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作者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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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变动及其规律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对亚洲地缘政治具有地区重要影响的国家，有俄罗斯、伊朗、印度，日本；而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支轴意义的国家则是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印尼、柬埔寨、缅甸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西亚的伊朗等国家。
　　南中国海是美国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驱走日本人后开始重点经营这一地区，迄今在此仍保存着重要的影响力。
　　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时期。此间，亚洲尤其是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尚处在相对隔离、没有外力干预，因而只能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状态。略去N字！
　　第二个阶段是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洲大多数国家很快实现了主权独立。1949年中国也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国与其藩属国的关系转变为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主权平等的现代国家关系，其间，中国在亚洲传统的主体板块和主体作用没有改变，而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则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洲国际政治的不同但具有质变意义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及其周边的版图在第二阶段所发生的相应变化。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的陆权强国沙俄和西方的海权强国英、法、美等国向远东扩张对中国形成的南北挤压，导致中国版图南北出现收缩性松动，最终演变成南北扁东西长的形状；而在这之前，中国版图（如不算当时的“藩属国”）则呈饱满的大三角形状。这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海陆强国南北两向的挤压而不主要来自它们的东西挤压。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大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在亚洲的关键利益线之外并因此受到挤压较少的区域。那些夹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区，则由原来向心并环绕于中国周边的“藩属”地带转变为陆海霸权两种力量在中国南北两向与中国拉扯出的破碎缓冲带：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与亚洲大陆之间出现一大片破碎的岛陆小国；在北方，日本崛起后，中日之间的朝鲜、中俄之间的蒙古、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尼泊尔等也加入到这片破碎带。这些环布于中国周边的破碎地带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起到了独特的缓冲作用，它们的破碎程度则根据占据东亚大陆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与外来的陆海霸权国家力量变化而伸缩。
　　国家版图形状是国家力量博弈结果积淀下来的活化石。近现代以来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理“拉锯”式博弈伸缩变化的历史结果表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在中国的抵抗下最终还是有底线和极限的。在当时中国较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力量可守得住的底线就是列强侵犯中国的力量极限。在这条线上双方谁也吃不掉谁。从目前留下的中国版图面积看，中华民族抵御强权侵犯的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中国抵抗南北两向压力的抗压能力在20世纪前半叶又遭受日本人拦腰打击的极限测试——当时日本已将中国东部分裂出若干个傀儡政权，其结果是日本初胜后很快就退回到其本土；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又经受了苏联和美国利用《雅尔塔协定》一分为二分裂中国的外交高压的测试，其结果是1949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确定了在反复测试后沉淀下来的中国国力抗压的底线，也使西方认识到它们分裂亚洲和在东亚扩张的极限。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主体地理板块不垮，亚洲目前这种经过一百多年反复以至极限压力测试后表现出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有利于亚洲稳定的非对称破碎特点不会改变。
　　如果将中国放到全球考察，中国在亚洲版图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倚陆向海的地理特征 使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势。略去N字！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特点
　　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其与周边国家形成的特定的相互牵引的力学结构表现出来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北方特别是正北的蒙古高原在历史上往往是中国政治稳定的破局地带，鉴于此，笔者也从中国位于北方的俄罗斯破题并由此逐次展开讨论。
　　俄罗斯
　　限于发帖字数限制，此处略，见原文！
　　蒙古
　　略，见原文！
　　东北亚
　　此处略去原文4段文字！
　　中俄在东北亚近半个世纪磨合的结果说明，俄罗斯在远东的有效攻势不出其版图，它在东北亚若有较大动作，其效果取决于中国是否配合。俄国只有在与中国的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在东北亚实现它的战略目的，这正如中国在西陲若有任何较大的外交举动，也只有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道理一样。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末出现的苏联解体、北极解冻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变化使俄国在远东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持续加大，中国在东北亚从以往的从属地位开始向对等地位转变，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础。
　　朝鲜半岛
　　目前东北亚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产物。朝鲜半岛的“三八线” 本是战胜国美国与苏联接受日本投降地区的临界线，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并挑起朝鲜战争 后，“三八线”就成了维系朝鲜半岛冷战均势的标志线。曾是挑起太平洋战场罪魁的日本则浑水摸鱼，在冷战体系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盟国，而牵动远东“两大阵营”最敏感神经的就是“三八线”：朝鲜半岛若由北方统一，那就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逼到美国的盟国日本的家门口并为美国和日本不容；反之，则不能为中国和俄国所接受；在冷战没有完全消除的条件下，即使朝鲜半岛统一，它在东北亚东西两大张力的拉锯中也很难保持绝对中立的外交立场。这样，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力量对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变动就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风标。也就是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放弃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的带有遏制性质的“冷战”政策，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南北分裂态势必会继续保持下去。
　　朝鲜是中国和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俄国而言，朝鲜则是它保障东西伯利亚安全和进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桥头堡。朝鲜更是中国东北安全的门户，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 ；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有鉴于上，东北亚地区若出现任何影响中国和俄国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国、日本还是美国——的介入，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俄国或结盟或强化合作关系，而中俄在东北亚的合作往往是它们战略结盟从而引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先声。
　　日本
　　进入21世纪后，日本这块美国战略的“基石”有了一种逐渐“沉没” 的感觉。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也是能让日本右翼有些“胆气”的是日本的核潜力。.....略去N字！..........。虽然日本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如果一旦决定将其能源从民用转为军用，日本确实拥有获得核武器的手段” 。
