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北清路26号院：揭秘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52:12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白瑞雪、孙彦新报道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
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
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在一个院子里研究航天员在太空面临的所有问题。”
——这就是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天员的时候,围绕着航天员生活与训练的各种研究,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展多年。
“神舟”六号发射前夕,这个“院子”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这是继俄罗斯加加林训练中心、美国休斯顿航天中心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员中心。
从外表看,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宁静的大院似乎与任何一个花园式小区并无差异。人们经过这里时,偶尔会瞥见绿树掩映中的门牌:北清路26号院。
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于1968年4月。那时,她的名字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任务是让中国航天员驾驶“曙光”号安全进入太空——不仅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要保证他们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中国飞天英雄的称呼,也是从这时起确定的。国外的航天员一般翻译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提出,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
怎么称呼,似乎不重要,但也能折射出一些很重要的事。神五完成太空之旅后,在以英文、德文、丹麦语、荷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等语言采写的新闻中,各国记者用“taikonaut”来特指中国航天员——这是一个用汉语拼音的“太空”与英文“宇航员”嫁接而成的新词,一个因为中国载人航天成功而诞生的专用词。
在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观点指导下,围绕航天员开展的工作被提炼为三个基本因素:人——航天员、机——载人航天器和生命保障系统、环境——太空的失重、超重、真空等环境。三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学术思想,为千头万绪的飞天任务,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架构。
“曙光”号最终没有发射,但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进行的研制工作,却没有停止。这也是中国“神舟”能在工程正式启动后的短短十年内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经辗转,航天员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搬进了占地面积达3000亩的北京航天城。与中心毗邻的,还有飞船系统和飞控系统的科研实验部门。
初访航天城的人们,总会对小城一隅那座岗哨重重的红色矮楼感到好奇——那正是航天员生活的地方。其实,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里,都藏着无数中国航天员上天的秘密。
航天基础医学,实施医学,生保工程,航天仿真……汇集这里的各个学科的精英,每天都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航天员怎么适应太空环境?怎样操作航天器?派谁去执行任务?上天后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国人此前不曾涉足的新天地。
本刊记者亲身体验模拟“飞船”
巡览航天员中心,先从地面训练设备看起。
所谓地面设备,就是在地面上创造出一个模拟太空的环境,让航天员在其中进行适应性训练。有没有一个设备能够模拟太空中的一切——超重、失重、热真空?答案是否定的。不同的设备,只能为航天员模拟出太空中的某个要素和环境。这正是航天员训练的最大难点。
全任务飞行训练模拟器,模拟的是飞船从发射到返回着陆的全过程和各种应急状态,如同太空飞行前的“彩排”。航天员在这里熟悉各种指令,飞船的显示和操作,各个阶段的正常操作和故障状态下的处理操作,以及太空飞行程序和舱内设备的使用。每次训练,航天员一进舱就要待上四个小时甚至更长。
从三舱结构到内部仪器,模拟器与神舟飞船一模一样。可以说,它就是地面上的飞船,作用相当于飞行员的教练机。
“克隆”的不仅是结构。模拟器通过视觉模拟、音响模拟的方式,让航天员通过“舷窗”,可以看到苍茫的太空和下方的地球,也能听到从待发段到着陆全程中的各种声音。
如同乐队指挥,主控计算机以40毫秒一个节拍的速度“打拍子”,使设备、视觉、音响三者同步进行——40毫秒,是人的听觉感到“流畅”的极限。
以假乱真的技术,让三位拜访过太空的航天员赞叹不已。他们说,模拟器基本和天上的情况一样。杨利伟提出,唯一的一点区别,是飞船穿过大气层返回时,舱外火焰燃烧的颜色比模拟状态更鲜艳。
本刊记者曾钻进竖立放置、模拟发射状态的“克隆”飞船,体验“太空”飞行的全过程。
银灰色的座椅像一瓣蛋壳,又像婴儿的摇篮。航天员在飞行中与其说是坐在座椅上,不如说是躺在“摇篮”里。但即使是身材娇小的人躺在其中,仍然会感到有些局促。而神舟飞船已经是世界上可利用空间最大的飞船了。
凉爽的空气,在空调和电扇的推动下,在舱内不停地流动。难怪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说:“飞船里的空气比地面上的还要清新。”
躺在大约与水平面成30度的座椅上,密密麻麻的仪表板、操作盘、显示器一目了然。可在飞行数据和地图间切换的屏幕上,正在显示一幅深灰色的地图。飞行过程的推进,在地图上延伸着一条黄色的轨迹。屏幕下方中部地带,排列着上下几排两厘米见方的显示按钮,随着每一个飞行事件的到来,按钮会变成耀眼的绿色。同时提醒航天员的还有语音系统。比如,到了点火后第583秒,标记着“船箭分离”的按钮自动变亮,仪表板左上方的发声单元三次“念”出:“船箭分离!”
