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风哥,有事请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29:02
记得上次和你聊天说有个问题问你,现在想起来了!
我想问问你对洪承畴,范文程等这类人的看法,也希望得到一些他们与清军之战方面的事!
也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记得上次和你聊天说有个问题问你,现在想起来了!
我想问问你对洪承畴,范文程等这类人的看法,也希望得到一些他们与清军之战方面的事!
也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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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问你对洪承畴,范文程等这类人的看法,也希望得到一些他们与清军之战方面的事!
也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
洪承畴,范文程者如果按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就是十足的汉奸！
洪承畴和范文程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曾经是明臣，不同之处范文程是自愿投效，而洪承畴则是被俘后变节！
洪承畴,范文程最可恨之处在于二人对清军入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我们汉族来说此二人实为贼子！
请问为什么变节都一定认定为汉奸呢?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你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帮助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敌人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就是汉奸，这是民族大义。
范洪二人和微子还有伍子胥没什么区别。
好在现在的满族已基本被我们汉族同化了，满族也认可了汉族的文化历史，基本可以算是我族了，他们2人的罪孽也可减轻大部分了。顺便说句话外题：我认为现在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里满族和壮族现在和汉族最和谐，象历史上的鲜卑、契丹等民族一样已经流进了汉族的血脉了。
所以超大历史区强调反清不要引申到现在的满族身上来，以前很多帖子说这说着就变调了什么满族威胁论就出来，这才是超大历史区要打击的原因，现在的满族人中99.9%的与我们荣辱与共不分你我，那些现在去提什么满族威胁论的人目的何在？是不是别有用心？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想听听两场战斗过程，及兵力对比！
原帖由 东风强劲 于 2007-11-19 21:17 发表
所以超大历史区强调反清不要引申到现在的满族身上来，以前很多帖子说这说着就变调了什么满族威胁论就出来，这才是超大历史区要打击的原因，现在的满族人中99.9%的与我们荣辱与共不分你我，那些现在去提什么满族威胁论 ...
反清与反满族完全是两回事，一心希望MQ复辟的人反倒是鼓吹反满族的。
原帖由 ttslslyh 于 2007-11-19 20:37 发表
好在现在的满族已基本被我们汉族同化了，满族也认可了汉族的文化历史，基本可以算是我族了，他们2人的罪孽也可减轻大部分了。顺便说句话外题：我认为现在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里满族和壮族现在和汉族最和谐，象历史上的 ...
反对。不管如今满汉两族如何融洽，汉奸永远是汉奸，不能减轻他们的罪孽。
原帖由 ttslslyh 于 2007-11-19 20:37 发表
好在现在的满族已基本被我们汉族同化了，满族也认可了汉族的文化历史，基本可以算是我族了，他们2人的罪孽也可减轻大部分了。顺便说句话外题：我认为现在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里满族和壮族现在和汉族最和谐，象历史上的 ...
假如我们将来占领日本，难道汪精卫也要平反不成？实用主义历史观是非常错误的。
楼主不厚道
给东风出这样的难题
实际上东风的意思我知道，我来总结一下吧：
洪承畴和范文程，这两个家伙对于汉族来说是汉奸，但和汪精卫那样的汉奸是有区别的，因为前两个主要是伤害了汉族人民，而汪精卫伤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汪精卫表示愤慨，但是对于洪承畴和范文程，中国人有表示愤慨的权力，不过不强制，像汉族人可以鄙视这两个家伙，但是对于满族人来说，他们也可以推崇这两个人。
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但大家都在一个叫中国的屋子里看到的，站的位置不重叠看到的东西也有差异。
而对于站到了隔壁邻居家的汪精卫，那么我们都是从自己家的窗户里面看过去，所以大家的视角应该是相同的。
给东风出这样的难题
实际上东风的意思我知道，我来总结一下吧：
洪承畴和范文程，这两个家伙对于汉族来说是汉奸，但和汪精卫那样的汉奸是有区别的，因为前两个主要是伤害了汉族人民，而汪精卫伤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汪精卫表示愤慨，但是对于洪承畴和范文程，中国人有表示愤慨的权力，不过不强制，像汉族人可以鄙视这两个家伙，但是对于满族人来说，他们也可以推崇这两个人。
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但大家都在一个叫中国的屋子里看到的，站的位置不重叠看到的东西也有差异。
而对于站到了隔壁邻居家的汪精卫，那么我们都是从自己家的窗户里面看过去，所以大家的视角应该是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洪范等人都被MQ统治者视为“贰臣”，遭受鄙视。
原帖由 中国闪电1号 于 2007-11-20 10:56 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洪范等人都被MQ统治者视为“贰臣”，遭受鄙视。
范不知道
但是对于洪承畴，清朝很不厚道;P
这个好象是康熙的意思，在什么地方看过。
原帖由 东风强劲 于 2007-11-20 12:21 发表
这个好象是康熙的意思，在什么地方看过。
一为了给大臣们树立榜样
二为了对汉族士子妥协
原帖由 东风强劲 于 2007-11-20 12:21 发表
这个好象是康熙的意思，在什么地方看过。
是乾隆，我在清朝皇帝中对个人性情评价最差就是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厚道，比以刻薄闻名的他老爸还要苛刻。
另外范文程不是明臣，是生员，属于无官职有功名。
我从来不认为范文程是汉奸，因为他投靠清朝，实际上对减少清朝的野蛮程度，加快其向正常封建王朝的过渡有很明显的作用。
汉奸是公认的，无须你批准。
微子是不是“殷奸”？古代儒家可是一直把他当大圣人来看的。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7-11-20 15:39 发表
是乾隆，我在清朝皇帝中对个人性情评价最差就是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厚道，比以刻薄闻名的他老爸还要苛刻。
另外范文程不是明臣，是生员，属于无官职有功名。
我从来不认为范文程是汉奸，因为他投靠清朝 ...
臣者未必一定是官，范文程一家世代为明臣，其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这在古代叫世受皇恩，范文程自己本身也有功名在身，说范文程是明臣也不过分。
纵使千秋万代之后，汉奸永远就是汉奸。这是是我们应当永远坚持的大义。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7-11-20 15:39 发表
是乾隆，我在清朝皇帝中对个人性情评价最差就是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厚道，比以刻薄闻名的他老爸还要苛刻。
另外范文程不是明臣，是生员，属于无官职有功名。
我从来不认为范文程是汉奸，因为他投靠清朝 ...
