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的国军士兵起义后为何勇猛无比？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滇系第60军由中将军长曾泽生的率领，在长春举行了战场起义。
   
    该军起义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调集了410百名干部前往起义部队驻扎的九台，担任各级政治工作干部，这其中有60%左右的干部，是两年前海城起义的该军第184师云南籍官兵，且多在基层担任连政治指导员或营政治教导员。
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及所辖3个师，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及步兵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任命：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军政委，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军政治部主任；白肇学任步兵第148师师长，陈一震任师政委，邓应斌任副师长；陇耀任步兵第149师师长，李桂林任师政委，任孝宗任副师长；李佐任步兵第150师师长，李树民任副师长，李冠元任师政治部主任；耿万福任军后勤部部长，刘峰任军后勤部政委。
   
    解放军第50军建军时期部分领导1949年3月于沈阳开会期间在东北旅社的合影。左起：第148师师长白肇学、军政委徐文烈、军长曾泽生、第149师师长陇耀、军宣传部部长刘惠之、第150师师长李佐。曾泽生任军长至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时，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给曾泽生将军以很高的评价；徐文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76年12月在北京病逝；李佐，后任第50军副军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1年11月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健在；陇耀，后任四川省乐山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1977年8月在四川乐山病逝；白肇学，后任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1971年在昆明病逝；刘惠之，后任全国交通运输专门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86年1月在哈尔滨病逝。
1949年1月26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吉林九台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军政委徐文烈作了题为《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的报告，详尽部署了起义部队政治整训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方法和政策。
   
    根据这一部署，起义部队将展开以士兵为主体的控诉封建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又称“民主运动”），以控诉阶级苦、民族苦为主要内容的诉苦运动，以自觉与旧社会、旧军队割断政治、思想联系，摆脱其反动影响的阶级自觉运动，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战争观教育、内部团结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三个运动”属于改造性质，“三个教育”属于建设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里，徐文烈明确提出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的“人权保障”问题。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最年轻的士兵如今都已进入了“古稀”年龄，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那如泣如诉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记忆。
   
    起义士兵人人感慨：从此，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奴隶，是人，应该做人！
   
    起义军官个个叹服：控诉运动这个办法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解放军干部更是兴奋：控诉运动之后，我们不再担心挨黑枪了，部队也一下子好带了！
   
    的确，在这之前，不仅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控诉前的政治教育不服，就连一些士兵也有所抵触。
   
    情绪上的抵触，有时是杀气腾腾的。
日子最难过的是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都来“诉苦”。一些官兵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算小问题。
   
    有个老兵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在指导员面前晃来晃去，非让指导员回答“这是啥东西”。
   
    更有甚者，还有个老兵拿着一枚手榴弹让指导员“看看”，没等指导员回过神来，“啪”地一声拉着拉火管，往10米开外处一丢，然后，看着指导员“紧急避险”的狼狈相，一阵狂笑，扬长而去。也不是成心要杀你。就是吓唬吓唬你，出出你的洋相，让你难堪，他好出一口气：“国军”的武器装备比八路好多了，凭什么投降？不变着法子搞点恶作剧，这面子往哪儿搁？
   
    也有动杀机的！
   
    海城起义的陈家才和李德钰，在暂编第52师第2团3营机枪连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人约定，晚上出门一定要一起行动，以防有人下黑手。不幸猜中了。一天晚上，两人一同查哨，刚出村庄，黑咕隆咚的，不知从哪儿飞过来的一枚手榴弹，落在脚边。幸好发现及时，二人迅速往路旁的沟里一滚，躲开了。事后，一直没查出是谁干的。
   
    海城起义的周启龙调到该团8连当指导员不久，发现副连长私卖连队多余的60多套冬装，遂严厉批评。副连长恼怒万分，当夜安排勤务兵和理发兵趁夜暗在老乡后院挖坑，准备活埋周启龙。幸好发现及时，逮捕了副连长，周启龙才免遭灭顶之灾。
   
    几天后，该师第1团4连发生了聚众携械叛变，绑架、劫持解放军干部高汝云、许排长事件。
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更多。
   