工作人员启动了航天员飞行训练程序,用“快进”的方式让本刊记者体验了一遍神舟飞行的主要节点。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个时刻:火箭发射后200秒时,整流罩分离,原本漆黑的舷窗一下子变得透亮;飞船返回途中,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后,返回舱进入了大气层,从舷窗和座椅面前的光学瞄准镜向外看,外面烈火熊熊——实际飞行中此时此刻的飞船,正如同一个火球,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穿越大气层。
据科研人员介绍,为神七任务研制的模拟器,在神六基础上进行了80多处更新。当然,这是任务的不同决定的。神六飞行中,航天员的操作单元有几百项,而神七增加到了1000多项。
经过无数次训练、早已对每一个按钮和每一项操作烂熟于心的航天员们告诉本刊记者,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操作手册,谁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地面训练也可能遭遇危险
转椅、秋千、转床、离心机,锻炼的是航天员的航天特殊功能——前庭功能、血液重新分布功能以及超重耐受力。
8米长的旋转手臂,前端连着椭圆形的不锈钢封闭吊舱,转动时如同游乐场中的“飞碟”——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载人离心机。当离心机按照一定速度旋转起来时,可以模拟出航天器上升和返回时的持续超重状态。
这项训练中,航天员常常要做到8倍重力加速度,持续时间达几十秒。坐在吊舱里的航天员不仅要在超重负荷下练习各种抗复合动作,还要判读信号、回答提问。在强大作用力的牵引下,面部肌肉都会变形,眼泪常常不自觉地往外流。
这是很多航天员公认的最痛苦的一项训练。杨利伟说:“进行这种训练时,我们身边有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挺不住了可以立即按动。但是,在过去这些年的训练中,红色按钮一次也没有被按动过。”
最难进行模拟的是失重环境。俄罗斯有大型失重飞机,我国没有。因此,我国航天员曾赴俄罗斯进行失重飞机体验训练。
其后,航天员中心新建成了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模拟失重训练水槽,用于训练航天员出舱行走,模拟在太空失重的感觉。其道理并不复杂:人体浸入水中时,通过增减配重和漂浮器使人体的重力和浮力相等,就会产生模拟失重的感觉。当然,水下并没有完全消除重力对人体的影响,不同于真正的失重环境。
在水下体验失重,也是各国训练航天员的通行做法。失重飞机所产生的失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重状态,但时间太短了——飞机每飞一个抛物线,只能产生15到30秒的失重时间。而国外目前的出舱活动长达4到6个小时。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神七航天员将进行出舱活动。自然,在神七任务训练中,水槽训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唯一一种无法在地面上完全模拟的状态,失重究竟是什么感觉?费俊龙向本刊记者描述说:“跟游泳相似,但又不一样。更确切地说,人就像气球一样随意漂浮,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飘得很远。”
其实,即使在地面进行训练,航天员距离危险并不遥远。
2008年3月的一次水槽训练中,轻装下水的航天员翟志刚就在训练间隙遭遇了一次险情。“我慢慢趴在水池底下,距池底很近,突然听见气瓶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金属敲击。潜水员发现了,马上把他的应急气嘴塞到我嘴里。气瓶继续漏,整个水下全是气泡,都看不见人了。我心里很踏实,因为已经用了别人的气瓶,没有危险了,顺利按照规定的时间浮上了水面。”
氧气瓶漏气,一个似乎并不严重的故障,可能引发的后果一点也不轻——如果当时没能及时吸气、被水呛住而影响肺部功能,翟志刚很有可能就无法继续神七任务的训练与乘组选拔了。
工作人员说,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中,翟志刚没有一丝慌张,如同应对一次教员故意设下的故障——从容,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仅在飞船操作训练中,就设置了48种与航天员操作相关的故障。
10年受训58个专业
1998年到2008年,中国航天员已历10年。在这10年中,他们接受的训练远不止以上这些。从基础理论训练阶段、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阶段到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阶段,8大类58个专业,被称为上天的“58个阶梯”。
只有航天员自己才清楚,这58级中的每一步攀登,都是何等艰辛。
仅是理论学习,就包含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高等数学、天文学、英语等30多门课程。对于这些长于操作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太多太多知识都是全新的。
聂海胜说,这10年里最苦的就是头一两年。“补基础文化课,还要学新的东西。记不住,听不懂,只能天天加班。”
杨利伟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他每晚从航天员公寓往家里打电话,让妻子张玉梅在电话里“考”单词。后来考试时,他得了100分。
一个休息日,妻子回家时发现杨利伟在客厅里不停地转圆圈——过两天要做转椅训练考核,他想先“刺激刺激自己”。
景海鹏说,这10年里,他从没耽误过一天训练,也从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
淘汰率为零
负责飞船操作技术训练的教员胡银燕说,航天员是她教过的最聪明、最优秀而又勤奋的学生。
“他们动手能力强,记忆力好,手、眼配合超过常人。”胡银燕举例说,在正常飞行状态下,“神舟”六号飞船上需要航天员手动操作的项目比“神舟”五号增加了100多项,要求航天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航天员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操作,入选神六梯队的6名航天员,飞船操作技术全是满分。
胡银燕还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他们好学爱问。“每个人都很灵,任何问题都喜欢钻研。所以在训练中,光告诉‘怎么做’不行,必须得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才善罢甘休。”胡银燕说。
早在飞天之前,中国航天员的素质,就受到了国外航天同行的肯定。
1999年,宿双宁带着中国航天员到俄罗斯用大型飞机作失重训练。上飞机的前一天,俄罗斯人对宿双宁说:你们的人要是吐了,我们就停飞——基于安全考虑。宿双宁说,希望你们动作不要太大,因为我们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作这种实际飞行实验。
第二天上机前,翻译悄悄告诉他,俄罗斯人私底下嘀咕,要看看中国人的前庭功能和训练水平行不行,也许动作大点儿,就会产生空间运动病甚至发生呕吐。
“那是在1.5万米高空,一个小时里连续飞了十个抛物线。我们的小伙子超重时神情自若,失重时都纷纷飘起来,还不断做着穿、脱宇航服等动作。后来,俄罗斯人由衷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中国航天员选得好!”
