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生见人，死见尸：最后一个纳粹捕手的追击生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45:13
http://www.laomu.cn/wxzp/ydzx/we ... 8/kasj20080926.html
年近60岁的祖罗夫很想像常人一样，在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身为“最后的纳粹捕手”的他，在退休前还有一个夙愿未了——抓捕隐藏在南美的纳粹“死亡医生”。他会不会如愿以偿呢？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专门抓纳粹的中心
祖罗夫，1948年生于纽约，在以色列研究二战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历史，后来成为西蒙·维森塔尔的传人，成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西蒙·维森塔尔是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当1945年美军解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瘦得只剩不到45公斤的维森塔尔正躺在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获救后的维森塔尔创办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专门追捕纳粹逃犯，并成功地将伪装成伐木工人的前盖世太保犹太部部长阿道夫·艾希曼重新送上死刑台。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基金会和资助（主要来自犹太人）。
此后，维森塔尔相继找到了隐藏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纳粹分子，逮捕了《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隐藏在纽约皇后区专杀儿童的纳粹分子瑞安夫人、躲在巴西的前特拉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尽管有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维森塔尔绳之以法，但据法国《费加罗报》估计，至少还有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战犯依然在逃。
祖罗夫没进过集中营，但却被维森塔尔对犹太历史的责任感所感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维森塔尔调侃一位犹太珠宝商说，九泉之下，你会对同胞们说你成了珠宝商，但我可以对他们说，我没有忘记他们。
1978年，祖罗夫成为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继维森塔尔之后，开始了“纳粹捕手”的生涯。该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对在逃纳粹的调查报告。
有纳粹之处必有祖罗夫
30年来，有纳粹痕迹出现的地方，就会有祖罗夫的身影。
去年末，在“扑克牌名单”上排名第八的纳粹分子卡姆现身德国慕尼黑。面对敲门的英国记者，87岁的卡姆似乎早有准备，他拒不开门，只是站在窗帘后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不想和你说话，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很多人也曾质疑，还有必要追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对于慕尼黑法院驳回丹麦法院的指控，祖罗夫认为，那是“德国司法机构对第三帝国的人滥施同情”。
时光流逝，很多纳粹的生命被死神夺取，而非法律。2002年，祖罗夫发起了“最后的机会”追捕行动，在德国、克罗地亚、奥地利、爱沙尼亚等七国开始了追捕调查行动，他们在媒体上播发广告，呼吁有良知的人们能够检举揭发。
克罗地亚是个特殊的地区，因为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夏政权与希特勒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并参与犹太大屠杀。但此后的克罗地亚政府一直对乌斯塔夏政权抱有容忍态度，所以克罗地亚的纳粹似乎尤其“猖獗”，克罗地亚的糖包装袋上印有纳粹标志，球迷打出纳粹标志，摇滚歌手佩尔科维奇在歌词中美化纳粹，他的Fans在演唱会上高举右臂，行纳粹军礼，甚至连躲在阿根廷的78岁克罗地亚老纳粹也敢走进电视台，说集中营中的犯人都是“自然死亡”。
祖罗夫对克罗地亚的“纳粹情绪”感到“恶心”，“无数纳粹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不管过去多少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恶魔都理应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加州州长与诺贝尔得主，都与纳粹有染
在祖罗夫与维森塔尔中心的“关注对象”中，也不乏政界和文艺界的名人。
现任美国加州州长、电影《魔鬼终结者》中“终结者”的扮演者施瓦辛格，很多人一听他的古怪姓氏便可得知他的奥地利血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施瓦辛格的父亲可能就是一名纳粹党卫军突击队员。
