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研女生被迫跟老师上床】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教育，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心智的成长。当很多孩子的心智不健康时，教育就是失败的。

    在中国，教师是一个道德色彩极为浓重的特殊人群，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建构在道德的框架内。而由于当前几乎没有什么专门用以规范教师职业行为的法律，所以，当一些教师将道德赋予自己的权力无限滥用时，社会似乎还没有心理准备……

    王艳丽终于还是上了老师的床

    老师今年44岁了。王艳丽怎么也喜欢不起他来，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但是，当面对保送研究生的竞争时，她终于来到了对她早有所“暗示”的老师家里。

    王艳丽是一个化名。当她的一位同学向记者说起这件事时，语气平静。

    王艳丽是梅尼拉的中国翻版。在南非作家j·m·库切(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耻》里，梅尼拉被其老师勾引上床。库切认为：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其年龄、学识、地位、经历，一般总是处于强势的地位，是握有权力的一方，而学生则处于弱势。小说中，老师卢里私自改动梅尼拉的缺课记录和考试成绩(梅尼拉没参加考试，但卢里给了她70分的成绩)，明显是在滥用权力。而他对梅尼拉的勾引，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强势力量，越过了师生界线。

    库切将卢里的行为称为“gronus”，翻译成中文就是“僭越”的意思，表现为对约定关系的破坏和对自己权力的滥用。

    许多接受采访的学生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老师，特别是高校老师们的权力，足以改变学生们一辈子的命运。

    一个不容回避的前提是，目前，中国社会在评价教师究竟有什么样的权力时，还主要从教师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来衡量，而没有将教师放在职业化的框架里去考量。

    也许正是由于对教师的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科学界定，在中国的一些校园里，教师的权力正在出现异化和滥用的苗头，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教师越轨”现象。

　　腐败教师

    在以前，中国的教师们被贬称为“臭老九”，但今天，随着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社会对知识的渴求，教师们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尽管如此，像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师吕国辉一样谋求“好日子”的方式，却令人吃惊。

    2003年11月10日，吕国辉被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经调查证实，在2002年1月和11月间，吕国辉先后两次共收受了学生20100元贿赂。吕国辉对给了钱的学生的“回报”是，让他们的考试全部合格。

    吕国辉的受贿行为并不隐蔽，处于一种半公开化的状态，给吕国辉好处费的400余名学生，绝大部分他也不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你们(指学生)想这样做，我就照顾你们。”

    在本刊记者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行贿的学生班长给吕送去了4100元，说是两个班同学的，每人50元。吕一想，两个班有100人，应有5000元，就找到学生班长，“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说实话，是不是从中截留了钱？”后来，学生班长把扣下的1000元钱补上后，他满意地说：“你工作做得很好。”

    据记者了解，在哈医大，当行贿的“潜规则”得以确立之后，不顺从者就会感到压力。2001级临床医学系的学生贾宇鹏，原本没交钱给吕国辉，但后来，还是在同学的劝说下补交了50元。“同学们对我说，都给了，就你们五六个人没给，小心吕国辉给你压分。我想也不差这50元钱，如果不给到时给抓住(不及格)就不好了。”贾宇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吕国辉的“事迹”或许是当今教师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些教师委屈地说，普通教师哪有什么腐败的权力？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会经常收到来自学生和家长们的礼品。他们反问记者：“这也算腐败吗？”

    一些教师们确实把礼品当作了学生们的分内之礼，就像古时孔丘收受学生们的腊肉一样。但是，许多学生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送礼，有时是出于礼节，但也有一部分是为好分数，或为好座位，或为能被推荐为模范，或为保送研究生，或为谋个学生干部等等，送礼是有交换条件的，并且，他们的交换条件通常会向老师委婉地表达出来。

    一个被忽略了的事实是，该缴的学费，学生都交学校了。而老师们该领的俸禄也都一分不少地领了。今天的师生关系早已不再是孔夫子时代。学生和老师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契约关系。另外，有着明确交换企图的送礼，严重干扰了学校里学生间的公平竞争，这种送礼不是腐败，是什么呢？

