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周恩来的四封救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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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6年第4期

周恩来的四封救命信

文/汤雄


狱中斗争

  1946年初某日,江苏吴县新四军敌后武工队指导员李觉、队长金瑞生、队员杨阿考为铲除叛徒,投宿在虎丘山麓的梅林古庙,因该庙的香火和尚海光告密,被国民党吴县保安队包围。金瑞生队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李觉指导员与战士杨阿考均因身负重伤,落入敌人手中。穷凶极恶的敌人抬了金队长的尸体,押着被剥得只剩单衣单裤、浑身血迹的李觉、杨阿考游街示众。国民党吴县县长逯剑华大喜过望,连忙呈文给江苏省主席王懋功邀功请赏。
  苏州市司前街179号,是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分南所、一所、二所、十字监和女监,共关押各种人犯一千余人,其中政治犯三百二十余人。吴县军法处就将李觉和杨阿考转押在这里。
  这座看守所非同一般,十年前的一天,即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在沪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史良这七位爱国人士后,就将其关押在这里。
  李觉进狱后半个月,由于他对狱中“龙头”赵招福及看守的敲诈勒索不买账,于是发生斗殴,当即被加上暴动罪钉上脚镣手铐。
  当时,李觉尚不知这是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当局为了全面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置我党我军于死地而后快,千方百计寻茬生事,把关押在狱中的我党我军人士打成各种各样刑事犯罪囚犯,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以,看守所的敌人想方设法残酷折磨我党我军人士,不承认他们是政治犯。

为了争取自由,抗议敌人无理关押政治犯,粉碎敌人的阴谋,在狱中,李觉等在新四军二师敌工科长陈子谷和新四军三师工作人员滕小良的领导下,与相门狮子口监狱和司前街看守所的政治犯经过秘密串联,于1946年4月12日联合进行了绝食斗争。
  李觉是10号牢房组长,绝食斗争一开始,他代表难友向看守所提出三个要求:一、无条件立即释放政治犯;二、不准虐待政治犯,要给政治犯读书看报的自由;三、政治犯要有接待家属、通信的自由。
  绝食斗争开始了。在李觉的有计划部署下,全体难友团结一致,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抗日战歌》等歌曲。雄壮有力的歌声使敌人慌了手脚,敌人调动了两营兵力前往监狱进行镇压。但是,火上浇油油更旺,抽刀断水水更流,敌人的卑劣行径,更加激发了难友们的斗志,李觉他们面对敌人雪亮的刺刀和朝天鸣放的枪弹,毫无畏惧,用摇窗、敲门、喊口号等斗争方式向敌人示威。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
  全体难友整整三天滴水未进,粒米未食,敌人见状害怕了。4月15日清晨,敌人被迫接受了难友们的要求。
  红彤彤的太阳驱散了晚春的晨寒,升上了监狱警戒森严的大院上空。敌工科长陈子谷与全体难友一起欣喜若狂地涌出牢房,集中在大院里。面对胜利,李觉知道:这场斗争,是在党中央代表团直接指示和关怀下,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在全体同志的努力坚持下才取得的,这说明党中央时时刻刻在关注、支持着他们呀!


紧急商议

  吴县地方法院院长汪钰与检察官肖齐气急败坏,终于不顾李觉、郑重、滕小良、杨阿考四人的一再强烈抗议,匆匆忙忙作了宣判:分别以“杀人罪”与“破路扰乱治安罪”的罪名判处李、郑、滕、杨四人死刑。
  人命关天,生死攸关哪!要保存革命力量,要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更要尽快揭穿国民党当局的险恶用心!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在这万分紧急的关键时刻,李觉、郑重他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秘密审判的罪恶阴谋尽快地向南京梅园新村共产党代表团汇报,向敬爱的周恩来代表汇报,唯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战胜死亡的魔影,粉碎敌人的阴谋。
  更深人静,李觉与郑重怎么也不能入睡,他们从墙缝里找出一张十五厘米见方的拷贝纸与一节铅笔头,由李觉执笔,就着窗外射来的昏黄的灯光,写下第二封密信。
  全文两千字左右,信的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揭露敌人释放政治犯是假、分散迫害是真的阴谋;二、介绍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押人数和几个主要同志,如陈子谷、郑重、滕小良、杨阿考的情况;三、说明李觉本人的身份及李觉于1939年3月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时,曾听过周恩来报告的事;四、汇报敌人昨天秘密开庭审判的过程。
  大约在两个多月前,李觉已用同样方式写下第一封密信,交给前来探监的妻子宿惠芬,嘱她速送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处。但是,第一次送信失败了,当宿惠芬赶到南京梅园新村时,由于她看见门口站岗的都是国民党士兵,未敢入内,信未送到。如今,这第二封密信一定要想尽办法送到周恩来手中!生与死,革命与反革命阴谋的斗争成败,都系在这一张纸上!
  经过一夜密谋,李觉与郑重商议出一计……


