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尖峰时刻之布拉格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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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968年，红色苏联的颠峰时刻
1966年～1968年，是西方人眼中反叛的年代：在这几个动荡的年头里，鲜红成了地球上最醒目的颜色——星条旗的感召力在黑人运动、反战青年以及跨掉一代的大合唱中，开始与南越丛林中的美国军队一起崩溃；在西欧，迎接戴高乐就职10年庆典的，是100万法国左翼工人的示威。冷战的积极发起者邱吉尔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辞世后，扼杀红色政权的铁幕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抵挡洪水猛兽的屏障；后半生致力于用阴谋瓦解红色堡垒的艾伦.杜勒斯，在临死前却悲哀的看到：在红色帝国内部出现了他梦寐以求的裂缝时，美利坚甚至没有向布拉格的示威者暗通款曲的勇气——以致于寻找借口的苏联情报人员不得不自己扮演起了中情局特工！
经过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直到勃列日涅夫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年后半期时，20年的冷战不但没有使苏联崩溃，反而使这个在二战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国家开始了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从1966～197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8.6%，乙类（民用消费品生产行业）增长8.4%。此时，苏联战略核力量已经从数量上压倒了美利坚合众国，而K-116号、K-133号核潜艇的环球旅行，则宣告了在这个兰色的星球上，没有谁能躲过“伊万”们的致命一击。
1968年，留在西方人眼中的，就是这样一段红色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冷战的攻守之势彻底发生了逆转：莫斯科的统治者看到，他们再也不需要象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指望靠赌博来谋求战略稳定；而布鲁塞尔的盟军将领则发现，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扼杀红色帝国，而是要时刻提防来自东方的渗透、煽动和奇袭。当然，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战车在扩张之路开始加速——这个速度最后一直快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军事力量也是最强的国家都不能支撑的地步。在1968年的冷战记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个军事角度上的经典奇袭，在冷战的历史中却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黑色幽默：入侵布拉格时的胜利者，从此开始踏上了自己从颠峰到崩溃的不归之路；而被苏联闪击战惊得目瞪口呆的西方世界，却在冷战中笑到了最后——这一点，与1936年前后第三帝国在慕尼黑—布拉格进行的博奕，也可谓是“惊人相似的一幕”！
原载于《较量》
大清洗与“冰河时代”的较量
布拉格，坐落于伏尔塔瓦河两岸的中欧名城，在旅游手册中永远座是风光旖旎、阳光明媚的胜地。然而，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同布拉格一样经受屡屡被命运所捉弄的城市，却是少之又少：奥匈帝国皇帝、柏林的独裁者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20世纪里交替主宰了这个城市。在布拉格人的记忆中，“布拉格之春”以前的那段日子，是一段大清洗的恐怖和长达15年的“冰河时代”。
1945年，从法西斯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在布拉格按自己的意愿（当然还要受美苏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同时存在的影响），选择了资本主义多党制共和国。不过，既然苏联红军占据的领土远大于美军，而且随同苏联军队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那么在邱吉尔放言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时，致力于把势力范围向西扩张来赢得安全的苏联人，也就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扩张的机会。尽管在冷战初期，憾于实力远逊于北美-西欧轴心的斯大林并不敢直接用红军实现目标，但是在莫斯科专家的顾问和经费的支援下，从苏联返回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的12名部长，借口内务部长（共产党员）企图操纵警察机关，希望以集体辞职来促成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不过资本主义政客的斗争手腕，在这个恢复主权才3年的国家显得很失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各政党和群众组织中的“反动分子”进行了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尽管西方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苏军所到之处的必然结果，不过在这次“二月革命”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没有直接借助苏联的军刀和坦克，倒是布拉格各个工厂的工人为了新生的政权，在游行、示威和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处出了极度的热情——他们此时正在憧憬一个明媚的春天。
对于布拉格人来说，这个春天却十分短暂——在冷战时代，凡是被超级大国关注的小国家，很少能按自己的意愿主宰自己的命运。1949年夏天，在捷尔任斯基大厦完成学业的拉吉斯拉夫.柯勃里伐回到布拉格，按莫斯科的命令（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个使人恐惧的“混合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与情报局的前身）。鉴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与克里姆林宫分道扬镳，为了避免红色阵营中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柯勃里伐麾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国家安全人员，在这一年开始把精力从“寻找漏网的资产阶级政客”转向寻找共产党内的“叛国者”、“民族主义破坏分子”和“犹太反动分子”。按照莫斯科的安排，捷克斯洛伐克以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为范本（也进行了1950年、1952年和1954年的3次大审判）开始了清除“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行动——这个行动的7万余名受害者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因为“积极的叛国活动罪”按斯大林的决定被处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人员的专业化酷刑和对革命的无限热情，以及KGB教员的严格训练（有时还有苏联安全人员直接参与），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监狱中造就了人满为患的政治犯，在他们卓有成效地努力下，一批在1年前还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奔波的老共产党员甚至对强加给自己的“罪行” 心悦诚服——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副部长阿·朗登事后回忆坐牢的情景时说：如果有人要求的话，自己甚至会证明一岁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分子！
如果不是斯大林猝然离世，这场血腥清洗也许会波及更多的人，不过在习惯了用红色恐怖去对待白色危机的斯大林主义者看来，经受这样一次洗礼，也许是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冷战中红色战友的必由之路。当然，猛烈的大清洗既然有如此多的受害者，那么也就给同样多的人提供了机会：1945年还是布拉格一个区党组书记的安托宁.诺沃提尼，职务在每次大审判前后都幸运地上了一个台阶，到1951年12月6日，他取代囹圄中的斯兰斯基担任了党的总书记。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缔造者、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在参加斯大林葬礼三天后去世，锁匠出身的诺沃提尼顺利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领袖。
诺沃提尼的时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回忆中的“冰河时代”。但历史人物一旦登上舞台，总要对历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换一个领袖，接下来这个国家也许就会在冷战中平平安安的伴随着苏联老大哥同生共灭，但斯大林式清洗的受益人诺沃提尼却是个教条而又反应迟钝的人：不但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骚乱没能让他有所警觉，甚至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时，他还醉心于在国内经营自己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为了获得这个爱慕虚荣小伙伴的支持，赫鲁晓夫把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座山峰命名为“诺沃提尼峰”——后来，他终于和赫鲁晓夫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赫鲁晓夫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时，伤感的诺沃提尼居然给莫斯科发了份电报：“捷克人民对赫鲁晓夫的不幸感到难过”！这个不明智的电报无疑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诺沃提尼对外的迟钝只是影响他个人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国内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策略，对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历史，影响也许是致命的：曾经是中欧发达工业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式的框架下，机械工业的70%是单件生产，而整个工业的自动化发展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3—1/6（可笑的是，捷克官方的统计数率则显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居然是法国的2.75倍）！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更沮丧的是，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品在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协调下被拿到苏联换取石油，不过石油价格却比西方国家购买时贵一倍。同时，作为捷克人的诺沃提尼，在打击“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时也不遗余力，这不但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最终在90年代分裂多少有些影响，在当时也激起了斯洛伐克族的官员越来越强烈的敌视。
诺沃提尼冰河一样的统治何时产生了第一条裂缝，现在已经无从考究，在赫鲁晓夫开始了他在苏联的改革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内部，就出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出身于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也往往因为诺沃提尼的过火行为开始和改革派一起向他挑战。不过，按照冷战时期的游戏规则，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诺沃提尼因为有苏联方面支持，改革派始终不能在布拉格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冰河的下面河水却始终没有停止流动，产生米兰.昆德拉这样作家的捷克民族，思维是活跃的，他们从赫鲁晓夫的“改革”开始起，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沉闷的现实。60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就不断用隐晦的象征突破官僚系统检查，奚落诺沃提尼体制。1963年，在捷克一些大学里，在激情被现实所禁锢的青年大学生中（当然，这也有美国之音、BBC等电台的不小“功劳”），持不同政见组织也悄悄成立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年轻人有每年5月1日向浪漫主义诗人胡涅克.马查的献花致敬的习惯，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在对现实不满的积淀中，慢慢变成了向死水一潭的社会示威。到了1966年5月1日，学生、学徒、小职员和年轻工人组成的几百人队伍，开始从佩特林公园的诗人墓地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警察是盖世太保” 之类的口号游行到市中心，他们拦住了几辆电车，焚烧了电车上的红旗。这件事反映出诺沃提尼体制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捷克共产党仍然对此没有什么清醒地认识，他们的对策是把12名游行者被关进了监狱，而布拉格大学激进的分子伊里.米勒，则被勒令退学并被征召到捷克人民军接受“教育”。
对于诺沃提尼和他冰河一般的体制来说，真正的危机是1967年10月31日到来的。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大学生居住区，是一个荒凉且比较容易停电的地方。10月31日晚上9点，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协会派出的记者正在与学生委员会讨论改善住宿条件时，这里突然停电了。在与往常一样的喧嚷生、口哨声中，积怨已久的学生们自发拥到了宿舍外面，受到“让我们全部走出去”呼喊的影响，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擎着火把，吹打着各种乐器，浩浩荡荡地向布拉格市里进发。在奈鲁多娃大街，游行队伍被警察拦住了去路。双方的对峙在警察试图驱散队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场群殴，警察则借助警棍和催泪瓦斯将学生队伍从大街一直驱赶到宿舍区，双方地冲突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结束——这就是所谓的“斯特拉霍夫事件”。即使是根据后来西方人的记载，这次冲突中受重伤的学生不过两人，但是通过学生、医生们、更重要的是西方旅游者和外交官等渠道获得的信息，西方电台使这个事件成为了点燃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11月初，各种各样的消息开始在布拉格街头蔓延：斯特拉霍夫事件是国外敌人发起的，工人民兵队将要对学生采取行动等等——后人估计，尽管事件的发起者未必是西方间谍，但后来这些流传的若干谣言，源头应该有不少来自西方。
以斯特拉霍夫事件为开端，正在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捷共主席团内的改革派们，又一次向诺沃尼提发起了进攻。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身兼总统和第一书记职务的诺沃尼提身上，这个建议在主席团的另外9人中则有5个人赞成。由于日后的窝囊经历，杜布切克往往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弱的政治家，但在我们翻开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时，却会很吃惊的发现：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得机智和手段，要比只会模仿斯大林的诺沃提尼高明得多。
由于诺沃尼提还有苏联和武装部队这两张王牌，因此主席团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了12月初，直到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来访打断僵持局面——尽管诺沃尼提和他的盟友希望这次访问是“为赞助诺沃提尼同志而进行的干预”，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在告别前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权力斗争的评语是：“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莫斯科通过波兰情报机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之争甚为了解，但此时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内部安插间谍的习惯）——这与诺沃提尼3年前不合时宜的电报不无关系。当然，从12月9日勃列日涅夫离开到12月19日重新召开主席团会议，在冰河下较量的双方也都没有闲着：诺沃尼提的亲信、保安部队首脑米罗斯拉夫.马缪拉整理了诺沃提尼反对者的名单并开始准备逮捕证；而一向以宽容示人的杜布切克则和自己的支持者普尔赫利克将军在布拉格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并向全国各军区派出了特别代表。1月2日，因为圣诞和新年中断的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时，杜布切克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诺沃尼提赶下了台——气急败坏的诺沃尼提在关键时刻，又因出言不慎使自己坚定的盟友亨德利赫倒戈；诺沃提尼在政治斗争中最后的希望，则还没有使用就破灭了：国防部副部长扬科将军和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少将调西波希米亚第一坦克师进入布拉格的密谋，因为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将军预先措施根本没有得逞。
布拉格，春天的背后
对一般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来说，刚刚听到的诺沃尼提辞职的消息，没有让他们觉察出特别的含义，毕竟，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但老练的杜布切克并没有给诺沃尼提更多的机会。就在1968年1月，杜布切克雷厉风行的首先把保安部队首脑马缪拉赶到了列特纳尼飞机制造厂去当小职员，普尔赫利克中将控制了保安部队，普尔赫利克中将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则由佩比赫少将接替。接下来，中央委员会中的诺沃提尼派一个一个被杜布切克的支持者所取代。在至关重要的军队系统，在12月中旬以指挥演习为理由躲避政治斗争、态度颇暧昧的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将军，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在电视转播冰球赛的休息时间利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自己开脱，并且含糊的暗示也可能有人“背着我发布命令试图利用武装部队”。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诺沃尼提的坚定支持者谢伊纳少将，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总代表克莱因的接洽后，带着儿子和一个妙龄女郎逃向了西方——这也差不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建树。为了向公众解释谢伊纳将军的出逃，布拉格官方的说法是这因为他在境外炒三叶草籽期货时难以自拔。诺沃提尼在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支持者扬科上将，则于3月14日在小汽车中开枪自杀，成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动荡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3月22日（另有一说是21日），大势已去的诺沃尼提辞去了总统职务。在以改革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杜布切克此时则在政坛上继续展示自己高超的手段：接替诺沃尼提职务的，不是公众眼里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政治明星，而是一个以军事回忆录作者出现在大众眼中的路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这位老将军离奇的命运，也可谓是20世纪东欧历史的一种缩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沃博达都是支持苏维埃的捷克志愿军中的一员，并且以军功当上了将军，但是到了1950年，曾经赠给他手枪的斯大林又命令将他剥夺军职，并一步一步送进了监狱。在大清洗中侥幸脱身以后，斯沃博达靠在一家农业合作社当会计谋生，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偶然问起了老战友，这才使他能有机会开始以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谋生，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已经72岁高龄。
当然，聪明的杜布切克，并没有忘记在冷战时代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与当年匈牙利的纳吉不同，在上台之初就向克里姆林宫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决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对于这样的诺言，克里姆林宫是要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做出结论的。2月22日布拉格庆祝1948年“二月革命”10周年大会上，在华沙条约国所有成员的政府首脑陪同下，杜布切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或许他是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春天的欢呼陶醉了，或许是他太需要用一个春天来赢得更多的支持，杜布切克在讲话中通篇都是要为过去的政治犯等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而勃列日涅夫在讲演时的主基调，却是赞扬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民族主义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然而，春风得意的杜布切克并没有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弦外之音，他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开始了行动。3月下旬以后， 捷共中央全会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并且制定了党的《行动纲领》，宣布要建设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并且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将“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对比来制订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一套观点，也许在赫鲁晓夫眼里只是有点出格而已，但是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王者却是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而且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支持与其说是欣赏，不如说是因为更厌恶诺沃尼提。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悦的心请来迎接杜布切克倡导的改革的，对此更加喜悦的，则是率领十五个国家在铁幕之外与苏联、东欧对峙多年的美国白宫。此时，被越南丛林折腾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总统，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对布拉格的一举一动了如执掌，他太需要有些麻烦来拖住越来越不安分的苏联人，好让自己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中能有更多时间去应付越南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反战青年——为了缓解冷战对峙的压力，约翰逊正在构思对苏联采取一些签定战略武器控制条约之类的缓和措施。不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政权，美国是怀恨已久的：正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革命”，促使美国通过了《经济合作法》第117［D］款修正案，它规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参加国如果向非参加国出口美国禁运物资，美国政府有权拒绝向该出口国提供利用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援助得到的那些物资。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成为西方伙伴中的一员，那么西方的势力将直接延伸到了苏联本土的乌克兰，退一步讲，即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南斯拉夫这样游离在苏联势力以外的共产党国家，那么苏联在东欧苦心经营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防线，也将会被拦腰斩断——当然，这也是苏联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忧心忡忡的原因。