范对八旗入主中原的促进作用怎么没加上去
原帖由 农业银行 于 2007-11-20 15:46 发表
汉奸是公认的，无须你批准。
公认么，我就不认。我的看法也不需要别人批准。
我的论据很简单，范文程提高了满族政权的文明程度，值得肯定。
顺便说一句，我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没有什么偏爱。贰臣，中国历史上多了，里面有大功于国民的多了；投靠非汉族政权本来就不是衡量对错的标准。
我也不认为别人会认可我的观点，所以要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原帖由 caixishan520 于 2007-11-20 16:40 发表
范对八旗入主中原的促进作用怎么没加上去
说对了，范文程的重大成绩之一就是让清朝的军事行动，从单纯的杀掠向夺天下治天下过渡。
还是东风老大说的对，对于汉族来说洪、程之流就是汉奸，这是事实。
范文程
字宪斗，号辉岳，汉军镶黄旗人。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学，聪颖敏捷，十八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 1618），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汉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①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朗，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②
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分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
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折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①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①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①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范文程的另一具体建议，也颇为不妥。这位熟读先师之书的儒士，竟劝汗资粮于敌，大掠大抢，从雁门入关，因其“居民富庶”，“可资饱腾”，范文程居然着眼于短暂之利，而忘了人心为贵、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根本要诀，足见其此时见识之短浅。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
① 《清太宗实录》卷4；《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清太宗实录》卷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① 《清太宗实录》（顺治撰修稿本）卷7。
① 《清太宗实录》卷12页3、4、5。以下凡系乾隆朝修的《清太宗实录》，皆不注其版本，因此乃目前通用之书。
① 《清太宗实录》卷3。
第二节 智谋日增 升任大学士
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①
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②。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③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①。
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②。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③。
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④
清崇德元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①。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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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太宗实录》卷13、14。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③ 同上。
① 《清太宗实录》卷22。
② 《清太宗实录》卷28。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④ 《清太宗实录》卷22；《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① 《清太宗实录》卷55。
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 定计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 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①
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①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①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②。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③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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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9页，《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① 《沈馆录》卷7，页13注；《清世祖实录》卷4。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第四节 开国定制 再建功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 “严禁士卒抢夺”。①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②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②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③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旗绅衿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①。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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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世祖实录》卷5。
② 《清世祖实录》卷5；《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清世祖实录》卷6。
③ 《清世祖实录》卷9。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五节 功成引退 “元辅高风”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顺治四年又进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没其家产，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免死赎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罢其官，籍没家产，遣发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睿。
字宪斗，号辉岳，汉军镶黄旗人。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学，聪颖敏捷，十八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 1618），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汉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①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朗，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②
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分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
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折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①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①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①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范文程的另一具体建议，也颇为不妥。这位熟读先师之书的儒士，竟劝汗资粮于敌，大掠大抢，从雁门入关，因其“居民富庶”，“可资饱腾”，范文程居然着眼于短暂之利，而忘了人心为贵、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根本要诀，足见其此时见识之短浅。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
① 《清太宗实录》卷4；《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清太宗实录》卷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① 《清太宗实录》（顺治撰修稿本）卷7。
① 《清太宗实录》卷12页3、4、5。以下凡系乾隆朝修的《清太宗实录》，皆不注其版本，因此乃目前通用之书。
① 《清太宗实录》卷3。
第二节 智谋日增 升任大学士
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①
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②。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③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①。
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②。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③。
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④
清崇德元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①。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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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太宗实录》卷13、14。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③ 同上。
① 《清太宗实录》卷22。
② 《清太宗实录》卷28。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④ 《清太宗实录》卷22；《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① 《清太宗实录》卷55。
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 定计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 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①
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①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①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②。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③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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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9页，《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① 《沈馆录》卷7，页13注；《清世祖实录》卷4。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第四节 开国定制 再建功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 “严禁士卒抢夺”。①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②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②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③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旗绅衿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①。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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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世祖实录》卷5。