巧藏密信

  李觉装病的目的,是为了让妻子获准入狱探监,这样,他便可以把密信交与妻子带出监狱。于是,李觉刚一装病,郑重就按计划大声吆喝了起来:“看守,看守!这里有人病了,这里有人病了!”
  看守闻讯赶来,不耐烦地问:“什么病?大惊小怪的。”
  “也许是痢疾,昨晚折腾了一夜呢!”
  看守一听是会传染人的痢疾,吓得连忙退开几步,李觉故意摇撼着牢门吼道:“让我老婆来,我要见我老婆,见见我女儿……”
  整整一上午,李觉与郑重密切配合,假戏真作,闹了个不亦乐乎。敌人无奈,只得信以为真,通知了李觉的家人。
  下午,宿惠芬双眼红肿,怀抱才两岁的女儿安珍匆匆来到牢门口。夫妻相见,宿惠芬止不住一阵心酸落泪。
  趁看守不注意,李觉偷偷笑着,把自己装病的事告诉了妻子,要她放心,宿惠芬知道实情,这才破涕为笑。可是,时值夏天,宿惠芬上身穿件短袖衬衫,下身穿件水乡妇女常穿的布裙,这密信往哪里藏匿呢?万一这信落到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李觉灵机一动,把搓成线状的密信紧紧绕在妻子带来的那只网线袋的拎柄里。
  这还不放心,李觉又把一条换洗的内裤揉成一堆,放在袋中。
  宿惠芬离开监狱时,按例受到了女看守们的搜身检查。女看守把惠芬身上摸寻了一遍,没找出什么,最后,把目光落在了惠芬手中提着的网线袋上。


勇闯新村

  搜完身,女看守又很自然地把目光落在了惠芬手中那只网线袋上:“里面放的是什么?”
  宿惠芬心中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把网线袋递到女看守面前:“俺男人拉痢疾弄脏的内裤,带回去换洗的。”
  女看守一听,连忙捂鼻皱眉:“拿走拿走,恶心!”
  宿惠芬这才重又拾起网线袋,抱着女儿,走出司前街看守所。
  翌日上午,宿惠芬抱着女儿,挽着一只装有麦饼的小篮子,乘上了赴南京的火车。
  为防途中意外,那封关系到丈夫与他的战友们生死的密信,已转移到了其中一只麦饼里。
  火车抵达南京已是下午3 时左右,由于上次已经来过南京,所以,宿惠芬轻车熟路地来到了梅园新村 30号。
  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是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慑于周恩来的威力,国民党当局虽说又恨又恼,却又奈何不得。明着不行,他们只能来暗的:在30号公馆附近派设下大量明岗暗哨,监视着30号内外的情况,不择手段地破坏外界与办事处的联系,绑架暗害敢于与30号我党办事处联系的革命人士。
  宿惠芬抱着孩子在30号大门口踌躇了一会,立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即刻,便有一流氓打扮的特务向宿惠芬慢慢走了过来。
  事不宜迟,人命关天哪!宿惠芬耳边响起了丈夫李觉在她临行前的一再嘱咐。再也不能像第一次那样犹豫不决了,冒着一死,也要闯进新村30号!
  想到这里,宿惠芬鼓起勇气壮起胆,抱紧女儿一低头,“噔噔噔”就直向30号大门口冲去。
  “站住!”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卫兵把枪一横,挡住了宿惠芬,“干什么的?找谁?”
  “我、我是苏州乡下来的,我要找里面的亲戚。”宿惠芬按丈夫的嘱咐回答道,心头撞鹿,话音有些哆嗦。
  “什么亲七(戚)亲八的,这里是办公机关,走开走开!”卫兵大声呵斥道,并用枪杆向外推开宿惠芬。
  “不,你们骗人,我有亲戚在里面住着,你们让我进去!”宿惠芬急得浑身的毛孔一奓一奓,情不自禁大声叫喊起来,眼泪涌出了眼眶。
  “妈的,乡下女人再胡搅,看不把你逮起来!”卫兵恶狠狠地威胁道。
  “哇”一声,宿惠芬怀中的小安珍吓得哭了起来。
  “放我进去,放我进去,我的亲戚就住在里面,他姓周……”宿惠芬灵机一动,带着哭声喊叫道。
  “周?叫周什么?”卫兵毕竟有些心怵,软了些许。
  “周、恩、来,他是我……大哥……”
  “你大哥?”
  “对。”趁卫兵略一分神,宿惠芬一使劲,推开枪支,闯进大门里。
  卫兵正欲上前拉住宿惠芬,这时,从里面院子里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操着一口无锡口音喝道:“做啥?做啥?”
  卫兵忙住手停步:“她说要找亲戚。”
  “哦?”那女人似乎认识宿惠芬似的,忙走上几步,亲切地挽住宿惠芬的胳膊,笑道,“呀,是大妹子呀,好久没见了,快请进来吧。”
  大妹子?宿惠芬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已让那女人挽着胳膊,连拉带拥地带进了里屋。
  来到里屋会客室,那女人放开宿惠芬,这才严肃地问道:“你从哪里来?找周恩来有什么事?”
  宿惠芬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不由一边激动地抽泣着,一边结结巴巴地把来由说了一遍。说罢,她把安珍递给那位自称姓李的女人抱着,然后“哗”一下把篮子里的几十个麦饼一起倒在台子上,一只接一只掰将开来。


