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海权与国家力量》（近代卷）最后两章全文（发布完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48:46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海权与国家力量》（近代卷）面世后，尽管其中有不少错漏，但还是在很多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最近的帖子的讨论中，我发现可能有的朋友并没有阅读该文，因此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建议先了解个大概再下结论。由于该书的定价是25元，且印量也不够大（我和蒋老师沟通得知编辑部的存货也快告罄了），考虑到扫描成pdf文件费时费力。因此决定将最后2章的全文发上来。这和增刊版相比，由于编辑排版原因，有一些区别。供大家参考。
作为一家之言，还是那句话，抛砖是为了引玉。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当然如果是抱着后发国家永远不可能进化，先发国家永远不可能失败，那么也就不必看本文了。
对于一些还在承销本增刊的朋友来说，该增刊最后两章的内容和全文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图片也省略了。相信不会对大家的销售造成大的影响。如有不便，尚请海涵。
下面的文字尚非精校，错漏难免哈！
还要说明的是本人和英德两国人士既无深交嫌隙也不沾亲带故，此文既不要对号入座，也请不要过度解读。
提比茨也好，威廉二世也好，丘吉尔也好，贝蒂和费希尔也好，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他们都不算完人，因此都可批评检讨。重要的不是给棺材盖上盖子，重要的是借古至今，不要再犯不必要的错误。这就是贴出着两章的初衷希望。其实德国的海权于我何加焉？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架空讨论用的，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认知的角度。
粘贴文字在原书中的目录：
第十四章 海权是什么——对海权诸要素的辨析
（一）马汉是不够的
（二）另一种海权选择
（三）四次革命
（四）要素的真相
（五）舰队与技术
第十五章 失败者的教训——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拾遗
（一）海军国务秘书的不幸
（二）当怯战成为传统
（三）在幻梦中迷失
（四）远虑近忧
（五）机会主义者的失败
第十四章 海权是什么——对海权诸要素的辨析
“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只要运用得得心应手，便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尽管曾经担任雅典舰队指挥官和十将军之一的休昔底德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发明了“海权”这个词，不过在接下来的2300多年间，那些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思想家们却对此熟视无睹。以至于当马汉宣称是他发明了这个影响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的概念时，同时代的饱学之士和战略大家们对此毫无异议。
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们为马汉欢呼，因为马汉的著作为他们和国会的斗争中，找到了将舰队作为帝国支柱的铁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帝国海军国务秘书提比茨为马汉欢呼，因为他们相信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盏将德意志带入世界帝国的明灯。而在日本，这个为《海权论》翻译了最多种译文版本的新兴帝国，在凭借新式海军歼灭了北洋水师和俄国舰队后，也为马汉提供了众多的拥趸。有趣的是，在一些国家，也有一些人引据马汉的海权论振振有词地论证自己的祖国或者其它某个国家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掌握海权的国家。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海权与国家力量》（近代卷）面世后，尽管其中有不少错漏，但还是在很多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最近的帖子的讨论中，我发现可能有的朋友并没有阅读该文，因此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建议先了解个大概再下结论。由于该书的定价是25元，且印量也不够大（我和蒋老师沟通得知编辑部的存货也快告罄了），考虑到扫描成pdf文件费时费力。因此决定将最后2章的全文发上来。这和增刊版相比，由于编辑排版原因，有一些区别。供大家参考。
作为一家之言，还是那句话，抛砖是为了引玉。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当然如果是抱着后发国家永远不可能进化，先发国家永远不可能失败，那么也就不必看本文了。
对于一些还在承销本增刊的朋友来说，该增刊最后两章的内容和全文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图片也省略了。相信不会对大家的销售造成大的影响。如有不便，尚请海涵。
下面的文字尚非精校，错漏难免哈！
还要说明的是本人和英德两国人士既无深交嫌隙也不沾亲带故，此文既不要对号入座，也请不要过度解读。
提比茨也好，威廉二世也好，丘吉尔也好，贝蒂和费希尔也好，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他们都不算完人，因此都可批评检讨。重要的不是给棺材盖上盖子，重要的是借古至今，不要再犯不必要的错误。这就是贴出着两章的初衷希望。其实德国的海权于我何加焉？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架空讨论用的，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认知的角度。
粘贴文字在原书中的目录：
第十四章 海权是什么——对海权诸要素的辨析
（一）马汉是不够的
（二）另一种海权选择
（三）四次革命
（四）要素的真相
（五）舰队与技术
第十五章 失败者的教训——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拾遗
（一）海军国务秘书的不幸
（二）当怯战成为传统
（三）在幻梦中迷失
（四）远虑近忧
（五）机会主义者的失败
第十四章 海权是什么——对海权诸要素的辨析
“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只要运用得得心应手，便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尽管曾经担任雅典舰队指挥官和十将军之一的休昔底德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发明了“海权”这个词，不过在接下来的2300多年间，那些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思想家们却对此熟视无睹。以至于当马汉宣称是他发明了这个影响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的概念时，同时代的饱学之士和战略大家们对此毫无异议。
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们为马汉欢呼，因为马汉的著作为他们和国会的斗争中，找到了将舰队作为帝国支柱的铁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帝国海军国务秘书提比茨为马汉欢呼，因为他们相信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盏将德意志带入世界帝国的明灯。而在日本，这个为《海权论》翻译了最多种译文版本的新兴帝国，在凭借新式海军歼灭了北洋水师和俄国舰队后，也为马汉提供了众多的拥趸。有趣的是，在一些国家，也有一些人引据马汉的海权论振振有词地论证自己的祖国或者其它某个国家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掌握海权的国家。
相形之下，在马汉的祖国，“手握大棒，说话和气”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同时代的众多海权主义者当中，可能是最不显眼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然而当老罗斯福在2006年7月3日以“缔造美国”为由登上《时代》周刊时，人们不难发现他或许才是海权论最伟大的实践者：
作为历史学家，他23岁时出版的《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是美国海军学院的必修教材；
作为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代替长期称病的部长约翰.隆主导了美国海军的舰队现代化计划并在美西战争前夜越权直接向加勒比海和香港海域的美国舰队发出了战备命令；
作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他不但急剧扩充了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而且不顾国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命令美国海军两洋舰队的16艘战列舰进行了环球表威，这支“大白舰队”使人们意识到在欧洲水域之外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海军国家；
作为升级版的门罗主义者，他在委内瑞拉拒绝偿债的国际危机中，派遣军舰进入委内瑞拉海域巡逻以“罗斯福推论”强硬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事务；
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并一手促成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的独立和美国在运河区的国中之国地位；
作为“日不落帝国”全球海权的掘墓人，他任总统仅两个月后就迫使实力不济的英国签订第二个《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中美洲的特殊地位；
作为一个自称说话和气却又时刻挥舞大棒的大国领袖，他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美国海军的恩主，这个原本没有多少海军传统的国家以他的名字先后命名了乔治.华盛顿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三号艇SSBN-600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四号舰CVN-71。在老罗斯福的时代，在海军列强中敬陪末座的美国稳步迈向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此后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后，当他同样当上了美国总统的远房侄子小罗斯福去世时，世界秩序的重心已由欧洲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彼岸。
作为历史学家，他23岁时出版的《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是美国海军学院的必修教材；
作为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代替长期称病的部长约翰.隆主导了美国海军的舰队现代化计划并在美西战争前夜越权直接向加勒比海和香港海域的美国舰队发出了战备命令；
作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他不但急剧扩充了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而且不顾国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命令美国海军两洋舰队的16艘战列舰进行了环球表威，这支“大白舰队”使人们意识到在欧洲水域之外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海军国家；
作为升级版的门罗主义者，他在委内瑞拉拒绝偿债的国际危机中，派遣军舰进入委内瑞拉海域巡逻以“罗斯福推论”强硬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事务；
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并一手促成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的独立和美国在运河区的国中之国地位；
作为“日不落帝国”全球海权的掘墓人，他任总统仅两个月后就迫使实力不济的英国签订第二个《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中美洲的特殊地位；