　　但是，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深受“北方四岛”问题和南面钓鱼岛问题牵制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但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
　　对美国人而言，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再次强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个“体质”不是很健康并因此更听话的日本。日本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 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在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
　　从中国方面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日本的军事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来说，已属伸手可触的近海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在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因朝鲜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坏大幅缩水后，日本相对优越的军事技术对中国根本构不成威慑力。
　　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的东亚。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上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 ，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略去N字......。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础。
　　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更是可想而知。......略去N字......。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东亚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正在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黄海、东海和南海
　　黄海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黄海关乎东海的稳定和台湾地区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国台湾就是从控制黄海制海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还是对黄海的控制。这是从制海权的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的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湾动，而台湾动则中国从而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控制黄海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宾外交向日本倾斜的主要原因 。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汉代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之势。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以至中国台湾的安全，而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控，中国在海南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在台湾南北两段中，台湾以北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湾尤其是台湾北侧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列岛就接近控制了台湾，而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国台湾就是当年甲午海战胜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也从封锁台湾海峡开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台海两岸分离才使中国在南海的攻势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时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在南海方面，中国面临两个战略通道：一是进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峡，它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平均宽185公里，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相距大致为500～900公里。但与东海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比，巴士海峡离中国大陆较远，而且与有岛屿争议的国家菲律宾较近。钓鱼列岛与日本相距近1 000公里，而巴士海峡如与中国台湾平均的话，与菲律宾则相距不到100公里，显然，如果不考虑台湾当局的态度，中国大陆通过巴士海峡的护航条件远不如钓鱼岛。另一就是进入印度洋的必经的马六甲海峡。但马六甲海峡离中国大陆过于遥远，其路途上的纠纷也比较复杂，其矛盾性质也不同于东海，中国当用团结南海国家的方法，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通道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台湾为中界，在台湾以北的黄海和东海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台海统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我们知道，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不同——从1972年至今仍坚持不承认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面上看是挑战中国，但究其实质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及由此引起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自行消失后，日本就开始着手为颠覆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做前期准备。
　　日本是二战中亚洲唯一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因此，日本颠覆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举动，引起的不仅是中日之间而且是日本与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比如，日本与韩国是冷战中以美国为盟主的盟国关系，但近年韩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所表现出的却是日本挑战雅尔塔和平体系的矛盾。和平体系一定是法权体系，远东的雅尔塔法权体系是以镇压和剥夺日本法西斯及其权利为前提的，而现在日本要利用“冷战”与美国绑在一起来颠覆这个前提，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提出所谓“主权”的要求，其结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事实享用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胜算的。在台湾问题上，亚洲国家宁可接受一个资源供给丰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国，也不愿接受资源奇缺和生存空间狭小的日本。
　　在台湾以南的南海地区的矛盾相对比较单一，这里并不存在与雅尔塔和平体系相矛盾的国家。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战”关系在内的矛盾。冷战是产生于雅尔塔体系中盟国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如中苏之间存废《雅尔塔协定》的斗争、苏美之间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争夺等，以及由这些矛盾产生的“两个阵营”——不管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们都不出雅尔塔法权体系。比如，美国从不对苏联或俄罗斯在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的占领权提出异议，苏联或俄罗斯也从不对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提出异议。在南海地区，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冷战”矛盾，另一种是历史领土纠纷。两种矛盾时而泾渭分明，比如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针对中国和苏联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宾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的同时又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叫板。前者是“冷战”矛盾，后者则是历史矛盾。