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灌水]全球性骚扰增长有三大因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2: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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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上个世纪末以来，一个舶来词汇“性骚扰”频繁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不仅针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诉讼屡见报端，三年来各类机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性骚扰存在的普遍性。
2002年3月，在《北京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1%的女性表示曾经遭遇过性骚扰。2003年，一家女性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今年9月，《华夏时报》对北京CBD白领的调查显示，85.7%的女性曾被骚扰过，被骚扰者年龄绝大部分在35岁以下。
在这几项调查中，职场和交通工具成为性骚扰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而职场性骚扰又因其发生的经常性，成为对女性危害最大的一种骚扰形式。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性骚扰”现象浮出水面？其行为背后又和哪些因素密切相关？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期从事性别研究的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小英副研究员。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将女性角色的定位过于身体化，从而形成了人们不当的惯性思维。
“性骚扰之所以浮出水面，是因为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身体被伤害是一种完全个体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个人尊严受到了伤害，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谈及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性骚扰问题，近年来愈发引人关注的原因，吴小英如此解释说。
通常人们认为，性骚扰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骚扰者的性的冲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骚扰者性道德水平的低下常被视为主要诱因。但是吴小英认为，“性骚扰在更广的意义上有一种不平等性别文化的支撑”。
她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里面，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在性关系中，女人不可能有什么表示，而男人向女人做某种性的表示是“看得起你”。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男女之间一度失去了性别特色，而且还有禁欲的色彩，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性别角色转化中，人们的观念不断强调差异，要求男人要越来越像男子汉，女人要越来越有女人味，不好的趋势也由此而出现，就是把女人身体化。
这种身体化和传统性别观念中的某些部分暗合。由此使人们在区分男女两个性别范畴时，不自觉地使用一个两分法，即男人是理性的、主动攻击性的，女人是感性的、温柔的、被动的、和身体相连的；男人是抽象思维的，女人是更加重视身体的。
如此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当人们说这个女人不错的时候，对其身体欣赏所占的比重往往比其他方面更多。人们认为，女人有她的身体和美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价值，所以在男女交往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潜意识中男人看女人会看她的身体。而从男人的角度，做出欣赏的表示时，得到肯定也比较多。与之相反，如果女性被骚扰本身就没有面子，一旦声张，不好的舆论接踵而至，诸如“你不是正经东西”，或者男人会冠冕堂皇地说：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让我控制不住。
处于权力文化强势地位之上的男性，常常抓住女性处境尴尬的弱点肆意妄为。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之外，权力文化差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性骚扰概念的理解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方是非自愿性的。而当双方地位上的差异明显时，尤其是女性处于较低的位置，受到伤害后采取反抗就可能少得多。骚扰方抓住了被骚扰者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料想不敢有反抗，从而肆意妄为。比如做公关的一个职业女性和大客户男老板交往过程中，有个别时候业务工作会和性连在一块，成为一个交易的条件。这时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吴小英分析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与在公共场合的性骚扰相比，置于权力关系中的职场的性骚扰很难防范。因为权力关系和性别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通常男性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被骚扰女性则往往选择沉默。
吴小英认为，多数女性的沉默如果作为个体选择来说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个人要讲求一个成本合算，考虑清楚声张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通常骚扰者不一定得到惩罚。而最明智的处理是离开，但如果发现离开会失去很好的工作机会，她就要衡量，哪一种更合算，或者想办法避开骚扰者。通常被骚扰使女性得到社会支持是很少的。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按理说在性别文化中女性比较吃亏，但实际上，虽然比例较低，依然存在女老板对男雇员的性骚扰，这说明权力可以盖过传统的性别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性成为一种消费品。”她举例说，“很难想象一个农民工会去骚扰部长夫人，权力等级差异很大，我们常常碰到的可能是男主人骚扰小保姆”。
