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弹之于疆独

　联合国安理会6月9日通过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最严厉的第四轮制裁。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一直持含糊立场，这次表决时中国却投了赞成票。显然北京是出于深层次考量而作出了决定。

中国赞同制裁伊朗的原因

　　这次中国之所以投赞成票，相信不外乎以下几条原因：隔绝日后疆独取得核弹或“脏弹”的渠道、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避免为了次要事项与西方世界碰撞、维护进口石油主要来源地即中东地区和海湾地区的稳定以及照顾传统外交友谊。暂且搁置第一条原因，先逐一分析其余各条。

　　周边核武器国家仅隔一条界河或者一座山脉，与中国对峙，情势险恶，这与其他核武器大国完全不同。伊朗也是中国的邻国，拥有核武器，迟早对中国是个潜在威胁。中国出于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的考虑，自然不能自外于国际主流社会，要维护安理会历次决议的有效性。何况，伊朗锐意研制核武器，毫不妥协，连朝鲜曾经作出的“进两步，退一步”的姿态都不屑于仿效，中国为之沮丧之外，当然不希望在伊核问题上陷入国际孤立。此其一。

　　一旦伊朗拥有了核导弹，将把欧洲各大都市纳入核打击范围，更会成为“YSL核弹”，美国非要去之而后快。假若安理会不能制裁伊朗，则美国必然诉诸军事打击，必然把这个趋向通知了北京。军事打击远比制裁更能损害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中国要求其他国家不触犯其核心利益，自然也需要照顾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此盘算，则制裁伊朗势不可免矣。此其二。

　　伊朗对外输出YSL原教旨主义，加上核武器即将到手，引起了海湾国家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担忧。中国进口石油主要来源于中东地区、海湾地区，并不仅限于伊朗（目前中国耗费石油的11%从伊朗购买）。北京出于维护国外石油供应的稳定性，自然要缓和当地的紧张局势，势必要从迫使伊朗放弃研制核武器着手。此其三。

　　中国是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同时保持传统友谊的唯一大国。伊朗总统几次扬言要“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以往中国对以色列政策受到众多阿拉伯国家的牵制。如今，两者在对付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北京投票赞成制裁伊朗，示好于双方，可谓一石两鸟，何乐而不为？此其四。

隔绝日后疆独取得核弹渠道

　　笔者认为，同前述四条理由相比，隔绝日后疆独取得核弹或“脏弹”的渠道，可能是促成北京赞成制裁伊朗的更重要的原因。如今新疆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活动非常猖獗，有朝一日，“疥癣之疾”或许可能成为“心腹之患”，而疆独企图染指核弹或“脏弹”的活动，就意味着“疥癣之疾”发生了质变，终于以“心腹之患”的形式突然呈现在北京领导人面前的触媒。
　　新疆民族矛盾相当尖锐。YSL教作为唯一、排他性质的宗教，凝聚力特别强。自1979年伊朗爆发YSL革命以后，YSL教原教旨主义向全球蔓延，刺激了疆独活动的频率和烈度，形成了“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棘手局面。新疆治安每况愈下，于今为烈。
　　新疆建有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西北还设有若干核设施。如今核技术门槛日益降低，恐怖份子可以轻易制成“脏弹”。前苏联瓦解时，有不少核材料乃至核武器残留在中亚诸国，至今杳无踪影。况且，无论在宗教还是种族上，疆独同中亚诸国恐怖势力同出一源，在政治诉求上逐渐声应气求。这种基本社情似乎是日后疆独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搞到手“脏弹”甚至核弹的不祥征兆。

　　伊朗本是YSL教原教旨主义的策源地。伊朗当局对以色列的强硬表态，实际上出于其以YSL世界的共主自居的心态。一旦伊朗掌握了核导弹，这种心态不免趋于强化。须知，“YSL核弹”是一把双面刃，不仅可以用来同西方世界周旋，也可以用来对付YSL教徒心目中的敌人。设若疆独分子同北京矛盾激化，在新疆出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而疆独处于下风，向伊朗求救，届时不能排除伊朗以核导弹为后盾，硬出头保护疆独的可能性。如此，中国在新疆对付三股势力的斗争就会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了。

防患于未然

　　另外，伊朗掌握了核导弹，疆独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以此为护符，气焰必定更加嚣张，加紧向中央政府的权威提出挑战。新疆社会难免出现一场大动荡。

　　尤有甚者，疆独飘忽不定，来无影，去无踪。一旦疆独将核弹或“脏弹”偷运进北京，胁迫中央政府同意新疆独立，或者至少要求限时释放新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绝大多数是维族青年），否则，即引爆核弹或“脏弹”。近年内地歹徒引爆炸药案层出不穷，歹徒尚且可以携带炸药作案，据此观之，疆独组织严密而又罔顾身家性命，携带“脏弹”甚至核弹四出流窜，更是防不胜防。

　　须知，即使在北京市中心引爆一枚“脏弹”，也将造成上千年生物不能接觸的巨大“黑洞”，给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妨碍。如此，北京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此时指责北京屈从西方压力的国人，届时必然张口结舌，惊呼来日大难矣。

　　外交战略之制定，必须顾及前瞻性，所谓“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未形”。鉴此，北京投票赞成制裁伊朗，确是一着妙棋。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