    暂编21师第1团1营有一名姓杨的班长，起义前，在从吉林撤往长春的途中，曾经以刺刀威胁，强奸了一名妇女。由于这位妇女被迫屈从，使得他突然良心发现，感到了羞辱。然而，他却以推卸责任方式为自己开脱，向受害妇女解释：“不是我要搞你，是当官的叫我们来搞。我们当官的说了：‘共产党共产共妻。他们可以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位杨班长，起义之初，依然相信反动军官的欺骗宣传，背地里继续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
   
    当年的营教导员林家保记得，教育之初，军里有要求，要鼓励起义官兵暴露思想、讲真话。你知道人家想啥，才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嘛！
   
    话一说出去，五花八门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有的对起义“充分理解”：“在长春快要饿死了，跑又跑不了，就得起义。当兵的只要有饭吃，给谁扛枪打仗都一样。”
   
    有的对起义满腹疑团：“过去上上下下都说‘做人要有骨气，死不投降’，现在怎么又起义了，不成软骨头了吗？”
   
    有的认为起义是奇耻大辱：“咱们60军台儿庄的功劳，这回全丢光了！”
   
    还有人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大发感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都是为了夺地盘、争天下。共产党有苏联支持，国民党有美国支持，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皇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有位老兵还说：“我打了十多年仗，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国民党胜也好，共产党胜也好，早点结束就好，我好回家。”

林家保记得，当时扯得最多、争论最大的，是两年前的老话题：如何看待、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争论的背后，是维护或与颠覆国民党政权“正统”地位及道义根基的思想较量。         话题，是由学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引起的。学习中，指导员们一说“国民党不抗日”，起义官兵就不服气，尤其是军官和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人甚至“哗”地扯开衣襟，露出台儿庄战役的累累伤痕，然后“啪、啪、啪”地把巴掌一拍：“国民党不抗日？这伤难道是狗咬的？”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看入戏的人特别多，少数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和王东才报仇。         成都川棉一厂离休干部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花插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动员他们吃。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的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时，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直刺苍天！口号是预先统一布置的，振臂一呼，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把个人仇恨顺着口号内容，汇集到声讨阶级压迫制度及其维护者这个政治方向上来。         政治情绪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政治立场的转变。那位曾经强奸妇女并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又过了一年多，杨班长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群体政治情绪的转变还造成了人人皆骂国民党浓烈的舆论氛围，此后，再没人替国民党、替蒋介石说半个字的好话！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滇系第60军由中将军长曾泽生的率领，在长春举行了战场起义。
   
    该军起义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调集了410百名干部前往起义部队驻扎的九台，担任各级政治工作干部，这其中有60%左右的干部，是两年前海城起义的该军第184师云南籍官兵，且多在基层担任连政治指导员或营政治教导员。
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及所辖3个师，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及步兵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任命：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军政委，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军政治部主任；白肇学任步兵第148师师长，陈一震任师政委，邓应斌任副师长；陇耀任步兵第149师师长，李桂林任师政委，任孝宗任副师长；李佐任步兵第150师师长，李树民任副师长，李冠元任师政治部主任；耿万福任军后勤部部长，刘峰任军后勤部政委。
   
    解放军第50军建军时期部分领导1949年3月于沈阳开会期间在东北旅社的合影。左起：第148师师长白肇学、军政委徐文烈、军长曾泽生、第149师师长陇耀、军宣传部部长刘惠之、第150师师长李佐。曾泽生任军长至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时，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给曾泽生将军以很高的评价；徐文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76年12月在北京病逝；李佐，后任第50军副军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1年11月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健在；陇耀，后任四川省乐山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1977年8月在四川乐山病逝；白肇学，后任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1971年在昆明病逝；刘惠之，后任全国交通运输专门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86年1月在哈尔滨病逝。
1949年1月26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吉林九台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军政委徐文烈作了题为《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的报告，详尽部署了起义部队政治整训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方法和政策。
   
    根据这一部署，起义部队将展开以士兵为主体的控诉封建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又称“民主运动”），以控诉阶级苦、民族苦为主要内容的诉苦运动，以自觉与旧社会、旧军队割断政治、思想联系，摆脱其反动影响的阶级自觉运动，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战争观教育、内部团结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三个运动”属于改造性质，“三个教育”属于建设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里，徐文烈明确提出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的“人权保障”问题。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最年轻的士兵如今都已进入了“古稀”年龄，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那如泣如诉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记忆。
   
    起义士兵人人感慨：从此，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奴隶，是人，应该做人！
   
    起义军官个个叹服：控诉运动这个办法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解放军干部更是兴奋：控诉运动之后，我们不再担心挨黑枪了，部队也一下子好带了！
   