英俊汉子

  宿惠芬掰了一个麦饼,又掰了一个麦饼,一连掰破了十几个麦饼,才取出了密藏的信件:“李大姐,这就是俺男人让俺带来的,他要我交给周恩来大哥。”
  李同志接过两封密信,匆匆一看,便让宿惠芬在外边稍候,自己忙着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李同志带着一位汉子走了出来。
  好一位英俊挺拔的汉子,大约四十七八岁的模样,一双剑状浓眉下,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这汉子见到宿惠芬,开口就是一句“你受苦了”,接着大步上前,握了握宿惠芬的手,抱起了小安珍。
  亲切的话语,使宿惠芬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父母似的,“哇”一声哭出了声来。
  那汉子和李同志轻声细语地劝慰了宿惠芬几句,宿惠芬这才渐渐停止哭泣。那汉子拍着小安珍,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神情十分严肃地看定宿惠芬,说道:“我就是周恩来。现在,你带来的信我已经都看过了,苏州发生的事情我也都知道了,你千万别着急,也不用怕。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营救狱中的同志们的。你先回苏州去,告诉你丈夫,要他先办三件事:第一是告诉狱中的同志要坚持斗争;第二是要他正式向国民党高等法院上诉;第三是请律师进行申辩。”说完,周恩来把孩子递给一边的李同志,紧紧握住宿惠芬的双手,问道,“这三件事你都记住了吗?”
  宿惠芬用力点点头,把三件事复述了一遍。
  “好!”周恩来用力握了握宿惠芬的双手,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你的爱人和其他同志。”说完,他吩咐李同志说,“小李,你安排一下大嫂,掩护她尽快离开这里,注意,别让外面的狗咬了!”说完,周恩来再次握了握惠芬的手,又匆匆地走回了里屋。
  宿惠芬怎么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是如此热情真诚,又是那么年轻英俊。望着周恩来的背影,两行热泪再次涌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同志拿出一沓连号的法币,约两千万元,交给了宿惠芬,要她转送苏州狱中的同志买些笔墨纸张和生活用品。接着,李同志又找出一身旧旗袍,让宿惠芬换下身上的衣衫裤,领着宿惠芬穿过里屋,来到后门,就近叫来一辆人力三轮车。
  “注意,一路上千万当心,不要让特务盯梢。你先乘人力车到新街口,再转公共汽车上火车站,然后买票到苏州!”李同志一再轻声嘱咐宿惠芬。
  “唔!”宿惠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这时,李同志已手脚麻利地换上了宿惠芬才换下的那身衣衫裤,并用一块花布包了一个类似襁褓似的包裹。
  “你这是……”宿惠芬疑惑地望着李同志。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6年第4期

周恩来的四封救命信

文/汤雄


狱中斗争

  1946年初某日,江苏吴县新四军敌后武工队指导员李觉、队长金瑞生、队员杨阿考为铲除叛徒,投宿在虎丘山麓的梅林古庙,因该庙的香火和尚海光告密,被国民党吴县保安队包围。金瑞生队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李觉指导员与战士杨阿考均因身负重伤,落入敌人手中。穷凶极恶的敌人抬了金队长的尸体,押着被剥得只剩单衣单裤、浑身血迹的李觉、杨阿考游街示众。国民党吴县县长逯剑华大喜过望,连忙呈文给江苏省主席王懋功邀功请赏。
  苏州市司前街179号,是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分南所、一所、二所、十字监和女监,共关押各种人犯一千余人,其中政治犯三百二十余人。吴县军法处就将李觉和杨阿考转押在这里。
  这座看守所非同一般,十年前的一天,即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在沪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史良这七位爱国人士后,就将其关押在这里。
  李觉进狱后半个月,由于他对狱中“龙头”赵招福及看守的敲诈勒索不买账,于是发生斗殴,当即被加上暴动罪钉上脚镣手铐。
  当时,李觉尚不知这是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当局为了全面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置我党我军于死地而后快,千方百计寻茬生事,把关押在狱中的我党我军人士打成各种各样刑事犯罪囚犯,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以,看守所的敌人想方设法残酷折磨我党我军人士,不承认他们是政治犯。

为了争取自由,抗议敌人无理关押政治犯,粉碎敌人的阴谋,在狱中,李觉等在新四军二师敌工科长陈子谷和新四军三师工作人员滕小良的领导下,与相门狮子口监狱和司前街看守所的政治犯经过秘密串联,于1946年4月12日联合进行了绝食斗争。
  李觉是10号牢房组长,绝食斗争一开始,他代表难友向看守所提出三个要求:一、无条件立即释放政治犯;二、不准虐待政治犯,要给政治犯读书看报的自由;三、政治犯要有接待家属、通信的自由。
  绝食斗争开始了。在李觉的有计划部署下,全体难友团结一致,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抗日战歌》等歌曲。雄壮有力的歌声使敌人慌了手脚,敌人调动了两营兵力前往监狱进行镇压。但是,火上浇油油更旺,抽刀断水水更流,敌人的卑劣行径,更加激发了难友们的斗志,李觉他们面对敌人雪亮的刺刀和朝天鸣放的枪弹,毫无畏惧,用摇窗、敲门、喊口号等斗争方式向敌人示威。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
  全体难友整整三天滴水未进,粒米未食,敌人见状害怕了。4月15日清晨,敌人被迫接受了难友们的要求。
  红彤彤的太阳驱散了晚春的晨寒,升上了监狱警戒森严的大院上空。敌工科长陈子谷与全体难友一起欣喜若狂地涌出牢房,集中在大院里。面对胜利,李觉知道:这场斗争,是在党中央代表团直接指示和关怀下,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在全体同志的努力坚持下才取得的,这说明党中央时时刻刻在关注、支持着他们呀!


