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天谴行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1:33:42


摩萨德——天谴行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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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以色列同中东国家的几次战争相伴随的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高涨,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重视,巴勒斯坦人开始采取非传统武装斗争形式——恐怖主义,通过劫机、绑架、刺杀等手段,在世界各地展开了针对以色列人的极端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2年德国慕尼黑运动会血案,巴解秘密组织绑架并杀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以色列决心对恐怖分子进行有力的报复。情报部门为此制定黑名单,特工受命奔赴世界各地追杀“黑名单”人员。暗杀活动从1972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79年1月,前后持续六年之久。

    1972年9月5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一个巴勒斯坦人以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打击以色列人的组织——黑九月——在举行第20届奥运会的联邦德国慕尼黑绑架了九名以色列运动队成员。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谈判开始了,联邦德国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姿态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点。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人人皆知的立场,即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去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当天上午10点,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地出现在慕尼黑。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地要求看一下联邦德国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联邦德国警方已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把截止日期又延长至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罗。如果到时以色列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运动员。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在此之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又被称为“德国GSG9特种部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性袭击。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狙击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什么把握。但是,扎米尔没有发表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九名以色列人质和八名恐怖分子,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机旁登机的。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后向直升机走去的时候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一刻钟后,两架直升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约100米处降落。恐怖分子强迫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四名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感到困难起来。几分钟后,5名狙击手便在昏暗中从远处慌乱地开火了,但没打中目标,从而失去了奇袭的威力。听到枪声,恐怖分子迅即举枪还击。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动弹,他们还坐在直升机内,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紧紧地捆着。双方对射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出路。联邦德国方面因为直升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于是,临时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直接向上冲。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五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机内的4名人质。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机上的四名人质便能幸免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结上留有牙痕。这表明这四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在直升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至于第一架直升机上的五名人质,则无法断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为灰烬,无法辨认。直到凌晨2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真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九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联邦德国警官和五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上。另有三名恐怖分子被捕。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举世震惊。全世界人民对恐怖分子这一惊人暴行感到愤怒,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是恐怖主义将要兴起的信号。
    各国政府纷纷站出来,指责制造了这一惊人罪行的恐怖主义分子,强烈谴责他们的反人类行为。
    亲眼目睹同胞惨死的扎米尔回国后,立即向梅厄夫人汇报了他亲眼目睹的惨案的情况。梅厄夫人流着泪,听完了这位摩萨德局长的报告,梅厄夫人愤怒得几乎把持不住自己。以色列举国发誓复仇。
    此事之后,政府向摩萨德提供的资金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并且批准它使用暗杀这一手段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报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复仇。“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长久艰难的战斗,因为我们要让那些残忍的恐怖分子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不管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把他们找出来,施以惩罚。”
    扎米尔马上组建复仇小组,并将之命名为“上帝的恼怒”,对“黑九月”组织高层和与慕尼黑事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性打击。
    于是,摩萨德开始展开具体的行动了。从那以后,一个接一个的“黑九月”成员便陆陆续续地在摩萨德精心制定的暗杀计划中为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付出了代价。摩萨德以神秘、迅速、准确、凶狠的行为作风开始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国家复仇行动。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经常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恐怖主义分子意外死亡的报道。

    第一个被暗杀的“黑九月”成员
    瓦埃勒·兹怀伊特是“黑九月”组织在意大利的头目,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曾经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他为了隐藏真实身份,在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而事实上,他是“黑九月”组织在欧洲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人。
    这是一个既阴险又危险的家伙,1968年,他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班机,拉开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序幕;其后,他又骗取了两位英国姑娘的信任,送给她们一部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她们将其带上飞机,差点使这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机毁人亡。
    兹怀伊特平时不配枪不带保镖,较易对付,虽然如此,摩萨德仍然制定了详尽的行动方针。他们先是侦察了兹怀伊特平时的生活习惯,考察了他住址附近的环境和他日常接触的人群,在做了这些之后,摩萨德进一步开始制定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和暗杀成功后的撤退路线。行动实施那天,他们在兹怀伊特公寓外面的路边上,停了一辆小汽车,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特工坐在里面,扮做一对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作为掩饰。
    1972年10月的一天夜里,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出来,往自己住的公寓走去。在公寓门厅里,暗杀小组的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一名特工假装客气地用英语问道:“先生,请问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也许因为这个问题问得很随便,也许因为特工的语气很有礼貌,反正没有引起兹怀伊特的不安的感觉。兹怀伊特看了特工一眼,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又往前走了两步,想要看清楚朝自己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机会了,两名摩萨德的特工同时扣动扳机,兹怀伊特身中14弹倒下了。在确定了兹怀伊特已经死亡之后,他们迅速离开,在接应伙伴的掩护下,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这个谋杀是在扎米尔的授意下完成的,目睹了恐怖分子对以色列运动员屠杀的扎米尔对“黑九月”恨之入骨,他详细制定了暗杀计划的每一个步骤,他曾对暗杀小组的所有成员说过:“你们一定要和你们的目标套近乎,让他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暴露自己的身份,确认目标无误后,你们要立即拔枪进行射击,消灭目标后立即离开现场。”
    为了暗杀兹怀伊特,摩萨德花费了将近35万美元,但是局长扎米尔认为这是值得的。

