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捣黄龙——游牧帝国首都崩溃记（连载）

      一.序言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元朝）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自古以来，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总有盛极必衰的一日，此乃历史的规律。兴起于十三世纪初的蒙古帝国（后来演变为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就是一个好例子。

    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带领着草原上的游牧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把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践踏于马蹄之下，一生号称“灭国四十”，建立起了一个东至中国东北、南至黄河流域、西至中东的庞大国家。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继续南征北战，带着那些剽悍的游牧军人远征，其足迹踏过东亚、东南亚、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等地，先后建立起包括一系列宗藩国在内的大蒙古国。在这些宗藩国中，著名的包括建立在西域阿尔泰山附近的窝阔台汗国与建立在锡尔河流域的察合台汗国、建立在欧洲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国、还有建立在中东阿母河以及叙利亚等地的伊儿汗国。

    回顾世界历史，在冷兵器时代，蒙古帝国的显赫武功可谓首屈一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成为了“天之骄子”。

    这些“天之骄子”前仆后继地攀登上光辉的巅峰，然后又以不可遏止之势往下滑，走向穷途末路，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是充满戏剧性的，结局以悲剧而告终。

    蒙古人的过度扩张，早已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伏笔。蒙哥汗死后，有实力的宗藩国便开始陆续脱离帝国而独立。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列建立元朝的时候，他成功地在十三世纪后半期消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并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衣钵——在汉人的眼中，他是皇帝；在蒙古人的眼中，他是大汗。此时，各个宗藩国虽然处于独立状态，但仍然奉元朝为宗主国，而元朝皇帝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虽然元朝统治者由草原入主中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有选择地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改用汉法治理汉地，但是他们作为征服王朝，还保留着很多蒙古旧制度的弊端，特别是将天下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四等，在政治上重用蒙古与色目贵族，轻视汉人与南人，致使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下来。

    蒙古、色目等贵族大臣平日过着骄侈暴佚、荒淫无度的生活，各级官吏进行竭泽而渔般的搜括，使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元代末期，由于各地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国家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社会黑暗终于激化了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迫使那些难以度日的人民揭竿而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元朝的统治最终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起义中寿终正寝。而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各个宗藩国，也先后被内忧外患所困扰，自顾不暇，无力互相策应。

    取代元朝的是新兴的明朝。汉人朱元璋在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以江淮为根据地，挥师北伐，于1368年以雷霆万钧之势颠覆了蒙古贵族阶级的统治。

    明朝灭亡元朝的标志不是打死或者俘虏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而是攻陷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 因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失去了旧皇帝还可以再拥立新皇帝（总之，在统治集团内部不愁找不到候补者）。但是对一个国家而言，首都作为政治中心（有时还兼顾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它被对手攻克，基本上便是河山沦陷、国家残破的标志，甚至成为亡国的象征。

    元朝的首都——大都既然于1368年八月初二被对手拿下，在普天下人的心目中就意味着灭亡（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就是以大都的失陷作元朝灭亡的标志）。

    元朝是这样。明朝也是这样，同样逃不过这个宿命（比如李自成的起义军于1644年三月十八日攻下北京，史籍就以此作为明朝的灭亡的证明。在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史称“南明”）。

    古代人普遍存在着这种“首都情结”的心理，首都的兴亡历来是吸引各方眼球的焦点。例如在我国古代处于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南北朝，控制北方的北魏的孝文帝是鲜卑族人，他为了统一胡汉，专门迁都黄河之滨的洛阳，推行汉化，目的是与汉人在南方成立的王朝争正统。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对此深刻地指出，“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指洛阳），谁就是文化正统的所在。”也就是说，不管胡人还是汉人，只要能定鼎古都洛阳，便隐然成为正统王朝，也就能收拢中原人士之心。

    不但中国古人有“首都情结”，外国人也有。在中世纪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林立。人们始终对昔日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念念不忘。德国君主奥托一世在公元十世纪远征意大利时，控制了罗马帝国曾经的首都——罗马，他便成为了“罗马人的皇帝”，他的国家也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尽管狗尾续貂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后世学者嘲讽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但它还是存在了数百年。因为在当时西欧人的心目中，“罗马是世界之首”，统治罗马的人便天然地具有复兴罗马帝国的自信。