但不管什么矛盾，它们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诞生的国家之间因而不是绝对对立并且是可调整的同一法权体系内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更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存的需求，它们——与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数国家始终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其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有鉴于此，目前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正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让中国在这冲突中为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大多数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 ，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警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黄海、东海和南海对中国海权建设而言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个海域，台海两岸的分治是中国三海不能形成一体联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台海统一是南海和东海所有问题解决的主要矛盾，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东海问题属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可调和的雅尔塔体系内部的矛盾，后者属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现也比较孤立。第三，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于护航因而必须全力维护的关键地带。通过它，中国海上力量东进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进入巴士海峡的东北口，由此既可对台湾东海岸实行有力保护，也可从外围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相呼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国大陆（温州市）仅有356公里，属中国须倾其全力保卫的核心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离日本的盟国美国的本土更远，不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除非出现象希特勒那样对斯大林苏联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的领导人——也不值得在此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太平洋战争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并成为美国军事基地至今。这名义上为遏制中国，其实连日本也明白，它还有监控日本的作用：美国要防止日本咸鱼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报复美国。驻扎在冲绳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国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发挥，却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国没有撤离冲绳前，日本海军南下的调门可能很高，因顾忌美国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施加的压力，其步伐可能不会太快。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台海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由此可说，中国推进“三海一体”建设的关键在台海统一，而实现台海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
　　台湾
　　受发帖字数限制，此处略去，参见原文
　　东南亚、西南亚
　　这里的国家分陆海两类，其经济形态各异，版图大小不同，但其经济对西方整体性的依附和版图呈现围绕中国的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却是其共同特征。这两大特征是历史的产物，前者打断了这些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进程，后者则使之相互牵制。比如，在中南半岛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相互牵制；在印度半岛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兰卡的相互牵制；在中亚有中亚五国之间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相互牵制等；在南海则有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等。这些牵制关系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整体合力。
　　亚洲地缘政治的对称性即中国主体板块与其破碎的周边不对称共存的特点，并不是欧洲列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它们希望的是亚洲出现欧洲那样从中心到外围的全面对称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板块的不对称型破碎。这样的多国版图与中国不对称共存特征对亚洲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周边镶嵌的这些碎片小国，保护性地将当时还处于弱势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屏隔开来，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犹如避雷针将中国屏蔽于西方强犯之外，这有利于中国积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国周边存在碎片化国家，这既减少了西方殖民统治的成本，也减少了中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难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国的成本，这种成本增加的幅度与参与遏制中国的地区对称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认识到这一点，针对当时美国全面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他明确指出：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
　　乔治？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最初的倡导者，可他在20世纪80年代也认识到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他在一次讲演中，“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
　　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
　　对称型破碎地区易于由大国牵头串联，但要想整合起来需要的几乎就是无限透支的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破碎地带——比如欧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国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资源，这个规律性现象符合合力计算的一般原理：当两分力大小不变时，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
　　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制造的地缘政治布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破碎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权主义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国在近代反殖和当代反霸的政治风险；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强为了孤立和封锁中国整合这一地区力量的难度。
　　这样的对称性破碎现象及其互动规律在东南亚和西南亚，尤其在这两大地区靠邻中国的地区表现得也较为充分。在这些地区的碎片国家根本无力形成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力量，因而它们迫切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从而也使西方比较容易将这些国家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什么“C型”或“O型”包围链条，同样也由于它的对称型破碎的特点使它们和西方国家两方谁也拿不出太多资源以回报对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围链条的大国没有足够财力来长期“维修”这根链条。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拼凑起的《巴格达条约》中的国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冲突时，美国无力担当起保护巴基斯坦的责任，当时美国的表现反不如中国仗义 ，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反成了中国的“铁哥们”。与美国在亚洲的处境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对称型破碎的欧洲版图相比——位势有更强的自主性。只要中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不变，亚洲以中国为主动力的独立发展路线就不会为外来力量所破坏，而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是保持亚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竞争优势的关键。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问题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亦即亚洲问题。
