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繁华如梦（中唐往事）

三、日暮东风啼怨鸟

    唐穆宗的过早下世是他的儿子唐敬宗不得不在一个对官僚制帝国和宫廷政治都还懵懵懂懂的年纪就开始了自己的帝王生涯。连《旧唐书》也认为“彼狡童兮，夫何足议”。两年的短暂时光就象是长庆一朝的自然延续，问题都是老问题，只不过程度更严重罢了：文官集团的倾轧更加赤裸裸地展开；藩镇更加跋扈；甚至市井，也嘲弄起朝廷来了——长安染坊的染工张韶竟然荒唐地聚众闯宫，将敬宗撵得仓皇逃窜……这是一个可笑和可悲的年代，落日下的长安暮色四阖。

     这个少年最终死于暮色掩护下的一次谋杀。宦官刘克明怀疑自己与董淑妃偷情的丑事被敬宗发现，于是铤而走险，在一次唐宫夜宴的时候对皇帝下了毒手。     文官与宦官共同拥立唐文宗即位。他是敬宗的二弟，却比敬宗更懂得负起责任。文宗在深陷牛李党争的文官集团中寻找着自己可以信赖的势力。于是，文官精英们纷纷从天南海北回到了长安——牛李二党的参杂并进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一大景观。

     对比长庆元年，无论是李德裕还是牛僧儒、李宗闵，牛李两党党魁的根坻都更加难以撼动了。资历和经验，再加上多年苦心经营，使他们成为人们必须仰望的人物。随着党魁们相继成为宰相，更多的中高层文官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李党或牛党结合在一起，板结成坚固的一块。文官集团派系日益稳固。即使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计，朝士中结为朋党的也达三分之一。更何况，李德裕口中的朋党当然仅仅是指牛党而已。从悉怛谋事件到杨虞卿、郑覃等人的人事变动，两党以硬碰硬，将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现给对方。在整个太和朝，李德裕、李宗闵们双峰对峙，使文宗无法依靠他本来应该依靠的文职官僚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来实现复兴的政治理想。除了颓然哀叹 “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外，李涵还能如何？他开始更多地依靠权术去控制他的文官集团；他变得日益相信阴谋的力量，相信那些更加不值得相信的人：一个是翼城人郑注，一个是流人李训。     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更是小人！因此他们没有道德上的禁忌，急于事功又不讲究程序。连续放逐三位宰相使他们声震天下；随后利用宦官派系矛盾，借刀杀人，在短时间内将高层宦官相当彻底地清洗一遍。可是，当他们在“甘露之变”中试图动用武力最后解决宦官时却失败了。被阴谋激怒了的宦官率领神策军对文官们进行了疯狂屠杀。在元和宫变中漠然地充当看客的文官们现在惊恐万分地发现：在宪宗被弑十五年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终于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

     《资治通鉴》所谓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似乎值得商榷，宦官们在随后的会昌和大中两朝还要先后受制于李德裕和宣宗。但是，宦官们参政制度化的趋势将继续下去：一个以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翰林学士院为中心的新决策框架稳定下来；护军中尉开始列席延英会议；宣徽院及鸿胪礼宾使、如京使、翰林使、学士使、閤门使和武德使等内诸司使已然建立起上下统属的职官系统，分割原本属于省、寺的权力。甘露之变并未成为宦官公开专政的开始。但是，将会有很长时间人们不会再象文宗那样，考虑以非常手段解决宦官问题了。

     作为郑注、李训的同谋，文宗侥幸保住了他的性命和帝位。可是，生不如死的苦痛和无穷尽的哀伤将伴随他度过最后五年。  接替文宗的是穆宗的另一个儿子唐武宗。经历了文宗时代诸派参杂并进的扰攘后，王朝对一个坚强中枢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武宗为自己选择强有力的合作者——李德裕。他给予李党以最大限度的信赖。所以，会昌一朝是李党秉政，对帝国的命运全面负责的五年。