作为一个自称说话和气却又时刻挥舞大棒的大国领袖，他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美国海军的恩主，这个原本没有多少海军传统的国家以他的名字先后命名了乔治.华盛顿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三号艇SSBN-600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四号舰CVN-71。在老罗斯福的时代，在海军列强中敬陪末座的美国稳步迈向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此后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后，当他同样当上了美国总统的远房侄子小罗斯福去世时，世界秩序的重心已由欧洲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彼岸。
目下，尽管正在经历着次贷危机打击的美国，已不得不开始削减其舰队规模，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国家依然拥有着全球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它的海洋战斗力超过了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即使是与华盛顿相隔万里的国家和从未见过大海的部落，往往也不得不将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其国际交往中一个不得不顾及的因素。无疑，至少在最近的20年间，美国的海军仍然是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支柱和不断空心化的美国经济与美元本位的基本保证。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国家如美国，因为实践了马汉的海权论而成为了世界霸主；有的国家如大英帝国，因为力图阻止别人实践海权论而跌落下了王座；更有国家如德意志帝国，据说是因为其统治者迷恋海权论而国破家败。同一个理论，在美英那里就是正当的，在其他任何一个后来的挑战者那里就成了亡国的邪说。那么海权究竟是什么？掌握海权的条件又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拥有海权？特别是在当代，马汉的海权论对另一个正在快速回归世界强国之林的东亚大国，又该作何理解呢？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国家如美国，因为实践了马汉的海权论而成为了世界霸主；有的国家如大英帝国，因为力图阻止别人实践海权论而跌落下了王座；更有国家如德意志帝国，据说是因为其统治者迷恋海权论而国破家败。同一个理论，在美英那里就是正当的，在其他任何一个后来的挑战者那里就成了亡国的邪说。那么海权究竟是什么？掌握海权的条件又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拥有海权？特别是在当代，马汉的海权论对另一个正在快速回归世界强国之林的东亚大国，又该作何理解呢？
（一）马汉是不够的
1993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曾举行过一次有趣的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马汉是不够的”（Mahan is not enough）。尽管美国海军将马汉视为先知，但是马汉的思想也并非是海权的全部，其海权论更非是海权思想的的终点。
在马汉用“海权”一词将以海洋为舞台的国家间较量符号化后的百多年间，针对海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海权究竟是什么？二是构成海权的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到底是什么？三是如何获得并利用海权。对这三个问题，不同时代和国家的人们，给出的是迥然不同的答案。
马汉之后的战略家们往往从控制的角度去理解海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强调三个隐含的前提：海权是一种霸权，因而是在斗争中取得的，并表现为排他性的和独享性的，这意味着任何企图获得海权的国家都是原先拥有海权的国家无可置疑的敌人；海权是一种交通权，是针对水道和交通的，因而为了保持对这种交通的控制，需要对任何对手或潜在挑战者采取毁灭或压制性措施；海权在战争中表现为制海权，因此在战争中表现为己方摧毁对方寻求制海权企图的能力，只要能确保取得制海权，不能排除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可能。
1993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曾举行过一次有趣的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马汉是不够的”（Mahan is not enough）。尽管美国海军将马汉视为先知，但是马汉的思想也并非是海权的全部，其海权论更非是海权思想的的终点。
在马汉用“海权”一词将以海洋为舞台的国家间较量符号化后的百多年间，针对海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海权究竟是什么？二是构成海权的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到底是什么？三是如何获得并利用海权。对这三个问题，不同时代和国家的人们，给出的是迥然不同的答案。
马汉之后的战略家们往往从控制的角度去理解海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强调三个隐含的前提：海权是一种霸权，因而是在斗争中取得的，并表现为排他性的和独享性的，这意味着任何企图获得海权的国家都是原先拥有海权的国家无可置疑的敌人；海权是一种交通权，是针对水道和交通的，因而为了保持对这种交通的控制，需要对任何对手或潜在挑战者采取毁灭或压制性措施；海权在战争中表现为制海权，因此在战争中表现为己方摧毁对方寻求制海权企图的能力，只要能确保取得制海权，不能排除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可能。
在不考虑索马里海盗之类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海权总是和具体的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海权也是构建在国家经济、政治形态之上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海权可能会因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不同，表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工业革命开启后，海权总是和特定国家的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又使得海权的争夺趋于白热化，结果海权被当作是新、老帝国主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焦点，马汉本人也由于将帝国间对海权的争夺从“自发”推向“自觉”，而被英国历史学家韦伯斯特认作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马汉的海权论之所以在英国广受推崇，实际上主要是由于他的著作满足了皇家海军对作为世界工厂的英伦列岛独特贡献的角色认同。也就是说，马汉从历史和经济的层面论证了皇家海军对于大英帝国的存在合理性。他使得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也就是海权的获得是英帝国形成之因和存在的前提，而作为海权物质基础的工业革命相形之下倒显得无关痛痒了。这个看法被进一步引申为了一个没有舰队就没有海权，没有海权就没有帝国，因此没有舰队就没有帝国的三段论。
马汉的海权论之所以在英国广受推崇，实际上主要是由于他的著作满足了皇家海军对作为世界工厂的英伦列岛独特贡献的角色认同。也就是说，马汉从历史和经济的层面论证了皇家海军对于大英帝国的存在合理性。他使得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也就是海权的获得是英帝国形成之因和存在的前提，而作为海权物质基础的工业革命相形之下倒显得无关痛痒了。这个看法被进一步引申为了一个没有舰队就没有海权，没有海权就没有帝国，因此没有舰队就没有帝国的三段论。
约翰.柯隆布早就指出；“不列颠的防卫纯粹依赖海军。海洋是它的领土，海上交通线相当于其国内道路，帝国的海岸为其边界。……假使握有海权，则无海岸设防的必要，反之若丧失海军优势，则一切要塞都不能抵抗敌方的攻击。所以，海军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经获得，则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马汉看来，英国的海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在经济方面对海洋的使用，包括商业生产、船舶海运和殖民地提供的市场和基地；二是在政治、国防和外交层面上的海洋控制，包括强大海军、攻势作为、海外扩张和制海权。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海权有没有“权力的边界”？或者说，海权所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还是相对控制？驱动海权争夺的利益驱使是理论上的最大化还是策略上的最大化？在大英帝国纵横四海的年代，皇家海军以能够航行的地方就有皇家海军的战舰而自豪。这意味着英国追求的是无边界的、无节制的海权，这种海权的本质是扩张和排他；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尊重。
在马汉看来，英国的海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在经济方面对海洋的使用，包括商业生产、船舶海运和殖民地提供的市场和基地；二是在政治、国防和外交层面上的海洋控制，包括强大海军、攻势作为、海外扩张和制海权。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海权有没有“权力的边界”？或者说，海权所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还是相对控制？驱动海权争夺的利益驱使是理论上的最大化还是策略上的最大化？在大英帝国纵横四海的年代，皇家海军以能够航行的地方就有皇家海军的战舰而自豪。这意味着英国追求的是无边界的、无节制的海权，这种海权的本质是扩张和排他；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尊重。
在无敌舰队覆灭后的300年间，凭借遥遥领先的劳动生产率和坚船利炮，英国式海权强调的是极端利己性，这引发出了两个后果，一是和其他海洋国家冲突的必然性；二是与任何可能挑战英国海权的国家的矛盾不可调和性。早在护国主克伦威尔时期，英国为了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从海运中排挤出去以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就制定了排他性的《航海条例》并使之在公海上强行执行，为此不惜以三次英荷战争毁灭荷兰的舰队主力，以迫使荷兰和其他竞争对手就范。
英国为了保证商业利润的独享性，必须不断以暴力形式提醒其他国家承认自己的霸权地位。以法国为例，当开创了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的宠臣萨利公爵的坐船一驶进英吉利海峡，一艘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英国皇家海军通报舰立即要求法舰降下国旗向英国皇家海军致敬。当萨利公爵拒绝后，英舰立即发炮轰击法舰，最后迫使法舰降旗。英国舰长对此的解释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
英国为了保证商业利润的独享性，必须不断以暴力形式提醒其他国家承认自己的霸权地位。以法国为例，当开创了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的宠臣萨利公爵的坐船一驶进英吉利海峡，一艘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英国皇家海军通报舰立即要求法舰降下国旗向英国皇家海军致敬。当萨利公爵拒绝后，英舰立即发炮轰击法舰，最后迫使法舰降旗。英国舰长对此的解释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
另一次著名的例子则是1806年的“切萨皮克”号事件，1806年6月22日，美国海军的36门炮快速帆船“切萨皮克”号，启航前往地中海接替“宪法”号担任美国海军地中海分舰队旗舰。英国皇家海军宣称该船上的3名船员是英国军舰上的逃亡者，要求美国海军将其送还。但是美国方面宣称这3人都是美国公民，其“逃亡行为”是由于被英国人强征入伍所造成的，因此拒不归还。英国皇家海军北美分舰队司令伯克利中将遂宣布以武力拦截“切萨皮克”号。英国皇家海军50门炮巡洋舰“美洲狮”号要求“‘切萨皮克’舰全体舰员列队在甲板上，接受检查”。遭到拒绝后，英国军舰向毫无准备的美国军舰发起了猛烈炮击，打死美国军舰上3人，打伤15人，摧毁了桅杆和风帆。“切萨皮克”号被迫投降，英国人登舰搜捕并带走了3名“逃兵”和1名具有“逃兵嫌疑”的美国人。
从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到在布尔战争中扣押德国“赫尔佐格”号等三艘邮轮和商船；从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挑起的“紫石英”号事件，到蓄意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这类以“强权就是公理”为立足点，粗暴践踏别国主权，肆意侮辱别国尊严，蛮横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件，在皇家海军和英国外交史中不胜枚举，周期性地上演。其原因并不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什么威胁或者能够直接获得什么利益，而是为了迫使别人承认大英帝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