2003年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评选委员会评定揭晓:经历5年零6个月、3000多个学时的培训,14名航天员全部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都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白瑞雪、孙彦新报道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
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
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在一个院子里研究航天员在太空面临的所有问题。”
——这就是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天员的时候,围绕着航天员生活与训练的各种研究,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展多年。
“神舟”六号发射前夕,这个“院子”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这是继俄罗斯加加林训练中心、美国休斯顿航天中心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员中心。
从外表看,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宁静的大院似乎与任何一个花园式小区并无差异。人们经过这里时,偶尔会瞥见绿树掩映中的门牌:北清路26号院。
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于1968年4月。那时,她的名字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任务是让中国航天员驾驶“曙光”号安全进入太空——不仅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要保证他们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中国飞天英雄的称呼,也是从这时起确定的。国外的航天员一般翻译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提出,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
怎么称呼,似乎不重要,但也能折射出一些很重要的事。神五完成太空之旅后,在以英文、德文、丹麦语、荷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等语言采写的新闻中,各国记者用“taikonaut”来特指中国航天员——这是一个用汉语拼音的“太空”与英文“宇航员”嫁接而成的新词,一个因为中国载人航天成功而诞生的专用词。
在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观点指导下,围绕航天员开展的工作被提炼为三个基本因素:人——航天员、机——载人航天器和生命保障系统、环境——太空的失重、超重、真空等环境。三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学术思想,为千头万绪的飞天任务,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架构。
“曙光”号最终没有发射,但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进行的研制工作,却没有停止。这也是中国“神舟”能在工程正式启动后的短短十年内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经辗转,航天员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搬进了占地面积达3000亩的北京航天城。与中心毗邻的,还有飞船系统和飞控系统的科研实验部门。
初访航天城的人们,总会对小城一隅那座岗哨重重的红色矮楼感到好奇——那正是航天员生活的地方。其实,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里,都藏着无数中国航天员上天的秘密。
航天基础医学,实施医学,生保工程,航天仿真……汇集这里的各个学科的精英,每天都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航天员怎么适应太空环境?怎样操作航天器?派谁去执行任务?上天后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国人此前不曾涉足的新天地。
本刊记者亲身体验模拟“飞船”
巡览航天员中心,先从地面训练设备看起。
所谓地面设备,就是在地面上创造出一个模拟太空的环境,让航天员在其中进行适应性训练。有没有一个设备能够模拟太空中的一切——超重、失重、热真空?答案是否定的。不同的设备,只能为航天员模拟出太空中的某个要素和环境。这正是航天员训练的最大难点。
全任务飞行训练模拟器,模拟的是飞船从发射到返回着陆的全过程和各种应急状态,如同太空飞行前的“彩排”。航天员在这里熟悉各种指令,飞船的显示和操作,各个阶段的正常操作和故障状态下的处理操作,以及太空飞行程序和舱内设备的使用。每次训练,航天员一进舱就要待上四个小时甚至更长。
从三舱结构到内部仪器,模拟器与神舟飞船一模一样。可以说,它就是地面上的飞船,作用相当于飞行员的教练机。
“克隆”的不仅是结构。模拟器通过视觉模拟、音响模拟的方式,让航天员通过“舷窗”,可以看到苍茫的太空和下方的地球,也能听到从待发段到着陆全程中的各种声音。
如同乐队指挥,主控计算机以40毫秒一个节拍的速度“打拍子”,使设备、视觉、音响三者同步进行——40毫秒,是人的听觉感到“流畅”的极限。
以假乱真的技术,让三位拜访过太空的航天员赞叹不已。他们说,模拟器基本和天上的情况一样。杨利伟提出,唯一的一点区别,是飞船穿过大气层返回时,舱外火焰燃烧的颜色比模拟状态更鲜艳。
本刊记者曾钻进竖立放置、模拟发射状态的“克隆”飞船,体验“太空”飞行的全过程。
银灰色的座椅像一瓣蛋壳,又像婴儿的摇篮。航天员在飞行中与其说是坐在座椅上,不如说是躺在“摇篮”里。但即使是身材娇小的人躺在其中,仍然会感到有些局促。而神舟飞船已经是世界上可利用空间最大的飞船了。
凉爽的空气,在空调和电扇的推动下,在舱内不停地流动。难怪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说:“飞船里的空气比地面上的还要清新。”
躺在大约与水平面成30度的座椅上,密密麻麻的仪表板、操作盘、显示器一目了然。可在飞行数据和地图间切换的屏幕上,正在显示一幅深灰色的地图。飞行过程的推进,在地图上延伸着一条黄色的轨迹。屏幕下方中部地带,排列着上下几排两厘米见方的显示按钮,随着每一个飞行事件的到来,按钮会变成耀眼的绿色。同时提醒航天员的还有语音系统。比如,到了点火后第583秒,标记着“船箭分离”的按钮自动变亮,仪表板左上方的发声单元三次“念”出:“船箭分离!”
