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科普)公职人员可以动用私权救济么？

   这个题目看起来很拗口，不过用大白话讲就是：公职人员在被人诽谤、污蔑或者辱骂的时候能够向法院起诉讨回公道吗？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可能觉得向公职人员提出建议意见是正当的，但是辱骂甚至捏造事实污蔑诽谤公职人员是违法的。但实际上是不是呢？

      这个问题就得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说起了。跟大部分法治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公民们小时候是不会受到正统公民教育的，或者说，我们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是没有宪法课的。其实中国在民国时期就开设了宪法课，直到解放后也一直有。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7年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认为宪法课无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建议废止了宪法课，而代之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政治课”（思想品德）。从那时候起中国大陆官方基本就不讲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了，也就是时下很多人提到的中国缺乏“公民教育”，这样的后果就是一方面政府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道德拔高以维持合法性而另一方面由于过高的道德标准导致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无法达到而使得公民对政府产生质疑和失望。其实任何现代法治国家中政府的成立都是为了管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福祉，但另一方面由于公权力自身的特性必然导致对私权利的侵犯，所以所谓“公仆”“for the people”不过是公权力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为了防止公权力被滥用，每个现代国家都制定了宪法以约束政府的行为，我们中国其实也不例外。宪法即“限法”，可以看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约定各自的权利范围。作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做；作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就都可以做，中国最近十年来不断通过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最近通过的《行政强制法》其目的无不是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益，但我们的政府出于种种原因，虽然做了，但都不会说{:soso_e113:} 。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权利膨胀的年代，经过几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吃饱穿暖以后不满足于政治生活的贫乏，不甘于做一个社会管理事务的旁观者，因此在政治方面受限的情况下，高喊“公民权利”来伸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过大多数人由于缺乏公民教育，所以实际上不太懂得什么是公民权利，其实公民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那么说回到题目所讲的问题，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权利比如名誉权、隐私权等受到侵害而需求私权救济呢？答案是不行。

     赫赫有名的打黑局长王立军称：“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媒体称之为“双起”，此言一出，很多人觉得体现了政府的进步，至少知道要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其实王立军的这段话违反了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即公权力不能通过主张私权救济来对抗私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公职人员如果因为公职身份导致个人私权受到侵害，大多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我国宪法其实也模糊的提到了这一点，即所谓公民有权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作为公职人员，如果动用私权对抗公民私权，就会导致整个宪政体系所建立的对公民的私权保护开出一个大口子，就会导致王立军所说的“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其后果就是公民的私权利形同虚设，因为任何公民都不可能与得到政府公权力支持的所谓私权救济进行对抗，因此为了防止这样严重危急现代宪政体系的事情发生，一个宪政国家只能委屈公职人员了。当然这种委屈也不是无限的，很多国家对于妨碍公职人员正当执法的行为都给于了严厉惩处。或者说，作为公民，你可以批评建议，甚至可以辱骂诽谤，但不能动手{:soso_e113:} 。


   这个题目看起来很拗口，不过用大白话讲就是：公职人员在被人诽谤、污蔑或者辱骂的时候能够向法院起诉讨回公道吗？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可能觉得向公职人员提出建议意见是正当的，但是辱骂甚至捏造事实污蔑诽谤公职人员是违法的。但实际上是不是呢？

      这个问题就得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说起了。跟大部分法治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公民们小时候是不会受到正统公民教育的，或者说，我们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是没有宪法课的。其实中国在民国时期就开设了宪法课，直到解放后也一直有。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7年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认为宪法课无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建议废止了宪法课，而代之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政治课”（思想品德）。从那时候起中国大陆官方基本就不讲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了，也就是时下很多人提到的中国缺乏“公民教育”，这样的后果就是一方面政府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道德拔高以维持合法性而另一方面由于过高的道德标准导致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无法达到而使得公民对政府产生质疑和失望。其实任何现代法治国家中政府的成立都是为了管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福祉，但另一方面由于公权力自身的特性必然导致对私权利的侵犯，所以所谓“公仆”“for the people”不过是公权力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为了防止公权力被滥用，每个现代国家都制定了宪法以约束政府的行为，我们中国其实也不例外。宪法即“限法”，可以看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约定各自的权利范围。作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做；作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就都可以做，中国最近十年来不断通过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最近通过的《行政强制法》其目的无不是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益，但我们的政府出于种种原因，虽然做了，但都不会说{:soso_e113:} 。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权利膨胀的年代，经过几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吃饱穿暖以后不满足于政治生活的贫乏，不甘于做一个社会管理事务的旁观者，因此在政治方面受限的情况下，高喊“公民权利”来伸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过大多数人由于缺乏公民教育，所以实际上不太懂得什么是公民权利，其实公民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那么说回到题目所讲的问题，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权利比如名誉权、隐私权等受到侵害而需求私权救济呢？答案是不行。

     赫赫有名的打黑局长王立军称：“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媒体称之为“双起”，此言一出，很多人觉得体现了政府的进步，至少知道要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其实王立军的这段话违反了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即公权力不能通过主张私权救济来对抗私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公职人员如果因为公职身份导致个人私权受到侵害，大多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我国宪法其实也模糊的提到了这一点，即所谓公民有权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作为公职人员，如果动用私权对抗公民私权，就会导致整个宪政体系所建立的对公民的私权保护开出一个大口子，就会导致王立军所说的“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其后果就是公民的私权利形同虚设，因为任何公民都不可能与得到政府公权力支持的所谓私权救济进行对抗，因此为了防止这样严重危急现代宪政体系的事情发生，一个宪政国家只能委屈公职人员了。当然这种委屈也不是无限的，很多国家对于妨碍公职人员正当执法的行为都给于了严厉惩处。或者说，作为公民，你可以批评建议，甚至可以辱骂诽谤，但不能动手{:soso_e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