英国人很清楚，英国暴力机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海上，这就决定了是皇家海军，而不是无法在和平时期在另一个主权国家国土上自由行动的英国陆军，才是体现和维护英国霸权的基本工具。尽管从来就不乏站在英国立场上用所谓的“法理”来论证英国霸权合理性的辩护士，但是即使他们之中的最雄辩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英国式合理性”的基础是皇家海军的暴力，而不是什么普适性的价值观。
英国对这种海权独享性的追求，实际上意味着英国式海权，追求的是无限的、全能的目标，而不是有限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种海上霸权，皇家海军一方面要求帝国尽自己最大的财政努力以武装皇家海军，来维持对任何潜在对手的绝对压倒优势，1889年通过的旨在确立两强标准的《海军法案》以及此后酝酿的“三强标准”就是这种需求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英国自然而然地将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强大海军的企图看作是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进而是对英国海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不惜以任何强硬手段迫使对方就范。这意味着，在高举“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大旗的英国式海权观中，其他国家的主权只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其界限是不妨碍英国对其的“合理侵害”。这意味着将海权绝对化的英国，在19世纪末以前基本不承认其他国家有追求英国式海权的自由权利。
英国人很清楚，英国暴力机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海上，这就决定了是皇家海军，而不是无法在和平时期在另一个主权国家国土上自由行动的英国陆军，才是体现和维护英国霸权的基本工具。尽管从来就不乏站在英国立场上用所谓的“法理”来论证英国霸权合理性的辩护士，但是即使他们之中的最雄辩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英国式合理性”的基础是皇家海军的暴力，而不是什么普适性的价值观。
英国对这种海权独享性的追求，实际上意味着英国式海权，追求的是无限的、全能的目标，而不是有限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种海上霸权，皇家海军一方面要求帝国尽自己最大的财政努力以武装皇家海军，来维持对任何潜在对手的绝对压倒优势，1889年通过的旨在确立两强标准的《海军法案》以及此后酝酿的“三强标准”就是这种需求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英国自然而然地将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强大海军的企图看作是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进而是对英国海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不惜以任何强硬手段迫使对方就范。这意味着，在高举“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大旗的英国式海权观中，其他国家的主权只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其界限是不妨碍英国对其的“合理侵害”。这意味着将海权绝对化的英国，在19世纪末以前基本不承认其他国家有追求英国式海权的自由权利。
那么这种带来垄断暴利的海权又是如何获得呢？在马汉看来，海权不是随着国家的诞生和经济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海权是通过国家的海洋政策和海上斗争与战争获得的。这意味着对一个拥有海权的国家而言，海权是其国家意志的组成部分。如果这种海权以海洋控制为重点，那么主张拥有海权的国家也就必然会强调四个关键性因素：强大海军、攻势作为、海外扩张、制海权。其中强大海军是物质基础，海外扩张是目的，攻势作为是政策取向，而制海权是手段。由于制海权是通过决战或压制对手获得的，是排他性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主张建立自己海权的国家都是对现存的海权拥有者的直接威胁。要想去除这种威胁，以国家前途为赌注，以国力为筹码的竞赛，乃至战争，就是不可少的，因此这种海权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就是天然破坏性的；即使是对自身而言，在成本上也是难以长期承受的。实践这种霸权主义的海权观，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帝国财政破产的必然性，也就在经济上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显然，英国式海权是不容分享的，但是这种海权并不是海权的唯一形式。马汉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地球上会出现一种与帝国主义并存的，却不以追求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国家和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国家。马汉尽管曾经对中国问题倾注了巨大精力，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缺乏深刻认识的他，显然也无法理解可能会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出现一种特殊的海权存在形式。
显然，英国式海权是不容分享的，但是这种海权并不是海权的唯一形式。马汉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地球上会出现一种与帝国主义并存的，却不以追求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国家和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国家。马汉尽管曾经对中国问题倾注了巨大精力，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缺乏深刻认识的他，显然也无法理解可能会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出现一种特殊的海权存在形式。
（二）另一种海权选择
这种正在东亚崛起的新型海权的缘起不是商业利益，而首先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以实现本民族的解放；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和类似境遇的民族国家摆脱被奴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遇，至少保持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说，这种新型海权追求的首先是平等发展的权利，而不是排他性的垄断权利或者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特权。
这种正在东亚崛起的新型海权的缘起不是商业利益，而首先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以实现本民族的解放；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和类似境遇的民族国家摆脱被奴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遇，至少保持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说，这种新型海权追求的首先是平等发展的权利，而不是排他性的垄断权利或者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特权。
由此出发，这种新型海权强调的是对国家合理权利的尊重，而不是对弱小伙伴的歧视，也不刻意追求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因而是防御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其在海洋控制和海洋使用上与马汉的英国式海权巨大差异。在海洋使用方面，新型海权强调的是保障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权利和安全，其特征是平等与非歧视。获取“剪刀差”绝非是这种海权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在海洋使用方面，新型海权主张的是建设性的合作与共享。
在海洋控制方面，尽管新型海权同样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同样相信马汉所说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没有和平与发展的空间”；但是其最终建立远洋海军的目的与马汉截然不同，后者坚信“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其立足点是维护自身的经贸、外交、国防等合法权利与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与歧视，而不是要求海外扩张。这决定了其寻求制海权的目的是“自保或公益性的”；其形式是“不受侵害”，而不是“毁灭性的排他”；除非其对手准备或正在对其采取“毁灭性的排他”行动。因此这种建立在权利平等、相互尊重国家政策基础上的新型海权，主张的是对合法权利的“不妨碍”。
新型海权尽管不回避战争，但是其进入战争状态的目的，既不是像利德尔.哈特等人所想的那样“为了寻求比战前更好的和平”，也不是仅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与筹划，更不是以损人利己、与人为壑为指导思想，追求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或支配地位；而是在战争或暴力威胁下无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最后选择。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前提下，价值观与文化的差异和商业利益，并不成为新型海权发动或参与战争的理由。
在海洋控制方面，尽管新型海权同样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同样相信马汉所说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没有和平与发展的空间”；但是其最终建立远洋海军的目的与马汉截然不同，后者坚信“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其立足点是维护自身的经贸、外交、国防等合法权利与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与歧视，而不是要求海外扩张。这决定了其寻求制海权的目的是“自保或公益性的”；其形式是“不受侵害”，而不是“毁灭性的排他”；除非其对手准备或正在对其采取“毁灭性的排他”行动。因此这种建立在权利平等、相互尊重国家政策基础上的新型海权，主张的是对合法权利的“不妨碍”。
新型海权尽管不回避战争，但是其进入战争状态的目的，既不是像利德尔.哈特等人所想的那样“为了寻求比战前更好的和平”，也不是仅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与筹划，更不是以损人利己、与人为壑为指导思想，追求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或支配地位；而是在战争或暴力威胁下无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最后选择。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前提下，价值观与文化的差异和商业利益，并不成为新型海权发动或参与战争的理由。
于是乎，这种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治绝对领导下的新型海权追求的必定是有限目标，其本身服从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成本可承受为限度，并以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为行为准则。如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政策是指导的智慧，而战争则仅为工具，……所以必须把军事观点放在政治观点之下，而无其他选择。
从现实的政策出发，由于新型海权并非是以无限的绝对利益最大化或海权与海军的自身利益为目的，因此其一方面在贯彻国家战略的前提下，以可承受为原则，本身既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回避对其他战略对手的优势或军备竞赛，这就决定了其政策的内在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而在海洋的控制与使用方面，新型海权也完全承认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与共享的可能与必要。当然，如果这种新型海权的确立进程中，遭遇外部的严重挑战或战争威胁，那么其也必然需要为最终解决问题的政治决策提供各种必要的手段准备。
