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民国范儿”有感

近日有幸出席一民国史讨论会，是所谓高峰论坛，故与会多高人。会上有高人提问：
有没有“民国范儿”？若有，什么是“民国范儿”？
被指定回答的某海外高人称之为“大哉问”，婉转应以其在美国某名校所授20世纪中国史纲目，侧重历史的延续与转变。其他与会高人纷纷发言，多指出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以为立此说者是对现在的人有些不满，有意无意之间，或不免借钟馗而打鬼。
但所谓“民国范儿”，显然又不是凭空创作。正类古人常说的“三代”——任何人也不能说历史上没有“三代”，然历代凡说“三代”，多出于对现实不满；大体上，有多少种不满，就有多少个“三代”。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世上的路；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民国范儿”大概也如此，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说的人多了，或也便成了“有”，但又是多彩纷呈的“有”——我的一位朋友，已是民国史领军人物，曾被媒体提问，举出四位“民国范儿”的候选人请他回答，包括梁漱溟、周作人和张爱玲。朋友肯定了梁，而不认可周和张。媒体显不赞同，径将问答删去不刊。两造皆视“民国范儿”为实有，且均自有其典范，最能体现那“范儿”的张力。
其实，“民国”就像历史上任何时空单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说“民国范儿”者，本求仁得仁，各据自己的希望而构建、而塑造，原也不必拘泥。
但“民国”与后来确有一大不同，即斯文不曾扫地，故至少相当一些人（菁英和大众都有），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即使迫不得已为之，也不能失格。
菁英之中，陈寅恪即是一典型。1948年底北平易手前，陈先生已准备好南下。但却不愿与国民政府部长同行。当得知可以与胡适同行，欣然曰可，却又说还要午休。来接他的前学生邓广铭，只好独返胡家。然而邓先生甫临胡府，陈寅恪全家即翩然而至。可知这一午休，不过是个象征。炮火纷飞之际，还不忘身段，不能失格，此或亦《礼》所谓“临难毋苟免”乎？
民初世局动荡之时，乡村中不少所谓土财主避居城市，成为类似江南的“不在地主”。北京一些送水扫地的苦力，因而得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些人。最使苦力们吃惊的是，他们自己几乎处于社会最底层，却不时吃细粮，每天以蔬菜下饭。而那些乡下来的老爷，则每日以粗粮就咸菜。从物质层面言，两者的伙食不能同日而语（今人可能觉得粗粮更健康，当年可是以口感为标准，且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但就身份言，人家仍是“老爷”，自己仅为“下人”。苦力们实有些看不起地主，惟在轻视之余，仍承认吃粗粮者的老爷地位，并未因这饮食差距而思出其位。
这或许是另一种“范儿”，且有着更长远的传统——几千年来，耕读之家的伙食居处，大都不能与商人之家比。但若双方联姻，前者永远是俯就，后者必承认高攀。盖“斯文”本隐喻着文化秩序，一向有着“非物质”的传统。在一个真有文化的社会里，尊卑自不必以物质为基础。最典型的是过去的乡村教师，可能读书不甚多，伙食也未必好，在物质层面，从来生活在近于穷酸的地步，但所受尊敬并不因此而稍减。他们被誉为“一方圣人”，常有排解纠纷、处理疑难事务的能力。
昔年那些懂得农民的中共人员，每开发一个新区，理论上都说发动贫下中农，实际却非常承认这些地方圣人的影响力。只要看看早年基层的中共文件，就知道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及其在中共政策中的实际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情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下乡的地方，就有公社干部鼓励完小老师说：好好干，明年提拔你到供销社上班。当年的乡间，一般小学仅及初小，完全小学可是高级学校，而老师已不如供销社售货员。斯文之扫地，可见一斑（但在乡民中，村小老师仍较受尊敬）。
当孟子说人皆无恒产便无恒心、惟读书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时，就确立了“斯文”的一个标准，即可以超越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和约束。崇尚物质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永存的幻想，但坚持这样非物质的文化思考，虽不一定就能解构市道的冲刷，或也可使人不至于失范，不论其是否属于“民国”。
