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在与苏联专家工作的日子里（姚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23:34:00
来自：公安部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6481.html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邀请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华工作，公安部也来了一个专家组。从40年代底到50年代末，我在负责苏联专家组的办公厅编译处工作了近10年，现将这段情况介绍给大家。
一、陈龙同志对我的鼓励
我是在1949年10月5日从东北社会部奉调北京中央公安部报到的。在沈阳临行前，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跟我谈话。他鼓励我说：“调你去是为了加强新成立的中央公安部，可能是要你去作翻译工作。我们要聘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保卫专家，要用翻译，要用了解苏联人生活习惯的人作接待工作……”
我听了后大脑里直接的反映是：“不能干这种工作。”
我对陈龙同志说：“你可能不大了解我的历史情况，我1930年参加革命后，于1932年去了苏联远东，请求苏联给我们在黑河一带组织的民族自卫军以援助。到那里以后，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却蹲了六年半劳改营。在远东我修过公路、打过鱼。以后又被送到中亚，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修建铁路。这以后又被送到北冰洋畔的沃尔吉达劳改营，在那里当过采煤工。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回到新疆，在那儿因我会俄语又当了苏联军事专家的翻译。不久，新疆政局发生变动，军阀盛世才撕下亲共亲苏的假面具，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我在那里又受到了迫害，被囚禁。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到重庆找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指派我打入东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长铁路作军事情报工作。我在那里担任了中长铁路总调度所主任、沈阳南站站长等职务，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第一手情报。后来领导我的人被捕叛变，就在敌人要逮捕我的时候，同在沈阳作地下工作的赵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了我，我才得以脱险到了哈尔滨，但又受到了审查。直到沈阳解放从敌伪档案中查明了真实原因，又抓住了那个叛徒，我才真正当了一名公安干部。”
陈龙同志静静地听完我的自述后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因此党更加信任你，叫你在沈阳解放后又作了大量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正因为你经历过那样多复杂情况的考验，所以要把一件更重要的、也许是更困难的新工作交给你。”
我沉默着没有说什么，头脑里却在想：“我不能再去与多疑地、不实事求是的苏联人，特别是戈伯乌人员打交道。”考虑片刻，我说：“调我作什么工作都可以，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还是不要叫我去与苏联保卫专家打交道。他们多疑，一旦知道我是以‘日本间谍’罪名当过六年多劳改犯会怎样反映呢？对我如何，我不在乎，但如果影响他们对我们党、我们公安工作的误解那就太不好了。要叫我去作专家的翻译、招待等工作，只有在苏联戈伯乌为我彻底平反以后……”
陈龙同志微笑地看着我说：“到北京去工作，领导你的是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许多过去在苏区、在延安社会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还有作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批有经验的老同志。他们会信任你，理解你，你怕什么。常言说：没作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哈哈，想通了吗？想不通也得通，调令已经下来，能因为你这个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改变吗？”
他微笑着，看着我呆呆的样子，继续说：“最近我也要到北京去，可能去北京市公安局，也可能去南京市公安局。”
我立即高兴起来，说：“你带着我去吧，我可以多长些见识，给党多作些工作。再说，叫我当翻译，这种职业我有反感。况且俄语我早都忘了，完不成任务。”
他摇摇头，默默地看着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参加党那天起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党，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好吧，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说的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怕引起苏联专家对你过去的怀疑甚至影响工作，这件事组织上早已考虑过，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组织会向他们说明的，甚至向他们要你的档案。”
听到这儿，我笑着说：“如果真能这样，我可以去试试”。
他立刻严肃地说：“你要尽心竭力，好好去干。你自己的经历会使你成为一个实事求是，热心公安工作的好干部。组织对你是心中有数的！不了解你，就不会推荐你，公安部也不会调你去。明白了吧？”
他伸出手热情地、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送出门外。
到北京几天后，有人告诉我陈龙同志调往南京，现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去看望他及夫人海宇同志。一见面他就问：“老姚，怎么样？在专家来以前，你要作些思想准备呀！你不能背着那个沉重的包袱上阵，党相信你，你怕什么？难道苏联专家还不了解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不知道他们自己那套鬼把戏吗？他们误伤了多少好人；给社会制造了多大麻烦；给多少人家带来不幸。他们患有严重的职业病，他们有时想入非非，不信任任何人，那套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灾害，事后会得到教训的。”
我说：“到北京第二天，罗瑞卿部长就召见了我。”
陈龙同志问道：“你没有向他说你不愿意与苏联专家找交道的话吧？！”
我说：“一见面他就向我交待任务，没有时间谈个人的事。”
陈龙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认为你也不会，你也不敢。罗部长可是位非常严肃的可敬畏的领导啊！”
二、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
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发生似的。我到北京后被安置在西交民巷叫做银行工会的公安部临时办公室的公共宿舍里住，在那里的公共食堂吃饭。我在这里与一见面就成为终生战友和领导人的刘复之、王仲方、席国光等一些同志相识，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见到了分别近二十年的堂弟姚伦。他叙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九•一八”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民先”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入党，到过雁北，后转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在晋察冀社会部工作。现在调到中央公安部是负责预审工作。
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刚刚吃完早饭，有人来说罗部长要我去见他，派车来接我到他家去谈谈。他的家当时在缎库胡同，我走进他家时他正在吃早饭，他的夫人郝治平和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子周围。罗部长亲切地对我说：“你坐下，先和我们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谈好吗？”
我一看桌子上摆着一盆稀粥、咸菜和馒头、花卷，和我早晨在机关食堂吃的完全一样。我说：“我已经吃过了。”
他说：“你再吃点我们家里作的饭。”
我说：“我真吃了，吃的东西和你这里吃的完全一样”。
他的样子很严肃又很亲切，他上下打量我半天，然后说那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吧！他随手端起桌上的半碗粥喝了，站起来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那是间很 简陋的房子，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他让我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他坐一个小沙发上，和我谈起话来。
“新中国的公安部成立了。我们要建立机构搭配班子，组织队伍准备战斗，任务不轻啊！经验也不足啊！为此我们不仅要征调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东北社会部的一批公安干部，我们还要向军队要一批领导干部，还要招收一批知识青年，这是件关于全国安危的大事，只有搞五湖四海，从地方、军队四面八方调干部。干部调来以后要发挥各个方面的长处，还要避免各个方面带来的短处，养成团结战斗的过硬作风，防止山头主义、地方宗派主义的发生。也要重新学习公安业务，防止忽左忽右、主观臆断等不健康的作风。现在正在召开的全国高级公安干部会议，就是要解决公安部门各级组织机构问题和当前工作任务问题。我们首先要学会和各种犯罪作斗争，与隐藏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镇压敌人的一切捣乱和破坏，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国家建设，巩固人民政权……这是些紧急的、重要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想办法尽力作中国公安干部的选调、培训工作。我们不但要发扬我们自己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好传统，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国家保卫的经验。学习人家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也吸收别人失败的教训，少走些弯路。我们中央已决定聘请一批苏联公安保卫专家。在专家到来之前，我们要作些准备工作，这就是调你来公安部的原因。我们拟在公安部办公厅下设立编译处或叫专家工作处，现在要着手作两件事：调配和培训翻译人员，这是需要几十个人的事；再则要对专家招待工作预作准备。这些事很急，他们可能很快就来呀！”
我边听心里边盘算着：“自己能担当起这样的工作吗？自己的经历适宜于作这样的工作吗？”
我看着罗部长谈话时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不敢说是也不敢说否。罗部长看我不作声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可先与复之、仲方等同志谈谈，能办的赶紧办，需要组织决定的，早日提出来。苏联首批专家可能很快就来了！”
我站起来，但是没有走，有许多话想要说。但罗部长可不是陈龙同志，他的态度、语句都是毫不含糊的非常严肃的命令。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想要说又想要走。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罗部长看到我迟疑不定的神情这样问了一句。
我说：“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再说我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做这件工作恐怕不合适吧！”
听了我的话，罗部长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他笑了，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就是你在苏联蹲过他们五、六年劳动改造营吗？党了解你，你怕什么？关于能力吗，可以学习。可以在工作中一边学习，一边锻炼。你的俄文不是很好吗？当翻译没问题吧？业务么，你在敌区、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错嘛！不要怕，一面干，一面学嘛！”
我说：“语言方面没问题，可是在政治上，我的历史问题……”
罗部长皱起眉头用低沉坚强的语调说：“那些过去的事，你没错，他们错，白白给他们干了六年苦役，难道还要叫你背包袱吗？这件事组织为你担保，我们将来向他们提出来，要档案，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可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党给你分配的工作吧？！”
他说完哈哈大笑了，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人一生的遭遇，是非黑白不是你自己能完成的。面向未来，过去的委屈随它去吧，放眼未来嘛！”
罗部长这些并不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注视着我面部的表情说：“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你不要背这个包袱，也不要总叫这种冤枉事缠着你。谁一生都会遇见这样或那样的曲曲折折的事，问题是能对往事想得开，能放得下。能向前看，向前走。前面有更多更大的事业要去做，前面还要遇见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不合理的事。生活嘛，就是战胜阻碍、战胜困难，眼向前看，迈步向前，不屈不挠、不骄不燥。顺利时想到未来的困难；困难想到未来的光明前途。我们千千万万的同志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经过生死荣辱的考验走过来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很沉重、很缓慢，我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使自己懂了，不只是懂了而且还解除了个人的荣辱、幸运与不幸等等的纠缠。我大声说：“我明白了！我一定按您的话去生活、去工作、去想问题。”
罗部长笑了，他点着头，再一次向我伸过手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那你就着手办吧！这可是件紧要的事。有事请示刘复之同志，也可随时找我。”
三、罗部长首次接见苏联专家
罗部长和我谈完话后，我就参加了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征用和装修专家招待所，聘请厨师和司机等服务人员，购置生活用具等。
1949年11月15日，首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最先到的是专家组长伊万诺夫和公安部队专家威力甘诺夫，另外还有两名女翻译和两名随行人员。
苏联专家组到京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组长伊万诺夫。罗部长设宴招待了他们。罗部长叫他们休息几天先在北京看看。于是，我陪他们参观了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王府井等地。第三天他们就到银行工会的公安部办公室上班了，罗部长、杨副部长，办公厅刘复之副主任向他们大概介绍了全国的敌情和治安情况以及公安部的组建情况。
罗部长说：“我们在全国胜利了，蒋家王朝被打倒了，但他们用来镇压人民的社会基础尚待彻底清扫。旧政权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仍压在人民的头上，继续为非作歹、横行无忌。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如赌局、烟馆、娼妓等等也亟待清除。总之，我们要对旧社会的垃圾、污泥浊水进行大清扫，如反动党团的登记，缉捕流氓匪盗，查禁烟毒，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为此首先要立新的人民民专政的体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组建打击反动基础的人民力量。”
伊万诺夫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苏联保卫工作，特别是秘密侦察、经济保卫工作。最后他说：“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主要的是秘密侦察工作。要有严密地、垂直领导地或说是直线领导的工作。秘密的侦察力量应是不在编制的、雇佣的单线领导的，分布在各个重要地区、重要部门、重要经济单位的秘密侦察队伍。公安领导要通过这个秘密队伍了解内外部情况，从中了解敌对分子的言行活动，然后再逮捕个别人进行审讯，了解内幕等。因此，公安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具极度秘密的，使敌人居于被明暗监视的被动地位。只有这样掌握了所有敌情，我们才能立功。至于刚才你们所说的旧社会渣滓、余孽那是次要的，那是社会通病，打击他们不是我们主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与国际的、国内的、暗藏的敌特作斗争。总之，要有个极为秘密的指挥中心，要从上到下，垂直领导。下级只能服从上级公安机关的个别机构的个别人单线的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保密，才能发挥保卫机关的威力。不要叫不应该知道的、更不应叫群众知道我们在作什么，我们在与谁作斗争，更不用说是怎样斗争了。总之，要秘密监视每个机关、工厂、学校，包括党领导都要纳入我们的视线里，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作到完全心中有数。要知道哪些是反革命的残渣，好嘛，侦察、观察其言行，然后择其中某些人进行秘密收审，有些可以发展为特情，有些可以送去劳改……”