紧急商议

  吴县地方法院院长汪钰与检察官肖齐气急败坏,终于不顾李觉、郑重、滕小良、杨阿考四人的一再强烈抗议,匆匆忙忙作了宣判:分别以“杀人罪”与“破路扰乱治安罪”的罪名判处李、郑、滕、杨四人死刑。
  人命关天,生死攸关哪!要保存革命力量,要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更要尽快揭穿国民党当局的险恶用心!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在这万分紧急的关键时刻,李觉、郑重他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秘密审判的罪恶阴谋尽快地向南京梅园新村共产党代表团汇报,向敬爱的周恩来代表汇报,唯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战胜死亡的魔影,粉碎敌人的阴谋。
  更深人静,李觉与郑重怎么也不能入睡,他们从墙缝里找出一张十五厘米见方的拷贝纸与一节铅笔头,由李觉执笔,就着窗外射来的昏黄的灯光,写下第二封密信。
  全文两千字左右,信的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揭露敌人释放政治犯是假、分散迫害是真的阴谋;二、介绍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押人数和几个主要同志,如陈子谷、郑重、滕小良、杨阿考的情况;三、说明李觉本人的身份及李觉于1939年3月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时,曾听过周恩来报告的事;四、汇报敌人昨天秘密开庭审判的过程。
  大约在两个多月前,李觉已用同样方式写下第一封密信,交给前来探监的妻子宿惠芬,嘱她速送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处。但是,第一次送信失败了,当宿惠芬赶到南京梅园新村时,由于她看见门口站岗的都是国民党士兵,未敢入内,信未送到。如今,这第二封密信一定要想尽办法送到周恩来手中!生与死,革命与反革命阴谋的斗争成败,都系在这一张纸上!
  经过一夜密谋,李觉与郑重商议出一计……


巧藏密信

  李觉装病的目的,是为了让妻子获准入狱探监,这样,他便可以把密信交与妻子带出监狱。于是,李觉刚一装病,郑重就按计划大声吆喝了起来:“看守,看守!这里有人病了,这里有人病了!”
  看守闻讯赶来,不耐烦地问:“什么病?大惊小怪的。”
  “也许是痢疾,昨晚折腾了一夜呢!”
  看守一听是会传染人的痢疾,吓得连忙退开几步,李觉故意摇撼着牢门吼道:“让我老婆来,我要见我老婆,见见我女儿……”
  整整一上午,李觉与郑重密切配合,假戏真作,闹了个不亦乐乎。敌人无奈,只得信以为真,通知了李觉的家人。
  下午,宿惠芬双眼红肿,怀抱才两岁的女儿安珍匆匆来到牢门口。夫妻相见,宿惠芬止不住一阵心酸落泪。
  趁看守不注意,李觉偷偷笑着,把自己装病的事告诉了妻子,要她放心,宿惠芬知道实情,这才破涕为笑。可是,时值夏天,宿惠芬上身穿件短袖衬衫,下身穿件水乡妇女常穿的布裙,这密信往哪里藏匿呢?万一这信落到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李觉灵机一动,把搓成线状的密信紧紧绕在妻子带来的那只网线袋的拎柄里。
  这还不放心,李觉又把一条换洗的内裤揉成一堆,放在袋中。
  宿惠芬离开监狱时,按例受到了女看守们的搜身检查。女看守把惠芬身上摸寻了一遍,没找出什么,最后,把目光落在了惠芬手中提着的网线袋上。


勇闯新村

  搜完身,女看守又很自然地把目光落在了惠芬手中那只网线袋上:“里面放的是什么?”
  宿惠芬心中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把网线袋递到女看守面前:“俺男人拉痢疾弄脏的内裤,带回去换洗的。”
  女看守一听,连忙捂鼻皱眉:“拿走拿走,恶心!”
  宿惠芬这才重又拾起网线袋,抱着女儿,走出司前街看守所。
  翌日上午,宿惠芬抱着女儿,挽着一只装有麦饼的小篮子,乘上了赴南京的火车。
  为防途中意外,那封关系到丈夫与他的战友们生死的密信,已转移到了其中一只麦饼里。
  火车抵达南京已是下午3 时左右,由于上次已经来过南京,所以,宿惠芬轻车熟路地来到了梅园新村 30号。
  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是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慑于周恩来的威力,国民党当局虽说又恨又恼,却又奈何不得。明着不行,他们只能来暗的:在30号公馆附近派设下大量明岗暗哨,监视着30号内外的情况,不择手段地破坏外界与办事处的联系,绑架暗害敢于与30号我党办事处联系的革命人士。
  宿惠芬抱着孩子在30号大门口踌躇了一会,立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即刻,便有一流氓打扮的特务向宿惠芬慢慢走了过来。
  事不宜迟,人命关天哪!宿惠芬耳边响起了丈夫李觉在她临行前的一再嘱咐。再也不能像第一次那样犹豫不决了,冒着一死,也要闯进新村30号!
  想到这里,宿惠芬鼓起勇气壮起胆,抱紧女儿一低头,“噔噔噔”就直向30号大门口冲去。
  “站住!”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卫兵把枪一横,挡住了宿惠芬,“干什么的?找谁?”
  “我、我是苏州乡下来的,我要找里面的亲戚。”宿惠芬按丈夫的嘱咐回答道,心头撞鹿,话音有些哆嗦。
  “什么亲七(戚)亲八的,这里是办公机关,走开走开!”卫兵大声呵斥道,并用枪杆向外推开宿惠芬。
  “不,你们骗人,我有亲戚在里面住着,你们让我进去!”宿惠芬急得浑身的毛孔一奓一奓,情不自禁大声叫喊起来,眼泪涌出了眼眶。
  “妈的,乡下女人再胡搅,看不把你逮起来!”卫兵恶狠狠地威胁道。
  “哇”一声,宿惠芬怀中的小安珍吓得哭了起来。
  “放我进去,放我进去,我的亲戚就住在里面,他姓周……”宿惠芬灵机一动,带着哭声喊叫道。
  “周?叫周什么?”卫兵毕竟有些心怵,软了些许。
  “周、恩、来,他是我……大哥……”
  “你大哥?”
  “对。”趁卫兵略一分神,宿惠芬一使劲,推开枪支,闯进大门里。
  卫兵正欲上前拉住宿惠芬,这时,从里面院子里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操着一口无锡口音喝道:“做啥?做啥?”
  卫兵忙住手停步:“她说要找亲戚。”
  “哦?”那女人似乎认识宿惠芬似的,忙走上几步,亲切地挽住宿惠芬的胳膊,笑道,“呀,是大妹子呀,好久没见了,快请进来吧。”
  大妹子?宿惠芬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已让那女人挽着胳膊,连拉带拥地带进了里屋。
  来到里屋会客室,那女人放开宿惠芬,这才严肃地问道:“你从哪里来?找周恩来有什么事?”
  宿惠芬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不由一边激动地抽泣着,一边结结巴巴地把来由说了一遍。说罢,她把安珍递给那位自称姓李的女人抱着,然后“哗”一下把篮子里的几十个麦饼一起倒在台子上,一只接一只掰将开来。