在约翰逊的幕僚中，一贯强硬反共的国务卿腊斯克因为越南战争的折磨，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积极措施的态度一反常态的不太热心，曾经年轻新锐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因为自己的战争新思维在越南丛林中无所适从而一筹莫展。在白宫的高层中，只有苏联问题专家、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波伦对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开展行动很感兴趣，但理应站在第一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此时却又无能为力——冷战开始以后，西方特工向来不是苏联人的对手，而在外表斯文、行事强悍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苏联领导人）领导下，英美间谍更是在欧洲情报战中大败亏输（仅1967年KGB“鲁宾”行动中在欧洲和中东暴露的英国间谍就高达50多人）。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资料，1968年初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给了北约瓦解苏联阵营的极好机会，但就美国人而言，此时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和实力介入的。因此，美国人这时的主要工作还是通过广播电台，继续把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注意力由经济改革转移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压榨”上去。
与美国人的无能为力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而他们对自由化地态度因为种种因素，趋势上是越来越严厉的。经历了赫鲁晓夫稍微宽松的时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他的政策就遭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松散的抵抗，1965年，一些知识分子居然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了游行，而且发起者是苏联的氢弹研究者萨哈罗夫院士。此时，在罗马尼亚基本完成权力集中的齐奥塞斯库，因为其桀骜不逊的个性也开始与莫斯科发生矛盾，并且正扬言推出华约——在冷战中后期，齐奥塞斯库也是西方比较欣赏的共产党国家首脑，但是苏联这个敌人失去威胁后，他在西方政治家眼中不但很快失去了分量，而且很快失去了生命。
捷克斯洛伐克通过这场革命也许将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但莫斯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将一无所得，而其苦心营建的社会主义阵营，极有可能在布拉格的改革声中化为废墟（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判断是如果不加制止，那里很可能会变成奥地利这样地中立国）。在莫斯科的视野里，当年诺沃尼提在捷共内部的反对者分为三派，一派是嫌诺沃提尼还不够“革命”的“传统共产主义派”，另两派是企图分裂党的“党内改革派”和代表斯洛伐克民族情绪的“斯洛伐克派”；在他们眼里，杜布切克本来是斯洛伐克派的代表，现在他却离经叛道的成为党内分裂分子！此时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前KGB主席谢列斯特因为掌管地乌克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所以强烈主张严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尽管他为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个人影响力十分忌讳并正在为政治上打倒他做准备），而总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人都不赞同采取过分严肃的行动，至于勃列日涅夫本人，这个在某些人的回忆里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也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前提是必须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再向西前进。
然而，在杜布切克的改革唤醒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之后，他的行动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公众情绪和那些比他更激进的党内改革者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他，很清楚这样将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但作为外交家，杜布切克却只是个不会算计的幼稚的小学生，根本不会在冷战规则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比铁托、齐奥塞斯库等人确实差了很远）。在3月23日德累斯顿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他在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保证的同时，还想积极游说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希望获得这些华约各国内比较“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但除了卡达尔对他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外，杜布切克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在德累斯顿峰会上，不但保守的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质问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就是那个被苏联人撤职并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宣称要顶着莫斯科的压力走波兰自己道路的哥穆尔卡，在听到杜布切克大谈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西方世界眼中的“社会主义橱窗”时，也竟然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50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德累斯顿会议后，苏联人对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西方人眼中是个喜欢烈酒、打猎和奢侈品、没有太多主见的领导人，但就已经踏上冷战征程整个苏联领导层来说，是不会允许这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者在自己阵营中存在的，而杜布切克4月初对不通过莫斯科撤消国防部长洛姆斯基职务并改组内务部的举动，更让莫斯科感到无法无天——当年赫鲁晓夫在日正中天时，也不曾有改革秘密警察组织的念头！这时，只能列席会议但却左右着政治局委员视线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也开始坚决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积极的干预——根据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的回忆，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第一个“看透”匈牙利改革派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的主张对政治局委员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并不想用武力解决问题，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不知道美国人会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什么反应；第二，尽管有在战场上有当政治委员的经历，但勃列日涅夫对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很内行——不过这个爱慕虚荣的总书记对军功却很在意：因为自己在战场上微不足道的贡献，勃列日涅夫很热衷于晋升自己的军衔并且一次又一次授予自己“苏联英雄”称号。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朱可夫元帅的理由，是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的卓越“功勋”！引子：1968年，红色苏联的颠峰时刻
1966年～1968年，是西方人眼中反叛的年代：在这几个动荡的年头里，鲜红成了地球上最醒目的颜色——星条旗的感召力在黑人运动、反战青年以及跨掉一代的大合唱中，开始与南越丛林中的美国军队一起崩溃；在西欧，迎接戴高乐就职10年庆典的，是100万法国左翼工人的示威。冷战的积极发起者邱吉尔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辞世后，扼杀红色政权的铁幕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抵挡洪水猛兽的屏障；后半生致力于用阴谋瓦解红色堡垒的艾伦.杜勒斯，在临死前却悲哀的看到：在红色帝国内部出现了他梦寐以求的裂缝时，美利坚甚至没有向布拉格的示威者暗通款曲的勇气——以致于寻找借口的苏联情报人员不得不自己扮演起了中情局特工！
经过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直到勃列日涅夫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年后半期时，20年的冷战不但没有使苏联崩溃，反而使这个在二战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国家开始了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从1966～197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8.6%，乙类（民用消费品生产行业）增长8.4%。此时，苏联战略核力量已经从数量上压倒了美利坚合众国，而K-116号、K-133号核潜艇的环球旅行，则宣告了在这个兰色的星球上，没有谁能躲过“伊万”们的致命一击。
1968年，留在西方人眼中的，就是这样一段红色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冷战的攻守之势彻底发生了逆转：莫斯科的统治者看到，他们再也不需要象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指望靠赌博来谋求战略稳定；而布鲁塞尔的盟军将领则发现，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扼杀红色帝国，而是要时刻提防来自东方的渗透、煽动和奇袭。当然，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战车在扩张之路开始加速——这个速度最后一直快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军事力量也是最强的国家都不能支撑的地步。在1968年的冷战记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个军事角度上的经典奇袭，在冷战的历史中却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黑色幽默：入侵布拉格时的胜利者，从此开始踏上了自己从颠峰到崩溃的不归之路；而被苏联闪击战惊得目瞪口呆的西方世界，却在冷战中笑到了最后——这一点，与1936年前后第三帝国在慕尼黑—布拉格进行的博奕，也可谓是“惊人相似的一幕”！
原载于《较量》
大清洗与“冰河时代”的较量
布拉格，坐落于伏尔塔瓦河两岸的中欧名城，在旅游手册中永远座是风光旖旎、阳光明媚的胜地。然而，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同布拉格一样经受屡屡被命运所捉弄的城市，却是少之又少：奥匈帝国皇帝、柏林的独裁者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20世纪里交替主宰了这个城市。在布拉格人的记忆中，“布拉格之春”以前的那段日子，是一段大清洗的恐怖和长达15年的“冰河时代”。
1945年，从法西斯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在布拉格按自己的意愿（当然还要受美苏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同时存在的影响），选择了资本主义多党制共和国。不过，既然苏联红军占据的领土远大于美军，而且随同苏联军队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那么在邱吉尔放言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时，致力于把势力范围向西扩张来赢得安全的苏联人，也就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扩张的机会。尽管在冷战初期，憾于实力远逊于北美-西欧轴心的斯大林并不敢直接用红军实现目标，但是在莫斯科专家的顾问和经费的支援下，从苏联返回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的12名部长，借口内务部长（共产党员）企图操纵警察机关，希望以集体辞职来促成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不过资本主义政客的斗争手腕，在这个恢复主权才3年的国家显得很失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各政党和群众组织中的“反动分子”进行了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尽管西方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苏军所到之处的必然结果，不过在这次“二月革命”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没有直接借助苏联的军刀和坦克，倒是布拉格各个工厂的工人为了新生的政权，在游行、示威和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处出了极度的热情——他们此时正在憧憬一个明媚的春天。
对于布拉格人来说，这个春天却十分短暂——在冷战时代，凡是被超级大国关注的小国家，很少能按自己的意愿主宰自己的命运。1949年夏天，在捷尔任斯基大厦完成学业的拉吉斯拉夫.柯勃里伐回到布拉格，按莫斯科的命令（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个使人恐惧的“混合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与情报局的前身）。鉴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与克里姆林宫分道扬镳，为了避免红色阵营中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柯勃里伐麾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国家安全人员，在这一年开始把精力从“寻找漏网的资产阶级政客”转向寻找共产党内的“叛国者”、“民族主义破坏分子”和“犹太反动分子”。按照莫斯科的安排，捷克斯洛伐克以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为范本（也进行了1950年、1952年和1954年的3次大审判）开始了清除“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行动——这个行动的7万余名受害者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因为“积极的叛国活动罪”按斯大林的决定被处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人员的专业化酷刑和对革命的无限热情，以及KGB教员的严格训练（有时还有苏联安全人员直接参与），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监狱中造就了人满为患的政治犯，在他们卓有成效地努力下，一批在1年前还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奔波的老共产党员甚至对强加给自己的“罪行” 心悦诚服——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副部长阿·朗登事后回忆坐牢的情景时说：如果有人要求的话，自己甚至会证明一岁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分子！
如果不是斯大林猝然离世，这场血腥清洗也许会波及更多的人，不过在习惯了用红色恐怖去对待白色危机的斯大林主义者看来，经受这样一次洗礼，也许是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冷战中红色战友的必由之路。当然，猛烈的大清洗既然有如此多的受害者，那么也就给同样多的人提供了机会：1945年还是布拉格一个区党组书记的安托宁.诺沃提尼，职务在每次大审判前后都幸运地上了一个台阶，到1951年12月6日，他取代囹圄中的斯兰斯基担任了党的总书记。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缔造者、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在参加斯大林葬礼三天后去世，锁匠出身的诺沃提尼顺利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领袖。
诺沃提尼的时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回忆中的“冰河时代”。但历史人物一旦登上舞台，总要对历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换一个领袖，接下来这个国家也许就会在冷战中平平安安的伴随着苏联老大哥同生共灭，但斯大林式清洗的受益人诺沃提尼却是个教条而又反应迟钝的人：不但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骚乱没能让他有所警觉，甚至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时，他还醉心于在国内经营自己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为了获得这个爱慕虚荣小伙伴的支持，赫鲁晓夫把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座山峰命名为“诺沃提尼峰”——后来，他终于和赫鲁晓夫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赫鲁晓夫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时，伤感的诺沃提尼居然给莫斯科发了份电报：“捷克人民对赫鲁晓夫的不幸感到难过”！这个不明智的电报无疑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诺沃提尼对外的迟钝只是影响他个人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国内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策略，对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历史，影响也许是致命的：曾经是中欧发达工业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式的框架下，机械工业的70%是单件生产，而整个工业的自动化发展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3—1/6（可笑的是，捷克官方的统计数率则显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居然是法国的2.75倍）！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更沮丧的是，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品在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协调下被拿到苏联换取石油，不过石油价格却比西方国家购买时贵一倍。同时，作为捷克人的诺沃提尼，在打击“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时也不遗余力，这不但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最终在90年代分裂多少有些影响，在当时也激起了斯洛伐克族的官员越来越强烈的敌视。
诺沃提尼冰河一样的统治何时产生了第一条裂缝，现在已经无从考究，在赫鲁晓夫开始了他在苏联的改革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内部，就出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出身于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也往往因为诺沃提尼的过火行为开始和改革派一起向他挑战。不过，按照冷战时期的游戏规则，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诺沃提尼因为有苏联方面支持，改革派始终不能在布拉格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冰河的下面河水却始终没有停止流动，产生米兰.昆德拉这样作家的捷克民族，思维是活跃的，他们从赫鲁晓夫的“改革”开始起，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沉闷的现实。60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就不断用隐晦的象征突破官僚系统检查，奚落诺沃提尼体制。1963年，在捷克一些大学里，在激情被现实所禁锢的青年大学生中（当然，这也有美国之音、BBC等电台的不小“功劳”），持不同政见组织也悄悄成立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年轻人有每年5月1日向浪漫主义诗人胡涅克.马查的献花致敬的习惯，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在对现实不满的积淀中，慢慢变成了向死水一潭的社会示威。到了1966年5月1日，学生、学徒、小职员和年轻工人组成的几百人队伍，开始从佩特林公园的诗人墓地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警察是盖世太保” 之类的口号游行到市中心，他们拦住了几辆电车，焚烧了电车上的红旗。这件事反映出诺沃提尼体制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捷克共产党仍然对此没有什么清醒地认识，他们的对策是把12名游行者被关进了监狱，而布拉格大学激进的分子伊里.米勒，则被勒令退学并被征召到捷克人民军接受“教育”。
对于诺沃提尼和他冰河一般的体制来说，真正的危机是1967年10月31日到来的。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大学生居住区，是一个荒凉且比较容易停电的地方。10月31日晚上9点，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协会派出的记者正在与学生委员会讨论改善住宿条件时，这里突然停电了。在与往常一样的喧嚷生、口哨声中，积怨已久的学生们自发拥到了宿舍外面，受到“让我们全部走出去”呼喊的影响，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擎着火把，吹打着各种乐器，浩浩荡荡地向布拉格市里进发。在奈鲁多娃大街，游行队伍被警察拦住了去路。双方的对峙在警察试图驱散队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场群殴，警察则借助警棍和催泪瓦斯将学生队伍从大街一直驱赶到宿舍区，双方地冲突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结束——这就是所谓的“斯特拉霍夫事件”。即使是根据后来西方人的记载，这次冲突中受重伤的学生不过两人，但是通过学生、医生们、更重要的是西方旅游者和外交官等渠道获得的信息，西方电台使这个事件成为了点燃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11月初，各种各样的消息开始在布拉格街头蔓延：斯特拉霍夫事件是国外敌人发起的，工人民兵队将要对学生采取行动等等——后人估计，尽管事件的发起者未必是西方间谍，但后来这些流传的若干谣言，源头应该有不少来自西方。
以斯特拉霍夫事件为开端，正在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捷共主席团内的改革派们，又一次向诺沃尼提发起了进攻。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身兼总统和第一书记职务的诺沃尼提身上，这个建议在主席团的另外9人中则有5个人赞成。由于日后的窝囊经历，杜布切克往往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弱的政治家，但在我们翻开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时，却会很吃惊的发现：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得机智和手段，要比只会模仿斯大林的诺沃提尼高明得多。