　　当年欧洲列强为了达到长期殖民的目的，人为地打断了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并通过制造一些领土纠纷肢解了亚洲地区的整体性。但在它们被赶出亚洲后，又无奈地看到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不利于西方却有利于亚洲稳定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使中国近邻地区避免了欧洲那种因多国对称性力量（矢量）长期对冲而消解其整体合力的历史悲剧，并使亚洲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亚洲主体国家即中国的有力支持。作为辩证的结果，这些对称型破碎的亚洲国家也为中国分解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双向互动，亚洲国家才得以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并使亚洲在世界各洲间获得相当的竞争优势。
　　勿庸讳言，亚洲地缘政治的“不对称”特性有利于西方诸大国的操纵，但由于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和中国主体板块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纵这些国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国周边国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现大变，亚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外交倾斜，不管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都要大于远在天边的西方诸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自身版图的破碎性对其国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它处四战之地且在东亚强国的包围之中，其松散岛屿构成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它所持有的马六甲海三个共管国之一的诱人身份使其国防极其脆弱并面临巨大的压力，它因此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需要远交大国以获得帮助，其外交政策亦不会轻易跟随东南亚其他国家。对此特点，中国应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这是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对这种关系所做的比较形象又比较到位的概括 。只要中国外交政策不要出现那种“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式的失误，西方国家利用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围堵中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印度和伊朗
　　限于发帖字数，印度此处略去，参见原文！
　　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的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危险。比如中国汉时期，罗马帝国东扩——这是另种“北约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汉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张骞还于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访问安息（帕提亚，即今天伊朗地区）帝国，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远迎中国使者。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的极顽强的抵抗 ，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 祸乱中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 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 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 ，以至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的防护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力控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疆居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 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 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三、人民：地缘政治中最能动的因素
　　略，见原文！
　　四、中国与周边地缘政治互动棋谱中的“支轴国家”
　　在此，我们的地缘政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做学究式的陈述，而在于能为中国找出有利于推行本国战略的“支轴国家”。关于什么是“支轴国家”，布热津斯基有过精彩的解释，他说：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布氏的看法是对的。支轴国家不一定是重要的国家，而是国家战略必须倚重的国家。从美国的需要看，亚洲的哪些国家可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支轴国家”呢？布氏认为它们是日本、韩国、印度、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 。
　　布氏说得也没有错。但如果对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有过深入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将中亚的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列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支轴国家，无异于为美国在“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巨大屏障后面画了一个让美国可望而不可即的画饼。昨天麦金德曾用“地理中枢”理论在此忽悠倒了英国，今天布氏也用这个理论忽悠倒了美国。这是中国地缘研究者要十分注意的教训。
　　一般说来，从地理版图、综合国力和历史及现实的影响上讲，人们往往将印度、日本、俄罗斯视为亚洲区域的支轴国家。事实上，对中国而言，这些国家只是亚洲的重要国家，而重要国家并不一定是支轴国家，即使是其他大国如美国或俄罗斯的支轴国家，也并非一定是中国战略棋谱上的支轴国家。
　　那么在中国与周边互动的地缘政治棋谱中，有哪些是中国视角中可以倚重的支轴国家呢？如根据上述分析，能成为中国战略棋谱中支轴国家的，在东北亚有朝鲜，在东南亚有印度尼西亚，在西南亚有以伊朗为重心的伊朗高原国家，朝鲜关乎中国东大门的安全，伊朗关乎中国西部边陲的长期稳定，而印尼则使中国东南亚政策有“中心开花”之效。在此之下，中南半岛的柬埔寨、缅甸和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以及北方的俄罗斯对中国外交都有着重要意义。
　　至于印度，它与中国一样同属第三世界国家。但它与中国的国力比较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印度国家的大版图使其在亚洲尤其是在南亚获得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但因其国家内部和深层结构上不可克服的破碎性，又使印度在亚洲不能处于与上述中国支轴国家平行而只能处于次级的即区域级别的优势地位。印度是南亚区域的重要国家而非中国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
　　日本是美国东北亚区域的支轴国家，鉴于二战后日本外交对美国的依附性质，日本的区域支柱性地位是在美国外交的冷战框架下强行介入且与亚洲整体有排异性质的。进入21世纪后，鉴于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与在韩国在“独岛”问题以及与东南亚在日本侵略罪行认定问题上的纠葛因日本的百般抵赖而日益升级，又鉴于朝鲜核国家地位的确立以及2011年发生的“三一一”大地震对日本东部沿岸核电工业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可以说，日本在美国亚洲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的地位已受到重创并将持续衰落。
　　俄罗斯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它不具有控制但具有较强的平衡亚洲政治的能力。如果再考虑到北约东扩、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对俄罗斯造成的安全压力以及北极快速解冻将对俄罗斯北线国防可能造成的巨大的冲击，中国在东北亚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合作空间将持续增大，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将持续增强。
　　中国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可用“东急西重”来概括。在东面需要尽早突破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区的人为封锁，尽早解除实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政策的瓶颈因素。西面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保障来自西亚并进入中国的能源管道的安全畅通。突破东面海上困局的主要矛盾在于台海统一，而突破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设的障碍，则是实现中国台海统一的关键，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此相应，作为对手，用“声西击东”的策略将中国诱离这一“主要矛盾”是其惯用的方法。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1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惯用的声西击东的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在目前中国海军建设加快，台海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紧紧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实现中国近中期战略目标而持之以恒地努力。