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有这样一行打字体小字：SA1.5.1939，即施瓦辛格的父亲在1939年5月1日自愿加入德文缩写为SA的纳粹冲锋队。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施瓦辛格主动向维森塔尔中心捐赠了75万美元，并为该中心募集了数百万美元。
收到钱之后，维森塔尔中心突然改变了口风，认为难以认定老施瓦辛格是不是纳粹。但该事件在2003年施瓦辛格参选加州州长时突然“升级”，维森塔尔中心的发言人说，小施瓦辛格“为父亲感到难堪，我们不能以父亲来判定儿子”，其实是间接承认了老施瓦辛格的纳粹身份。
也就是说，维森塔尔中心在接受了施瓦辛格的“捐赠”后选择了“闭嘴”，但为施瓦辛格的选战考虑，又主动“坦白”了事实。在金钱面前，“纳粹与否”也是相对的。
另一位名人却没那么幸运，他就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生于但泽，那里曾经是德国领土，现为波兰城市。某天，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突然宣称，要剥夺格拉斯的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一位前总统为何向老迈的作家发难，就在民众都难解其意之时，格拉斯平静地给但泽市长写了封信，称自己把纳粹党卫军的身份隐藏了60年，格拉斯在其回忆录《剥洋葱》中也重提了自己的纳粹身份，说自己只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党卫军，“没放一枪一弹”。
格拉斯的坦白得到了瓦文萨的谅解，“我不再与格拉斯先生为敌了”，但却引起了祖罗夫的关注。祖罗夫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档案保密权力，接受彻底清查，想看看格拉斯有没有某些“更严重的污点”。因为在德国，除非本人放弃保护，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查阅他人的档案。格拉斯至今没有回音，难道他真的有问题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约合130万美元，约是施瓦辛格“封口费”的两倍。纳粹与否，要看格拉斯的“觉悟”了。
60岁的“猎人”与95岁的“猎物”
排在“扑克牌名单”第二位的重要逃犯，就是被称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阿里贝特·海姆。这位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生以手段残忍著称。
一位名叫卡尔·洛特的幸存者，在8年后回忆自己在集中营医院里工作时目睹海姆杀人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洛特说，海姆为一名18岁的犹太小伙子治疗足病时，发现他身体健壮，并得知他曾经当过足球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便起了歹心。海姆没有为小伙子治疗足病，而是将其麻醉后阉割并解剖，切下他的头颅并制成标本，“他需要这个头颅仅仅是因为其牙齿不错”。
海姆曾屡屡叫走在押者，向他们的心脏注射汽油、水或者毒药，看哪种方式可以“便宜又迅速”地致人死亡，他往往亲自拿着怀表在旁边测定死亡时间。二战结束后，海姆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温泉疗养院当起了妇科医生。西德警方曾于1961年决定将其逮捕归案。但就在警察赶到他家前夜，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祖罗夫开出的追捕海姆的悬赏奖金已高达31万欧元，其中德国政府和维森塔尔中心各出资13万欧元，奥地利政府出资5万欧元。祖罗夫要将抓捕海姆作为自己的“退休赠礼”。60岁的“猎人”抓捕95岁的“猎物”，他能如愿吗？
纳粹捕手接班人，更高明的一代
尽管祖罗夫忙碌一生，却仍有纳粹分子法外余生。名列纳粹战犯通缉名单第四名的米利沃伊·阿什内尔近日被发现在奥地利观看欧洲足球锦标赛，甚至在街头与球迷一同欢庆。
相对祖罗夫数十年的调查，哈佛法学学生威廉却只用了1小时就“揪出”了一个纳粹。威廉在维森塔尔中心做志愿者期间，用计算机整理了该中心的所有资料数据，结果在1小时之内就找出了一个嫌疑人的地址，甚至还查明了此人购买房子花多少钱、他曾经居住在哪里、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等。一个月内，威廉就找出了4名生活在美国的纳粹战犯，这种速度让祖罗夫吃惊不已。
下一代的纳粹捕手们，能否利用计算机网络将纳粹分子的家标在Google地图上，并一网打尽呢？http://www.laomu.cn/wxzp/ydzx/we ... 8/kasj20080926.html
年近60岁的祖罗夫很想像常人一样，在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身为“最后的纳粹捕手”的他，在退休前还有一个夙愿未了——抓捕隐藏在南美的纳粹“死亡医生”。他会不会如愿以偿呢？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专门抓纳粹的中心
祖罗夫，1948年生于纽约，在以色列研究二战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历史，后来成为西蒙·维森塔尔的传人，成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西蒙·维森塔尔是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当1945年美军解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瘦得只剩不到45公斤的维森塔尔正躺在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获救后的维森塔尔创办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专门追捕纳粹逃犯，并成功地将伪装成伐木工人的前盖世太保犹太部部长阿道夫·艾希曼重新送上死刑台。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基金会和资助（主要来自犹太人）。
