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话语权的变迁：用硬实力说话

       一、概念界定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说法各不相同。这里先做一个基本界定。话语权是指一种个人讲话的权利，一种right？还是一种控制舆论的权力，一种power？究竟是Right of Speech还是discourse power这是首先要做的界定。在现实的语境中，一个人拥有讲话的自由属于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权利是一个有关私人自由的概念，一个法律的概念，是指一个个体在社会中拥有的某种自由。美国在1791年通过的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10条修正案在宪法中被称之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显然是把个人发表言论的自由看作是一种个人权利。而权力则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在公共领域一个人或一群人支配他人或社会的强制之力，具有主导性和控制性。在人们使用话语权的现实语境中，话语权显然不是指个人表达思想的权利，而是指主导舆论、影响公众、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权力。所以，话语权应该是一种主导舆论的权力，是一种discourse power，而不是Right of Speech。
       二、世界由符号和语言构成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称是一位尼采主义者，但事实上，福柯关于语言的哲学跟尼采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跟海峡对面的英国经验论，尤其是休谟的哲学有很大关系。休谟说，我们无法知道客观世界是否真实存在，因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交流彼此的经验，而不是在交流外部世界的真相。福柯把休谟的经验论进一步发展为语言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有语言，我们所谈论的都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由于每个个体都被语言所包裹，离开了语言就无法思考，无法描述，无法交流，所以这个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语言的世界。基于这么一个哲学基础，话语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谓历史，不过是人们接受这样说的说法而已，所谓现实的好坏与进步与否不过是取决于谁来解读，谁来宣示。当一个群体能够在语言表达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够让大众相信他们对概念的界定，对世界的语言陈述，那么这个群体就能主导这个社会，反之亦然。从经验论到语言论，休谟、福柯等人看到了经验与语言对人的限制，也看到了经验和语言世界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但这种理论忽视了语言本身仍具有依附性。
       三、话语就是权力
       在现代社会，话语权是指主导舆论的权力，即主导社会的群体通过主导舆论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当人们说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掌握了话语权，就是指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主导了社会舆论，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知识和真理并非如一般人理解那样是与权力（power）不相干的，相反，权力与知识共生，真理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掌握了真理的话语，谁就掌握了社会权力，话语权与统治权是相辅相成的。从历史和现实看，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社会，话语权通常都是由掌握经济、政治、军事主导权的社会群体所掌握。中国成语讲的“一言九鼎”或“人微言轻”就是从某个侧面表达了对话语权的解读。
       四、话语权作为一种统治权的历史
由于话语的重要作用，话语权历来是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开始一直到今天，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群体始终是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古代社会的祭司、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只是仅次于国王而高于贵族。只有中国的情形稍有例外，是士大夫掌握话语权。祭司、神职人员最根本的职能是向整个社会宣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国王、政府是凭借什么样的依据来统治社会的。任何国家，如果不能通过话语来说明国家的神圣性或合法性，这个国家必将崩溃，即使政府拥有最强大的武力。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神职人员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秦王扫六合，用武力统一中国，但却没有给社会提供一套话语体系来说明中央集权制度的合法性。由于缺乏话语的统治，秦王朝历时15年就崩溃。后来的汉武帝以儒学构造统治的话语权，才使得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延续两千年之久。
       五、现代世界的话语权
       近代以来，祭司、僧侣、中国的儒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话语权逐渐由现代媒体所掌握。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集团与政府结成亲密同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力一定强大，社会也相对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与政府相对立，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之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媒体都已经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西方国家稳定的一个根本原因。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另外还有专门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
       六、话语权依赖硬实力
话语权虽然如此之重要，但话语权本身作为一种软实力，最终还是依赖于硬实力。福柯认为，给社会提供价值体系的人文科学都是与权力机制携手并进的。真理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尽管话语权很重要，但话语权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话语权可以成为统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话语权的形成和确立并不能靠话语本身，而要靠强大的物质力量，靠强大的硬实力。离开了硬实力的话语权最终是无本之木。宋襄公认为自己掌握了“仁义”的话语权而不顾硬实力的弱小而试图称霸，最终为天下人耻笑。