htt p://blog.chinalawedu.com/tangmaoeva/blog/20101021-2110141111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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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9月5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一个巴勒斯坦人以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打击以色列人的组织——黑九月——在举行第20届奥运会的联邦德国慕尼黑绑架了九名以色列运动队成员。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谈判开始了,联邦德国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姿态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点。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人人皆知的立场,即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去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当天上午10点,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地出现在慕尼黑。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地要求看一下联邦德国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联邦德国警方已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把截止日期又延长至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罗。如果到时以色列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运动员。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在此之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又被称为“德国GSG9特种部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性袭击。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狙击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什么把握。但是,扎米尔没有发表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九名以色列人质和八名恐怖分子,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机旁登机的。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后向直升机走去的时候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一刻钟后,两架直升机在距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约100米处降落。恐怖分子强迫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四名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感到困难起来。几分钟后,5名狙击手便在昏暗中从远处慌乱地开火了,但没打中目标,从而失去了奇袭的威力。听到枪声,恐怖分子迅即举枪还击。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动弹,他们还坐在直升机内,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紧紧地捆着。双方对射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出路。联邦德国方面因为直升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于是,临时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直接向上冲。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五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机内的4名人质。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机上的四名人质便能幸免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结上留有牙痕。这表明这四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在直升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至于第一架直升机上的五名人质,则无法断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为灰烬,无法辨认。直到凌晨2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真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九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联邦德国警官和五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上。另有三名恐怖分子被捕。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举世震惊。全世界人民对恐怖分子这一惊人暴行感到愤怒,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是恐怖主义将要兴起的信号。
    各国政府纷纷站出来,指责制造了这一惊人罪行的恐怖主义分子,强烈谴责他们的反人类行为。
    亲眼目睹同胞惨死的扎米尔回国后,立即向梅厄夫人汇报了他亲眼目睹的惨案的情况。梅厄夫人流着泪,听完了这位摩萨德局长的报告,梅厄夫人愤怒得几乎把持不住自己。以色列举国发誓复仇。
    此事之后,政府向摩萨德提供的资金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并且批准它使用暗杀这一手段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报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复仇。“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长久艰难的战斗,因为我们要让那些残忍的恐怖分子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不管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把他们找出来,施以惩罚。”
    扎米尔马上组建复仇小组,并将之命名为“上帝的恼怒”,对“黑九月”组织高层和与慕尼黑事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性打击。
    于是,摩萨德开始展开具体的行动了。从那以后,一个接一个的“黑九月”成员便陆陆续续地在摩萨德精心制定的暗杀计划中为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付出了代价。摩萨德以神秘、迅速、准确、凶狠的行为作风开始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国家复仇行动。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经常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恐怖主义分子意外死亡的报道。

    第一个被暗杀的“黑九月”成员
    瓦埃勒·兹怀伊特是“黑九月”组织在意大利的头目,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曾经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他为了隐藏真实身份,在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而事实上,他是“黑九月”组织在欧洲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人。
    这是一个既阴险又危险的家伙,1968年,他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班机,拉开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序幕;其后,他又骗取了两位英国姑娘的信任,送给她们一部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她们将其带上飞机,差点使这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机毁人亡。
    兹怀伊特平时不配枪不带保镖,较易对付,虽然如此,摩萨德仍然制定了详尽的行动方针。他们先是侦察了兹怀伊特平时的生活习惯,考察了他住址附近的环境和他日常接触的人群,在做了这些之后,摩萨德进一步开始制定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和暗杀成功后的撤退路线。行动实施那天,他们在兹怀伊特公寓外面的路边上,停了一辆小汽车,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特工坐在里面,扮做一对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作为掩饰。
    1972年10月的一天夜里,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出来,往自己住的公寓走去。在公寓门厅里,暗杀小组的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一名特工假装客气地用英语问道:“先生,请问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也许因为这个问题问得很随便,也许因为特工的语气很有礼貌,反正没有引起兹怀伊特的不安的感觉。兹怀伊特看了特工一眼,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又往前走了两步,想要看清楚朝自己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机会了,两名摩萨德的特工同时扣动扳机,兹怀伊特身中14弹倒下了。在确定了兹怀伊特已经死亡之后,他们迅速离开,在接应伙伴的掩护下,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这个谋杀是在扎米尔的授意下完成的,目睹了恐怖分子对以色列运动员屠杀的扎米尔对“黑九月”恨之入骨,他详细制定了暗杀计划的每一个步骤,他曾对暗杀小组的所有成员说过:“你们一定要和你们的目标套近乎,让他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暴露自己的身份,确认目标无误后,你们要立即拔枪进行射击,消灭目标后立即离开现场。”
    为了暗杀兹怀伊特,摩萨德花费了将近35万美元,但是局长扎米尔认为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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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暗杀
    哈姆沙里是一个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他显然是属于巴黎的上层社会。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黑九月”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他在巴黎娶了个法国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住在巴黎一套公寓里。
    经过摩萨德的调查,他们证实正是哈姆沙里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了“慕尼黑惨案”。他们把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成员从法国运到了德国,然后又帮他们同德国的一个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与此同时,他与布迪亚还正准备筹措一个叫做“东方巴黎人”的新恐怖组织,打算实行新一轮的恐怖活动。
    摩萨德特工经过周密调查,对哈姆沙里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但是尽管经过详密的筹划,他们还是认为暗杀哈姆沙里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哈姆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贴身的保卫人员跟着,他们时刻警惕地守护着哈姆沙里的安全。与此同时,哈姆沙里公寓四周的街道上也都布设了警卫暗哨。用暗杀兹怀伊特的办法来干掉哈姆沙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摩萨德在杀死他的同时,还不能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这样看来,直接交火是不可能的,摩萨德必须另辟蹊径。
    经过详密的思考,暗杀小组商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行动方案——借助摩萨德的军械师和爆炸专家来完成暗杀哈姆沙里的计划。
    一名特工乔装成一个管道工暗地里破坏了哈姆沙里家的电话电缆。第二天晚上,在摩萨德的安排下,另一名特工扮成技师带着一个工具箱走进了哈姆沙里的公寓。在检修电话期间,虽然身边一直有人监视着,但机敏的特工还是成功地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放到了电话机的底部。
    摩萨德这次暗杀计划是非常巧妙的,它的好处就在于能万无一失地暗杀既定目标,拿起听筒炸弹并不会爆炸,只有解除了保险同时用无线电信号遥控,才能将炸弹引爆。
    第二天上午,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公寓里只剩下哈姆沙里一个人。当哈姆沙里坐在餐厅里,在桌旁吃着早餐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走到电话机前,拿起听筒。从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声音,问他是不是哈姆沙里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我是哈姆沙里”,就听见一声巨大的声响——炸弹爆炸了。
    炸弹爆炸的时候,暗杀小组的特工们躲在哈姆沙里公寓附近的一辆小汽车里。他们听见炸弹爆炸的轰鸣声,同时看到整座大楼轻轻地震动了一下,哈姆沙里寓所的玻璃窗被震裂了。哈姆沙里并未当场身亡,他被人送到医院,但是一个月后还是死去了。
摩萨德——天谴行动(3)