那位军队保卫专家威力甘诺夫则发表了对军队保卫工作的意见。他说：“那些投诚的、起义的部队就是不能信任，解放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经验是采取动大手术的办法。例如我们对波兰投诚过来的部队，就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对于那些与苏维埃政权有敌对情绪的民族，我们也是采取断然的措施。逮捕、流放、劳改他们的领导人；然后把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连同他们党政军的领导人，在内务部队的统一号令下，整个搬迁到中亚细亚去。如克里米亚的达达尔自治共和国，苏联中部的德国血统的所有居民，包括党政军干部都是一次迁往中亚，这样既防止了在战时和平时通敌等等，又可以防止里通外国的犯罪行为。我们内务部队执行了不少这样的重大任务。再如在远东我们也是把可疑的朝鲜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迁出押送到中亚。因为那里距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远，他们的活动行为容易控制。在那里听不到外国的广播，接触不到外国人，对他们的安全好，对国家的安全也好。”
我一边作着翻译，一边思考着。我这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在远东曾帮助苏联抵抗过日军和白匪、打过游击的中国人，曾在那里种地、打鱼、伐木、掘煤、在建设上很大贡献的中国人，一多半被捕、流放或送进劳改营，其中有一些老人、妇女，还有不少俄罗斯妇女和混血孩子们被送到中亚细亚移民区。于是，我对自己的遭遇找到了根源。秘密侦察直到捏造假情况来逮捕一批人，另一方面又把大批的老人和儿童以及在苏联机关服务的、工厂作工的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送到中亚，有一大批人则被送回中国的新疆。
伊万诺夫观察着罗部长和在座的同志默默地惊疑的表情说：“这是鉴于我们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境外没有同盟国，在境内有白匪横行，又有反动民族分裂分子制造谣言，进行破坏。你们知道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不好解决，最后只好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
罗部长笑着说：“两国情况不同，在你们那里不得不办的，在我们这里可以不办了；我们有苏联老大哥的各方面经验教训，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你们那里好的、行得通的我们要参考采用适宜于我们的办法实行；你们那里过时的或是有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借鉴获取宝贵的教训。为了你们今后的工作，我们党中央的意思是在我国公安工作上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成功的经验；第二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艰苦的、创业的精神，勇于试验，敢想敢干的作风；第三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教训，不重复你们走过的弯路，甚至是错误的、失败的教训。说到失败的错误的教训，我们自己就很多很多。我们是同志，对你们我们什么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经验都可以评谈，都可以讨论。我本人是在军队上作过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的，我们经历过打AB团的斗争；我们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的扩大化，没有敌人，要发现敌人，制造敌人。用一个人的出身和从前的经历等等来衡量一个人，结果敌人越来越多。这些过错都可能是好意的，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为了打击敌人，但却因为操作办法不对头，政策不对头，结果把好事变成坏事，好心办了坏事。为此我们得到教训，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公安工作大政方针甚至方法、步骤、敌情等等都要向群众讲明白，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公安工作的方针，绝对不动摇的方针路线和‘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些大问题不是一次两次可能讲清的。总之，你们来了我们第一对你们毫不保留的介绍情况；第二请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实际的情况；听听他们的情况、介绍、工作意见和他们首创的经验；第三我们在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有的是很严重的，很叫人痛心的，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应知道干一件新事业，免不了出偏差，办错事。有些事事后看来是很幼稚的不应该犯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向你们介绍我们犯过的错误的教训。对于已存在的、刚发生的、下边报来的、群众反映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告诉你们，对你们，我们没有秘密。你们要到全国去视察、听汇报、查案件，去作报告，指导工作。你们要参加公安部的所有有关业务的会议，各部门的专家也要参加部门会议。第四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我们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有知过必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学习进取精神，建立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合作。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什么意见随时可找我谈，推心置腹的谈，一针见血的谈，毫无客气虚假的谈！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互相信赖的关系。”
谈话结束后罗瑞卿部长送两位苏联专家到门外，汽车停在那里，司机却不在。罗部长皱起眉头，双眼直盯着我说：“姚艮同志，你记住只准有这一次，下次我要对你们不客气了；对于司机你回去要给他们规定几条纪律，第一，离开车去找人扯闲话、办私事绝对不允许；第二要求他们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专家人身安全，你们都应负有保卫专家安全的任务……”
司机来了，车开了，伊万诺夫懂得一些中国话，可以粗略听明白罗部长对司机不在岗的责备和保卫安全的话。威力甘诺夫则认为是对他们有什么不满，汽车行进中他在发牢骚。伊万诺夫却在默默地思考着。到了住地，他留我坐下说：“你们的部长真是位好同志，说话真爽、干脆，没把我们当外人。他今天说的话很感动人！对于末来的合作使我充满信心。我要尽我所能作贡献，也要尽我所能向你们学习。你知道我们第一任部长捷尔仁斯基吗？罗瑞卿部长就是你们的捷尔任斯基！他们的共同点是正直、纯朴、爽快、能接近人、理解人，更善于听取属下和群众的不同意见。我们第一次会面他就能这样交心，真是难能可贵啊！”来自：公安部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6481.html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邀请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华工作，公安部也来了一个专家组。从40年代底到50年代末，我在负责苏联专家组的办公厅编译处工作了近10年，现将这段情况介绍给大家。
一、陈龙同志对我的鼓励
我是在1949年10月5日从东北社会部奉调北京中央公安部报到的。在沈阳临行前，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跟我谈话。他鼓励我说：“调你去是为了加强新成立的中央公安部，可能是要你去作翻译工作。我们要聘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保卫专家，要用翻译，要用了解苏联人生活习惯的人作接待工作……”
我听了后大脑里直接的反映是：“不能干这种工作。”
我对陈龙同志说：“你可能不大了解我的历史情况，我1930年参加革命后，于1932年去了苏联远东，请求苏联给我们在黑河一带组织的民族自卫军以援助。到那里以后，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却蹲了六年半劳改营。在远东我修过公路、打过鱼。以后又被送到中亚，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修建铁路。这以后又被送到北冰洋畔的沃尔吉达劳改营，在那里当过采煤工。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回到新疆，在那儿因我会俄语又当了苏联军事专家的翻译。不久，新疆政局发生变动，军阀盛世才撕下亲共亲苏的假面具，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我在那里又受到了迫害，被囚禁。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到重庆找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指派我打入东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长铁路作军事情报工作。我在那里担任了中长铁路总调度所主任、沈阳南站站长等职务，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第一手情报。后来领导我的人被捕叛变，就在敌人要逮捕我的时候，同在沈阳作地下工作的赵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了我，我才得以脱险到了哈尔滨，但又受到了审查。直到沈阳解放从敌伪档案中查明了真实原因，又抓住了那个叛徒，我才真正当了一名公安干部。”
陈龙同志静静地听完我的自述后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因此党更加信任你，叫你在沈阳解放后又作了大量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正因为你经历过那样多复杂情况的考验，所以要把一件更重要的、也许是更困难的新工作交给你。”
我沉默着没有说什么，头脑里却在想：“我不能再去与多疑地、不实事求是的苏联人，特别是戈伯乌人员打交道。”考虑片刻，我说：“调我作什么工作都可以，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还是不要叫我去与苏联保卫专家打交道。他们多疑，一旦知道我是以‘日本间谍’罪名当过六年多劳改犯会怎样反映呢？对我如何，我不在乎，但如果影响他们对我们党、我们公安工作的误解那就太不好了。要叫我去作专家的翻译、招待等工作，只有在苏联戈伯乌为我彻底平反以后……”
陈龙同志微笑地看着我说：“到北京去工作，领导你的是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许多过去在苏区、在延安社会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还有作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批有经验的老同志。他们会信任你，理解你，你怕什么。常言说：没作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哈哈，想通了吗？想不通也得通，调令已经下来，能因为你这个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改变吗？”
他微笑着，看着我呆呆的样子，继续说：“最近我也要到北京去，可能去北京市公安局，也可能去南京市公安局。”
我立即高兴起来，说：“你带着我去吧，我可以多长些见识，给党多作些工作。再说，叫我当翻译，这种职业我有反感。况且俄语我早都忘了，完不成任务。”
他摇摇头，默默地看着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参加党那天起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党，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好吧，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说的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怕引起苏联专家对你过去的怀疑甚至影响工作，这件事组织上早已考虑过，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组织会向他们说明的，甚至向他们要你的档案。”
听到这儿，我笑着说：“如果真能这样，我可以去试试”。
他立刻严肃地说：“你要尽心竭力，好好去干。你自己的经历会使你成为一个实事求是，热心公安工作的好干部。组织对你是心中有数的！不了解你，就不会推荐你，公安部也不会调你去。明白了吧？”
他伸出手热情地、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送出门外。
到北京几天后，有人告诉我陈龙同志调往南京，现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去看望他及夫人海宇同志。一见面他就问：“老姚，怎么样？在专家来以前，你要作些思想准备呀！你不能背着那个沉重的包袱上阵，党相信你，你怕什么？难道苏联专家还不了解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不知道他们自己那套鬼把戏吗？他们误伤了多少好人；给社会制造了多大麻烦；给多少人家带来不幸。他们患有严重的职业病，他们有时想入非非，不信任任何人，那套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灾害，事后会得到教训的。”
我说：“到北京第二天，罗瑞卿部长就召见了我。”
陈龙同志问道：“你没有向他说你不愿意与苏联专家找交道的话吧？！”
我说：“一见面他就向我交待任务，没有时间谈个人的事。”
陈龙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认为你也不会，你也不敢。罗部长可是位非常严肃的可敬畏的领导啊！”
二、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
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发生似的。我到北京后被安置在西交民巷叫做银行工会的公安部临时办公室的公共宿舍里住，在那里的公共食堂吃饭。我在这里与一见面就成为终生战友和领导人的刘复之、王仲方、席国光等一些同志相识，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见到了分别近二十年的堂弟姚伦。他叙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九•一八”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民先”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入党，到过雁北，后转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在晋察冀社会部工作。现在调到中央公安部是负责预审工作。
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刚刚吃完早饭，有人来说罗部长要我去见他，派车来接我到他家去谈谈。他的家当时在缎库胡同，我走进他家时他正在吃早饭，他的夫人郝治平和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子周围。罗部长亲切地对我说：“你坐下，先和我们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谈好吗？”
我一看桌子上摆着一盆稀粥、咸菜和馒头、花卷，和我早晨在机关食堂吃的完全一样。我说：“我已经吃过了。”
他说：“你再吃点我们家里作的饭。”
我说：“我真吃了，吃的东西和你这里吃的完全一样”。
他的样子很严肃又很亲切，他上下打量我半天，然后说那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吧！他随手端起桌上的半碗粥喝了，站起来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那是间很 简陋的房子，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他让我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他坐一个小沙发上，和我谈起话来。
“新中国的公安部成立了。我们要建立机构搭配班子，组织队伍准备战斗，任务不轻啊！经验也不足啊！为此我们不仅要征调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东北社会部的一批公安干部，我们还要向军队要一批领导干部，还要招收一批知识青年，这是件关于全国安危的大事，只有搞五湖四海，从地方、军队四面八方调干部。干部调来以后要发挥各个方面的长处，还要避免各个方面带来的短处，养成团结战斗的过硬作风，防止山头主义、地方宗派主义的发生。也要重新学习公安业务，防止忽左忽右、主观臆断等不健康的作风。现在正在召开的全国高级公安干部会议，就是要解决公安部门各级组织机构问题和当前工作任务问题。我们首先要学会和各种犯罪作斗争，与隐藏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镇压敌人的一切捣乱和破坏，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国家建设，巩固人民政权……这是些紧急的、重要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想办法尽力作中国公安干部的选调、培训工作。我们不但要发扬我们自己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好传统，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国家保卫的经验。学习人家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也吸收别人失败的教训，少走些弯路。我们中央已决定聘请一批苏联公安保卫专家。在专家到来之前，我们要作些准备工作，这就是调你来公安部的原因。我们拟在公安部办公厅下设立编译处或叫专家工作处，现在要着手作两件事：调配和培训翻译人员，这是需要几十个人的事；再则要对专家招待工作预作准备。这些事很急，他们可能很快就来呀！”