       七、民族国家的话语竞争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西方世界进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阶段，而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随着西方世界的扩张也席卷了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所谓落后了就要挨打就是对全球丛林社会现状的描述。当今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丛林而无世界政府，所以也没有与世界政府相伴随的统治世界的话语。这个现状决定了全球话语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话语权就是一种统治权，所以全球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话语权的竞争。世界五百年来各国力量的盛衰也伴随着各国话语权的盛衰。
       八、战后全球话语权的变迁
       战后全球话语权的竞争基本上伴随着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博弈。如上所述，国家力量是此消彼长，没有永远的帝国。由于冷战前后国家力量的变化，话语权也随之转移。
       九、两个流行话语的案例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发生变化。不仅话语权发生变迁，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普世价值，一个概念是民主。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从人们使用普世价值的语境看，普世价值是一个应然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然的概念。普世价值不是指已经普遍存在的价值，而是指人类尚未完全实现、但必须全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当人们说“应该接受普世价值”，“应该促进普世价值”，这就意味着，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和国家没有接受普世价值。由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universal value 翻译为“普适价值”更为切贴，因为普适是指普遍适用，而非普遍存在。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应然的概念，决定了这个概念的使用者是要改变世界，是要把自己信奉的价值体系推广到全人类。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力提倡普斯价值，就意味着“输出革命”，“输出价值体系”。
       在二战以后，由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全球战略中处于攻势，因而具有最强烈的热情推行普世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人类最大的普世价值。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集团热衷于“输出革命”，希望把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推广到全球。
       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基本处于守势，因此基本不提普世价值。相反，他们的话语是反普世主义的，强调各个国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盲目接受苏联的价值体系。针对1949年中共建政，西方国家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儒家文明国家被苏联的普世主义所俘虏是不应该的，中国人不应该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普世价值体系。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随着苏东国家的崩溃，普世价值这面旗帜转移到了西方国家手里，西方国家开始大讲普世价值，开始大力输出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
       民主（democracy）: 尽管代议制民主起源于体系西方国家，但在冷战时期，民主并不是西方国家喜欢使用的话语，相反，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包括中国，是把民主这个概念作为掌握话语权的工具。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西方的民主是极其有限的，是虚假的。因为政治民主只是社会生活中一小块领域，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并不能给每个公民带来民主权利，也无法把整个社会变为民主社会。在共产主义的民主理论中，社会经济生活是最重要的，是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如果在经济生活中，在市场上、在公司内部，西方国家不能够实行民主制度，政治选举和议会制度都是虚假的民主。共产主义理论就是要以公有制的形式把民主原则运用于经济领域，运用到每个经济单位——公司内部。以公有制为形式的经济民主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的产权理论相冲突的。按照产权理论，每一个人在公司里的地位和话语权是不可能平等的，业主和雇员在公司内部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更不可能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公司的决策。而产权的形成只有靠自由竞争，而不能靠民主选举。
       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国名上冠上“民主”二字，如东德、北朝鲜。中国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夺取政权时，民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这在当时中共的报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中共在1949年建政时，全国政协会议中曾有人提出在共和国前面加上民主二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由于这样国名显得太长，而人民二字已经体现了民主，所以才没有把民主二字写上国名。
       另一个原因是，在冷战期间，为了抵御苏东阵营的扩张，西方国家大多与当时的右翼专制独裁国家结盟。这样是少用民主这个概念。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苏东国家崩溃，民主的旗帜转移到了西方国家手中。西方国家开始运用民主这个口号来夺取全球话语权，因为在前苏联模式下的国家都缺乏普遍选举和代议制这种政治民主形式。
       结论：
       话语权是统治权的一部分。无论是统治一个国家还是统治世界，统治者都需要掌握话语权。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及军事等硬实力相辅相成。话语权不是固定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国家手中。话语权随着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及军事等硬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而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也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转化。所以，人们对话语权应该把握好平衡。一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话语权，因为话语权事关国之存亡；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迷信话语权，因为世界上没有恒定不变的话语权，也没有恒定不变的概念。