    除了经济腐败外，让人更为不安的是，近两年，高校老师的学术腐败事件不时被发现。他们被人称为学术界的“岳不群”(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人物)——道貌岸然，门徒众多，沽名钓誉。2002年就发生了两起类似事件。一起是北大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另一件是东南大学校长和其弟子共同署名的论文被指控有抄袭行为。

    职称评定、取得博士硕士学位，都必须有学术论文在省级以上的杂志刊物上发表两到三篇。而一个博士导师的成就，往往取决于他是否能争取到国家或部门的学术基金，他的论文在国际学术权威刊物sci索引上被引用的数量、次数。

    正因为此，有些教师就挖空心思地剽窃国外的学术论文，以蒙混过关。有的干脆直接将自己的大名署在自己学生的论文上，这同样涉及到教师的权力问题。教授名气大关系广，发表论文容易，长此以来，教授和学生之间就达成了某种交易的默契。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玉圣指出，学术界的腐败，现在已经不是“是”或者“不是”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禽兽教师

    天地君亲师，师如父。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里，老师经常被比做父亲。最近几年，人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各地校园里不断上演老师强暴和猥亵女生的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一名小学教师栗锋就是其中一例。在1999年至2002年间，他多次猥亵、强奸班上19名未满14周岁的女生，其中9名学生被强奸。栗锋常利用的就是自己作为班主任的权力，他以补课为名，将个别女生留在学校，进行猥亵或奸淫。即使在学生上课期间，他也能经常把某个女生单独叫到水房去，搂抱、抚摸，或强行扒女生的衣服。而受辱女生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由于年龄太小，更因为慑于班主任老师的淫威，均不敢声张。

    值得注意的是，每起类似事件几乎都是在教师作恶好长时间后才被人发现，而且，多半不是受害学生主动承认的。

    教育学者孙云晓指出，中国政府在1991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但我们的一些老师由于缺乏法律意识，使得学生的权利常常受到侵害。

　　暴力教师

    中国有句俗语：棍棒底下出状元。每次开家长会时，就会有一些家长握着老师的手说：“我把孩子交给你了，麻烦你多费心，他(她)不听话，就打。只要他(她)能好好学习。”

    近几年，家长们意识到打孩子毕竟是弊大于利，不再鼓励老师打学生，而中国的教育专家们也公开反对老师打学生。

    尽管如此，老师打学生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而且，打的手法千奇百怪，打的力度耸人听闻。他们所遵循的是“限其自由、令其惧怕、伤其体肤、挫其自信”的教育法。

    山西省永济市虞乡镇北梯中学教师李明特别喜欢打学生。该校初二年级42班学生赵超，就死在了他拳下。2001年12月28日晚21时左右，正在上晚自习的赵超和同学一起上伙房喝完水，又看了会儿电视才回到教室，被班主任老师李明发现。李先是狠狠地给了赵超几耳光，然后抓起赵超的头发，当胸就是一拳，将刚满15岁的赵超打死。

    李明打学生出了名。有一次，他发现学生们违反学校规定在操场上踢球，于是抓住所有在操场上的30几名学生，不管有没有踢球，全部对撞脑袋。

    问题在于，学生们对暴力教师的忍气吞声。在李明任教的6年间，绝大多数被打的学生，都不曾向学校报告，甚至连家长也瞒着。

    学生为什么怕老师，仅仅是怕老师的暴力吗？显然不是。在采访中，有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师打学生，对被打者来说，是很丢人的事。但是，老师打学生通常被当成他们作为老师的权力，而且，学生们也默认了这种权力，所以，没有人愿意公然反抗。”

    尽管，教育部门一再强调“暴力教育”的危害性，但是，老师打学生事件在今日的中国依然并不鲜见——2000年11月，云南玉溪市北城镇夏井小学四年级学生被老师勒令吃苍蝇；2002年3月，山西宏昌学校的一名老师让学生用板子自己打手506下，直至手肿胀得难以握住；2003年4月，成都市12岁的新都四中初一(3)班学生小强(化名)课堂上突然尿急，就把尿撒在了饮料瓶里，他的班主任梁老师竟然逼他喝尿。小强不喝，梁老师便把一瓶尿向小强兜头淋了下去……