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联合国安理会6月9日通过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最严厉的第四轮制裁。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一直持含糊立场，这次表决时中国却投了赞成票。显然北京是出于深层次考量而作出了决定。

中国赞同制裁伊朗的原因

　　这次中国之所以投赞成票，相信不外乎以下几条原因：隔绝日后疆独取得核弹或“脏弹”的渠道、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避免为了次要事项与西方世界碰撞、维护进口石油主要来源地即中东地区和海湾地区的稳定以及照顾传统外交友谊。暂且搁置第一条原因，先逐一分析其余各条。

　　周边核武器国家仅隔一条界河或者一座山脉，与中国对峙，情势险恶，这与其他核武器大国完全不同。伊朗也是中国的邻国，拥有核武器，迟早对中国是个潜在威胁。中国出于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的考虑，自然不能自外于国际主流社会，要维护安理会历次决议的有效性。何况，伊朗锐意研制核武器，毫不妥协，连朝鲜曾经作出的“进两步，退一步”的姿态都不屑于仿效，中国为之沮丧之外，当然不希望在伊核问题上陷入国际孤立。此其一。

　　一旦伊朗拥有了核导弹，将把欧洲各大都市纳入核打击范围，更会成为“YSL核弹”，美国非要去之而后快。假若安理会不能制裁伊朗，则美国必然诉诸军事打击，必然把这个趋向通知了北京。军事打击远比制裁更能损害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中国要求其他国家不触犯其核心利益，自然也需要照顾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此盘算，则制裁伊朗势不可免矣。此其二。

　　伊朗对外输出YSL原教旨主义，加上核武器即将到手，引起了海湾国家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担忧。中国进口石油主要来源于中东地区、海湾地区，并不仅限于伊朗（目前中国耗费石油的11%从伊朗购买）。北京出于维护国外石油供应的稳定性，自然要缓和当地的紧张局势，势必要从迫使伊朗放弃研制核武器着手。此其三。

　　中国是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同时保持传统友谊的唯一大国。伊朗总统几次扬言要“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以往中国对以色列政策受到众多阿拉伯国家的牵制。如今，两者在对付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北京投票赞成制裁伊朗，示好于双方，可谓一石两鸟，何乐而不为？此其四。

隔绝日后疆独取得核弹渠道

　　笔者认为，同前述四条理由相比，隔绝日后疆独取得核弹或“脏弹”的渠道，可能是促成北京赞成制裁伊朗的更重要的原因。如今新疆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活动非常猖獗，有朝一日，“疥癣之疾”或许可能成为“心腹之患”，而疆独企图染指核弹或“脏弹”的活动，就意味着“疥癣之疾”发生了质变，终于以“心腹之患”的形式突然呈现在北京领导人面前的触媒。
　　新疆民族矛盾相当尖锐。YSL教作为唯一、排他性质的宗教，凝聚力特别强。自1979年伊朗爆发YSL革命以后，YSL教原教旨主义向全球蔓延，刺激了疆独活动的频率和烈度，形成了“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棘手局面。新疆治安每况愈下，于今为烈。
　　新疆建有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西北还设有若干核设施。如今核技术门槛日益降低，恐怖份子可以轻易制成“脏弹”。前苏联瓦解时，有不少核材料乃至核武器残留在中亚诸国，至今杳无踪影。况且，无论在宗教还是种族上，疆独同中亚诸国恐怖势力同出一源，在政治诉求上逐渐声应气求。这种基本社情似乎是日后疆独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搞到手“脏弹”甚至核弹的不祥征兆。

　　伊朗本是YSL教原教旨主义的策源地。伊朗当局对以色列的强硬表态，实际上出于其以YSL世界的共主自居的心态。一旦伊朗掌握了核导弹，这种心态不免趋于强化。须知，“YSL核弹”是一把双面刃，不仅可以用来同西方世界周旋，也可以用来对付YSL教徒心目中的敌人。设若疆独分子同北京矛盾激化，在新疆出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而疆独处于下风，向伊朗求救，届时不能排除伊朗以核导弹为后盾，硬出头保护疆独的可能性。如此，中国在新疆对付三股势力的斗争就会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了。

防患于未然

　　另外，伊朗掌握了核导弹，疆独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以此为护符，气焰必定更加嚣张，加紧向中央政府的权威提出挑战。新疆社会难免出现一场大动荡。

　　尤有甚者，疆独飘忽不定，来无影，去无踪。一旦疆独将核弹或“脏弹”偷运进北京，胁迫中央政府同意新疆独立，或者至少要求限时释放新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绝大多数是维族青年），否则，即引爆核弹或“脏弹”。近年内地歹徒引爆炸药案层出不穷，歹徒尚且可以携带炸药作案，据此观之，疆独组织严密而又罔顾身家性命，携带“脏弹”甚至核弹四出流窜，更是防不胜防。

　　须知，即使在北京市中心引爆一枚“脏弹”，也将造成上千年生物不能接觸的巨大“黑洞”，给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妨碍。如此，北京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此时指责北京屈从西方压力的国人，届时必然张口结舌，惊呼来日大难矣。

　　外交战略之制定，必须顾及前瞻性，所谓“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未形”。鉴此，北京投票赞成制裁伊朗，确是一着妙棋。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

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