　　五、简短的结语
　　略
     本文转自链接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5027.html

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变动及其规律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对亚洲地缘政治具有地区重要影响的国家，有俄罗斯、伊朗、印度，日本；而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支轴意义的国家则是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印尼、柬埔寨、缅甸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西亚的伊朗等国家。
　　南中国海是美国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驱走日本人后开始重点经营这一地区，迄今在此仍保存着重要的影响力。
　　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时期。此间，亚洲尤其是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尚处在相对隔离、没有外力干预，因而只能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状态。略去N字！
　　第二个阶段是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洲大多数国家很快实现了主权独立。1949年中国也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国与其藩属国的关系转变为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主权平等的现代国家关系，其间，中国在亚洲传统的主体板块和主体作用没有改变，而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则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洲国际政治的不同但具有质变意义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及其周边的版图在第二阶段所发生的相应变化。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的陆权强国沙俄和西方的海权强国英、法、美等国向远东扩张对中国形成的南北挤压，导致中国版图南北出现收缩性松动，最终演变成南北扁东西长的形状；而在这之前，中国版图（如不算当时的“藩属国”）则呈饱满的大三角形状。这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海陆强国南北两向的挤压而不主要来自它们的东西挤压。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大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在亚洲的关键利益线之外并因此受到挤压较少的区域。那些夹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区，则由原来向心并环绕于中国周边的“藩属”地带转变为陆海霸权两种力量在中国南北两向与中国拉扯出的破碎缓冲带：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与亚洲大陆之间出现一大片破碎的岛陆小国；在北方，日本崛起后，中日之间的朝鲜、中俄之间的蒙古、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尼泊尔等也加入到这片破碎带。这些环布于中国周边的破碎地带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起到了独特的缓冲作用，它们的破碎程度则根据占据东亚大陆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与外来的陆海霸权国家力量变化而伸缩。
　　国家版图形状是国家力量博弈结果积淀下来的活化石。近现代以来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理“拉锯”式博弈伸缩变化的历史结果表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在中国的抵抗下最终还是有底线和极限的。在当时中国较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力量可守得住的底线就是列强侵犯中国的力量极限。在这条线上双方谁也吃不掉谁。从目前留下的中国版图面积看，中华民族抵御强权侵犯的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中国抵抗南北两向压力的抗压能力在20世纪前半叶又遭受日本人拦腰打击的极限测试——当时日本已将中国东部分裂出若干个傀儡政权，其结果是日本初胜后很快就退回到其本土；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又经受了苏联和美国利用《雅尔塔协定》一分为二分裂中国的外交高压的测试，其结果是1949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确定了在反复测试后沉淀下来的中国国力抗压的底线，也使西方认识到它们分裂亚洲和在东亚扩张的极限。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主体地理板块不垮，亚洲目前这种经过一百多年反复以至极限压力测试后表现出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有利于亚洲稳定的非对称破碎特点不会改变。
　　如果将中国放到全球考察，中国在亚洲版图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倚陆向海的地理特征 使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势。略去N字！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特点
　　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其与周边国家形成的特定的相互牵引的力学结构表现出来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北方特别是正北的蒙古高原在历史上往往是中国政治稳定的破局地带，鉴于此，笔者也从中国位于北方的俄罗斯破题并由此逐次展开讨论。
　　俄罗斯
　　限于发帖字数限制，此处略，见原文！
　　蒙古
　　略，见原文！
　　东北亚
　　此处略去原文4段文字！
　　中俄在东北亚近半个世纪磨合的结果说明，俄罗斯在远东的有效攻势不出其版图，它在东北亚若有较大动作，其效果取决于中国是否配合。俄国只有在与中国的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在东北亚实现它的战略目的，这正如中国在西陲若有任何较大的外交举动，也只有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道理一样。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末出现的苏联解体、北极解冻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变化使俄国在远东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持续加大，中国在东北亚从以往的从属地位开始向对等地位转变，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础。
　　朝鲜半岛
　　目前东北亚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产物。朝鲜半岛的“三八线” 本是战胜国美国与苏联接受日本投降地区的临界线，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并挑起朝鲜战争 后，“三八线”就成了维系朝鲜半岛冷战均势的标志线。曾是挑起太平洋战场罪魁的日本则浑水摸鱼，在冷战体系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盟国，而牵动远东“两大阵营”最敏感神经的就是“三八线”：朝鲜半岛若由北方统一，那就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逼到美国的盟国日本的家门口并为美国和日本不容；反之，则不能为中国和俄国所接受；在冷战没有完全消除的条件下，即使朝鲜半岛统一，它在东北亚东西两大张力的拉锯中也很难保持绝对中立的外交立场。这样，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力量对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变动就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风标。也就是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放弃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的带有遏制性质的“冷战”政策，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南北分裂态势必会继续保持下去。
　　朝鲜是中国和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俄国而言，朝鲜则是它保障东西伯利亚安全和进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桥头堡。朝鲜更是中国东北安全的门户，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 ；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有鉴于上，东北亚地区若出现任何影响中国和俄国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国、日本还是美国——的介入，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俄国或结盟或强化合作关系，而中俄在东北亚的合作往往是它们战略结盟从而引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先声。
　　日本
　　进入21世纪后，日本这块美国战略的“基石”有了一种逐渐“沉没” 的感觉。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也是能让日本右翼有些“胆气”的是日本的核潜力。.....略去N字！..........。虽然日本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如果一旦决定将其能源从民用转为军用，日本确实拥有获得核武器的手段” 。
