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教授：速度虽慢，中国渐靠西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27:41
朝鲜日报记者 金基哲 (2011.02.02 09:30)
▲《中国崛起为何不会威胁西方》、爱德华-斯坦菲尔德著
“美国经济危机的元凶不是中国。以控制全球经济的力量使美国命运陷入深渊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自身。美国谴责其他国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元凶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在现实上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系教授暨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正面反驳了在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对自由民主主义西方阵营构成了威胁，但他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成为与西方共享更多价值、惯例、未来的主体，即伙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随着加入国际体制，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为维持基本体系而努力。”
斯坦菲尔德指出，中国发生最激烈变化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而不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他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选择的“引入资本主义”这一渠道。当时中国为挽救经济和恢复政治体制，积极投身到世界经济潮流中。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对国民与国家关系、国民与经济关系、国民之间关系产生了足以称之为“革命”的巨大的反响。
▲中国上海浦东。照片=彭博社
作者指出，中国参加了当时进行的全球生产体制革命，参与到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进行的游戏中。而最重要的核心是“制度的外包”。中国向全球企业开放门户，使外国企业选择性地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从而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交给外国解决。得益于此，中国产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中国产业成为全球生产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满足全球生产的新标准，中国对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服务、培训及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同时为了不被其他国家抢夺外包这块蛋糕，对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中国接受国际规则的一个事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市场，完全接受了世贸组织规定的标准。中国推进金融、能源、汽车、钢铁等国家基础产业在海外股市上市，新的经济主体开始担任企业核心位置。虽然国家是大股东的事实没变，但具有各种经历的国内外专家进入管理层，他们着眼于市场管理企业和股东。因此，国营企业开始尝试收购跨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和合资、进行技术合作等新的商务。
斯坦菲尔德表示，外包旋风还刮到了政界。中国至今仍是一党专政国家，但之前国家统治的传统工作单位消失，大部分国民被民间企业雇用，政府的管制力度被削弱。共产党领导人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和接纳企业家、海归派知识分子。共产党作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出的“和谐社会”比起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是更接近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统治方式。
有趣的是，这本书把中国定义为“主动后退的独裁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权力，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在此过程中，既得阶层的构成和利害关系发生对调。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将步台湾国民党的后尘。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台湾国民党也始终维持专政，但后来为了党的生存，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主体，结果政党内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走上反对党合法化、总统选举、政权交替等政治道路，最终引入了多党制民主主义。从台湾事例中可以看出，独裁直到消失的瞬间，始终让人以为政权不可能发生改变或丝毫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作者分析说：“中国尚未达到独裁主义倒塌的最后阶段，但初期以及中期阶段的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其迹象也与推倒独裁建立民主主义的亚洲其他国家相似。”
斯坦菲尔德大胆下结论说，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一直向往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的西方国家是无数中国人向往的中国未来面貌，其中包括党员等众多既得阶层人士。”因此，中国绝不会威胁到西方国家。
但“和谐社会”果真是接近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否都向往西方民主主义还是个疑问。一想到目前在中国掀起的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批评舆论、基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受到好评、对西欧化的反省和孔子等传统模式的复活，认为中国和西方将成为“精神伙伴”的斯坦菲尔德的主张似乎过于乐观。如果在此基础上阅读到200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菲利普-潘的《毛泽东与中国》和作为《金融时报》、路透社的特派记者，在中国度过20年的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对中国有着亲身体验的作者们的著作，就能更综合地了解中国现状。该书原名为《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朝鲜日报记者 金基哲 (2011.02.02 09:30)
▲《中国崛起为何不会威胁西方》、爱德华-斯坦菲尔德著
“美国经济危机的元凶不是中国。以控制全球经济的力量使美国命运陷入深渊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自身。美国谴责其他国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元凶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在现实上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系教授暨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正面反驳了在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对自由民主主义西方阵营构成了威胁，但他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成为与西方共享更多价值、惯例、未来的主体，即伙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随着加入国际体制，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为维持基本体系而努力。”
斯坦菲尔德指出，中国发生最激烈变化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而不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他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选择的“引入资本主义”这一渠道。当时中国为挽救经济和恢复政治体制，积极投身到世界经济潮流中。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对国民与国家关系、国民与经济关系、国民之间关系产生了足以称之为“革命”的巨大的反响。
▲中国上海浦东。照片=彭博社