由于诺沃尼提还有苏联和武装部队这两张王牌，因此主席团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了12月初，直到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来访打断僵持局面——尽管诺沃尼提和他的盟友希望这次访问是“为赞助诺沃提尼同志而进行的干预”，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在告别前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权力斗争的评语是：“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莫斯科通过波兰情报机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之争甚为了解，但此时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内部安插间谍的习惯）——这与诺沃提尼3年前不合时宜的电报不无关系。当然，从12月9日勃列日涅夫离开到12月19日重新召开主席团会议，在冰河下较量的双方也都没有闲着：诺沃尼提的亲信、保安部队首脑米罗斯拉夫.马缪拉整理了诺沃提尼反对者的名单并开始准备逮捕证；而一向以宽容示人的杜布切克则和自己的支持者普尔赫利克将军在布拉格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并向全国各军区派出了特别代表。1月2日，因为圣诞和新年中断的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时，杜布切克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诺沃尼提赶下了台——气急败坏的诺沃尼提在关键时刻，又因出言不慎使自己坚定的盟友亨德利赫倒戈；诺沃提尼在政治斗争中最后的希望，则还没有使用就破灭了：国防部副部长扬科将军和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少将调西波希米亚第一坦克师进入布拉格的密谋，因为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将军预先措施根本没有得逞。
布拉格，春天的背后
对一般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来说，刚刚听到的诺沃尼提辞职的消息，没有让他们觉察出特别的含义，毕竟，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但老练的杜布切克并没有给诺沃尼提更多的机会。就在1968年1月，杜布切克雷厉风行的首先把保安部队首脑马缪拉赶到了列特纳尼飞机制造厂去当小职员，普尔赫利克中将控制了保安部队，普尔赫利克中将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则由佩比赫少将接替。接下来，中央委员会中的诺沃提尼派一个一个被杜布切克的支持者所取代。在至关重要的军队系统，在12月中旬以指挥演习为理由躲避政治斗争、态度颇暧昧的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将军，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在电视转播冰球赛的休息时间利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自己开脱，并且含糊的暗示也可能有人“背着我发布命令试图利用武装部队”。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诺沃尼提的坚定支持者谢伊纳少将，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总代表克莱因的接洽后，带着儿子和一个妙龄女郎逃向了西方——这也差不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建树。为了向公众解释谢伊纳将军的出逃，布拉格官方的说法是这因为他在境外炒三叶草籽期货时难以自拔。诺沃提尼在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支持者扬科上将，则于3月14日在小汽车中开枪自杀，成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动荡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3月22日（另有一说是21日），大势已去的诺沃尼提辞去了总统职务。在以改革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杜布切克此时则在政坛上继续展示自己高超的手段：接替诺沃尼提职务的，不是公众眼里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政治明星，而是一个以军事回忆录作者出现在大众眼中的路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这位老将军离奇的命运，也可谓是20世纪东欧历史的一种缩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沃博达都是支持苏维埃的捷克志愿军中的一员，并且以军功当上了将军，但是到了1950年，曾经赠给他手枪的斯大林又命令将他剥夺军职，并一步一步送进了监狱。在大清洗中侥幸脱身以后，斯沃博达靠在一家农业合作社当会计谋生，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偶然问起了老战友，这才使他能有机会开始以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谋生，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已经72岁高龄。
当然，聪明的杜布切克，并没有忘记在冷战时代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与当年匈牙利的纳吉不同，在上台之初就向克里姆林宫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决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对于这样的诺言，克里姆林宫是要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做出结论的。2月22日布拉格庆祝1948年“二月革命”10周年大会上，在华沙条约国所有成员的政府首脑陪同下，杜布切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或许他是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春天的欢呼陶醉了，或许是他太需要用一个春天来赢得更多的支持，杜布切克在讲话中通篇都是要为过去的政治犯等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而勃列日涅夫在讲演时的主基调，却是赞扬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民族主义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然而，春风得意的杜布切克并没有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弦外之音，他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开始了行动。3月下旬以后， 捷共中央全会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并且制定了党的《行动纲领》，宣布要建设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并且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将“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对比来制订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一套观点，也许在赫鲁晓夫眼里只是有点出格而已，但是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王者却是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而且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支持与其说是欣赏，不如说是因为更厌恶诺沃尼提。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悦的心请来迎接杜布切克倡导的改革的，对此更加喜悦的，则是率领十五个国家在铁幕之外与苏联、东欧对峙多年的美国白宫。此时，被越南丛林折腾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总统，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对布拉格的一举一动了如执掌，他太需要有些麻烦来拖住越来越不安分的苏联人，好让自己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中能有更多时间去应付越南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反战青年——为了缓解冷战对峙的压力，约翰逊正在构思对苏联采取一些签定战略武器控制条约之类的缓和措施。不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政权，美国是怀恨已久的：正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革命”，促使美国通过了《经济合作法》第117［D］款修正案，它规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参加国如果向非参加国出口美国禁运物资，美国政府有权拒绝向该出口国提供利用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援助得到的那些物资。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成为西方伙伴中的一员，那么西方的势力将直接延伸到了苏联本土的乌克兰，退一步讲，即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南斯拉夫这样游离在苏联势力以外的共产党国家，那么苏联在东欧苦心经营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防线，也将会被拦腰斩断——当然，这也是苏联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忧心忡忡的原因。
在约翰逊的幕僚中，一贯强硬反共的国务卿腊斯克因为越南战争的折磨，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积极措施的态度一反常态的不太热心，曾经年轻新锐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因为自己的战争新思维在越南丛林中无所适从而一筹莫展。在白宫的高层中，只有苏联问题专家、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波伦对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开展行动很感兴趣，但理应站在第一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此时却又无能为力——冷战开始以后，西方特工向来不是苏联人的对手，而在外表斯文、行事强悍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苏联领导人）领导下，英美间谍更是在欧洲情报战中大败亏输（仅1967年KGB“鲁宾”行动中在欧洲和中东暴露的英国间谍就高达50多人）。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资料，1968年初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给了北约瓦解苏联阵营的极好机会，但就美国人而言，此时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和实力介入的。因此，美国人这时的主要工作还是通过广播电台，继续把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注意力由经济改革转移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压榨”上去。
与美国人的无能为力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而他们对自由化地态度因为种种因素，趋势上是越来越严厉的。经历了赫鲁晓夫稍微宽松的时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他的政策就遭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松散的抵抗，1965年，一些知识分子居然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了游行，而且发起者是苏联的氢弹研究者萨哈罗夫院士。此时，在罗马尼亚基本完成权力集中的齐奥塞斯库，因为其桀骜不逊的个性也开始与莫斯科发生矛盾，并且正扬言推出华约——在冷战中后期，齐奥塞斯库也是西方比较欣赏的共产党国家首脑，但是苏联这个敌人失去威胁后，他在西方政治家眼中不但很快失去了分量，而且很快失去了生命。
捷克斯洛伐克通过这场革命也许将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但莫斯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将一无所得，而其苦心营建的社会主义阵营，极有可能在布拉格的改革声中化为废墟（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判断是如果不加制止，那里很可能会变成奥地利这样地中立国）。在莫斯科的视野里，当年诺沃尼提在捷共内部的反对者分为三派，一派是嫌诺沃提尼还不够“革命”的“传统共产主义派”，另两派是企图分裂党的“党内改革派”和代表斯洛伐克民族情绪的“斯洛伐克派”；在他们眼里，杜布切克本来是斯洛伐克派的代表，现在他却离经叛道的成为党内分裂分子！此时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前KGB主席谢列斯特因为掌管地乌克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所以强烈主张严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尽管他为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个人影响力十分忌讳并正在为政治上打倒他做准备），而总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人都不赞同采取过分严肃的行动，至于勃列日涅夫本人，这个在某些人的回忆里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也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前提是必须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再向西前进。
然而，在杜布切克的改革唤醒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之后，他的行动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公众情绪和那些比他更激进的党内改革者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他，很清楚这样将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但作为外交家，杜布切克却只是个不会算计的幼稚的小学生，根本不会在冷战规则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比铁托、齐奥塞斯库等人确实差了很远）。在3月23日德累斯顿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他在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保证的同时，还想积极游说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希望获得这些华约各国内比较“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但除了卡达尔对他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外，杜布切克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在德累斯顿峰会上，不但保守的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质问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就是那个被苏联人撤职并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宣称要顶着莫斯科的压力走波兰自己道路的哥穆尔卡，在听到杜布切克大谈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西方世界眼中的“社会主义橱窗”时，也竟然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50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德累斯顿会议后，苏联人对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西方人眼中是个喜欢烈酒、打猎和奢侈品、没有太多主见的领导人，但就已经踏上冷战征程整个苏联领导层来说，是不会允许这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者在自己阵营中存在的，而杜布切克4月初对不通过莫斯科撤消国防部长洛姆斯基职务并改组内务部的举动，更让莫斯科感到无法无天——当年赫鲁晓夫在日正中天时，也不曾有改革秘密警察组织的念头！这时，只能列席会议但却左右着政治局委员视线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也开始坚决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积极的干预——根据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的回忆，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第一个“看透”匈牙利改革派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的主张对政治局委员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并不想用武力解决问题，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不知道美国人会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什么反应；第二，尽管有在战场上有当政治委员的经历，但勃列日涅夫对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很内行——不过这个爱慕虚荣的总书记对军功却很在意：因为自己在战场上微不足道的贡献，勃列日涅夫很热衷于晋升自己的军衔并且一次又一次授予自己“苏联英雄”称号。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朱可夫元帅的理由，是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的卓越“功勋”！
1966年～1968年，是西方人眼中反叛的年代：在这几个动荡的年头里，鲜红成了地球上最醒目的颜色——星条旗的感召力在黑人运动、反战青年以及跨掉一代的大合唱中，开始与南越丛林中的美国军队一起崩溃；在西欧，迎接戴高乐就职10年庆典的，是100万法国左翼工人的示威。冷战的积极发起者邱吉尔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辞世后，扼杀红色政权的铁幕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抵挡洪水猛兽的屏障；后半生致力于用阴谋瓦解红色堡垒的艾伦.杜勒斯，在临死前却悲哀的看到：在红色帝国内部出现了他梦寐以求的裂缝时，美利坚甚至没有向布拉格的示威者暗通款曲的勇气——以致于寻找借口的苏联情报人员不得不自己扮演起了中情局特工！
经过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直到勃列日涅夫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年后半期时，20年的冷战不但没有使苏联崩溃，反而使这个在二战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国家开始了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从1966～197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8.6%，乙类（民用消费品生产行业）增长8.4%。此时，苏联战略核力量已经从数量上压倒了美利坚合众国，而K-116号、K-133号核潜艇的环球旅行，则宣告了在这个兰色的星球上，没有谁能躲过“伊万”们的致命一击。
1968年，留在西方人眼中的，就是这样一段红色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冷战的攻守之势彻底发生了逆转：莫斯科的统治者看到，他们再也不需要象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指望靠赌博来谋求战略稳定；而布鲁塞尔的盟军将领则发现，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扼杀红色帝国，而是要时刻提防来自东方的渗透、煽动和奇袭。当然，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战车在扩张之路开始加速——这个速度最后一直快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军事力量也是最强的国家都不能支撑的地步。在1968年的冷战记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个军事角度上的经典奇袭，在冷战的历史中却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黑色幽默：入侵布拉格时的胜利者，从此开始踏上了自己从颠峰到崩溃的不归之路；而被苏联闪击战惊得目瞪口呆的西方世界，却在冷战中笑到了最后——这一点，与1936年前后第三帝国在慕尼黑—布拉格进行的博奕，也可谓是“惊人相似的一幕”！
原载于《较量》
大清洗与“冰河时代”的较量
布拉格，坐落于伏尔塔瓦河两岸的中欧名城，在旅游手册中永远座是风光旖旎、阳光明媚的胜地。然而，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同布拉格一样经受屡屡被命运所捉弄的城市，却是少之又少：奥匈帝国皇帝、柏林的独裁者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20世纪里交替主宰了这个城市。在布拉格人的记忆中，“布拉格之春”以前的那段日子，是一段大清洗的恐怖和长达15年的“冰河时代”。
1945年，从法西斯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在布拉格按自己的意愿（当然还要受美苏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同时存在的影响），选择了资本主义多党制共和国。不过，既然苏联红军占据的领土远大于美军，而且随同苏联军队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那么在邱吉尔放言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时，致力于把势力范围向西扩张来赢得安全的苏联人，也就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扩张的机会。尽管在冷战初期，憾于实力远逊于北美-西欧轴心的斯大林并不敢直接用红军实现目标，但是在莫斯科专家的顾问和经费的支援下，从苏联返回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的12名部长，借口内务部长（共产党员）企图操纵警察机关，希望以集体辞职来促成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不过资本主义政客的斗争手腕，在这个恢复主权才3年的国家显得很失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各政党和群众组织中的“反动分子”进行了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尽管西方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苏军所到之处的必然结果，不过在这次“二月革命”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没有直接借助苏联的军刀和坦克，倒是布拉格各个工厂的工人为了新生的政权，在游行、示威和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处出了极度的热情——他们此时正在憧憬一个明媚的春天。
对于布拉格人来说，这个春天却十分短暂——在冷战时代，凡是被超级大国关注的小国家，很少能按自己的意愿主宰自己的命运。1949年夏天，在捷尔任斯基大厦完成学业的拉吉斯拉夫.柯勃里伐回到布拉格，按莫斯科的命令（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个使人恐惧的“混合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与情报局的前身）。鉴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与克里姆林宫分道扬镳，为了避免红色阵营中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柯勃里伐麾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国家安全人员，在这一年开始把精力从“寻找漏网的资产阶级政客”转向寻找共产党内的“叛国者”、“民族主义破坏分子”和“犹太反动分子”。按照莫斯科的安排，捷克斯洛伐克以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为范本（也进行了1950年、1952年和1954年的3次大审判）开始了清除“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行动——这个行动的7万余名受害者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因为“积极的叛国活动罪”按斯大林的决定被处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人员的专业化酷刑和对革命的无限热情，以及KGB教员的严格训练（有时还有苏联安全人员直接参与），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监狱中造就了人满为患的政治犯，在他们卓有成效地努力下，一批在1年前还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奔波的老共产党员甚至对强加给自己的“罪行” 心悦诚服——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副部长阿·朗登事后回忆坐牢的情景时说：如果有人要求的话，自己甚至会证明一岁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分子！