我边听心里边盘算着：“自己能担当起这样的工作吗？自己的经历适宜于作这样的工作吗？”
我看着罗部长谈话时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不敢说是也不敢说否。罗部长看我不作声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可先与复之、仲方等同志谈谈，能办的赶紧办，需要组织决定的，早日提出来。苏联首批专家可能很快就来了！”
我站起来，但是没有走，有许多话想要说。但罗部长可不是陈龙同志，他的态度、语句都是毫不含糊的非常严肃的命令。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想要说又想要走。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罗部长看到我迟疑不定的神情这样问了一句。
我说：“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再说我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做这件工作恐怕不合适吧！”
听了我的话，罗部长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他笑了，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就是你在苏联蹲过他们五、六年劳动改造营吗？党了解你，你怕什么？关于能力吗，可以学习。可以在工作中一边学习，一边锻炼。你的俄文不是很好吗？当翻译没问题吧？业务么，你在敌区、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错嘛！不要怕，一面干，一面学嘛！”
我说：“语言方面没问题，可是在政治上，我的历史问题……”
罗部长皱起眉头用低沉坚强的语调说：“那些过去的事，你没错，他们错，白白给他们干了六年苦役，难道还要叫你背包袱吗？这件事组织为你担保，我们将来向他们提出来，要档案，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可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党给你分配的工作吧？！”
他说完哈哈大笑了，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人一生的遭遇，是非黑白不是你自己能完成的。面向未来，过去的委屈随它去吧，放眼未来嘛！”
罗部长这些并不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注视着我面部的表情说：“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你不要背这个包袱，也不要总叫这种冤枉事缠着你。谁一生都会遇见这样或那样的曲曲折折的事，问题是能对往事想得开，能放得下。能向前看，向前走。前面有更多更大的事业要去做，前面还要遇见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不合理的事。生活嘛，就是战胜阻碍、战胜困难，眼向前看，迈步向前，不屈不挠、不骄不燥。顺利时想到未来的困难；困难想到未来的光明前途。我们千千万万的同志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经过生死荣辱的考验走过来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很沉重、很缓慢，我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使自己懂了，不只是懂了而且还解除了个人的荣辱、幸运与不幸等等的纠缠。我大声说：“我明白了！我一定按您的话去生活、去工作、去想问题。”
罗部长笑了，他点着头，再一次向我伸过手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那你就着手办吧！这可是件紧要的事。有事请示刘复之同志，也可随时找我。”
三、罗部长首次接见苏联专家
罗部长和我谈完话后，我就参加了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征用和装修专家招待所，聘请厨师和司机等服务人员，购置生活用具等。
1949年11月15日，首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最先到的是专家组长伊万诺夫和公安部队专家威力甘诺夫，另外还有两名女翻译和两名随行人员。
苏联专家组到京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组长伊万诺夫。罗部长设宴招待了他们。罗部长叫他们休息几天先在北京看看。于是，我陪他们参观了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王府井等地。第三天他们就到银行工会的公安部办公室上班了，罗部长、杨副部长，办公厅刘复之副主任向他们大概介绍了全国的敌情和治安情况以及公安部的组建情况。
罗部长说：“我们在全国胜利了，蒋家王朝被打倒了，但他们用来镇压人民的社会基础尚待彻底清扫。旧政权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仍压在人民的头上，继续为非作歹、横行无忌。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如赌局、烟馆、娼妓等等也亟待清除。总之，我们要对旧社会的垃圾、污泥浊水进行大清扫，如反动党团的登记，缉捕流氓匪盗，查禁烟毒，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为此首先要立新的人民民专政的体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组建打击反动基础的人民力量。”
伊万诺夫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苏联保卫工作，特别是秘密侦察、经济保卫工作。最后他说：“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主要的是秘密侦察工作。要有严密地、垂直领导地或说是直线领导的工作。秘密的侦察力量应是不在编制的、雇佣的单线领导的，分布在各个重要地区、重要部门、重要经济单位的秘密侦察队伍。公安领导要通过这个秘密队伍了解内外部情况，从中了解敌对分子的言行活动，然后再逮捕个别人进行审讯，了解内幕等。因此，公安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具极度秘密的，使敌人居于被明暗监视的被动地位。只有这样掌握了所有敌情，我们才能立功。至于刚才你们所说的旧社会渣滓、余孽那是次要的，那是社会通病，打击他们不是我们主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与国际的、国内的、暗藏的敌特作斗争。总之，要有个极为秘密的指挥中心，要从上到下，垂直领导。下级只能服从上级公安机关的个别机构的个别人单线的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保密，才能发挥保卫机关的威力。不要叫不应该知道的、更不应叫群众知道我们在作什么，我们在与谁作斗争，更不用说是怎样斗争了。总之，要秘密监视每个机关、工厂、学校，包括党领导都要纳入我们的视线里，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作到完全心中有数。要知道哪些是反革命的残渣，好嘛，侦察、观察其言行，然后择其中某些人进行秘密收审，有些可以发展为特情，有些可以送去劳改……”
那位军队保卫专家威力甘诺夫则发表了对军队保卫工作的意见。他说：“那些投诚的、起义的部队就是不能信任，解放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经验是采取动大手术的办法。例如我们对波兰投诚过来的部队，就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对于那些与苏维埃政权有敌对情绪的民族，我们也是采取断然的措施。逮捕、流放、劳改他们的领导人；然后把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连同他们党政军的领导人，在内务部队的统一号令下，整个搬迁到中亚细亚去。如克里米亚的达达尔自治共和国，苏联中部的德国血统的所有居民，包括党政军干部都是一次迁往中亚，这样既防止了在战时和平时通敌等等，又可以防止里通外国的犯罪行为。我们内务部队执行了不少这样的重大任务。再如在远东我们也是把可疑的朝鲜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迁出押送到中亚。因为那里距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远，他们的活动行为容易控制。在那里听不到外国的广播，接触不到外国人，对他们的安全好，对国家的安全也好。”
我一边作着翻译，一边思考着。我这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在远东曾帮助苏联抵抗过日军和白匪、打过游击的中国人，曾在那里种地、打鱼、伐木、掘煤、在建设上很大贡献的中国人，一多半被捕、流放或送进劳改营，其中有一些老人、妇女，还有不少俄罗斯妇女和混血孩子们被送到中亚细亚移民区。于是，我对自己的遭遇找到了根源。秘密侦察直到捏造假情况来逮捕一批人，另一方面又把大批的老人和儿童以及在苏联机关服务的、工厂作工的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送到中亚，有一大批人则被送回中国的新疆。
伊万诺夫观察着罗部长和在座的同志默默地惊疑的表情说：“这是鉴于我们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境外没有同盟国，在境内有白匪横行，又有反动民族分裂分子制造谣言，进行破坏。你们知道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不好解决，最后只好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
罗部长笑着说：“两国情况不同，在你们那里不得不办的，在我们这里可以不办了；我们有苏联老大哥的各方面经验教训，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你们那里好的、行得通的我们要参考采用适宜于我们的办法实行；你们那里过时的或是有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借鉴获取宝贵的教训。为了你们今后的工作，我们党中央的意思是在我国公安工作上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成功的经验；第二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艰苦的、创业的精神，勇于试验，敢想敢干的作风；第三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教训，不重复你们走过的弯路，甚至是错误的、失败的教训。说到失败的错误的教训，我们自己就很多很多。我们是同志，对你们我们什么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经验都可以评谈，都可以讨论。我本人是在军队上作过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的，我们经历过打AB团的斗争；我们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的扩大化，没有敌人，要发现敌人，制造敌人。用一个人的出身和从前的经历等等来衡量一个人，结果敌人越来越多。这些过错都可能是好意的，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为了打击敌人，但却因为操作办法不对头，政策不对头，结果把好事变成坏事，好心办了坏事。为此我们得到教训，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公安工作大政方针甚至方法、步骤、敌情等等都要向群众讲明白，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公安工作的方针，绝对不动摇的方针路线和‘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些大问题不是一次两次可能讲清的。总之，你们来了我们第一对你们毫不保留的介绍情况；第二请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实际的情况；听听他们的情况、介绍、工作意见和他们首创的经验；第三我们在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有的是很严重的，很叫人痛心的，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应知道干一件新事业，免不了出偏差，办错事。有些事事后看来是很幼稚的不应该犯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向你们介绍我们犯过的错误的教训。对于已存在的、刚发生的、下边报来的、群众反映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告诉你们，对你们，我们没有秘密。你们要到全国去视察、听汇报、查案件，去作报告，指导工作。你们要参加公安部的所有有关业务的会议，各部门的专家也要参加部门会议。第四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我们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有知过必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学习进取精神，建立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合作。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什么意见随时可找我谈，推心置腹的谈，一针见血的谈，毫无客气虚假的谈！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互相信赖的关系。”
谈话结束后罗瑞卿部长送两位苏联专家到门外，汽车停在那里，司机却不在。罗部长皱起眉头，双眼直盯着我说：“姚艮同志，你记住只准有这一次，下次我要对你们不客气了；对于司机你回去要给他们规定几条纪律，第一，离开车去找人扯闲话、办私事绝对不允许；第二要求他们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专家人身安全，你们都应负有保卫专家安全的任务……”
司机来了，车开了，伊万诺夫懂得一些中国话，可以粗略听明白罗部长对司机不在岗的责备和保卫安全的话。威力甘诺夫则认为是对他们有什么不满，汽车行进中他在发牢骚。伊万诺夫却在默默地思考着。到了住地，他留我坐下说：“你们的部长真是位好同志，说话真爽、干脆，没把我们当外人。他今天说的话很感动人！对于末来的合作使我充满信心。我要尽我所能作贡献，也要尽我所能向你们学习。你知道我们第一任部长捷尔仁斯基吗？罗瑞卿部长就是你们的捷尔任斯基！他们的共同点是正直、纯朴、爽快、能接近人、理解人，更善于听取属下和群众的不同意见。我们第一次会面他就能这样交心，真是难能可贵啊！”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邀请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华工作，公安部也来了一个专家组。从40年代底到50年代末，我在负责苏联专家组的办公厅编译处工作了近10年，现将这段情况介绍给大家。
一、陈龙同志对我的鼓励
我是在1949年10月5日从东北社会部奉调北京中央公安部报到的。在沈阳临行前，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跟我谈话。他鼓励我说：“调你去是为了加强新成立的中央公安部，可能是要你去作翻译工作。我们要聘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保卫专家，要用翻译，要用了解苏联人生活习惯的人作接待工作……”
我听了后大脑里直接的反映是：“不能干这种工作。”
我对陈龙同志说：“你可能不大了解我的历史情况，我1930年参加革命后，于1932年去了苏联远东，请求苏联给我们在黑河一带组织的民族自卫军以援助。到那里以后，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却蹲了六年半劳改营。在远东我修过公路、打过鱼。以后又被送到中亚，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修建铁路。这以后又被送到北冰洋畔的沃尔吉达劳改营，在那里当过采煤工。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回到新疆，在那儿因我会俄语又当了苏联军事专家的翻译。不久，新疆政局发生变动，军阀盛世才撕下亲共亲苏的假面具，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我在那里又受到了迫害，被囚禁。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到重庆找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指派我打入东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长铁路作军事情报工作。我在那里担任了中长铁路总调度所主任、沈阳南站站长等职务，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第一手情报。后来领导我的人被捕叛变，就在敌人要逮捕我的时候，同在沈阳作地下工作的赵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了我，我才得以脱险到了哈尔滨，但又受到了审查。直到沈阳解放从敌伪档案中查明了真实原因，又抓住了那个叛徒，我才真正当了一名公安干部。”
陈龙同志静静地听完我的自述后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因此党更加信任你，叫你在沈阳解放后又作了大量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正因为你经历过那样多复杂情况的考验，所以要把一件更重要的、也许是更困难的新工作交给你。”
我沉默着没有说什么，头脑里却在想：“我不能再去与多疑地、不实事求是的苏联人，特别是戈伯乌人员打交道。”考虑片刻，我说：“调我作什么工作都可以，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还是不要叫我去与苏联保卫专家打交道。他们多疑，一旦知道我是以‘日本间谍’罪名当过六年多劳改犯会怎样反映呢？对我如何，我不在乎，但如果影响他们对我们党、我们公安工作的误解那就太不好了。要叫我去作专家的翻译、招待等工作，只有在苏联戈伯乌为我彻底平反以后……”