此后，维森塔尔相继找到了隐藏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纳粹分子，逮捕了《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隐藏在纽约皇后区专杀儿童的纳粹分子瑞安夫人、躲在巴西的前特拉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尽管有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维森塔尔绳之以法，但据法国《费加罗报》估计，至少还有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战犯依然在逃。
祖罗夫没进过集中营，但却被维森塔尔对犹太历史的责任感所感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维森塔尔调侃一位犹太珠宝商说，九泉之下，你会对同胞们说你成了珠宝商，但我可以对他们说，我没有忘记他们。
1978年，祖罗夫成为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继维森塔尔之后，开始了“纳粹捕手”的生涯。该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对在逃纳粹的调查报告。
有纳粹之处必有祖罗夫
30年来，有纳粹痕迹出现的地方，就会有祖罗夫的身影。
去年末，在“扑克牌名单”上排名第八的纳粹分子卡姆现身德国慕尼黑。面对敲门的英国记者，87岁的卡姆似乎早有准备，他拒不开门，只是站在窗帘后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不想和你说话，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很多人也曾质疑，还有必要追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对于慕尼黑法院驳回丹麦法院的指控，祖罗夫认为，那是“德国司法机构对第三帝国的人滥施同情”。
时光流逝，很多纳粹的生命被死神夺取，而非法律。2002年，祖罗夫发起了“最后的机会”追捕行动，在德国、克罗地亚、奥地利、爱沙尼亚等七国开始了追捕调查行动，他们在媒体上播发广告，呼吁有良知的人们能够检举揭发。
克罗地亚是个特殊的地区，因为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夏政权与希特勒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并参与犹太大屠杀。但此后的克罗地亚政府一直对乌斯塔夏政权抱有容忍态度，所以克罗地亚的纳粹似乎尤其“猖獗”，克罗地亚的糖包装袋上印有纳粹标志，球迷打出纳粹标志，摇滚歌手佩尔科维奇在歌词中美化纳粹，他的Fans在演唱会上高举右臂，行纳粹军礼，甚至连躲在阿根廷的78岁克罗地亚老纳粹也敢走进电视台，说集中营中的犯人都是“自然死亡”。
祖罗夫对克罗地亚的“纳粹情绪”感到“恶心”，“无数纳粹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不管过去多少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恶魔都理应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加州州长与诺贝尔得主，都与纳粹有染
在祖罗夫与维森塔尔中心的“关注对象”中，也不乏政界和文艺界的名人。
现任美国加州州长、电影《魔鬼终结者》中“终结者”的扮演者施瓦辛格，很多人一听他的古怪姓氏便可得知他的奥地利血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施瓦辛格的父亲可能就是一名纳粹党卫军突击队员。
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有这样一行打字体小字：SA1.5.1939，即施瓦辛格的父亲在1939年5月1日自愿加入德文缩写为SA的纳粹冲锋队。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施瓦辛格主动向维森塔尔中心捐赠了75万美元，并为该中心募集了数百万美元。
收到钱之后，维森塔尔中心突然改变了口风，认为难以认定老施瓦辛格是不是纳粹。但该事件在2003年施瓦辛格参选加州州长时突然“升级”，维森塔尔中心的发言人说，小施瓦辛格“为父亲感到难堪，我们不能以父亲来判定儿子”，其实是间接承认了老施瓦辛格的纳粹身份。
也就是说，维森塔尔中心在接受了施瓦辛格的“捐赠”后选择了“闭嘴”，但为施瓦辛格的选战考虑，又主动“坦白”了事实。在金钱面前，“纳粹与否”也是相对的。
另一位名人却没那么幸运，他就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生于但泽，那里曾经是德国领土，现为波兰城市。某天，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突然宣称，要剥夺格拉斯的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一位前总统为何向老迈的作家发难，就在民众都难解其意之时，格拉斯平静地给但泽市长写了封信，称自己把纳粹党卫军的身份隐藏了60年，格拉斯在其回忆录《剥洋葱》中也重提了自己的纳粹身份，说自己只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党卫军，“没放一枪一弹”。