     作为历史上最能干的宰相之一，李德裕上任伊始就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当十余万回鹘部众在黠嘎斯部落的驱逐下涌入阴山之南时，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李德裕一方面试图使回鹘重返斡耳朵八里，另一方面从容不迫地着手规划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昌三年春，随着回鹘大军逼近振武，最后决战已经无可避免。河东、振武、卢龙大军与天德军、内地奉命驰援诸部及契苾、沙陀、吐谷浑骑兵在朝廷的协调下破回鹘于杀胡山。很久没有这样的胜利了；在胜利以外，杀胡山之役还别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见，长安正重新变得稳妥、有效率，并且十分坚强。在对王朝来说更加利害攸关的藩镇问题上，这种变化有立竿见影的表现。会昌元年九月癸巳，卢龙兵变。幽州局势风云姽谲时，李德裕耐心地作壁上观，静侯合适的人物和时机。朝廷战略性拖延不仅避免了短时间内连续变更任命的尴尬，而且使藩镇的将领们认识到：没有中央的正式任命，他们的统治将因缺乏合法基础而处在高度不稳定状态。态度恭顺的张仲武控制幽州后顺利地得到了长安的认可。作为回报，张仲武和他统治下的卢龙相当长时间里在灭回鹘、灭佛等诸多问题上给予长安弥足珍贵的支持。当刘稹试图把泽潞变成又一个可以世袭的领地时，李德裕果断出手，讨伐泽潞。就连河北三镇也被动员起来了。朝廷取得了对藩镇的最后一次胜利。

     会昌五年武宗驾崩，使李德裕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五年里，朝政“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他亲自承旨草诏，使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李德裕毫不留情地打压牛党；冒着可能招致普遍抵触的危险指派柳仲郢精简地方官吏；连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枢密使出纳王言的作用被削弱；监军的权力也小了；宦官的领袖仇士良甚至被迫休致；李德裕还想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但他终究没能改变宦官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李德裕甚至插手删改《宪宗实录》，影响皇后的册立……正是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他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他的反对派们宦官们选择仇视武宗的皇叔李忱入继大位，庙号宣宗。宦官要借他之手打击李德裕。表面上看，李忱登基是李德裕罢相的原因，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议地柩前即位不过是宦官扳倒李德裕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一代贤相万里投荒，被谪贬到崖州，谪贬到天南的烟瘴蛮溪。那里，离长安很远很远，暮色里的啼鸟如果想回来，都有半年的路程……

四、落花犹似坠楼人

     唐宣宗是宪宗的十三子。父亲遇弑时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认为很愚钝的孩子。由于生母与宪宗元配郭氏有隙，他的前半生是在歧视和迫害中度过的。传说他曾为躲避武宗的毒手而出家云游，浪迹天涯。也许这只是个传说。但由于宫廷档案毁于晚唐战火，从宣宗开始，我们没有实录作为历史的叙述依据了，而关于宣宗的传说又特别多。我怀疑，这是宣宗有意所为，一个在三个侄儿之后不合长幼之序地继位的皇帝要用神奇的传说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一道光环。那些传说由他亲自告诉宠臣令狐绹，由后者的子侄写进《贞陵遗事》。他刻意地仿效宪宗，甚至是太宗，以至于被称为“小太宗”；他用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父亲曾任用过的权贵，现在他们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他们在南衙北司的身影，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前一段峥嵘岁月的回忆，暗示着大中朝对那个时代的传承。当然，这还不够。他追究元和宫变中的罪人们，追究穆宗的罪过以否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得位的正统性。甚至不惜将郭氏逼上绝路，让她几乎要用坠楼的方式来祭奠流水落花般逝去的往昔。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宣宗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宣宗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宣宗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也许，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宣宗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也许，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使他极度自卑也极度自尊。自卑和自尊，在对待臣下时却外化为刻薄和猜忌，连深渥圣眷的令狐绹也要在宣宗不信任的睨视下汗湿重衣。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宣宗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没有共事者的宣宗自然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对那么多的细节的追求和追究上面。长安的文官们在宣宗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越来越无所作为。

    王夫之“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说法也许过分了，但“聪察明断”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确实是于事无补。安史之乱后，东南财赋与西北武力相结合给王朝以新的生机。现在，这种结合行将告终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唐朝，一株把根系深深植入东南肥美的水土，却在西北向天探出最高一枝的参天大树。现在他的根系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也就意味着落花，乃至落叶的时分终于要到来了。    让我们在落花中回想五十年来的恩怨是非吧：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从文宗、武宗到宣宗……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王朝，在一步一步走向黄昏的时候，几番振作，几番挣扎，只希望能再现那曾经有过不会再有的繁华。宪宗不在了，杀死他的宦官、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也不在了。就是那个从东宫就开始陪伴他一生却又最终抛弃他的女人，也只能孤零零地走上高高的勤政务本楼……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壬辰或者癸巳日，当人们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宣宗头朝东边永远地睡着了。也许不是，是几起几落后的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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