汽车炸弹
    布迪亚是摩萨德要杀的另外一个“黑九月”的头目。布迪亚是阿尔及利亚人,他有一个很好的身份掩护,他是国家剧院的导演,在戏剧界以及风靡一时的巴黎左翼社交界显得非常活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他执导的几出戏剧,曾在巴黎西方剧院上演,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布迪亚是个花花公子,经常在夜间出没于各种女人家里。而那些女人,对这个英俊的阿尔及利亚人也相当爱慕。
    在哈姆沙里被暗杀后,布迪亚提高了警惕,对电话特别当心,但摩萨德的暗杀手段何止电话一种。在经过严密的分析之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暗杀布迪亚非常合适的方法:汽车炸弹。
    布迪亚生活看似十分随便,但实际上却是相当诡秘,他的行动难以把握,常常几天不见踪影。这个花花公子身边有很多女人,摩萨德特工们很难判断他会在哪个情妇家过夜。即使在白天,他的活动也极无规律,让人难以预料他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出现。即使他在公开场合露面,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贴身保镖。
    暗杀小组只好一刻不停地盯住他,希望等到他身边没有别人,暗杀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干掉。但这需要暗杀小组的跟踪一定要十分谨慎,不能让这个敏感的艺术家察觉有人盯梢而逃之夭夭。如果让他逃脱了,从此便可能再也见不着他的踪影了。
    一天夜里,布迪亚来到他的新情妇,一位女演员家里过夜,他的雷诺轿车在门外整整停了一夜。由于害怕布迪亚第二天早晨会带着情妇一起上车的缘故,暗杀小组不想冒险把炸弹装上。但是早上布迪亚独自一人出门,坐上汽车就走了,摩萨德特工懊悔不已,只好开车紧紧盯住布迪亚。
    布迪亚最终把车子停到了巴黎大学一幢大楼外面的停车场。他没有发现他已经被摩萨德特工盯上了。趁着布迪亚走开的时间,暗杀小组的几名特工开来了一辆大货车,并把它停在布迪亚的车子前面,用高大的货车挡住过路人的视线,两名穿着修车工工作服的特工,手提一个工具箱从货车上下来,只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就弄开了雷诺轿车的车门,另一位特工也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把炸弹装好了。装好炸弹以后,特工又用了几秒钟把车门锁上。

炸弹安放就绪后,一个特工把货车又开回原处。另外两名特工坐进了一辆能清晰地看见雷诺轿车的小汽车,开始等待布迪亚的回来。
    但是事情显然没有摩萨德特工想象的那么容易,意外不断出现,首先是布迪亚没有来,倒是一辆大卡车开过来了,它停在了特工坐的汽车和安有炸弹的雷诺车的中间,正好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这样的话,特工看不清布迪亚什么时候上车,就无法启动炸弹,一个特工急得想过去把卡车赶开,但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幸好,过了几分钟,卡车开走了。特工们刚松了一口气,可是突然又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
    一对看上去像是大学生的小伙子和姑娘手里拿着书,站在布迪亚的车旁说起话来。这个时候如果布迪亚回来开车,他俩当然就会走开,但不会走得太远,如果这个时候启动炸弹,他们都会成为无辜的牺牲者。行动小组的领导人心急如焚,好不容易,那两个学生终于走开了。
    布迪亚在摩萨德特工的期盼中,终于迈着悠闲的步子从街上走了过来。特工立即做好准备,把汽车引擎发动起来。布迪亚走到车前,谨慎地检查了汽车发动机、排气管之类的关键部位,但没想到去座位底下搜寻一番。他坐到了方向盘后面,车子刚刚启动,炸弹就通过遥控装置起爆了。车门被炸开,连车顶也给炸塌了,布迪亚被炸成了一团肉泥。
    但是,摩萨德怎么也没想到,由于刺杀了布迪亚,便在欧洲巴勒斯坦恐怖网的上层留下了一个空位。摩萨德为另外一个可能是恐怖时代最为有名的恐怖分子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几个星期之内,他就要接替布迪亚的位子,他的名字叫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委内瑞拉人。不久之后,他将以“豺狼卡洛斯”或“魔鬼卡洛斯”著称于全世界,而摩萨德后来一直没能嗅到他的踪迹。