如果不是斯大林猝然离世，这场血腥清洗也许会波及更多的人，不过在习惯了用红色恐怖去对待白色危机的斯大林主义者看来，经受这样一次洗礼，也许是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冷战中红色战友的必由之路。当然，猛烈的大清洗既然有如此多的受害者，那么也就给同样多的人提供了机会：1945年还是布拉格一个区党组书记的安托宁.诺沃提尼，职务在每次大审判前后都幸运地上了一个台阶，到1951年12月6日，他取代囹圄中的斯兰斯基担任了党的总书记。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缔造者、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在参加斯大林葬礼三天后去世，锁匠出身的诺沃提尼顺利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领袖。
诺沃提尼的时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回忆中的“冰河时代”。但历史人物一旦登上舞台，总要对历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换一个领袖，接下来这个国家也许就会在冷战中平平安安的伴随着苏联老大哥同生共灭，但斯大林式清洗的受益人诺沃提尼却是个教条而又反应迟钝的人：不但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骚乱没能让他有所警觉，甚至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时，他还醉心于在国内经营自己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为了获得这个爱慕虚荣小伙伴的支持，赫鲁晓夫把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座山峰命名为“诺沃提尼峰”——后来，他终于和赫鲁晓夫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赫鲁晓夫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时，伤感的诺沃提尼居然给莫斯科发了份电报：“捷克人民对赫鲁晓夫的不幸感到难过”！这个不明智的电报无疑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诺沃提尼对外的迟钝只是影响他个人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国内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策略，对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历史，影响也许是致命的：曾经是中欧发达工业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式的框架下，机械工业的70%是单件生产，而整个工业的自动化发展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3—1/6（可笑的是，捷克官方的统计数率则显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居然是法国的2.75倍）！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更沮丧的是，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品在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协调下被拿到苏联换取石油，不过石油价格却比西方国家购买时贵一倍。同时，作为捷克人的诺沃提尼，在打击“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时也不遗余力，这不但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最终在90年代分裂多少有些影响，在当时也激起了斯洛伐克族的官员越来越强烈的敌视。
诺沃提尼冰河一样的统治何时产生了第一条裂缝，现在已经无从考究，在赫鲁晓夫开始了他在苏联的改革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内部，就出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出身于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也往往因为诺沃提尼的过火行为开始和改革派一起向他挑战。不过，按照冷战时期的游戏规则，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诺沃提尼因为有苏联方面支持，改革派始终不能在布拉格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冰河的下面河水却始终没有停止流动，产生米兰.昆德拉这样作家的捷克民族，思维是活跃的，他们从赫鲁晓夫的“改革”开始起，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沉闷的现实。60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就不断用隐晦的象征突破官僚系统检查，奚落诺沃提尼体制。1963年，在捷克一些大学里，在激情被现实所禁锢的青年大学生中（当然，这也有美国之音、BBC等电台的不小“功劳”），持不同政见组织也悄悄成立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年轻人有每年5月1日向浪漫主义诗人胡涅克.马查的献花致敬的习惯，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在对现实不满的积淀中，慢慢变成了向死水一潭的社会示威。到了1966年5月1日，学生、学徒、小职员和年轻工人组成的几百人队伍，开始从佩特林公园的诗人墓地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警察是盖世太保” 之类的口号游行到市中心，他们拦住了几辆电车，焚烧了电车上的红旗。这件事反映出诺沃提尼体制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捷克共产党仍然对此没有什么清醒地认识，他们的对策是把12名游行者被关进了监狱，而布拉格大学激进的分子伊里.米勒，则被勒令退学并被征召到捷克人民军接受“教育”。
对于诺沃提尼和他冰河一般的体制来说，真正的危机是1967年10月31日到来的。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大学生居住区，是一个荒凉且比较容易停电的地方。10月31日晚上9点，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协会派出的记者正在与学生委员会讨论改善住宿条件时，这里突然停电了。在与往常一样的喧嚷生、口哨声中，积怨已久的学生们自发拥到了宿舍外面，受到“让我们全部走出去”呼喊的影响，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擎着火把，吹打着各种乐器，浩浩荡荡地向布拉格市里进发。在奈鲁多娃大街，游行队伍被警察拦住了去路。双方的对峙在警察试图驱散队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场群殴，警察则借助警棍和催泪瓦斯将学生队伍从大街一直驱赶到宿舍区，双方地冲突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结束——这就是所谓的“斯特拉霍夫事件”。即使是根据后来西方人的记载，这次冲突中受重伤的学生不过两人，但是通过学生、医生们、更重要的是西方旅游者和外交官等渠道获得的信息，西方电台使这个事件成为了点燃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11月初，各种各样的消息开始在布拉格街头蔓延：斯特拉霍夫事件是国外敌人发起的，工人民兵队将要对学生采取行动等等——后人估计，尽管事件的发起者未必是西方间谍，但后来这些流传的若干谣言，源头应该有不少来自西方。
以斯特拉霍夫事件为开端，正在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捷共主席团内的改革派们，又一次向诺沃尼提发起了进攻。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身兼总统和第一书记职务的诺沃尼提身上，这个建议在主席团的另外9人中则有5个人赞成。由于日后的窝囊经历，杜布切克往往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弱的政治家，但在我们翻开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时，却会很吃惊的发现：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得机智和手段，要比只会模仿斯大林的诺沃提尼高明得多。
由于诺沃尼提还有苏联和武装部队这两张王牌，因此主席团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了12月初，直到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来访打断僵持局面——尽管诺沃尼提和他的盟友希望这次访问是“为赞助诺沃提尼同志而进行的干预”，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在告别前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权力斗争的评语是：“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莫斯科通过波兰情报机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之争甚为了解，但此时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内部安插间谍的习惯）——这与诺沃提尼3年前不合时宜的电报不无关系。当然，从12月9日勃列日涅夫离开到12月19日重新召开主席团会议，在冰河下较量的双方也都没有闲着：诺沃尼提的亲信、保安部队首脑米罗斯拉夫.马缪拉整理了诺沃提尼反对者的名单并开始准备逮捕证；而一向以宽容示人的杜布切克则和自己的支持者普尔赫利克将军在布拉格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并向全国各军区派出了特别代表。1月2日，因为圣诞和新年中断的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时，杜布切克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诺沃尼提赶下了台——气急败坏的诺沃尼提在关键时刻，又因出言不慎使自己坚定的盟友亨德利赫倒戈；诺沃提尼在政治斗争中最后的希望，则还没有使用就破灭了：国防部副部长扬科将军和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少将调西波希米亚第一坦克师进入布拉格的密谋，因为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将军预先措施根本没有得逞。
布拉格，春天的背后
对一般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来说，刚刚听到的诺沃尼提辞职的消息，没有让他们觉察出特别的含义，毕竟，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但老练的杜布切克并没有给诺沃尼提更多的机会。就在1968年1月，杜布切克雷厉风行的首先把保安部队首脑马缪拉赶到了列特纳尼飞机制造厂去当小职员，普尔赫利克中将控制了保安部队，普尔赫利克中将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则由佩比赫少将接替。接下来，中央委员会中的诺沃提尼派一个一个被杜布切克的支持者所取代。在至关重要的军队系统，在12月中旬以指挥演习为理由躲避政治斗争、态度颇暧昧的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将军，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在电视转播冰球赛的休息时间利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自己开脱，并且含糊的暗示也可能有人“背着我发布命令试图利用武装部队”。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诺沃尼提的坚定支持者谢伊纳少将，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总代表克莱因的接洽后，带着儿子和一个妙龄女郎逃向了西方——这也差不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建树。为了向公众解释谢伊纳将军的出逃，布拉格官方的说法是这因为他在境外炒三叶草籽期货时难以自拔。诺沃提尼在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支持者扬科上将，则于3月14日在小汽车中开枪自杀，成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动荡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3月22日（另有一说是21日），大势已去的诺沃尼提辞去了总统职务。在以改革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杜布切克此时则在政坛上继续展示自己高超的手段：接替诺沃尼提职务的，不是公众眼里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政治明星，而是一个以军事回忆录作者出现在大众眼中的路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这位老将军离奇的命运，也可谓是20世纪东欧历史的一种缩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沃博达都是支持苏维埃的捷克志愿军中的一员，并且以军功当上了将军，但是到了1950年，曾经赠给他手枪的斯大林又命令将他剥夺军职，并一步一步送进了监狱。在大清洗中侥幸脱身以后，斯沃博达靠在一家农业合作社当会计谋生，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偶然问起了老战友，这才使他能有机会开始以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谋生，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已经72岁高龄。
当然，聪明的杜布切克，并没有忘记在冷战时代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与当年匈牙利的纳吉不同，在上台之初就向克里姆林宫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决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对于这样的诺言，克里姆林宫是要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做出结论的。2月22日布拉格庆祝1948年“二月革命”10周年大会上，在华沙条约国所有成员的政府首脑陪同下，杜布切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或许他是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春天的欢呼陶醉了，或许是他太需要用一个春天来赢得更多的支持，杜布切克在讲话中通篇都是要为过去的政治犯等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而勃列日涅夫在讲演时的主基调，却是赞扬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民族主义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然而，春风得意的杜布切克并没有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弦外之音，他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开始了行动。3月下旬以后， 捷共中央全会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并且制定了党的《行动纲领》，宣布要建设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并且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将“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对比来制订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一套观点，也许在赫鲁晓夫眼里只是有点出格而已，但是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王者却是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而且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支持与其说是欣赏，不如说是因为更厌恶诺沃尼提。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悦的心请来迎接杜布切克倡导的改革的，对此更加喜悦的，则是率领十五个国家在铁幕之外与苏联、东欧对峙多年的美国白宫。此时，被越南丛林折腾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总统，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对布拉格的一举一动了如执掌，他太需要有些麻烦来拖住越来越不安分的苏联人，好让自己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中能有更多时间去应付越南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反战青年——为了缓解冷战对峙的压力，约翰逊正在构思对苏联采取一些签定战略武器控制条约之类的缓和措施。不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政权，美国是怀恨已久的：正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革命”，促使美国通过了《经济合作法》第117［D］款修正案，它规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参加国如果向非参加国出口美国禁运物资，美国政府有权拒绝向该出口国提供利用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援助得到的那些物资。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成为西方伙伴中的一员，那么西方的势力将直接延伸到了苏联本土的乌克兰，退一步讲，即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南斯拉夫这样游离在苏联势力以外的共产党国家，那么苏联在东欧苦心经营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防线，也将会被拦腰斩断——当然，这也是苏联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忧心忡忡的原因。
在约翰逊的幕僚中，一贯强硬反共的国务卿腊斯克因为越南战争的折磨，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积极措施的态度一反常态的不太热心，曾经年轻新锐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因为自己的战争新思维在越南丛林中无所适从而一筹莫展。在白宫的高层中，只有苏联问题专家、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波伦对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开展行动很感兴趣，但理应站在第一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此时却又无能为力——冷战开始以后，西方特工向来不是苏联人的对手，而在外表斯文、行事强悍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苏联领导人）领导下，英美间谍更是在欧洲情报战中大败亏输（仅1967年KGB“鲁宾”行动中在欧洲和中东暴露的英国间谍就高达50多人）。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资料，1968年初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给了北约瓦解苏联阵营的极好机会，但就美国人而言，此时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和实力介入的。因此，美国人这时的主要工作还是通过广播电台，继续把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注意力由经济改革转移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压榨”上去。
与美国人的无能为力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而他们对自由化地态度因为种种因素，趋势上是越来越严厉的。经历了赫鲁晓夫稍微宽松的时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他的政策就遭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松散的抵抗，1965年，一些知识分子居然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了游行，而且发起者是苏联的氢弹研究者萨哈罗夫院士。此时，在罗马尼亚基本完成权力集中的齐奥塞斯库，因为其桀骜不逊的个性也开始与莫斯科发生矛盾，并且正扬言推出华约——在冷战中后期，齐奥塞斯库也是西方比较欣赏的共产党国家首脑，但是苏联这个敌人失去威胁后，他在西方政治家眼中不但很快失去了分量，而且很快失去了生命。
捷克斯洛伐克通过这场革命也许将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但莫斯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将一无所得，而其苦心营建的社会主义阵营，极有可能在布拉格的改革声中化为废墟（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判断是如果不加制止，那里很可能会变成奥地利这样地中立国）。在莫斯科的视野里，当年诺沃尼提在捷共内部的反对者分为三派，一派是嫌诺沃提尼还不够“革命”的“传统共产主义派”，另两派是企图分裂党的“党内改革派”和代表斯洛伐克民族情绪的“斯洛伐克派”；在他们眼里，杜布切克本来是斯洛伐克派的代表，现在他却离经叛道的成为党内分裂分子！此时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前KGB主席谢列斯特因为掌管地乌克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所以强烈主张严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尽管他为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个人影响力十分忌讳并正在为政治上打倒他做准备），而总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人都不赞同采取过分严肃的行动，至于勃列日涅夫本人，这个在某些人的回忆里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也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前提是必须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再向西前进。