② 《清世祖实录》卷5；《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清世祖实录》卷6。
③ 《清世祖实录》卷9。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五节 功成引退 “元辅高风”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顺治四年又进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没其家产，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免死赎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罢其官，籍没家产，遣发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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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之流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为满汉矛盾仇杀推波助澜，除了批判没什么可赞扬的！
洪承畴
字彦演，号亨九（1593～1665年），。清初开国重臣，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承畴公寿终正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承畴公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今天，我们在福建南安在其故居上修建了承畴纪念园。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写诗《赞洪文襄》：“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在于使老百姓免受战争苦难。
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洪承畴出身望族后裔，是武荣翁山洪氏第十二代孙，属东轩五房，书香门第。到了他的曾祖父辈，已是家道中落，并不富裕。曾祖父洪以诜，痒生（秀才）。祖父洪有秩，贡生。文章有名气，早年卒于赴考途中。夫人戴氏在有秩死后生下遗腹子洪启熙（字尔朝，号幼迹公），就是洪承畴的父亲。戴氏孝事姑婆，抚孤成长，被朝廷表节孝烈女，累赠一品夫人。
父洪启熙也中秀才，性格庄重，以至孝名闻乡里。娶妻傅氏，是名门闺秀，教子极严。生子三，长承畴，次承畹，三洪承畯。承畹早逝。承峻是名闻泉郡的书法家。
洪承畴童年入溪益馆读书。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日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
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启胤老师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
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万历四十三年（1615），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6年。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2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天启七年（1627年），升陕西督道参议。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一部份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1630年6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原因。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1633年，三边总督杨鹤为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
各部义军先后东进，1631年至1633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1634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1634年12月，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1635年1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义军于崇祯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1635年8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163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份作军费，一部份赈济贫民。
1638年9月，清军两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均在河北）等地，高阳失守，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清政权机构日臻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它的地盘，仍限山海关以东。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如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山海关等等，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统一东北并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必须拔除这些据点。为此，皇太极下决心要攻克山海关和锦州，打通去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为灭亡明朝、夺取北京创造条件。1938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
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 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
1640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
1641年3月，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采取长期围困方针，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对明朝来说，这些据点所形成的一条防线，是拱卫大门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洪承畴是一位富有实战经验的统帅，他所率领的明军，是分别由八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的。兵虽是精兵，但明末的将帅是骄横出了名的，临阵能否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最大障碍。因此，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洪承畴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历攻势重挫清军，锦州局势开始好转。
但明廷政治极端腐败，崇祯皇帝又性多疑忌，用人不专，片面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同时又密敕刻期进兵。陈新甲还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骐作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张若骐虽是五品小官，但职权很大，使洪承畴以守为战把清军拖疲拖跨的作战方略无法实施，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又一障碍。
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洪承畴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将步兵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山岗，准备与清军决战。
八月，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部署在明军的南面，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明军粮道，断绝洪承畴归路，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一种大包围态势。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与清军决战，现在却被清军切断后方粮道供应，存粮只剩三日，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最后集议背山突围。
两军交战后，洪承畴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一冲不破，便决定撤退。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遂不待军令，大同总兵王朴乘天黑率部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也争相率军逃奔杏山。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当他们逃到杏山时，又决定撤奔宁远，结果再次遭到伏击，部卒伤亡惨重。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决心，明兵两镇六总兵败溃，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更是无计其数。剩下自己带领的残兵万余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饷援皆绝。
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铎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
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
1642年1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夜袭，被清军战败。败兵欲退入城内，但洪承畴见后有追兵，竟下令关闭城门，因而败兵大部被歼，其余的逃往杏山，后遭伏击全被歼灭。洪承畴不敢再战，而朝廷援军也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就这样，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
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被杀。
洪承畴被俘后，久被围困的锦州明军已筋疲力尽，粮尽援绝，又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已败，待援无望。四月，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这是他的第二次降清了）。 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除宁远一地外，全部落入清军手中。皇太极曾自负地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这年10月，他派贝勒阿尔泰率清军入关，大扰河北、山东，攻破3府、18州、67县，俘人口36万，牲畜50万头。（再努把力就可以与李自成会师了）清军中经北京时，明军毫不阻挡，放其回盛京。 关内方面，李自成农民军迅速发展，明军也失去了主动地位。在清军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东西交攻之下，明朝已处于覆灭的前夕。
洪承畴是大明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文武兼备，谋略过人，是不可多得的良才。洪承畴被俘后，清太宗为今后逐鹿中原计，一心争取洪承畴归顺，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笼络他，下旨以礼护送洪承畴到盛京（沈阳）；同时，皇太极命斩一同被俘的巡抚邱民仰等人，以威吓洪承畴。
到得盛京，太宗派满汉文武官员 轮流劝降，均遭拒绝；清将发怒，举九刀威胁，他“延颈承刃”，始终不屈。洪承畴住大庙而科头跣足，肆意漫骂。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10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皇太极无计可施，特命最受宠信的大学土、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张存仁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