陈龙同志微笑地看着我说：“到北京去工作，领导你的是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许多过去在苏区、在延安社会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还有作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批有经验的老同志。他们会信任你，理解你，你怕什么。常言说：没作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哈哈，想通了吗？想不通也得通，调令已经下来，能因为你这个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改变吗？”
他微笑着，看着我呆呆的样子，继续说：“最近我也要到北京去，可能去北京市公安局，也可能去南京市公安局。”
我立即高兴起来，说：“你带着我去吧，我可以多长些见识，给党多作些工作。再说，叫我当翻译，这种职业我有反感。况且俄语我早都忘了，完不成任务。”
他摇摇头，默默地看着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参加党那天起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党，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好吧，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说的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怕引起苏联专家对你过去的怀疑甚至影响工作，这件事组织上早已考虑过，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组织会向他们说明的，甚至向他们要你的档案。”
听到这儿，我笑着说：“如果真能这样，我可以去试试”。
他立刻严肃地说：“你要尽心竭力，好好去干。你自己的经历会使你成为一个实事求是，热心公安工作的好干部。组织对你是心中有数的！不了解你，就不会推荐你，公安部也不会调你去。明白了吧？”
他伸出手热情地、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送出门外。
到北京几天后，有人告诉我陈龙同志调往南京，现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去看望他及夫人海宇同志。一见面他就问：“老姚，怎么样？在专家来以前，你要作些思想准备呀！你不能背着那个沉重的包袱上阵，党相信你，你怕什么？难道苏联专家还不了解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不知道他们自己那套鬼把戏吗？他们误伤了多少好人；给社会制造了多大麻烦；给多少人家带来不幸。他们患有严重的职业病，他们有时想入非非，不信任任何人，那套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灾害，事后会得到教训的。”
我说：“到北京第二天，罗瑞卿部长就召见了我。”
陈龙同志问道：“你没有向他说你不愿意与苏联专家找交道的话吧？！”
我说：“一见面他就向我交待任务，没有时间谈个人的事。”
陈龙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认为你也不会，你也不敢。罗部长可是位非常严肃的可敬畏的领导啊！”
二、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
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发生似的。我到北京后被安置在西交民巷叫做银行工会的公安部临时办公室的公共宿舍里住，在那里的公共食堂吃饭。我在这里与一见面就成为终生战友和领导人的刘复之、王仲方、席国光等一些同志相识，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见到了分别近二十年的堂弟姚伦。他叙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九•一八”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民先”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入党，到过雁北，后转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在晋察冀社会部工作。现在调到中央公安部是负责预审工作。
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刚刚吃完早饭，有人来说罗部长要我去见他，派车来接我到他家去谈谈。他的家当时在缎库胡同，我走进他家时他正在吃早饭，他的夫人郝治平和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子周围。罗部长亲切地对我说：“你坐下，先和我们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谈好吗？”
我一看桌子上摆着一盆稀粥、咸菜和馒头、花卷，和我早晨在机关食堂吃的完全一样。我说：“我已经吃过了。”
他说：“你再吃点我们家里作的饭。”
我说：“我真吃了，吃的东西和你这里吃的完全一样”。
他的样子很严肃又很亲切，他上下打量我半天，然后说那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吧！他随手端起桌上的半碗粥喝了，站起来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那是间很 简陋的房子，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他让我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他坐一个小沙发上，和我谈起话来。
“新中国的公安部成立了。我们要建立机构搭配班子，组织队伍准备战斗，任务不轻啊！经验也不足啊！为此我们不仅要征调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东北社会部的一批公安干部，我们还要向军队要一批领导干部，还要招收一批知识青年，这是件关于全国安危的大事，只有搞五湖四海，从地方、军队四面八方调干部。干部调来以后要发挥各个方面的长处，还要避免各个方面带来的短处，养成团结战斗的过硬作风，防止山头主义、地方宗派主义的发生。也要重新学习公安业务，防止忽左忽右、主观臆断等不健康的作风。现在正在召开的全国高级公安干部会议，就是要解决公安部门各级组织机构问题和当前工作任务问题。我们首先要学会和各种犯罪作斗争，与隐藏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镇压敌人的一切捣乱和破坏，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国家建设，巩固人民政权……这是些紧急的、重要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想办法尽力作中国公安干部的选调、培训工作。我们不但要发扬我们自己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好传统，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国家保卫的经验。学习人家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也吸收别人失败的教训，少走些弯路。我们中央已决定聘请一批苏联公安保卫专家。在专家到来之前，我们要作些准备工作，这就是调你来公安部的原因。我们拟在公安部办公厅下设立编译处或叫专家工作处，现在要着手作两件事：调配和培训翻译人员，这是需要几十个人的事；再则要对专家招待工作预作准备。这些事很急，他们可能很快就来呀！”
我边听心里边盘算着：“自己能担当起这样的工作吗？自己的经历适宜于作这样的工作吗？”
我看着罗部长谈话时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不敢说是也不敢说否。罗部长看我不作声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可先与复之、仲方等同志谈谈，能办的赶紧办，需要组织决定的，早日提出来。苏联首批专家可能很快就来了！”
我站起来，但是没有走，有许多话想要说。但罗部长可不是陈龙同志，他的态度、语句都是毫不含糊的非常严肃的命令。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想要说又想要走。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罗部长看到我迟疑不定的神情这样问了一句。
我说：“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再说我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做这件工作恐怕不合适吧！”
听了我的话，罗部长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他笑了，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就是你在苏联蹲过他们五、六年劳动改造营吗？党了解你，你怕什么？关于能力吗，可以学习。可以在工作中一边学习，一边锻炼。你的俄文不是很好吗？当翻译没问题吧？业务么，你在敌区、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错嘛！不要怕，一面干，一面学嘛！”
我说：“语言方面没问题，可是在政治上，我的历史问题……”
罗部长皱起眉头用低沉坚强的语调说：“那些过去的事，你没错，他们错，白白给他们干了六年苦役，难道还要叫你背包袱吗？这件事组织为你担保，我们将来向他们提出来，要档案，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可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党给你分配的工作吧？！”
他说完哈哈大笑了，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人一生的遭遇，是非黑白不是你自己能完成的。面向未来，过去的委屈随它去吧，放眼未来嘛！”
罗部长这些并不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注视着我面部的表情说：“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你不要背这个包袱，也不要总叫这种冤枉事缠着你。谁一生都会遇见这样或那样的曲曲折折的事，问题是能对往事想得开，能放得下。能向前看，向前走。前面有更多更大的事业要去做，前面还要遇见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不合理的事。生活嘛，就是战胜阻碍、战胜困难，眼向前看，迈步向前，不屈不挠、不骄不燥。顺利时想到未来的困难；困难想到未来的光明前途。我们千千万万的同志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经过生死荣辱的考验走过来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很沉重、很缓慢，我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使自己懂了，不只是懂了而且还解除了个人的荣辱、幸运与不幸等等的纠缠。我大声说：“我明白了！我一定按您的话去生活、去工作、去想问题。”
罗部长笑了，他点着头，再一次向我伸过手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那你就着手办吧！这可是件紧要的事。有事请示刘复之同志，也可随时找我。”
三、罗部长首次接见苏联专家
罗部长和我谈完话后，我就参加了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征用和装修专家招待所，聘请厨师和司机等服务人员，购置生活用具等。
1949年11月15日，首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最先到的是专家组长伊万诺夫和公安部队专家威力甘诺夫，另外还有两名女翻译和两名随行人员。
苏联专家组到京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组长伊万诺夫。罗部长设宴招待了他们。罗部长叫他们休息几天先在北京看看。于是，我陪他们参观了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王府井等地。第三天他们就到银行工会的公安部办公室上班了，罗部长、杨副部长，办公厅刘复之副主任向他们大概介绍了全国的敌情和治安情况以及公安部的组建情况。
罗部长说：“我们在全国胜利了，蒋家王朝被打倒了，但他们用来镇压人民的社会基础尚待彻底清扫。旧政权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仍压在人民的头上，继续为非作歹、横行无忌。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如赌局、烟馆、娼妓等等也亟待清除。总之，我们要对旧社会的垃圾、污泥浊水进行大清扫，如反动党团的登记，缉捕流氓匪盗，查禁烟毒，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为此首先要立新的人民民专政的体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组建打击反动基础的人民力量。”
伊万诺夫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苏联保卫工作，特别是秘密侦察、经济保卫工作。最后他说：“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主要的是秘密侦察工作。要有严密地、垂直领导地或说是直线领导的工作。秘密的侦察力量应是不在编制的、雇佣的单线领导的，分布在各个重要地区、重要部门、重要经济单位的秘密侦察队伍。公安领导要通过这个秘密队伍了解内外部情况，从中了解敌对分子的言行活动，然后再逮捕个别人进行审讯，了解内幕等。因此，公安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具极度秘密的，使敌人居于被明暗监视的被动地位。只有这样掌握了所有敌情，我们才能立功。至于刚才你们所说的旧社会渣滓、余孽那是次要的，那是社会通病，打击他们不是我们主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与国际的、国内的、暗藏的敌特作斗争。总之，要有个极为秘密的指挥中心，要从上到下，垂直领导。下级只能服从上级公安机关的个别机构的个别人单线的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保密，才能发挥保卫机关的威力。不要叫不应该知道的、更不应叫群众知道我们在作什么，我们在与谁作斗争，更不用说是怎样斗争了。总之，要秘密监视每个机关、工厂、学校，包括党领导都要纳入我们的视线里，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作到完全心中有数。要知道哪些是反革命的残渣，好嘛，侦察、观察其言行，然后择其中某些人进行秘密收审，有些可以发展为特情，有些可以送去劳改……”
那位军队保卫专家威力甘诺夫则发表了对军队保卫工作的意见。他说：“那些投诚的、起义的部队就是不能信任，解放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经验是采取动大手术的办法。例如我们对波兰投诚过来的部队，就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对于那些与苏维埃政权有敌对情绪的民族，我们也是采取断然的措施。逮捕、流放、劳改他们的领导人；然后把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连同他们党政军的领导人，在内务部队的统一号令下，整个搬迁到中亚细亚去。如克里米亚的达达尔自治共和国，苏联中部的德国血统的所有居民，包括党政军干部都是一次迁往中亚，这样既防止了在战时和平时通敌等等，又可以防止里通外国的犯罪行为。我们内务部队执行了不少这样的重大任务。再如在远东我们也是把可疑的朝鲜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迁出押送到中亚。因为那里距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远，他们的活动行为容易控制。在那里听不到外国的广播，接触不到外国人，对他们的安全好，对国家的安全也好。”
我一边作着翻译，一边思考着。我这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在远东曾帮助苏联抵抗过日军和白匪、打过游击的中国人，曾在那里种地、打鱼、伐木、掘煤、在建设上很大贡献的中国人，一多半被捕、流放或送进劳改营，其中有一些老人、妇女，还有不少俄罗斯妇女和混血孩子们被送到中亚细亚移民区。于是，我对自己的遭遇找到了根源。秘密侦察直到捏造假情况来逮捕一批人，另一方面又把大批的老人和儿童以及在苏联机关服务的、工厂作工的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送到中亚，有一大批人则被送回中国的新疆。
伊万诺夫观察着罗部长和在座的同志默默地惊疑的表情说：“这是鉴于我们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境外没有同盟国，在境内有白匪横行，又有反动民族分裂分子制造谣言，进行破坏。你们知道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不好解决，最后只好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