　　独裁教师

    学生放一个屁，老师就要罚他5元钱。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给屁明码标价的老师。这个老师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的大队辅导员。

    据说，2003年春季，大队辅导员在出台这一“政策”前，曾和一些校内干部一起讨论过。显然，这位辅导员不清楚，教师是不具有随意罚款的权力的。

    教师的权力是国家教育部赋予的，教育部禁止的事情，教师们就不能做，如果做了就是违反规定甚至违法。但事实上，一些教师对教育部三令五申置若罔闻，在处置学生时，随意性很大，全凭自己的经验和心情，方式粗暴简单，是典型的“独裁教师”。

    2002年1月，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位老师，因为发现墙上贴有说她坏话的“小纸条”，于是，开始大举查处此事。但学生们没有人愿意为此事负责。这位老师就停了课，让全班同学选举重大“嫌疑人”，恰巧，某个平日调皮的男生“光荣当选”。盛怒之下，这位老师将此学生打成了“耳膜穿孔”。但当这个学生住进医院后，同样笔迹的骂老师的小纸条又出现了。

    此事发生后，教育学者们在愤慨之余指出，打学生的行为放在一边姑且不说，而让学生们选举“坏孩子”的行为更加恶劣，可见，这位老师怀有严重的“独裁者”心态，是教育的傲慢与偏见。

    事实上，怀有独裁心态的老师并不少见。不久前，陕西省咸阳市某中学就出现用投票方式来评定“差生”的事。此事曝光后，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他们的老师也经常不定期地选举“差生”。

    在调查中，一些学生认为，独裁教师的特征还表现在：凭一己的好恶任命班干部和指定模范；随意延长、缩短上课时间或占用节假日；批改学生的日记；公开表示怀疑学生的能力，考试时总是将学生预设为“作弊嫌疑人”而采取极端严厉的监考和惩罚规定，等等。

　　“老板”教师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教师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后，便“曲折下海”。突出表现为四处讲学，对任何事情似乎都很有研究，以至于给自己赢得了“知道分子”的名声。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各地的高校开始流行“研修班”，“博修班”等等。这些学习班往往不用入学考试，但是需交纳昂贵的学费。学员往往是司局级干部、大老板。办这样的班，目的很明确：你出钱，我给你学历甚至是学位。据说，学费很大部分被办班的老师赚取。“我个人认为这是腐败。”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玉圣说。

    除办各种班外班外，许多教授俨然以大老板自居，将课题和生意分解给自己的学生去做，自己坐收名利。学生成了老师的廉价劳动力，有的甚至是“无偿服务”。为了讨好导师，一些研究生竟连自己的专业主修课都来不及学习。

    北京某高校新闻系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已经上了两年的研究生，所做的事只是帮导师出了两本书。

    通常情况下，导师会写一个大概的提纲，然后将各章节分解给属下的几个学生，让他们去做。包括书中所需的市场调查数据，都是让学生花了半个月调查出来的。接下来，书出来后，作者当然是导师，几位辛苦大半年的学生成了无名英雄。

    一位建筑系的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导师经常被公司请去搞设计。由于生意太多，忙不过来，所以，每次导师都会让学生们去完成其中的一大半工作。这期间，学生们若有一些好的构思，经常被导师不客气地“拿走”。当然，导师会象征性地给他们一些钱。

    许多研究生也想反抗，但因为导师掌握着自己的生杀大权，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按理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也存在雇佣关系，但是，学生所付出的劳动通常会得到等价报酬。而在中国，由于导师的权力没有法律来明确规范，导师随意对研究生进行的剥削也没办法干涉。

    “老师都快成商人了，我们成了他的牺牲品。”武汉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说，“我很失望”。

    这名研究生说，导师见他第一面时就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不久，导师就拜托这名学生的父亲去疏通某项工程的关系。

    结语

    当一些教师的越轨行为越来越“蔚然成风”时，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学生们处在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教育环境里。这样一组数字或许与“越轨教师”们难脱干系：卫生部2002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座谈会公布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有问题的比例为12.97%，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以上，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只有不足1/5的患者得到了适宜的治疗。