　　但是，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深受“北方四岛”问题和南面钓鱼岛问题牵制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但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
　　对美国人而言，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再次强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个“体质”不是很健康并因此更听话的日本。日本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 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在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
　　从中国方面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日本的军事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来说，已属伸手可触的近海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在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因朝鲜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坏大幅缩水后，日本相对优越的军事技术对中国根本构不成威慑力。
　　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的东亚。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上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 ，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略去N字......。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础。
　　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更是可想而知。......略去N字......。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东亚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正在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黄海、东海和南海
　　黄海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黄海关乎东海的稳定和台湾地区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国台湾就是从控制黄海制海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还是对黄海的控制。这是从制海权的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的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湾动，而台湾动则中国从而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控制黄海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宾外交向日本倾斜的主要原因 。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汉代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之势。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以至中国台湾的安全，而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控，中国在海南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在台湾南北两段中，台湾以北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湾尤其是台湾北侧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列岛就接近控制了台湾，而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国台湾就是当年甲午海战胜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也从封锁台湾海峡开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台海两岸分离才使中国在南海的攻势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时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在南海方面，中国面临两个战略通道：一是进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峡，它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平均宽185公里，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相距大致为500～900公里。但与东海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比，巴士海峡离中国大陆较远，而且与有岛屿争议的国家菲律宾较近。钓鱼列岛与日本相距近1 000公里，而巴士海峡如与中国台湾平均的话，与菲律宾则相距不到100公里，显然，如果不考虑台湾当局的态度，中国大陆通过巴士海峡的护航条件远不如钓鱼岛。另一就是进入印度洋的必经的马六甲海峡。但马六甲海峡离中国大陆过于遥远，其路途上的纠纷也比较复杂，其矛盾性质也不同于东海，中国当用团结南海国家的方法，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通道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台湾为中界，在台湾以北的黄海和东海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台海统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我们知道，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不同——从1972年至今仍坚持不承认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面上看是挑战中国，但究其实质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及由此引起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自行消失后，日本就开始着手为颠覆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做前期准备。
　　日本是二战中亚洲唯一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因此，日本颠覆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举动，引起的不仅是中日之间而且是日本与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比如，日本与韩国是冷战中以美国为盟主的盟国关系，但近年韩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所表现出的却是日本挑战雅尔塔和平体系的矛盾。和平体系一定是法权体系，远东的雅尔塔法权体系是以镇压和剥夺日本法西斯及其权利为前提的，而现在日本要利用“冷战”与美国绑在一起来颠覆这个前提，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提出所谓“主权”的要求，其结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事实享用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胜算的。在台湾问题上，亚洲国家宁可接受一个资源供给丰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国，也不愿接受资源奇缺和生存空间狭小的日本。
　　在台湾以南的南海地区的矛盾相对比较单一，这里并不存在与雅尔塔和平体系相矛盾的国家。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战”关系在内的矛盾。冷战是产生于雅尔塔体系中盟国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如中苏之间存废《雅尔塔协定》的斗争、苏美之间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争夺等，以及由这些矛盾产生的“两个阵营”——不管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们都不出雅尔塔法权体系。比如，美国从不对苏联或俄罗斯在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的占领权提出异议，苏联或俄罗斯也从不对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提出异议。在南海地区，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冷战”矛盾，另一种是历史领土纠纷。两种矛盾时而泾渭分明，比如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针对中国和苏联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宾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的同时又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叫板。前者是“冷战”矛盾，后者则是历史矛盾。