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76年熊向晖秘密牵线 华国锋与叶剑英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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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0日 10:10今晚报
核心提示: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申剑和陈忠经是另二杰）。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在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1949年之前奉命在国民革命军胡宗南部进行间谍工作，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界工作。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毛泽东曾经评价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在1976年5月底和叶选基（叶剑英侄子）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将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熊向晖等人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熊向晖等人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1976年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彻底下台、华国锋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时，杨振宁要来北京。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此前邓颖超会见杨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2008年12月20日 10:10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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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申剑和陈忠经是另二杰）。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在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1949年之前奉命在国民革命军胡宗南部进行间谍工作，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界工作。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毛泽东曾经评价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在1976年5月底和叶选基（叶剑英侄子）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将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熊向晖等人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熊向晖等人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1976年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彻底下台、华国锋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时，杨振宁要来北京。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此前邓颖超会见杨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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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申剑和陈忠经是另二杰）。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在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1949年之前奉命在国民革命军胡宗南部进行间谍工作，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界工作。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毛泽东曾经评价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在1976年5月底和叶选基（叶剑英侄子）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将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熊向晖等人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熊向晖等人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1976年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彻底下台、华国锋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时，杨振宁要来北京。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此前邓颖超会见杨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2008年12月20日 10:10今晚报
核心提示: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申剑和陈忠经是另二杰）。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在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1949年之前奉命在国民革命军胡宗南部进行间谍工作，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界工作。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毛泽东曾经评价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在1976年5月底和叶选基（叶剑英侄子）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将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熊向晖等人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熊向晖等人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1976年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彻底下台、华国锋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时，杨振宁要来北京。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此前邓颖超会见杨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17日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熊向晖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作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熊向晖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作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熊向晖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熊向晖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熊向晖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熊向晖的意见。熊向晖说，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这两次见面时，熊向晖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熊向晖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熊向晖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熊向晖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选基说，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熊向晖答应约个时间去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熊向晖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熊向晖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叶帅说，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说话，从来都是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熊向晖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熊向晖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熊向晖想起这件事，才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他把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插话。
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不能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 熊向晖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熊向晖给叶帅讲了两件事。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谋杀。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熊向晖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发现，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熊向晖的老战友。
熊向晖说:他病了。华问罗青长住在哪里。熊向晖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听了这话后，华国锋站住了，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至今健在。
熊向晖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叶帅听了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晖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熊向晖，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熊向晖面谈。8月15日下午，熊向晖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熊向晖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一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熊向晖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座。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熊向晖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熊蕾 摘自2008年10月《炎黄春秋》）
背景资料：
熊向晖传奇人生
1935年，熊向晖16岁就考入了清华大学，不久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卧底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
1937年冬，熊向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队“服务”。胡宗南曾在考察时提问熊向晖:“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的回答只有4个字:“参加革命。”这让胡宗南吃了一惊，在当时，“革命”一词，似乎早成了中共的“专用词”。胡宗南一怔之下，接着反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熊向晖镇定自若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在心里暗暗赞叹。之后，胡宗南对他进行了考察，熊向晖竟成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
情报挽救延安
1943年春，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决战阶段之际，蒋介石秘密指派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50万军队“闪击”延安。当时，留守延安的部队只有一个359旅。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早已布置好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熊向晖后来回忆说:“这时候我知道了，他(胡宗南)准备7月9日进攻，这个情况我7月2日就报告了组织，7月3日晚上毛泽东看到这个(情报)。”中共随即在国际上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这样一公开揭露，蒋介石慌了，7月7日就不打延安了！
情报再度挽救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闪击”延安。熊向晖已第一时间掌握了国民党整体行动方案。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他有这样的记述: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让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供总裁参阅，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的兵力配制情况。“3月3日，我跟胡宗南坐专机回到西安，然后就把情况告诉了组织。而那时他的军长都还不知道呢”！
1947年3月18日晚9时，毛泽东从容地撤离了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蒋介石，留给了胡宗南。
毛泽东后来在评价熊向晖时曾经说过，“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由于熊向晖机警果敢，他的真实面目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被国民党识破。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17日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熊向晖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作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熊向晖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作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熊向晖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熊向晖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熊向晖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熊向晖的意见。熊向晖说，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这两次见面时，熊向晖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熊向晖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熊向晖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熊向晖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选基说，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熊向晖答应约个时间去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熊向晖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熊向晖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叶帅说，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说话，从来都是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熊向晖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熊向晖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熊向晖想起这件事，才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他把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插话。
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不能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 熊向晖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熊向晖给叶帅讲了两件事。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谋杀。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熊向晖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发现，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熊向晖的老战友。
熊向晖说:他病了。华问罗青长住在哪里。熊向晖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听了这话后，华国锋站住了，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至今健在。
熊向晖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叶帅听了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晖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熊向晖，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熊向晖面谈。8月15日下午，熊向晖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熊向晖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一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熊向晖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座。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熊向晖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熊蕾 摘自2008年10月《炎黄春秋》）
背景资料：
熊向晖传奇人生
1935年，熊向晖16岁就考入了清华大学，不久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卧底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
1937年冬，熊向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队“服务”。胡宗南曾在考察时提问熊向晖:“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的回答只有4个字:“参加革命。”这让胡宗南吃了一惊，在当时，“革命”一词，似乎早成了中共的“专用词”。胡宗南一怔之下，接着反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熊向晖镇定自若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在心里暗暗赞叹。之后，胡宗南对他进行了考察，熊向晖竟成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
情报挽救延安
1943年春，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决战阶段之际，蒋介石秘密指派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50万军队“闪击”延安。当时，留守延安的部队只有一个359旅。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早已布置好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熊向晖后来回忆说:“这时候我知道了，他(胡宗南)准备7月9日进攻，这个情况我7月2日就报告了组织，7月3日晚上毛泽东看到这个(情报)。”中共随即在国际上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这样一公开揭露，蒋介石慌了，7月7日就不打延安了！
情报再度挽救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闪击”延安。熊向晖已第一时间掌握了国民党整体行动方案。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他有这样的记述: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让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供总裁参阅，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的兵力配制情况。“3月3日，我跟胡宗南坐专机回到西安，然后就把情况告诉了组织。而那时他的军长都还不知道呢”！
1947年3月18日晚9时，毛泽东从容地撤离了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蒋介石，留给了胡宗南。
毛泽东后来在评价熊向晖时曾经说过，“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由于熊向晖机警果敢，他的真实面目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被国民党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