从现实的政策出发，由于新型海权并非是以无限的绝对利益最大化或海权与海军的自身利益为目的，因此其一方面在贯彻国家战略的前提下，以可承受为原则，本身既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回避对其他战略对手的优势或军备竞赛，这就决定了其政策的内在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而在海洋的控制与使用方面，新型海权也完全承认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与共享的可能与必要。当然，如果这种新型海权的确立进程中，遭遇外部的严重挑战或战争威胁，那么其也必然需要为最终解决问题的政治决策提供各种必要的手段准备。
尽管未来的世界仍然会有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英国式海权存在，但是其强弱变化的背后，追求垄断和霸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会改变。英国式海权是一种深陷“休昔底德陷阱”的海权观，奉行的信条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本质上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危险和威胁。”假使英国式海权的“攻势作为”有所收敛，其“海外扩张”有所减缓，“强大海军”有所削弱，那也不是“立地成佛的不为”而是“力有不逮的不能”。深谙马基雅维里政治伦理观的马汉对此说得很明白：“任何国家都应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没有哪个国家会给道德留下生存空间。”这意味着在马汉所推崇的英国式的海权观中，“国家核心利益”是否道德无关紧要，维护这种是非不分的“国家核心利益”所采取的手段是否道德，是奥斯威辛式的毒气室焚尸炉还是“误炸”、“误击”、“误撞”，也无所谓。由此出发，在这类人眼中，无论是以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邓尼茨为代表的德国纳粹，还是以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战犯，都不应该受到道德指责。
新型海权意味着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与海洋相关的正当利益的维护，并将对这种正当利益的妨碍和侵害降至可能的最低限度的能力。这种强调正当利益而不是“最大利益”的新型海权观与英国式海权观相比，一个是建设性的，一个是破坏性的；一个主张合作，一个强调进攻；一个欢迎共享，一个追求排他；一个传播友谊敦睦和谐，一个挥舞大棒威胁恐吓。这种由意识形态和民族心理在深层决定的区别，是新型海权与那种无可不为、无所不用其极的英国式海权的根本区别，也是两种海权长期“互动”的基础。
新型海权意味着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与海洋相关的正当利益的维护，并将对这种正当利益的妨碍和侵害降至可能的最低限度的能力。这种强调正当利益而不是“最大利益”的新型海权观与英国式海权观相比，一个是建设性的，一个是破坏性的；一个主张合作，一个强调进攻；一个欢迎共享，一个追求排他；一个传播友谊敦睦和谐，一个挥舞大棒威胁恐吓。这种由意识形态和民族心理在深层决定的区别，是新型海权与那种无可不为、无所不用其极的英国式海权的根本区别，也是两种海权长期“互动”的基础。
（三）四次革命
以无敌舰队的毁灭为起点，在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中确立的英国式海权是排他的，这就必然要求限制竞争对手的出现。其方式不过有四：一是武力摧毁之，二是竞赛拖垮之；三是规则同化之；四是思想驯服之。马汉的海权论的出现，在最近一个世纪中，为第四种选择提供了理论的准备与舆论的可能。由于马汉的贡献，世界的主要强国被划分为了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两大类，这二者相互对立，更不可能相互转化或者兼而得之。
为了证明英国式海权的合理性，马汉在他的著作中以英国为范例抽象出了海权的六个影响要素：地理，自然形态，领土，人口，民族性，政府。这些要素与其说是具有普适性的海权要素，不如说是马汉为英国式海权量身定做的合理性外衣。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影响海权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是为了证明英国式海权之所以归于英国，并将会在未来归于美国，是具有先验性的“上帝的安排”，是天命所归，也是不容其他国家觊觎的。
尽管像格罗夫那样的战略研究者也曾经在《海权的未来》中提出过六个要素：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政治文化，地理位置，海洋依赖程度，政府政策与认知。但是马汉还是成功地将他的六要素变成了许多非英语人士头脑中的思维定势：这六个像门槛一样的因素，其作用主要是论证英国式海权的天然不可挑战性和大陆国家建立海权的不可能性，借以从观念的层面阉割潜在的对手，使其自觉地安居于海洋秩序中的卑下之位。至于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是不是充要条件，是否还有更关键的因素，则常被忽略。
以无敌舰队的毁灭为起点，在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中确立的英国式海权是排他的，这就必然要求限制竞争对手的出现。其方式不过有四：一是武力摧毁之，二是竞赛拖垮之；三是规则同化之；四是思想驯服之。马汉的海权论的出现，在最近一个世纪中，为第四种选择提供了理论的准备与舆论的可能。由于马汉的贡献，世界的主要强国被划分为了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两大类，这二者相互对立，更不可能相互转化或者兼而得之。
为了证明英国式海权的合理性，马汉在他的著作中以英国为范例抽象出了海权的六个影响要素：地理，自然形态，领土，人口，民族性，政府。这些要素与其说是具有普适性的海权要素，不如说是马汉为英国式海权量身定做的合理性外衣。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影响海权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是为了证明英国式海权之所以归于英国，并将会在未来归于美国，是具有先验性的“上帝的安排”，是天命所归，也是不容其他国家觊觎的。
尽管像格罗夫那样的战略研究者也曾经在《海权的未来》中提出过六个要素：经济实力，技术能力，社会政治文化，地理位置，海洋依赖程度，政府政策与认知。但是马汉还是成功地将他的六要素变成了许多非英语人士头脑中的思维定势：这六个像门槛一样的因素，其作用主要是论证英国式海权的天然不可挑战性和大陆国家建立海权的不可能性，借以从观念的层面阉割潜在的对手，使其自觉地安居于海洋秩序中的卑下之位。至于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是不是充要条件，是否还有更关键的因素，则常被忽略。
尽管马汉看到了“钱是战争的血液”，但马汉对影响海权因素的归纳中最关键的缺失还是忽视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一方面，海权是需要国家提供经济支撑的和物质准备的。海权的物质表现集体中体现为舰队，而无论在工业革命的早期，还是在现代，没有足够的金钱和工业基础是不可能支撑强大的海军发展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的战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本……大工业最高发展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只的垄断权……以近代战舰为依据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刚刚相反，是取决于经济力量……”。
在罗马共和国战胜迦太基的战争中，罗马强悍的造船能力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对于现代海权而言，正是工业革命使得由现代化的大型战舰为主体的均衡舰队，成为了少数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强国的专利；而那些不具备完整工业的国家，在引进先进战舰或装备时，往往不仅要支付高昂的代价还必须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上作出有利于装备输出国的安排，甚至不得不参加其武装集团、或在其发动的战争中不同程度地扮演盟友的角色。
在罗马共和国战胜迦太基的战争中，罗马强悍的造船能力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对于现代海权而言，正是工业革命使得由现代化的大型战舰为主体的均衡舰队，成为了少数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强国的专利；而那些不具备完整工业的国家，在引进先进战舰或装备时，往往不仅要支付高昂的代价还必须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上作出有利于装备输出国的安排，甚至不得不参加其武装集团、或在其发动的战争中不同程度地扮演盟友的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海权的较量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则是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一个国家在海洋上威力的关键因素，是其他国家所掌握的海洋威力。这就使得综合国力的较量成为了影响海权的基本方面。
从工业革命发端以来，地球上出现过四次关键性的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在十六世纪末，英格兰的百万级人口开始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业资本为先导的工业革命相结合，其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坚持“光荣孤立”的大英帝国击败了新旧大陆上的所有古老帝国和地区强权，纵横四海的皇家海军强大的活力和泼辣的战斗传统，使得传统国家的暴力工具黯然失色，世界化的进程由此加速。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古老帝国对英国挑战，在三个世纪中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从工业革命发端以来，地球上出现过四次关键性的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在十六世纪末，英格兰的百万级人口开始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业资本为先导的工业革命相结合，其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坚持“光荣孤立”的大英帝国击败了新旧大陆上的所有古老帝国和地区强权，纵横四海的皇家海军强大的活力和泼辣的战斗传统，使得传统国家的暴力工具黯然失色，世界化的进程由此加速。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古老帝国对英国挑战，在三个世纪中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变革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开始蔓延，以普法战争为标志，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千万级人口与工业革命的结合相继完成；而在亚洲东部，日本列岛上的三千万人口自明治维新后也开始了与工业革命的快速结合，其结果是也已经进化为千万级人口的大英帝国的优势逐渐变弱。当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经济总量和主要工业品产量上取代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后，英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维持在欧洲和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了。随着德国国力的快速增长，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海洋性的民族迅速建立了一支足以挑战英国的大舰队，其结果是迫使英国为保存舰队实力而被迫放弃以前惯用的近岸封锁和主动打击，不得已转而采用漏洞百出的远程封锁手段，以遏制战略保存实力，从而尽量在不损失舰队主力的情况下，以“寂静的方式”赢得战争。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在把德国公海舰队变成“北海鸭”的同时，也将自己从决战舰队降格为了存在舰队。
