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死亡之谜

中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后，竟然只经过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被国民党方面予以处决。此事，多年来一直令人很难理解：国民党当局为何不像以前与以后的那样，充分利用被捕中共领导人物自身的潜在价值，扩大抓捕战果，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摧垮共产党组织的企图，却居然如此匆匆忙忙就将向忠发枪决了呢？

近日读《熊式辉回忆录》，从中发现了若干历史细节，对解开这个疑团，似乎有些帮助。

熊式辉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1974年在台湾去世。2010年出版的《熊式辉回忆录》，是以他于1907年至1949年所写的日记为基础，编纂而成，不是通常那种纯凭记忆而撰写的回忆录，因此，其史料价值颇不一般。

向忠发被捕

先简要回顾一下向忠发被捕的历史画面：

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离开陈琮英与杨秀贞所住的“德华”旅馆，到上海市法租界内善钟路的“泰勒”租车行（英国商人开办的），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时，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抓捕，即被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随后又解往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卢家湾是法租界七个巡捕房之一，也称中央捕房，法租界警务处就设在这里）。

第二天，即6月23日，媒体发布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由远东社发出的消息：“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二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巡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引提。”

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消息，也大同小异：“传共党首领向忠发，晨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押法捕房，警备部已派员引提。”

媒体所称的“警备部”，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最高军事机关，也是负责镇压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之政治活动的机构，地处上海市徐汇地区的龙华镇。淞沪警备司令部设有一座监狱，龙华看守所，专门关押被其抓捕的“犯人”。看守所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处决“犯人”的刑场。穆欣在《关向应传略》一书中说：“1927年至1937年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人，惨遭杀害者800多人。”

1931年6月在任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是时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熊式辉。熊是1928年9月以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师长身份担任这个职务的，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兼任在江西的国民党军“剿共”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一职，仍由他担任。

向忠发于22日上午9点多在法租界被捕后，然后又被国民党方面引渡，解押到了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是何时被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呢？

是他被捕的翌日，即23日。

张纪恩的回忆

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革命老人张纪恩，是因向忠发案而牵连被捕的四个人之一。1931年时，张纪恩是上海中共中央机要一处的负责人，他的住所楼上，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常来阅读文件与开会的地方，向忠发也经常来此。

叶永烈在《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写到了张纪恩当时被捕的情况：“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警号，取下后表示发生了‘情况’。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拥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

张纪恩夫妇的住所，即中央机要一处，原保管有两大箱中共中央文件。但在向忠发被捕的前一天，即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将那两大木箱文件运走了！

显然，因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可能认为恒吉里的机关有些不安全，所以采取预防措施，运走了文件。不过，谁都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不过，到张纪恩夫妇被捕时，这里已没有什么对国民党有利的东西了。

叶永烈在书中还说：“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这个历史细节，是叶永烈采访张纪恩所得，应当是可靠的。

因向忠发案而受牵连被捕的陈琮英，在她于1988年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一文中，也说了住在“德华”旅馆的她和杨秀贞（与向忠发同居的女人），在22日上午向忠发离开“德华”旅馆并被捕后，她们也被抓到巡捕房的事。陈琮英说：“向忠发被捕当天下午，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

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点：

第一，23日凌晨一时之前，向忠发还被拘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第二，向忠发被捕后唯一供出的四个人，都是租界巡捕为主去抓的，开始都关押在巡捕房。

张纪恩及其爱人张月霞都是共产党员，但向忠发当时没有供出这一点，甚至连二张的真实姓名都没有说，致使他们能一直以假名字应对巡捕房与国民党。确切地说，向忠发供出的只是已空无机密的恒吉里中央机关的地址。而陈琮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杨秀贞就更不是了。

因此，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只有23日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了。到第二天，即24日凌晨3点，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被处死了。

好不容易才抓到手，却仅仅只经过一天时间，就将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给枪决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难道是疯了，或是蠢到家了？！

权威的解释

对此，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于几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很惋惜地说：“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对于国民党方面为何会迅速处决向忠发的原因，比较权威的解说，资料有二件。

其一，是原中共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所述《关于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一文（刊《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二辑），陈养山在文中回忆说：

向忠发之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

其二，是研究中共秘密战线历史的专家尹骐先生所著的《潘汉年传》（1991年9月出版）及《潘汉年的情报生涯》（2011年11月出版），在这两本著作中，是这样披露的：

警备司令部熊式辉在向忠发被引渡过去之后，曾密电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的复电是“就地秘密枪决”。……