工作人员启动了航天员飞行训练程序,用“快进”的方式让本刊记者体验了一遍神舟飞行的主要节点。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个时刻:火箭发射后200秒时,整流罩分离,原本漆黑的舷窗一下子变得透亮;飞船返回途中,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后,返回舱进入了大气层,从舷窗和座椅面前的光学瞄准镜向外看,外面烈火熊熊——实际飞行中此时此刻的飞船,正如同一个火球,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穿越大气层。
据科研人员介绍,为神七任务研制的模拟器,在神六基础上进行了80多处更新。当然,这是任务的不同决定的。神六飞行中,航天员的操作单元有几百项,而神七增加到了1000多项。
经过无数次训练、早已对每一个按钮和每一项操作烂熟于心的航天员们告诉本刊记者,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操作手册,谁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地面训练也可能遭遇危险
转椅、秋千、转床、离心机,锻炼的是航天员的航天特殊功能——前庭功能、血液重新分布功能以及超重耐受力。
8米长的旋转手臂,前端连着椭圆形的不锈钢封闭吊舱,转动时如同游乐场中的“飞碟”——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载人离心机。当离心机按照一定速度旋转起来时,可以模拟出航天器上升和返回时的持续超重状态。
这项训练中,航天员常常要做到8倍重力加速度,持续时间达几十秒。坐在吊舱里的航天员不仅要在超重负荷下练习各种抗复合动作,还要判读信号、回答提问。在强大作用力的牵引下,面部肌肉都会变形,眼泪常常不自觉地往外流。
这是很多航天员公认的最痛苦的一项训练。杨利伟说:“进行这种训练时,我们身边有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挺不住了可以立即按动。但是,在过去这些年的训练中,红色按钮一次也没有被按动过。”
最难进行模拟的是失重环境。俄罗斯有大型失重飞机,我国没有。因此,我国航天员曾赴俄罗斯进行失重飞机体验训练。
其后,航天员中心新建成了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模拟失重训练水槽,用于训练航天员出舱行走,模拟在太空失重的感觉。其道理并不复杂:人体浸入水中时,通过增减配重和漂浮器使人体的重力和浮力相等,就会产生模拟失重的感觉。当然,水下并没有完全消除重力对人体的影响,不同于真正的失重环境。
在水下体验失重,也是各国训练航天员的通行做法。失重飞机所产生的失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重状态,但时间太短了——飞机每飞一个抛物线,只能产生15到30秒的失重时间。而国外目前的出舱活动长达4到6个小时。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神七航天员将进行出舱活动。自然,在神七任务训练中,水槽训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唯一一种无法在地面上完全模拟的状态,失重究竟是什么感觉?费俊龙向本刊记者描述说:“跟游泳相似,但又不一样。更确切地说,人就像气球一样随意漂浮,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飘得很远。”
其实,即使在地面进行训练,航天员距离危险并不遥远。
2008年3月的一次水槽训练中,轻装下水的航天员翟志刚就在训练间隙遭遇了一次险情。“我慢慢趴在水池底下,距池底很近,突然听见气瓶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金属敲击。潜水员发现了,马上把他的应急气嘴塞到我嘴里。气瓶继续漏,整个水下全是气泡,都看不见人了。我心里很踏实,因为已经用了别人的气瓶,没有危险了,顺利按照规定的时间浮上了水面。”
氧气瓶漏气,一个似乎并不严重的故障,可能引发的后果一点也不轻——如果当时没能及时吸气、被水呛住而影响肺部功能,翟志刚很有可能就无法继续神七任务的训练与乘组选拔了。
工作人员说,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中,翟志刚没有一丝慌张,如同应对一次教员故意设下的故障——从容,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仅在飞船操作训练中,就设置了48种与航天员操作相关的故障。
10年受训58个专业
1998年到2008年,中国航天员已历10年。在这10年中,他们接受的训练远不止以上这些。从基础理论训练阶段、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阶段到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阶段,8大类58个专业,被称为上天的“58个阶梯”。
只有航天员自己才清楚,这58级中的每一步攀登,都是何等艰辛。
仅是理论学习,就包含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高等数学、天文学、英语等30多门课程。对于这些长于操作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太多太多知识都是全新的。
聂海胜说,这10年里最苦的就是头一两年。“补基础文化课,还要学新的东西。记不住,听不懂,只能天天加班。”
杨利伟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他每晚从航天员公寓往家里打电话,让妻子张玉梅在电话里“考”单词。后来考试时,他得了100分。
一个休息日,妻子回家时发现杨利伟在客厅里不停地转圆圈——过两天要做转椅训练考核,他想先“刺激刺激自己”。
景海鹏说,这10年里,他从没耽误过一天训练,也从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
淘汰率为零
负责飞船操作技术训练的教员胡银燕说,航天员是她教过的最聪明、最优秀而又勤奋的学生。
“他们动手能力强,记忆力好,手、眼配合超过常人。”胡银燕举例说,在正常飞行状态下,“神舟”六号飞船上需要航天员手动操作的项目比“神舟”五号增加了100多项,要求航天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航天员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操作,入选神六梯队的6名航天员,飞船操作技术全是满分。
胡银燕还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他们好学爱问。“每个人都很灵,任何问题都喜欢钻研。所以在训练中,光告诉‘怎么做’不行,必须得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才善罢甘休。”胡银燕说。
早在飞天之前,中国航天员的素质,就受到了国外航天同行的肯定。
1999年,宿双宁带着中国航天员到俄罗斯用大型飞机作失重训练。上飞机的前一天,俄罗斯人对宿双宁说:你们的人要是吐了,我们就停飞——基于安全考虑。宿双宁说,希望你们动作不要太大,因为我们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作这种实际飞行实验。
第二天上机前,翻译悄悄告诉他,俄罗斯人私底下嘀咕,要看看中国人的前庭功能和训练水平行不行,也许动作大点儿,就会产生空间运动病甚至发生呕吐。
“那是在1.5万米高空,一个小时里连续飞了十个抛物线。我们的小伙子超重时神情自若,失重时都纷纷飘起来,还不断做着穿、脱宇航服等动作。后来,俄罗斯人由衷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中国航天员选得好!”