英俊汉子

  宿惠芬掰了一个麦饼,又掰了一个麦饼,一连掰破了十几个麦饼,才取出了密藏的信件:“李大姐,这就是俺男人让俺带来的,他要我交给周恩来大哥。”
  李同志接过两封密信,匆匆一看,便让宿惠芬在外边稍候,自己忙着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李同志带着一位汉子走了出来。
  好一位英俊挺拔的汉子,大约四十七八岁的模样,一双剑状浓眉下,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这汉子见到宿惠芬,开口就是一句“你受苦了”,接着大步上前,握了握宿惠芬的手,抱起了小安珍。
  亲切的话语,使宿惠芬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父母似的,“哇”一声哭出了声来。
  那汉子和李同志轻声细语地劝慰了宿惠芬几句,宿惠芬这才渐渐停止哭泣。那汉子拍着小安珍,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神情十分严肃地看定宿惠芬,说道:“我就是周恩来。现在,你带来的信我已经都看过了,苏州发生的事情我也都知道了,你千万别着急,也不用怕。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营救狱中的同志们的。你先回苏州去,告诉你丈夫,要他先办三件事:第一是告诉狱中的同志要坚持斗争;第二是要他正式向国民党高等法院上诉;第三是请律师进行申辩。”说完,周恩来把孩子递给一边的李同志,紧紧握住宿惠芬的双手,问道,“这三件事你都记住了吗?”
  宿惠芬用力点点头,把三件事复述了一遍。
  “好!”周恩来用力握了握宿惠芬的双手,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你的爱人和其他同志。”说完,他吩咐李同志说,“小李,你安排一下大嫂,掩护她尽快离开这里,注意,别让外面的狗咬了!”说完,周恩来再次握了握惠芬的手,又匆匆地走回了里屋。
  宿惠芬怎么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是如此热情真诚,又是那么年轻英俊。望着周恩来的背影,两行热泪再次涌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同志拿出一沓连号的法币,约两千万元,交给了宿惠芬,要她转送苏州狱中的同志买些笔墨纸张和生活用品。接着,李同志又找出一身旧旗袍,让宿惠芬换下身上的衣衫裤,领着宿惠芬穿过里屋,来到后门,就近叫来一辆人力三轮车。
  “注意,一路上千万当心,不要让特务盯梢。你先乘人力车到新街口,再转公共汽车上火车站,然后买票到苏州!”李同志一再轻声嘱咐宿惠芬。
  “唔!”宿惠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这时,李同志已手脚麻利地换上了宿惠芬才换下的那身衣衫裤,并用一块花布包了一个类似襁褓似的包裹。
  “你这是……”宿惠芬疑惑地望着李同志。

李同志神秘地一笑,顺手戴上一副大号墨镜:“我这是去演戏呢!我从大门出去,我俩半小时后在火车站候车室前见。”


连发急信

  一连好几天,周恩来心情不能平静,苏州看守所内发生的事,像块石头压在他心上。国民党当局太卑鄙无耻了,竟然不顾羞耻地暴露出流氓嘴脸,向我革命抗日志士举起了屠刀。其时,关于苏州国民党地方法院的阴谋诡计,周恩来早已听说,并早有觉察。还是在1946年7月19日,周恩来便已先发制人,向国共和谈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先生亲笔发去第一封急信,要求邵力子即以急电转告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再请王懋功转电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释放我方新四军战士李觉、杨阿考两人,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国民党当局杳无回讯。周恩来的第一封救命信是这么写的:
  力子先生惠鉴:
  敬启者,敝方人员李觉、杨阿考二君在去年底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复员回家,于本年1月13日在苏州县属被保安队拘留,曾解江苏高等法院按政治犯处理,现又解苏州地方法院,则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名于6月28日提起公诉,闻有处死可能。至希急电江苏省王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即予释放为荷。遄此奉恳,并颂时绥。
  周恩来谨启
  七月十九日
  第一封急信发出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国民党当局尚无回信。这是什么原因?是信未寄到?不可能,因为信是用加急挂号发出的,那么,是邵力子从中扣留了?也不是,邵力子比较接近我党,爱国之心浓厚,他接信后即遵嘱转电了王懋功,王懋功接电也即转电了国民党高等法院。但是,高等法院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人命关天,生死攸关哪!周恩来再也忍不住了,同年8月27日上午,他再次义愤填膺,奋笔疾书,给邵力子发出第二封急信:
  力子先生惠鉴:
  兹有新四军工作人员李觉、郑重及滕小良三人曾先后被捕,现拘禁苏州地方法院,顷接渠等家属函称,李觉、郑重二人均已以杀人罪名判处死刑,滕小良亦将以杀人罪名同样判处死刑。不胜惊异。查李觉曾在新四军工作多年,三十四年底江南新四军北撤时复员回家,于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州被捕。前闻将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起诉,当于七月十九日函请台端传电苏省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予以释放,迄未得复。郑重曾在新四军做对敌工作,于三十四年冬在武进被捕;滕小良曾在新四军三师工作,三十四年九月底在扬州被捕。李、郑、滕三人既统系新四军工作人员,即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决不能假藉杀人罪名,而判以死刑。
  兹特函达,即希急电江苏王主席,立即电饬苏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觉、郑重二人死刑之执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决,并照政治犯一并予以释放。毋任感荷。


