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娘们儿的“故事”，（有人发过马上枪毙）

译者“高分子怪物”注：本文是一篇亚马逊网站上对傅苹女士新书的读者评论，全文翻译，无删节无本人观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和她有着类似的家庭、教育背景，我们都在童年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我认为她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在中国的经历是伪造的、想象的，过度夸大和故意误导。
如果一个人只看了媒体对她书的报道，也许会认为媒体不过选取了书里轰动性的部分并再夸张一点，好帮助她卖书。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她整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撒谎，即使是那些细小的细节也不例外。我很惊奇她有胆量在如此受公众瞩目的书里撒这么明显的谎言。
这里是一些那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1. 在传统中国儒家社会里，孩子被认为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孩子有着绝对的权利，包括虐待和卖孩子的权利。自从毛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父母不能卖孩子了，但是其他的权利仍然被尊重，包括养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如果过程合法且文件完整）。文革没有改变这些。
在文革期间，很多政府官员、高校老师、教授们和知识分子被迫害和受监禁。我的父母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就像傅苹父母一样（如果她说的是真的话）。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父母都处于监禁中，但他们安排亲朋好友照顾我，我有的时候也住在一个寄宿学校。我的很多亲戚和很多处境类似者的孩子同我都有差不多的经历。我从未听说过哪家孩子被政府带走，这简直匪夷所思。没人，包括政府可以把别人的孩子带走。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机构能干这活或者收容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机构必然要花钱，中国那时候很穷，孩子们是个负担。
红卫兵是“革命家”，他们忙着批判和迫害像我父母（或者傅苹女士父母）这样的人，或者忙着内斗。他们不在乎小孩，更没兴趣照顾小孩。像我们这样的小孩无人过问，虽然在学校和社会上常受歧视。文革之后，很多中国人写文章回忆文革中的经历，大多数故事多多少少和我的差不多，我从未听说过傅苹女士书中所说的儿童集中营。傅苹女士作为一个儿童的经历听上去不可能，和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也对不上。
2. 中国的性文化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在性方面非常保守。年轻人在遇到要结婚的对象之前对性非常无知，一般也没什么性经验。人民甚至也不谈论或者拿性话题开玩笑。年轻人的强奸事件非常少见，特别是在城市里，几十年前强奸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年轻人强奸或者性侵犯儿童更为罕见。集团轮奸闻所未闻。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唯一一次听说的轮奸时间是八十年代外国人干的。
红卫兵是“革命者”，不是街头混混或者强奸犯，他们也许会打人、迫害人，但是他们不会强奸。在媒体采访里，她说她10岁的时候被一群年轻的红卫兵轮奸（在书里她说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大学校园里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因为她试图去救她的小妹妹，这简直无法想象。如此有违于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不符合红卫兵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3. 大多数地方的学校在1968年重新开门，即使是对我这种父母被迫害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免费的。南京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我实在想象不出傅苹为什么无法去学校。而且在七十年代，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必须被“上山下乡”，留在城市很难。七十年代工厂的工作被认为是很好的工作很难得到。很多人得行贿或者利用关系才能给他们的孩子找到一份工厂里的工作。工厂不接受未毕业的孩子做工。学校倒是可能会组织孩子去工厂实习积累经验，我初中就做过。
傅苹“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里因为在工厂做工而不能去学校”的故事完全不可能是真的。
4. 中国的大学在1966年和1976年之间没有招收任何高中毕业生。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在1977年。任何一个在1966年1976年之间毕业的高中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为了那几个有限的大学席位的竞争可以说是白热化的。八十年代早期后，只有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高考，只有4%的考生才能进高校。所以你可以想象1977年高考的竞争有多激烈，复习材料和书籍非常稀缺，既没被父母抚养也没上过学的傅苹女士能在1977年考进大学，她真的是一个超人。