当夜，一位仪态万方的丽人，密携人参汤款款地走到洪承畴的榻边。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丽人娇嗔地说道：“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实在令人敬佩。将军即使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还是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秀色，听着这温柔劝话，闻着这诱人香味，顿时心神激荡。丽人不断劝饮，同时以壶承其唇。洪承畴不知这“水”是人参汤，便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丽人又如此再劝，洪承畴竟连饮了几口。
隔日（五月四日），皇太极亲临太庙，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清史稿》载：“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随即剃发易服，归顺大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委以洪承畴重任。后来，当得知那天夜里把壶劝饮的丽人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时，洪承畴不胜惶恐。可是皇太极和庄妃待他态度如常，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此事一般。洪承畴越发感激，死心踏地为大清效劳。
洪承畴本是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 “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御祭始罢。
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命隶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终皇太极一朝，除咨询外，也没有任以官职。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水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日，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日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自统领6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夺占山海关。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军行至翁后所(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吴三桂乞求合兵攻李自成书，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日夜兼程，急驰山海关。二十一日晨，李自成军抵山海关，以6万对吴三桂 8万兵力，在石河及东、北、西三面全线发起进攻，吴军濒临危殆。二十一日夜，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关外的威远城，击败大顺军唐通部。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剃发称臣，开关出迎清军。中午，蓄势伺机的清军骑兵在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领下，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农民军猝不及防，最终失利，由水平(今河北卢龙)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军仓促西撤。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
洪承畴建议：“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政治效果。
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
洪承畴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如恢复明代的内阁票拟制度，以便大学士对用人行政等要务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以据以摘参，从而达到杜渐防微的目的。他还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慎重用人行政。
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洪承畴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顺治帝和洪承畴的一则对话：“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 相 ）、 ( 督 ) 抚 ，何术方不受欺 ? ’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 如此看来，岂《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 ! 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
此外，他还举荐许多明朝官吏，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师攻占南京，福王被擒，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随即占领常州、苏州、太仓、嘉兴等地，址分顺利。多尔衮被胜利冲昏头脑，悍然下“剃头令”：“反对者，杀无赦”。这一带有强烈民族征服性质的命令，立即激起江南汉族人民的强列反抗，抗清浪潮风起云涌。危难之中，多尔衮于闰六月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授予“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
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招抚、 举荐大批明朝降官，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九江、南昌、袁州、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
当然，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也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明王室内的一些顽固势力，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的不忠，但从促进清王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角度来看，其功绩是主要的。史称“开清第一功”。
顺治四年（1647年），洪承畴因父丧，回乡守制。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奉召返京，再次入内院佐理机务。摄政王多尔衮对其慰劳备至，宠信有加，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
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有的起升，有的外转或外调，有的降黜，得罪一批朝官。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上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
顺治九年（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顺治十年（1653年），孙可望、李定国所率领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在云、贵归附明宗室桂王朱由榔，抗清出现新高潮。五月，已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机务，兼任《大清太宗实录》总裁官的洪承畴，又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事后报闻。此时洪承畴已61岁，临行前，顺治帝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
洪承畴入湖广后，制定了严防重镇，互为犄角，先安湖广，后平云贵的方略，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他以湖南为中心，实行屯田、备粮、修城防、设水师，作长期计划。而对西南一带多年战乱，民不聊生，人民需要安定，国家需要统一的时局，洪承畴坚决反对穷兵黩武。他审度时势，实行军事上“以守为战”、政治上“广示招徕”、经济上“开垦田亩”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靖南疆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历史性功劳。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孙可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为洪承畴设伏所败，撤回贵州。
顺治十四年（1657年）洪承畴经略湖南时，驻于长沙黄兴北路又一村明代吉藩四将军府（今青少年宫），并建集思堂。署之东有真武宫，明吉藩建。清初，真武宫成为关押“反清复明”人士的监狱，著名学者陶汝鼐即下狱于此。后又因“洞庭举事”一案，株连湖湘名士300余人，会审真武宫。俟洪承畴到长沙，才平释此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桂王的永历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内战中失败，穷蹙请降。世祖一面命洪承畴率所部相机进取，一面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进兵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世祖又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军南征。九月，清兵各路会师入云南。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云南平定。洪承畴上疏说，云南地方险远，少数民族众多，不易治理，要留兵驻镇，于是顺治以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驻昆明。他又看到云贵地区地瘠民苦，疏请发内帑赈济贫民，建议暂缓向逃亡缅甸的桂王余部进军，使战乱之后的云贵地区的社会秩序渐趋安定，生产开始恢复。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调理。因洪承畴功大、位高、权重，遭满洲贵族和一些汉族大臣的猜忌，并受到冷落。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死，子玄烨（康熙）嗣位。这时洪承畴业已69岁，仍任大学士，却感孤独，于五月疏乞休致。朝廷几经争论，康熙才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母（轻车都尉）世袭。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病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洪承畴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文物部门曾进行过挖掘；“文革”期间墓地被破坏殆尽，但仍残留有石碑、龟趺、石人等雕塑，古木也很多；现仅存一对石狮子。
洪承畴于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字彦演，号亨九（1593～1665年），。清初开国重臣，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承畴公寿终正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承畴公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今天，我们在福建南安在其故居上修建了承畴纪念园。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写诗《赞洪文襄》：“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在于使老百姓免受战争苦难。
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洪承畴出身望族后裔，是武荣翁山洪氏第十二代孙，属东轩五房，书香门第。到了他的曾祖父辈，已是家道中落，并不富裕。曾祖父洪以诜，痒生（秀才）。祖父洪有秩，贡生。文章有名气，早年卒于赴考途中。夫人戴氏在有秩死后生下遗腹子洪启熙（字尔朝，号幼迹公），就是洪承畴的父亲。戴氏孝事姑婆，抚孤成长，被朝廷表节孝烈女，累赠一品夫人。
父洪启熙也中秀才，性格庄重，以至孝名闻乡里。娶妻傅氏，是名门闺秀，教子极严。生子三，长承畴，次承畹，三洪承畯。承畹早逝。承峻是名闻泉郡的书法家。
洪承畴童年入溪益馆读书。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日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
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启胤老师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
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万历四十三年（1615），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6年。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2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天启七年（1627年），升陕西督道参议。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一部份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1630年6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原因。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1633年，三边总督杨鹤为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