但不管什么矛盾，它们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诞生的国家之间因而不是绝对对立并且是可调整的同一法权体系内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更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存的需求，它们——与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数国家始终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其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有鉴于此，目前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正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让中国在这冲突中为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大多数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 ，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警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黄海、东海和南海对中国海权建设而言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个海域，台海两岸的分治是中国三海不能形成一体联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台海统一是南海和东海所有问题解决的主要矛盾，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东海问题属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可调和的雅尔塔体系内部的矛盾，后者属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现也比较孤立。第三，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于护航因而必须全力维护的关键地带。通过它，中国海上力量东进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进入巴士海峡的东北口，由此既可对台湾东海岸实行有力保护，也可从外围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相呼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国大陆（温州市）仅有356公里，属中国须倾其全力保卫的核心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离日本的盟国美国的本土更远，不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除非出现象希特勒那样对斯大林苏联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的领导人——也不值得在此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太平洋战争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并成为美国军事基地至今。这名义上为遏制中国，其实连日本也明白，它还有监控日本的作用：美国要防止日本咸鱼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报复美国。驻扎在冲绳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国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发挥，却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国没有撤离冲绳前，日本海军南下的调门可能很高，因顾忌美国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施加的压力，其步伐可能不会太快。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台海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由此可说，中国推进“三海一体”建设的关键在台海统一，而实现台海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
　　台湾
　　受发帖字数限制，此处略去，参见原文
　　东南亚、西南亚
　　这里的国家分陆海两类，其经济形态各异，版图大小不同，但其经济对西方整体性的依附和版图呈现围绕中国的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却是其共同特征。这两大特征是历史的产物，前者打断了这些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进程，后者则使之相互牵制。比如，在中南半岛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相互牵制；在印度半岛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兰卡的相互牵制；在中亚有中亚五国之间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相互牵制等；在南海则有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等。这些牵制关系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整体合力。
　　亚洲地缘政治的对称性即中国主体板块与其破碎的周边不对称共存的特点，并不是欧洲列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它们希望的是亚洲出现欧洲那样从中心到外围的全面对称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板块的不对称型破碎。这样的多国版图与中国不对称共存特征对亚洲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周边镶嵌的这些碎片小国，保护性地将当时还处于弱势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屏隔开来，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犹如避雷针将中国屏蔽于西方强犯之外，这有利于中国积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国周边存在碎片化国家，这既减少了西方殖民统治的成本，也减少了中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难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国的成本，这种成本增加的幅度与参与遏制中国的地区对称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认识到这一点，针对当时美国全面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他明确指出：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
　　乔治？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最初的倡导者，可他在20世纪80年代也认识到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他在一次讲演中，“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
　　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
　　对称型破碎地区易于由大国牵头串联，但要想整合起来需要的几乎就是无限透支的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破碎地带——比如欧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国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资源，这个规律性现象符合合力计算的一般原理：当两分力大小不变时，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
　　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制造的地缘政治布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破碎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权主义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国在近代反殖和当代反霸的政治风险；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强为了孤立和封锁中国整合这一地区力量的难度。
　　这样的对称性破碎现象及其互动规律在东南亚和西南亚，尤其在这两大地区靠邻中国的地区表现得也较为充分。在这些地区的碎片国家根本无力形成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力量，因而它们迫切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从而也使西方比较容易将这些国家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什么“C型”或“O型”包围链条，同样也由于它的对称型破碎的特点使它们和西方国家两方谁也拿不出太多资源以回报对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围链条的大国没有足够财力来长期“维修”这根链条。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拼凑起的《巴格达条约》中的国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冲突时，美国无力担当起保护巴基斯坦的责任，当时美国的表现反不如中国仗义 ，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反成了中国的“铁哥们”。与美国在亚洲的处境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对称型破碎的欧洲版图相比——位势有更强的自主性。只要中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不变，亚洲以中国为主动力的独立发展路线就不会为外来力量所破坏，而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是保持亚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竞争优势的关键。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问题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亦即亚洲问题。