迎合成功男性的消费文化倡导错位的女性成功观，削弱了强势抑制性骚扰的舆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媒体倡导的消费文化中，暗含着许多强调男性占有欲的内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认识。对此，吴小英分析说“有房、有车，外面有女人，成了一个地位的象征。对于骚扰者来说，他的行为并不来自性的饥渴。而是用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消费’，对这样的行为，社会宽容度似乎特别大，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这种舆论。”
通过对诠释两性关系的广告进行研究，吴小英发现，打造消费文化的商家们，追求的是金钱，这决定他们根据消费者群体来进行广告包装。于是，很多广告不断赞扬男人对女人的骚扰，宣扬不被骚扰的女人是可怜的，而且这种信息相当受欢迎，虽然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市场中倡导，但已经形成那样一种不正常的意识形态。广告用语隐含寓意常常是性暗示，蕴涵着男性对女性的占有。
吴小英认为，为了漂亮而采取各种方法美容，这在多元化选择的时代无可厚非，但商家千万不能为了挣钱，宣扬一种观念，即女人把身体包装得越好，越多男人来骚扰是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一步，宣传这种理念非常可怕。“这种消费文化形成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性骚扰的舆论。”她强调说</P><P></P>
<P>上个世纪末以来，一个舶来词汇“性骚扰”频繁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不仅针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诉讼屡见报端，三年来各类机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性骚扰存在的普遍性。
2002年3月，在《北京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1%的女性表示曾经遭遇过性骚扰。2003年，一家女性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今年9月，《华夏时报》对北京CBD白领的调查显示，85.7%的女性曾被骚扰过，被骚扰者年龄绝大部分在35岁以下。
在这几项调查中，职场和交通工具成为性骚扰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而职场性骚扰又因其发生的经常性，成为对女性危害最大的一种骚扰形式。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性骚扰”现象浮出水面？其行为背后又和哪些因素密切相关？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期从事性别研究的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小英副研究员。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将女性角色的定位过于身体化，从而形成了人们不当的惯性思维。
“性骚扰之所以浮出水面，是因为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身体被伤害是一种完全个体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个人尊严受到了伤害，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谈及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性骚扰问题，近年来愈发引人关注的原因，吴小英如此解释说。
通常人们认为，性骚扰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骚扰者的性的冲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骚扰者性道德水平的低下常被视为主要诱因。但是吴小英认为，“性骚扰在更广的意义上有一种不平等性别文化的支撑”。
她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里面，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在性关系中，女人不可能有什么表示，而男人向女人做某种性的表示是“看得起你”。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男女之间一度失去了性别特色，而且还有禁欲的色彩，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性别角色转化中，人们的观念不断强调差异，要求男人要越来越像男子汉，女人要越来越有女人味，不好的趋势也由此而出现，就是把女人身体化。
这种身体化和传统性别观念中的某些部分暗合。由此使人们在区分男女两个性别范畴时，不自觉地使用一个两分法，即男人是理性的、主动攻击性的，女人是感性的、温柔的、被动的、和身体相连的；男人是抽象思维的，女人是更加重视身体的。
如此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当人们说这个女人不错的时候，对其身体欣赏所占的比重往往比其他方面更多。人们认为，女人有她的身体和美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价值，所以在男女交往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潜意识中男人看女人会看她的身体。而从男人的角度，做出欣赏的表示时，得到肯定也比较多。与之相反，如果女性被骚扰本身就没有面子，一旦声张，不好的舆论接踵而至，诸如“你不是正经东西”，或者男人会冠冕堂皇地说：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让我控制不住。