各部义军先后东进，1631年至1633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1634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1634年12月，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1635年1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义军于崇祯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1635年8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163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份作军费，一部份赈济贫民。
1638年9月，清军两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均在河北）等地，高阳失守，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清政权机构日臻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它的地盘，仍限山海关以东。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如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山海关等等，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统一东北并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必须拔除这些据点。为此，皇太极下决心要攻克山海关和锦州，打通去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为灭亡明朝、夺取北京创造条件。1938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
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 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
1640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
1641年3月，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采取长期围困方针，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对明朝来说，这些据点所形成的一条防线，是拱卫大门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洪承畴是一位富有实战经验的统帅，他所率领的明军，是分别由八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的。兵虽是精兵，但明末的将帅是骄横出了名的，临阵能否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最大障碍。因此，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洪承畴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历攻势重挫清军，锦州局势开始好转。
但明廷政治极端腐败，崇祯皇帝又性多疑忌，用人不专，片面听信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同时又密敕刻期进兵。陈新甲还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骐作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张若骐虽是五品小官，但职权很大，使洪承畴以守为战把清军拖疲拖跨的作战方略无法实施，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又一障碍。
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洪承畴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将步兵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山岗，准备与清军决战。
八月，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部署在明军的南面，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明军粮道，断绝洪承畴归路，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一种大包围态势。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与清军决战，现在却被清军切断后方粮道供应，存粮只剩三日，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最后集议背山突围。
两军交战后，洪承畴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一冲不破，便决定撤退。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遂不待军令，大同总兵王朴乘天黑率部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也争相率军逃奔杏山。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当他们逃到杏山时，又决定撤奔宁远，结果再次遭到伏击，部卒伤亡惨重。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决心，明兵两镇六总兵败溃，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更是无计其数。剩下自己带领的残兵万余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饷援皆绝。
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铎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
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
1642年1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夜袭，被清军战败。败兵欲退入城内，但洪承畴见后有追兵，竟下令关闭城门，因而败兵大部被歼，其余的逃往杏山，后遭伏击全被歼灭。洪承畴不敢再战，而朝廷援军也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就这样，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
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被杀。
洪承畴被俘后，久被围困的锦州明军已筋疲力尽，粮尽援绝，又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已败，待援无望。四月，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这是他的第二次降清了）。 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除宁远一地外，全部落入清军手中。皇太极曾自负地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这年10月，他派贝勒阿尔泰率清军入关，大扰河北、山东，攻破3府、18州、67县，俘人口36万，牲畜50万头。（再努把力就可以与李自成会师了）清军中经北京时，明军毫不阻挡，放其回盛京。 关内方面，李自成农民军迅速发展，明军也失去了主动地位。在清军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东西交攻之下，明朝已处于覆灭的前夕。
洪承畴是大明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文武兼备，谋略过人，是不可多得的良才。洪承畴被俘后，清太宗为今后逐鹿中原计，一心争取洪承畴归顺，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笼络他，下旨以礼护送洪承畴到盛京（沈阳）；同时，皇太极命斩一同被俘的巡抚邱民仰等人，以威吓洪承畴。
到得盛京，太宗派满汉文武官员 轮流劝降，均遭拒绝；清将发怒，举九刀威胁，他“延颈承刃”，始终不屈。洪承畴住大庙而科头跣足，肆意漫骂。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10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皇太极无计可施，特命最受宠信的大学土、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张存仁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
当夜，一位仪态万方的丽人，密携人参汤款款地走到洪承畴的榻边。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丽人娇嗔地说道：“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实在令人敬佩。将军即使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还是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秀色，听着这温柔劝话，闻着这诱人香味，顿时心神激荡。丽人不断劝饮，同时以壶承其唇。洪承畴不知这“水”是人参汤，便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丽人又如此再劝，洪承畴竟连饮了几口。
隔日（五月四日），皇太极亲临太庙，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清史稿》载：“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随即剃发易服，归顺大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委以洪承畴重任。后来，当得知那天夜里把壶劝饮的丽人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时，洪承畴不胜惶恐。可是皇太极和庄妃待他态度如常，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此事一般。洪承畴越发感激，死心踏地为大清效劳。
洪承畴本是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 “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御祭始罢。
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命隶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终皇太极一朝，除咨询外，也没有任以官职。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水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日，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日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自统领6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夺占山海关。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军行至翁后所(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吴三桂乞求合兵攻李自成书，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日夜兼程，急驰山海关。二十一日晨，李自成军抵山海关，以6万对吴三桂 8万兵力，在石河及东、北、西三面全线发起进攻，吴军濒临危殆。二十一日夜，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关外的威远城，击败大顺军唐通部。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剃发称臣，开关出迎清军。中午，蓄势伺机的清军骑兵在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领下，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农民军猝不及防，最终失利，由水平(今河北卢龙)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军仓促西撤。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
洪承畴建议：“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政治效果。
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
洪承畴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如恢复明代的内阁票拟制度，以便大学士对用人行政等要务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以据以摘参，从而达到杜渐防微的目的。他还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慎重用人行政。
