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作者: 别亦难 来源: 子陵论坛 http://bbs.ziling.com/


1954年初，我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粉碎这一联盟后，高岗的表现和结局，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饶漱石的表现和结局怎么样？对此，知道的人并不多。
饶漱石其人
饶漱石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小知识分子家庭。饶漱石在青年时代不但读过中学，而且上过大学。他的英语呱呱叫，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学的。
饶漱石也算是中国共产党内有老资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白区城市中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因而他很快就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重视。1935年至1938年间被派到苏联工作。193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漱石在东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局面。刘少奇当时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饶漱石（中）、李立三（右二）、吕正操（右一）和美国代表在一起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1954年春天，邓小平在与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说饶漱石：你这个人不可交，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一起主持批评饶漱石的座谈会时，还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当面扯谎，说话反复无常，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陈毅说，就饶漱石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奸巧。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等在西柏坡。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委员34人。



建国后，饶漱石、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王维舟(左起)游览颐和园

万炮齐轰饶漱石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揭露了高饶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1954年2月，中央开了七次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这七次座谈会，都是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的。参加会议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第一、二、三、四次会议着重核对饶漱石错误的事实，第五次、第六次会议由参加会议的同志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会议是由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发言，座谈会结束。在开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座谈会时，又请各大区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旁听，因此，到会有66人。参加会议的人中，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揭露了饶漱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高岗结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饶漱石不是回避不谈，就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正如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饶漱石的态度是不老实的。
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集中表现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检讨中。这次会议是2月23日开的，原定议题主要是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事先准备了一个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饶漱石眼睛不好，他当时头也不抬，脸几乎贴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这篇稿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不做任何脱稿的解释，只是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但是，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不老实。







饶漱石被隔离审查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报告中对饶漱石的检讨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饶漱石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漱石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饶漱石自己承认他与高岗只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待”。
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决定的，决定后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会议开完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个人代表中央写出一个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结论。这份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于1954年3月12日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说：他只在第四页上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邓小平把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华东局揭批了饶漱石的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饶漱石又写了一份长达2万多字的检查。



淮海战役期间，饶漱石(右)会见起义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中)和张克侠(左)。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一起，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这次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使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捣徐州，切断黄伯韬部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7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左起：罗瑞卿、伍修权、饶漱石、李立三

中央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央还决定：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谭震林到华东局去向华东局高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华东局揭批饶漱石问题的情况。
这份报告除了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对高、饶问题的处理之外，专门就揭批饶漱石的情况写道：“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局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华东局的同志们，“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他对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饶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会议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揭发。
华东局的报告反映出：在华东局干部会上又揭发出饶漱石许多问题，同时还表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那么，中央就有必要进一步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使他加深对错误的认识。因此，党中央向饶漱石提出了让他进一步检查的要求。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连饶漱石最得意的秘书陈麟章也被继续留在饶漱石身边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陈麟章每周要写一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
但是，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饶漱石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出一份检查。据杨尚昆回忆，此时，饶漱石早就患有的面部神经痉挛症复发，不能看，也不能写，因此，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让他的秘书陈麟章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写成的，所以，饶漱石的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时间。到1954年底才定稿，饶漱石在检查稿上签了字，上报中央。
饶在这份检查稿中，虽然仍在高饶联盟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毕竟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党中央对饶漱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决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饶漱石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
对饶漱石今后怎样处理？毛泽东、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有25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开的七届五中全会。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毛泽东专门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了，关于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的，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也是在做与会代表的工作。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说明党的教育挽救干部的政策，代表们也基本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最后，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
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饶漱石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陈麟章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杨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杨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杨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杨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结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革”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在被红卫兵的批斗中死亡。



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汉年、杨帆外，其他人一概没受牵连，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做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链接：高岗自杀的前前后后：周总理叮嘱“善殓厚葬”(组图)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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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我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粉碎这一联盟后，高岗的表现和结局，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饶漱石的表现和结局怎么样？对此，知道的人并不多。
饶漱石其人
饶漱石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小知识分子家庭。饶漱石在青年时代不但读过中学，而且上过大学。他的英语呱呱叫，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学的。
饶漱石也算是中国共产党内有老资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白区城市中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因而他很快就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重视。1935年至1938年间被派到苏联工作。193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漱石在东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局面。刘少奇当时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饶漱石（中）、李立三（右二）、吕正操（右一）和美国代表在一起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1954年春天，邓小平在与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说饶漱石：你这个人不可交，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一起主持批评饶漱石的座谈会时，还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当面扯谎，说话反复无常，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陈毅说，就饶漱石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奸巧。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等在西柏坡。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委员34人。



建国后，饶漱石、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王维舟(左起)游览颐和园

万炮齐轰饶漱石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揭露了高饶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1954年2月，中央开了七次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这七次座谈会，都是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的。参加会议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第一、二、三、四次会议着重核对饶漱石错误的事实，第五次、第六次会议由参加会议的同志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会议是由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发言，座谈会结束。在开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座谈会时，又请各大区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旁听，因此，到会有66人。参加会议的人中，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揭露了饶漱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高岗结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饶漱石不是回避不谈，就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正如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饶漱石的态度是不老实的。
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集中表现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检讨中。这次会议是2月23日开的，原定议题主要是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事先准备了一个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饶漱石眼睛不好，他当时头也不抬，脸几乎贴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这篇稿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不做任何脱稿的解释，只是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但是，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不老实。







饶漱石被隔离审查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报告中对饶漱石的检讨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饶漱石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漱石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饶漱石自己承认他与高岗只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待”。
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决定的，决定后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会议开完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个人代表中央写出一个报告。因此，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结论。这份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于1954年3月12日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说：他只在第四页上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邓小平把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华东局揭批了饶漱石的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饶漱石又写了一份长达2万多字的检查。



淮海战役期间，饶漱石(右)会见起义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中)和张克侠(左)。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一起，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这次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使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捣徐州，切断黄伯韬部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7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左起：罗瑞卿、伍修权、饶漱石、李立三

中央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央还决定：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谭震林到华东局去向华东局高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华东局揭批饶漱石问题的情况。
这份报告除了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对高、饶问题的处理之外，专门就揭批饶漱石的情况写道：“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局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华东局的同志们，“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他对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饶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会议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揭发。
华东局的报告反映出：在华东局干部会上又揭发出饶漱石许多问题，同时还表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那么，中央就有必要进一步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使他加深对错误的认识。因此，党中央向饶漱石提出了让他进一步检查的要求。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连饶漱石最得意的秘书陈麟章也被继续留在饶漱石身边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陈麟章每周要写一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
但是，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饶漱石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出一份检查。据杨尚昆回忆，此时，饶漱石早就患有的面部神经痉挛症复发，不能看，也不能写，因此，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让他的秘书陈麟章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写成的，所以，饶漱石的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时间。到1954年底才定稿，饶漱石在检查稿上签了字，上报中央。
饶在这份检查稿中，虽然仍在高饶联盟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毕竟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党中央对饶漱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决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饶漱石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
对饶漱石今后怎样处理？毛泽东、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有25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开的七届五中全会。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毛泽东专门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了，关于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的，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也是在做与会代表的工作。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说明党的教育挽救干部的政策，代表们也基本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最后，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
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饶漱石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陈麟章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杨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杨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杨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杨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结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革”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在被红卫兵的批斗中死亡。



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汉年、杨帆外，其他人一概没受牵连，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做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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