格拉斯的坦白得到了瓦文萨的谅解，“我不再与格拉斯先生为敌了”，但却引起了祖罗夫的关注。祖罗夫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档案保密权力，接受彻底清查，想看看格拉斯有没有某些“更严重的污点”。因为在德国，除非本人放弃保护，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查阅他人的档案。格拉斯至今没有回音，难道他真的有问题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约合130万美元，约是施瓦辛格“封口费”的两倍。纳粹与否，要看格拉斯的“觉悟”了。
60岁的“猎人”与95岁的“猎物”
排在“扑克牌名单”第二位的重要逃犯，就是被称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阿里贝特·海姆。这位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生以手段残忍著称。
一位名叫卡尔·洛特的幸存者，在8年后回忆自己在集中营医院里工作时目睹海姆杀人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洛特说，海姆为一名18岁的犹太小伙子治疗足病时，发现他身体健壮，并得知他曾经当过足球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便起了歹心。海姆没有为小伙子治疗足病，而是将其麻醉后阉割并解剖，切下他的头颅并制成标本，“他需要这个头颅仅仅是因为其牙齿不错”。
海姆曾屡屡叫走在押者，向他们的心脏注射汽油、水或者毒药，看哪种方式可以“便宜又迅速”地致人死亡，他往往亲自拿着怀表在旁边测定死亡时间。二战结束后，海姆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温泉疗养院当起了妇科医生。西德警方曾于1961年决定将其逮捕归案。但就在警察赶到他家前夜，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祖罗夫开出的追捕海姆的悬赏奖金已高达31万欧元，其中德国政府和维森塔尔中心各出资13万欧元，奥地利政府出资5万欧元。祖罗夫要将抓捕海姆作为自己的“退休赠礼”。60岁的“猎人”抓捕95岁的“猎物”，他能如愿吗？
纳粹捕手接班人，更高明的一代
尽管祖罗夫忙碌一生，却仍有纳粹分子法外余生。名列纳粹战犯通缉名单第四名的米利沃伊·阿什内尔近日被发现在奥地利观看欧洲足球锦标赛，甚至在街头与球迷一同欢庆。
相对祖罗夫数十年的调查，哈佛法学学生威廉却只用了1小时就“揪出”了一个纳粹。威廉在维森塔尔中心做志愿者期间，用计算机整理了该中心的所有资料数据，结果在1小时之内就找出了一个嫌疑人的地址，甚至还查明了此人购买房子花多少钱、他曾经居住在哪里、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等。一个月内，威廉就找出了4名生活在美国的纳粹战犯，这种速度让祖罗夫吃惊不已。
下一代的纳粹捕手们，能否利用计算机网络将纳粹分子的家标在Google地图上，并一网打尽呢？
年近60岁的祖罗夫很想像常人一样，在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身为“最后的纳粹捕手”的他，在退休前还有一个夙愿未了——抓捕隐藏在南美的纳粹“死亡医生”。他会不会如愿以偿呢？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专门抓纳粹的中心
祖罗夫，1948年生于纽约，在以色列研究二战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历史，后来成为西蒙·维森塔尔的传人，成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西蒙·维森塔尔是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当1945年美军解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瘦得只剩不到45公斤的维森塔尔正躺在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获救后的维森塔尔创办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专门追捕纳粹逃犯，并成功地将伪装成伐木工人的前盖世太保犹太部部长阿道夫·艾希曼重新送上死刑台。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基金会和资助（主要来自犹太人）。
此后，维森塔尔相继找到了隐藏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纳粹分子，逮捕了《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隐藏在纽约皇后区专杀儿童的纳粹分子瑞安夫人、躲在巴西的前特拉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尽管有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维森塔尔绳之以法，但据法国《费加罗报》估计，至少还有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战犯依然在逃。
祖罗夫没进过集中营，但却被维森塔尔对犹太历史的责任感所感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维森塔尔调侃一位犹太珠宝商说，九泉之下，你会对同胞们说你成了珠宝商，但我可以对他们说，我没有忘记他们。
1978年，祖罗夫成为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继维森塔尔之后，开始了“纳粹捕手”的生涯。该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对在逃纳粹的调查报告。
有纳粹之处必有祖罗夫