罗部长笑着说：“两国情况不同，在你们那里不得不办的，在我们这里可以不办了；我们有苏联老大哥的各方面经验教训，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你们那里好的、行得通的我们要参考采用适宜于我们的办法实行；你们那里过时的或是有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借鉴获取宝贵的教训。为了你们今后的工作，我们党中央的意思是在我国公安工作上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成功的经验；第二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艰苦的、创业的精神，勇于试验，敢想敢干的作风；第三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教训，不重复你们走过的弯路，甚至是错误的、失败的教训。说到失败的错误的教训，我们自己就很多很多。我们是同志，对你们我们什么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经验都可以评谈，都可以讨论。我本人是在军队上作过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的，我们经历过打AB团的斗争；我们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的扩大化，没有敌人，要发现敌人，制造敌人。用一个人的出身和从前的经历等等来衡量一个人，结果敌人越来越多。这些过错都可能是好意的，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为了打击敌人，但却因为操作办法不对头，政策不对头，结果把好事变成坏事，好心办了坏事。为此我们得到教训，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公安工作大政方针甚至方法、步骤、敌情等等都要向群众讲明白，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公安工作的方针，绝对不动摇的方针路线和‘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些大问题不是一次两次可能讲清的。总之，你们来了我们第一对你们毫不保留的介绍情况；第二请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实际的情况；听听他们的情况、介绍、工作意见和他们首创的经验；第三我们在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有的是很严重的，很叫人痛心的，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应知道干一件新事业，免不了出偏差，办错事。有些事事后看来是很幼稚的不应该犯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向你们介绍我们犯过的错误的教训。对于已存在的、刚发生的、下边报来的、群众反映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告诉你们，对你们，我们没有秘密。你们要到全国去视察、听汇报、查案件，去作报告，指导工作。你们要参加公安部的所有有关业务的会议，各部门的专家也要参加部门会议。第四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我们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有知过必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学习进取精神，建立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合作。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什么意见随时可找我谈，推心置腹的谈，一针见血的谈，毫无客气虚假的谈！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互相信赖的关系。”
谈话结束后罗瑞卿部长送两位苏联专家到门外，汽车停在那里，司机却不在。罗部长皱起眉头，双眼直盯着我说：“姚艮同志，你记住只准有这一次，下次我要对你们不客气了；对于司机你回去要给他们规定几条纪律，第一，离开车去找人扯闲话、办私事绝对不允许；第二要求他们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专家人身安全，你们都应负有保卫专家安全的任务……”
司机来了，车开了，伊万诺夫懂得一些中国话，可以粗略听明白罗部长对司机不在岗的责备和保卫安全的话。威力甘诺夫则认为是对他们有什么不满，汽车行进中他在发牢骚。伊万诺夫却在默默地思考着。到了住地，他留我坐下说：“你们的部长真是位好同志，说话真爽、干脆，没把我们当外人。他今天说的话很感动人！对于末来的合作使我充满信心。我要尽我所能作贡献，也要尽我所能向你们学习。你知道我们第一任部长捷尔仁斯基吗？罗瑞卿部长就是你们的捷尔任斯基！他们的共同点是正直、纯朴、爽快、能接近人、理解人，更善于听取属下和群众的不同意见。我们第一次会面他就能这样交心，真是难能可贵啊！”来自：公安部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6481.html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邀请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华工作，公安部也来了一个专家组。从40年代底到50年代末，我在负责苏联专家组的办公厅编译处工作了近10年，现将这段情况介绍给大家。
一、陈龙同志对我的鼓励
我是在1949年10月5日从东北社会部奉调北京中央公安部报到的。在沈阳临行前，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跟我谈话。他鼓励我说：“调你去是为了加强新成立的中央公安部，可能是要你去作翻译工作。我们要聘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保卫专家，要用翻译，要用了解苏联人生活习惯的人作接待工作……”
我听了后大脑里直接的反映是：“不能干这种工作。”
我对陈龙同志说：“你可能不大了解我的历史情况，我1930年参加革命后，于1932年去了苏联远东，请求苏联给我们在黑河一带组织的民族自卫军以援助。到那里以后，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却蹲了六年半劳改营。在远东我修过公路、打过鱼。以后又被送到中亚，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修建铁路。这以后又被送到北冰洋畔的沃尔吉达劳改营，在那里当过采煤工。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回到新疆，在那儿因我会俄语又当了苏联军事专家的翻译。不久，新疆政局发生变动，军阀盛世才撕下亲共亲苏的假面具，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我在那里又受到了迫害，被囚禁。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到重庆找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指派我打入东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长铁路作军事情报工作。我在那里担任了中长铁路总调度所主任、沈阳南站站长等职务，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第一手情报。后来领导我的人被捕叛变，就在敌人要逮捕我的时候，同在沈阳作地下工作的赵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了我，我才得以脱险到了哈尔滨，但又受到了审查。直到沈阳解放从敌伪档案中查明了真实原因，又抓住了那个叛徒，我才真正当了一名公安干部。”
陈龙同志静静地听完我的自述后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因此党更加信任你，叫你在沈阳解放后又作了大量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正因为你经历过那样多复杂情况的考验，所以要把一件更重要的、也许是更困难的新工作交给你。”
我沉默着没有说什么，头脑里却在想：“我不能再去与多疑地、不实事求是的苏联人，特别是戈伯乌人员打交道。”考虑片刻，我说：“调我作什么工作都可以，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还是不要叫我去与苏联保卫专家打交道。他们多疑，一旦知道我是以‘日本间谍’罪名当过六年多劳改犯会怎样反映呢？对我如何，我不在乎，但如果影响他们对我们党、我们公安工作的误解那就太不好了。要叫我去作专家的翻译、招待等工作，只有在苏联戈伯乌为我彻底平反以后……”
陈龙同志微笑地看着我说：“到北京去工作，领导你的是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许多过去在苏区、在延安社会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还有作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批有经验的老同志。他们会信任你，理解你，你怕什么。常言说：没作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哈哈，想通了吗？想不通也得通，调令已经下来，能因为你这个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改变吗？”
他微笑着，看着我呆呆的样子，继续说：“最近我也要到北京去，可能去北京市公安局，也可能去南京市公安局。”
我立即高兴起来，说：“你带着我去吧，我可以多长些见识，给党多作些工作。再说，叫我当翻译，这种职业我有反感。况且俄语我早都忘了，完不成任务。”
他摇摇头，默默地看着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参加党那天起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党，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好吧，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说的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怕引起苏联专家对你过去的怀疑甚至影响工作，这件事组织上早已考虑过，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组织会向他们说明的，甚至向他们要你的档案。”
听到这儿，我笑着说：“如果真能这样，我可以去试试”。
他立刻严肃地说：“你要尽心竭力，好好去干。你自己的经历会使你成为一个实事求是，热心公安工作的好干部。组织对你是心中有数的！不了解你，就不会推荐你，公安部也不会调你去。明白了吧？”
他伸出手热情地、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送出门外。
到北京几天后，有人告诉我陈龙同志调往南京，现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去看望他及夫人海宇同志。一见面他就问：“老姚，怎么样？在专家来以前，你要作些思想准备呀！你不能背着那个沉重的包袱上阵，党相信你，你怕什么？难道苏联专家还不了解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不知道他们自己那套鬼把戏吗？他们误伤了多少好人；给社会制造了多大麻烦；给多少人家带来不幸。他们患有严重的职业病，他们有时想入非非，不信任任何人，那套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灾害，事后会得到教训的。”
我说：“到北京第二天，罗瑞卿部长就召见了我。”
陈龙同志问道：“你没有向他说你不愿意与苏联专家找交道的话吧？！”
我说：“一见面他就向我交待任务，没有时间谈个人的事。”
陈龙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认为你也不会，你也不敢。罗部长可是位非常严肃的可敬畏的领导啊！”
二、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
罗瑞卿部长第一次召见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发生似的。我到北京后被安置在西交民巷叫做银行工会的公安部临时办公室的公共宿舍里住，在那里的公共食堂吃饭。我在这里与一见面就成为终生战友和领导人的刘复之、王仲方、席国光等一些同志相识，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见到了分别近二十年的堂弟姚伦。他叙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九•一八”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民先”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入党，到过雁北，后转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在晋察冀社会部工作。现在调到中央公安部是负责预审工作。
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刚刚吃完早饭，有人来说罗部长要我去见他，派车来接我到他家去谈谈。他的家当时在缎库胡同，我走进他家时他正在吃早饭，他的夫人郝治平和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子周围。罗部长亲切地对我说：“你坐下，先和我们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谈好吗？”
我一看桌子上摆着一盆稀粥、咸菜和馒头、花卷，和我早晨在机关食堂吃的完全一样。我说：“我已经吃过了。”
他说：“你再吃点我们家里作的饭。”
我说：“我真吃了，吃的东西和你这里吃的完全一样”。
他的样子很严肃又很亲切，他上下打量我半天，然后说那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吧！他随手端起桌上的半碗粥喝了，站起来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那是间很 简陋的房子，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他让我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他坐一个小沙发上，和我谈起话来。
“新中国的公安部成立了。我们要建立机构搭配班子，组织队伍准备战斗，任务不轻啊！经验也不足啊！为此我们不仅要征调中央社会部、华北社会部、东北社会部的一批公安干部，我们还要向军队要一批领导干部，还要招收一批知识青年，这是件关于全国安危的大事，只有搞五湖四海，从地方、军队四面八方调干部。干部调来以后要发挥各个方面的长处，还要避免各个方面带来的短处，养成团结战斗的过硬作风，防止山头主义、地方宗派主义的发生。也要重新学习公安业务，防止忽左忽右、主观臆断等不健康的作风。现在正在召开的全国高级公安干部会议，就是要解决公安部门各级组织机构问题和当前工作任务问题。我们首先要学会和各种犯罪作斗争，与隐藏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镇压敌人的一切捣乱和破坏，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国家建设，巩固人民政权……这是些紧急的、重要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想办法尽力作中国公安干部的选调、培训工作。我们不但要发扬我们自己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好传统，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国家保卫的经验。学习人家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也吸收别人失败的教训，少走些弯路。我们中央已决定聘请一批苏联公安保卫专家。在专家到来之前，我们要作些准备工作，这就是调你来公安部的原因。我们拟在公安部办公厅下设立编译处或叫专家工作处，现在要着手作两件事：调配和培训翻译人员，这是需要几十个人的事；再则要对专家招待工作预作准备。这些事很急，他们可能很快就来呀！”
我边听心里边盘算着：“自己能担当起这样的工作吗？自己的经历适宜于作这样的工作吗？”
我看着罗部长谈话时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不敢说是也不敢说否。罗部长看我不作声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可先与复之、仲方等同志谈谈，能办的赶紧办，需要组织决定的，早日提出来。苏联首批专家可能很快就来了！”
我站起来，但是没有走，有许多话想要说。但罗部长可不是陈龙同志，他的态度、语句都是毫不含糊的非常严肃的命令。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想要说又想要走。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罗部长看到我迟疑不定的神情这样问了一句。
我说：“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再说我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做这件工作恐怕不合适吧！”
听了我的话，罗部长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他笑了，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就是你在苏联蹲过他们五、六年劳动改造营吗？党了解你，你怕什么？关于能力吗，可以学习。可以在工作中一边学习，一边锻炼。你的俄文不是很好吗？当翻译没问题吧？业务么，你在敌区、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错嘛！不要怕，一面干，一面学嘛！”
我说：“语言方面没问题，可是在政治上，我的历史问题……”
罗部长皱起眉头用低沉坚强的语调说：“那些过去的事，你没错，他们错，白白给他们干了六年苦役，难道还要叫你背包袱吗？这件事组织为你担保，我们将来向他们提出来，要档案，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可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党给你分配的工作吧？！”
他说完哈哈大笑了，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人一生的遭遇，是非黑白不是你自己能完成的。面向未来，过去的委屈随它去吧，放眼未来嘛！”
罗部长这些并不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注视着我面部的表情说：“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你不要背这个包袱，也不要总叫这种冤枉事缠着你。谁一生都会遇见这样或那样的曲曲折折的事，问题是能对往事想得开，能放得下。能向前看，向前走。前面有更多更大的事业要去做，前面还要遇见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不合理的事。生活嘛，就是战胜阻碍、战胜困难，眼向前看，迈步向前，不屈不挠、不骄不燥。顺利时想到未来的困难；困难想到未来的光明前途。我们千千万万的同志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经过生死荣辱的考验走过来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很沉重、很缓慢，我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使自己懂了，不只是懂了而且还解除了个人的荣辱、幸运与不幸等等的纠缠。我大声说：“我明白了！我一定按您的话去生活、去工作、去想问题。”