然而，在杜布切克的改革唤醒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之后，他的行动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公众情绪和那些比他更激进的党内改革者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他，很清楚这样将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但作为外交家，杜布切克却只是个不会算计的幼稚的小学生，根本不会在冷战规则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比铁托、齐奥塞斯库等人确实差了很远）。在3月23日德累斯顿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他在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保证的同时，还想积极游说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希望获得这些华约各国内比较“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但除了卡达尔对他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外，杜布切克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在德累斯顿峰会上，不但保守的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质问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就是那个被苏联人撤职并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宣称要顶着莫斯科的压力走波兰自己道路的哥穆尔卡，在听到杜布切克大谈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西方世界眼中的“社会主义橱窗”时，也竟然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50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德累斯顿会议后，苏联人对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西方人眼中是个喜欢烈酒、打猎和奢侈品、没有太多主见的领导人，但就已经踏上冷战征程整个苏联领导层来说，是不会允许这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者在自己阵营中存在的，而杜布切克4月初对不通过莫斯科撤消国防部长洛姆斯基职务并改组内务部的举动，更让莫斯科感到无法无天——当年赫鲁晓夫在日正中天时，也不曾有改革秘密警察组织的念头！这时，只能列席会议但却左右着政治局委员视线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也开始坚决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积极的干预——根据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的回忆，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第一个“看透”匈牙利改革派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的主张对政治局委员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并不想用武力解决问题，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不知道美国人会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什么反应；第二，尽管有在战场上有当政治委员的经历，但勃列日涅夫对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很内行——不过这个爱慕虚荣的总书记对军功却很在意：因为自己在战场上微不足道的贡献，勃列日涅夫很热衷于晋升自己的军衔并且一次又一次授予自己“苏联英雄”称号。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朱可夫元帅的理由，是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的卓越“功勋”！引子：1968年，红色苏联的颠峰时刻
1966年～1968年，是西方人眼中反叛的年代：在这几个动荡的年头里，鲜红成了地球上最醒目的颜色——星条旗的感召力在黑人运动、反战青年以及跨掉一代的大合唱中，开始与南越丛林中的美国军队一起崩溃；在西欧，迎接戴高乐就职10年庆典的，是100万法国左翼工人的示威。冷战的积极发起者邱吉尔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辞世后，扼杀红色政权的铁幕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抵挡洪水猛兽的屏障；后半生致力于用阴谋瓦解红色堡垒的艾伦.杜勒斯，在临死前却悲哀的看到：在红色帝国内部出现了他梦寐以求的裂缝时，美利坚甚至没有向布拉格的示威者暗通款曲的勇气——以致于寻找借口的苏联情报人员不得不自己扮演起了中情局特工！
经过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直到勃列日涅夫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年后半期时，20年的冷战不但没有使苏联崩溃，反而使这个在二战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国家开始了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从1966～197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8.6%，乙类（民用消费品生产行业）增长8.4%。此时，苏联战略核力量已经从数量上压倒了美利坚合众国，而K-116号、K-133号核潜艇的环球旅行，则宣告了在这个兰色的星球上，没有谁能躲过“伊万”们的致命一击。
1968年，留在西方人眼中的，就是这样一段红色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冷战的攻守之势彻底发生了逆转：莫斯科的统治者看到，他们再也不需要象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指望靠赌博来谋求战略稳定；而布鲁塞尔的盟军将领则发现，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扼杀红色帝国，而是要时刻提防来自东方的渗透、煽动和奇袭。当然，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战车在扩张之路开始加速——这个速度最后一直快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军事力量也是最强的国家都不能支撑的地步。在1968年的冷战记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个军事角度上的经典奇袭，在冷战的历史中却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黑色幽默：入侵布拉格时的胜利者，从此开始踏上了自己从颠峰到崩溃的不归之路；而被苏联闪击战惊得目瞪口呆的西方世界，却在冷战中笑到了最后——这一点，与1936年前后第三帝国在慕尼黑—布拉格进行的博奕，也可谓是“惊人相似的一幕”！
原载于《较量》
大清洗与“冰河时代”的较量
布拉格，坐落于伏尔塔瓦河两岸的中欧名城，在旅游手册中永远座是风光旖旎、阳光明媚的胜地。然而，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同布拉格一样经受屡屡被命运所捉弄的城市，却是少之又少：奥匈帝国皇帝、柏林的独裁者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20世纪里交替主宰了这个城市。在布拉格人的记忆中，“布拉格之春”以前的那段日子，是一段大清洗的恐怖和长达15年的“冰河时代”。
1945年，从法西斯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在布拉格按自己的意愿（当然还要受美苏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同时存在的影响），选择了资本主义多党制共和国。不过，既然苏联红军占据的领土远大于美军，而且随同苏联军队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那么在邱吉尔放言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时，致力于把势力范围向西扩张来赢得安全的苏联人，也就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扩张的机会。尽管在冷战初期，憾于实力远逊于北美-西欧轴心的斯大林并不敢直接用红军实现目标，但是在莫斯科专家的顾问和经费的支援下，从苏联返回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的12名部长，借口内务部长（共产党员）企图操纵警察机关，希望以集体辞职来促成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不过资本主义政客的斗争手腕，在这个恢复主权才3年的国家显得很失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各政党和群众组织中的“反动分子”进行了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尽管西方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苏军所到之处的必然结果，不过在这次“二月革命”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没有直接借助苏联的军刀和坦克，倒是布拉格各个工厂的工人为了新生的政权，在游行、示威和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处出了极度的热情——他们此时正在憧憬一个明媚的春天。
对于布拉格人来说，这个春天却十分短暂——在冷战时代，凡是被超级大国关注的小国家，很少能按自己的意愿主宰自己的命运。1949年夏天，在捷尔任斯基大厦完成学业的拉吉斯拉夫.柯勃里伐回到布拉格，按莫斯科的命令（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的命令），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个使人恐惧的“混合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与情报局的前身）。鉴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与克里姆林宫分道扬镳，为了避免红色阵营中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柯勃里伐麾下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国家安全人员，在这一年开始把精力从“寻找漏网的资产阶级政客”转向寻找共产党内的“叛国者”、“民族主义破坏分子”和“犹太反动分子”。按照莫斯科的安排，捷克斯洛伐克以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为范本（也进行了1950年、1952年和1954年的3次大审判）开始了清除“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行动——这个行动的7万余名受害者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因为“积极的叛国活动罪”按斯大林的决定被处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人员的专业化酷刑和对革命的无限热情，以及KGB教员的严格训练（有时还有苏联安全人员直接参与），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监狱中造就了人满为患的政治犯，在他们卓有成效地努力下，一批在1年前还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奔波的老共产党员甚至对强加给自己的“罪行” 心悦诚服——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副部长阿·朗登事后回忆坐牢的情景时说：如果有人要求的话，自己甚至会证明一岁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分子！
如果不是斯大林猝然离世，这场血腥清洗也许会波及更多的人，不过在习惯了用红色恐怖去对待白色危机的斯大林主义者看来，经受这样一次洗礼，也许是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冷战中红色战友的必由之路。当然，猛烈的大清洗既然有如此多的受害者，那么也就给同样多的人提供了机会：1945年还是布拉格一个区党组书记的安托宁.诺沃提尼，职务在每次大审判前后都幸运地上了一个台阶，到1951年12月6日，他取代囹圄中的斯兰斯基担任了党的总书记。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缔造者、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在参加斯大林葬礼三天后去世，锁匠出身的诺沃提尼顺利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领袖。
诺沃提尼的时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回忆中的“冰河时代”。但历史人物一旦登上舞台，总要对历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换一个领袖，接下来这个国家也许就会在冷战中平平安安的伴随着苏联老大哥同生共灭，但斯大林式清洗的受益人诺沃提尼却是个教条而又反应迟钝的人：不但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骚乱没能让他有所警觉，甚至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时，他还醉心于在国内经营自己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为了获得这个爱慕虚荣小伙伴的支持，赫鲁晓夫把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座山峰命名为“诺沃提尼峰”——后来，他终于和赫鲁晓夫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赫鲁晓夫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时，伤感的诺沃提尼居然给莫斯科发了份电报：“捷克人民对赫鲁晓夫的不幸感到难过”！这个不明智的电报无疑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诺沃提尼对外的迟钝只是影响他个人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国内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策略，对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历史，影响也许是致命的：曾经是中欧发达工业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式的框架下，机械工业的70%是单件生产，而整个工业的自动化发展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3—1/6（可笑的是，捷克官方的统计数率则显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居然是法国的2.75倍）！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更沮丧的是，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品在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协调下被拿到苏联换取石油，不过石油价格却比西方国家购买时贵一倍。同时，作为捷克人的诺沃提尼，在打击“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时也不遗余力，这不但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最终在90年代分裂多少有些影响，在当时也激起了斯洛伐克族的官员越来越强烈的敌视。
诺沃提尼冰河一样的统治何时产生了第一条裂缝，现在已经无从考究，在赫鲁晓夫开始了他在苏联的改革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内部，就出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出身于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也往往因为诺沃提尼的过火行为开始和改革派一起向他挑战。不过，按照冷战时期的游戏规则，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诺沃提尼因为有苏联方面支持，改革派始终不能在布拉格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冰河的下面河水却始终没有停止流动，产生米兰.昆德拉这样作家的捷克民族，思维是活跃的，他们从赫鲁晓夫的“改革”开始起，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沉闷的现实。60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就不断用隐晦的象征突破官僚系统检查，奚落诺沃提尼体制。1963年，在捷克一些大学里，在激情被现实所禁锢的青年大学生中（当然，这也有美国之音、BBC等电台的不小“功劳”），持不同政见组织也悄悄成立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年轻人有每年5月1日向浪漫主义诗人胡涅克.马查的献花致敬的习惯，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在对现实不满的积淀中，慢慢变成了向死水一潭的社会示威。到了1966年5月1日，学生、学徒、小职员和年轻工人组成的几百人队伍，开始从佩特林公园的诗人墓地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警察是盖世太保” 之类的口号游行到市中心，他们拦住了几辆电车，焚烧了电车上的红旗。这件事反映出诺沃提尼体制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捷克共产党仍然对此没有什么清醒地认识，他们的对策是把12名游行者被关进了监狱，而布拉格大学激进的分子伊里.米勒，则被勒令退学并被征召到捷克人民军接受“教育”。
对于诺沃提尼和他冰河一般的体制来说，真正的危机是1967年10月31日到来的。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大学生居住区，是一个荒凉且比较容易停电的地方。10月31日晚上9点，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协会派出的记者正在与学生委员会讨论改善住宿条件时，这里突然停电了。在与往常一样的喧嚷生、口哨声中，积怨已久的学生们自发拥到了宿舍外面，受到“让我们全部走出去”呼喊的影响，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擎着火把，吹打着各种乐器，浩浩荡荡地向布拉格市里进发。在奈鲁多娃大街，游行队伍被警察拦住了去路。双方的对峙在警察试图驱散队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场群殴，警察则借助警棍和催泪瓦斯将学生队伍从大街一直驱赶到宿舍区，双方地冲突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结束——这就是所谓的“斯特拉霍夫事件”。即使是根据后来西方人的记载，这次冲突中受重伤的学生不过两人，但是通过学生、医生们、更重要的是西方旅游者和外交官等渠道获得的信息，西方电台使这个事件成为了点燃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11月初，各种各样的消息开始在布拉格街头蔓延：斯特拉霍夫事件是国外敌人发起的，工人民兵队将要对学生采取行动等等——后人估计，尽管事件的发起者未必是西方间谍，但后来这些流传的若干谣言，源头应该有不少来自西方。
以斯特拉霍夫事件为开端，正在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捷共主席团内的改革派们，又一次向诺沃尼提发起了进攻。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身兼总统和第一书记职务的诺沃尼提身上，这个建议在主席团的另外9人中则有5个人赞成。由于日后的窝囊经历，杜布切克往往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弱的政治家，但在我们翻开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时，却会很吃惊的发现：他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得机智和手段，要比只会模仿斯大林的诺沃提尼高明得多。
由于诺沃尼提还有苏联和武装部队这两张王牌，因此主席团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了12月初，直到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来访打断僵持局面——尽管诺沃尼提和他的盟友希望这次访问是“为赞助诺沃提尼同志而进行的干预”，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在告别前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权力斗争的评语是：“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莫斯科通过波兰情报机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之争甚为了解，但此时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内部安插间谍的习惯）——这与诺沃提尼3年前不合时宜的电报不无关系。当然，从12月9日勃列日涅夫离开到12月19日重新召开主席团会议，在冰河下较量的双方也都没有闲着：诺沃尼提的亲信、保安部队首脑米罗斯拉夫.马缪拉整理了诺沃提尼反对者的名单并开始准备逮捕证；而一向以宽容示人的杜布切克则和自己的支持者普尔赫利克将军在布拉格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并向全国各军区派出了特别代表。1月2日，因为圣诞和新年中断的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时，杜布切克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诺沃尼提赶下了台——气急败坏的诺沃尼提在关键时刻，又因出言不慎使自己坚定的盟友亨德利赫倒戈；诺沃提尼在政治斗争中最后的希望，则还没有使用就破灭了：国防部副部长扬科将军和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少将调西波希米亚第一坦克师进入布拉格的密谋，因为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将军预先措施根本没有得逞。
布拉格，春天的背后
对一般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来说，刚刚听到的诺沃尼提辞职的消息，没有让他们觉察出特别的含义，毕竟，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但老练的杜布切克并没有给诺沃尼提更多的机会。就在1968年1月，杜布切克雷厉风行的首先把保安部队首脑马缪拉赶到了列特纳尼飞机制造厂去当小职员，普尔赫利克中将控制了保安部队，普尔赫利克中将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则由佩比赫少将接替。接下来，中央委员会中的诺沃提尼派一个一个被杜布切克的支持者所取代。在至关重要的军队系统，在12月中旬以指挥演习为理由躲避政治斗争、态度颇暧昧的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将军，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在电视转播冰球赛的休息时间利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自己开脱，并且含糊的暗示也可能有人“背着我发布命令试图利用武装部队”。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诺沃尼提的坚定支持者谢伊纳少将，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总代表克莱因的接洽后，带着儿子和一个妙龄女郎逃向了西方——这也差不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建树。为了向公众解释谢伊纳将军的出逃，布拉格官方的说法是这因为他在境外炒三叶草籽期货时难以自拔。诺沃提尼在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支持者扬科上将，则于3月14日在小汽车中开枪自杀，成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动荡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3月22日（另有一说是21日），大势已去的诺沃尼提辞去了总统职务。在以改革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杜布切克此时则在政坛上继续展示自己高超的手段：接替诺沃尼提职务的，不是公众眼里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政治明星，而是一个以军事回忆录作者出现在大众眼中的路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这位老将军离奇的命运，也可谓是20世纪东欧历史的一种缩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沃博达都是支持苏维埃的捷克志愿军中的一员，并且以军功当上了将军，但是到了1950年，曾经赠给他手枪的斯大林又命令将他剥夺军职，并一步一步送进了监狱。在大清洗中侥幸脱身以后，斯沃博达靠在一家农业合作社当会计谋生，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偶然问起了老战友，这才使他能有机会开始以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谋生，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已经72岁高龄。