30年来，有纳粹痕迹出现的地方，就会有祖罗夫的身影。
去年末，在“扑克牌名单”上排名第八的纳粹分子卡姆现身德国慕尼黑。面对敲门的英国记者，87岁的卡姆似乎早有准备，他拒不开门，只是站在窗帘后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不想和你说话，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很多人也曾质疑，还有必要追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对于慕尼黑法院驳回丹麦法院的指控，祖罗夫认为，那是“德国司法机构对第三帝国的人滥施同情”。
时光流逝，很多纳粹的生命被死神夺取，而非法律。2002年，祖罗夫发起了“最后的机会”追捕行动，在德国、克罗地亚、奥地利、爱沙尼亚等七国开始了追捕调查行动，他们在媒体上播发广告，呼吁有良知的人们能够检举揭发。
克罗地亚是个特殊的地区，因为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夏政权与希特勒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并参与犹太大屠杀。但此后的克罗地亚政府一直对乌斯塔夏政权抱有容忍态度，所以克罗地亚的纳粹似乎尤其“猖獗”，克罗地亚的糖包装袋上印有纳粹标志，球迷打出纳粹标志，摇滚歌手佩尔科维奇在歌词中美化纳粹，他的Fans在演唱会上高举右臂，行纳粹军礼，甚至连躲在阿根廷的78岁克罗地亚老纳粹也敢走进电视台，说集中营中的犯人都是“自然死亡”。
祖罗夫对克罗地亚的“纳粹情绪”感到“恶心”，“无数纳粹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不管过去多少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恶魔都理应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加州州长与诺贝尔得主，都与纳粹有染
在祖罗夫与维森塔尔中心的“关注对象”中，也不乏政界和文艺界的名人。
现任美国加州州长、电影《魔鬼终结者》中“终结者”的扮演者施瓦辛格，很多人一听他的古怪姓氏便可得知他的奥地利血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施瓦辛格的父亲可能就是一名纳粹党卫军突击队员。
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有这样一行打字体小字：SA1.5.1939，即施瓦辛格的父亲在1939年5月1日自愿加入德文缩写为SA的纳粹冲锋队。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施瓦辛格主动向维森塔尔中心捐赠了75万美元，并为该中心募集了数百万美元。
收到钱之后，维森塔尔中心突然改变了口风，认为难以认定老施瓦辛格是不是纳粹。但该事件在2003年施瓦辛格参选加州州长时突然“升级”，维森塔尔中心的发言人说，小施瓦辛格“为父亲感到难堪，我们不能以父亲来判定儿子”，其实是间接承认了老施瓦辛格的纳粹身份。
也就是说，维森塔尔中心在接受了施瓦辛格的“捐赠”后选择了“闭嘴”，但为施瓦辛格的选战考虑，又主动“坦白”了事实。在金钱面前，“纳粹与否”也是相对的。
另一位名人却没那么幸运，他就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生于但泽，那里曾经是德国领土，现为波兰城市。某天，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突然宣称，要剥夺格拉斯的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一位前总统为何向老迈的作家发难，就在民众都难解其意之时，格拉斯平静地给但泽市长写了封信，称自己把纳粹党卫军的身份隐藏了60年，格拉斯在其回忆录《剥洋葱》中也重提了自己的纳粹身份，说自己只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党卫军，“没放一枪一弹”。
格拉斯的坦白得到了瓦文萨的谅解，“我不再与格拉斯先生为敌了”，但却引起了祖罗夫的关注。祖罗夫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档案保密权力，接受彻底清查，想看看格拉斯有没有某些“更严重的污点”。因为在德国，除非本人放弃保护，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查阅他人的档案。格拉斯至今没有回音，难道他真的有问题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约合130万美元，约是施瓦辛格“封口费”的两倍。纳粹与否，要看格拉斯的“觉悟”了。
60岁的“猎人”与95岁的“猎物”
排在“扑克牌名单”第二位的重要逃犯，就是被称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阿里贝特·海姆。这位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生以手段残忍著称。
一位名叫卡尔·洛特的幸存者，在8年后回忆自己在集中营医院里工作时目睹海姆杀人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洛特说，海姆为一名18岁的犹太小伙子治疗足病时，发现他身体健壮，并得知他曾经当过足球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便起了歹心。海姆没有为小伙子治疗足病，而是将其麻醉后阉割并解剖，切下他的头颅并制成标本，“他需要这个头颅仅仅是因为其牙齿不错”。