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洪承畴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顺治帝和洪承畴的一则对话：“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 相 ）、 ( 督 ) 抚 ，何术方不受欺 ? ’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 如此看来，岂《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 ! 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
此外，他还举荐许多明朝官吏，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师攻占南京，福王被擒，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随即占领常州、苏州、太仓、嘉兴等地，址分顺利。多尔衮被胜利冲昏头脑，悍然下“剃头令”：“反对者，杀无赦”。这一带有强烈民族征服性质的命令，立即激起江南汉族人民的强列反抗，抗清浪潮风起云涌。危难之中，多尔衮于闰六月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授予“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
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招抚、 举荐大批明朝降官，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九江、南昌、袁州、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
当然，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也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明王室内的一些顽固势力，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的不忠，但从促进清王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角度来看，其功绩是主要的。史称“开清第一功”。
顺治四年（1647年），洪承畴因父丧，回乡守制。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奉召返京，再次入内院佐理机务。摄政王多尔衮对其慰劳备至，宠信有加，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
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有的起升，有的外转或外调，有的降黜，得罪一批朝官。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上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
顺治九年（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顺治十年（1653年），孙可望、李定国所率领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在云、贵归附明宗室桂王朱由榔，抗清出现新高潮。五月，已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机务，兼任《大清太宗实录》总裁官的洪承畴，又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事后报闻。此时洪承畴已61岁，临行前，顺治帝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
洪承畴入湖广后，制定了严防重镇，互为犄角，先安湖广，后平云贵的方略，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他以湖南为中心，实行屯田、备粮、修城防、设水师，作长期计划。而对西南一带多年战乱，民不聊生，人民需要安定，国家需要统一的时局，洪承畴坚决反对穷兵黩武。他审度时势，实行军事上“以守为战”、政治上“广示招徕”、经济上“开垦田亩”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靖南疆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历史性功劳。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孙可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为洪承畴设伏所败，撤回贵州。
顺治十四年（1657年）洪承畴经略湖南时，驻于长沙黄兴北路又一村明代吉藩四将军府（今青少年宫），并建集思堂。署之东有真武宫，明吉藩建。清初，真武宫成为关押“反清复明”人士的监狱，著名学者陶汝鼐即下狱于此。后又因“洞庭举事”一案，株连湖湘名士300余人，会审真武宫。俟洪承畴到长沙，才平释此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桂王的永历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内战中失败，穷蹙请降。世祖一面命洪承畴率所部相机进取，一面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进兵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世祖又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军南征。九月，清兵各路会师入云南。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云南平定。洪承畴上疏说，云南地方险远，少数民族众多，不易治理，要留兵驻镇，于是顺治以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驻昆明。他又看到云贵地区地瘠民苦，疏请发内帑赈济贫民，建议暂缓向逃亡缅甸的桂王余部进军，使战乱之后的云贵地区的社会秩序渐趋安定，生产开始恢复。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调理。因洪承畴功大、位高、权重，遭满洲贵族和一些汉族大臣的猜忌，并受到冷落。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死，子玄烨（康熙）嗣位。这时洪承畴业已69岁，仍任大学士，却感孤独，于五月疏乞休致。朝廷几经争论，康熙才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母（轻车都尉）世袭。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病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洪承畴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文物部门曾进行过挖掘；“文革”期间墓地被破坏殆尽，但仍残留有石碑、龟趺、石人等雕塑，古木也很多；现仅存一对石狮子。
洪承畴于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几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帖出来不代表本人认同此观点，有些地方本人还很反感，帖出来只为参考。
【后世评说】
（一）“贰臣”说
洪承畴为明朝大臣时，深受崇祯皇帝宠幸，他自己也得意洋洋，曾在厅堂挂出一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后来洪承畴在松山战役失败后降清，于是有狭龊士人将他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洪承畴破南京，要在石头城搞一个大的悼祭清军阵亡将士的法会。操办时，他早年学生金正希望门投谒，说是“百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指点”。洪承畴多年兵戎，厌听文事，托以目疾“看不清字”。金说：“不妨。学生读给老师听。”于是当众展卷，亢声朗诵，抑扬顿挫掷地有声，却是《崇祯皇帝御制悼洪经略文》。同时还有一位被俘的老将军囚在南京，洪承畴念及旧日情分劝他投清。这位将军掩耳大叫：“你们别骗我，我根本不相信洪亨九会投降！这个洪承畴一定是冒牌货、是假的！哪有像洪亨九那样受恩深重的人会投降的！你们一定搞错了！”这两件扫兴事出来，二人同日赴难。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后屈节事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吴伟业的诗有一些歌咏明清之际的时事，如《临江参军》、《琵琶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篇，都是他的代表作。《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降清，甘心为敌效劳，消灭抗清力量，含有讽刺之意。诗中写道：“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
钱泳《履园丛话》载，明未崇明有一个叫沈百五的，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他曾在一个客舍碰到洪承畴，当时洪不过十二、三岁，相貌不凡，谈吐不俗。沈认为当时洪虽然贫困不堪，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就把洪邀到自己家中，供给衣食用项，还替他请了老师。洪对沈感恩戴德，称沈为伯父。后来洪果然身居要职，沈也因献粮有功而被封官。几年后，洪承畴降清，又做了大官；而沈百五却狭隘认为，大明臣子怎能投降异族！结果成了清朝阶下囚。洪承畴到牢房看望，劝他投降，沈故意当作不认识，说：“我眼睛已瞎，你是谁？”洪说小侄是洪承畴，伯父难道忘了吗？百五大声斥责说“洪公受国家厚恩，早已殉节了，你是什么人？想陷我于不义吗？”就这样，洪承畴被斥退了，而沈百五也就殉难于南京的淮清桥下。
顺治四年，洪承畴从江南总督任上奉召回京后，派人奉迎老母北上，说是要好好尽一番孝思。及至奉派迎接的人到达福建南安，洪母居然束装就道，一副真准备去接受儿子奉养的架势。乡里乡亲，无不诧异：以洪母之为人，何以会一改素节？哪知洪老太太到京一下车，看见跪迎的儿子，抡起枣木拐杖，夹头夹脑就打，口中骂道：“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我七十多岁了，你教我到旗下来当老妈子？我打死你，替天下人除害。”洪承畴成为镶黄旗汉军，按清朝定制，旗下命妇须轮番入侍太后。洪老太太二千里迢迢征程，不辞跋涉，借题发挥，就是要为前明遗民出一口恶气。
洪承畴做了清廷高官后，一次在阴历“谷雨”与客人对弈。其间丫鬟送茶，客人饮罢，只觉清香扑鼻，便随口道：“我道茶香这样浓——原来是‘雨前茶’！”洪承畴张口吟出：“一局棋枰，此日几乎忘谷雨。”洪客人续下联，客人道：“两朝领袖，他年何以别清明？”
他高官厚禄，威势显赫，但亲朋故旧却视之为奇耻大辱。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回乡省亲时，择地于泉州市旧城区东部、东接菜巷、西至西边巷处（在东街通天宫对面的一条小巷）建造豪华府第，人们称为洪衙，故取名洪衙埕巷。
他所建府第，当时竟没有一个亲人愿意居住。 传说洪府落成后，洪承畴曾到家乡搬请母亲。他母亲深明大义，故意穿着出嫁时的衣裳，端坐堂上，就是不肯住洪承畴所建的府第。洪承畴又去找他的弟弟洪承畯，其弟痛于国亡兄降，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在家乡英都造了一只船，偕母坐在船里，泛于江上隐居生。后人为纪念他的民族气节，在他舶舟隐居的石壁上，刻下“素月孤舟”四个大字。洪承畴的妻子莲心愧于丈夫的变节，愤然剃光头发住进尼姑庵。
亲故不齿，乡里难容。洪承畴只好返回京都，在泉州古城留下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府衙，同时也留下“洪衙埕巷”这个古街巷名。
相传泉州桂檀铺有一“双忠庙”，系洪承畴之弟洪承畯所建，祀唐朝的许远、张巡。当时洪承畴已降清，其弟深恶痛绝，于是在该处建立此庙，而庙中的许远两个手指头正指着洪承畴家的大门。
乾隆帝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入《清史·贰臣传》，但因其功大，列于贰臣甲等。
（二）保天下说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如黄宗羲所说，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是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党争，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党争对于明朝的危害是持续性的，他们的忠诚并没有对明朝政府产生过建设性的作用。
这些明朝忠臣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他们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那些通过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就，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大清政权越来越稳固，而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无法进行。
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
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应该和清朝政府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渡过一生吗？
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着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的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忠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吗？
（三）肯定说