    纵横欧亚的蒙古人未能免俗，也一样有根深蒂固的“首都情结”。成书于十七世纪的《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蒙文史籍，都记载元顺帝撤离大都时，写下了一首“歌声既哀继之以泣”的长篇诗歌，诗中多处提到令人牵肠挂肚的大都。这首诗歌未必是真品，但它却反映了元朝直到灭亡的二百多年之后，蒙古人对前朝的首都——大都仍然是刻骨铭心。明朝成立后，为了怀柔塞外的蒙古诸部，曾经颁发“敕书”给一些游牧部落，作为双方贸易往来的凭证。念旧的蒙古人往往就把这些“敕书”称为“大都”。在十六世纪，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甚至还仿照昔日大都的模样在塞外的草原上修建了呼和浩特城，以寄托蒙古人的悠久的怀念故国之情。

    可是，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其政治地位虽然非常重要，却并非是蒙古人唯一的首都。因为蒙古的土地辽阔无边，而蒙古民族是四处流动的游牧民族，所以统治者每年按照不同的季节在不同地方放牧时，就会有不同的政治中心，从而也就有了不同的首都（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并非特例。例如在蒙古之前兴起的辽、金等异族政权都曾经过着游牧生活，都实行过两个都城或几个都城的制度，国家首脑每年在这几个地方巡回办公）。

    蒙古人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与中原定居的农耕民族有区别，而且在进入中原、成立征服王朝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

    了解一下蒙古帝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治中心，对其发展的脉络会有更好的认识。在元世祖忽必烈把首都定于大都之前，也就是在成吉思汗到蒙哥执政的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蒙古帝国的中心地域一直都在“风吹草底见牛羊”的漠北地区。成吉思汗称霸草原的时候，其政治中心是在克鲁伦河上游的“大斡耳朵”。“斡耳朵”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宫帐”，这表明成吉思汗喜欢呆在蒙古包里办公，其政治中心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本色。而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做一把手的年代，随着版图的继续扩大，新的政治中心已经迁移到了在蒙古腹部地区新建成的和林，这是一座具有汉族特色的、宫殿与各类住宅鳞次栉比的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豪华的程度，都比仅由蒙古包组成的“大斡耳朵”气派得多。接下来，先后继承大位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汗与蒙哥汗，他俩同样定鼎和林。

    蒙哥汗死后，即位的是他的兄弟忽必烈，忽必烈为了南下扩张的需要，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大漠之北的和林为首都，而是在接近汉族聚居地的开平建立城郭，名为上都。上都离经济发达的汉地很近，补充给养更加方便。不久，忽必烈为了统一大业而继续向南，干脆移动大驾进驻了长城之内的农耕地区，以历史上素有盛名的燕京为中都，后来又将此地改建为宏伟壮观的大都。他虽然入主中原，却不忘传统，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采取了两都制（也就是大都、上都两个首都并存）。此后，元帝在每年的四月份从大都出发前往塞外的上都避暑，并在那里进行各种重要的政治活动，一直到八九月份再返回大都办公。

    由此可见，在元朝灭亡之前，曾经成为政治中心的地方至少有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在这几个地方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大都。这与大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处于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枢纽位置、在经济上具备沟通南北的雄厚实力、成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地点等一系列优异条件是分不开的。

    有趣的是，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其主要的政治中心建立的顺序是由北向南，分别是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大都，象征着辉煌的顶点。而当其灭亡时，这个帝国历代政治中心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崩溃，不过顺序却反了过来，主要是由南向北——分别是大都、上都、大斡耳朵与和林。这从另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成吉思汗的“天之骄子”们攀登上光辉的巅峰之后又往下滑、甚至倒退回最初的起点。

    下面将按照蒙古帝国各个时期的首都与政治中心陷落的顺序，对其陷落的过程一一予以叙述，这等于从另一个侧面披露了一个王朝走向末路时的痛苦历程、展现了其土崩瓦解时最令人震撼的细节。