深感国力不足的英国为了遏制德国的挑战，不得不放弃“光荣的孤立”亲自下场组织集团对抗，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同盟对抗和集体安全机制，即希望以法、俄之力制衡同盟国家集团，甚至在大战中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的帮助。这些都意味着千万级人口的工业革命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对抗，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使传统的海权强国英国，能够轻松应对了——这个国家在大战中曾经几次面临崩溃，虽然最终脱险，但是却不能再用全身而退、化险为夷来形容。而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尽管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受到了严厉惩罚，但是这个千万级人口的工业国家仍然在短时间内重新回到强国行列，并再次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力量，英国不得不允许德国正大光明地重建一支在下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毁灭了英国的海上力量。
深感国力不足的英国为了遏制德国的挑战，不得不放弃“光荣的孤立”亲自下场组织集团对抗，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同盟对抗和集体安全机制，即希望以法、俄之力制衡同盟国家集团，甚至在大战中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的帮助。这些都意味着千万级人口的工业革命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对抗，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使传统的海权强国英国，能够轻松应对了——这个国家在大战中曾经几次面临崩溃，虽然最终脱险，但是却不能再用全身而退、化险为夷来形容。而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尽管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受到了严厉惩罚，但是这个千万级人口的工业国家仍然在短时间内重新回到强国行列，并再次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力量，英国不得不允许德国正大光明地重建一支在下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毁灭了英国的海上力量。
第三次变革是从19世纪末开始，结束了南北战争的美国和废除了农奴制的俄国，作为两个亿级人口的大国，开始稳步与工业革命结合。其中美国率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结果是这个国家不但迫使欧洲列强将美洲水域和太平洋广大地区的贸易和海上优势拱手相让，而且美国对战争的态度更成为了左右欧洲两大集团胜负的关键。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在参战前对英国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输送，这个国家早就输掉了战争。
美国的最终参战，尽管并没有马上改变欧洲的陆上战线，但是却使得德国统帅部的战争意志趋向崩溃。因此，当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新的“欧洲仲裁者”的派头强力主导巴黎和会时，大英帝国已无力像以往一样秉持强硬态度分庭抗礼。尽管美国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确立自己的海权霸主地位，但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和会中，英国只能满足于与美国同等的海军地位，而不得不放弃“两强标准”。英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发现，如果单打独斗，它甚至已无法在亚洲水域取得哪怕针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尽管生产率水平较低，但是正在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成长为一个和工业革命结合的亿级人口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强大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将这个年轻的民族武装成了一部以“亿级人口”为基础的强悍的战争机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已经坐拥120余艘航空母舰，而在1941年前，这个数字仅为7艘。美国不但将自己武装成了海军强国，还向别国提供了大量战舰，仅向英国皇家海军就提供了38艘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不但成为了击败轴心国法西斯同盟的物质基础源泉之一，而且以极为暴力粗犷的方式证明，在强大的生产力面前，地理、自然形态、民族性、领土和政府、文化传统等所有关于国家强弱的因素，统统是第二位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时，美国已经迫使世界接受了美国主导下的三个关键性的全球未来制度安排：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安排；以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安排。由此，无力挑战美国的大英帝国正式退居二线，在此后半个世纪里甘心于全方位地扮演美国的“特殊伙伴”。当然大英帝国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偶尔也会故意向美国的对手苏联出售一些包括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先进技术，增强其对抗美国的实力，以迫使美国拉拢自己正是自己的“二当家”地位，避免自己遭受“走狗烹”的地位。
美国的最终参战，尽管并没有马上改变欧洲的陆上战线，但是却使得德国统帅部的战争意志趋向崩溃。因此，当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新的“欧洲仲裁者”的派头强力主导巴黎和会时，大英帝国已无力像以往一样秉持强硬态度分庭抗礼。尽管美国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确立自己的海权霸主地位，但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和会中，英国只能满足于与美国同等的海军地位，而不得不放弃“两强标准”。英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发现，如果单打独斗，它甚至已无法在亚洲水域取得哪怕针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尽管生产率水平较低，但是正在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成长为一个和工业革命结合的亿级人口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强大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将这个年轻的民族武装成了一部以“亿级人口”为基础的强悍的战争机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已经坐拥120余艘航空母舰，而在1941年前，这个数字仅为7艘。美国不但将自己武装成了海军强国，还向别国提供了大量战舰，仅向英国皇家海军就提供了38艘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不但成为了击败轴心国法西斯同盟的物质基础源泉之一，而且以极为暴力粗犷的方式证明，在强大的生产力面前，地理、自然形态、民族性、领土和政府、文化传统等所有关于国家强弱的因素，统统是第二位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时，美国已经迫使世界接受了美国主导下的三个关键性的全球未来制度安排：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安排；以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安排。由此，无力挑战美国的大英帝国正式退居二线，在此后半个世纪里甘心于全方位地扮演美国的“特殊伙伴”。当然大英帝国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偶尔也会故意向美国的对手苏联出售一些包括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先进技术，增强其对抗美国的实力，以迫使美国拉拢自己正是自己的“二当家”地位，避免自己遭受“走狗烹”的地位。
第三次变革是从19世纪末开始，结束了南北战争的美国和废除了农奴制的俄国，作为两个亿级人口的大国，开始稳步与工业革命结合。其中美国率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结果是这个国家不但迫使欧洲列强将美洲水域和太平洋广大地区的贸易和海上优势拱手相让，而且美国对战争的态度更成为了左右欧洲两大集团胜负的关键。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在参战前对英国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输送，这个国家早就输掉了战争。
美国的最终参战，尽管并没有马上改变欧洲的陆上战线，但是却使得德国统帅部的战争意志趋向崩溃。因此，当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新的“欧洲仲裁者”的派头强力主导巴黎和会时，大英帝国已无力像以往一样秉持强硬态度分庭抗礼。尽管美国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确立自己的海权霸主地位，但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和会中，英国只能满足于与美国同等的海军地位，而不得不放弃“两强标准”。英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发现，如果单打独斗，它甚至已无法在亚洲水域取得哪怕针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尽管生产率水平较低，但是正在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成长为一个和工业革命结合的亿级人口国家。
美国的最终参战，尽管并没有马上改变欧洲的陆上战线，但是却使得德国统帅部的战争意志趋向崩溃。因此，当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新的“欧洲仲裁者”的派头强力主导巴黎和会时，大英帝国已无力像以往一样秉持强硬态度分庭抗礼。尽管美国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确立自己的海权霸主地位，但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和会中，英国只能满足于与美国同等的海军地位，而不得不放弃“两强标准”。英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发现，如果单打独斗，它甚至已无法在亚洲水域取得哪怕针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尽管生产率水平较低，但是正在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成长为一个和工业革命结合的亿级人口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强大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将这个年轻的民族武装成了一部以“亿级人口”为基础的强悍的战争机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已经坐拥120余艘航空母舰，而在1941年前，这个数字仅为7艘。美国不但将自己武装成了海军强国，还向别国提供了大量战舰，仅向英国皇家海军就提供了38艘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不但成为了击败轴心国法西斯同盟的物质基础源泉之一，而且以极为暴力粗犷的方式证明，在强大的生产力面前，地理、自然形态、民族性、领土和政府、文化传统等所有关于国家强弱的因素，统统是第二位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时，美国已经迫使世界接受了美国主导下的三个关键性的全球未来制度安排：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安排；以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安排。由此，无力挑战美国的大英帝国正式退居二线，在此后半个世纪里甘心于全方位地扮演美国的“特殊伙伴”。当然大英帝国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偶尔也会故意向美国的对手苏联出售一些包括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先进技术，增强其对抗美国的实力，以迫使美国拉拢自己正是自己的“二当家”地位，避免自己遭受“走狗烹”的地位。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时，美国已经迫使世界接受了美国主导下的三个关键性的全球未来制度安排：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进而世界产业结构安排；以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安排。由此，无力挑战美国的大英帝国正式退居二线，在此后半个世纪里甘心于全方位地扮演美国的“特殊伙伴”。当然大英帝国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偶尔也会故意向美国的对手苏联出售一些包括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先进技术，增强其对抗美国的实力，以迫使美国拉拢自己正是自己的“二当家”地位，避免自己遭受“走狗烹”的地位。