作者指出，中国参加了当时进行的全球生产体制革命，参与到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进行的游戏中。而最重要的核心是“制度的外包”。中国向全球企业开放门户，使外国企业选择性地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从而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交给外国解决。得益于此，中国产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中国产业成为全球生产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满足全球生产的新标准，中国对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服务、培训及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同时为了不被其他国家抢夺外包这块蛋糕，对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中国接受国际规则的一个事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市场，完全接受了世贸组织规定的标准。中国推进金融、能源、汽车、钢铁等国家基础产业在海外股市上市，新的经济主体开始担任企业核心位置。虽然国家是大股东的事实没变，但具有各种经历的国内外专家进入管理层，他们着眼于市场管理企业和股东。因此，国营企业开始尝试收购跨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和合资、进行技术合作等新的商务。
斯坦菲尔德表示，外包旋风还刮到了政界。中国至今仍是一党专政国家，但之前国家统治的传统工作单位消失，大部分国民被民间企业雇用，政府的管制力度被削弱。共产党领导人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和接纳企业家、海归派知识分子。共产党作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出的“和谐社会”比起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是更接近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统治方式。
有趣的是，这本书把中国定义为“主动后退的独裁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权力，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在此过程中，既得阶层的构成和利害关系发生对调。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将步台湾国民党的后尘。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台湾国民党也始终维持专政，但后来为了党的生存，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主体，结果政党内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走上反对党合法化、总统选举、政权交替等政治道路，最终引入了多党制民主主义。从台湾事例中可以看出，独裁直到消失的瞬间，始终让人以为政权不可能发生改变或丝毫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作者分析说：“中国尚未达到独裁主义倒塌的最后阶段，但初期以及中期阶段的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其迹象也与推倒独裁建立民主主义的亚洲其他国家相似。”
斯坦菲尔德大胆下结论说，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一直向往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的西方国家是无数中国人向往的中国未来面貌，其中包括党员等众多既得阶层人士。”因此，中国绝不会威胁到西方国家。
但“和谐社会”果真是接近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否都向往西方民主主义还是个疑问。一想到目前在中国掀起的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批评舆论、基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受到好评、对西欧化的反省和孔子等传统模式的复活，认为中国和西方将成为“精神伙伴”的斯坦菲尔德的主张似乎过于乐观。如果在此基础上阅读到200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菲利普-潘的《毛泽东与中国》和作为《金融时报》、路透社的特派记者，在中国度过20年的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对中国有着亲身体验的作者们的著作，就能更综合地了解中国现状。该书原名为《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中国崛起为何不会威胁西方》、爱德华-斯坦菲尔德著
“美国经济危机的元凶不是中国。以控制全球经济的力量使美国命运陷入深渊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自身。美国谴责其他国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元凶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在现实上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系教授暨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正面反驳了在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对自由民主主义西方阵营构成了威胁，但他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成为与西方共享更多价值、惯例、未来的主体，即伙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随着加入国际体制，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为维持基本体系而努力。”
斯坦菲尔德指出，中国发生最激烈变化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而不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他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选择的“引入资本主义”这一渠道。当时中国为挽救经济和恢复政治体制，积极投身到世界经济潮流中。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对国民与国家关系、国民与经济关系、国民之间关系产生了足以称之为“革命”的巨大的反响。
▲中国上海浦东。照片=彭博社
作者指出，中国参加了当时进行的全球生产体制革命，参与到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进行的游戏中。而最重要的核心是“制度的外包”。中国向全球企业开放门户，使外国企业选择性地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从而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交给外国解决。得益于此，中国产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中国产业成为全球生产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满足全球生产的新标准，中国对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服务、培训及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同时为了不被其他国家抢夺外包这块蛋糕，对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中国接受国际规则的一个事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市场，完全接受了世贸组织规定的标准。中国推进金融、能源、汽车、钢铁等国家基础产业在海外股市上市，新的经济主体开始担任企业核心位置。虽然国家是大股东的事实没变，但具有各种经历的国内外专家进入管理层，他们着眼于市场管理企业和股东。因此，国营企业开始尝试收购跨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和合资、进行技术合作等新的商务。
斯坦菲尔德表示，外包旋风还刮到了政界。中国至今仍是一党专政国家，但之前国家统治的传统工作单位消失，大部分国民被民间企业雇用，政府的管制力度被削弱。共产党领导人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和接纳企业家、海归派知识分子。共产党作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出的“和谐社会”比起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是更接近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统治方式。