据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自首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的复电执行了。

因而，向忠发之死，都是与熊式辉与蒋介石往复的这几封电报密切相关。

但是，这个解说，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可靠。

为什么？

熊式辉当时并不在上海

因为，现在我们已知道，作为电报的事主，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时他并不在上海！

据《熊式辉回忆录》载，在向忠发被捕前后之际，熊式辉所记录他本人的活动行踪是：

（1931年6月）18日，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就兼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粗定；20日，默察内外情势；22日，（蒋）总司令抵南昌，召集将领会议；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

其中，“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是因半年前，熊式辉乘飞机从上海到南昌参加一个会议时，飞机失事，熊被摔伤腿骨。故这次赴江西，需要挟拐杖。

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前后，熊式辉已到江西南昌，就任所兼的“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而根本不在上海。并且，是同蒋介石一起，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的“剿共”总司令部，共谋第三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战事。

既然熊式辉连人都不在上海，他怎么会就向忠发被捕一事向蒋介石发密电呢？何况，当时，他天天就与蒋介石在一起，真有什么事，他还用得着给蒋介石发电报吗？

因此，上述几封所谓熊、蒋的示复密电，应根本就不存在。

会不会是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他人，给熊式辉发了请示电报，而熊就近请示了蒋介石，又再转发给上海方面了呢？

《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不仅没有说这样的示复电报之事，甚至连向忠发被他治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大事，在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日记型回忆录中，熊式辉都没有半个字的说法。

这有点奇怪。

因为，对于凡抓捕到中共高层人物之事，国民党方面的当事人，无不以此为功，必会大肆渲染。例如，指挥抓捕了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局长、中统头目蔡孟坚，在其晚年出版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中，就洋洋自得地详细披露了他如何利用中共叛徒去抓顾顺章的经过，并自吹“差点改变了历史”。而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也不讳避包括先是抓捕、后又如何处死顾顺章的事情。

熊式辉的难言之隐

对向忠发的被捕与处决，熊式辉为何却无任何说辞呢？

熊式辉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抨击之语，开口“共匪”，闭口“朱毛匪军”，因此，对中共首脑人物的被捕，他不会有任何同情。但，对抓捕向忠发一事，他却居然只字不提，岂不反常？

是不是无关军事的事情，熊式辉便不记录？

也不是。

对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内侦察、并于22日逮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首领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国民党当局抓捕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人员牛兰、缴获若干共产国际文件的事，熊式辉在回忆录中，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独独对离牛兰事件仅仅两个多月的向忠发被捕一事，熊却未置一字。

这一切表明：熊式辉对于向忠发被捕与随后处决一事，可能有着难言之隐，不能说，不愿说。就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也铁心让其尘封于历史。当时他人虽在江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毕竟仍是以他为首，因而，为“淞沪警”隐，也就是为他熊某人隐。

在向忠发的问题上，熊式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呢？

现在尚没有任何证据，能回答这个问题。

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但我们可以从两个事实中，试作一个推测。

这两个事实就是：

一、向忠发被捕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只经过了一天时间，竟就被处死了，这明显不符国民党当局应对被捕共产党员之办案成规。二、作为重要事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司令熊式辉对此事，即便在几十年后，也仍然不作任何解说。

因而，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并且，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这个作业差错，错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辉几十年后还不愿面对。

是什么作业差错呢？

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

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再让我们整理一下向忠发被捕事件的时间表：

6月22日上午9点多，向忠发在法租界内被捕，拘押到巡捕房。

随后，陈琮英与杨秀贞也被抓捕，并关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向忠发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一处地址，致使张纪恩夫妇也被捕，并拘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之后，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24日凌晨3时，向忠发就被处决。

因此，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个小时。

现在我们已知道，在这26个小时期间，第一，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

第二，显然，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

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地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

然而，在这篇供词，有很多疑点。

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俩不仅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及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很快张月霞就获释，而张纪恩也只是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再则，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两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

实际上，《转变》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容，若由当时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炮制，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1932年2月在上海几大报上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离间中共人员、诬害周恩来的事件，就是显著一例。

因此，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谓向忠发的自供是伪作，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