美国之所以没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霸世界，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另一个和工业革命初步完成对接的亿级人口国家——苏联。早在帝俄时期，西方国家就对俄国庞大的人口背后蕴藏的国家威力战栗不已。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官就深信俄国早晚会像一辆蒸汽压路机一样一路辗平柏林和巴黎，因此英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与她的友谊。而在十月革命后，即使这个国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但是接下来的国内战争和国际干涉证明，其战争潜力是一般国家所无力撼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的强大也不得不和苏联在欧洲到土耳其的一线划界对峙。面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苏联，美国被迫像20世纪初的英国那样纠合一个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在此之后纠合了中央条约组织、美日韩、澳新美等军事同盟对抗苏联，但是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南下策略和对美国航母舰队采取“盯人”战术的红海军导弹舰，美国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海军急起直追，到1970年代后，同样没什么“海洋民族性”且地理环境和自然形态恶劣的红海军，已经能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形成对地中海海域的美国海军及其盟国足够的对等威慑能力，并迫使美国让步。这样的转变用时不过二十年。二战后，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左右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和许多国家的命运。每个集团都在尽可能增加自己一方阵营的力量和人口，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工农业与自然资源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中。在这场竞赛中，每一方都试图在综合国力的集团性较量中压倒对方，都试图抢先对手将自己建成“十亿级人口工业集团”。对苏联而言，当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彻底破裂，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后，苏联集团作为一个力求在和平竞赛中用劳动淹没资本主义的集团，其战胜另一个集团的一个基本支柱就已经垮掉了。
不过双方在四十多年的较量中发现，无论是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中东战争也好，还是阿富汗战争也好，只要有一个亿级人口工业国家卷入到战争中，对被侵略一方提供有限的支持，那么哪怕是强大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也无法取得对弱小国家的胜利。
如果不是苏联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下的解体，那么可以想见，美国所谓的海权优势和里根总统雄心勃勃的“600艘舰”计划，至少在财政支持和物质装备方面也将难以保持下去。在发达的军事工业支撑下，苏联武装力量海军越来越多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打破美国对广阔大洋的控制。苏联在解体前，已经接近证明这样一种可能：在马汉之后，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海陆双强”的理想局面，对一个拥有超过两亿人口的工业国家，是完全能够获得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约翰.柯隆布在一个世纪前作出的判断：“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和组织能否配合国家目标”。
如果不是苏联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下的解体，那么可以想见，美国所谓的海权优势和里根总统雄心勃勃的“600艘舰”计划，至少在财政支持和物质装备方面也将难以保持下去。在发达的军事工业支撑下，苏联武装力量海军越来越多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打破美国对广阔大洋的控制。苏联在解体前，已经接近证明这样一种可能：在马汉之后，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海陆双强”的理想局面，对一个拥有超过两亿人口的工业国家，是完全能够获得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约翰.柯隆布在一个世纪前作出的判断：“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和组织能否配合国家目标”。
但遗憾的是，被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和“核冬天”理论、“人道的社会主义”搞得自乱了阵脚的苏联，并没有来得及完成对美国海权的挑战。表面上看，其原因就如同拿破仑没有完成对大英帝国的挑战一样。长期担任苏联红海军司令的戈尔什科夫元帅，认为英国人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拿破仑战略上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产生是由于他醉心于陆上战区的行动，不了解海军的作用和忽视海军的作战潜力，因而也就是不善于在同英国那样的海上敌人进行作战时使用海军的结果。但深层原因却在于，苏联的海权仅仅是满足于对抗和扩张的需要，其海军的建设不但受到“大陆军主义”主导下的苏联国防战略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受制于苏联相对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形态。这一点在戈尔什科夫的《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苏联的马汉”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来说，他的敌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海军，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则是苏联国内和决策层中轻视海军的势力集团。无论是在帝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这个国家都不缺乏对海军重视的国家领导人和海军名将，但是其海军的发展始终难以形成持续的稳定态势，原因还在于这个国家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过度丰饶的资源态势，决定了其对海洋的“不依赖性”。因此，俄苏的海军力量发展总是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人亡政息是常态。
对“苏联的马汉”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来说，他的敌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海军，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则是苏联国内和决策层中轻视海军的势力集团。无论是在帝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这个国家都不缺乏对海军重视的国家领导人和海军名将，但是其海军的发展始终难以形成持续的稳定态势，原因还在于这个国家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过度丰饶的资源态势，决定了其对海洋的“不依赖性”。因此，俄苏的海军力量发展总是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人亡政息是常态。
古巴危机后，尽管苏联将海军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意识的高度，但是其支撑主要是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经济发展自身产生的切实要求。苏联尽管是有一定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但是这个始终游离于世界产业结构秩序之外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把外贸当作是一驾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苏联在其国土外的经济利益非常有限，无论是海洋捕鱼，还是运输苏联缺少的资源，都不足以为红海军的发展提供支撑和经济合理性，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都不足以严重影响苏联的经济增长。除非戈尔什科夫提出海上威力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因而也确定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克里姆林宫真正关心的是：“从海上打击敌方领土上的目标成了海军的主要职能。它们实际上对所有战区的武装斗争过程，开始起着加速而又有决定性的作用。海军正逐渐成为能在所有陆地和海洋击溃敌人的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
在核武器海基化和核反击能力海洋化的时代，苏联红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西方集团的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防止它们对苏联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发动核袭击，在大战核升级后并发动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同时掩护苏联陆军濒海方向的军事行动。按照戈尔什科夫的话说就是“必须迫使五角大楼意识到，原先保护美洲大陆免遭被侵略国家回击的大洋，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先的那种屏障作用。美帝国主义一旦发动战争，它本身就会面临可怕的威胁，随时都可能受到惩罚性的回击。”
在核武器海基化和核反击能力海洋化的时代，苏联红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西方集团的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防止它们对苏联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发动核袭击，在大战核升级后并发动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同时掩护苏联陆军濒海方向的军事行动。按照戈尔什科夫的话说就是“必须迫使五角大楼意识到，原先保护美洲大陆免遭被侵略国家回击的大洋，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先的那种屏障作用。美帝国主义一旦发动战争，它本身就会面临可怕的威胁，随时都可能受到惩罚性的回击。”
这意味着，苏联红海军根本就不是为了经济原因、控制和确保海上交通和商业航运而存在的。这种轻视经济的海权观，是由苏联的经济体系和其自然禀赋所决定的，因而和英国式海权相比，尽管其短时间内爆发力惊人，但是在一场长时间的军备竞赛中必然是难以持续的。
第四次变革，起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国家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下的具有十多亿人口的民族国家一旦与工业革命结合，对于世界秩序将会产生何等伟大的影响。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发现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具有难以撼动的稳定的增长态势，目前其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超过了其它全部金砖国家的总和，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的非常规和非线性以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
