓事迹完全不属实；几乎每一处假定事实都千疮百孔，该文作者和所有跟风炒作的新闻从业者的求证水平也近乎为零。

且不论蓄电池与千家万户的电灯是否有关，60年前的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敌占区和汪伪政权早已灰飞烟灭。武汉1938年10月陷于日军之手。从1939年到1945年，在此出任伪政权市长的仅有张仁蠡和石星川两人。张仁蠡于1951年被新中国人民政府处决，石星川则在1948年死于国民政府狱中；陈世麟与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死都毫无关系，施展所谓“听风”等神鬼妖魔本领更是纯属臆造。

那么，这名听风老人在抗战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昆明蓄电池厂成立于1949年，陈世麟是断无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就加入这家并不存在的单位的。据云南信息报7月2日的报道，陈世麟现手持一份由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沈醉于1983年5月3日亲笔写就的文件，上书“兹证明陈世麟于一九四九年在我领导的国民党第八军随军调查组工作时，在云南和平解放中按照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没有抵抗，应按投诚人员安置为感。”

而据云南信息港7月7日的报道，老家在四川的陈世麟在1940年毕业后，来到重庆的中央军委电讯班学习，曾随戴笠深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后任国军第八军参谋，在滇西“继续抗战”。“云南解放后，陈世麟回到妻子的老家临沧市凤庆县，隐姓埋名生活了几年。直到针对国民党军官的特赦令颁布后，陈世麟才重返社会，与妻子一起被分配到昆明市蓄电池厂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

于是，在各家中央媒体报道里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就这样逐渐浮出水面了：陈世麟，男，原籍四川，历任国民党军统情报组组长、保密局特务人员、第八军随军调查组成员，曾随军统局局长戴笠赴各地工作，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潜至凤庆县，并长期藏匿。1975年3月，全国人大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后，陈被安置到昆明市蓄电池厂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1983年，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沈醉曾为陈开具证明，希望有关部门予其投诚人员待遇，未果。

试问这样一份“抗战老兵”的履历，还能博取多少同情呢？

对陈世鳞所谓光荣事迹的炒作远非孤例。2007年逝世的原国军第30军27师师长仵德厚，至今享有“抗日名将”的美誉，因为他曾以营长身份率众血战台儿庄。而部分媒体和个人极力宣扬其抗战事迹，实际上是为了与其1949-1959年间沦为中共囚徒的遭遇形成对比，以此突出中共对“抗战名将”的不公。媒体报道里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是：1948年11月3日，太原战役期间，仵德厚向阎锡山出卖了与其共同出自西北军的老首长、30军军长黄樵松，使其起义计划搁浅。台儿庄战役时任27师师长，战功赫赫的黄樵松被押送南京，后遭枪决。4日，蒋介石电告阎锡山：“仵德厚代27师师长可也。”仵籍此由上校旅长晋升为少将师长。太原城破前，阎锡山指示下属“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城破后，仵却被解放军俘虏判刑，而且在狱中表现积极。他于1959年被释放。当时仍有大批国民党军官在狱中接受改造，而回乡后的仵德厚不久就出任了县政协委员，最终寿至97岁。因仵德厚出卖而牺牲的抗日名将黄樵松之女黄蔚君则在太原15中默默地从事了50年教育工作，媒体曝光度与仵不可同日而语。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11年1月起，一名自称参加过国军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举世闻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以最后一位健在的“八百壮士”身份出现的老者经羊城晚报、看历史杂志等媒体和相关个人的联手炒作，现身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镇红庙村。此人自称曾用名杨根奎，现名杨耀辉。据称，杨耀辉1921年出生，1936年在什邡参军，被编入中央军第88师，次年8月随军赴上海参战，10月太行仓库保卫战时，任第88师524团谢晋元部1营2连上士班长，至26日时，已晋升为1排中尉排长。1941年12月，谢晋元部官兵被日军俘虏，押赴南京、安徽等地。1945年，杨耀辉脱逃并投奔第十战区。当年8月10日，他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946年，他回到金堂县老家，不久再赴成都参军，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此后，杨在奉节遇到原88师师长、时任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得到提拔，后出任第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12月，赴四川新繁就职的杨耀辉遭到124军军长吴峻人的冷遇，吴“借故未予认可”其身份。于是杨再次返乡，一直隐姓埋名至2011年，此前未联系过“八百壮士”中的其余幸存者。