当然，聪明的杜布切克，并没有忘记在冷战时代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与当年匈牙利的纳吉不同，在上台之初就向克里姆林宫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决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对于这样的诺言，克里姆林宫是要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做出结论的。2月22日布拉格庆祝1948年“二月革命”10周年大会上，在华沙条约国所有成员的政府首脑陪同下，杜布切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或许他是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春天的欢呼陶醉了，或许是他太需要用一个春天来赢得更多的支持，杜布切克在讲话中通篇都是要为过去的政治犯等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而勃列日涅夫在讲演时的主基调，却是赞扬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民族主义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然而，春风得意的杜布切克并没有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弦外之音，他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开始了行动。3月下旬以后， 捷共中央全会开始为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并且制定了党的《行动纲领》，宣布要建设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并且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将“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对比来制订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一套观点，也许在赫鲁晓夫眼里只是有点出格而已，但是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王者却是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而且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支持与其说是欣赏，不如说是因为更厌恶诺沃尼提。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悦的心请来迎接杜布切克倡导的改革的，对此更加喜悦的，则是率领十五个国家在铁幕之外与苏联、东欧对峙多年的美国白宫。此时，被越南丛林折腾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总统，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对布拉格的一举一动了如执掌，他太需要有些麻烦来拖住越来越不安分的苏联人，好让自己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中能有更多时间去应付越南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反战青年——为了缓解冷战对峙的压力，约翰逊正在构思对苏联采取一些签定战略武器控制条约之类的缓和措施。不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政权，美国是怀恨已久的：正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革命”，促使美国通过了《经济合作法》第117［D］款修正案，它规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参加国如果向非参加国出口美国禁运物资，美国政府有权拒绝向该出口国提供利用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援助得到的那些物资。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成为西方伙伴中的一员，那么西方的势力将直接延伸到了苏联本土的乌克兰，退一步讲，即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南斯拉夫这样游离在苏联势力以外的共产党国家，那么苏联在东欧苦心经营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防线，也将会被拦腰斩断——当然，这也是苏联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忧心忡忡的原因。
在约翰逊的幕僚中，一贯强硬反共的国务卿腊斯克因为越南战争的折磨，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积极措施的态度一反常态的不太热心，曾经年轻新锐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因为自己的战争新思维在越南丛林中无所适从而一筹莫展。在白宫的高层中，只有苏联问题专家、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波伦对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开展行动很感兴趣，但理应站在第一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此时却又无能为力——冷战开始以后，西方特工向来不是苏联人的对手，而在外表斯文、行事强悍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苏联领导人）领导下，英美间谍更是在欧洲情报战中大败亏输（仅1967年KGB“鲁宾”行动中在欧洲和中东暴露的英国间谍就高达50多人）。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资料，1968年初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给了北约瓦解苏联阵营的极好机会，但就美国人而言，此时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和实力介入的。因此，美国人这时的主要工作还是通过广播电台，继续把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注意力由经济改革转移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压榨”上去。
与美国人的无能为力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而他们对自由化地态度因为种种因素，趋势上是越来越严厉的。经历了赫鲁晓夫稍微宽松的时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他的政策就遭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松散的抵抗，1965年，一些知识分子居然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了游行，而且发起者是苏联的氢弹研究者萨哈罗夫院士。此时，在罗马尼亚基本完成权力集中的齐奥塞斯库，因为其桀骜不逊的个性也开始与莫斯科发生矛盾，并且正扬言推出华约——在冷战中后期，齐奥塞斯库也是西方比较欣赏的共产党国家首脑，但是苏联这个敌人失去威胁后，他在西方政治家眼中不但很快失去了分量，而且很快失去了生命。
捷克斯洛伐克通过这场革命也许将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但莫斯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将一无所得，而其苦心营建的社会主义阵营，极有可能在布拉格的改革声中化为废墟（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判断是如果不加制止，那里很可能会变成奥地利这样地中立国）。在莫斯科的视野里，当年诺沃尼提在捷共内部的反对者分为三派，一派是嫌诺沃提尼还不够“革命”的“传统共产主义派”，另两派是企图分裂党的“党内改革派”和代表斯洛伐克民族情绪的“斯洛伐克派”；在他们眼里，杜布切克本来是斯洛伐克派的代表，现在他却离经叛道的成为党内分裂分子！此时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前KGB主席谢列斯特因为掌管地乌克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所以强烈主张严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尽管他为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个人影响力十分忌讳并正在为政治上打倒他做准备），而总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人都不赞同采取过分严肃的行动，至于勃列日涅夫本人，这个在某些人的回忆里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也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前提是必须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再向西前进。
然而，在杜布切克的改革唤醒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之后，他的行动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公众情绪和那些比他更激进的党内改革者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他，很清楚这样将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但作为外交家，杜布切克却只是个不会算计的幼稚的小学生，根本不会在冷战规则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比铁托、齐奥塞斯库等人确实差了很远）。在3月23日德累斯顿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他在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保证的同时，还想积极游说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希望获得这些华约各国内比较“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但除了卡达尔对他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外，杜布切克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在德累斯顿峰会上，不但保守的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质问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就是那个被苏联人撤职并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宣称要顶着莫斯科的压力走波兰自己道路的哥穆尔卡，在听到杜布切克大谈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西方世界眼中的“社会主义橱窗”时，也竟然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50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德累斯顿会议后，苏联人对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西方人眼中是个喜欢烈酒、打猎和奢侈品、没有太多主见的领导人，但就已经踏上冷战征程整个苏联领导层来说，是不会允许这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者在自己阵营中存在的，而杜布切克4月初对不通过莫斯科撤消国防部长洛姆斯基职务并改组内务部的举动，更让莫斯科感到无法无天——当年赫鲁晓夫在日正中天时，也不曾有改革秘密警察组织的念头！这时，只能列席会议但却左右着政治局委员视线的KGB主席安德罗波夫，也开始坚决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积极的干预——根据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的回忆，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第一个“看透”匈牙利改革派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的主张对政治局委员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并不想用武力解决问题，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不知道美国人会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什么反应；第二，尽管有在战场上有当政治委员的经历，但勃列日涅夫对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很内行——不过这个爱慕虚荣的总书记对军功却很在意：因为自己在战场上微不足道的贡献，勃列日涅夫很热衷于晋升自己的军衔并且一次又一次授予自己“苏联英雄”称号。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朱可夫元帅的理由，是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的卓越“功勋”！
按照安德罗波夫反馈的信息和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等人专题研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已经确信布拉格事件的内涵是正在一步步有计划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这种趋势已经不是杜布切克所能左右的了。在说服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把控制布拉格局势的希望放在了威胁上，并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复杂化也开始日益的赤裸裸。4月初，克里姆林宫的喉舌《真理报》社论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这也就是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也是苏联的事情；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了问题，苏联也有义务帮助解决。4月下旬，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上将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只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4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带领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再次赴布拉格进行示威；5月8日，在纪念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23周年的时候，科涅夫元帅又率领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布拉格，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执政者们清醒起来。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部长会议主席柯希金，分别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有各自的目标，政治局的稳健派柯西金是来看看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是否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而格列奇科元帅的目标是要让苏联军队尽快踏上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不管使用什么借口。
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新任国防部长马尔钦.楚尔的会谈中，格列奇科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驻军一个师的要求并没有实现，但是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安排一次演习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楚尔很快就为这个决定后悔了：不但计划在6月中旬进行的 “联合参谋训练”具体内容、规模苏联人并没有通知他，甚至苏联军队连都半个月都不愿意等，6月初他们就在未通知布拉格的情况下就把坦克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计划中的“参谋军官演习”，苏联、东德和波兰的5万军队在他们认为需要的地方自行驻扎了下来，而且军官带着家属、部队在驻地建设了固定的通讯设施——捷克斯洛伐克根本不知道苏联等国的军队在做什么，要做什么，总理切尔尼克想向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询问这一切，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要等莫斯科同意！危 机
苏联军事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是4月初开始准备的，因为与贝利亚关系密切一度失宠的什捷缅科大将，是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实际策划人。在1968年的暮春，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总体负责整个军事行动，部队的组织和战役准备由苏联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负责，具体的军事干预计划则由苏军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在莫斯科秘密组织——由于什捷缅科在整个入侵行动中多数时间躲在幕后，因此他的作用往往被后人所遗忘。按照什捷缅科的计划，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分为几个层次：为了试探北约组织的反应并且恫吓一下布拉格，苏军在6月初的演习中将做出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势——自然顺便还要对计划中的入侵线路和军事要点进行勘察，然后，苏军通讯、侦察部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继续进行“演习”，一方面监视北约组织的动向并干扰其侦察视线，一方面完成进攻前的最后准备。尽管政治局并没有确定进攻的最后时间，但苏军总参谋部的要求是在7月份之后应在24小时之内即可开始全面的军事行动。
此刻影响苏联人入侵行动计划的关键，是白宫可能做出的反应。按照安德罗波夫的分析，在入侵行动开始后，西方国家以现有的兵力是无法完成直接军事干预的：美国军队深陷在越南的泥潭中，英国和西德军队主要部署在与东德的边境线后方，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毗邻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大利方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部队。KGB最担心的是一旦开始入侵，北约会象苏联在越南所做的一样，利用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把苏联人拖入一场遥遥无期的游击战争。
尽管苏联人在6月份完成了“演习”后，把部队又都撤了回去，但是他们的目标即使是在普通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也是不言自明了，一位普通的布拉格妇女告诉西方记者：“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苏联人的大规模演习和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扎的举措，白宫当然能理解这是什么含义，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选择并不多，他不可能发起一场原子大战去拯救原本就是克里姆林宫子民的布拉格人，如果他要从奥地利、意大利或者南斯拉夫对布拉格的反叛者进行援助，则要冒着给苏军继续侵入这些国家的借口——况且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强大的一支红色政党、而奥地利在冷战中是名义上的中立国，南斯拉夫的铁托将军毕竟既是斯拉夫人、又是共产党员。在五角大楼的麦克纳马拉面前，困难则更具体：即使有100万军队可以投入到欧洲各个关键点去加强防务（参与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必要的代价），跨越大西洋并完成集结也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但在这个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年头，他如何才能再去找100万训练有素的部队？这一年，美国最强健的男人穆罕默德．阿里，在皈依伊斯兰教的后骄傲对新闻界宣布： “我为什么要去越南？我和越共素来无怨。”——麦克纳马拉此时又如何找到让美国青年去与苏联红军作战的理由？因此，对于苏联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的反映是：不进行部队调动和军事准备，甚至掠过捷克斯洛伐克上空的侦察卫星数量也不进行调整。
此时，如果杜布切克不改弦更张，他和他的改革命运已经注定了，但布拉格的领导人们却还都陶醉在群众热情洋溢的欢呼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按照后来逃到奥地利的捷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姆利纳日向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的介绍：当时的捷共中央开始时对苏联的军事干涉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后来在苏联威胁增加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软弱无力。他们的唯一自救措施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的一切“敌人”呼吁支持和援助，但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从中国报刊看到的报导是：这是“老修正主义反对小修正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当年捷共中最年轻的书记在莫斯科大学读法律系时，是后来大名鼎鼎戈尔巴乔夫的同班同学，而且多年同住一个寝室。在流亡到奥地利后，此人倒是因为对经济改革的经验，多次接受邀请与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就经济改革进行合作与研究。
在柯西金从著名的疗养胜地卡罗维发利返回莫斯科之后，即使是克里姆林宫的“鸽派”，也开始意识到仅靠说服和施加压力是无法改变布拉格的政治走向了。但对军事问题不怎么内行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还是对全面进攻犹豫不决，这个在权术斗争中走上台的领导者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在6月4日一14日，布拉格的政治明星、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访问莫斯科时，据说，勃列日涅夫在赞扬斯姆尔科夫斯基40余年的革命经历之余，眼含热泪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苏联从来没有想过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并且表示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十分担心，还暗示杜布切克不宜担任最高职务。不过这时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确实太不“识相”，他的回答是杜布切克是一个能够控制住局势的真正领袖。在1968年的天气渐渐热起来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事实上确实已经有脱离杜布切克掌握的趋势了：感受到苏联压力的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在6月27日的《文学日报》中发表了一篇著名《两千字宣言》，这个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改革运动没有给我们带来很新的东西”，参加签名的70多名知识分子在这篇宣言中还公开宣称，如果有外国势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些人将“手拿武器”的支持政府——这个引起了热烈反响的东西，充分暴露了这些人幼稚和天真，即使是后来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时候，他们最积极的反应不过是在电台上对侵略者进行鞭挞而已，而且这多半是在他们逃到西方之后。即使是对外交不怎么在行的杜布切克，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个宣言是多么的不合适宜，他和捷共中央做出的反应是连续谴责——但这在苏联人的眼中，不过是一次带挑衅性质的双簧而已。