http://www.guancha.cn/han-zhu/2012_12_11_113607.shtml       一、概念界定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说法各不相同。这里先做一个基本界定。话语权是指一种个人讲话的权利，一种right？还是一种控制舆论的权力，一种power？究竟是Right of Speech还是discourse power这是首先要做的界定。在现实的语境中，一个人拥有讲话的自由属于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权利是一个有关私人自由的概念，一个法律的概念，是指一个个体在社会中拥有的某种自由。美国在1791年通过的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10条修正案在宪法中被称之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显然是把个人发表言论的自由看作是一种个人权利。而权力则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在公共领域一个人或一群人支配他人或社会的强制之力，具有主导性和控制性。在人们使用话语权的现实语境中，话语权显然不是指个人表达思想的权利，而是指主导舆论、影响公众、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权力。所以，话语权应该是一种主导舆论的权力，是一种discourse power，而不是Right of Speech。
       二、世界由符号和语言构成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称是一位尼采主义者，但事实上，福柯关于语言的哲学跟尼采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跟海峡对面的英国经验论，尤其是休谟的哲学有很大关系。休谟说，我们无法知道客观世界是否真实存在，因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交流彼此的经验，而不是在交流外部世界的真相。福柯把休谟的经验论进一步发展为语言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有语言，我们所谈论的都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由于每个个体都被语言所包裹，离开了语言就无法思考，无法描述，无法交流，所以这个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语言的世界。基于这么一个哲学基础，话语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谓历史，不过是人们接受这样说的说法而已，所谓现实的好坏与进步与否不过是取决于谁来解读，谁来宣示。当一个群体能够在语言表达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够让大众相信他们对概念的界定，对世界的语言陈述，那么这个群体就能主导这个社会，反之亦然。从经验论到语言论，休谟、福柯等人看到了经验与语言对人的限制，也看到了经验和语言世界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但这种理论忽视了语言本身仍具有依附性。
       三、话语就是权力
       在现代社会，话语权是指主导舆论的权力，即主导社会的群体通过主导舆论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当人们说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掌握了话语权，就是指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主导了社会舆论，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知识和真理并非如一般人理解那样是与权力（power）不相干的，相反，权力与知识共生，真理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掌握了真理的话语，谁就掌握了社会权力，话语权与统治权是相辅相成的。从历史和现实看，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社会，话语权通常都是由掌握经济、政治、军事主导权的社会群体所掌握。中国成语讲的“一言九鼎”或“人微言轻”就是从某个侧面表达了对话语权的解读。
       四、话语权作为一种统治权的历史
由于话语的重要作用，话语权历来是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开始一直到今天，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群体始终是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古代社会的祭司、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只是仅次于国王而高于贵族。只有中国的情形稍有例外，是士大夫掌握话语权。祭司、神职人员最根本的职能是向整个社会宣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国王、政府是凭借什么样的依据来统治社会的。任何国家，如果不能通过话语来说明国家的神圣性或合法性，这个国家必将崩溃，即使政府拥有最强大的武力。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神职人员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秦王扫六合，用武力统一中国，但却没有给社会提供一套话语体系来说明中央集权制度的合法性。由于缺乏话语的统治，秦王朝历时15年就崩溃。后来的汉武帝以儒学构造统治的话语权，才使得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延续两千年之久。
       五、现代世界的话语权
       近代以来，祭司、僧侣、中国的儒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话语权逐渐由现代媒体所掌握。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集团与政府结成亲密同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力一定强大，社会也相对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与政府相对立，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之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媒体都已经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西方国家稳定的一个根本原因。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另外还有专门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
       六、话语权依赖硬实力
话语权虽然如此之重要，但话语权本身作为一种软实力，最终还是依赖于硬实力。福柯认为，给社会提供价值体系的人文科学都是与权力机制携手并进的。真理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尽管话语权很重要，但话语权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话语权可以成为统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话语权的形成和确立并不能靠话语本身，而要靠强大的物质力量，靠强大的硬实力。离开了硬实力的话语权最终是无本之木。宋襄公认为自己掌握了“仁义”的话语权而不顾硬实力的弱小而试图称霸，最终为天下人耻笑。