2003年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评选委员会评定揭晓:经历5年零6个月、3000多个学时的培训,14名航天员全部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都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
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
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在一个院子里研究航天员在太空面临的所有问题。”
——这就是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天员的时候,围绕着航天员生活与训练的各种研究,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展多年。
“神舟”六号发射前夕,这个“院子”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这是继俄罗斯加加林训练中心、美国休斯顿航天中心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员中心。
从外表看,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宁静的大院似乎与任何一个花园式小区并无差异。人们经过这里时,偶尔会瞥见绿树掩映中的门牌:北清路26号院。
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于1968年4月。那时,她的名字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任务是让中国航天员驾驶“曙光”号安全进入太空——不仅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要保证他们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中国飞天英雄的称呼,也是从这时起确定的。国外的航天员一般翻译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提出,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
怎么称呼,似乎不重要,但也能折射出一些很重要的事。神五完成太空之旅后,在以英文、德文、丹麦语、荷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等语言采写的新闻中,各国记者用“taikonaut”来特指中国航天员——这是一个用汉语拼音的“太空”与英文“宇航员”嫁接而成的新词,一个因为中国载人航天成功而诞生的专用词。
在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观点指导下,围绕航天员开展的工作被提炼为三个基本因素:人——航天员、机——载人航天器和生命保障系统、环境——太空的失重、超重、真空等环境。三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学术思想,为千头万绪的飞天任务,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架构。
“曙光”号最终没有发射,但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进行的研制工作,却没有停止。这也是中国“神舟”能在工程正式启动后的短短十年内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经辗转,航天员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搬进了占地面积达3000亩的北京航天城。与中心毗邻的,还有飞船系统和飞控系统的科研实验部门。
初访航天城的人们,总会对小城一隅那座岗哨重重的红色矮楼感到好奇——那正是航天员生活的地方。其实,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里,都藏着无数中国航天员上天的秘密。
航天基础医学,实施医学,生保工程,航天仿真……汇集这里的各个学科的精英,每天都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航天员怎么适应太空环境?怎样操作航天器?派谁去执行任务?上天后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国人此前不曾涉足的新天地。
本刊记者亲身体验模拟“飞船”
巡览航天员中心,先从地面训练设备看起。
所谓地面设备,就是在地面上创造出一个模拟太空的环境,让航天员在其中进行适应性训练。有没有一个设备能够模拟太空中的一切——超重、失重、热真空?答案是否定的。不同的设备,只能为航天员模拟出太空中的某个要素和环境。这正是航天员训练的最大难点。
全任务飞行训练模拟器,模拟的是飞船从发射到返回着陆的全过程和各种应急状态,如同太空飞行前的“彩排”。航天员在这里熟悉各种指令,飞船的显示和操作,各个阶段的正常操作和故障状态下的处理操作,以及太空飞行程序和舱内设备的使用。每次训练,航天员一进舱就要待上四个小时甚至更长。
从三舱结构到内部仪器,模拟器与神舟飞船一模一样。可以说,它就是地面上的飞船,作用相当于飞行员的教练机。
“克隆”的不仅是结构。模拟器通过视觉模拟、音响模拟的方式,让航天员通过“舷窗”,可以看到苍茫的太空和下方的地球,也能听到从待发段到着陆全程中的各种声音。
如同乐队指挥,主控计算机以40毫秒一个节拍的速度“打拍子”,使设备、视觉、音响三者同步进行——40毫秒,是人的听觉感到“流畅”的极限。
以假乱真的技术,让三位拜访过太空的航天员赞叹不已。他们说,模拟器基本和天上的情况一样。杨利伟提出,唯一的一点区别,是飞船穿过大气层返回时,舱外火焰燃烧的颜色比模拟状态更鲜艳。
本刊记者曾钻进竖立放置、模拟发射状态的“克隆”飞船,体验“太空”飞行的全过程。
银灰色的座椅像一瓣蛋壳,又像婴儿的摇篮。航天员在飞行中与其说是坐在座椅上,不如说是躺在“摇篮”里。但即使是身材娇小的人躺在其中,仍然会感到有些局促。而神舟飞船已经是世界上可利用空间最大的飞船了。
凉爽的空气,在空调和电扇的推动下,在舱内不停地流动。难怪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说:“飞船里的空气比地面上的还要清新。”
躺在大约与水平面成30度的座椅上,密密麻麻的仪表板、操作盘、显示器一目了然。可在飞行数据和地图间切换的屏幕上,正在显示一幅深灰色的地图。飞行过程的推进,在地图上延伸着一条黄色的轨迹。屏幕下方中部地带,排列着上下几排两厘米见方的显示按钮,随着每一个飞行事件的到来,按钮会变成耀眼的绿色。同时提醒航天员的还有语音系统。比如,到了点火后第583秒,标记着“船箭分离”的按钮自动变亮,仪表板左上方的发声单元三次“念”出:“船箭分离!”