罗部长笑了，他点着头，再一次向我伸过手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那你就着手办吧！这可是件紧要的事。有事请示刘复之同志，也可随时找我。”
三、罗部长首次接见苏联专家
罗部长和我谈完话后，我就参加了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征用和装修专家招待所，聘请厨师和司机等服务人员，购置生活用具等。
1949年11月15日，首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最先到的是专家组长伊万诺夫和公安部队专家威力甘诺夫，另外还有两名女翻译和两名随行人员。
苏联专家组到京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组长伊万诺夫。罗部长设宴招待了他们。罗部长叫他们休息几天先在北京看看。于是，我陪他们参观了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王府井等地。第三天他们就到银行工会的公安部办公室上班了，罗部长、杨副部长，办公厅刘复之副主任向他们大概介绍了全国的敌情和治安情况以及公安部的组建情况。
罗部长说：“我们在全国胜利了，蒋家王朝被打倒了，但他们用来镇压人民的社会基础尚待彻底清扫。旧政权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仍压在人民的头上，继续为非作歹、横行无忌。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如赌局、烟馆、娼妓等等也亟待清除。总之，我们要对旧社会的垃圾、污泥浊水进行大清扫，如反动党团的登记，缉捕流氓匪盗，查禁烟毒，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为此首先要立新的人民民专政的体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组建打击反动基础的人民力量。”
伊万诺夫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苏联保卫工作，特别是秘密侦察、经济保卫工作。最后他说：“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主要的是秘密侦察工作。要有严密地、垂直领导地或说是直线领导的工作。秘密的侦察力量应是不在编制的、雇佣的单线领导的，分布在各个重要地区、重要部门、重要经济单位的秘密侦察队伍。公安领导要通过这个秘密队伍了解内外部情况，从中了解敌对分子的言行活动，然后再逮捕个别人进行审讯，了解内幕等。因此，公安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具极度秘密的，使敌人居于被明暗监视的被动地位。只有这样掌握了所有敌情，我们才能立功。至于刚才你们所说的旧社会渣滓、余孽那是次要的，那是社会通病，打击他们不是我们主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与国际的、国内的、暗藏的敌特作斗争。总之，要有个极为秘密的指挥中心，要从上到下，垂直领导。下级只能服从上级公安机关的个别机构的个别人单线的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保密，才能发挥保卫机关的威力。不要叫不应该知道的、更不应叫群众知道我们在作什么，我们在与谁作斗争，更不用说是怎样斗争了。总之，要秘密监视每个机关、工厂、学校，包括党领导都要纳入我们的视线里，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作到完全心中有数。要知道哪些是反革命的残渣，好嘛，侦察、观察其言行，然后择其中某些人进行秘密收审，有些可以发展为特情，有些可以送去劳改……”
那位军队保卫专家威力甘诺夫则发表了对军队保卫工作的意见。他说：“那些投诚的、起义的部队就是不能信任，解放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经验是采取动大手术的办法。例如我们对波兰投诚过来的部队，就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对于那些与苏维埃政权有敌对情绪的民族，我们也是采取断然的措施。逮捕、流放、劳改他们的领导人；然后把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连同他们党政军的领导人，在内务部队的统一号令下，整个搬迁到中亚细亚去。如克里米亚的达达尔自治共和国，苏联中部的德国血统的所有居民，包括党政军干部都是一次迁往中亚，这样既防止了在战时和平时通敌等等，又可以防止里通外国的犯罪行为。我们内务部队执行了不少这样的重大任务。再如在远东我们也是把可疑的朝鲜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迁出押送到中亚。因为那里距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远，他们的活动行为容易控制。在那里听不到外国的广播，接触不到外国人，对他们的安全好，对国家的安全也好。”
我一边作着翻译，一边思考着。我这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在远东曾帮助苏联抵抗过日军和白匪、打过游击的中国人，曾在那里种地、打鱼、伐木、掘煤、在建设上很大贡献的中国人，一多半被捕、流放或送进劳改营，其中有一些老人、妇女，还有不少俄罗斯妇女和混血孩子们被送到中亚细亚移民区。于是，我对自己的遭遇找到了根源。秘密侦察直到捏造假情况来逮捕一批人，另一方面又把大批的老人和儿童以及在苏联机关服务的、工厂作工的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送到中亚，有一大批人则被送回中国的新疆。
伊万诺夫观察着罗部长和在座的同志默默地惊疑的表情说：“这是鉴于我们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境外没有同盟国，在境内有白匪横行，又有反动民族分裂分子制造谣言，进行破坏。你们知道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不好解决，最后只好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
罗部长笑着说：“两国情况不同，在你们那里不得不办的，在我们这里可以不办了；我们有苏联老大哥的各方面经验教训，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你们那里好的、行得通的我们要参考采用适宜于我们的办法实行；你们那里过时的或是有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借鉴获取宝贵的教训。为了你们今后的工作，我们党中央的意思是在我国公安工作上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成功的经验；第二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艰苦的、创业的精神，勇于试验，敢想敢干的作风；第三还是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教训，不重复你们走过的弯路，甚至是错误的、失败的教训。说到失败的错误的教训，我们自己就很多很多。我们是同志，对你们我们什么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经验都可以评谈，都可以讨论。我本人是在军队上作过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的，我们经历过打AB团的斗争；我们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的扩大化，没有敌人，要发现敌人，制造敌人。用一个人的出身和从前的经历等等来衡量一个人，结果敌人越来越多。这些过错都可能是好意的，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为了打击敌人，但却因为操作办法不对头，政策不对头，结果把好事变成坏事，好心办了坏事。为此我们得到教训，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公安工作大政方针甚至方法、步骤、敌情等等都要向群众讲明白，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公安工作的方针，绝对不动摇的方针路线和‘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些大问题不是一次两次可能讲清的。总之，你们来了我们第一对你们毫不保留的介绍情况；第二请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实际的情况；听听他们的情况、介绍、工作意见和他们首创的经验；第三我们在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有的是很严重的，很叫人痛心的，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应知道干一件新事业，免不了出偏差，办错事。有些事事后看来是很幼稚的不应该犯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向你们介绍我们犯过的错误的教训。对于已存在的、刚发生的、下边报来的、群众反映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告诉你们，对你们，我们没有秘密。你们要到全国去视察、听汇报、查案件，去作报告，指导工作。你们要参加公安部的所有有关业务的会议，各部门的专家也要参加部门会议。第四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我们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有知过必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学习进取精神，建立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合作。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什么意见随时可找我谈，推心置腹的谈，一针见血的谈，毫无客气虚假的谈！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互相信赖的关系。”
谈话结束后罗瑞卿部长送两位苏联专家到门外，汽车停在那里，司机却不在。罗部长皱起眉头，双眼直盯着我说：“姚艮同志，你记住只准有这一次，下次我要对你们不客气了；对于司机你回去要给他们规定几条纪律，第一，离开车去找人扯闲话、办私事绝对不允许；第二要求他们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专家人身安全，你们都应负有保卫专家安全的任务……”
司机来了，车开了，伊万诺夫懂得一些中国话，可以粗略听明白罗部长对司机不在岗的责备和保卫安全的话。威力甘诺夫则认为是对他们有什么不满，汽车行进中他在发牢骚。伊万诺夫却在默默地思考着。到了住地，他留我坐下说：“你们的部长真是位好同志，说话真爽、干脆，没把我们当外人。他今天说的话很感动人！对于末来的合作使我充满信心。我要尽我所能作贡献，也要尽我所能向你们学习。你知道我们第一任部长捷尔仁斯基吗？罗瑞卿部长就是你们的捷尔任斯基！他们的共同点是正直、纯朴、爽快、能接近人、理解人，更善于听取属下和群众的不同意见。我们第一次会面他就能这样交心，真是难能可贵啊！”
四、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
随着全国革命建设的进展，公安部和各省市都建立起相应的业务局、业务处。其中包括政保、经保、治安、边防、军保、文保、消防、交通、劳改、警卫、预审、科技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聘请了专家。罗部长又嘱咐我们说：“专家来了要发挥他们的力量，这就要先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要尽力详细地介绍我们的情况。叫他们理解我们两国的共同点，更应叫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例如我们两国历史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革命的经历不同，因此许多问题的看法、处理也不能尽同。我们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先起义，在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他们则是组织工人、士兵暴动先夺取城市，尔后才在农村进行革命和改革。因此我们了解农村多些，习惯、生活、工作方法也带有许多乡土气味。进入城市以后我们就有许多新事物要学习、要理解。再如我们的革命经过长征、经过抗日游击，经过统一战线，经过土地革命，因此我们为了适应中国的情况就有一套自己的规律，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经验。实事求是地产生自己的肃反、保卫政策。例如我们的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我们侦察上则是长期打算，内线侦察，适时破案。因为经历不同、方针政策不同，自然在组织上、思想上、方法上也不能尽同，绝对不能照搬，但也绝对不能以此薄彼，互不信任，互不理解，甚至产生怀疑、磨擦、非难以致破坏了同志之间的友情。为了叫专家们了解我们的全面情况，我们不能处处对他们保守机密。应该叫他们参加讨论业务工作的部务会议、局务会议。对于重大的业务问题、案件问题、重大事故查处问题叫他们看原始档案，叫他们看各地关于治安情况的指示、报告、简报、汇报。这样才能叫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作到真正的互相信任、避免猜疑的真正的同志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的习惯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是对党组织没有保密，对群众也是除了极个别的正在进行的案件外，也都是交待情况、交待政策、交待策略和斗争方法。专家只有真理解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工作原则，才能避免猜疑建立信任，才能诚心诚意教学并长，真诚合作。要开始接触专家，就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要仔细地、细心地去听，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还要虚心地学，了解他们的思想、办法和经验。要叫他们给上业务课，要叫他们对发生的问题说明自己的意见。对他们的意见要仔细听，仔细记，仔细对照我们自己的思想、习惯、办法来考虑不同的根源，不同的道理，不同的国情等等，得出自己何去何从的路数。多听些不同的意见，甚至一些歪曲的道理，要从中找到他们思想的根源，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他们会提供我们许多我们不知道不理解的情况、办法、方针、政策、侦察技术等，我们要很好研究，吸取适合我们情况的东西，并立即加以试行，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罗部长这样教导大家，他自己也亲自去作。他亲自在部务会上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讲课时他也亲自带着笔记本去听，有时很严肃地像个学生似的提出问题。各部门的专家来后，在各业务局上业务课，罗部长都挤出时间去参加。因为他参加听课，专家组长伊万诺夫也参加，作报告或讲课的专家就不得不尽力准备，讲起课来也就更认真和严肃了。专家们自己说：“我们知道的、想到的都需要考虑、整理出来去讲课。这是我们在自己国家，自己的部门也没干过的。我们真应该向你们认真学习的作风学习。”
五、深入基层考察镇反工作
罗瑞卿部长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许多次他都带着首席专家伊万诺夫同行。伊万诺夫经过一年多与公安部领导和地方领导接触，听他们汇报情况，阅读他们的报告，使他逐渐了解了中国公安工作的全面情况，特别是细心地学习了我们许多工作原则和办法，如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意义和实际效果。他总是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作法，你们的作风，有多好啊！避免了多少错误，少走了多少弯路，减少了多少冤假错案。例如你们解放后先清除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给以后展开肃反革命的伟大事业，给以后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提供了多么好的前程啊！”
罗瑞卿、徐子荣等同志向专家们介绍了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的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介绍了斗争任务、路线、方针、政策，强调这次镇压反革命斗争的特点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罗部长曾多次反复地向专家们解释说：“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段专政，困此每个公安人员必须认真执行党的领导这个原则，绝不允许任何离开党委领导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平时要贯彻这个原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更要坚决贯彻这个原则。坚决反对脱离党委领导的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
罗部长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为什么更要依靠党委领导，首先因为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能了解整个阶级斗争、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变化，能够真正从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对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也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能真正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广大群众的力量。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党委领导好，公安部门认真接受党委领导，工作就会作好。反之，就难免发生错误，工作就会遭到失败和挫折。