洪承畴在清廷入主中原之后，佐理机务，招抚江南，经略五省，时间跨度长16年，构成他一生功业的鼎盛时期。他许多建议和举措，对促进清廷迅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积极作用，顺乎时代发展。如果没有洪承畴，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许多章节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清咸丰间南安水头的举人吕宗健《咏洪文襄》一诗有“无奈受恩深覆载，遂甘攘诟救疮痍”之句。指出洪承畴被皇太极关怀所感动，才下决心蒙受种种非议责难，为救老百姓而降清。对把洪承畴列为“贰臣”提出异议：“尽道文襄入贰臣，吾侪尚论贵在真。”认为洪承畴“遗泽咸知启蒙士民”。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写诗《赞洪文襄》：“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在于使老百姓免受战争苦难。
【正说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降清之际，正处于满洲政权、明王朝及其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等三股政治势力构成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大动荡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农民本来寄希望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者，建立一个崭新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然而，李自成义军的失败使他们彻底失望了。
此时的洪承畴身居“三边总督”，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正在作最后的战斗。当明末农民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明军处处败退，唯洪承畴屡败农民起义军。松山一战，却因受崇祯掣肘，丧失战机，导致退陷清军重围，兵败被俘。此时洪承畴深受皇太极礼待，若拒降则死，或可为后人奉为尽忠报国之英模；若降清，则依儒家封建传统文化，当涉失节而罗“汉奸”之名。身陷囹圄中的洪承畴，是降是死，一念之差。
明王朝的腐朽无能，满清的初露锋芒及礼贤下士，洪承畴都是看在眼里的。当然，他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大中华民族“的高度认识汉满之争。对于明朝的汉民族来说，此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反抗统治压迫，推翻明朝的腐朽政权才是国内的主流民意，而汉满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洪承畴对于满清投降与否，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并非大事，清廷照样统一中国，明朝照样灭亡；只是洪承畴本人的一种选择而已。但为何历来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那是统治阶级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宣扬的结果。
斯时洪承畴如果选择拒降而英勇赴死，虽或成为民族流芳千古的壮举，但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则大可不必为洪承畴忠于明室、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殉葬品而叫好。承畴降清，《贰臣传》说“有亏大节”，他们的“节”就是儒家思想所指的“忠君”、“忠臣不事二主”，也就是说，洪承畴必须为腐朽的明朝而死，而不能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满清而生。
但洪承畴却偏偏顺应历史潮流，不为行将灭亡的明朝作殉葬，愿为新兴的清廷效力。当然，彼时的洪承畴对明朝和满清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必竟是明朝重臣，当他权重“三边总督”时，尚有杨嗣昌、杨希旦等弹劾他“养寇稔乱”、“暮气难振”而求诛杀；当他松山之役的关键时刻，却受到兵部尚书阿新甲及崇祯皇帝的掣肘，以至受围被俘。对于明廷的腐败和无能，洪承畴不能没有感觉；对于满清皇太极的礼遇也不会无动于衷。
在此关键时刻，洪承畴能分析利弊，把握时机，站到新的政治力量一边，才有后来成为开清重臣的机会，历史也证明走这一步是正确的。洪承畴的降清，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是无可非议的。
【当代史学观】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洪承畴在明清重大历史变革关头，能审事度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服从清廷统一中国的大局，在清初开疆定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虽在仕明时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功大于过，应属可以基本肯定的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当代史学界认为洪承畴有三大功绩：
（一）洪承畴在清初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平定云贵方面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为开清定土立下汗马功劳。
（二）洪承畴在安邦治国，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为清朝的安定发展乃至历史上“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为发展江南经济，洪承畴多次上疏清廷，要求宽民力、减税赋。如他要求将苏州崇明顺治二年的税银只征三分，免征盐课、马役等其他税徭。顺治四年下旨，“免江南崇明盐课、马役等银两，允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请也”。还有对江宁、池州、宁国、安庆、江西等地一些属县税徭实行减免，使江南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提出 “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方针，不改变其服饰发式，说降土司，并及时上疏清廷，赈济饱受灾荒和战乱之苦的边民，有力地促进南疆的生产发展与社会稳定。在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方面，他还向清帝提出修水利、尚俭朴、省徭役、定盐法、奖耕织、开海运及边防十二策等一系列主张，深得顺治帝赞赏，对清廷的封建统治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三）洪承畴在弘扬汉族文化，促进满汉融合和民族和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佐理机务时，积极劝导满洲贵族尤其是清朝皇帝，学习汉族封建文化。顺治初年，他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顺治帝进讲六经，劝导皇帝学习汉语、汉书及儒家经典，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陈述施仁政的利害。在洪承畴和其他汉臣的推动下，清廷的统治者们日益重视和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尊孔崇儒，逐步融入到汉文化——中华先进文化的主体圈中来。
1991年，《求是》杂志副总编、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到英都考察，挥笔题词：“开清第一功”。但事实上只是汉奸。
1991年，红旗出版社出版《洪承畴传》，清史专家王宏志力排三百多年来在狭隘民族思想影响下对洪承畴的种种非议，肯定洪承畴的“主要政绩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研究、分析洪承畴一生的功过是非，力排三百多年来在狭隘民族思想影响下对洪承畴的种种非议，肯定洪承畴的“主要政绩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属于基本肯定的人物”。 同年，正面反映洪承畴的电视连续剧《开清第一功》开始正式着手剧本编写工作。
1996年，在泉州举行的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到会专家学者及其他人士对洪承畴积极致力于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予以肯定。
2003年，清史专家、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治亭推出《清史》，对洪承畴的历史功绩作出了肯定。同年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召开，定位史上洪承畴是开清重臣、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为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
2006年，洪承畴纪念园在福建南安隆重揭彩开园。多名清史专家从北京赶来参加开园仪式。专家们表示，应该给洪承畴一个公正的评价，并指出要公正评价洪承畴需解认识问题。
2007年，清史专家、著名学者阎崇年出版《明亡清兴六十年》。正说洪承畴降清。肯定了洪承畴历史积极意义。但在历史实际的评价上，只不过一汉奸。
作为中华名人，洪承畴少年成才路，是激励后辈学子奋发求学的生动教材。洪承畴开清第一功，也是引导后辈学子爱国立业的生动教材。对承畴公的客观评价和研究，在当代是非常重要的。
【后世评说】
（一）“贰臣”说
洪承畴为明朝大臣时，深受崇祯皇帝宠幸，他自己也得意洋洋，曾在厅堂挂出一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后来洪承畴在松山战役失败后降清，于是有狭龊士人将他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洪承畴破南京，要在石头城搞一个大的悼祭清军阵亡将士的法会。操办时，他早年学生金正希望门投谒，说是“百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指点”。洪承畴多年兵戎，厌听文事，托以目疾“看不清字”。金说：“不妨。学生读给老师听。”于是当众展卷，亢声朗诵，抑扬顿挫掷地有声，却是《崇祯皇帝御制悼洪经略文》。同时还有一位被俘的老将军囚在南京，洪承畴念及旧日情分劝他投清。这位将军掩耳大叫：“你们别骗我，我根本不相信洪亨九会投降！这个洪承畴一定是冒牌货、是假的！哪有像洪亨九那样受恩深重的人会投降的！你们一定搞错了！”这两件扫兴事出来，二人同日赴难。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后屈节事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吴伟业的诗有一些歌咏明清之际的时事，如《临江参军》、《琵琶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篇，都是他的代表作。《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降清，甘心为敌效劳，消灭抗清力量，含有讽刺之意。诗中写道：“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
钱泳《履园丛话》载，明未崇明有一个叫沈百五的，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他曾在一个客舍碰到洪承畴，当时洪不过十二、三岁，相貌不凡，谈吐不俗。沈认为当时洪虽然贫困不堪，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就把洪邀到自己家中，供给衣食用项，还替他请了老师。洪对沈感恩戴德，称沈为伯父。后来洪果然身居要职，沈也因献粮有功而被封官。几年后，洪承畴降清，又做了大官；而沈百五却狭隘认为，大明臣子怎能投降异族！结果成了清朝阶下囚。洪承畴到牢房看望，劝他投降，沈故意当作不认识，说：“我眼睛已瞎，你是谁？”洪说小侄是洪承畴，伯父难道忘了吗？百五大声斥责说“洪公受国家厚恩，早已殉节了，你是什么人？想陷我于不义吗？”就这样，洪承畴被斥退了，而沈百五也就殉难于南京的淮清桥下。
顺治四年，洪承畴从江南总督任上奉召回京后，派人奉迎老母北上，说是要好好尽一番孝思。及至奉派迎接的人到达福建南安，洪母居然束装就道，一副真准备去接受儿子奉养的架势。乡里乡亲，无不诧异：以洪母之为人，何以会一改素节？哪知洪老太太到京一下车，看见跪迎的儿子，抡起枣木拐杖，夹头夹脑就打，口中骂道：“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我七十多岁了，你教我到旗下来当老妈子？我打死你，替天下人除害。”洪承畴成为镶黄旗汉军，按清朝定制，旗下命妇须轮番入侍太后。洪老太太二千里迢迢征程，不辞跋涉，借题发挥，就是要为前明遗民出一口恶气。
洪承畴做了清廷高官后，一次在阴历“谷雨”与客人对弈。其间丫鬟送茶，客人饮罢，只觉清香扑鼻，便随口道：“我道茶香这样浓——原来是‘雨前茶’！”洪承畴张口吟出：“一局棋枰，此日几乎忘谷雨。”洪客人续下联，客人道：“两朝领袖，他年何以别清明？”
他高官厚禄，威势显赫，但亲朋故旧却视之为奇耻大辱。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回乡省亲时，择地于泉州市旧城区东部、东接菜巷、西至西边巷处（在东街通天宫对面的一条小巷）建造豪华府第，人们称为洪衙，故取名洪衙埕巷。
他所建府第，当时竟没有一个亲人愿意居住。 传说洪府落成后，洪承畴曾到家乡搬请母亲。他母亲深明大义，故意穿着出嫁时的衣裳，端坐堂上，就是不肯住洪承畴所建的府第。洪承畴又去找他的弟弟洪承畯，其弟痛于国亡兄降，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在家乡英都造了一只船，偕母坐在船里，泛于江上隐居生。后人为纪念他的民族气节，在他舶舟隐居的石壁上，刻下“素月孤舟”四个大字。洪承畴的妻子莲心愧于丈夫的变节，愤然剃光头发住进尼姑庵。
亲故不齿，乡里难容。洪承畴只好返回京都，在泉州古城留下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府衙，同时也留下“洪衙埕巷”这个古街巷名。
相传泉州桂檀铺有一“双忠庙”，系洪承畴之弟洪承畯所建，祀唐朝的许远、张巡。当时洪承畴已降清，其弟深恶痛绝，于是在该处建立此庙，而庙中的许远两个手指头正指着洪承畴家的大门。
乾隆帝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入《清史·贰臣传》，但因其功大，列于贰臣甲等。