      一.序言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元朝）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自古以来，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总有盛极必衰的一日，此乃历史的规律。兴起于十三世纪初的蒙古帝国（后来演变为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就是一个好例子。

    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带领着草原上的游牧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把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践踏于马蹄之下，一生号称“灭国四十”，建立起了一个东至中国东北、南至黄河流域、西至中东的庞大国家。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继续南征北战，带着那些剽悍的游牧军人远征，其足迹踏过东亚、东南亚、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等地，先后建立起包括一系列宗藩国在内的大蒙古国。在这些宗藩国中，著名的包括建立在西域阿尔泰山附近的窝阔台汗国与建立在锡尔河流域的察合台汗国、建立在欧洲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国、还有建立在中东阿母河以及叙利亚等地的伊儿汗国。

    回顾世界历史，在冷兵器时代，蒙古帝国的显赫武功可谓首屈一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成为了“天之骄子”。

    这些“天之骄子”前仆后继地攀登上光辉的巅峰，然后又以不可遏止之势往下滑，走向穷途末路，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是充满戏剧性的，结局以悲剧而告终。

    蒙古人的过度扩张，早已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伏笔。蒙哥汗死后，有实力的宗藩国便开始陆续脱离帝国而独立。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列建立元朝的时候，他成功地在十三世纪后半期消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并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衣钵——在汉人的眼中，他是皇帝；在蒙古人的眼中，他是大汗。此时，各个宗藩国虽然处于独立状态，但仍然奉元朝为宗主国，而元朝皇帝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虽然元朝统治者由草原入主中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有选择地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改用汉法治理汉地，但是他们作为征服王朝，还保留着很多蒙古旧制度的弊端，特别是将天下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四等，在政治上重用蒙古与色目贵族，轻视汉人与南人，致使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下来。

    蒙古、色目等贵族大臣平日过着骄侈暴佚、荒淫无度的生活，各级官吏进行竭泽而渔般的搜括，使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元代末期，由于各地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国家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社会黑暗终于激化了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迫使那些难以度日的人民揭竿而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元朝的统治最终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起义中寿终正寝。而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各个宗藩国，也先后被内忧外患所困扰，自顾不暇，无力互相策应。

    取代元朝的是新兴的明朝。汉人朱元璋在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以江淮为根据地，挥师北伐，于1368年以雷霆万钧之势颠覆了蒙古贵族阶级的统治。

    明朝灭亡元朝的标志不是打死或者俘虏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而是攻陷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 因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失去了旧皇帝还可以再拥立新皇帝（总之，在统治集团内部不愁找不到候补者）。但是对一个国家而言，首都作为政治中心（有时还兼顾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它被对手攻克，基本上便是河山沦陷、国家残破的标志，甚至成为亡国的象征。

    元朝的首都——大都既然于1368年八月初二被对手拿下，在普天下人的心目中就意味着灭亡（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就是以大都的失陷作元朝灭亡的标志）。

    元朝是这样。明朝也是这样，同样逃不过这个宿命（比如李自成的起义军于1644年三月十八日攻下北京，史籍就以此作为明朝的灭亡的证明。在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史称“南明”）。

    古代人普遍存在着这种“首都情结”的心理，首都的兴亡历来是吸引各方眼球的焦点。例如在我国古代处于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南北朝，控制北方的北魏的孝文帝是鲜卑族人，他为了统一胡汉，专门迁都黄河之滨的洛阳，推行汉化，目的是与汉人在南方成立的王朝争正统。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对此深刻地指出，“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指洛阳），谁就是文化正统的所在。”也就是说，不管胡人还是汉人，只要能定鼎古都洛阳，便隐然成为正统王朝，也就能收拢中原人士之心。

    不但中国古人有“首都情结”，外国人也有。在中世纪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林立。人们始终对昔日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念念不忘。德国君主奥托一世在公元十世纪远征意大利时，控制了罗马帝国曾经的首都——罗马，他便成为了“罗马人的皇帝”，他的国家也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尽管狗尾续貂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后世学者嘲讽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但它还是存在了数百年。因为在当时西欧人的心目中，“罗马是世界之首”，统治罗马的人便天然地具有复兴罗马帝国的自信。