摩萨德——天谴行动(4)

处决库拜西博士
    在贝鲁特大学当教授的库拜西是摩萨德的下一个目标,摩萨德确信他参与了“黑九月”组织,并曾经向其提供武器。
    1973年春,库拜西在其休假期间来到了巴黎,住进了一家旅馆。而他不知道的是,从他到达巴黎的那一刻起,他的一切活动就在摩萨德的监视之下进行。
    经过几天的监控,暗杀小组发现,库拜西是个很讲究生活规律的人,他几乎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出现在相同的地点。这一行为特点使得监视他的任务变得非常轻松了。弄清楚了库拜西的行动路线之后,针对库拜西的作息规律,摩萨德制定了一套暗杀方案。
    一天夜里,当库拜西像平常一样出门散步,走近皇家大街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名摩萨德特工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钻了出来,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则开着汽车跟着。
    当过了一会儿,库拜西在路边一家大药店前踌躇不前时,两名摩萨德特工趁机从库拜西的身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看着库拜西。在确认目标没有问题后,两名摩萨德特工同时掏出手枪,库拜西看见手枪后惊恐地大叫起来,但是这时已经晚了,惊恐无措的库拜西被两人连开两枪打倒在地。
    在确认他已死亡后,两人扬长而去。
摩萨德——天谴行动(5)

直捣“黑九月”总部
    在行动一次次成功后,摩萨德准备深入虎穴,直捣位于贝鲁特的“黑九月”恐怖组织总部。鉴于这次行动规模较大而且比较危险的情况,摩萨德还专门组织了敢死队,准备为成功实施这一计划付出代价。
    为了让行动更为保险,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袭击总部大楼,另一路则袭击恐怖分子的公寓楼。当一路人马来到了位于恐怖分子的一栋4层寓所时,10名队员快速地消灭了楼下的2名哨兵,然后分成3组分别冲上了2、3、4层楼。
    当突击队员来到2楼时,“黑名单”上的第7号目标凯马勒·阿德万正低着头,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他是以色列占领区阿拉伯人抵抗活动的领导人,表面身份是一名工程师。当他听到门外有动静时,警惕地站了起来,在感觉到有危险后,他拿起了冲锋枪。正当他想拉动保险时,以色列突击队员撞开了房门,连击3枪射中了他的头部。
    3楼的第6号目标卡马勒·纳塞尔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人。当以色列突击队员冲进房间时,他正在书架旁找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击队员打出的子弹已经射穿了他的身体。
    4楼的马赫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是“黑九月”负责军事事务的重要人物,在“黑九月”组织中排位第3,当突击队员冲进房间时,他正躺在妻子的怀里,他们一开始愣了一下,眼睁睁地望着冲进来的突击队员。当发现对着他们的黑洞洞的枪管时,他的妻子首先作出反应,试图用身体挡住丈夫,这时以色列突击队员迟疑了一下,但当他们看到纳杰尔的手正在伸向枕头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纳杰尔和他的妻子一同被打死在床上。
    这次行动,以色列一共出动特战队员40名,击毙武装分子100多人,特战队员2人阵亡,而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不到4分钟。

摩萨德——天谴行动(6)


弹簧炸弹
    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在塞浦路斯被暗杀的。希尔的表面身份是东方语言教师,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
    在获悉希尔将去塞浦路斯后,扎米尔第一时间命令一名摩萨德特工尾随希尔。当天晚上,当手持叙利亚旅游护照的希尔住进了饭店时,尾随而至的摩萨德特工一边严密地监视着他,一边等待下手的时机。第二天,当希尔去餐厅用餐时,特工用一把特制的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间。
    特工一开始想在希尔的床下放炸弹。但是担心会炸死希尔隔壁一对新婚的以色列夫妇,于是什么也没做就退出了房间。当他说出他的顾虑后,爆炸专家保证说这是一种特制的炸弹,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于是暗杀小组计划把这种特制炸弹放在希尔的床下,希尔只要睡在上面,他身体的重量将使压力炸弹的保险打开,那样之后,特工们只要通过无线电信号就能引爆炸弹。
    第二天早晨,希尔外出。两名特工再次用特制的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间,破坏了卧房内床头罩灯的开关线路。这样一来,在远处的摩萨德特工看到卧房的灯熄掉时,就可以断定希尔已经上床睡觉了。当天夜里10点左右,希尔回到奥林匹克饭店。为了确认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暗杀小组的一个成员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
    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特工们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2分钟才动手。当一名特工揿动遥控器的按钮时,什么也没发生。旁边的爆炸专家在心里默默数到10,咬着牙再次按动按钮。
    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暗杀小组看到希尔所在的房间火光冲天,而隔壁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安然无恙。