敲山镇虎

  周恩来似感言犹未尽,当即又奋笔疾书,续写上几行力透纸背、措辞激烈的文句:
  ……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欲置三人于死地,势必影响敝方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时机急迫,希即紧急办理,见复为荷。专此顺颂台安。
  周恩来谨启
  八月二十七日
  信写完,周恩来为了抓紧时间,即命李同志专程送往国民党参政会,嘱务必面交邵力子。
  邵力子接信后,一经展谈,心中甚为愧疚不安:周恩来先生身为共产党首脑,对下属普通战士亦关怀备至,如此急公好义、救人水火之精神,实在使人感动。为此,邵力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冒被老蒋怀疑问罪之风险,亲笔起草书写一函,同样差人火速送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处,同时,把周恩来的急信抄上一封,一并着人送去。
  邵力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东城先生惠鉴:
  敬启者,勘电计达,周恩来先生来函,抗议苏州地方法院判处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死刑一案,略称该三人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如必欲置之死地,势必影响敝方对贵方拘捕人员之处置等由。特抄同原函,送请查照迅予转函苏法院,对该三人死刑暂缓执行,免起重大纠纷,毋任公感。再查周氏七月十九日来函,提出李觉与杨阿考二人,径以午梗电请为转电释放,嗣奉午有电复,已转苏高院。兹其所请为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与前函略有不同,并附陈明。专此,祗颂勋祺。
  附抄函乙件弟邵力子 敬启
  八月二十九日
  邵力子的信当天送到了国民党江苏省委员会主席王懋功手中,王懋功接信一阅,知道此事非同一般,尤其是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的这封抄件,措辞坚决,语气强硬,更不能视同儿戏。万一弄假成真,触怒中共方面,老蒋出尔反尔,问罪下来,谁也担当不起。为此,王懋功也当即起函一封,差人急送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孙洪霖(字弗云)、首席检察官韩焘(字冶初)。信中写道:
  弗云冶初吾兄勋鉴:
  顷接邵力子先生俭电及八月二十九日函,为周恩来抗议关于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死刑一案,谨转函暂缓执行,以免引起重大纠纷,并云周氏七月十九日函所提出者李觉、杨阿考,与此次函所称李觉、郑重、滕小良略有不同等语。特抄录原函,送请台察,并希见复为荷。专此顺颂勋安。
  弟王制懋功 拜启
  八月三十日


里应外合

  王懋功写完信仍不放心,又把周恩来的抗议信和邵力子先生对李、郑、滕三人死刑暂缓执行的函抄转给孙、韩两人,并当即差人直送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敲山镇虎,周恩来的两封特急救命信,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果然,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悄悄推延了李觉等人的死刑执行期。
  第一步斗争胜利了,但最终的胜利还没到来。为此,李觉刚从苏州桃花坞看守所又转回到司前街看守所(约八九月间),即又与狱中的党组织接上了联系。
  李觉重又押回司前街看守所后,被敌人视为危险分子,依然重刑镣铐,还单独关押在后院,与郑重等12名政治犯一起关押。如此,敌人便认为狱中的共产党就难以形成组织了。
  敌人的算盘打得太如意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司前街看守所里的难友们,很快又取得了联系,前后院当天即沟通了:看守所里的一个进步的狱卒,早就暗中投诚于我方,成为我们狱中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员。
  秘密联络员穿梭于前、后院之间,分别与前院滕小良、后院郑重单线联系,从中传递着南京梅园新村来的消息。而梅园新村来人来信,则直接与前院的滕小良同志联系。
  滕小良,江苏盐城县人,1922年12月生,1941年参加革命,在盐东县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盐城宪兵队情报员,是个“白皮红心”的我党地下党员。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向我党我军输送情报,向国民党收买枪支。抗战胜利后不久,滕小良同志的秘密身份暴露,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杀人罪将他逮捕,并判处死刑。但是,滕小良同志根据周恩来秘密指示,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受“冤枉”的并积极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拒不承认自己是“混进国民党内部的奸细”。出于这个原因,国民党当局由于抓不到确凿的把柄,所以对滕小良一案也无可奈何,搁在那里。我党就利用滕小良这种特殊身份为掩护,派人与滕小良同志单独联系,并通过滕小良向狱中党组织传递革命报刊、消息及经费。
  敌人愚蠢至极,蒙在鼓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滕小良同志还是看守所中我党的领导核心之一呢!尚在转押桃花坞看守所时,滕小良、李觉、郑重三人就形成了狱中斗争的核心力量。当时,狱中领导小组的斗争基本上是三个方面:一是在狱中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二是每人针对自己被加的罪名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寻找亲友和社会关系营救获释;三是组织政治犯学习的斗争。
  敌人果然中了周恩来的计谋,狱中绝食斗争胜利后,敌人被迫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滕小良、陈子谷两人加上普通刑事罪犯转解桃花坞与司前街看守所。
  但是,周恩来怎肯罢休?他立即意识到这仍是敌人的一个阴谋,必须进一步采取新的斗争策略。