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

由此，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如果真如此，在向忠发问题上，对熊式辉为何始终处以缄默，就不难解读了。
http://www.infzm.com/content/90145
中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后，竟然只经过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被国民党方面予以处决。此事，多年来一直令人很难理解：国民党当局为何不像以前与以后的那样，充分利用被捕中共领导人物自身的潜在价值，扩大抓捕战果，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摧垮共产党组织的企图，却居然如此匆匆忙忙就将向忠发枪决了呢？

近日读《熊式辉回忆录》，从中发现了若干历史细节，对解开这个疑团，似乎有些帮助。

熊式辉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1974年在台湾去世。2010年出版的《熊式辉回忆录》，是以他于1907年至1949年所写的日记为基础，编纂而成，不是通常那种纯凭记忆而撰写的回忆录，因此，其史料价值颇不一般。

向忠发被捕

先简要回顾一下向忠发被捕的历史画面：

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离开陈琮英与杨秀贞所住的“德华”旅馆，到上海市法租界内善钟路的“泰勒”租车行（英国商人开办的），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时，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抓捕，即被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随后又解往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卢家湾是法租界七个巡捕房之一，也称中央捕房，法租界警务处就设在这里）。

第二天，即6月23日，媒体发布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由远东社发出的消息：“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二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巡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引提。”

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消息，也大同小异：“传共党首领向忠发，晨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押法捕房，警备部已派员引提。”

媒体所称的“警备部”，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最高军事机关，也是负责镇压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之政治活动的机构，地处上海市徐汇地区的龙华镇。淞沪警备司令部设有一座监狱，龙华看守所，专门关押被其抓捕的“犯人”。看守所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处决“犯人”的刑场。穆欣在《关向应传略》一书中说：“1927年至1937年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人，惨遭杀害者800多人。”

1931年6月在任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是时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熊式辉。熊是1928年9月以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师长身份担任这个职务的，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兼任在江西的国民党军“剿共”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一职，仍由他担任。

向忠发于22日上午9点多在法租界被捕后，然后又被国民党方面引渡，解押到了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是何时被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呢？

是他被捕的翌日，即23日。

张纪恩的回忆

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革命老人张纪恩，是因向忠发案而牵连被捕的四个人之一。1931年时，张纪恩是上海中共中央机要一处的负责人，他的住所楼上，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常来阅读文件与开会的地方，向忠发也经常来此。

叶永烈在《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写到了张纪恩当时被捕的情况：“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警号，取下后表示发生了‘情况’。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拥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

张纪恩夫妇的住所，即中央机要一处，原保管有两大箱中共中央文件。但在向忠发被捕的前一天，即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将那两大木箱文件运走了！

显然，因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可能认为恒吉里的机关有些不安全，所以采取预防措施，运走了文件。不过，谁都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不过，到张纪恩夫妇被捕时，这里已没有什么对国民党有利的东西了。

叶永烈在书中还说：“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这个历史细节，是叶永烈采访张纪恩所得，应当是可靠的。

因向忠发案而受牵连被捕的陈琮英，在她于1988年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一文中，也说了住在“德华”旅馆的她和杨秀贞（与向忠发同居的女人），在22日上午向忠发离开“德华”旅馆并被捕后，她们也被抓到巡捕房的事。陈琮英说：“向忠发被捕当天下午，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

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点：

第一，23日凌晨一时之前，向忠发还被拘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第二，向忠发被捕后唯一供出的四个人，都是租界巡捕为主去抓的，开始都关押在巡捕房。

张纪恩及其爱人张月霞都是共产党员，但向忠发当时没有供出这一点，甚至连二张的真实姓名都没有说，致使他们能一直以假名字应对巡捕房与国民党。确切地说，向忠发供出的只是已空无机密的恒吉里中央机关的地址。而陈琮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杨秀贞就更不是了。

因此，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只有23日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了。到第二天，即24日凌晨3点，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被处死了。

好不容易才抓到手，却仅仅只经过一天时间，就将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给枪决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难道是疯了，或是蠢到家了？！

权威的解释

对此，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于几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很惋惜地说：“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对于国民党方面为何会迅速处决向忠发的原因，比较权威的解说，资料有二件。

其一，是原中共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所述《关于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一文（刊《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二辑），陈养山在文中回忆说：

向忠发之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

其二，是研究中共秘密战线历史的专家尹骐先生所著的《潘汉年传》（1991年9月出版）及《潘汉年的情报生涯》（2011年11月出版），在这两本著作中，是这样披露的：

警备司令部熊式辉在向忠发被引渡过去之后，曾密电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的复电是“就地秘密枪决”。……