近日有幸出席一民国史讨论会，是所谓高峰论坛，故与会多高人。会上有高人提问：
有没有“民国范儿”？若有，什么是“民国范儿”？
被指定回答的某海外高人称之为“大哉问”，婉转应以其在美国某名校所授20世纪中国史纲目，侧重历史的延续与转变。其他与会高人纷纷发言，多指出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以为立此说者是对现在的人有些不满，有意无意之间，或不免借钟馗而打鬼。
但所谓“民国范儿”，显然又不是凭空创作。正类古人常说的“三代”——任何人也不能说历史上没有“三代”，然历代凡说“三代”，多出于对现实不满；大体上，有多少种不满，就有多少个“三代”。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世上的路；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民国范儿”大概也如此，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说的人多了，或也便成了“有”，但又是多彩纷呈的“有”——我的一位朋友，已是民国史领军人物，曾被媒体提问，举出四位“民国范儿”的候选人请他回答，包括梁漱溟、周作人和张爱玲。朋友肯定了梁，而不认可周和张。媒体显不赞同，径将问答删去不刊。两造皆视“民国范儿”为实有，且均自有其典范，最能体现那“范儿”的张力。
其实，“民国”就像历史上任何时空单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说“民国范儿”者，本求仁得仁，各据自己的希望而构建、而塑造，原也不必拘泥。
但“民国”与后来确有一大不同，即斯文不曾扫地，故至少相当一些人（菁英和大众都有），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即使迫不得已为之，也不能失格。
菁英之中，陈寅恪即是一典型。1948年底北平易手前，陈先生已准备好南下。但却不愿与国民政府部长同行。当得知可以与胡适同行，欣然曰可，却又说还要午休。来接他的前学生邓广铭，只好独返胡家。然而邓先生甫临胡府，陈寅恪全家即翩然而至。可知这一午休，不过是个象征。炮火纷飞之际，还不忘身段，不能失格，此或亦《礼》所谓“临难毋苟免”乎？
民初世局动荡之时，乡村中不少所谓土财主避居城市，成为类似江南的“不在地主”。北京一些送水扫地的苦力，因而得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些人。最使苦力们吃惊的是，他们自己几乎处于社会最底层，却不时吃细粮，每天以蔬菜下饭。而那些乡下来的老爷，则每日以粗粮就咸菜。从物质层面言，两者的伙食不能同日而语（今人可能觉得粗粮更健康，当年可是以口感为标准，且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但就身份言，人家仍是“老爷”，自己仅为“下人”。苦力们实有些看不起地主，惟在轻视之余，仍承认吃粗粮者的老爷地位，并未因这饮食差距而思出其位。
这或许是另一种“范儿”，且有着更长远的传统——几千年来，耕读之家的伙食居处，大都不能与商人之家比。但若双方联姻，前者永远是俯就，后者必承认高攀。盖“斯文”本隐喻着文化秩序，一向有着“非物质”的传统。在一个真有文化的社会里，尊卑自不必以物质为基础。最典型的是过去的乡村教师，可能读书不甚多，伙食也未必好，在物质层面，从来生活在近于穷酸的地步，但所受尊敬并不因此而稍减。他们被誉为“一方圣人”，常有排解纠纷、处理疑难事务的能力。
昔年那些懂得农民的中共人员，每开发一个新区，理论上都说发动贫下中农，实际却非常承认这些地方圣人的影响力。只要看看早年基层的中共文件，就知道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及其在中共政策中的实际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情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下乡的地方，就有公社干部鼓励完小老师说：好好干，明年提拔你到供销社上班。当年的乡间，一般小学仅及初小，完全小学可是高级学校，而老师已不如供销社售货员。斯文之扫地，可见一斑（但在乡民中，村小老师仍较受尊敬）。
当孟子说人皆无恒产便无恒心、惟读书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时，就确立了“斯文”的一个标准，即可以超越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和约束。崇尚物质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永存的幻想，但坚持这样非物质的文化思考，虽不一定就能解构市道的冲刷，或也可使人不至于失范，不论其是否属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