工作人员启动了航天员飞行训练程序,用“快进”的方式让本刊记者体验了一遍神舟飞行的主要节点。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个时刻:火箭发射后200秒时,整流罩分离,原本漆黑的舷窗一下子变得透亮;飞船返回途中,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后,返回舱进入了大气层,从舷窗和座椅面前的光学瞄准镜向外看,外面烈火熊熊——实际飞行中此时此刻的飞船,正如同一个火球,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穿越大气层。
据科研人员介绍,为神七任务研制的模拟器,在神六基础上进行了80多处更新。当然,这是任务的不同决定的。神六飞行中,航天员的操作单元有几百项,而神七增加到了1000多项。
经过无数次训练、早已对每一个按钮和每一项操作烂熟于心的航天员们告诉本刊记者,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操作手册,谁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地面训练也可能遭遇危险
转椅、秋千、转床、离心机,锻炼的是航天员的航天特殊功能——前庭功能、血液重新分布功能以及超重耐受力。
8米长的旋转手臂,前端连着椭圆形的不锈钢封闭吊舱,转动时如同游乐场中的“飞碟”——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载人离心机。当离心机按照一定速度旋转起来时,可以模拟出航天器上升和返回时的持续超重状态。
这项训练中,航天员常常要做到8倍重力加速度,持续时间达几十秒。坐在吊舱里的航天员不仅要在超重负荷下练习各种抗复合动作,还要判读信号、回答提问。在强大作用力的牵引下,面部肌肉都会变形,眼泪常常不自觉地往外流。
这是很多航天员公认的最痛苦的一项训练。杨利伟说:“进行这种训练时,我们身边有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挺不住了可以立即按动。但是,在过去这些年的训练中,红色按钮一次也没有被按动过。”
最难进行模拟的是失重环境。俄罗斯有大型失重飞机,我国没有。因此,我国航天员曾赴俄罗斯进行失重飞机体验训练。
其后,航天员中心新建成了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模拟失重训练水槽,用于训练航天员出舱行走,模拟在太空失重的感觉。其道理并不复杂:人体浸入水中时,通过增减配重和漂浮器使人体的重力和浮力相等,就会产生模拟失重的感觉。当然,水下并没有完全消除重力对人体的影响,不同于真正的失重环境。
在水下体验失重,也是各国训练航天员的通行做法。失重飞机所产生的失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重状态,但时间太短了——飞机每飞一个抛物线,只能产生15到30秒的失重时间。而国外目前的出舱活动长达4到6个小时。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神七航天员将进行出舱活动。自然,在神七任务训练中,水槽训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唯一一种无法在地面上完全模拟的状态,失重究竟是什么感觉?费俊龙向本刊记者描述说:“跟游泳相似,但又不一样。更确切地说,人就像气球一样随意漂浮,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飘得很远。”
其实,即使在地面进行训练,航天员距离危险并不遥远。
2008年3月的一次水槽训练中,轻装下水的航天员翟志刚就在训练间隙遭遇了一次险情。“我慢慢趴在水池底下,距池底很近,突然听见气瓶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金属敲击。潜水员发现了,马上把他的应急气嘴塞到我嘴里。气瓶继续漏,整个水下全是气泡,都看不见人了。我心里很踏实,因为已经用了别人的气瓶,没有危险了,顺利按照规定的时间浮上了水面。”
氧气瓶漏气,一个似乎并不严重的故障,可能引发的后果一点也不轻——如果当时没能及时吸气、被水呛住而影响肺部功能,翟志刚很有可能就无法继续神七任务的训练与乘组选拔了。
工作人员说,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中,翟志刚没有一丝慌张,如同应对一次教员故意设下的故障——从容,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仅在飞船操作训练中,就设置了48种与航天员操作相关的故障。
10年受训58个专业
1998年到2008年,中国航天员已历10年。在这10年中,他们接受的训练远不止以上这些。从基础理论训练阶段、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阶段到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阶段,8大类58个专业,被称为上天的“58个阶梯”。
只有航天员自己才清楚,这58级中的每一步攀登,都是何等艰辛。
仅是理论学习,就包含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高等数学、天文学、英语等30多门课程。对于这些长于操作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太多太多知识都是全新的。
聂海胜说,这10年里最苦的就是头一两年。“补基础文化课,还要学新的东西。记不住,听不懂,只能天天加班。”
杨利伟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他每晚从航天员公寓往家里打电话,让妻子张玉梅在电话里“考”单词。后来考试时,他得了100分。
一个休息日,妻子回家时发现杨利伟在客厅里不停地转圆圈——过两天要做转椅训练考核,他想先“刺激刺激自己”。
景海鹏说,这10年里,他从没耽误过一天训练,也从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
淘汰率为零
负责飞船操作技术训练的教员胡银燕说,航天员是她教过的最聪明、最优秀而又勤奋的学生。
“他们动手能力强,记忆力好,手、眼配合超过常人。”胡银燕举例说,在正常飞行状态下,“神舟”六号飞船上需要航天员手动操作的项目比“神舟”五号增加了100多项,要求航天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航天员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操作,入选神六梯队的6名航天员,飞船操作技术全是满分。
胡银燕还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他们好学爱问。“每个人都很灵,任何问题都喜欢钻研。所以在训练中,光告诉‘怎么做’不行,必须得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才善罢甘休。”胡银燕说。
早在飞天之前,中国航天员的素质,就受到了国外航天同行的肯定。
1999年,宿双宁带着中国航天员到俄罗斯用大型飞机作失重训练。上飞机的前一天,俄罗斯人对宿双宁说:你们的人要是吐了,我们就停飞——基于安全考虑。宿双宁说,希望你们动作不要太大,因为我们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作这种实际飞行实验。
第二天上机前,翻译悄悄告诉他,俄罗斯人私底下嘀咕,要看看中国人的前庭功能和训练水平行不行,也许动作大点儿,就会产生空间运动病甚至发生呕吐。
“那是在1.5万米高空,一个小时里连续飞了十个抛物线。我们的小伙子超重时神情自若,失重时都纷纷飘起来,还不断做着穿、脱宇航服等动作。后来,俄罗斯人由衷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中国航天员选得好!”
