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26年国共力量对比：中共实际领导着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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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王奇生 原题为《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27/6008746_0.shtml
核心提示：“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王奇生 原题为《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
核心提示：“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王奇生 原题为《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27/6008746_0.shtml
核心提示：“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王奇生 原题为《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