摩萨德——天谴行动(7)

复仇行动的终结
    “上帝之怒”行动在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就在摩萨德准备全力以赴干掉暗杀11名奥运选手的主谋人物萨拉马时,竟阴差阳错地出现了一次误杀,一位无辜的摩纳哥服务员被认错人的摩萨德特工枪杀在挪威。
    就在暗杀发生几分钟后,挪威警方赶到了犯罪现场。暗杀小组已开车逃跑,但是被误杀的摩纳哥服务员的妻子说出了摩萨德特工乘坐的汽车的牌号和特征。暗杀小组犯下了一个重要的错误,有两名特工继续乘坐那辆租来的小汽车,结果在路上被警方逮捕了。其中一名特工患有“幽闭恐惧症”,尽管摩萨德的心理筛选被吹得天花乱坠,也没发现他这一弱点。当把他关进狭小的囚室,他就开始解除武装,供出了暗杀小组的行动目的和几处落脚点。很快,挪威警方又抓到了4名摩萨德特工。至此,暗杀小组全军覆没。以色列政府企图挽回影响,向挪威政府施加压力,说摩萨德的这个暗杀小组是得到挪威安全部门的默许才在这个国家活动的。然而挪威当局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许可并不包括授予杀人的权力,当然更没授权去杀害一个显然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服务员。
    这件事对摩萨德的打击甚大。作家亚伦·克莱恩说:“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摩萨德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完美的。他们不仅杀错了人,居然还被抓了。这是摩萨德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摩萨德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他们冻结了所有行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摩萨德的境况更加糟糕。摩萨德在法国一名成员的房间钥匙不慎丢失,就是这把钥匙让法国的情报部门得以进入此人的房间,并发现了摩萨德成员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藏身之处。“上帝复仇”行动结束了。很快,这一切就淡出了人们的脑海。
    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被公开的丑闻弄得下不了台。其后不久,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相继辞职,扎米尔随之也被解除职务,复仇计划不得不陷入停滞状态。
转眼间5年过去了,接替扎米尔的是伊扎克·霍菲。在这期间,名单上还剩下3人,“黑九月”高级参谋瓦迪·哈达德博士死于癌症,从“死亡名单”上自动消失了,于是摩萨德把精力都放在比较重要的暗杀对象“法塔赫”安全局长阿里·哈森·萨拉马。他在暗杀“黑名单”上排名第二,是“慕尼黑惨案”的首席策划,绰号“红王子”。霍菲决定要在扎米尔失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功勋。他专为谋杀死亡名单上的头号目标萨拉马制定了行动方案,取代号为“追杀红色王子”。
    萨拉马的父亲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是一位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人物。后来被犹太间谍暗藏在他家中的一颗定时炸弹炸死。父亲遇难时,萨拉马只有5岁。在父亲死后,小萨拉马和他的母亲栖身在一个难民营,住的是没有电没有水的破帐篷。
    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萨拉马逐渐长大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不仅相貌出众,身材修长,而且爱好体育,聪颖过人。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首屈一指。15岁时他在中学里赢得了“最善辩论奖”。17岁高中毕业时,他表示自己对所有的职业都不感兴趣,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将所有以色列人都消灭掉。
    1967年,萨拉马结识了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阿拉法特是成立于1964年的巴解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自1965年起就在以色列腹地展开游击战。在见到阿拉法特之后,萨拉马对他顿生敬慕之情。而阿拉法特对精明强干、信念坚定的萨拉马也非常有好感,他当时就向萨拉马表示自己日后必将重用他。
    阿拉法特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1969年,阿拉法特把萨拉马送到开罗附近的一个秘密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教官们在萨拉马的结业证书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萨拉马是一个拥有智谋胆识和行动能力的人,他有做领导人的才能,以后必将做出一番事业。”
    1971年,萨拉马成为“黑九月”的头目之一。在那之后,他向朋友们描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将劫持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上1/2或1/3的飞机,致使通向以色列的空中交通陷于瘫痪。然而在此之前,萨拉马为了为父亲复仇,首先策划了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劫持谋杀行动。 
在“慕尼黑惨案”之后,摩萨德一直努力寻找着萨拉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获。要暗杀萨拉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萨拉马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长期的地下活动更锻炼了他的反侦察能力,他成功地5次逃过了摩萨德特工的暗杀行动,还使前面提到的摩萨德特工在挪威误杀了一名无辜的摩洛哥裔服务员,被控以谋杀罪,在异国锒铛入狱,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
    萨拉马行踪的飘忽不定让暗杀他的行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为了实现“复仇行动”的计划,摩萨德的特工们对萨拉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搜寻工作。1974年1月,暗杀小组得到情报,据称萨拉马和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将在靠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会面。结果暗杀小组在教堂堵到了3名呆若木鸡的教士,差点发生第二次丑闻。
    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这块地方成了世界上最乱的小国。胡菲趁机派出摩萨德特工人员,残忍地杀掉了几个无依无靠的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杀者的身份,伪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西区,专门寻找萨拉马的踪迹。1975年1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用一支装有望远瞄准镜的步枪从窗口对准萨拉马的住处射击,结果子弹只穿透了一个假人。1976年10月8日,萨拉马在贝鲁特只身散步,未带随身保镖。摩萨德特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他,他应声倒地,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立刻把他送进医院,他在手术后脱了险,又一次大难不死。
    萨拉马此刻明白了,他将终身处在摩萨德的追捕之下,他对一名记者说:“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此时,巴解首领阿拉法特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中改变了策略:他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同时,他拒绝在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不过,他对萨拉马还是重用的。萨拉马已成为巴解秘密情报组织的头头、阿拉法特的保安官。
    此时,萨拉马也开始确信,必须在政治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萨拉马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人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这位“红色王子”在公开场合露面,身穿考究阔绰的礼服和裁剪合体的丝质衬衫。
    多次失手的摩萨德为了不让暗杀萨拉马的行动再惹众怒,决定让并非以色列国籍的异国特工实施暗杀“红王子”的计划,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来自英国、住在德国的摩萨德女特工,一位号称“睡眠杀手”的佩妮洛普的身上。
佩妮洛普出生于英国伦敦,是一个富有的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混血儿,在前往以色列一家希伯来语大学深造时,被摩萨德情报机构相中,最终成为一名摩萨德女特工。在接受了几年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于1978年接到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暗杀任务。
    30岁的佩妮洛普从德国来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并在上流社区鲁维登区租下了一座房子,她的暗杀目标萨拉马就居住在附近。在邻居们看来,佩妮洛普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外国人,她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屋里画画,她的画笨拙幼稚,然而出其的精确。她的另外一个爱好是收养流浪猫。
    佩妮洛普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巴解组织支持者,并成功接近了萨拉马,和他成了朋友。当她掌握了他的每日行程后,另一名摩萨德特工用彼得·斯克里维的假名飞抵贝鲁特市,住进了一家旅馆,接着他从当地的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一辆大众轿车,然后将大众轿车开到一个秘密车库,在车中安装了45公斤重的炸药。当他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立即飞离了黎巴嫩,第3名摩萨德特工随后将这辆装着炸药的大众轿车开到了距萨拉马公寓100米远的马路边上,佩妮洛普从自己的公寓窗口就能看到这辆汽车。
    1979年1月22日下午3点半左右,萨拉马在4名保镖的陪护下,乘着一辆雪佛兰旅行车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当他们的汽车驶过那辆停在路边的大众轿车时,大众轿车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萨拉马和他的保镖当场被炸身亡。
    “红王子”萨拉马的死亡,为摩萨德的行动画上了一个句号。血迹斑斑的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唯一的第2号目标阿布·达乌德。
    1973年2月,达乌德在企图绑架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几个内阁成员时被捕。2月13日,他在约旦的电视上作了公开坦白,承认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系。两天之后,他和进行绑架活动的其他“黑九月”成员被判处死刑。但在临刑前,侯赛因国王突然改变主意,下令改死刑为有期徒刑,达乌德被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之后,在“赎罪日战争”前夕,达乌德被赦免释放。出狱后,达乌德的足迹遍及欧洲,因此摩萨德也一直未能找到他。
    直到1981年8月1日,在波兰一家旅馆的大厅里,阿布·达乌德才被一位摩萨德特工击毙。不过,那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并不是刺杀达乌德,他只是偶然在旅馆里认出了这位著名的“黑九月”头目时,才开了枪。枪击现场的目击者都惊呆了,谁也说不清楚摩萨德特工是怎样逃离的。
    “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落下了沾满血迹的帷幕。“死亡名单”上开列的人员全部处死。以色列也完成了它长达近9年时间的复仇计划。这次复仇也是20世纪最漫长的国家复仇行为。