三封急信

  周恩来对于敌人改判滕小良、陈子谷两同志以普通刑事罪名一事,立即意识到这是敌人阴谋的继续。敌人这样做,无非是想更持久地关押我党我军干部力量,消磨我革命势力。为此,1946年9月5日,周恩来又亲笔向吴县国民党地方法院发出第三封急信——证明书。
  9月,赤日炎炎,素以火炉著称的南京城更是酷热炙人。周恩来这时已接到党中央指示,即将调离办事处北上工作。办事处的工作移交董必武同志接替。天燥热,周恩来的心中更是燥热激动,他决定在梅园新村站好最后一班岗。
  证明书是这样写的:
  证明书
  前接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之新四军工作人员滕小良呈请调查新四军惩办沈怀晨一案,兹已转知苏皖边区政府查明,沈怀晨因叛变投敌,破坏抗战,陷害人民,及拘捕残杀我方工作人员等重大罪行,经新四军依照人民公订之惩治汉奸条例,令饬盐东县政府将沈怀晨逮捕正法,公布罪状,民心大快。又查滕小良并非奉令执行之人,故与此案无关,特此证明。希即予以释放,毋任感荷。
  此致吴县地方法院
  周恩来(印)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五日
  在我党代表团的重大压力下,敌人被迫延缓了李觉等同志的死刑执行,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充分证明了这一斗争的初步胜利。在我党组织里应外合的斗争下,敌人不但被迫停止判决的执行,还同意政治犯家属每周可以入狱探监一次。这样,宿惠芬就可以隔三差五地来到监狱会见丈夫了。
  与此同时,我党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也不断寄来书信与汇款,向狱中难友传递外面消息,鼓励难友们斗争到底。在1946年8、9月间,梅园新村就直接以陈子谷的名义,向狱中李觉汇去三次钱款,每次达15万元法币。还以陈子谷名义,向李觉写去书信。看到这里,有读者要问,陈子谷不也在狱中吗?怎么用陈子谷的名义向狱中去信并汇款呢?
  原来,还在6月间,曾与李觉他们一起关押在桃花坞看守所的陈子谷同志就被释放了。陈子谷同志在苏州监狱中很有号召力,是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4月间的绝食斗争及斗争胜利后难友们集中在院子里宣布胜利的会议,就是陈子谷出面组织及指挥的。为此,敌人视陈子谷为心腹之患,所以,趁释放第一批政治犯时,率先将这“狱头”释放出狱。
  陈子谷一出狱,即去了上海、南京等我党办事处,详细汇报了苏州狱中关押人员的情况。从此,周恩来就用陈子谷的名字,同狱中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络。
  这天,宿惠芬刚来到司前街看守所与丈夫见面,李觉就忍不住喜悦把一封信念给妻子听了。


胜利在望

  李觉与宿惠芬在狱中一见面,李觉就兴奋地压低嗓音告诉妻子说:“惠芬,我们的出头之日不远了。”说罢,他从牢房板缝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是南京梅园新村30号寄来的,但信封下面落款均为陈子谷家的地址及其姓名。乍一看,就是一封普通家信。信笺依然是拷贝纸,上面写着娟秀的蝇头小楷,为保密起见,信末依然没有署名。前后两封信,内容有些不一样。第一封信的意思是:周恩来同志走了,现在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同志负责,董必武主任正与敌人谈判,准备以三比一交换双方被俘人员的办法,将狱中的同志营救出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苏北战场上被我军俘虏了一批军官,他们通过邵力子等三人的调停小组提出要求,欲和我方交换俘虏。如果达成协议,则李觉等一批政治在押人员就可以作为交换对象出狱。信上要求李觉他们等待机会。第二封信是刚寄到李觉手中的,信上大意是:国共和谈已破裂,但不影响双方交换被俘人员,要求狱中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要灰心,最后胜利为期不远了。
  李觉把两封信的大意说给了妻子听,夫妻俩共同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正在这时,忽地有看守领着一位30多岁的妇女向牢房走来。这妇女一副阔太太的打扮,浑身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她来到李觉牢房门前,出手大方地把一沓法币塞到那个看守的手中。看守心领神会地把钱塞到腰间,向李觉赔笑说道:“李觉,你无锡表姐看你来了。”
  表姐?一边的宿惠芬不由疑惑起来:自从与李觉结婚以来,可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无锡表姐的呀。正疑惑,忽见那阔太太取下墨镜,冲自己莞尔一笑。哦!宿惠芬顿时如梦方醒,记忆的闸门轰然开启:这无锡表姐不是别人,不就是上个月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里遇到的那个热情的李同志吗?
  “李……”宿惠芬喜出望外,正要扑将上前,李同志连忙向她使了个眼色,制止了她的激动。
  “啊呀,这不是表妹吗?巧,真巧呀。”李同志操着一口无锡话握住宿惠芬的双手。
  “哦,原来是表姐呀,巧哉巧哉。”宿惠芬也连忙随机应变笑了起来。
  李觉抓紧时间,压低声音与李同志亲切交谈起来。他们说的悄悄话,宿惠芬听不清,也听不懂,但从神态上看,他们见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且谈得都是高兴的事情。
  会见家属的时间快用完了,李同志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从随身带来的钱包里拿出一叠纸张和几支铅笔,还拿出一本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和一千多万元法币,一并塞到李觉手中。
  “这书交流学习,有情况勤与子谷联系,过几天我再来看望同志们。”李同志匆忙说着,看守已向这里走来了。
  “时间到了,下次再说吧。”看守嚷道。