    纵横欧亚的蒙古人未能免俗，也一样有根深蒂固的“首都情结”。成书于十七世纪的《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蒙文史籍，都记载元顺帝撤离大都时，写下了一首“歌声既哀继之以泣”的长篇诗歌，诗中多处提到令人牵肠挂肚的大都。这首诗歌未必是真品，但它却反映了元朝直到灭亡的二百多年之后，蒙古人对前朝的首都——大都仍然是刻骨铭心。明朝成立后，为了怀柔塞外的蒙古诸部，曾经颁发“敕书”给一些游牧部落，作为双方贸易往来的凭证。念旧的蒙古人往往就把这些“敕书”称为“大都”。在十六世纪，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甚至还仿照昔日大都的模样在塞外的草原上修建了呼和浩特城，以寄托蒙古人的悠久的怀念故国之情。

    可是，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其政治地位虽然非常重要，却并非是蒙古人唯一的首都。因为蒙古的土地辽阔无边，而蒙古民族是四处流动的游牧民族，所以统治者每年按照不同的季节在不同地方放牧时，就会有不同的政治中心，从而也就有了不同的首都（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并非特例。例如在蒙古之前兴起的辽、金等异族政权都曾经过着游牧生活，都实行过两个都城或几个都城的制度，国家首脑每年在这几个地方巡回办公）。

    蒙古人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与中原定居的农耕民族有区别，而且在进入中原、成立征服王朝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

    了解一下蒙古帝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治中心，对其发展的脉络会有更好的认识。在元世祖忽必烈把首都定于大都之前，也就是在成吉思汗到蒙哥执政的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蒙古帝国的中心地域一直都在“风吹草底见牛羊”的漠北地区。成吉思汗称霸草原的时候，其政治中心是在克鲁伦河上游的“大斡耳朵”。“斡耳朵”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宫帐”，这表明成吉思汗喜欢呆在蒙古包里办公，其政治中心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本色。而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做一把手的年代，随着版图的继续扩大，新的政治中心已经迁移到了在蒙古腹部地区新建成的和林，这是一座具有汉族特色的、宫殿与各类住宅鳞次栉比的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豪华的程度，都比仅由蒙古包组成的“大斡耳朵”气派得多。接下来，先后继承大位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汗与蒙哥汗，他俩同样定鼎和林。

    蒙哥汗死后，即位的是他的兄弟忽必烈，忽必烈为了南下扩张的需要，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大漠之北的和林为首都，而是在接近汉族聚居地的开平建立城郭，名为上都。上都离经济发达的汉地很近，补充给养更加方便。不久，忽必烈为了统一大业而继续向南，干脆移动大驾进驻了长城之内的农耕地区，以历史上素有盛名的燕京为中都，后来又将此地改建为宏伟壮观的大都。他虽然入主中原，却不忘传统，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采取了两都制（也就是大都、上都两个首都并存）。此后，元帝在每年的四月份从大都出发前往塞外的上都避暑，并在那里进行各种重要的政治活动，一直到八九月份再返回大都办公。

    由此可见，在元朝灭亡之前，曾经成为政治中心的地方至少有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在这几个地方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大都。这与大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处于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枢纽位置、在经济上具备沟通南北的雄厚实力、成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地点等一系列优异条件是分不开的。

    有趣的是，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其主要的政治中心建立的顺序是由北向南，分别是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大都，象征着辉煌的顶点。而当其灭亡时，这个帝国历代政治中心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崩溃，不过顺序却反了过来，主要是由南向北——分别是大都、上都、大斡耳朵与和林。这从另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成吉思汗的“天之骄子”们攀登上光辉的巅峰之后又往下滑、甚至倒退回最初的起点。

    下面将按照蒙古帝国各个时期的首都与政治中心陷落的顺序，对其陷落的过程一一予以叙述，这等于从另一个侧面披露了一个王朝走向末路时的痛苦历程、展现了其土崩瓦解时最令人震撼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