5. 所有的中国大学生得上四年大学英语，超人傅苹女士在毕业之后一年到美国的时候只会说三个词：谢谢，你好，帮忙。饶了我吧。
6.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晚些时候才正式开始。那年傅苹女士不过是大三学生。作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居然想起来要把一个因为政府刚刚实施的政策而导致在乡村杀死女婴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听起来不大可能。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强迫堕胎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在文革之后，中国政府也不大因为政治原因逮捕人了，除了一些个例。八十年代早期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做了些更有影响和更不能为政府接受的事情，也不过有些麻烦，并没有被逮捕或者监禁。
八十年代中国仍然很穷。超声波是很少见、很昂贵的医疗仪器。即使在北京或者上海最好的医院里，超声波检查也不是孕妇常做的检查。人们也不知道超声波检查可以鉴别胎儿性别。我不知道傅苹女士如何能在1980至1981年发现农村里存在预知胎儿性别、强迫堕胎女婴的现象的。
而且八十年代初期中美还处于蜜月中。那时候中国可不像今天这么被批评和被妖魔化。中美两国实际上有某种联盟共同对抗苏联。直到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也不大驱逐异见人士。即使要驱逐，两国政府往往先进行紧张的谈判。美国可不接受什么无名之辈，美国只接受著名的异见人士。傅苹女士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也没人听说过她。
她1982年春天从大学毕业，1983年来美（有的报道说1982年）。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她的毕业论文登在媒体上，被国内外所关注（我当时就在中国，我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她被中国政府监禁，被驱逐到美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政府都没这么高效率。中国媒体在八十年代初更无什么自由来报道这种新闻，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整个因为毕业论文被监禁、驱逐到美国的故事与那个时代的一切因素相抵触。
7. 儿童士兵。我不知道傅苹所在的这个“儿童士兵”是什么。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儿童士兵”。文革期间，军队士兵拥有最高的社会等级，收入也相对较高。即使是高中生参军也很难。唯一我所知道的“儿童士兵”是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比如说唱歌，跳舞，演奏乐器或者表演。他们是作为文艺兵参军的，他们在部队文艺部门里学习，被培训。那些孩子被认为极其幸运，人人都羡慕他们。
如果我们能从这本书里学习到任何东西，那就是一个人竟能如此明目张胆地撒谎。也许这是她在美国成功的唯一秘诀。无辜的美国民众被迫通过这些谎言来了解中国、文革和中国人民实在是太糟糕了。
（原载于亚马逊书评，作者lin，观察者网校）
补充说明
1. 我最初的读者评论写于1月22日，在我听了NPR的新闻之后。评论基于她的维基页面、NPR和其他媒体对她书的报道和一些读者在亚马逊上对她书的评价。我上个星期读了她的书，在我写了最初的评论之后。
2. 我附近的图书馆里有这本书。附近一家巴诺（Barnes and Noble）书店把它放在显著的位置（我一毛钱也不会花在她书上），看起来这本书马上就要成为最畅销书的样子。
今天我打电话给巴诺书店建议他们把该书撤出书架。他们不应当把彻头彻底的谎言以27.95美元卖给不明的顾客。我敦促大家都采取同样的行动。
3. 傅苹本人在我的读者评论上留言希望和我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对话。她认为她可以回答大多数我的问题。我对傅苹女士的建议是：她应当对大众回答这些问题，要么在亚马逊的作者领域或通过其他办法。和我私下交流毫无意义。
4. 这本书对我而言读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每页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以下三个大谎，是傅苹的“原创”，仅见于她的书中：
在书的一开始，她声称1966年的一天，红卫兵到她父母上海的家中命令她的兄弟们和他们走。她的兄弟们被“上山下乡”（她的原话）。任何知道那段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把年轻人送去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开始，而不是1966年，是毛在1968年12月份鼓励年轻人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年轻人是因此去农村的，根本不是什么红卫兵把人从家里带出来打发到农村去。
她声称，1982年在宣布“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她学校的官员强迫所有女学生每月上交卫生护垫以检查她们的月经期；当一些女孩把她们朋友用过的卫生护垫充作自己的交出去之后，官员用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是否有出血。（是的，她用了“我们”一词）。我不禁想，什么人有这么变态的心理来编造这样离谱的谣言。并且她也许忘了1982年的时候市场上可没有卫生护垫卖，城市里的妇女使用卫生纸来对付月经。