按照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教授的看法，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而紧随其后的美国的经济规模是43万亿美元，欧盟的经济规模为26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左右，相当于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规模的总量。福格尔为他的看法提供了五个关键性的依据：国家和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巨额投资举世无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逐步释放的消费需求；本身被低估的经济总量；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善于采纳外部建议解决问题的稳定的政府体系。
按照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教授的看法，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而紧随其后的美国的经济规模是43万亿美元，欧盟的经济规模为26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左右，相当于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规模的总量。福格尔为他的看法提供了五个关键性的依据：国家和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巨额投资举世无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逐步释放的消费需求；本身被低估的经济总量；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善于采纳外部建议解决问题的稳定的政府体系。
人们发现与其他人口大国相比，这个国家具有五个独特的因素：高效稳定的政治决策体系，受过系统教育的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口与极低的总抚养比，由有限核威慑主导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和政策自主性，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化的技术层次以及在世界产业结构中不断上升的态势，较高的储蓄支撑下的可持续的投资增长。
在第四次变革中崭露头角的这个国家，与苏联相比，其经济结构表现出了强烈外向性，一方面，在出口的引导下，其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投资和消费与外需共同作用的“三驾马车”动力格局。一旦由于贸易商路受到威胁而导致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对其经济增长将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在为全球提供商品的同时，其国内资源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而不得不在铁矿石、原油、煤炭等方面大量从遥远的国家进口，其进口量之大已不可能通过陆路交通解决，这使得海运安全上升到了直接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国家利益层面。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和海外利益也使得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在一个资讯迅速传播的时代，任何对其海外利益和海洋权益构成显著侵犯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国家内部产生推动政府做出相应反应的内在动力。
在第四次变革中崭露头角的这个国家，与苏联相比，其经济结构表现出了强烈外向性，一方面，在出口的引导下，其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投资和消费与外需共同作用的“三驾马车”动力格局。一旦由于贸易商路受到威胁而导致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对其经济增长将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在为全球提供商品的同时，其国内资源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而不得不在铁矿石、原油、煤炭等方面大量从遥远的国家进口，其进口量之大已不可能通过陆路交通解决，这使得海运安全上升到了直接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国家利益层面。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和海外利益也使得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在一个资讯迅速传播的时代，任何对其海外利益和海洋权益构成显著侵犯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国家内部产生推动政府做出相应反应的内在动力。
而这个国家的长达18000多千米的海岸线浅纵深地带，竟然创造了近八成的国民生产总值，并集中了其现代化精华的大部。这意味着，其国土虽大，但面对海洋却已无路可退。为了维护现代化的成果，她不得不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将海洋在作为康庄通衢的同时构筑成屏护和平的钢铁长城。而更为深刻的原因则在于，自1840年起，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曾经极为自豪的文化优越感就被来自西洋的和东洋的海上入侵所击破。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入侵中国的行动都离不开通过海洋对海岸的打击。这种来自海洋的深重灾难和时刻存在的现实威胁也是这个国家如鲠在喉。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国家受到的领土侵犯和国家分裂的风险，也全部来自现有世界海权掌握者的恶意干涉和教唆。因此，建立一个与大国尊严相称的世界新秩序，就离不开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支持新型海权！
在最近的几十年间，随着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十亿劳动力适龄人口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在西方掀起了对这个国家进行战略遏制的思潮，无论是美国学者弗里德伯格、萨特，还是所谓的国际关系大师米尔斯.海默等人，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以强硬的军事压力来遏制这个国家的必要性。个别国家甚至寻求以代理人在这个国家的濒海方向制造事端，恶化其与周边国家关系，鼓励对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在看到足以令他们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发抖的物质基础之前，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事情，挡是挡不住的。
在最近的几十年间，随着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十亿劳动力适龄人口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在西方掀起了对这个国家进行战略遏制的思潮，无论是美国学者弗里德伯格、萨特，还是所谓的国际关系大师米尔斯.海默等人，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以强硬的军事压力来遏制这个国家的必要性。个别国家甚至寻求以代理人在这个国家的濒海方向制造事端，恶化其与周边国家关系，鼓励对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在看到足以令他们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发抖的物质基础之前，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事情，挡是挡不住的。
这一系列问题使得这个新兴的国家意识到，在新的发展阶段，其边疆体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在传统的地理边疆之外，还面临着来自对其安全边疆、利益边疆、影响边疆的安全威胁，在应对这些挑战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无疑是建立与其负责任的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海权。而这个国家的发展态势，经济结构和产业与技术进化路线，也使得人们发现，凭借其与工业革命快速结合的“十亿级人口”，稳步建立起一个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的国家机器体系，是完全现实而且必要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是与马汉笔下的英国式海权完全不同的有限目标的海权观，这种海权的建立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马汉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经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低武力的倾向，但，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主要源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因此，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掘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世界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当然，这个国家在建立新型海权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至为紧要的还是来源于观念的阻碍。
马汉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经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低武力的倾向，但，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主要源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因此，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掘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世界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当然，这个国家在建立新型海权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至为紧要的还是来源于观念的阻碍。
（四）要素的真相
马汉对海权影响的六个要素的论述，时常被人错误的解读，以至于经常误导大国的海权发展战略。
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海权态势时，人们总是强调马汉所说的地理要素、自然条件、领土范围、人口等先天条件，这些似乎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后来的地缘学说结合在一起，似乎论证了像英国、日本那样的岛屿国家天然就有成为海权强国的必然性。但是其忽略了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地理要素必须和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考察，才有意义。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第二，地理的作用从来不是绝对的，地理在海上的作用远比在陆地上的影响微小。人们大多忘记了马汉曾经指出：“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巩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常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
马汉对海权影响的六个要素的论述，时常被人错误的解读，以至于经常误导大国的海权发展战略。