据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自首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的复电执行了。

因而，向忠发之死，都是与熊式辉与蒋介石往复的这几封电报密切相关。

但是，这个解说，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可靠。

为什么？

熊式辉当时并不在上海

因为，现在我们已知道，作为电报的事主，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时他并不在上海！

据《熊式辉回忆录》载，在向忠发被捕前后之际，熊式辉所记录他本人的活动行踪是：

（1931年6月）18日，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就兼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粗定；20日，默察内外情势；22日，（蒋）总司令抵南昌，召集将领会议；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

其中，“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是因半年前，熊式辉乘飞机从上海到南昌参加一个会议时，飞机失事，熊被摔伤腿骨。故这次赴江西，需要挟拐杖。

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前后，熊式辉已到江西南昌，就任所兼的“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而根本不在上海。并且，是同蒋介石一起，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的“剿共”总司令部，共谋第三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战事。

既然熊式辉连人都不在上海，他怎么会就向忠发被捕一事向蒋介石发密电呢？何况，当时，他天天就与蒋介石在一起，真有什么事，他还用得着给蒋介石发电报吗？

因此，上述几封所谓熊、蒋的示复密电，应根本就不存在。

会不会是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他人，给熊式辉发了请示电报，而熊就近请示了蒋介石，又再转发给上海方面了呢？

《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不仅没有说这样的示复电报之事，甚至连向忠发被他治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大事，在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日记型回忆录中，熊式辉都没有半个字的说法。

这有点奇怪。

因为，对于凡抓捕到中共高层人物之事，国民党方面的当事人，无不以此为功，必会大肆渲染。例如，指挥抓捕了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局长、中统头目蔡孟坚，在其晚年出版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中，就洋洋自得地详细披露了他如何利用中共叛徒去抓顾顺章的经过，并自吹“差点改变了历史”。而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也不讳避包括先是抓捕、后又如何处死顾顺章的事情。

熊式辉的难言之隐

对向忠发的被捕与处决，熊式辉为何却无任何说辞呢？

熊式辉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抨击之语，开口“共匪”，闭口“朱毛匪军”，因此，对中共首脑人物的被捕，他不会有任何同情。但，对抓捕向忠发一事，他却居然只字不提，岂不反常？

是不是无关军事的事情，熊式辉便不记录？

也不是。

对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内侦察、并于22日逮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首领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国民党当局抓捕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人员牛兰、缴获若干共产国际文件的事，熊式辉在回忆录中，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独独对离牛兰事件仅仅两个多月的向忠发被捕一事，熊却未置一字。

这一切表明：熊式辉对于向忠发被捕与随后处决一事，可能有着难言之隐，不能说，不愿说。就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也铁心让其尘封于历史。当时他人虽在江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毕竟仍是以他为首，因而，为“淞沪警”隐，也就是为他熊某人隐。

在向忠发的问题上，熊式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呢？

现在尚没有任何证据，能回答这个问题。

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但我们可以从两个事实中，试作一个推测。

这两个事实就是：

一、向忠发被捕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只经过了一天时间，竟就被处死了，这明显不符国民党当局应对被捕共产党员之办案成规。二、作为重要事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司令熊式辉对此事，即便在几十年后，也仍然不作任何解说。

因而，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并且，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这个作业差错，错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辉几十年后还不愿面对。

是什么作业差错呢？

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

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再让我们整理一下向忠发被捕事件的时间表：

6月22日上午9点多，向忠发在法租界内被捕，拘押到巡捕房。

随后，陈琮英与杨秀贞也被抓捕，并关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向忠发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一处地址，致使张纪恩夫妇也被捕，并拘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之后，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24日凌晨3时，向忠发就被处决。

因此，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个小时。

现在我们已知道，在这26个小时期间，第一，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

第二，显然，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

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地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

然而，在这篇供词，有很多疑点。

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俩不仅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及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很快张月霞就获释，而张纪恩也只是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再则，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两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

实际上，《转变》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容，若由当时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炮制，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1932年2月在上海几大报上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离间中共人员、诬害周恩来的事件，就是显著一例。

因此，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谓向忠发的自供是伪作，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

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

由此，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如果真如此，在向忠发问题上，对熊式辉为何始终处以缄默，就不难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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