她说1982年秋季她在校园里漫步，为毕业做准备（她忘记了77年高考的人应当82年春天就毕业了，78年高考的人才是82年秋季毕业）。一个人偷偷接近她，拿一个黑头套套在她头上，把她带到未知的场所将她逮捕。政府为啥要这么秘密地逮捕她？呃？http://www.guancha.cn/YaMaXun/2013_02_01_124553.shtml译者“高分子怪物”注：本文是一篇亚马逊网站上对傅苹女士新书的读者评论，全文翻译，无删节无本人观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和她有着类似的家庭、教育背景，我们都在童年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我认为她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在中国的经历是伪造的、想象的，过度夸大和故意误导。
如果一个人只看了媒体对她书的报道，也许会认为媒体不过选取了书里轰动性的部分并再夸张一点，好帮助她卖书。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她整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撒谎，即使是那些细小的细节也不例外。我很惊奇她有胆量在如此受公众瞩目的书里撒这么明显的谎言。
这里是一些那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1. 在传统中国儒家社会里，孩子被认为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孩子有着绝对的权利，包括虐待和卖孩子的权利。自从毛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父母不能卖孩子了，但是其他的权利仍然被尊重，包括养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如果过程合法且文件完整）。文革没有改变这些。
在文革期间，很多政府官员、高校老师、教授们和知识分子被迫害和受监禁。我的父母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就像傅苹父母一样（如果她说的是真的话）。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父母都处于监禁中，但他们安排亲朋好友照顾我，我有的时候也住在一个寄宿学校。我的很多亲戚和很多处境类似者的孩子同我都有差不多的经历。我从未听说过哪家孩子被政府带走，这简直匪夷所思。没人，包括政府可以把别人的孩子带走。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机构能干这活或者收容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机构必然要花钱，中国那时候很穷，孩子们是个负担。
红卫兵是“革命家”，他们忙着批判和迫害像我父母（或者傅苹女士父母）这样的人，或者忙着内斗。他们不在乎小孩，更没兴趣照顾小孩。像我们这样的小孩无人过问，虽然在学校和社会上常受歧视。文革之后，很多中国人写文章回忆文革中的经历，大多数故事多多少少和我的差不多，我从未听说过傅苹女士书中所说的儿童集中营。傅苹女士作为一个儿童的经历听上去不可能，和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也对不上。
2. 中国的性文化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在性方面非常保守。年轻人在遇到要结婚的对象之前对性非常无知，一般也没什么性经验。人民甚至也不谈论或者拿性话题开玩笑。年轻人的强奸事件非常少见，特别是在城市里，几十年前强奸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年轻人强奸或者性侵犯儿童更为罕见。集团轮奸闻所未闻。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唯一一次听说的轮奸时间是八十年代外国人干的。
红卫兵是“革命者”，不是街头混混或者强奸犯，他们也许会打人、迫害人，但是他们不会强奸。在媒体采访里，她说她10岁的时候被一群年轻的红卫兵轮奸（在书里她说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大学校园里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因为她试图去救她的小妹妹，这简直无法想象。如此有违于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不符合红卫兵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3. 大多数地方的学校在1968年重新开门，即使是对我这种父母被迫害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免费的。南京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我实在想象不出傅苹为什么无法去学校。而且在七十年代，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必须被“上山下乡”，留在城市很难。七十年代工厂的工作被认为是很好的工作很难得到。很多人得行贿或者利用关系才能给他们的孩子找到一份工厂里的工作。工厂不接受未毕业的孩子做工。学校倒是可能会组织孩子去工厂实习积累经验，我初中就做过。
傅苹“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里因为在工厂做工而不能去学校”的故事完全不可能是真的。
4. 中国的大学在1966年和1976年之间没有招收任何高中毕业生。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在1977年。任何一个在1966年1976年之间毕业的高中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为了那几个有限的大学席位的竞争可以说是白热化的。八十年代早期后，只有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高考，只有4%的考生才能进高校。所以你可以想象1977年高考的竞争有多激烈，复习材料和书籍非常稀缺，既没被父母抚养也没上过学的傅苹女士能在1977年考进大学，她真的是一个超人。
5. 所有的中国大学生得上四年大学英语，超人傅苹女士在毕业之后一年到美国的时候只会说三个词：谢谢，你好，帮忙。饶了我吧。