       七、民族国家的话语竞争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西方世界进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阶段，而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随着西方世界的扩张也席卷了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所谓落后了就要挨打就是对全球丛林社会现状的描述。当今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丛林而无世界政府，所以也没有与世界政府相伴随的统治世界的话语。这个现状决定了全球话语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话语权就是一种统治权，所以全球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话语权的竞争。世界五百年来各国力量的盛衰也伴随着各国话语权的盛衰。
       八、战后全球话语权的变迁
       战后全球话语权的竞争基本上伴随着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博弈。如上所述，国家力量是此消彼长，没有永远的帝国。由于冷战前后国家力量的变化，话语权也随之转移。
       九、两个流行话语的案例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发生变化。不仅话语权发生变迁，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普世价值，一个概念是民主。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从人们使用普世价值的语境看，普世价值是一个应然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然的概念。普世价值不是指已经普遍存在的价值，而是指人类尚未完全实现、但必须全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当人们说“应该接受普世价值”，“应该促进普世价值”，这就意味着，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和国家没有接受普世价值。由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universal value 翻译为“普适价值”更为切贴，因为普适是指普遍适用，而非普遍存在。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应然的概念，决定了这个概念的使用者是要改变世界，是要把自己信奉的价值体系推广到全人类。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力提倡普斯价值，就意味着“输出革命”，“输出价值体系”。
       在二战以后，由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全球战略中处于攻势，因而具有最强烈的热情推行普世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人类最大的普世价值。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集团热衷于“输出革命”，希望把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推广到全球。
       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基本处于守势，因此基本不提普世价值。相反，他们的话语是反普世主义的，强调各个国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盲目接受苏联的价值体系。针对1949年中共建政，西方国家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儒家文明国家被苏联的普世主义所俘虏是不应该的，中国人不应该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普世价值体系。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随着苏东国家的崩溃，普世价值这面旗帜转移到了西方国家手里，西方国家开始大讲普世价值，开始大力输出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
       民主（democracy）: 尽管代议制民主起源于体系西方国家，但在冷战时期，民主并不是西方国家喜欢使用的话语，相反，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包括中国，是把民主这个概念作为掌握话语权的工具。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西方的民主是极其有限的，是虚假的。因为政治民主只是社会生活中一小块领域，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并不能给每个公民带来民主权利，也无法把整个社会变为民主社会。在共产主义的民主理论中，社会经济生活是最重要的，是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如果在经济生活中，在市场上、在公司内部，西方国家不能够实行民主制度，政治选举和议会制度都是虚假的民主。共产主义理论就是要以公有制的形式把民主原则运用于经济领域，运用到每个经济单位——公司内部。以公有制为形式的经济民主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的产权理论相冲突的。按照产权理论，每一个人在公司里的地位和话语权是不可能平等的，业主和雇员在公司内部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更不可能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公司的决策。而产权的形成只有靠自由竞争，而不能靠民主选举。
       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国名上冠上“民主”二字，如东德、北朝鲜。中国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夺取政权时，民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这在当时中共的报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中共在1949年建政时，全国政协会议中曾有人提出在共和国前面加上民主二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由于这样国名显得太长，而人民二字已经体现了民主，所以才没有把民主二字写上国名。
       另一个原因是，在冷战期间，为了抵御苏东阵营的扩张，西方国家大多与当时的右翼专制独裁国家结盟。这样是少用民主这个概念。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苏东国家崩溃，民主的旗帜转移到了西方国家手中。西方国家开始运用民主这个口号来夺取全球话语权，因为在前苏联模式下的国家都缺乏普遍选举和代议制这种政治民主形式。
       结论：
       话语权是统治权的一部分。无论是统治一个国家还是统治世界，统治者都需要掌握话语权。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及军事等硬实力相辅相成。话语权不是固定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国家手中。话语权随着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及军事等硬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而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也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转化。所以，人们对话语权应该把握好平衡。一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话语权，因为话语权事关国之存亡；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迷信话语权，因为世界上没有恒定不变的话语权，也没有恒定不变的概念。

http://www.guancha.cn/han-zhu/2012_12_11_1136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