摩萨德——天谴行动(8)

谁赢谁输
    在“上帝之怒”的暗杀事件中,到底谁赢谁输?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恐怕谁都不能说是自己赢了。对于“黑九月”来说,他们虽然制造了慕尼黑的奥运惨案,但是也付出了多名领导者被杀的代价。而对于摩萨德来说,输赢就更为复杂了。
    以色列一家报纸的记者曾经说:“战术上,它成功了;战略上,它是失败的。”这也许是对“上帝之怒”的最好的总结。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最终报了仇,但是“上帝之怒”的目的真的达到了吗?恐怕连摩萨德自己都不敢承认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以色列在事后曾经声称他们完成了80%的任务,是的,他们黑名单上的11人被干掉了9个。但是他们同时还杀死了一位无辜的侍应生,和若干名警察,更不用说杀死无辜摩纳哥服务员的丑闻,和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责。
    摩萨德这么做,真的如他们所说减少了国际恐怖活动吗?摩萨德自己都不会相信这个结论。
    更何况,阿拉伯世界从来不承认“上帝之怒”仅仅是为了给奥运村里被害的那11名以色列运动员复仇,“上帝之怒”的另一目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自由战士”阿布·沙里夫就坚持认为,这些被暗杀的人与慕尼黑惨案没有半点关系。他们被杀的原因与恐怖主义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在欧洲的影响力。他坚持认为,摩萨德和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有联系。“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摩萨德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报机构有协议,伦敦和巴黎更是他们的天下”。
    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到底谁牵连其中,谁又是无辜的?摩萨德一位前首脑坚持认为萨拉马是慕尼黑惨案的主犯,但巴勒斯坦一直否认萨拉马曾参与其中,并且有一名巴解组织高官声称对慕尼黑惨案负责。那么,萨拉马是不是又是一个冤死者?这些事情都已经无法知道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摩萨德——天谴行动(7)