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海权态势时，人们总是强调马汉所说的地理要素、自然条件、领土范围、人口等先天条件，这些似乎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后来的地缘学说结合在一起，似乎论证了像英国、日本那样的岛屿国家天然就有成为海权强国的必然性。但是其忽略了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地理要素必须和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考察，才有意义。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第二，地理的作用从来不是绝对的，地理在海上的作用远比在陆地上的影响微小。人们大多忘记了马汉曾经指出：“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巩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常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相对于英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英国能够封锁德国公海舰队的进入大洋的出口。那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只要德国愿意，它派出的潜艇部队完全能够对英国的海运进行有限的封锁，而英国从来就没有能力封锁德国的潜艇出口。而德国公海舰队不但屡次从北海出击，甚至直到发生水兵起义前的最后时刻，依然有能力前出到泰晤士河口对英国舰队进行挑战。人们时常指责索尔茨伯里首相将北海中的赫尔戈兰岛交换给德国是错误的，殊不知这个岛屿实际上对德国根本是无用的，即使它掌握在皇家海军手中，一旦需要，公海舰队完全可以轻易摧毁它的防御设施，或者至少绕开它。
德国真正的麻烦在于，相对于它要切断的大英帝国与世界的航线而言，皇家海军恰恰处于内线位置，而德国舰队的主力又不可能在海上持续阻挡英国本土与航线的联系从而迫使皇家海军发动其最不愿意进行的决战。因此如果不放手一搏主动出击拼掉英国的海军老本，那么缺乏海外基地网和全球性支撑点体系的德国就难以彻底切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皇家海军可以相当成功地歼灭大部分以商船而不是以军舰为目标的德国袭击舰和缺乏水面舰队配合保护的德国潜艇。
德国真正的麻烦在于，相对于它要切断的大英帝国与世界的航线而言，皇家海军恰恰处于内线位置，而德国舰队的主力又不可能在海上持续阻挡英国本土与航线的联系从而迫使皇家海军发动其最不愿意进行的决战。因此如果不放手一搏主动出击拼掉英国的海军老本，那么缺乏海外基地网和全球性支撑点体系的德国就难以彻底切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皇家海军可以相当成功地歼灭大部分以商船而不是以军舰为目标的德国袭击舰和缺乏水面舰队配合保护的德国潜艇。
当然，德国公海舰队也有自己的地利之便，那就是相对于皇家海军而言，它正好处在由它保护的波罗的海航道和德国海岸的内线位置。那些嘲讽公海舰队是无效投资的人忽略了一点，如果没有公海舰队的存在，那么皇家海军早就在战争中将德国的海岸轰成一片焦土了，而海军的巨大机动性，也会使柏林对于可能受到来自仅仅80多英里外海岸的登陆打击的威胁，那么战争可能真的就在1914年圣诞节前就结束了。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公海舰队的存在，才使得德国没有像清政府那样被占领首都；而俄国也因为德国舰队的阻隔无法获得来自英法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足够物资支持与军事配合，最终在革命后退出了战争。皇家海军同样无可奈何地发现，如果不能以遭受重大损失的代价歼灭德国舰队，那么波罗的海就是德国的“内湖”；德国海军甚至可以时常穿过北海去炮轰英国海岸，这在英荷战争后的任何战争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家海军，既无法阻止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战略贸易线，也无力阻止德国从海洋方向痛击沙俄帝国的心脏部分，甚至无力阻止德国对丹麦可能的入侵。但我们必须高度清醒的是，真正使波罗的海和北海成为德国海军准控制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地理，而在于德国海上力量的存在与地理因素的结合。那些声言将德国海军围困于波罗的海和北海是英国皇家海军大功一件的言论，不过是为了掩盖皇家海军无力歼灭德国海军的尴尬托辞而已。
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家海军，既无法阻止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战略贸易线，也无力阻止德国从海洋方向痛击沙俄帝国的心脏部分，甚至无力阻止德国对丹麦可能的入侵。但我们必须高度清醒的是，真正使波罗的海和北海成为德国海军准控制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地理，而在于德国海上力量的存在与地理因素的结合。那些声言将德国海军围困于波罗的海和北海是英国皇家海军大功一件的言论，不过是为了掩盖皇家海军无力歼灭德国海军的尴尬托辞而已。
不管北海和波罗的海是不是“死海”、赫尔戈兰湾是不是“死角”，对德国海军缺乏数量和质量安全感的英国皇家海军，在日德兰大海战之后，也不愿涉险踏足。哪怕付出听凭对手独霸这片海域，击败一个几乎孤立无援的重要盟国也再所不惜。而对防护装甲重量仅占全舰重量大约10%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在德国战列巡洋舰打击下悲催的生存能力的余悸，也使得死里逃生的贝蒂在接任大舰队司令后一面强行占用了防护性能和机动性最好“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作为旗舰；另一方面坚决地沿袭执行了与他所一贯不屑的前任同样保守的战略，其最有进取心的行动也仅为在1918年4月23日进行的对比利时海岸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的港口阻塞偷袭；不过前者也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后者的惨败则令皇家海军和英国舆论有于启齿。这样的大战表现在一个将纳尔逊式的勇猛进攻奉为军魂的海军中是难以想象的，而德国公海舰队主力的存在使这一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不过更需要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种能带来相对真实的虚幻效益的“存在舰队”战略的指导下，德国放弃了痛击英国的战略主动权，而在保船的核心战略指导下坐视敌人一天天强大一天天增多，而自己一天天衰落一步步走向灭亡。这种短视的战略，使得一切地理因素丧失了真正的价值，也使得敌人的地理态势对其战争能力的增强作出了重大贡献。坐享地利之便的德国公海舰队和北洋水师或者日俄战争中俄国太平洋舰队唯一不同的命运区别仅在于，它不是被冲进港口的敌人轰沉的，而是事实上自我解除武装后在敌人的“监视下”自沉的。对于一支被国家耗资数百吨黄金打造的强大舰队而言，这是莫大的耻辱。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一方奉行存在舰队战略的国家最后都失去了舰队，更失去了国家。被某些人奉为存在舰队经典的奥匈帝国海军的悲惨结局就是明证。殊不知，无论是公海舰队，还是奥匈帝国舰队，它们在大战中原本可以为对手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最后却纷纷自沉或被瓜分、拆解。这难道就是某些存在舰队至上论主义者眼中的成功吗？
随着技术的发展，如果不考虑补给和特殊的隘口问题，浩瀚海洋上的军事据点本身的作用正在快速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对付日本时采取的越岛作战就是明证。一个本身无力对外发动袭击的海洋军事据点，对一支以进攻为目的的强势海军的阻碍是很小的。美军在对日本本土的打击中，就在基本摧毁了以台湾为基地的海空军力量后，绕过了台湾岛直接进攻冲绳，将战火烧向日本本土。在这样的战略中，一个被隔离的岛屿作为守军的集中营，是没有显著军事意义的。英国即使控制着直布罗陀并掌握着对比斯开湾-英吉利海峡-北海一线的制海权，也无力阻止德国的潜艇战和袭击舰进出大洋；而意大利虽然地处地中海的内线位置，也还是无力阻止盟军对马耳他的运输或者切断地中海航道。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与金门战役和仁川战役，分别从两个方面证明了海军力量对于地理影响的关系：占有所谓“地利”的一方，如果没有能够有效运用的海军力量，即使近在咫尺的岛屿也无法获得；而如果海上力量足够强大，地理的不利因素就能被有效克服。哪怕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被两洋分割的大国，其海军态势也可以通过开凿巴拿马运河来解决；而尽管航空母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调动仍需要绕过南美洲，但这也没有妨碍美国的全球海军地位；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在足够有钱的同时，军舰也足够多！
在东亚大国的发展中，关于“三条岛链”的威胁常常被提出，以从地理角度证明这个国家发展海上力量的困难性。殊不知对于具有足够的攻势防卫力量的大国而言，这样的所谓岛链封锁的价值极低。在和平时期，即使岛链控制在敌对势力手中，其也根本不能阻止东亚大国的海上力量进出大洋。而在战争时期，如果有必要，这些岛链上的所谓力量，就面对着该大国的毁灭性打击的可能。于是一个两难问题就出现了：面对该大国强悍的海空力量，如果敌对势力在这些岛链全面设防，必然会“备多力分”遭遇分割歼灭；如果企图从这些岛屿出击对该大国进行打击，必然会立即引发其集中摧毁。这些岛屿不管地理位置如何优越，其本身并不能歼灭大国的舰队。如果不借助远比该大国强悍的海空直接保护，那么只要该大国的海空打击力量还存在，这些岛屿就没有什么价值。而一旦一个大国准备对这些临近该大国的岛屿提供直接保护，那也就意味着将在对该大国较为有利的预设战场进行决战，其结果未必是现有的海权强国所乐见的。
在东亚大国的发展中，关于“三条岛链”的威胁常常被提出，以从地理角度证明这个国家发展海上力量的困难性。殊不知对于具有足够的攻势防卫力量的大国而言，这样的所谓岛链封锁的价值极低。在和平时期，即使岛链控制在敌对势力手中，其也根本不能阻止东亚大国的海上力量进出大洋。而在战争时期，如果有必要，这些岛链上的所谓力量，就面对着该大国的毁灭性打击的可能。于是一个两难问题就出现了：面对该大国强悍的海空力量，如果敌对势力在这些岛链全面设防，必然会“备多力分”遭遇分割歼灭；如果企图从这些岛屿出击对该大国进行打击，必然会立即引发其集中摧毁。这些岛屿不管地理位置如何优越，其本身并不能歼灭大国的舰队。如果不借助远比该大国强悍的海空直接保护，那么只要该大国的海空打击力量还存在，这些岛屿就没有什么价值。而一旦一个大国准备对这些临近该大国的岛屿提供直接保护，那也就意味着将在对该大国较为有利的预设战场进行决战，其结果未必是现有的海权强国所乐见的。
而马汉关于地理问题的另一个论述实际上是和地缘政治结合在了一起的。他认为一个同时需要防卫漫长陆上边界的国家，很难建立一支真正强悍的海上力量。这实际上是一种把陆军与海军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和反动思想。他们不认同国家的海陆武装力量是取决于一个统一有机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当然还包括其他军种的协同发展。从财政角度出发，这在出现亿级人口的工业国家前，似乎有着部分的正确性。但是在一个核时代，陆上安全的维护对大国而言，并不是主要依靠一支大陆军来完成的。首先，用一支较小的机动性较强的现代化陆军同样可以应付一般性的陆上战争。其次，海空技术的发展，使得海军能够以海上的作战平台为基地，对相距数千千米的敌人纵深目标实施有效打击。至为关键的是，一个亿级人口大国或者十亿级人口的工业国家，可动员的资源是极其庞大的，以至于海陆双强的武装力量是完全可能建立的。陆军规模远远超过一般国家的美国，能够同时拥有目前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就是一个典范。
实际上如今这个东亚大国在地理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其贸易航道和利益关注点遍布全球，而它目前又没有足够的基地群和远洋补给力量来加以支撑，同时也缺乏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远洋海空掩护能力和对没完没了的不断升级的常规挑衅的足够手段。但是这些问题也不是不能够解决的。因为首先，海外基地的建立和维护的基础还是财力，假以时日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即使在燃煤的时代，美国建立遍布全球的海军基地群也不过仅用了半个世纪就已成形。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此消彼长的大环境下，假使存在国家安全的切实需要，那么再现这一进程并非不可能。而海空力量的建立则随着国力的增强，是完全可以达到一流水平的，这取决于政府的政治决策和经济结构的需要。
在人们研究一个新兴大国的海权问题时，也时常以“民族性”来论证贸易与航海传统对于建立海权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因为早在布匿战争中，摧毁热衷于商业的航海民族迦太基舰队的罗马舰队，主要就是由农民组成的。而在现代，至少美国和前苏联海军的兵源主要还是来自内陆地区。马汉也承认：“海军是政府的人工创造，并不是从商港和渔民中所自然成长出来的。”
在人们研究一个新兴大国的海权问题时，也时常以“民族性”来论证贸易与航海传统对于建立海权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因为早在布匿战争中，摧毁热衷于商业的航海民族迦太基舰队的罗马舰队，主要就是由农民组成的。而在现代，至少美国和前苏联海军的兵源主要还是来自内陆地区。马汉也承认：“海军是政府的人工创造，并不是从商港和渔民中所自然成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