到7月中旬以后，安德罗波夫的KGB特工已经完成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部署，但令他失望的是，不管是对改革派的拉拢还是寻找北约间谍参与证据的行动，进行得都很不顺利。1968年，KGB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代号为“进步”，由于实在找不到西方参与的证据，KGB第一总局派出的20名间谍中，至少有5--7名冒充西德人、有3名伪装成奥地利人、3名伪装成英国人、2名伪装成瑞士人、1名伪装成黎巴嫩人、还有1名伪装成墨西哥人，KGB第一总局副局长G.F.博尔佐夫亲自坐镇布拉格的情报站进行指挥——这也是苏联第一次向盟友内部大批派遣间谍。苏联间谍在布拉格的最经典之作，是成立了一些子虚乌有的反社会主义组织，然后与杜布切克的总理切尔尼克接触，然这自然成为了布拉格反社会主义的证据。为了拉拢被杜布切克踢开的前诺沃提尼分子，KGB也下了很大的力气，例如为了与前内务部部长巴拉克拉上关系，KGB专门派出了一名叫加林纳.列奥厄多夫娜.利宁斯卡妞的女间谍，在KGB的档案中，对这个女人的评价是 “性欲过盛”。当然，杜布切克的对诺沃提尼分子的清洗，也确实帮了苏联人大忙（按计划杜布切克将要赶下台人，包括1200名政府官员和250名高级军官）。所以，在安德罗波夫德的拉拢和原本政见不和等因素德共同作用下，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局长豪斯卡等失意要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英德拉、科尔德等人，纷纷和莫斯科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7月份“参谋演习”结束后，华沙条约国又在捷克境内进行了小规模的“天盾”反空袭防御演习——通过这次演习，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应付空中打击的手段，对苏联人来说已经是毫无秘密可言了。到了7月中旬，对布拉格局势感到无法忍受的人中已经不仅仅是苏联人，保加利亚、东德、波兰的领袖们也都在催促莫斯科采取军事行动。但不愿意发生流血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华沙与小伙伴们密商后，除了给布拉格去了个近似通牒的宣言，又开始策划一个新的小阴谋。莫斯科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基辅或者利沃夫与苏共中央政治局来次全面对话——实际上这是一个把他们集体绑架的阴谋。很遗憾，捷克斯洛伐克人拒绝了这个危险的邀请，他们把会谈的地点约定了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小城切尔纳。至于苏联人类似最后通牒的信件，捷共中央参与表决的88名中央委员一致选择了拒绝。在切尔纳，苏联、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领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进行艰苦的谈判，在这次苏联人以西德报纸的评论作为根据指责杜布切克的会议上，苏联人曾经对捷共代表破口大骂，而斯沃博达等人的强硬也让勃列日涅夫犯了“心脏病”——但结果很奇怪，大家最后又签署了一份继续表示亲密关系的“布拉迪斯发宣言”。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此的理解是又赢得了几个月的平安，而苏联在会议后的行动是在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按什捷缅科的计划开始部署部队了。8月9日到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约组织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鲍罗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视察了在乌克兰进行演习的苏军并访问了波兰——苏联军队已经完成闪电战的准备工作。
在布拉格之春的最后几天，杜布切克似乎时间都花在了接待客人身上。为了表示对他的声援，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主席前后脚访问了布拉格，在他们两人中间前来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宠儿，东德的乌布里希。最后一个主动约见杜布切克的，是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事实上，对匈牙利事件深有体会的卡达尔在这次背着莫斯科的会晤中，对苏联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暗示，但外交方面实在不怎么在行的杜布切克居然在事后说：他对卡达尔为什么要急着与他会面实在搞不清楚！
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军事行动的企图，无论是白宫还是北约的欧洲盟军司令部，都是大体可以了解的——因为他们的无线电监听技术是由于苏联人的。然而，美国的“科罗纳”照相侦察卫星8月中旬将照片传回来之后，下一次光临捷克斯洛伐克与乌克兰的接壤地带仍要到8月25日。在西方报纸都开始预测苏军何时入侵捷克的时候，美国情报机关还是如此的漫不经心，这也是一件怪事。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为了应付苏联方面对西方情报机关参与了布拉格反苏事件的指责，经过认真讨论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7月22日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此人在外交部长职位上一直呆到了勃列日涅夫去世）的会晤中，回应了苏联人的指责：“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者参与这些事件，令人惊讶的是，苏联企图让我们参与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参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首先是捷克人自己的事，其次，这是捷克和华约之间的事。”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的是，在冷战时期苏联的高级将领们对大局是很少有发言权的，因此尽管格列奇科元帅等人一再建议尽快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打击，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最终决定，直到8月19日在勃列日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才最后敲定。
醒来吧！列宁，勃列日涅夫疯了！
按照什捷缅科大将的计划，苏军在8月19日-20日的20个小时内，就完成了闪击前的准备行动。按照苏联的计划，预计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突袭的部队共24个师和一部分战术支援部队，苏联战术空军第24集团军为他们提供支援，预计参与整个行动的总的兵力为25万人。在8月20日白天，这些部队部署的态势是：华约住东德境内的苏军4个师和东德第11摩托化师，在苏军驻东德集群司令科谢伊沃元帅指挥下从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界攻占卡罗维发利后向西南进发，控制与捷克与西德的边境；驻匈牙利苏军集群将在图塔里诺夫上将指挥下以苏军4个师、匈牙利军2个师和保加利亚军队1个团的兵力向东沿斯洛伐克与奥地利边境进攻并占领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发，该部苏军还将有一部分兵力向北上，与从乌克兰西进的苏军4个师在科希策会师，占领斯洛伐克东部。在漫长的捷克与波兰边境，苏军驻波兰集群舒卡多夫上将的部队将以苏联—波兰合成军的4个师从边境的中路进行突破；在最关键的捷波边境东段，帕夫洛夫斯基大将将指挥苏军4个师和东德第7摩托化师向布拉格展开突击。苏军在捷克境内的行动，由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在斯洛伐克境内的行动，由布罗巴罗夫上将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一支力量，近卫空降兵103师将在帕夫洛夫斯基大将的直接指挥下从乌克兰向布拉格进行空中突击。当然，关于华沙条约国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的兵力，说法有很多种，比较流行的一种是50万——但这并不是在入侵行动中部队的数量，它包括随后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驻扎的华约部队总数。苏军在这次行动中动用的技术装备数量，网上有些数据夸张到了离谱的地步：侵捷苏军坦克数量的说法从9000辆到59000辆都有！根据法国人近年来的统计，在这24个师中，坦克、自行火炮数量约为4600辆，支援他们的有2000门火炮和空军第24集团军的800架作战飞机。当然，即使是这个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不过1千4百万人。
将与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入侵者对抗的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共有12个师（其中5个坦克师），总兵力大约为17万5千人。按照苏联式的武装力量组织模式，杜布切克除此之外理论上还有总数近30万人的准军事部队，包括边防军、内卫部队、国家安全保卫部队、民防部队和民兵。从军事角度考虑，如果借助的山地、丛林和人民的普遍支持，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1327辆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应该会在战斗中给苏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从1968年1月上台以来，兼任武装部队统帅的杜布切克在南、北、东三个方向都有华约部队驻扎的情况下，既没有加强防御设施，也改变精锐部队驻扎在西波希米亚防御西德方向的部署，更不要说动员准军事部队。从这一点看，作为一个希望力挽狂澜的领袖，46岁的杜布切克确实不够老练——他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了自己同样不老练的外交技巧和铁幕那一边根本指望不上的支持上。当然，如果在行动中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充分的反应时间，多国部队的入侵也许会遭遇有组织的顽强抵抗，但是在1968年时，在一大批经过战争考验的高级将领指挥下，已经实现机械化的苏联军队战役组织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他们对机械化战争和闪击战理念的把握可谓无人能及，整个入侵行动组织得象阅兵式一样精密。
8月20日下午4点整，杜布切克还在研究如何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清理党内的诺沃提尼分子时，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部长帕维尔的副手，亲苏分子沙尔戈维奇已经开始召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中的“可靠”成员了。沙尔戈维奇向这些人通报了将于当晚的入侵行动计划，并向他们分配了任务。下午5点，安德罗波夫的间谍和已经变节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人员开始潜入布拉格郊区鲁金机场的的塔台、通讯中心等要害部位。当天22：30（另有说法是23：00），一架在布拉格上空飞行的安-24民航机向机场要求紧急迫降，按照国际惯例，鲁金机场的空中管制人员引导这架苏联飞机顺利的完成了降落——为了确保偷袭成功，苏军细心地使用了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和驾驶员，因为这些飞机如果不能按民航的惯例正确着陆，或者捷克机场交通管制中心的电子询问机得不到正确回复，那么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有暴露得可能。这架飞机中一口流离捷克语的乘客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情报人员和KGB间谍的配合下，很快就制服了塔台和通信中心的警备人员。半个小时以后，2架由米格21护航的安-12运输机装载着近卫103空降师的180名先遣队员在鲁金降落，苏军随即完全控制了机场。在随后的6个小时中，从乌克兰利沃夫起飞的苏联运输机开始在鲁金机场一架又一架降落，高峰时刻密度达到了每分钟1架！安-12运输机把第103师主力（某些资料显示还有波兰第6空降师的部分兵力）空运到了布拉格，巨型的安-22运输机则运来了该师的31辆ASU-85自行火炮、40辆PT-76水陆坦克和数量不详的BRDM-1装甲侦察车。
凭心而论，到21日凌晨，苏军到达布拉格的兵力只有配属少量装甲车辆的空降兵不足万人，而帕夫洛夫斯基的坦克部队当晚11：00才开始进入捷克境内，此时杜布切克还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是，苏联人7月份在捷克境内进行的“天盾”演习显示出了他的效果。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关键的通讯设施，如果没有被苏军或亲苏分子占领，也在强烈的电子干扰中失去了作用。为了防止北约远程监视雷达发现异动，东西德边境附近的苏联空军在没有电子干扰机的情况下，以类似空中表演时拉烟的方法用战机在空中喷射出大量含有铯、钨、钠、钾等金属微粒的烟雾，北约的雷达在这种气溶胶的干扰下形成了“白雾”——当然，如果西方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特别敏感的话，雷达没有信号也就是个特殊的信号。
鲁金机场离布拉格不过6英里的距离，而且公路一直是下坡，即使如此，苏军的空降兵还是发现，契尔沃年科大使派出的车队已经在机场外等候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在拂晓时，大使馆的汽车将把空降兵和坦克带到已经进入了布拉格市区伏尔塔瓦河大桥、捷共中央大楼、总统官邸、邮政局和布拉格广播电台等关键目标。
8月20日的下午，杜布切克正在捷共中央大厦主持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已提前得到通知的英德拉等亲苏分子使这次会议一直延续到了深夜，晚上11点40分，总理切尔尼克接到一个电话后离开了会议室，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面色苍白的说：“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界，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他们还不知道苏军在布拉格机降的消息）主席团立刻出现了混乱，杜布切克当时的叫喊是：“我以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做梦也没料到有胆敢对我们采取这么卑鄙手段的家伙！”随后，这些主席们又花了近两个小时时间去讨论此时应该向民发表一个什么声明。到凌晨1点55分时（另有一说是1点20分），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电台开始广播：“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军队跨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这份声明在电台并没有被播完，尽管苏联坦克此时还没有到达这里，但从部长被贬为报刊和新闻管理局局长的霍夫曼下令截断了播音。
在凌晨剩下的时间里，切尔尼克总理还想回总理府召开一次会议，而杜布切课则在捷共中央大厦等待自己的宿命，1个半小时之后，苏军由10辆坦克、装甲车和1辆伏尔加牌小轿车组成队伍来到了这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元老博莫尔纳中校，带领亲自挑选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负责与苏联空降兵、KGB情报人员一起逮捕杜布切克。根据杜布切克等人的回忆，进入他办公室的一共有7个人（在此之前他们击毙了一名企图顽抗的卫士），其中1个人用一种在杜布切克看来是二流的业余演员的“机械的声音”宣布：“我以英德拉同志领导的工农政府的名义拘留你。”停顿了一下之后——可能是要想一下接下来的台词——他补充道，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党将很快受到以阿洛伊斯.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的审判。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杜布切克被塞进装甲车然后空运到莫斯科的故事，人所共知这段的故事，事实上与历史的真相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在当年高中语文课本中有过详细的描述，那一课的题目是《惊人相似的一幕》）。
当大多数布拉格市民清晨醒来时，他们听到的是苏联人建立的“伏尔塔瓦电台”广播的苏联塔斯社声明。声明说：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邀请，苏联及其盟友的军队已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击退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声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此次活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中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8月21日当天，帕夫洛夫大将指挥的苏军近卫第6步兵师和第35摩托化步兵师部队也进入了布拉格，从军事意义上讲，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21日下午，帕夫罗夫斯基大将进入了布拉格，并向苏共中央汇报了入侵行动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在头两天的战斗行动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是在中央广播电台附近的枪战，战斗中共有20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阵亡。
在这个紧张的日子里，不知是巧合、被苏联的伎俩所欺骗还是用“措手不及”来掩饰无可作为的尴尬，美国和北约的军政首脑偏偏都在度假。北约理事会秘书长布罗希奥正在意大利休假，欧洲盟军司令兰尼兹尔则在萨洛尼卡进行实在没有太多必要的视察，留守的英国代理参谋长这一晚上又在北海泛舟，而且没有随身携带无线电收音机。事实上，在苏军开始入侵前两小时，北约的技术情报系统发出了有关苏军调动的警报，但这个警报被送到有关人员手里时，已经晚得没有意义了——事实上，即使是只觉察到华约军队在20日突然全部实行了无线电静默，这已经证明大行动迫在眉睫了。至于北约军政要人得知这一消息得途径，更是千奇百怪：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波尔克将军最初听到这一消息是来源于布拉格的大使馆，而不是来自部队的情报机关，北约的参谋长则是在早上听听天气预报看看海峡有没有风浪时听到了比利时电台的广播。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白宫的约翰逊总统，是通过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才知道这个事实的。曾经要扼杀苏维埃的西方列强，对于入侵行动的最强烈抗议不过是约翰逊总统不太情愿地取消了与勃列日涅夫会晤并签署协议的安排。
在这个世纪里一次又一次遭受命运捉弄的布拉格人，已经厌倦了流血和杀戮，突破苏联干扰建立的地下电台，则在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展示威和不合作运动。为了唤醒同胞，一位叫简﹒帕拉彻布拉格人，在悲愤中于市区中心的大街自焚。从8月21日开始，从布拉格市600年历史的瓦茨拉夫广场到苏军坦克经过的乡村公路，捷克斯洛伐克人把苏联士兵和他们的坦克变成了愤怒海洋中的孤岛，不向占领军提供食物的运动也给苏联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无休止的包围和冲突中，一些苏联士兵选择了开火（据西方估计，被打死的示威者大约有100人），但更多的苏联士兵则在置疑：我们是奉命来“帮助”他们免遭西德军国复仇主义者占领的，为什么这些人却要在我们的坦克上画纳粹的标志？当然，一直到9月中下旬，还有个别不甘屈服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选择了继续战斗：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记载，9月15日还有1架苏军直升机在myslivna附近被击落，9月17日苏军在Libava省也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再次发生交火——不过这种抵抗，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1968年8月-9月入侵者的军队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死亡人数大致都在1000人左右（按照比较保守的数字，则是双方死亡者都在300人左右）。
在布拉格，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在苏军的坦克上勇敢的写上了一句经典：“醒来吧！列宁，勃列日涅夫疯了！” 军事意义上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行动，可谓是战略奇袭的颠峰之作，以至于此后的10余年中，各国军队都热衷于研究苏联的闪击作战，但是它的副作用克里姆林宫在一个星期后就发现了——为了恢复秩序，又有25万苏军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在军事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以莫大的鼓舞，他们似乎忽然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拥有了比美国更值得炫耀的实力，在他们面前，地域扩张之路又是如此的平坦。在无法以热战结束政治斗争的原子时代，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开始陶醉在自彼得大帝以来每一个克里姆林宫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扩张中，镰刀斧头旗的影子开始从陆地、从海洋、从太空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延伸——直到这种扩张成为了红色帝国的不能承受之重。
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新任国防部长马尔钦.楚尔的会谈中，格列奇科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驻军一个师的要求并没有实现，但是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安排一次演习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楚尔很快就为这个决定后悔了：不但计划在6月中旬进行的 “联合参谋训练”具体内容、规模苏联人并没有通知他，甚至苏联军队连都半个月都不愿意等，6月初他们就在未通知布拉格的情况下就把坦克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计划中的“参谋军官演习”，苏联、东德和波兰的5万军队在他们认为需要的地方自行驻扎了下来，而且军官带着家属、部队在驻地建设了固定的通讯设施——捷克斯洛伐克根本不知道苏联等国的军队在做什么，要做什么，总理切尔尼克想向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询问这一切，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要等莫斯科同意！危 机
苏联军事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是4月初开始准备的，因为与贝利亚关系密切一度失宠的什捷缅科大将，是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实际策划人。在1968年的暮春，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总体负责整个军事行动，部队的组织和战役准备由苏联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负责，具体的军事干预计划则由苏军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在莫斯科秘密组织——由于什捷缅科在整个入侵行动中多数时间躲在幕后，因此他的作用往往被后人所遗忘。按照什捷缅科的计划，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分为几个层次：为了试探北约组织的反应并且恫吓一下布拉格，苏军在6月初的演习中将做出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势——自然顺便还要对计划中的入侵线路和军事要点进行勘察，然后，苏军通讯、侦察部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继续进行“演习”，一方面监视北约组织的动向并干扰其侦察视线，一方面完成进攻前的最后准备。尽管政治局并没有确定进攻的最后时间，但苏军总参谋部的要求是在7月份之后应在24小时之内即可开始全面的军事行动。
此刻影响苏联人入侵行动计划的关键，是白宫可能做出的反应。按照安德罗波夫的分析，在入侵行动开始后，西方国家以现有的兵力是无法完成直接军事干预的：美国军队深陷在越南的泥潭中，英国和西德军队主要部署在与东德的边境线后方，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毗邻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大利方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部队。KGB最担心的是一旦开始入侵，北约会象苏联在越南所做的一样，利用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把苏联人拖入一场遥遥无期的游击战争。
尽管苏联人在6月份完成了“演习”后，把部队又都撤了回去，但是他们的目标即使是在普通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也是不言自明了，一位普通的布拉格妇女告诉西方记者：“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苏联人的大规模演习和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扎的举措，白宫当然能理解这是什么含义，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选择并不多，他不可能发起一场原子大战去拯救原本就是克里姆林宫子民的布拉格人，如果他要从奥地利、意大利或者南斯拉夫对布拉格的反叛者进行援助，则要冒着给苏军继续侵入这些国家的借口——况且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强大的一支红色政党、而奥地利在冷战中是名义上的中立国，南斯拉夫的铁托将军毕竟既是斯拉夫人、又是共产党员。在五角大楼的麦克纳马拉面前，困难则更具体：即使有100万军队可以投入到欧洲各个关键点去加强防务（参与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必要的代价），跨越大西洋并完成集结也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但在这个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年头，他如何才能再去找100万训练有素的部队？这一年，美国最强健的男人穆罕默德．阿里，在皈依伊斯兰教的后骄傲对新闻界宣布： “我为什么要去越南？我和越共素来无怨。”——麦克纳马拉此时又如何找到让美国青年去与苏联红军作战的理由？因此，对于苏联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的反映是：不进行部队调动和军事准备，甚至掠过捷克斯洛伐克上空的侦察卫星数量也不进行调整。