海姆曾屡屡叫走在押者，向他们的心脏注射汽油、水或者毒药，看哪种方式可以“便宜又迅速”地致人死亡，他往往亲自拿着怀表在旁边测定死亡时间。二战结束后，海姆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温泉疗养院当起了妇科医生。西德警方曾于1961年决定将其逮捕归案。但就在警察赶到他家前夜，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祖罗夫开出的追捕海姆的悬赏奖金已高达31万欧元，其中德国政府和维森塔尔中心各出资13万欧元，奥地利政府出资5万欧元。祖罗夫要将抓捕海姆作为自己的“退休赠礼”。60岁的“猎人”抓捕95岁的“猎物”，他能如愿吗？
纳粹捕手接班人，更高明的一代
尽管祖罗夫忙碌一生，却仍有纳粹分子法外余生。名列纳粹战犯通缉名单第四名的米利沃伊·阿什内尔近日被发现在奥地利观看欧洲足球锦标赛，甚至在街头与球迷一同欢庆。
相对祖罗夫数十年的调查，哈佛法学学生威廉却只用了1小时就“揪出”了一个纳粹。威廉在维森塔尔中心做志愿者期间，用计算机整理了该中心的所有资料数据，结果在1小时之内就找出了一个嫌疑人的地址，甚至还查明了此人购买房子花多少钱、他曾经居住在哪里、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等。一个月内，威廉就找出了4名生活在美国的纳粹战犯，这种速度让祖罗夫吃惊不已。
下一代的纳粹捕手们，能否利用计算机网络将纳粹分子的家标在Google地图上，并一网打尽呢？http://www.laomu.cn/wxzp/ydzx/we ... 8/kasj20080926.html
年近60岁的祖罗夫很想像常人一样，在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身为“最后的纳粹捕手”的他，在退休前还有一个夙愿未了——抓捕隐藏在南美的纳粹“死亡医生”。他会不会如愿以偿呢？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专门抓纳粹的中心
祖罗夫，1948年生于纽约，在以色列研究二战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历史，后来成为西蒙·维森塔尔的传人，成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西蒙·维森塔尔是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当1945年美军解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瘦得只剩不到45公斤的维森塔尔正躺在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获救后的维森塔尔创办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专门追捕纳粹逃犯，并成功地将伪装成伐木工人的前盖世太保犹太部部长阿道夫·艾希曼重新送上死刑台。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基金会和资助（主要来自犹太人）。
此后，维森塔尔相继找到了隐藏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纳粹分子，逮捕了《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隐藏在纽约皇后区专杀儿童的纳粹分子瑞安夫人、躲在巴西的前特拉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尽管有1100多名纳粹分子被维森塔尔绳之以法，但据法国《费加罗报》估计，至少还有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战犯依然在逃。
祖罗夫没进过集中营，但却被维森塔尔对犹太历史的责任感所感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维森塔尔调侃一位犹太珠宝商说，九泉之下，你会对同胞们说你成了珠宝商，但我可以对他们说，我没有忘记他们。
1978年，祖罗夫成为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继维森塔尔之后，开始了“纳粹捕手”的生涯。该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对在逃纳粹的调查报告。
有纳粹之处必有祖罗夫
30年来，有纳粹痕迹出现的地方，就会有祖罗夫的身影。
去年末，在“扑克牌名单”上排名第八的纳粹分子卡姆现身德国慕尼黑。面对敲门的英国记者，87岁的卡姆似乎早有准备，他拒不开门，只是站在窗帘后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不想和你说话，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很多人也曾质疑，还有必要追捕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过，就算他们活到90岁也是一样。对于慕尼黑法院驳回丹麦法院的指控，祖罗夫认为，那是“德国司法机构对第三帝国的人滥施同情”。
时光流逝，很多纳粹的生命被死神夺取，而非法律。2002年，祖罗夫发起了“最后的机会”追捕行动，在德国、克罗地亚、奥地利、爱沙尼亚等七国开始了追捕调查行动，他们在媒体上播发广告，呼吁有良知的人们能够检举揭发。
克罗地亚是个特殊的地区，因为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夏政权与希特勒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并参与犹太大屠杀。但此后的克罗地亚政府一直对乌斯塔夏政权抱有容忍态度，所以克罗地亚的纳粹似乎尤其“猖獗”，克罗地亚的糖包装袋上印有纳粹标志，球迷打出纳粹标志，摇滚歌手佩尔科维奇在歌词中美化纳粹，他的Fans在演唱会上高举右臂，行纳粹军礼，甚至连躲在阿根廷的78岁克罗地亚老纳粹也敢走进电视台，说集中营中的犯人都是“自然死亡”。