2003年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评选委员会评定揭晓:经历5年零6个月、3000多个学时的培训,14名航天员全部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都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白瑞雪、孙彦新报道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
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
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在一个院子里研究航天员在太空面临的所有问题。”
——这就是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天员的时候,围绕着航天员生活与训练的各种研究,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展多年。
“神舟”六号发射前夕,这个“院子”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这是继俄罗斯加加林训练中心、美国休斯顿航天中心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员中心。
从外表看,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宁静的大院似乎与任何一个花园式小区并无差异。人们经过这里时,偶尔会瞥见绿树掩映中的门牌:北清路26号院。
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于1968年4月。那时,她的名字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任务是让中国航天员驾驶“曙光”号安全进入太空——不仅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要保证他们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中国飞天英雄的称呼,也是从这时起确定的。国外的航天员一般翻译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提出,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
怎么称呼,似乎不重要,但也能折射出一些很重要的事。神五完成太空之旅后,在以英文、德文、丹麦语、荷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等语言采写的新闻中,各国记者用“taikonaut”来特指中国航天员——这是一个用汉语拼音的“太空”与英文“宇航员”嫁接而成的新词,一个因为中国载人航天成功而诞生的专用词。
在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观点指导下,围绕航天员开展的工作被提炼为三个基本因素:人——航天员、机——载人航天器和生命保障系统、环境——太空的失重、超重、真空等环境。三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学术思想,为千头万绪的飞天任务,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架构。
“曙光”号最终没有发射,但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进行的研制工作,却没有停止。这也是中国“神舟”能在工程正式启动后的短短十年内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经辗转,航天员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搬进了占地面积达3000亩的北京航天城。与中心毗邻的,还有飞船系统和飞控系统的科研实验部门。
初访航天城的人们,总会对小城一隅那座岗哨重重的红色矮楼感到好奇——那正是航天员生活的地方。其实,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里,都藏着无数中国航天员上天的秘密。
航天基础医学,实施医学,生保工程,航天仿真……汇集这里的各个学科的精英,每天都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航天员怎么适应太空环境?怎样操作航天器?派谁去执行任务?上天后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国人此前不曾涉足的新天地。
本刊记者亲身体验模拟“飞船”
巡览航天员中心,先从地面训练设备看起。
所谓地面设备,就是在地面上创造出一个模拟太空的环境,让航天员在其中进行适应性训练。有没有一个设备能够模拟太空中的一切——超重、失重、热真空?答案是否定的。不同的设备,只能为航天员模拟出太空中的某个要素和环境。这正是航天员训练的最大难点。
全任务飞行训练模拟器,模拟的是飞船从发射到返回着陆的全过程和各种应急状态,如同太空飞行前的“彩排”。航天员在这里熟悉各种指令,飞船的显示和操作,各个阶段的正常操作和故障状态下的处理操作,以及太空飞行程序和舱内设备的使用。每次训练,航天员一进舱就要待上四个小时甚至更长。
从三舱结构到内部仪器,模拟器与神舟飞船一模一样。可以说,它就是地面上的飞船,作用相当于飞行员的教练机。
“克隆”的不仅是结构。模拟器通过视觉模拟、音响模拟的方式,让航天员通过“舷窗”,可以看到苍茫的太空和下方的地球,也能听到从待发段到着陆全程中的各种声音。
如同乐队指挥,主控计算机以40毫秒一个节拍的速度“打拍子”,使设备、视觉、音响三者同步进行——40毫秒,是人的听觉感到“流畅”的极限。
以假乱真的技术,让三位拜访过太空的航天员赞叹不已。他们说,模拟器基本和天上的情况一样。杨利伟提出,唯一的一点区别,是飞船穿过大气层返回时,舱外火焰燃烧的颜色比模拟状态更鲜艳。
本刊记者曾钻进竖立放置、模拟发射状态的“克隆”飞船,体验“太空”飞行的全过程。
银灰色的座椅像一瓣蛋壳,又像婴儿的摇篮。航天员在飞行中与其说是坐在座椅上,不如说是躺在“摇篮”里。但即使是身材娇小的人躺在其中,仍然会感到有些局促。而神舟飞船已经是世界上可利用空间最大的飞船了。
凉爽的空气,在空调和电扇的推动下,在舱内不停地流动。难怪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说:“飞船里的空气比地面上的还要清新。”
躺在大约与水平面成30度的座椅上,密密麻麻的仪表板、操作盘、显示器一目了然。可在飞行数据和地图间切换的屏幕上,正在显示一幅深灰色的地图。飞行过程的推进,在地图上延伸着一条黄色的轨迹。屏幕下方中部地带,排列着上下几排两厘米见方的显示按钮,随着每一个飞行事件的到来,按钮会变成耀眼的绿色。同时提醒航天员的还有语音系统。比如,到了点火后第583秒,标记着“船箭分离”的按钮自动变亮,仪表板左上方的发声单元三次“念”出:“船箭分离!”