四封急信

  1946年8月底,周恩来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令,告别南京,北上重庆。他把南京办事处的所有公务都转交了接替他的董必武同志。
  但是,周恩来同志到达重庆后,尽管工作极忙,但他心中仍不时惦念着在苏州国民党监狱中关押着的同志们。据南京方面传来的情报看:那两封亲笔传送邵力子的特急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觉等人的死刑判决已形同废纸,自我销毁。但是,那个曾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滕小良呢?他的近况又怎样呢?周恩来在离开南京时已向苏州吴县地方法院发去一封信,证明了滕小良的身份,可是,迄今为止已有两个月整了,吴县地方法院仍然无声无息,无动于衷。周恩来同志不由日复一日惦记着在苏州的滕小良。
  11月6日上午,周恩来刚处理完一批公文,警卫员就送来了一封从南京梅园新村30号转来的急信,信封上写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亲启”等字样。周恩来忙打开信封抽出信笺一看,方知正是滕小良同志寄来的。由于滕小良此信是委托他在苏州的亲友代笔代寄的,再加上信封上写了“周恩来亲启”的字样,所以,梅园新村把这封信以加急件速转到了重庆。
  看来,滕小良同志还不知道周恩来调离南京的事。
  周恩来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边看,一双浓眉紧紧连成了一线。这是滕小良的又一封答辩书,洋洋洒洒近万言,愤怒地驳斥了叛徒沈怀晨之亲友原告的种种诬陷之辞,并愤怒地驳斥了吴县地方法院继续无理关押滕小良的丑恶行径。由此看来,国民党当局仍在继续玩弄花招,吴县地方法院依然装聋作哑,拒不听从周恩来同志的证明及要求。

周恩来心头的怒火在一点一点地燃烧起来,他凝望着山城,锐利的双眼似乎要一下子刺破那一层层遮掩在峰嶂上的山雾。他再次铺纸挥毫,向吴县地方法院发出又一封急信,再次证明滕小良的真实身份。
  敬启者,查前据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之新四军工作人员滕小良呈请调查新四军惩办沈怀晨一案,经转知苏皖边区政府查明,沈怀晨因叛变投敌,破坏抗战,危害地方,陷害人民及拘捕我方工作人员等重大罪行,业经新四军惩治汉奸条例,令饬盐东县政府将沈怀晨逮捕正法,公布罪状。滕小良并非奉令执行之人,与此案丝毫无关,经将前情于本年九月五日以京(卅五)发字第七九O号证明函请贵院证明,并请迅予释放滕小良在案。兹据该员呈称仍未蒙释放等情,据此查沈怀晨案罪有应得,而滕小良与此案无关,且该员屡有答辩书反驳。原告之企图之诬陷,事理昭然,理应宣告无罪,相应再行证明并请贵院迅予释放滕小良,经维司法尊严为荷。此致吴县地方法院。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周恩来(印)
  十一月六日


回天之力

  1946年12月。
  一个暖阳高照、冬梅怒放的天气。
  这一天,当是李觉等难友终生难忘的最高兴的一天。宿惠芬第三次去南京回来后没有几天。
  这天早晨,宿惠芬早早来到苏州司前街探监,把几份近日的《中央日报》与《锡报》交给丈夫,说道: “觉,这是南京李大姐让我带给你看的报纸。”
  李觉知妻子不识字,便也不问报上都登了些什么,就忙着打开了报纸。
  蓦地,《中央日报》上一条醒目的黑体标题跃入李觉眼中——
  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为杀人犯李觉呼吁缓颊!
  李觉的心在激烈地跳跃,手在微微地发抖,视线慢慢地模糊了。这篇新闻报道详尽地报道了周恩来营救李觉等人的事情,文后还特意加上了编写者的主观分析与判断,估计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当局便会“顾全大局”改判李觉等人的“罪名”等。虽说这不是新闻,而是数月前的一条旧闻了,但它此刻的公开见报至少证明李觉等人营救有望。
  李觉激动得热泪盈眶,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直到妻子一再催问,他才把报上的新闻告诉了她。当下,夫妻俩激动不已,隔着铁栅抱成一团,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消息很快在司前街看守所中传开,顿时,牢房里都沸腾了,难友们欢呼相庆,有的甚至高兴地大声唱起了《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
  果然,不久,国民党高等法院通知了李觉等人:李觉改判为20年徒刑;被判死刑的滕小良、郑重,也分别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与15年。在党的营救下,在周恩来同志直接的关怀下,李觉等人的生命保住了。
  长达一年的斗争胜利了!
  解放前夕,李觉又经赵建平、郑重、张潮夫等同志多方营救,以病重保外就医为由,在三轮车老板王希之作保后,于1949年3月21日终于走出了被关押了三年零四个月的监狱大门。
  第二天,李觉即与妻子宿惠芬一起回到梅村宿家桥,不久,又找到了组织,投入了迎接解放大军渡江的斗争。
  滕小良同志也于解放后出狱。出狱后,长期在上海吴淞、市区公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调上海汽车公司第九场任副队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滕小良遭到林彪、“四人帮”的陷害,以“潘、杨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再度投入大牢,后于1975年2月8日被迫害致死。1980年10月28日,经上海南市区人民法院复查平反。
  活着出狱的同志每当回忆起周恩来呕心沥血营救他们的往事,总万分激动,念念不忘。在此,有诗为证:
  险风恶浪魔窟凶,
  生死攸关仰周公;
  回天巨力镇鬼妖,
  世代铭记永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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