此时，如果杜布切克不改弦更张，他和他的改革命运已经注定了，但布拉格的领导人们却还都陶醉在群众热情洋溢的欢呼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按照后来逃到奥地利的捷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姆利纳日向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的介绍：当时的捷共中央开始时对苏联的军事干涉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后来在苏联威胁增加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软弱无力。他们的唯一自救措施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的一切“敌人”呼吁支持和援助，但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从中国报刊看到的报导是：这是“老修正主义反对小修正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当年捷共中最年轻的书记在莫斯科大学读法律系时，是后来大名鼎鼎戈尔巴乔夫的同班同学，而且多年同住一个寝室。在流亡到奥地利后，此人倒是因为对经济改革的经验，多次接受邀请与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就经济改革进行合作与研究。
在柯西金从著名的疗养胜地卡罗维发利返回莫斯科之后，即使是克里姆林宫的“鸽派”，也开始意识到仅靠说服和施加压力是无法改变布拉格的政治走向了。但对军事问题不怎么内行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还是对全面进攻犹豫不决，这个在权术斗争中走上台的领导者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在6月4日一14日，布拉格的政治明星、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访问莫斯科时，据说，勃列日涅夫在赞扬斯姆尔科夫斯基40余年的革命经历之余，眼含热泪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苏联从来没有想过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并且表示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十分担心，还暗示杜布切克不宜担任最高职务。不过这时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确实太不“识相”，他的回答是杜布切克是一个能够控制住局势的真正领袖。在1968年的天气渐渐热起来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事实上确实已经有脱离杜布切克掌握的趋势了：感受到苏联压力的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在6月27日的《文学日报》中发表了一篇著名《两千字宣言》，这个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改革运动没有给我们带来很新的东西”，参加签名的70多名知识分子在这篇宣言中还公开宣称，如果有外国势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些人将“手拿武器”的支持政府——这个引起了热烈反响的东西，充分暴露了这些人幼稚和天真，即使是后来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时候，他们最积极的反应不过是在电台上对侵略者进行鞭挞而已，而且这多半是在他们逃到西方之后。即使是对外交不怎么在行的杜布切克，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个宣言是多么的不合适宜，他和捷共中央做出的反应是连续谴责——但这在苏联人的眼中，不过是一次带挑衅性质的双簧而已。
到7月中旬以后，安德罗波夫的KGB特工已经完成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部署，但令他失望的是，不管是对改革派的拉拢还是寻找北约间谍参与证据的行动，进行得都很不顺利。1968年，KGB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代号为“进步”，由于实在找不到西方参与的证据，KGB第一总局派出的20名间谍中，至少有5--7名冒充西德人、有3名伪装成奥地利人、3名伪装成英国人、2名伪装成瑞士人、1名伪装成黎巴嫩人、还有1名伪装成墨西哥人，KGB第一总局副局长G.F.博尔佐夫亲自坐镇布拉格的情报站进行指挥——这也是苏联第一次向盟友内部大批派遣间谍。苏联间谍在布拉格的最经典之作，是成立了一些子虚乌有的反社会主义组织，然后与杜布切克的总理切尔尼克接触，然这自然成为了布拉格反社会主义的证据。为了拉拢被杜布切克踢开的前诺沃提尼分子，KGB也下了很大的力气，例如为了与前内务部部长巴拉克拉上关系，KGB专门派出了一名叫加林纳.列奥厄多夫娜.利宁斯卡妞的女间谍，在KGB的档案中，对这个女人的评价是 “性欲过盛”。当然，杜布切克的对诺沃提尼分子的清洗，也确实帮了苏联人大忙（按计划杜布切克将要赶下台人，包括1200名政府官员和250名高级军官）。所以，在安德罗波夫德的拉拢和原本政见不和等因素德共同作用下，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局长豪斯卡等失意要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英德拉、科尔德等人，纷纷和莫斯科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7月份“参谋演习”结束后，华沙条约国又在捷克境内进行了小规模的“天盾”反空袭防御演习——通过这次演习，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应付空中打击的手段，对苏联人来说已经是毫无秘密可言了。到了7月中旬，对布拉格局势感到无法忍受的人中已经不仅仅是苏联人，保加利亚、东德、波兰的领袖们也都在催促莫斯科采取军事行动。但不愿意发生流血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华沙与小伙伴们密商后，除了给布拉格去了个近似通牒的宣言，又开始策划一个新的小阴谋。莫斯科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基辅或者利沃夫与苏共中央政治局来次全面对话——实际上这是一个把他们集体绑架的阴谋。很遗憾，捷克斯洛伐克人拒绝了这个危险的邀请，他们把会谈的地点约定了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小城切尔纳。至于苏联人类似最后通牒的信件，捷共中央参与表决的88名中央委员一致选择了拒绝。在切尔纳，苏联、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领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进行艰苦的谈判，在这次苏联人以西德报纸的评论作为根据指责杜布切克的会议上，苏联人曾经对捷共代表破口大骂，而斯沃博达等人的强硬也让勃列日涅夫犯了“心脏病”——但结果很奇怪，大家最后又签署了一份继续表示亲密关系的“布拉迪斯发宣言”。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此的理解是又赢得了几个月的平安，而苏联在会议后的行动是在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按什捷缅科的计划开始部署部队了。8月9日到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约组织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鲍罗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视察了在乌克兰进行演习的苏军并访问了波兰——苏联军队已经完成闪电战的准备工作。
在布拉格之春的最后几天，杜布切克似乎时间都花在了接待客人身上。为了表示对他的声援，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主席前后脚访问了布拉格，在他们两人中间前来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宠儿，东德的乌布里希。最后一个主动约见杜布切克的，是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事实上，对匈牙利事件深有体会的卡达尔在这次背着莫斯科的会晤中，对苏联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暗示，但外交方面实在不怎么在行的杜布切克居然在事后说：他对卡达尔为什么要急着与他会面实在搞不清楚！
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军事行动的企图，无论是白宫还是北约的欧洲盟军司令部，都是大体可以了解的——因为他们的无线电监听技术是由于苏联人的。然而，美国的“科罗纳”照相侦察卫星8月中旬将照片传回来之后，下一次光临捷克斯洛伐克与乌克兰的接壤地带仍要到8月25日。在西方报纸都开始预测苏军何时入侵捷克的时候，美国情报机关还是如此的漫不经心，这也是一件怪事。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为了应付苏联方面对西方情报机关参与了布拉格反苏事件的指责，经过认真讨论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7月22日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此人在外交部长职位上一直呆到了勃列日涅夫去世）的会晤中，回应了苏联人的指责：“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者参与这些事件，令人惊讶的是，苏联企图让我们参与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参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首先是捷克人自己的事，其次，这是捷克和华约之间的事。”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的是，在冷战时期苏联的高级将领们对大局是很少有发言权的，因此尽管格列奇科元帅等人一再建议尽快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打击，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最终决定，直到8月19日在勃列日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才最后敲定。
醒来吧！列宁，勃列日涅夫疯了！
按照什捷缅科大将的计划，苏军在8月19日-20日的20个小时内，就完成了闪击前的准备行动。按照苏联的计划，预计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突袭的部队共24个师和一部分战术支援部队，苏联战术空军第24集团军为他们提供支援，预计参与整个行动的总的兵力为25万人。在8月20日白天，这些部队部署的态势是：华约住东德境内的苏军4个师和东德第11摩托化师，在苏军驻东德集群司令科谢伊沃元帅指挥下从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界攻占卡罗维发利后向西南进发，控制与捷克与西德的边境；驻匈牙利苏军集群将在图塔里诺夫上将指挥下以苏军4个师、匈牙利军2个师和保加利亚军队1个团的兵力向东沿斯洛伐克与奥地利边境进攻并占领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发，该部苏军还将有一部分兵力向北上，与从乌克兰西进的苏军4个师在科希策会师，占领斯洛伐克东部。在漫长的捷克与波兰边境，苏军驻波兰集群舒卡多夫上将的部队将以苏联—波兰合成军的4个师从边境的中路进行突破；在最关键的捷波边境东段，帕夫洛夫斯基大将将指挥苏军4个师和东德第7摩托化师向布拉格展开突击。苏军在捷克境内的行动，由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在斯洛伐克境内的行动，由布罗巴罗夫上将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一支力量，近卫空降兵103师将在帕夫洛夫斯基大将的直接指挥下从乌克兰向布拉格进行空中突击。当然，关于华沙条约国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的兵力，说法有很多种，比较流行的一种是50万——但这并不是在入侵行动中部队的数量，它包括随后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驻扎的华约部队总数。苏军在这次行动中动用的技术装备数量，网上有些数据夸张到了离谱的地步：侵捷苏军坦克数量的说法从9000辆到59000辆都有！根据法国人近年来的统计，在这24个师中，坦克、自行火炮数量约为4600辆，支援他们的有2000门火炮和空军第24集团军的800架作战飞机。当然，即使是这个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不过1千4百万人。
将与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入侵者对抗的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共有12个师（其中5个坦克师），总兵力大约为17万5千人。按照苏联式的武装力量组织模式，杜布切克除此之外理论上还有总数近30万人的准军事部队，包括边防军、内卫部队、国家安全保卫部队、民防部队和民兵。从军事角度考虑，如果借助的山地、丛林和人民的普遍支持，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1327辆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应该会在战斗中给苏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从1968年1月上台以来，兼任武装部队统帅的杜布切克在南、北、东三个方向都有华约部队驻扎的情况下，既没有加强防御设施，也改变精锐部队驻扎在西波希米亚防御西德方向的部署，更不要说动员准军事部队。从这一点看，作为一个希望力挽狂澜的领袖，46岁的杜布切克确实不够老练——他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了自己同样不老练的外交技巧和铁幕那一边根本指望不上的支持上。当然，如果在行动中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充分的反应时间，多国部队的入侵也许会遭遇有组织的顽强抵抗，但是在1968年时，在一大批经过战争考验的高级将领指挥下，已经实现机械化的苏联军队战役组织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他们对机械化战争和闪击战理念的把握可谓无人能及，整个入侵行动组织得象阅兵式一样精密。
8月20日下午4点整，杜布切克还在研究如何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清理党内的诺沃提尼分子时，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部长帕维尔的副手，亲苏分子沙尔戈维奇已经开始召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中的“可靠”成员了。沙尔戈维奇向这些人通报了将于当晚的入侵行动计划，并向他们分配了任务。下午5点，安德罗波夫的间谍和已经变节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人员开始潜入布拉格郊区鲁金机场的的塔台、通讯中心等要害部位。当天22：30（另有说法是23：00），一架在布拉格上空飞行的安-24民航机向机场要求紧急迫降，按照国际惯例，鲁金机场的空中管制人员引导这架苏联飞机顺利的完成了降落——为了确保偷袭成功，苏军细心地使用了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和驾驶员，因为这些飞机如果不能按民航的惯例正确着陆，或者捷克机场交通管制中心的电子询问机得不到正确回复，那么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有暴露得可能。这架飞机中一口流离捷克语的乘客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情报人员和KGB间谍的配合下，很快就制服了塔台和通信中心的警备人员。半个小时以后，2架由米格21护航的安-12运输机装载着近卫103空降师的180名先遣队员在鲁金降落，苏军随即完全控制了机场。在随后的6个小时中，从乌克兰利沃夫起飞的苏联运输机开始在鲁金机场一架又一架降落，高峰时刻密度达到了每分钟1架！安-12运输机把第103师主力（某些资料显示还有波兰第6空降师的部分兵力）空运到了布拉格，巨型的安-22运输机则运来了该师的31辆ASU-85自行火炮、40辆PT-76水陆坦克和数量不详的BRDM-1装甲侦察车。
凭心而论，到21日凌晨，苏军到达布拉格的兵力只有配属少量装甲车辆的空降兵不足万人，而帕夫洛夫斯基的坦克部队当晚11：00才开始进入捷克境内，此时杜布切克还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是，苏联人7月份在捷克境内进行的“天盾”演习显示出了他的效果。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关键的通讯设施，如果没有被苏军或亲苏分子占领，也在强烈的电子干扰中失去了作用。为了防止北约远程监视雷达发现异动，东西德边境附近的苏联空军在没有电子干扰机的情况下，以类似空中表演时拉烟的方法用战机在空中喷射出大量含有铯、钨、钠、钾等金属微粒的烟雾，北约的雷达在这种气溶胶的干扰下形成了“白雾”——当然，如果西方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特别敏感的话，雷达没有信号也就是个特殊的信号。
鲁金机场离布拉格不过6英里的距离，而且公路一直是下坡，即使如此，苏军的空降兵还是发现，契尔沃年科大使派出的车队已经在机场外等候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在拂晓时，大使馆的汽车将把空降兵和坦克带到已经进入了布拉格市区伏尔塔瓦河大桥、捷共中央大楼、总统官邸、邮政局和布拉格广播电台等关键目标。
8月20日的下午，杜布切克正在捷共中央大厦主持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已提前得到通知的英德拉等亲苏分子使这次会议一直延续到了深夜，晚上11点40分，总理切尔尼克接到一个电话后离开了会议室，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面色苍白的说：“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界，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他们还不知道苏军在布拉格机降的消息）主席团立刻出现了混乱，杜布切克当时的叫喊是：“我以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做梦也没料到有胆敢对我们采取这么卑鄙手段的家伙！”随后，这些主席们又花了近两个小时时间去讨论此时应该向民发表一个什么声明。到凌晨1点55分时（另有一说是1点20分），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电台开始广播：“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军队跨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这份声明在电台并没有被播完，尽管苏联坦克此时还没有到达这里，但从部长被贬为报刊和新闻管理局局长的霍夫曼下令截断了播音。
在凌晨剩下的时间里，切尔尼克总理还想回总理府召开一次会议，而杜布切课则在捷共中央大厦等待自己的宿命，1个半小时之后，苏军由10辆坦克、装甲车和1辆伏尔加牌小轿车组成队伍来到了这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元老博莫尔纳中校，带领亲自挑选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负责与苏联空降兵、KGB情报人员一起逮捕杜布切克。根据杜布切克等人的回忆，进入他办公室的一共有7个人（在此之前他们击毙了一名企图顽抗的卫士），其中1个人用一种在杜布切克看来是二流的业余演员的“机械的声音”宣布：“我以英德拉同志领导的工农政府的名义拘留你。”停顿了一下之后——可能是要想一下接下来的台词——他补充道，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党将很快受到以阿洛伊斯.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的审判。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杜布切克被塞进装甲车然后空运到莫斯科的故事，人所共知这段的故事，事实上与历史的真相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在当年高中语文课本中有过详细的描述，那一课的题目是《惊人相似的一幕》）。
当大多数布拉格市民清晨醒来时，他们听到的是苏联人建立的“伏尔塔瓦电台”广播的苏联塔斯社声明。声明说：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邀请，苏联及其盟友的军队已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击退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声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此次活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中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8月21日当天，帕夫洛夫大将指挥的苏军近卫第6步兵师和第35摩托化步兵师部队也进入了布拉格，从军事意义上讲，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21日下午，帕夫罗夫斯基大将进入了布拉格，并向苏共中央汇报了入侵行动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在头两天的战斗行动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是在中央广播电台附近的枪战，战斗中共有20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阵亡。
在这个紧张的日子里，不知是巧合、被苏联的伎俩所欺骗还是用“措手不及”来掩饰无可作为的尴尬，美国和北约的军政首脑偏偏都在度假。北约理事会秘书长布罗希奥正在意大利休假，欧洲盟军司令兰尼兹尔则在萨洛尼卡进行实在没有太多必要的视察，留守的英国代理参谋长这一晚上又在北海泛舟，而且没有随身携带无线电收音机。事实上，在苏军开始入侵前两小时，北约的技术情报系统发出了有关苏军调动的警报，但这个警报被送到有关人员手里时，已经晚得没有意义了——事实上，即使是只觉察到华约军队在20日突然全部实行了无线电静默，这已经证明大行动迫在眉睫了。至于北约军政要人得知这一消息得途径，更是千奇百怪：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波尔克将军最初听到这一消息是来源于布拉格的大使馆，而不是来自部队的情报机关，北约的参谋长则是在早上听听天气预报看看海峡有没有风浪时听到了比利时电台的广播。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白宫的约翰逊总统，是通过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才知道这个事实的。曾经要扼杀苏维埃的西方列强，对于入侵行动的最强烈抗议不过是约翰逊总统不太情愿地取消了与勃列日涅夫会晤并签署协议的安排。
在这个世纪里一次又一次遭受命运捉弄的布拉格人，已经厌倦了流血和杀戮，突破苏联干扰建立的地下电台，则在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展示威和不合作运动。为了唤醒同胞，一位叫简﹒帕拉彻布拉格人，在悲愤中于市区中心的大街自焚。从8月21日开始，从布拉格市600年历史的瓦茨拉夫广场到苏军坦克经过的乡村公路，捷克斯洛伐克人把苏联士兵和他们的坦克变成了愤怒海洋中的孤岛，不向占领军提供食物的运动也给苏联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无休止的包围和冲突中，一些苏联士兵选择了开火（据西方估计，被打死的示威者大约有100人），但更多的苏联士兵则在置疑：我们是奉命来“帮助”他们免遭西德军国复仇主义者占领的，为什么这些人却要在我们的坦克上画纳粹的标志？当然，一直到9月中下旬，还有个别不甘屈服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选择了继续战斗：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记载，9月15日还有1架苏军直升机在myslivna附近被击落，9月17日苏军在Libava省也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再次发生交火——不过这种抵抗，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1968年8月-9月入侵者的军队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死亡人数大致都在1000人左右（按照比较保守的数字，则是双方死亡者都在300人左右）。
在布拉格，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在苏军的坦克上勇敢的写上了一句经典：“醒来吧！列宁，勃列日涅夫疯了！” 军事意义上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行动，可谓是战略奇袭的颠峰之作，以至于此后的10余年中，各国军队都热衷于研究苏联的闪击作战，但是它的副作用克里姆林宫在一个星期后就发现了——为了恢复秩序，又有25万苏军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在军事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以莫大的鼓舞，他们似乎忽然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拥有了比美国更值得炫耀的实力，在他们面前，地域扩张之路又是如此的平坦。在无法以热战结束政治斗争的原子时代，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开始陶醉在自彼得大帝以来每一个克里姆林宫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扩张中，镰刀斧头旗的影子开始从陆地、从海洋、从太空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延伸——直到这种扩张成为了红色帝国的不能承受之重。
68年，布拉格之春，强烈要求上图！
捷克领导人企图不当老毛子的傀儡，结果被“老大哥”无情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