工作人员启动了航天员飞行训练程序,用“快进”的方式让本刊记者体验了一遍神舟飞行的主要节点。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个时刻:火箭发射后200秒时,整流罩分离,原本漆黑的舷窗一下子变得透亮;飞船返回途中,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后,返回舱进入了大气层,从舷窗和座椅面前的光学瞄准镜向外看,外面烈火熊熊——实际飞行中此时此刻的飞船,正如同一个火球,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穿越大气层。
据科研人员介绍,为神七任务研制的模拟器,在神六基础上进行了80多处更新。当然,这是任务的不同决定的。神六飞行中,航天员的操作单元有几百项,而神七增加到了1000多项。
经过无数次训练、早已对每一个按钮和每一项操作烂熟于心的航天员们告诉本刊记者,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操作手册,谁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地面训练也可能遭遇危险
转椅、秋千、转床、离心机,锻炼的是航天员的航天特殊功能——前庭功能、血液重新分布功能以及超重耐受力。
8米长的旋转手臂,前端连着椭圆形的不锈钢封闭吊舱,转动时如同游乐场中的“飞碟”——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载人离心机。当离心机按照一定速度旋转起来时,可以模拟出航天器上升和返回时的持续超重状态。
这项训练中,航天员常常要做到8倍重力加速度,持续时间达几十秒。坐在吊舱里的航天员不仅要在超重负荷下练习各种抗复合动作,还要判读信号、回答提问。在强大作用力的牵引下,面部肌肉都会变形,眼泪常常不自觉地往外流。
这是很多航天员公认的最痛苦的一项训练。杨利伟说:“进行这种训练时,我们身边有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挺不住了可以立即按动。但是,在过去这些年的训练中,红色按钮一次也没有被按动过。”
最难进行模拟的是失重环境。俄罗斯有大型失重飞机,我国没有。因此,我国航天员曾赴俄罗斯进行失重飞机体验训练。
其后,航天员中心新建成了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模拟失重训练水槽,用于训练航天员出舱行走,模拟在太空失重的感觉。其道理并不复杂:人体浸入水中时,通过增减配重和漂浮器使人体的重力和浮力相等,就会产生模拟失重的感觉。当然,水下并没有完全消除重力对人体的影响,不同于真正的失重环境。
在水下体验失重,也是各国训练航天员的通行做法。失重飞机所产生的失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重状态,但时间太短了——飞机每飞一个抛物线,只能产生15到30秒的失重时间。而国外目前的出舱活动长达4到6个小时。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神七航天员将进行出舱活动。自然,在神七任务训练中,水槽训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唯一一种无法在地面上完全模拟的状态,失重究竟是什么感觉?费俊龙向本刊记者描述说:“跟游泳相似,但又不一样。更确切地说,人就像气球一样随意漂浮,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飘得很远。”
其实,即使在地面进行训练,航天员距离危险并不遥远。
2008年3月的一次水槽训练中,轻装下水的航天员翟志刚就在训练间隙遭遇了一次险情。“我慢慢趴在水池底下,距池底很近,突然听见气瓶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金属敲击。潜水员发现了,马上把他的应急气嘴塞到我嘴里。气瓶继续漏,整个水下全是气泡,都看不见人了。我心里很踏实,因为已经用了别人的气瓶,没有危险了,顺利按照规定的时间浮上了水面。”
氧气瓶漏气,一个似乎并不严重的故障,可能引发的后果一点也不轻——如果当时没能及时吸气、被水呛住而影响肺部功能,翟志刚很有可能就无法继续神七任务的训练与乘组选拔了。
工作人员说,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中,翟志刚没有一丝慌张,如同应对一次教员故意设下的故障——从容,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仅在飞船操作训练中,就设置了48种与航天员操作相关的故障。
10年受训58个专业
1998年到2008年,中国航天员已历10年。在这10年中,他们接受的训练远不止以上这些。从基础理论训练阶段、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阶段到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阶段,8大类58个专业,被称为上天的“58个阶梯”。
只有航天员自己才清楚,这58级中的每一步攀登,都是何等艰辛。
仅是理论学习,就包含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高等数学、天文学、英语等30多门课程。对于这些长于操作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太多太多知识都是全新的。
聂海胜说,这10年里最苦的就是头一两年。“补基础文化课,还要学新的东西。记不住,听不懂,只能天天加班。”
杨利伟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他每晚从航天员公寓往家里打电话,让妻子张玉梅在电话里“考”单词。后来考试时,他得了100分。
一个休息日,妻子回家时发现杨利伟在客厅里不停地转圆圈——过两天要做转椅训练考核,他想先“刺激刺激自己”。
景海鹏说,这10年里,他从没耽误过一天训练,也从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
淘汰率为零
负责飞船操作技术训练的教员胡银燕说,航天员是她教过的最聪明、最优秀而又勤奋的学生。
“他们动手能力强,记忆力好,手、眼配合超过常人。”胡银燕举例说,在正常飞行状态下,“神舟”六号飞船上需要航天员手动操作的项目比“神舟”五号增加了100多项,要求航天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航天员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操作,入选神六梯队的6名航天员,飞船操作技术全是满分。
胡银燕还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喜欢挑战自我,碰到特别难的训练,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看我三分钟搞定”,是他们的口头禅。
他们好学爱问。“每个人都很灵,任何问题都喜欢钻研。所以在训练中,光告诉‘怎么做’不行,必须得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才善罢甘休。”胡银燕说。
早在飞天之前,中国航天员的素质,就受到了国外航天同行的肯定。
1999年,宿双宁带着中国航天员到俄罗斯用大型飞机作失重训练。上飞机的前一天,俄罗斯人对宿双宁说:你们的人要是吐了,我们就停飞——基于安全考虑。宿双宁说,希望你们动作不要太大,因为我们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作这种实际飞行实验。
第二天上机前,翻译悄悄告诉他,俄罗斯人私底下嘀咕,要看看中国人的前庭功能和训练水平行不行,也许动作大点儿,就会产生空间运动病甚至发生呕吐。
“那是在1.5万米高空,一个小时里连续飞了十个抛物线。我们的小伙子超重时神情自若,失重时都纷纷飘起来,还不断做着穿、脱宇航服等动作。后来,俄罗斯人由衷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中国航天员选得好!”
2003年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评选委员会评定揭晓:经历5年零6个月、3000多个学时的培训,14名航天员全部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都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国外航天员的训练淘汰率平均为50%。但1998年至今,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