处于权力文化强势地位之上的男性，常常抓住女性处境尴尬的弱点肆意妄为。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之外，权力文化差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性骚扰概念的理解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方是非自愿性的。而当双方地位上的差异明显时，尤其是女性处于较低的位置，受到伤害后采取反抗就可能少得多。骚扰方抓住了被骚扰者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料想不敢有反抗，从而肆意妄为。比如做公关的一个职业女性和大客户男老板交往过程中，有个别时候业务工作会和性连在一块，成为一个交易的条件。这时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吴小英分析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与在公共场合的性骚扰相比，置于权力关系中的职场的性骚扰很难防范。因为权力关系和性别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通常男性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被骚扰女性则往往选择沉默。
吴小英认为，多数女性的沉默如果作为个体选择来说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个人要讲求一个成本合算，考虑清楚声张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通常骚扰者不一定得到惩罚。而最明智的处理是离开，但如果发现离开会失去很好的工作机会，她就要衡量，哪一种更合算，或者想办法避开骚扰者。通常被骚扰使女性得到社会支持是很少的。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按理说在性别文化中女性比较吃亏，但实际上，虽然比例较低，依然存在女老板对男雇员的性骚扰，这说明权力可以盖过传统的性别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性成为一种消费品。”她举例说，“很难想象一个农民工会去骚扰部长夫人，权力等级差异很大，我们常常碰到的可能是男主人骚扰小保姆”。
迎合成功男性的消费文化倡导错位的女性成功观，削弱了强势抑制性骚扰的舆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媒体倡导的消费文化中，暗含着许多强调男性占有欲的内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认识。对此，吴小英分析说“有房、有车，外面有女人，成了一个地位的象征。对于骚扰者来说，他的行为并不来自性的饥渴。而是用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消费’，对这样的行为，社会宽容度似乎特别大，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这种舆论。”
通过对诠释两性关系的广告进行研究，吴小英发现，打造消费文化的商家们，追求的是金钱，这决定他们根据消费者群体来进行广告包装。于是，很多广告不断赞扬男人对女人的骚扰，宣扬不被骚扰的女人是可怜的，而且这种信息相当受欢迎，虽然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市场中倡导，但已经形成那样一种不正常的意识形态。广告用语隐含寓意常常是性暗示，蕴涵着男性对女性的占有。
吴小英认为，为了漂亮而采取各种方法美容，这在多元化选择的时代无可厚非，但商家千万不能为了挣钱，宣扬一种观念，即女人把身体包装得越好，越多男人来骚扰是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一步，宣传这种理念非常可怕。“这种消费文化形成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性骚扰的舆论。”她强调说</P>
</P><P>上个世纪末以来，一个舶来词汇“性骚扰”频繁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不仅针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诉讼屡见报端，三年来各类机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性骚扰存在的普遍性。
2002年3月，在《北京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1%的女性表示曾经遭遇过性骚扰。2003年，一家女性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今年9月，《华夏时报》对北京CBD白领的调查显示，85.7%的女性曾被骚扰过，被骚扰者年龄绝大部分在35岁以下。
在这几项调查中，职场和交通工具成为性骚扰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而职场性骚扰又因其发生的经常性，成为对女性危害最大的一种骚扰形式。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性骚扰”现象浮出水面？其行为背后又和哪些因素密切相关？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期从事性别研究的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小英副研究员。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将女性角色的定位过于身体化，从而形成了人们不当的惯性思维。
“性骚扰之所以浮出水面，是因为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身体被伤害是一种完全个体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个人尊严受到了伤害，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谈及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性骚扰问题，近年来愈发引人关注的原因，吴小英如此解释说。
通常人们认为，性骚扰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骚扰者的性的冲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骚扰者性道德水平的低下常被视为主要诱因。但是吴小英认为，“性骚扰在更广的意义上有一种不平等性别文化的支撑”。
她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里面，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在性关系中，女人不可能有什么表示，而男人向女人做某种性的表示是“看得起你”。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男女之间一度失去了性别特色，而且还有禁欲的色彩，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性别角色转化中，人们的观念不断强调差异，要求男人要越来越像男子汉，女人要越来越有女人味，不好的趋势也由此而出现，就是把女人身体化。