    教育，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心智的成长。当很多孩子的心智不健康时，教育就是失败的。(文/李径宇 韩福东)(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教育，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心智的成长。当很多孩子的心智不健康时，教育就是失败的。

    在中国，教师是一个道德色彩极为浓重的特殊人群，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建构在道德的框架内。而由于当前几乎没有什么专门用以规范教师职业行为的法律，所以，当一些教师将道德赋予自己的权力无限滥用时，社会似乎还没有心理准备……

    王艳丽终于还是上了老师的床

    老师今年44岁了。王艳丽怎么也喜欢不起他来，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但是，当面对保送研究生的竞争时，她终于来到了对她早有所“暗示”的老师家里。

    王艳丽是一个化名。当她的一位同学向记者说起这件事时，语气平静。

    王艳丽是梅尼拉的中国翻版。在南非作家j·m·库切(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耻》里，梅尼拉被其老师勾引上床。库切认为：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其年龄、学识、地位、经历，一般总是处于强势的地位，是握有权力的一方，而学生则处于弱势。小说中，老师卢里私自改动梅尼拉的缺课记录和考试成绩(梅尼拉没参加考试，但卢里给了她70分的成绩)，明显是在滥用权力。而他对梅尼拉的勾引，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强势力量，越过了师生界线。

    库切将卢里的行为称为“gronus”，翻译成中文就是“僭越”的意思，表现为对约定关系的破坏和对自己权力的滥用。

    许多接受采访的学生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老师，特别是高校老师们的权力，足以改变学生们一辈子的命运。

    一个不容回避的前提是，目前，中国社会在评价教师究竟有什么样的权力时，还主要从教师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来衡量，而没有将教师放在职业化的框架里去考量。

    也许正是由于对教师的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科学界定，在中国的一些校园里，教师的权力正在出现异化和滥用的苗头，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教师越轨”现象。

　　腐败教师

    在以前，中国的教师们被贬称为“臭老九”，但今天，随着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社会对知识的渴求，教师们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尽管如此，像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师吕国辉一样谋求“好日子”的方式，却令人吃惊。

    2003年11月10日，吕国辉被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经调查证实，在2002年1月和11月间，吕国辉先后两次共收受了学生20100元贿赂。吕国辉对给了钱的学生的“回报”是，让他们的考试全部合格。

    吕国辉的受贿行为并不隐蔽，处于一种半公开化的状态，给吕国辉好处费的400余名学生，绝大部分他也不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你们(指学生)想这样做，我就照顾你们。”

    在本刊记者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行贿的学生班长给吕送去了4100元，说是两个班同学的，每人50元。吕一想，两个班有100人，应有5000元，就找到学生班长，“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说实话，是不是从中截留了钱？”后来，学生班长把扣下的1000元钱补上后，他满意地说：“你工作做得很好。”

    据记者了解，在哈医大，当行贿的“潜规则”得以确立之后，不顺从者就会感到压力。2001级临床医学系的学生贾宇鹏，原本没交钱给吕国辉，但后来，还是在同学的劝说下补交了50元。“同学们对我说，都给了，就你们五六个人没给，小心吕国辉给你压分。我想也不差这50元钱，如果不给到时给抓住(不及格)就不好了。”贾宇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吕国辉的“事迹”或许是当今教师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些教师委屈地说，普通教师哪有什么腐败的权力？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会经常收到来自学生和家长们的礼品。他们反问记者：“这也算腐败吗？”

    一些教师们确实把礼品当作了学生们的分内之礼，就像古时孔丘收受学生们的腊肉一样。但是，许多学生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送礼，有时是出于礼节，但也有一部分是为好分数，或为好座位，或为能被推荐为模范，或为保送研究生，或为谋个学生干部等等，送礼是有交换条件的，并且，他们的交换条件通常会向老师委婉地表达出来。

    一个被忽略了的事实是，该缴的学费，学生都交学校了。而老师们该领的俸禄也都一分不少地领了。今天的师生关系早已不再是孔夫子时代。学生和老师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契约关系。另外，有着明确交换企图的送礼，严重干扰了学校里学生间的公平竞争，这种送礼不是腐败，是什么呢？