祖罗夫对克罗地亚的“纳粹情绪”感到“恶心”，“无数纳粹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不管过去多少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恶魔都理应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加州州长与诺贝尔得主，都与纳粹有染
在祖罗夫与维森塔尔中心的“关注对象”中，也不乏政界和文艺界的名人。
现任美国加州州长、电影《魔鬼终结者》中“终结者”的扮演者施瓦辛格，很多人一听他的古怪姓氏便可得知他的奥地利血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施瓦辛格的父亲可能就是一名纳粹党卫军突击队员。
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有这样一行打字体小字：SA1.5.1939，即施瓦辛格的父亲在1939年5月1日自愿加入德文缩写为SA的纳粹冲锋队。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施瓦辛格主动向维森塔尔中心捐赠了75万美元，并为该中心募集了数百万美元。
收到钱之后，维森塔尔中心突然改变了口风，认为难以认定老施瓦辛格是不是纳粹。但该事件在2003年施瓦辛格参选加州州长时突然“升级”，维森塔尔中心的发言人说，小施瓦辛格“为父亲感到难堪，我们不能以父亲来判定儿子”，其实是间接承认了老施瓦辛格的纳粹身份。
也就是说，维森塔尔中心在接受了施瓦辛格的“捐赠”后选择了“闭嘴”，但为施瓦辛格的选战考虑，又主动“坦白”了事实。在金钱面前，“纳粹与否”也是相对的。
另一位名人却没那么幸运，他就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生于但泽，那里曾经是德国领土，现为波兰城市。某天，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突然宣称，要剥夺格拉斯的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一位前总统为何向老迈的作家发难，就在民众都难解其意之时，格拉斯平静地给但泽市长写了封信，称自己把纳粹党卫军的身份隐藏了60年，格拉斯在其回忆录《剥洋葱》中也重提了自己的纳粹身份，说自己只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党卫军，“没放一枪一弹”。
格拉斯的坦白得到了瓦文萨的谅解，“我不再与格拉斯先生为敌了”，但却引起了祖罗夫的关注。祖罗夫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档案保密权力，接受彻底清查，想看看格拉斯有没有某些“更严重的污点”。因为在德国，除非本人放弃保护，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查阅他人的档案。格拉斯至今没有回音，难道他真的有问题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约合130万美元，约是施瓦辛格“封口费”的两倍。纳粹与否，要看格拉斯的“觉悟”了。
60岁的“猎人”与95岁的“猎物”
排在“扑克牌名单”第二位的重要逃犯，就是被称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阿里贝特·海姆。这位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生以手段残忍著称。
一位名叫卡尔·洛特的幸存者，在8年后回忆自己在集中营医院里工作时目睹海姆杀人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洛特说，海姆为一名18岁的犹太小伙子治疗足病时，发现他身体健壮，并得知他曾经当过足球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便起了歹心。海姆没有为小伙子治疗足病，而是将其麻醉后阉割并解剖，切下他的头颅并制成标本，“他需要这个头颅仅仅是因为其牙齿不错”。
海姆曾屡屡叫走在押者，向他们的心脏注射汽油、水或者毒药，看哪种方式可以“便宜又迅速”地致人死亡，他往往亲自拿着怀表在旁边测定死亡时间。二战结束后，海姆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温泉疗养院当起了妇科医生。西德警方曾于1961年决定将其逮捕归案。但就在警察赶到他家前夜，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上发现了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3个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着。祖罗夫开出的追捕海姆的悬赏奖金已高达31万欧元，其中德国政府和维森塔尔中心各出资13万欧元，奥地利政府出资5万欧元。祖罗夫要将抓捕海姆作为自己的“退休赠礼”。60岁的“猎人”抓捕95岁的“猎物”，他能如愿吗？
纳粹捕手接班人，更高明的一代
尽管祖罗夫忙碌一生，却仍有纳粹分子法外余生。名列纳粹战犯通缉名单第四名的米利沃伊·阿什内尔近日被发现在奥地利观看欧洲足球锦标赛，甚至在街头与球迷一同欢庆。
相对祖罗夫数十年的调查，哈佛法学学生威廉却只用了1小时就“揪出”了一个纳粹。威廉在维森塔尔中心做志愿者期间，用计算机整理了该中心的所有资料数据，结果在1小时之内就找出了一个嫌疑人的地址，甚至还查明了此人购买房子花多少钱、他曾经居住在哪里、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等。一个月内，威廉就找出了4名生活在美国的纳粹战犯，这种速度让祖罗夫吃惊不已。
下一代的纳粹捕手们，能否利用计算机网络将纳粹分子的家标在Google地图上，并一网打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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