罗瑞卿部长在向专家传达镇反运动问题时又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他说：“关于我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已经重复谈过很多次了。在全国展开镇反运动我们更应当强调群众路线，真正认识到认真执行群众路线，我们就能更好的进行这项伟大运动，否则我们就会造成非常大的灾难。牢固树立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我们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任何革命行动都不会有保证的，都免不了走弯路，走上绝路。”
罗部长与苏联专家一同考察时，也总是反复教育公安干警：“要树立群众观点，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应该视群众为家人，为亲骨肉亲手足。不要站
在群众的头上，也不要站在群众的外边，要站在群众当中，争取做群众的知心人，做他们的顶梁柱、主心骨，做他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核心。告诉群众过去压迫他们的人，剥削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为民造福、为民除害的任何人，是他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说要分清敌我，就是指的是分清这个人的言行、信仰是为民还是为己，是为公共事业还是为个人的名利。”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他更是反复教育公安干警要切记：“动员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是彻底消灭反革命的首要条件。因为反革命是使人民群众亲身受害的人，是他们亲眼目睹敌人罪行的人。镇压反革命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群众真的动员起来了，才可能避免犯大错误，也可以克服想当然的主观主义草率作风，克服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他再三嘱咐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避免群众的盲动、乱讲、乱打、乱斗。因此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注意群众运动要有党的领导，只有把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才能保证公安业务，特别是镇反运动的胜利完成。他要求公安人员提高觉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他常把对公安人员的教育向苏联专家叙述：“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右倾错误，放松对敌斗争，反革命就会乘机抬头；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左倾错误，错误地惩处了好人，就会引起群众的恐怖，就会脱离群众，使反革命可以更深的隐藏在落后的群众之中。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就可以使反革命不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使他们本身分化瓦解。因此我党对反革命的基本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随着阶级斗争形势，来执行具体政策以达到团结广大群众，分化瓦解敌人，最终达到消灭反革命的目的。”
罗部长在会议上，在与苏联专家的谈话中讲到要提高干部对镇反运动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他指出：“对镇反这场激烈复杂的斗争，要注意掌握运动的发展的每个关节：既要发动群众检举，又要严格审查捕杀敌人的名单；既要进行广泛宣传，又要注意保守机密；既要大胆放手，又要心中有数；既要反对小手小脚，又要强调深沉细致。”
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展到1953年夏，敌我斗争发生根本变化。这年夏天罗部长他率领公安部的有关干部和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到东北三省考察，先后到了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专家看到扫清旧社会垃圾和紧接着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相辅相成的，认为镇反是彻底的。罗部长指出：“反革命在农村的阵地，完全被我们挤掉了，在城市五个方面的反革命也被打得比较彻底，今后我们的大敌是隐蔽下来、伪装起来的敌人和还不断从境外派遣进来的间谍特务。因此应当尽力加强同隐蔽的反革命作斗争的工作。”
他向苏联专家提出：“今后更要加强侦察技术工作，如为发现敌人的通讯而要加强对敌电台的测向工作，加强书信密写的化验工作，加强对个别重要嫌疑分子的侦听工作，以及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时的痕迹、笔迹、足迹等的取证工作。对于死因的鉴定分析、解剖等等，这些是我们的弱点，过去顾不上，今后要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我们培训公安干部的学校也要借鉴苏联经验，要聘请专家作科技的教学研究的指导工作。”
全国镇反运动到1953年11月胜利结束后，为了加强公安工作转入基本的现代侦察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建设中，公安部又聘请了苏联一些侦察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带着夫人和孩子相继来到中国，这样一来，我所承担的专家接待工作的担子更重了。
六、专家生活中的小磨擦
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和办公厅刘复之主任特别注意专家的服务工作。强调首先要培训好翻译人员。新来的翻译人员中，只有几个人有独立工作经验，其余大多是刚从外语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些人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为此我们编译处的几位较有经验的同志如赵明、曹岩华、王国庆等就按照部领导的指示加强对他们的生活管理、业务学习、工作汇报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年青人对工作非常认真，他们集体吃住、集体学习、集体活动。他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作一个小时跑步训练，吃完早饭后学习公安业务知识和中俄公安专用词汇，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在那里先是打扫与专家共用的办公室，等专家来了谈业务时当翻译、作记录；在专家要阅读有关资料时，他们连说带比划地作翻译。晚上回来时他们要向翻译组长和我这个处长汇报工作，提出专家在工作上有何意见，自己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就学习俄文到深夜。苏联专家和家属们都说：“你们的青年不玩、不上街、不谈情说爱，每天只是学习、工作，工作、学习，你看他们都像一些小老头、小老太太那样老成了。”
为专家服务的只有3位管理人员，两位炊事员，两位食堂服务员，两位客房服务员。他们的工作很繁重，但也要抽出时间来学政治、学业务，每天总结工作经验，听取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的意见。专家们开始都很满意，认为饭菜可口，卫生很好，工作人员态度和蔼。专家们特别是他们的家属说：“中国的工作人员多勤劳啊！态度多友善啊！”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例如有位技术专家的夫人说清扫工老富偷了她的一块金手表，她说她把金表放在桌上，而老富打扫完房间卫生后就找不见这块表了。我只好把老富叫来问。这位老人解开衣服说：“处长，请你搜我身，看我拿了没有，我们中国人不能在苏联人面前丢脸。”
正在这时，那位丢表的夫人跑来说：“手表找到了，是我自己记错了，放在台灯上忘记了！真抱歉。”
一些专家的孩子在西郊一所苏联专家的子弟学校学习，我们每天派车接送。这些孩子很调皮。有一次，有几个孩子一上车就说：“都来齐了，开车。”司机老李就把车开回来了。这时，一位专家夫人跑来连喊带叫地责备司机把他的孩子给留在学校了，耽误了晚饭和自习。老李只好开车再回学校把这个孩子接回来，并向这位夫人道歉。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向这几个苏联孩子查问，他们才说了实话，是要整治一下那个不遵守时间的孩子。
在吃饭上，最初征求意见时都说卫生好，做的有味道，服务态度好。不久则有些夫人反映菜汤中香菜放多了，土豆条炸老了，菜价贵了，鸡蛋臭了。我们只好一件件检查，然后作说明：“鸡蛋是新鲜的，是从专家供应点买来的；菜汤香菜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有一位专家根本不喜欢这个味道”。
至于吃的东西贵，我仔细调查后，向他们作了说明：“我们收你们的钱仅是象征性的，只收买菜的价钱。人工、煤、水电费等都是免费供给的。”我又举出同样的肉饼在北京饭店的价钱，而我们卖的价钱只是北京饭店的十分之一。这些琐事我件件都向徐子荣副部长和刘复之主任作了汇报，他们都安慰我说：“这些小事过去就算了，友谊为主嘛！”
可是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那时伊万诺夫首席专家之上又来了一位叫兰方格的顾问，他总管情报部和公安部的专家事务，成为总顾问。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问你一件事，你可知道你的两个孩子诽谤斯大林同志的事件，是怎么回事？是谁主使的？”
我楞住了，然后笑着问：“什么事啊？”
他说：“你的儿子说斯大林是渺小的，像小手指一样；你们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像拇指一样。”
他严肃地说着，比划着“这件事我要向罗瑞卿、李克农反映，我要去向周恩来总理控告。”
我说：“这是你的事。我只是不理解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怎样发生的？！”
他气愤地说：“不论是谁，在什么地方，也不允许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大人如果不反动，孩子怎么会反动，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就去找我的女儿，问她与苏联小朋友争论什么问题了。她说：“我们和他们四、五个孩子在假山上玩，他们伸出小手指说，你们的毛主席是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是这个，边说边伸出大姆指。他们哈哈大笑我们的毛主席。我们气极了也伸出小手指说，他们的斯大林是这个；伸出大姆指说，我们的毛主席才是真正这个。正在争吵中，有几位苏联的妈妈也走过来，向我们指手划脚说要告我们的状。我们说，告去吧，反正我们不同意你们说我们的毛主席是小拇指！”
情况弄情楚了，可是总顾问却在这件小事上发作，特别是针对我说的“你还认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话，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立即向罗部长、徐副部长和刘复之主任反映了这件事。开始他们当笑话听：“孩子们，都爱自己的领袖，有争论是是小事”。
我说：“那末兰方格为什么小题大作呢？我认为应该把我调开。我们那里已经培养锻炼出可以接替我的人了。总之，我们党虽然不在意我那六年多的倒霉事情，可他却并不这样想！如果不考虑把我调开，就要由组织要求他们把有关我犯罪的档案送给公安部。”
徐副部长思索一会儿说：“由我们正式向他们提出要你被判刑的档案，他们会怀疑我们党也不信任你。还是由你代表我们说：“我们需要看你在苏联被判刑的档案。”
我在伊万诺夫回国休假时说了我在苏联的遭遇，并说：“公安部需要我那段历史的证明材料，也就是有关我判刑的档案。”
他说：“我们早就猜到了你在苏联可能遭到过迫害。因为那时日本人占领满州，我们清理那里的中国人、朝鲜人……有的送中亚，对有劳动能力的送往劳动营劳动。被判5年以下的人，多半没有什么大问题；10年以上的则是有些犯罪行为。好吧，我一定把你的档案要来。你安心工作吧。有些人背后在说你什么，你不要理他们就是了。”显然他指的是兰方格这些人。
伊万诺夫从苏联回来时却向我抖动肩膀说：“那时的档案都烧毁了，你告诉公安部的领导就说我调查了你是属于我们侦察机关工作粗糙错捕错判的。”
我立刻反问道：“你说我的档案焚毁了，可是我的判刑卡在远东、在伯力，那里并没有过敌人占领？叫我怎样向公安部领导去说呢？还是你在与他们谈话时顺便去说吧。”
后来，他在一次与徐子荣副部长谈话时说：“我们查了姚艮的档案，的确没有什么问题。档案我们不能抽出来，又不便复制，我们叫远东有关单位给他写个证明吧！”
不久，果然由苏联国家安全部远东的分支机关转来一张简单的证明。上面除写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址、文化程序等外，主要内容是：“根据秘密情报员报告，他有日本间谍嫌疑。逮捕后经过审讯他没有供认任何罪行；经过查证也没获得傍证…。”下面有经办机关的印章和经办人签名。
罗瑞卿、徐子荣、刘复之同志看了证明后，批示存入我的档案。他们笑着说：“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吧。真不容易叫他们开出这张证明。至于原始档案他们是不敢拿出来曝光的。”
五十年代末期，由于中苏关系僵化，在公安部工作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结束了在编译处的工作，被调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以后又到办公厅当副主任、主任，再以后又担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主任。罗瑞卿部长、陈龙、徐子荣、刘复之、席国光等副部长都领导过我。
如今，我已经93岁了，晚年想起这些往事感到自己一生中尽管遇到了一些坎坷，特别是在苏的六年劳改（我曾专门写了一本《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的书，陈述我在苏联的坎坷经历）和在“文化大革命”时的10年监狱。但我又是多么幸运啊！我有罗瑞卿、陈龙、徐子荣、刘复之、席国光、王仲方这样一些领导和战友，给我那样多的帮助。今天，虽然罗部长、陈龙、徐子荣副部长已不在人世了。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也活在所有公安战线同志们心里！最有幸的人，是你遇见特别是自己困惑、艰难时刻，遇到好的良师益友的抉择、教训、帮助、开导、指示，使你有信心生活下去，工作下去。今天，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不但使我已得到甜蜜的、亲切的安慰，也对自己一生感到满意，直到离开人间。
随着全国革命建设的进展，公安部和各省市都建立起相应的业务局、业务处。其中包括政保、经保、治安、边防、军保、文保、消防、交通、劳改、警卫、预审、科技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聘请了专家。罗部长又嘱咐我们说：“专家来了要发挥他们的力量，这就要先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要尽力详细地介绍我们的情况。叫他们理解我们两国的共同点，更应叫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例如我们两国历史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革命的经历不同，因此许多问题的看法、处理也不能尽同。我们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先起义，在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他们则是组织工人、士兵暴动先夺取城市，尔后才在农村进行革命和改革。因此我们了解农村多些，习惯、生活、工作方法也带有许多乡土气味。进入城市以后我们就有许多新事物要学习、要理解。再如我们的革命经过长征、经过抗日游击，经过统一战线，经过土地革命，因此我们为了适应中国的情况就有一套自己的规律，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经验。实事求是地产生自己的肃反、保卫政策。例如我们的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我们侦察上则是长期打算，内线侦察，适时破案。因为经历不同、方针政策不同，自然在组织上、思想上、方法上也不能尽同，绝对不能照搬，但也绝对不能以此薄彼，互不信任，互不理解，甚至产生怀疑、磨擦、非难以致破坏了同志之间的友情。为了叫专家们了解我们的全面情况，我们不能处处对他们保守机密。应该叫他们参加讨论业务工作的部务会议、局务会议。对于重大的业务问题、案件问题、重大事故查处问题叫他们看原始档案，叫他们看各地关于治安情况的指示、报告、简报、汇报。这样才能叫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作到真正的互相信任、避免猜疑的真正的同志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的习惯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是对党组织没有保密，对群众也是除了极个别的正在进行的案件外，也都是交待情况、交待政策、交待策略和斗争方法。专家只有真理解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工作原则，才能避免猜疑建立信任，才能诚心诚意教学并长，真诚合作。要开始接触专家，就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要仔细地、细心地去听，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还要虚心地学，了解他们的思想、办法和经验。要叫他们给上业务课，要叫他们对发生的问题说明自己的意见。对他们的意见要仔细听，仔细记，仔细对照我们自己的思想、习惯、办法来考虑不同的根源，不同的道理，不同的国情等等，得出自己何去何从的路数。多听些不同的意见，甚至一些歪曲的道理，要从中找到他们思想的根源，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他们会提供我们许多我们不知道不理解的情况、办法、方针、政策、侦察技术等，我们要很好研究，吸取适合我们情况的东西，并立即加以试行，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罗部长这样教导大家，他自己也亲自去作。他亲自在部务会上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讲课时他也亲自带着笔记本去听，有时很严肃地像个学生似的提出问题。各部门的专家来后，在各业务局上业务课，罗部长都挤出时间去参加。因为他参加听课，专家组长伊万诺夫也参加，作报告或讲课的专家就不得不尽力准备，讲起课来也就更认真和严肃了。专家们自己说：“我们知道的、想到的都需要考虑、整理出来去讲课。这是我们在自己国家，自己的部门也没干过的。我们真应该向你们认真学习的作风学习。”