以上说法可谓漏洞百出。据谢晋元之子谢继民的记述，中央军第88师1935年秋“从四川省涪陵调万县稍作休整”，即“从万县乘船沿长江东下，开赴上海附近地区”，并未在什邡招募兵员。而参与淞沪会战的两支川军部队，第20军和第43军26师，当年均驻防贵州，没有可能临时入川抓丁。抛开这些不说，据谢继民的记载，1937年10月27日谢晋元率部布防时，524团1营2连1排排长陶杏春代理1连连长，拟提拔为1排排长的1班班长蒋敬当日下午被俘牺牲，未提及1排“中尉排长”杨耀辉或杨根奎。至于杨1945年8月10日就“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稍有常识的民众都会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当年8月15日才发生的事情。而内战末期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也断无资格任命隶属第14兵团的124军223师副师长。至于一个毫无背景资历的川中青年，是如何15岁参军，16岁就当排长，此后再未经历过战事，在25岁重新入伍后却得到飞快提拔，并在28岁以前就火速升至国军少将副师长，还能躲过多年镇反和政治运动的，媒体更是讳莫如深。

在一众网友的考证之下，历史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真正的杨根奎另有其人。杨根奎，1910年生，浙江人，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亲历者，已故去多年，其子至今仍在浙江务农。杨耀辉，1921年生，四川金堂人，1946年在成都军官总队学习，曾任国军排、连长，其余履历不明。2010年12月16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在重庆病逝。次年1月，杨耀辉自称杨根奎，在各方统筹下，炮制了自己从“八百壮士”到国军少将副师长的传奇故事。

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自诩抗战英雄的事例也并不少见。2005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当天，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抗战老兵马兆麟：中条山战役我军死伤惨烈》，称1941年中条山战役期间，国军第17军军长高桂滋临阵去后方休养，而马兆麟“从营长到团长，再一跃而成（17军）代理军长”。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高桂滋之女高世洁与其兄高斌的强烈愤慨。高世洁提供史料称，其父在中条山战役期间并未临阵脱逃，而是在与日军作战，而所谓马兆麟代理17军军长之事，二人均全然不知。

原报道称，马兆麟1915年生于甘肃，1933年至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然而公开资料显示，黄埔第六期学员入学于1926年8月的广州，毕业于1929年5月的南京。1926年马兆麟才11岁，全无可能具备黄埔学员的条件。为求准确，高世洁查阅了黄埔军校6-16期学员名单、洛阳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1-5期学员名单、甘肃省黄埔同学会名单以及诸多抗战史料，均未发现马兆麟的名字。她发现，文中对马兆麟“1941年任1058团团长”的说法也与事实相左，因为1058团1940年就已取消建制了。2009年4月，高世洁与该文作者联系时，该文作者表示：“我们哪有时间进行核实，我写了交出去，他们就登出来了……没有查呀……我完全是按照他（指马兆麟）说的。”2009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文《“抗战老兵”报道“马兆麟”一文再调查》，间接承认了2005年相关报道的严重失实，但同时却从原稿中删去了两段重要声明：

一、“无论如何，本报在该文发表之前未对马兆麟所言予以仔细考证，都是错误的。”

二、“高世洁兄妹对此非常反感。因为据高世洁提供的史料，高桂滋并未临阵去后方休养，而是在与日军作战。本报就报道失实，谨向高世洁兄妹及广大读者致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毫无疑问的是，使老兵境遇得到改善是政府的应尽之责。但从马兆麟到杨耀辉，从仵德厚到陈世麟，每一名被挂上“抗日老兵”、“抗战名将”、“抗战英雄”牌位的垂垂老者，不论他们当年的理想是救亡图存还是功名利禄，不论他们当年的主业是清乡剿共还是抗日救国，不论他们当年是否一败千里，不论他们如今是否记忆偏移，都被某些特定群体如获至宝，沦为其手中的悲情卡和摇钱树。老人们或有或无的遭遇，在呼之欲出的政治诉求下，得到了统一的形象塑造和广泛的媒体传播，使国军英勇无敌、力抗日寇、杀敌逾万、血流成河等传说的历史孤证深深刻在受众的脑海里。而在此过程中，固有的历史图景被彻底解构、完全重组之后得到不断强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翻案当然也不是绘画绣花。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11/2739231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