　　当年欧洲列强为了达到长期殖民的目的，人为地打断了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并通过制造一些领土纠纷肢解了亚洲地区的整体性。但在它们被赶出亚洲后，又无奈地看到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不利于西方却有利于亚洲稳定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使中国近邻地区避免了欧洲那种因多国对称性力量（矢量）长期对冲而消解其整体合力的历史悲剧，并使亚洲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亚洲主体国家即中国的有力支持。作为辩证的结果，这些对称型破碎的亚洲国家也为中国分解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双向互动，亚洲国家才得以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并使亚洲在世界各洲间获得相当的竞争优势。
　　勿庸讳言，亚洲地缘政治的“不对称”特性有利于西方诸大国的操纵，但由于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和中国主体板块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纵这些国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国周边国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现大变，亚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外交倾斜，不管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都要大于远在天边的西方诸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自身版图的破碎性对其国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它处四战之地且在东亚强国的包围之中，其松散岛屿构成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它所持有的马六甲海三个共管国之一的诱人身份使其国防极其脆弱并面临巨大的压力，它因此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需要远交大国以获得帮助，其外交政策亦不会轻易跟随东南亚其他国家。对此特点，中国应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这是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对这种关系所做的比较形象又比较到位的概括 。只要中国外交政策不要出现那种“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式的失误，西方国家利用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围堵中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印度和伊朗
　　限于发帖字数，印度此处略去，参见原文！
　　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的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危险。比如中国汉时期，罗马帝国东扩——这是另种“北约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汉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张骞还于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访问安息（帕提亚，即今天伊朗地区）帝国，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远迎中国使者。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的极顽强的抵抗 ，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 祸乱中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 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 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 ，以至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的防护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力控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疆居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 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 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三、人民：地缘政治中最能动的因素
　　略，见原文！
　　四、中国与周边地缘政治互动棋谱中的“支轴国家”
　　在此，我们的地缘政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做学究式的陈述，而在于能为中国找出有利于推行本国战略的“支轴国家”。关于什么是“支轴国家”，布热津斯基有过精彩的解释，他说：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布氏的看法是对的。支轴国家不一定是重要的国家，而是国家战略必须倚重的国家。从美国的需要看，亚洲的哪些国家可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支轴国家”呢？布氏认为它们是日本、韩国、印度、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 。
　　布氏说得也没有错。但如果对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有过深入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将中亚的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列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支轴国家，无异于为美国在“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巨大屏障后面画了一个让美国可望而不可即的画饼。昨天麦金德曾用“地理中枢”理论在此忽悠倒了英国，今天布氏也用这个理论忽悠倒了美国。这是中国地缘研究者要十分注意的教训。
　　一般说来，从地理版图、综合国力和历史及现实的影响上讲，人们往往将印度、日本、俄罗斯视为亚洲区域的支轴国家。事实上，对中国而言，这些国家只是亚洲的重要国家，而重要国家并不一定是支轴国家，即使是其他大国如美国或俄罗斯的支轴国家，也并非一定是中国战略棋谱上的支轴国家。
　　那么在中国与周边互动的地缘政治棋谱中，有哪些是中国视角中可以倚重的支轴国家呢？如根据上述分析，能成为中国战略棋谱中支轴国家的，在东北亚有朝鲜，在东南亚有印度尼西亚，在西南亚有以伊朗为重心的伊朗高原国家，朝鲜关乎中国东大门的安全，伊朗关乎中国西部边陲的长期稳定，而印尼则使中国东南亚政策有“中心开花”之效。在此之下，中南半岛的柬埔寨、缅甸和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以及北方的俄罗斯对中国外交都有着重要意义。
　　至于印度，它与中国一样同属第三世界国家。但它与中国的国力比较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印度国家的大版图使其在亚洲尤其是在南亚获得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但因其国家内部和深层结构上不可克服的破碎性，又使印度在亚洲不能处于与上述中国支轴国家平行而只能处于次级的即区域级别的优势地位。印度是南亚区域的重要国家而非中国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
　　日本是美国东北亚区域的支轴国家，鉴于二战后日本外交对美国的依附性质，日本的区域支柱性地位是在美国外交的冷战框架下强行介入且与亚洲整体有排异性质的。进入21世纪后，鉴于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与在韩国在“独岛”问题以及与东南亚在日本侵略罪行认定问题上的纠葛因日本的百般抵赖而日益升级，又鉴于朝鲜核国家地位的确立以及2011年发生的“三一一”大地震对日本东部沿岸核电工业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可以说，日本在美国亚洲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的地位已受到重创并将持续衰落。
　　俄罗斯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它不具有控制但具有较强的平衡亚洲政治的能力。如果再考虑到北约东扩、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对俄罗斯造成的安全压力以及北极快速解冻将对俄罗斯北线国防可能造成的巨大的冲击，中国在东北亚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合作空间将持续增大，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将持续增强。
　　中国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可用“东急西重”来概括。在东面需要尽早突破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区的人为封锁，尽早解除实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政策的瓶颈因素。西面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保障来自西亚并进入中国的能源管道的安全畅通。突破东面海上困局的主要矛盾在于台海统一，而突破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设的障碍，则是实现中国台海统一的关键，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此相应，作为对手，用“声西击东”的策略将中国诱离这一“主要矛盾”是其惯用的方法。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1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惯用的声西击东的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在目前中国海军建设加快，台海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紧紧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实现中国近中期战略目标而持之以恒地努力。
　　五、简短的结语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