这种身体化和传统性别观念中的某些部分暗合。由此使人们在区分男女两个性别范畴时，不自觉地使用一个两分法，即男人是理性的、主动攻击性的，女人是感性的、温柔的、被动的、和身体相连的；男人是抽象思维的，女人是更加重视身体的。
如此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当人们说这个女人不错的时候，对其身体欣赏所占的比重往往比其他方面更多。人们认为，女人有她的身体和美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价值，所以在男女交往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潜意识中男人看女人会看她的身体。而从男人的角度，做出欣赏的表示时，得到肯定也比较多。与之相反，如果女性被骚扰本身就没有面子，一旦声张，不好的舆论接踵而至，诸如“你不是正经东西”，或者男人会冠冕堂皇地说：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让我控制不住。
处于权力文化强势地位之上的男性，常常抓住女性处境尴尬的弱点肆意妄为。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之外，权力文化差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性骚扰概念的理解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方是非自愿性的。而当双方地位上的差异明显时，尤其是女性处于较低的位置，受到伤害后采取反抗就可能少得多。骚扰方抓住了被骚扰者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料想不敢有反抗，从而肆意妄为。比如做公关的一个职业女性和大客户男老板交往过程中，有个别时候业务工作会和性连在一块，成为一个交易的条件。这时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吴小英分析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与在公共场合的性骚扰相比，置于权力关系中的职场的性骚扰很难防范。因为权力关系和性别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通常男性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被骚扰女性则往往选择沉默。
吴小英认为，多数女性的沉默如果作为个体选择来说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个人要讲求一个成本合算，考虑清楚声张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通常骚扰者不一定得到惩罚。而最明智的处理是离开，但如果发现离开会失去很好的工作机会，她就要衡量，哪一种更合算，或者想办法避开骚扰者。通常被骚扰使女性得到社会支持是很少的。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按理说在性别文化中女性比较吃亏，但实际上，虽然比例较低，依然存在女老板对男雇员的性骚扰，这说明权力可以盖过传统的性别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性成为一种消费品。”她举例说，“很难想象一个农民工会去骚扰部长夫人，权力等级差异很大，我们常常碰到的可能是男主人骚扰小保姆”。
迎合成功男性的消费文化倡导错位的女性成功观，削弱了强势抑制性骚扰的舆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媒体倡导的消费文化中，暗含着许多强调男性占有欲的内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认识。对此，吴小英分析说“有房、有车，外面有女人，成了一个地位的象征。对于骚扰者来说，他的行为并不来自性的饥渴。而是用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消费’，对这样的行为，社会宽容度似乎特别大，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这种舆论。”
通过对诠释两性关系的广告进行研究，吴小英发现，打造消费文化的商家们，追求的是金钱，这决定他们根据消费者群体来进行广告包装。于是，很多广告不断赞扬男人对女人的骚扰，宣扬不被骚扰的女人是可怜的，而且这种信息相当受欢迎，虽然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市场中倡导，但已经形成那样一种不正常的意识形态。广告用语隐含寓意常常是性暗示，蕴涵着男性对女性的占有。
吴小英认为，为了漂亮而采取各种方法美容，这在多元化选择的时代无可厚非，但商家千万不能为了挣钱，宣扬一种观念，即女人把身体包装得越好，越多男人来骚扰是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一步，宣传这种理念非常可怕。“这种消费文化形成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性骚扰的舆论。”她强调说</P><P>
</P><P>上个世纪末以来，一个舶来词汇“性骚扰”频繁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不仅针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诉讼屡见报端，三年来各类机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性骚扰存在的普遍性。
2002年3月，在《北京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1%的女性表示曾经遭遇过性骚扰。2003年，一家女性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为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今年9月，《华夏时报》对北京CBD白领的调查显示，85.7%的女性曾被骚扰过，被骚扰者年龄绝大部分在35岁以下。
在这几项调查中，职场和交通工具成为性骚扰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而职场性骚扰又因其发生的经常性，成为对女性危害最大的一种骚扰形式。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性骚扰”现象浮出水面？其行为背后又和哪些因素密切相关？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期从事性别研究的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吴小英副研究员。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将女性角色的定位过于身体化，从而形成了人们不当的惯性思维。