复仇行动的终结
    “上帝之怒”行动在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就在摩萨德准备全力以赴干掉暗杀11名奥运选手的主谋人物萨拉马时,竟阴差阳错地出现了一次误杀,一位无辜的摩纳哥服务员被认错人的摩萨德特工枪杀在挪威。
    就在暗杀发生几分钟后,挪威警方赶到了犯罪现场。暗杀小组已开车逃跑,但是被误杀的摩纳哥服务员的妻子说出了摩萨德特工乘坐的汽车的牌号和特征。暗杀小组犯下了一个重要的错误,有两名特工继续乘坐那辆租来的小汽车,结果在路上被警方逮捕了。其中一名特工患有“幽闭恐惧症”,尽管摩萨德的心理筛选被吹得天花乱坠,也没发现他这一弱点。当把他关进狭小的囚室,他就开始解除武装,供出了暗杀小组的行动目的和几处落脚点。很快,挪威警方又抓到了4名摩萨德特工。至此,暗杀小组全军覆没。以色列政府企图挽回影响,向挪威政府施加压力,说摩萨德的这个暗杀小组是得到挪威安全部门的默许才在这个国家活动的。然而挪威当局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许可并不包括授予杀人的权力,当然更没授权去杀害一个显然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服务员。
    这件事对摩萨德的打击甚大。作家亚伦·克莱恩说:“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摩萨德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完美的。他们不仅杀错了人,居然还被抓了。这是摩萨德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摩萨德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他们冻结了所有行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摩萨德的境况更加糟糕。摩萨德在法国一名成员的房间钥匙不慎丢失,就是这把钥匙让法国的情报部门得以进入此人的房间,并发现了摩萨德成员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藏身之处。“上帝复仇”行动结束了。很快,这一切就淡出了人们的脑海。
    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被公开的丑闻弄得下不了台。其后不久,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相继辞职,扎米尔随之也被解除职务,复仇计划不得不陷入停滞状态。
转眼间5年过去了,接替扎米尔的是伊扎克·霍菲。在这期间,名单上还剩下3人,“黑九月”高级参谋瓦迪·哈达德博士死于癌症,从“死亡名单”上自动消失了,于是摩萨德把精力都放在比较重要的暗杀对象“法塔赫”安全局长阿里·哈森·萨拉马。他在暗杀“黑名单”上排名第二,是“慕尼黑惨案”的首席策划,绰号“红王子”。霍菲决定要在扎米尔失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功勋。他专为谋杀死亡名单上的头号目标萨拉马制定了行动方案,取代号为“追杀红色王子”。
    萨拉马的父亲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是一位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人物。后来被犹太间谍暗藏在他家中的一颗定时炸弹炸死。父亲遇难时,萨拉马只有5岁。在父亲死后,小萨拉马和他的母亲栖身在一个难民营,住的是没有电没有水的破帐篷。
    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萨拉马逐渐长大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不仅相貌出众,身材修长,而且爱好体育,聪颖过人。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首屈一指。15岁时他在中学里赢得了“最善辩论奖”。17岁高中毕业时,他表示自己对所有的职业都不感兴趣,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将所有以色列人都消灭掉。
    1967年,萨拉马结识了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阿拉法特是成立于1964年的巴解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自1965年起就在以色列腹地展开游击战。在见到阿拉法特之后,萨拉马对他顿生敬慕之情。而阿拉法特对精明强干、信念坚定的萨拉马也非常有好感,他当时就向萨拉马表示自己日后必将重用他。
    阿拉法特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1969年,阿拉法特把萨拉马送到开罗附近的一个秘密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教官们在萨拉马的结业证书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萨拉马是一个拥有智谋胆识和行动能力的人,他有做领导人的才能,以后必将做出一番事业。”
    1971年,萨拉马成为“黑九月”的头目之一。在那之后,他向朋友们描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将劫持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上1/2或1/3的飞机,致使通向以色列的空中交通陷于瘫痪。然而在此之前,萨拉马为了为父亲复仇,首先策划了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劫持谋杀行动。 
在“慕尼黑惨案”之后,摩萨德一直努力寻找着萨拉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获。要暗杀萨拉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萨拉马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长期的地下活动更锻炼了他的反侦察能力,他成功地5次逃过了摩萨德特工的暗杀行动,还使前面提到的摩萨德特工在挪威误杀了一名无辜的摩洛哥裔服务员,被控以谋杀罪,在异国锒铛入狱,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
    萨拉马行踪的飘忽不定让暗杀他的行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为了实现“复仇行动”的计划,摩萨德的特工们对萨拉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搜寻工作。1974年1月,暗杀小组得到情报,据称萨拉马和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将在靠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会面。结果暗杀小组在教堂堵到了3名呆若木鸡的教士,差点发生第二次丑闻。
    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这块地方成了世界上最乱的小国。胡菲趁机派出摩萨德特工人员,残忍地杀掉了几个无依无靠的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杀者的身份,伪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西区,专门寻找萨拉马的踪迹。1975年1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用一支装有望远瞄准镜的步枪从窗口对准萨拉马的住处射击,结果子弹只穿透了一个假人。1976年10月8日,萨拉马在贝鲁特只身散步,未带随身保镖。摩萨德特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他,他应声倒地,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立刻把他送进医院,他在手术后脱了险,又一次大难不死。
    萨拉马此刻明白了,他将终身处在摩萨德的追捕之下,他对一名记者说:“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此时,巴解首领阿拉法特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中改变了策略:他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同时,他拒绝在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不过,他对萨拉马还是重用的。萨拉马已成为巴解秘密情报组织的头头、阿拉法特的保安官。
    此时,萨拉马也开始确信,必须在政治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萨拉马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人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这位“红色王子”在公开场合露面,身穿考究阔绰的礼服和裁剪合体的丝质衬衫。
    多次失手的摩萨德为了不让暗杀萨拉马的行动再惹众怒,决定让并非以色列国籍的异国特工实施暗杀“红王子”的计划,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来自英国、住在德国的摩萨德女特工,一位号称“睡眠杀手”的佩妮洛普的身上。
佩妮洛普出生于英国伦敦,是一个富有的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混血儿,在前往以色列一家希伯来语大学深造时,被摩萨德情报机构相中,最终成为一名摩萨德女特工。在接受了几年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于1978年接到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暗杀任务。
    30岁的佩妮洛普从德国来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并在上流社区鲁维登区租下了一座房子,她的暗杀目标萨拉马就居住在附近。在邻居们看来,佩妮洛普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外国人,她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屋里画画,她的画笨拙幼稚,然而出其的精确。她的另外一个爱好是收养流浪猫。
    佩妮洛普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巴解组织支持者,并成功接近了萨拉马,和他成了朋友。当她掌握了他的每日行程后,另一名摩萨德特工用彼得·斯克里维的假名飞抵贝鲁特市,住进了一家旅馆,接着他从当地的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一辆大众轿车,然后将大众轿车开到一个秘密车库,在车中安装了45公斤重的炸药。当他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立即飞离了黎巴嫩,第3名摩萨德特工随后将这辆装着炸药的大众轿车开到了距萨拉马公寓100米远的马路边上,佩妮洛普从自己的公寓窗口就能看到这辆汽车。
    1979年1月22日下午3点半左右,萨拉马在4名保镖的陪护下,乘着一辆雪佛兰旅行车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当他们的汽车驶过那辆停在路边的大众轿车时,大众轿车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萨拉马和他的保镖当场被炸身亡。
    “红王子”萨拉马的死亡,为摩萨德的行动画上了一个句号。血迹斑斑的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唯一的第2号目标阿布·达乌德。
    1973年2月,达乌德在企图绑架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几个内阁成员时被捕。2月13日,他在约旦的电视上作了公开坦白,承认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系。两天之后,他和进行绑架活动的其他“黑九月”成员被判处死刑。但在临刑前,侯赛因国王突然改变主意,下令改死刑为有期徒刑,达乌德被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之后,在“赎罪日战争”前夕,达乌德被赦免释放。出狱后,达乌德的足迹遍及欧洲,因此摩萨德也一直未能找到他。
    直到1981年8月1日,在波兰一家旅馆的大厅里,阿布·达乌德才被一位摩萨德特工击毙。不过,那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并不是刺杀达乌德,他只是偶然在旅馆里认出了这位著名的“黑九月”头目时,才开了枪。枪击现场的目击者都惊呆了,谁也说不清楚摩萨德特工是怎样逃离的。
    “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落下了沾满血迹的帷幕。“死亡名单”上开列的人员全部处死。以色列也完成了它长达近9年时间的复仇计划。这次复仇也是20世纪最漫长的国家复仇行为。