（二）保天下说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如黄宗羲所说，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是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党争，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党争对于明朝的危害是持续性的，他们的忠诚并没有对明朝政府产生过建设性的作用。
这些明朝忠臣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他们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那些通过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就，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大清政权越来越稳固，而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无法进行。
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
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应该和清朝政府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渡过一生吗？
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着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的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忠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吗？
（三）肯定说
洪承畴在清廷入主中原之后，佐理机务，招抚江南，经略五省，时间跨度长16年，构成他一生功业的鼎盛时期。他许多建议和举措，对促进清廷迅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积极作用，顺乎时代发展。如果没有洪承畴，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许多章节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清咸丰间南安水头的举人吕宗健《咏洪文襄》一诗有“无奈受恩深覆载，遂甘攘诟救疮痍”之句。指出洪承畴被皇太极关怀所感动，才下决心蒙受种种非议责难，为救老百姓而降清。对把洪承畴列为“贰臣”提出异议：“尽道文襄入贰臣，吾侪尚论贵在真。”认为洪承畴“遗泽咸知启蒙士民”。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写诗《赞洪文襄》：“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在于使老百姓免受战争苦难。
【正说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降清之际，正处于满洲政权、明王朝及其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等三股政治势力构成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大动荡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农民本来寄希望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者，建立一个崭新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然而，李自成义军的失败使他们彻底失望了。
此时的洪承畴身居“三边总督”，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正在作最后的战斗。当明末农民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明军处处败退，唯洪承畴屡败农民起义军。松山一战，却因受崇祯掣肘，丧失战机，导致退陷清军重围，兵败被俘。此时洪承畴深受皇太极礼待，若拒降则死，或可为后人奉为尽忠报国之英模；若降清，则依儒家封建传统文化，当涉失节而罗“汉奸”之名。身陷囹圄中的洪承畴，是降是死，一念之差。
明王朝的腐朽无能，满清的初露锋芒及礼贤下士，洪承畴都是看在眼里的。当然，他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大中华民族“的高度认识汉满之争。对于明朝的汉民族来说，此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反抗统治压迫，推翻明朝的腐朽政权才是国内的主流民意，而汉满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洪承畴对于满清投降与否，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并非大事，清廷照样统一中国，明朝照样灭亡；只是洪承畴本人的一种选择而已。但为何历来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那是统治阶级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宣扬的结果。
斯时洪承畴如果选择拒降而英勇赴死，虽或成为民族流芳千古的壮举，但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则大可不必为洪承畴忠于明室、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殉葬品而叫好。承畴降清，《贰臣传》说“有亏大节”，他们的“节”就是儒家思想所指的“忠君”、“忠臣不事二主”，也就是说，洪承畴必须为腐朽的明朝而死，而不能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满清而生。
但洪承畴却偏偏顺应历史潮流，不为行将灭亡的明朝作殉葬，愿为新兴的清廷效力。当然，彼时的洪承畴对明朝和满清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必竟是明朝重臣，当他权重“三边总督”时，尚有杨嗣昌、杨希旦等弹劾他“养寇稔乱”、“暮气难振”而求诛杀；当他松山之役的关键时刻，却受到兵部尚书阿新甲及崇祯皇帝的掣肘，以至受围被俘。对于明廷的腐败和无能，洪承畴不能没有感觉；对于满清皇太极的礼遇也不会无动于衷。
在此关键时刻，洪承畴能分析利弊，把握时机，站到新的政治力量一边，才有后来成为开清重臣的机会，历史也证明走这一步是正确的。洪承畴的降清，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是无可非议的。
【当代史学观】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洪承畴在明清重大历史变革关头，能审事度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服从清廷统一中国的大局，在清初开疆定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虽在仕明时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功大于过，应属可以基本肯定的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当代史学界认为洪承畴有三大功绩：
（一）洪承畴在清初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平定云贵方面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为开清定土立下汗马功劳。
（二）洪承畴在安邦治国，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为清朝的安定发展乃至历史上“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为发展江南经济，洪承畴多次上疏清廷，要求宽民力、减税赋。如他要求将苏州崇明顺治二年的税银只征三分，免征盐课、马役等其他税徭。顺治四年下旨，“免江南崇明盐课、马役等银两，允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请也”。还有对江宁、池州、宁国、安庆、江西等地一些属县税徭实行减免，使江南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提出 “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方针，不改变其服饰发式，说降土司，并及时上疏清廷，赈济饱受灾荒和战乱之苦的边民，有力地促进南疆的生产发展与社会稳定。在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方面，他还向清帝提出修水利、尚俭朴、省徭役、定盐法、奖耕织、开海运及边防十二策等一系列主张，深得顺治帝赞赏，对清廷的封建统治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三）洪承畴在弘扬汉族文化，促进满汉融合和民族和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佐理机务时，积极劝导满洲贵族尤其是清朝皇帝，学习汉族封建文化。顺治初年，他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顺治帝进讲六经，劝导皇帝学习汉语、汉书及儒家经典，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陈述施仁政的利害。在洪承畴和其他汉臣的推动下，清廷的统治者们日益重视和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尊孔崇儒，逐步融入到汉文化——中华先进文化的主体圈中来。
1991年，《求是》杂志副总编、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到英都考察，挥笔题词：“开清第一功”。但事实上只是汉奸。
1991年，红旗出版社出版《洪承畴传》，清史专家王宏志力排三百多年来在狭隘民族思想影响下对洪承畴的种种非议，肯定洪承畴的“主要政绩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研究、分析洪承畴一生的功过是非，力排三百多年来在狭隘民族思想影响下对洪承畴的种种非议，肯定洪承畴的“主要政绩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属于基本肯定的人物”。 同年，正面反映洪承畴的电视连续剧《开清第一功》开始正式着手剧本编写工作。
1996年，在泉州举行的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到会专家学者及其他人士对洪承畴积极致力于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予以肯定。
2003年，清史专家、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治亭推出《清史》，对洪承畴的历史功绩作出了肯定。同年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召开，定位史上洪承畴是开清重臣、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为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
2006年，洪承畴纪念园在福建南安隆重揭彩开园。多名清史专家从北京赶来参加开园仪式。专家们表示，应该给洪承畴一个公正的评价，并指出要公正评价洪承畴需解认识问题。
2007年，清史专家、著名学者阎崇年出版《明亡清兴六十年》。正说洪承畴降清。肯定了洪承畴历史积极意义。但在历史实际的评价上，只不过一汉奸。
作为中华名人，洪承畴少年成才路，是激励后辈学子奋发求学的生动教材。洪承畴开清第一功，也是引导后辈学子爱国立业的生动教材。对承畴公的客观评价和研究，在当代是非常重要的。
后边这些评价简直太有材了;funk 出自何人之手？
这个范文程么、、、因何而奸、、、若论世代之上均为明臣、他不明臣，即为之奸，则奸者太多了、、、顾炎武、、、牛人、、、侄子辈又怎么说呢、、、
明之亡，亡于自己，范文程么、、、有贡献于清，似乎无愧于朱家、、、
明之亡，亡于自己，范文程么、、、有贡献于清，似乎无愧于朱家、、、
但他怎么说也愧对于民族愧对于国家。
敬回35楼，说他无愧于汉族，俺还不敢说，胆子小么，不会游泳、、、:D
但是范绝对无愧于朱明王朝。老朱家凭什么要求他、、、
但是范绝对无愧于朱明王朝。老朱家凭什么要求他、、、
范文程这个人你要怎么看,他失节这部分是道德污点,是不是汉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这是个模糊性的问题,
但是并不是这个人就是真的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骨子里,他仍然是个儒家观点的士大夫
比如《清世祖实录》卷4里记载 范本人对多尔衮的进疏中他认为:“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予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
可见,他再为清朝出谋划策的时候,仍然是按照传统中国争霸的思路去做的,争民心,安百姓.
但是并不是这个人就是真的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骨子里,他仍然是个儒家观点的士大夫
比如《清世祖实录》卷4里记载 范本人对多尔衮的进疏中他认为:“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予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
可见,他再为清朝出谋划策的时候,仍然是按照传统中国争霸的思路去做的,争民心,安百姓.
这话不能这么说，他是不是明王朝的国民？
原帖由 中国闪电 于 2007-11-20 19:43 发表
洪范之流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为满汉矛盾仇杀推波助澜，除了批判没什么可赞扬的！
你这话说反了,范本人从来不支持,并且反对屠杀汉族民众.相反,他认为应该安抚民众.对百姓不掠不杀.
别的不说，清没有范则关外蛮族尔，而有了范则夺我汉家天下之虎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