“性骚扰之所以浮出水面，是因为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身体被伤害是一种完全个体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个人尊严受到了伤害，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谈及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性骚扰问题，近年来愈发引人关注的原因，吴小英如此解释说。
通常人们认为，性骚扰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骚扰者的性的冲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骚扰者性道德水平的低下常被视为主要诱因。但是吴小英认为，“性骚扰在更广的意义上有一种不平等性别文化的支撑”。
她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里面，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在性关系中，女人不可能有什么表示，而男人向女人做某种性的表示是“看得起你”。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男女之间一度失去了性别特色，而且还有禁欲的色彩，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性别角色转化中，人们的观念不断强调差异，要求男人要越来越像男子汉，女人要越来越有女人味，不好的趋势也由此而出现，就是把女人身体化。
这种身体化和传统性别观念中的某些部分暗合。由此使人们在区分男女两个性别范畴时，不自觉地使用一个两分法，即男人是理性的、主动攻击性的，女人是感性的、温柔的、被动的、和身体相连的；男人是抽象思维的，女人是更加重视身体的。
如此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当人们说这个女人不错的时候，对其身体欣赏所占的比重往往比其他方面更多。人们认为，女人有她的身体和美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价值，所以在男女交往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潜意识中男人看女人会看她的身体。而从男人的角度，做出欣赏的表示时，得到肯定也比较多。与之相反，如果女性被骚扰本身就没有面子，一旦声张，不好的舆论接踵而至，诸如“你不是正经东西”，或者男人会冠冕堂皇地说：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让我控制不住。
处于权力文化强势地位之上的男性，常常抓住女性处境尴尬的弱点肆意妄为。
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之外，权力文化差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性骚扰概念的理解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方是非自愿性的。而当双方地位上的差异明显时，尤其是女性处于较低的位置，受到伤害后采取反抗就可能少得多。骚扰方抓住了被骚扰者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料想不敢有反抗，从而肆意妄为。比如做公关的一个职业女性和大客户男老板交往过程中，有个别时候业务工作会和性连在一块，成为一个交易的条件。这时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吴小英分析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与在公共场合的性骚扰相比，置于权力关系中的职场的性骚扰很难防范。因为权力关系和性别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通常男性拥有较高的权力地位，被骚扰女性则往往选择沉默。
吴小英认为，多数女性的沉默如果作为个体选择来说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个人要讲求一个成本合算，考虑清楚声张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通常骚扰者不一定得到惩罚。而最明智的处理是离开，但如果发现离开会失去很好的工作机会，她就要衡量，哪一种更合算，或者想办法避开骚扰者。通常被骚扰使女性得到社会支持是很少的。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按理说在性别文化中女性比较吃亏，但实际上，虽然比例较低，依然存在女老板对男雇员的性骚扰，这说明权力可以盖过传统的性别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性成为一种消费品。”她举例说，“很难想象一个农民工会去骚扰部长夫人，权力等级差异很大，我们常常碰到的可能是男主人骚扰小保姆”。
迎合成功男性的消费文化倡导错位的女性成功观，削弱了强势抑制性骚扰的舆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媒体倡导的消费文化中，暗含着许多强调男性占有欲的内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认识。对此，吴小英分析说“有房、有车，外面有女人，成了一个地位的象征。对于骚扰者来说，他的行为并不来自性的饥渴。而是用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消费’，对这样的行为，社会宽容度似乎特别大，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这种舆论。”
通过对诠释两性关系的广告进行研究，吴小英发现，打造消费文化的商家们，追求的是金钱，这决定他们根据消费者群体来进行广告包装。于是，很多广告不断赞扬男人对女人的骚扰，宣扬不被骚扰的女人是可怜的，而且这种信息相当受欢迎，虽然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市场中倡导，但已经形成那样一种不正常的意识形态。广告用语隐含寓意常常是性暗示，蕴涵着男性对女性的占有。
吴小英认为，为了漂亮而采取各种方法美容，这在多元化选择的时代无可厚非，但商家千万不能为了挣钱，宣扬一种观念，即女人把身体包装得越好，越多男人来骚扰是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一步，宣传这种理念非常可怕。“这种消费文化形成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性骚扰的舆论。”她强调说</P>
幽子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