摩萨德——天谴行动(8)

谁赢谁输
    在“上帝之怒”的暗杀事件中,到底谁赢谁输?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恐怕谁都不能说是自己赢了。对于“黑九月”来说,他们虽然制造了慕尼黑的奥运惨案,但是也付出了多名领导者被杀的代价。而对于摩萨德来说,输赢就更为复杂了。
    以色列一家报纸的记者曾经说:“战术上,它成功了;战略上,它是失败的。”这也许是对“上帝之怒”的最好的总结。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最终报了仇,但是“上帝之怒”的目的真的达到了吗?恐怕连摩萨德自己都不敢承认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以色列在事后曾经声称他们完成了80%的任务,是的,他们黑名单上的11人被干掉了9个。但是他们同时还杀死了一位无辜的侍应生,和若干名警察,更不用说杀死无辜摩纳哥服务员的丑闻,和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责。
    摩萨德这么做,真的如他们所说减少了国际恐怖活动吗?摩萨德自己都不会相信这个结论。
    更何况,阿拉伯世界从来不承认“上帝之怒”仅仅是为了给奥运村里被害的那11名以色列运动员复仇,“上帝之怒”的另一目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自由战士”阿布·沙里夫就坚持认为,这些被暗杀的人与慕尼黑惨案没有半点关系。他们被杀的原因与恐怖主义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在欧洲的影响力。他坚持认为,摩萨德和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有联系。“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摩萨德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报机构有协议,伦敦和巴黎更是他们的天下”。
    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到底谁牵连其中,谁又是无辜的?摩萨德一位前首脑坚持认为萨拉马是慕尼黑惨案的主犯,但巴勒斯坦一直否认萨拉马曾参与其中,并且有一名巴解组织高官声称对慕尼黑惨案负责。那么,萨拉马是不是又是一个冤死者?这些事情都已经无法知道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弗赛斯的小说有很多关于摩萨德细节的描写…
记得以前有本书叫做《以色列特工》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翻阅。
如此执着值得敬佩
以前看过这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