    的确，在这之前，不仅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控诉前的政治教育不服，就连一些士兵也有所抵触。
   
    情绪上的抵触，有时是杀气腾腾的。
日子最难过的是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都来“诉苦”。一些官兵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算小问题。
   
    有个老兵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在指导员面前晃来晃去，非让指导员回答“这是啥东西”。
   
    更有甚者，还有个老兵拿着一枚手榴弹让指导员“看看”，没等指导员回过神来，“啪”地一声拉着拉火管，往10米开外处一丢，然后，看着指导员“紧急避险”的狼狈相，一阵狂笑，扬长而去。也不是成心要杀你。就是吓唬吓唬你，出出你的洋相，让你难堪，他好出一口气：“国军”的武器装备比八路好多了，凭什么投降？不变着法子搞点恶作剧，这面子往哪儿搁？
   
    也有动杀机的！
   
    海城起义的陈家才和李德钰，在暂编第52师第2团3营机枪连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人约定，晚上出门一定要一起行动，以防有人下黑手。不幸猜中了。一天晚上，两人一同查哨，刚出村庄，黑咕隆咚的，不知从哪儿飞过来的一枚手榴弹，落在脚边。幸好发现及时，二人迅速往路旁的沟里一滚，躲开了。事后，一直没查出是谁干的。
   
    海城起义的周启龙调到该团8连当指导员不久，发现副连长私卖连队多余的60多套冬装，遂严厉批评。副连长恼怒万分，当夜安排勤务兵和理发兵趁夜暗在老乡后院挖坑，准备活埋周启龙。幸好发现及时，逮捕了副连长，周启龙才免遭灭顶之灾。
   
    几天后，该师第1团4连发生了聚众携械叛变，绑架、劫持解放军干部高汝云、许排长事件。
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更多。
   
    暂编21师第1团1营有一名姓杨的班长，起义前，在从吉林撤往长春的途中，曾经以刺刀威胁，强奸了一名妇女。由于这位妇女被迫屈从，使得他突然良心发现，感到了羞辱。然而，他却以推卸责任方式为自己开脱，向受害妇女解释：“不是我要搞你，是当官的叫我们来搞。我们当官的说了：‘共产党共产共妻。他们可以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位杨班长，起义之初，依然相信反动军官的欺骗宣传，背地里继续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
   
    当年的营教导员林家保记得，教育之初，军里有要求，要鼓励起义官兵暴露思想、讲真话。你知道人家想啥，才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嘛！
   
    话一说出去，五花八门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有的对起义“充分理解”：“在长春快要饿死了，跑又跑不了，就得起义。当兵的只要有饭吃，给谁扛枪打仗都一样。”
   
    有的对起义满腹疑团：“过去上上下下都说‘做人要有骨气，死不投降’，现在怎么又起义了，不成软骨头了吗？”
   
    有的认为起义是奇耻大辱：“咱们60军台儿庄的功劳，这回全丢光了！”
   
    还有人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大发感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都是为了夺地盘、争天下。共产党有苏联支持，国民党有美国支持，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皇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有位老兵还说：“我打了十多年仗，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国民党胜也好，共产党胜也好，早点结束就好，我好回家。”
林家保记得，当时扯得最多、争论最大的，是两年前的老话题：如何看待、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争论的背后，是维护或与颠覆国民党政权“正统”地位及道义根基的思想较量。
   
    话题，是由学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引起的。学习中，指导员们一说“国民党不抗日”，起义官兵就不服气，尤其是军官和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人甚至“哗”地扯开衣襟，露出台儿庄战役的累累伤痕，然后“啪、啪、啪”地把巴掌一拍：“国民党不抗日？这伤难道是狗咬的？”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看入戏的人特别多，少数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和王东才报仇。
   
    成都川棉一厂离休干部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花插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动员他们吃。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的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时，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直刺苍天！口号是预先统一布置的，振臂一呼，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把个人仇恨顺着口号内容，汇集到声讨阶级压迫制度及其维护者这个政治方向上来。
   
    政治情绪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政治立场的转变。那位曾经强奸妇女并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又过了一年多，杨班长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群体政治情绪的转变还造成了人人皆骂国民党浓烈的舆论氛围，此后，再没人替国民党、替蒋介石说半个字的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