    除了经济腐败外，让人更为不安的是，近两年，高校老师的学术腐败事件不时被发现。他们被人称为学术界的“岳不群”(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人物)——道貌岸然，门徒众多，沽名钓誉。2002年就发生了两起类似事件。一起是北大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另一件是东南大学校长和其弟子共同署名的论文被指控有抄袭行为。

    职称评定、取得博士硕士学位，都必须有学术论文在省级以上的杂志刊物上发表两到三篇。而一个博士导师的成就，往往取决于他是否能争取到国家或部门的学术基金，他的论文在国际学术权威刊物sci索引上被引用的数量、次数。

    正因为此，有些教师就挖空心思地剽窃国外的学术论文，以蒙混过关。有的干脆直接将自己的大名署在自己学生的论文上，这同样涉及到教师的权力问题。教授名气大关系广，发表论文容易，长此以来，教授和学生之间就达成了某种交易的默契。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玉圣指出，学术界的腐败，现在已经不是“是”或者“不是”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禽兽教师

    天地君亲师，师如父。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里，老师经常被比做父亲。最近几年，人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各地校园里不断上演老师强暴和猥亵女生的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一名小学教师栗锋就是其中一例。在1999年至2002年间，他多次猥亵、强奸班上19名未满14周岁的女生，其中9名学生被强奸。栗锋常利用的就是自己作为班主任的权力，他以补课为名，将个别女生留在学校，进行猥亵或奸淫。即使在学生上课期间，他也能经常把某个女生单独叫到水房去，搂抱、抚摸，或强行扒女生的衣服。而受辱女生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由于年龄太小，更因为慑于班主任老师的淫威，均不敢声张。

    值得注意的是，每起类似事件几乎都是在教师作恶好长时间后才被人发现，而且，多半不是受害学生主动承认的。

    教育学者孙云晓指出，中国政府在1991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但我们的一些老师由于缺乏法律意识，使得学生的权利常常受到侵害。

　　暴力教师

    中国有句俗语：棍棒底下出状元。每次开家长会时，就会有一些家长握着老师的手说：“我把孩子交给你了，麻烦你多费心，他(她)不听话，就打。只要他(她)能好好学习。”

    近几年，家长们意识到打孩子毕竟是弊大于利，不再鼓励老师打学生，而中国的教育专家们也公开反对老师打学生。

    尽管如此，老师打学生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而且，打的手法千奇百怪，打的力度耸人听闻。他们所遵循的是“限其自由、令其惧怕、伤其体肤、挫其自信”的教育法。

    山西省永济市虞乡镇北梯中学教师李明特别喜欢打学生。该校初二年级42班学生赵超，就死在了他拳下。2001年12月28日晚21时左右，正在上晚自习的赵超和同学一起上伙房喝完水，又看了会儿电视才回到教室，被班主任老师李明发现。李先是狠狠地给了赵超几耳光，然后抓起赵超的头发，当胸就是一拳，将刚满15岁的赵超打死。

    李明打学生出了名。有一次，他发现学生们违反学校规定在操场上踢球，于是抓住所有在操场上的30几名学生，不管有没有踢球，全部对撞脑袋。

    问题在于，学生们对暴力教师的忍气吞声。在李明任教的6年间，绝大多数被打的学生，都不曾向学校报告，甚至连家长也瞒着。

    学生为什么怕老师，仅仅是怕老师的暴力吗？显然不是。在采访中，有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师打学生，对被打者来说，是很丢人的事。但是，老师打学生通常被当成他们作为老师的权力，而且，学生们也默认了这种权力，所以，没有人愿意公然反抗。”

    尽管，教育部门一再强调“暴力教育”的危害性，但是，老师打学生事件在今日的中国依然并不鲜见——2000年11月，云南玉溪市北城镇夏井小学四年级学生被老师勒令吃苍蝇；2002年3月，山西宏昌学校的一名老师让学生用板子自己打手506下，直至手肿胀得难以握住；2003年4月，成都市12岁的新都四中初一(3)班学生小强(化名)课堂上突然尿急，就把尿撒在了饮料瓶里，他的班主任梁老师竟然逼他喝尿。小强不喝，梁老师便把一瓶尿向小强兜头淋了下去……