有趣的是，这本书把中国定义为“主动后退的独裁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权力，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在此过程中，既得阶层的构成和利害关系发生对调。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将步台湾国民党的后尘。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台湾国民党也始终维持专政，但后来为了党的生存，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主体，结果政党内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走上反对党合法化、总统选举、政权交替等政治道路，最终引入了多党制民主主义。从台湾事例中可以看出，独裁直到消失的瞬间，始终让人以为政权不可能发生改变或丝毫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作者分析说：“中国尚未达到独裁主义倒塌的最后阶段，但初期以及中期阶段的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其迹象也与推倒独裁建立民主主义的亚洲其他国家相似。”
斯坦菲尔德大胆下结论说，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一直向往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的西方国家是无数中国人向往的中国未来面貌，其中包括党员等众多既得阶层人士。”因此，中国绝不会威胁到西方国家。
但“和谐社会”果真是接近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否都向往西方民主主义还是个疑问。一想到目前在中国掀起的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批评舆论、基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受到好评、对西欧化的反省和孔子等传统模式的复活，认为中国和西方将成为“精神伙伴”的斯坦菲尔德的主张似乎过于乐观。如果在此基础上阅读到200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菲利普-潘的《毛泽东与中国》和作为《金融时报》、路透社的特派记者，在中国度过20年的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对中国有着亲身体验的作者们的著作，就能更综合地了解中国现状。该书原名为《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朝鲜日报记者 金基哲 (2011.02.02 09:30)
▲《中国崛起为何不会威胁西方》、爱德华-斯坦菲尔德著
“美国经济危机的元凶不是中国。以控制全球经济的力量使美国命运陷入深渊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自身。美国谴责其他国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元凶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在现实上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系教授暨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正面反驳了在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对自由民主主义西方阵营构成了威胁，但他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成为与西方共享更多价值、惯例、未来的主体，即伙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随着加入国际体制，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为维持基本体系而努力。”
斯坦菲尔德指出，中国发生最激烈变化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而不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他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选择的“引入资本主义”这一渠道。当时中国为挽救经济和恢复政治体制，积极投身到世界经济潮流中。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对国民与国家关系、国民与经济关系、国民之间关系产生了足以称之为“革命”的巨大的反响。
▲中国上海浦东。照片=彭博社
作者指出，中国参加了当时进行的全球生产体制革命，参与到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进行的游戏中。而最重要的核心是“制度的外包”。中国向全球企业开放门户，使外国企业选择性地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从而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交给外国解决。得益于此，中国产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中国产业成为全球生产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满足全球生产的新标准，中国对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服务、培训及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同时为了不被其他国家抢夺外包这块蛋糕，对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中国接受国际规则的一个事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市场，完全接受了世贸组织规定的标准。中国推进金融、能源、汽车、钢铁等国家基础产业在海外股市上市，新的经济主体开始担任企业核心位置。虽然国家是大股东的事实没变，但具有各种经历的国内外专家进入管理层，他们着眼于市场管理企业和股东。因此，国营企业开始尝试收购跨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和合资、进行技术合作等新的商务。
斯坦菲尔德表示，外包旋风还刮到了政界。中国至今仍是一党专政国家，但之前国家统治的传统工作单位消失，大部分国民被民间企业雇用，政府的管制力度被削弱。共产党领导人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和接纳企业家、海归派知识分子。共产党作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出的“和谐社会”比起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是更接近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统治方式。
有趣的是，这本书把中国定义为“主动后退的独裁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权力，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在此过程中，既得阶层的构成和利害关系发生对调。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将步台湾国民党的后尘。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台湾国民党也始终维持专政，但后来为了党的生存，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主体，结果政党内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走上反对党合法化、总统选举、政权交替等政治道路，最终引入了多党制民主主义。从台湾事例中可以看出，独裁直到消失的瞬间，始终让人以为政权不可能发生改变或丝毫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作者分析说：“中国尚未达到独裁主义倒塌的最后阶段，但初期以及中期阶段的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其迹象也与推倒独裁建立民主主义的亚洲其他国家相似。”
斯坦菲尔德大胆下结论说，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一直向往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的西方国家是无数中国人向往的中国未来面貌，其中包括党员等众多既得阶层人士。”因此，中国绝不会威胁到西方国家。
但“和谐社会”果真是接近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否都向往西方民主主义还是个疑问。一想到目前在中国掀起的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批评舆论、基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受到好评、对西欧化的反省和孔子等传统模式的复活，认为中国和西方将成为“精神伙伴”的斯坦菲尔德的主张似乎过于乐观。如果在此基础上阅读到200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菲利普-潘的《毛泽东与中国》和作为《金融时报》、路透社的特派记者，在中国度过20年的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对中国有着亲身体验的作者们的著作，就能更综合地了解中国现状。该书原名为《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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