五、深入基层考察镇反工作
罗瑞卿部长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许多次他都带着首席专家伊万诺夫同行。伊万诺夫经过一年多与公安部领导和地方领导接触，听他们汇报情况，阅读他们的报告，使他逐渐了解了中国公安工作的全面情况，特别是细心地学习了我们许多工作原则和办法，如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意义和实际效果。他总是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作法，你们的作风，有多好啊！避免了多少错误，少走了多少弯路，减少了多少冤假错案。例如你们解放后先清除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给以后展开肃反革命的伟大事业，给以后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提供了多么好的前程啊！”
罗瑞卿、徐子荣等同志向专家们介绍了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的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介绍了斗争任务、路线、方针、政策，强调这次镇压反革命斗争的特点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罗部长曾多次反复地向专家们解释说：“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段专政，困此每个公安人员必须认真执行党的领导这个原则，绝不允许任何离开党委领导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平时要贯彻这个原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更要坚决贯彻这个原则。坚决反对脱离党委领导的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
罗部长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为什么更要依靠党委领导，首先因为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能了解整个阶级斗争、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变化，能够真正从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对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也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能真正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广大群众的力量。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党委领导好，公安部门认真接受党委领导，工作就会作好。反之，就难免发生错误，工作就会遭到失败和挫折。
罗瑞卿部长在向专家传达镇反运动问题时又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他说：“关于我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已经重复谈过很多次了。在全国展开镇反运动我们更应当强调群众路线，真正认识到认真执行群众路线，我们就能更好的进行这项伟大运动，否则我们就会造成非常大的灾难。牢固树立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我们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任何革命行动都不会有保证的，都免不了走弯路，走上绝路。”
罗部长与苏联专家一同考察时，也总是反复教育公安干警：“要树立群众观点，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应该视群众为家人，为亲骨肉亲手足。不要站
在群众的头上，也不要站在群众的外边，要站在群众当中，争取做群众的知心人，做他们的顶梁柱、主心骨，做他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核心。告诉群众过去压迫他们的人，剥削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为民造福、为民除害的任何人，是他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说要分清敌我，就是指的是分清这个人的言行、信仰是为民还是为己，是为公共事业还是为个人的名利。”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他更是反复教育公安干警要切记：“动员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是彻底消灭反革命的首要条件。因为反革命是使人民群众亲身受害的人，是他们亲眼目睹敌人罪行的人。镇压反革命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群众真的动员起来了，才可能避免犯大错误，也可以克服想当然的主观主义草率作风，克服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他再三嘱咐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避免群众的盲动、乱讲、乱打、乱斗。因此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注意群众运动要有党的领导，只有把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才能保证公安业务，特别是镇反运动的胜利完成。他要求公安人员提高觉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他常把对公安人员的教育向苏联专家叙述：“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右倾错误，放松对敌斗争，反革命就会乘机抬头；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左倾错误，错误地惩处了好人，就会引起群众的恐怖，就会脱离群众，使反革命可以更深的隐藏在落后的群众之中。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就可以使反革命不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使他们本身分化瓦解。因此我党对反革命的基本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随着阶级斗争形势，来执行具体政策以达到团结广大群众，分化瓦解敌人，最终达到消灭反革命的目的。”
罗部长在会议上，在与苏联专家的谈话中讲到要提高干部对镇反运动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他指出：“对镇反这场激烈复杂的斗争，要注意掌握运动的发展的每个关节：既要发动群众检举，又要严格审查捕杀敌人的名单；既要进行广泛宣传，又要注意保守机密；既要大胆放手，又要心中有数；既要反对小手小脚，又要强调深沉细致。”
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展到1953年夏，敌我斗争发生根本变化。这年夏天罗部长他率领公安部的有关干部和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到东北三省考察，先后到了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专家看到扫清旧社会垃圾和紧接着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相辅相成的，认为镇反是彻底的。罗部长指出：“反革命在农村的阵地，完全被我们挤掉了，在城市五个方面的反革命也被打得比较彻底，今后我们的大敌是隐蔽下来、伪装起来的敌人和还不断从境外派遣进来的间谍特务。因此应当尽力加强同隐蔽的反革命作斗争的工作。”
他向苏联专家提出：“今后更要加强侦察技术工作，如为发现敌人的通讯而要加强对敌电台的测向工作，加强书信密写的化验工作，加强对个别重要嫌疑分子的侦听工作，以及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时的痕迹、笔迹、足迹等的取证工作。对于死因的鉴定分析、解剖等等，这些是我们的弱点，过去顾不上，今后要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我们培训公安干部的学校也要借鉴苏联经验，要聘请专家作科技的教学研究的指导工作。”
全国镇反运动到1953年11月胜利结束后，为了加强公安工作转入基本的现代侦察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建设中，公安部又聘请了苏联一些侦察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带着夫人和孩子相继来到中国，这样一来，我所承担的专家接待工作的担子更重了。
六、专家生活中的小磨擦
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和办公厅刘复之主任特别注意专家的服务工作。强调首先要培训好翻译人员。新来的翻译人员中，只有几个人有独立工作经验，其余大多是刚从外语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些人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为此我们编译处的几位较有经验的同志如赵明、曹岩华、王国庆等就按照部领导的指示加强对他们的生活管理、业务学习、工作汇报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年青人对工作非常认真，他们集体吃住、集体学习、集体活动。他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作一个小时跑步训练，吃完早饭后学习公安业务知识和中俄公安专用词汇，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在那里先是打扫与专家共用的办公室，等专家来了谈业务时当翻译、作记录；在专家要阅读有关资料时，他们连说带比划地作翻译。晚上回来时他们要向翻译组长和我这个处长汇报工作，提出专家在工作上有何意见，自己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就学习俄文到深夜。苏联专家和家属们都说：“你们的青年不玩、不上街、不谈情说爱，每天只是学习、工作，工作、学习，你看他们都像一些小老头、小老太太那样老成了。”
为专家服务的只有3位管理人员，两位炊事员，两位食堂服务员，两位客房服务员。他们的工作很繁重，但也要抽出时间来学政治、学业务，每天总结工作经验，听取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的意见。专家们开始都很满意，认为饭菜可口，卫生很好，工作人员态度和蔼。专家们特别是他们的家属说：“中国的工作人员多勤劳啊！态度多友善啊！”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例如有位技术专家的夫人说清扫工老富偷了她的一块金手表，她说她把金表放在桌上，而老富打扫完房间卫生后就找不见这块表了。我只好把老富叫来问。这位老人解开衣服说：“处长，请你搜我身，看我拿了没有，我们中国人不能在苏联人面前丢脸。”
正在这时，那位丢表的夫人跑来说：“手表找到了，是我自己记错了，放在台灯上忘记了！真抱歉。”
一些专家的孩子在西郊一所苏联专家的子弟学校学习，我们每天派车接送。这些孩子很调皮。有一次，有几个孩子一上车就说：“都来齐了，开车。”司机老李就把车开回来了。这时，一位专家夫人跑来连喊带叫地责备司机把他的孩子给留在学校了，耽误了晚饭和自习。老李只好开车再回学校把这个孩子接回来，并向这位夫人道歉。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向这几个苏联孩子查问，他们才说了实话，是要整治一下那个不遵守时间的孩子。
在吃饭上，最初征求意见时都说卫生好，做的有味道，服务态度好。不久则有些夫人反映菜汤中香菜放多了，土豆条炸老了，菜价贵了，鸡蛋臭了。我们只好一件件检查，然后作说明：“鸡蛋是新鲜的，是从专家供应点买来的；菜汤香菜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有一位专家根本不喜欢这个味道”。
至于吃的东西贵，我仔细调查后，向他们作了说明：“我们收你们的钱仅是象征性的，只收买菜的价钱。人工、煤、水电费等都是免费供给的。”我又举出同样的肉饼在北京饭店的价钱，而我们卖的价钱只是北京饭店的十分之一。这些琐事我件件都向徐子荣副部长和刘复之主任作了汇报，他们都安慰我说：“这些小事过去就算了，友谊为主嘛！”
可是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那时伊万诺夫首席专家之上又来了一位叫兰方格的顾问，他总管情报部和公安部的专家事务，成为总顾问。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问你一件事，你可知道你的两个孩子诽谤斯大林同志的事件，是怎么回事？是谁主使的？”
我楞住了，然后笑着问：“什么事啊？”
他说：“你的儿子说斯大林是渺小的，像小手指一样；你们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像拇指一样。”
他严肃地说着，比划着“这件事我要向罗瑞卿、李克农反映，我要去向周恩来总理控告。”
我说：“这是你的事。我只是不理解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怎样发生的？！”
他气愤地说：“不论是谁，在什么地方，也不允许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大人如果不反动，孩子怎么会反动，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就去找我的女儿，问她与苏联小朋友争论什么问题了。她说：“我们和他们四、五个孩子在假山上玩，他们伸出小手指说，你们的毛主席是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是这个，边说边伸出大姆指。他们哈哈大笑我们的毛主席。我们气极了也伸出小手指说，他们的斯大林是这个；伸出大姆指说，我们的毛主席才是真正这个。正在争吵中，有几位苏联的妈妈也走过来，向我们指手划脚说要告我们的状。我们说，告去吧，反正我们不同意你们说我们的毛主席是小拇指！”
情况弄情楚了，可是总顾问却在这件小事上发作，特别是针对我说的“你还认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话，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立即向罗部长、徐副部长和刘复之主任反映了这件事。开始他们当笑话听：“孩子们，都爱自己的领袖，有争论是是小事”。
我说：“那末兰方格为什么小题大作呢？我认为应该把我调开。我们那里已经培养锻炼出可以接替我的人了。总之，我们党虽然不在意我那六年多的倒霉事情，可他却并不这样想！如果不考虑把我调开，就要由组织要求他们把有关我犯罪的档案送给公安部。”
徐副部长思索一会儿说：“由我们正式向他们提出要你被判刑的档案，他们会怀疑我们党也不信任你。还是由你代表我们说：“我们需要看你在苏联被判刑的档案。”
我在伊万诺夫回国休假时说了我在苏联的遭遇，并说：“公安部需要我那段历史的证明材料，也就是有关我判刑的档案。”
他说：“我们早就猜到了你在苏联可能遭到过迫害。因为那时日本人占领满州，我们清理那里的中国人、朝鲜人……有的送中亚，对有劳动能力的送往劳动营劳动。被判5年以下的人，多半没有什么大问题；10年以上的则是有些犯罪行为。好吧，我一定把你的档案要来。你安心工作吧。有些人背后在说你什么，你不要理他们就是了。”显然他指的是兰方格这些人。
伊万诺夫从苏联回来时却向我抖动肩膀说：“那时的档案都烧毁了，你告诉公安部的领导就说我调查了你是属于我们侦察机关工作粗糙错捕错判的。”
我立刻反问道：“你说我的档案焚毁了，可是我的判刑卡在远东、在伯力，那里并没有过敌人占领？叫我怎样向公安部领导去说呢？还是你在与他们谈话时顺便去说吧。”
后来，他在一次与徐子荣副部长谈话时说：“我们查了姚艮的档案，的确没有什么问题。档案我们不能抽出来，又不便复制，我们叫远东有关单位给他写个证明吧！”
不久，果然由苏联国家安全部远东的分支机关转来一张简单的证明。上面除写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址、文化程序等外，主要内容是：“根据秘密情报员报告，他有日本间谍嫌疑。逮捕后经过审讯他没有供认任何罪行；经过查证也没获得傍证…。”下面有经办机关的印章和经办人签名。
罗瑞卿、徐子荣、刘复之同志看了证明后，批示存入我的档案。他们笑着说：“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吧。真不容易叫他们开出这张证明。至于原始档案他们是不敢拿出来曝光的。”
五十年代末期，由于中苏关系僵化，在公安部工作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结束了在编译处的工作，被调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以后又到办公厅当副主任、主任，再以后又担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主任。罗瑞卿部长、陈龙、徐子荣、刘复之、席国光等副部长都领导过我。
如今，我已经93岁了，晚年想起这些往事感到自己一生中尽管遇到了一些坎坷，特别是在苏的六年劳改（我曾专门写了一本《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的书，陈述我在苏联的坎坷经历）和在“文化大革命”时的10年监狱。但我又是多么幸运啊！我有罗瑞卿、陈龙、徐子荣、刘复之、席国光、王仲方这样一些领导和战友，给我那样多的帮助。今天，虽然罗部长、陈龙、徐子荣副部长已不在人世了。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也活在所有公安战线同志们心里！最有幸的人，是你遇见特别是自己困惑、艰难时刻，遇到好的良师益友的抉择、教训、帮助、开导、指示，使你有信心生活下去，工作下去。今天，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不但使我已得到甜蜜的、亲切的安慰，也对自己一生感到满意，直到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