6.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晚些时候才正式开始。那年傅苹女士不过是大三学生。作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居然想起来要把一个因为政府刚刚实施的政策而导致在乡村杀死女婴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听起来不大可能。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强迫堕胎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在文革之后，中国政府也不大因为政治原因逮捕人了，除了一些个例。八十年代早期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做了些更有影响和更不能为政府接受的事情，也不过有些麻烦，并没有被逮捕或者监禁。
八十年代中国仍然很穷。超声波是很少见、很昂贵的医疗仪器。即使在北京或者上海最好的医院里，超声波检查也不是孕妇常做的检查。人们也不知道超声波检查可以鉴别胎儿性别。我不知道傅苹女士如何能在1980至1981年发现农村里存在预知胎儿性别、强迫堕胎女婴的现象的。
而且八十年代初期中美还处于蜜月中。那时候中国可不像今天这么被批评和被妖魔化。中美两国实际上有某种联盟共同对抗苏联。直到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也不大驱逐异见人士。即使要驱逐，两国政府往往先进行紧张的谈判。美国可不接受什么无名之辈，美国只接受著名的异见人士。傅苹女士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也没人听说过她。
她1982年春天从大学毕业，1983年来美（有的报道说1982年）。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她的毕业论文登在媒体上，被国内外所关注（我当时就在中国，我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她被中国政府监禁，被驱逐到美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政府都没这么高效率。中国媒体在八十年代初更无什么自由来报道这种新闻，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整个因为毕业论文被监禁、驱逐到美国的故事与那个时代的一切因素相抵触。
7. 儿童士兵。我不知道傅苹所在的这个“儿童士兵”是什么。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儿童士兵”。文革期间，军队士兵拥有最高的社会等级，收入也相对较高。即使是高中生参军也很难。唯一我所知道的“儿童士兵”是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比如说唱歌，跳舞，演奏乐器或者表演。他们是作为文艺兵参军的，他们在部队文艺部门里学习，被培训。那些孩子被认为极其幸运，人人都羡慕他们。
如果我们能从这本书里学习到任何东西，那就是一个人竟能如此明目张胆地撒谎。也许这是她在美国成功的唯一秘诀。无辜的美国民众被迫通过这些谎言来了解中国、文革和中国人民实在是太糟糕了。
（原载于亚马逊书评，作者lin，观察者网校）
补充说明
1. 我最初的读者评论写于1月22日，在我听了NPR的新闻之后。评论基于她的维基页面、NPR和其他媒体对她书的报道和一些读者在亚马逊上对她书的评价。我上个星期读了她的书，在我写了最初的评论之后。
2. 我附近的图书馆里有这本书。附近一家巴诺（Barnes and Noble）书店把它放在显著的位置（我一毛钱也不会花在她书上），看起来这本书马上就要成为最畅销书的样子。
今天我打电话给巴诺书店建议他们把该书撤出书架。他们不应当把彻头彻底的谎言以27.95美元卖给不明的顾客。我敦促大家都采取同样的行动。
3. 傅苹本人在我的读者评论上留言希望和我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对话。她认为她可以回答大多数我的问题。我对傅苹女士的建议是：她应当对大众回答这些问题，要么在亚马逊的作者领域或通过其他办法。和我私下交流毫无意义。
4. 这本书对我而言读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每页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以下三个大谎，是傅苹的“原创”，仅见于她的书中：
在书的一开始，她声称1966年的一天，红卫兵到她父母上海的家中命令她的兄弟们和他们走。她的兄弟们被“上山下乡”（她的原话）。任何知道那段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把年轻人送去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开始，而不是1966年，是毛在1968年12月份鼓励年轻人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年轻人是因此去农村的，根本不是什么红卫兵把人从家里带出来打发到农村去。
她声称，1982年在宣布“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她学校的官员强迫所有女学生每月上交卫生护垫以检查她们的月经期；当一些女孩把她们朋友用过的卫生护垫充作自己的交出去之后，官员用手指插入“我们的阴道”检查是否有出血。（是的，她用了“我们”一词）。我不禁想，什么人有这么变态的心理来编造这样离谱的谣言。并且她也许忘了1982年的时候市场上可没有卫生护垫卖，城市里的妇女使用卫生纸来对付月经。
她说1982年秋季她在校园里漫步，为毕业做准备（她忘记了77年高考的人应当82年春天就毕业了，78年高考的人才是82年秋季毕业）。一个人偷偷接近她，拿一个黑头套套在她头上，把她带到未知的场所将她逮捕。政府为啥要这么秘密地逮捕她？呃？http://www.guancha.cn/YaMaXun/2013_02_01_1245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