　　独裁教师

    学生放一个屁，老师就要罚他5元钱。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给屁明码标价的老师。这个老师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的大队辅导员。

    据说，2003年春季，大队辅导员在出台这一“政策”前，曾和一些校内干部一起讨论过。显然，这位辅导员不清楚，教师是不具有随意罚款的权力的。

    教师的权力是国家教育部赋予的，教育部禁止的事情，教师们就不能做，如果做了就是违反规定甚至违法。但事实上，一些教师对教育部三令五申置若罔闻，在处置学生时，随意性很大，全凭自己的经验和心情，方式粗暴简单，是典型的“独裁教师”。

    2002年1月，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位老师，因为发现墙上贴有说她坏话的“小纸条”，于是，开始大举查处此事。但学生们没有人愿意为此事负责。这位老师就停了课，让全班同学选举重大“嫌疑人”，恰巧，某个平日调皮的男生“光荣当选”。盛怒之下，这位老师将此学生打成了“耳膜穿孔”。但当这个学生住进医院后，同样笔迹的骂老师的小纸条又出现了。

    此事发生后，教育学者们在愤慨之余指出，打学生的行为放在一边姑且不说，而让学生们选举“坏孩子”的行为更加恶劣，可见，这位老师怀有严重的“独裁者”心态，是教育的傲慢与偏见。

    事实上，怀有独裁心态的老师并不少见。不久前，陕西省咸阳市某中学就出现用投票方式来评定“差生”的事。此事曝光后，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他们的老师也经常不定期地选举“差生”。

    在调查中，一些学生认为，独裁教师的特征还表现在：凭一己的好恶任命班干部和指定模范；随意延长、缩短上课时间或占用节假日；批改学生的日记；公开表示怀疑学生的能力，考试时总是将学生预设为“作弊嫌疑人”而采取极端严厉的监考和惩罚规定，等等。

　　“老板”教师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教师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后，便“曲折下海”。突出表现为四处讲学，对任何事情似乎都很有研究，以至于给自己赢得了“知道分子”的名声。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各地的高校开始流行“研修班”，“博修班”等等。这些学习班往往不用入学考试，但是需交纳昂贵的学费。学员往往是司局级干部、大老板。办这样的班，目的很明确：你出钱，我给你学历甚至是学位。据说，学费很大部分被办班的老师赚取。“我个人认为这是腐败。”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玉圣说。

    除办各种班外班外，许多教授俨然以大老板自居，将课题和生意分解给自己的学生去做，自己坐收名利。学生成了老师的廉价劳动力，有的甚至是“无偿服务”。为了讨好导师，一些研究生竟连自己的专业主修课都来不及学习。

    北京某高校新闻系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已经上了两年的研究生，所做的事只是帮导师出了两本书。

    通常情况下，导师会写一个大概的提纲，然后将各章节分解给属下的几个学生，让他们去做。包括书中所需的市场调查数据，都是让学生花了半个月调查出来的。接下来，书出来后，作者当然是导师，几位辛苦大半年的学生成了无名英雄。

    一位建筑系的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导师经常被公司请去搞设计。由于生意太多，忙不过来，所以，每次导师都会让学生们去完成其中的一大半工作。这期间，学生们若有一些好的构思，经常被导师不客气地“拿走”。当然，导师会象征性地给他们一些钱。

    许多研究生也想反抗，但因为导师掌握着自己的生杀大权，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按理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也存在雇佣关系，但是，学生所付出的劳动通常会得到等价报酬。而在中国，由于导师的权力没有法律来明确规范，导师随意对研究生进行的剥削也没办法干涉。

    “老师都快成商人了，我们成了他的牺牲品。”武汉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说，“我很失望”。

    这名研究生说，导师见他第一面时就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不久，导师就拜托这名学生的父亲去疏通某项工程的关系。

    结语

    当一些教师的越轨行为越来越“蔚然成风”时，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学生们处在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教育环境里。这样一组数字或许与“越轨教师”们难脱干系：卫生部2002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座谈会公布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有问题的比例为12.97%，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以上，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只有不足1/5的患者得到了适宜的治疗。

    教育，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心智的成长。当很多孩子的心智不健康时，教育就是失败的。(文/李径宇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